PPP项目中合同柔性对项目价值增值的影响研究
徐永顺 陈海涛 迟 铭 程梦元
(吉林大学管理学院)
摘要: 为探求合同柔性对PPP项目价值增值的影响,基于不完全契约理论与社会交换理论,构建合同柔性、私人部门公平感知与PPP项目价值增值间关系的理论模型,通过问卷调查获得234份有效数据,采用结构方程和Bootstrap分析方法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合同条款柔性与合同执行柔性均对PPP项目价值增值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私人部门公平感知的3个维度均对PPP项目价值增值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私人部门公平感知在合同柔性与PPP项目价值增值关系中扮演着中介角色,且互动公平与分配公平的中介效应较大,程序公平的中介效应最小。
关键词: PPP项目; 合同柔性; 公平感知; 项目价值增值
1 研究背景
自2014年以来,国内迎来了大规模应用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以下简称PPP)模式的热潮。PPP模式的应用不仅增加了基础设施产出的经济价值,也促进了基础设施的全面发展[1]。然而,由于PPP模式具有复杂性和长期性等特征,且在我国应用时间较短,发展还不成熟,仍存在着风险分配不公平、相关法律法规不健全、项目合同体系不完善等诸多问题[2],一定程度上阻碍了PPP项目的价值实现。
已有研究表明,合同柔性是影响私人部门行为与项目管理绩效的重要因素[3,4]。基于不完全契约理论,合同柔性对注定不完备的PPP项目合同大有裨益。合同柔性被视为有效应对复杂工程项目的工具[5],其具备一种经济且快速适应内外部环境变化的能力,体现了合作过程中的动态交易秩序[6]。由此,随着工程管理模式的不断创新以及外部环境的快速变化,合同柔性的内在价值与重要地位也越发受到项目管理领域学者们的重视。虽然有学者指出,合同柔性程度过大可能会导致合同不完整或机会主义行为,但多数学者将合同柔性视为项目管理中的一个积极因素[3~5,7]。然而,目前关于合同柔性是否以及如何影响PPP项目价值增值的研究多处于理论分析层面,实证研究不足。此外,工程项目中的公平感知被视为影响各参与方行为与履约绩效的关键心理变量[8],公平感知在工程项目中的重要作用已得到证实,但鲜有研究在PPP项目情境下考虑公平感知对项目价值增值的影响。
综上,本研究基于不完全契约理论与社会交换理论,在PPP项目情境下,拟构建以合同柔性为前因、私人部门公平感知为中介、项目价值增值为结果的理论模型,以揭示PPP项目中合同柔性对项目价值增值影响的内在机理。本研究旨在丰富PPP项目中合同柔性以及项目价值增值的理论研究,以期为公私双方提升PPP项目价值提供一定的科学依据。
2 文献回顾
2.1 合同柔性
合同柔性被视为PPP项目中应对不确定性的有效响应机制[5],其具备一种经济且快速地处理内外部环境变化的能力[6]。目前,工程项目领域中关于合同柔性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①合同柔性的前置与后置影响研究。张锦兰等[9]将合同柔性的前置影响因素分为交易主体、交易关系和外部环境3类;杜亚灵等[3]及尹贻林等[10]的研究指出,信任是形成合同柔性的直接动力与前提,且合同柔性对工程项目管理绩效具有显著的积极作用。②合同柔性维度的划分与测量研究。现有研究关于合同柔性的维度划分尚未完全达成一致,但多数采用了合同条款柔性与合同执行柔性的二维论[11,12]。合同条款柔性主要是在合同条款中,设定合同价款调整机制、重新谈判机制和激励机制等作为柔性元素,以实现合同设计追求的权责利对等[12,13]。合同执行柔性则是指将履约过程中的沟通、合作与信任等关系能力视为柔性元素,以处理履约过程中出现的合同签订时未能预计到的状态变化[11]。综上所述,本研究将PPP项目中的合同柔性划分为合同条款柔性与合同执行柔性两个维度。
2.2 公平感知
公平理论最早是由ADAMS[14]提出,随着研究的发展与深入,公平感知的概念被广泛采纳并用于分析组织间的合作关系。工程项目中关于公平感知的研究主要聚焦在两方面:①公平感知各个维度对承包商合作行为的影响。研究表明,公平感知可以改善承包商的合作行为,减少合作过程中的冲突[15,16];②公平感知的维度划分与测量[17]。工程项目中关于公平感知的维度划分多采用三因素理论,即程序、分配与互动公平。程序公平指在合作过程中参与方对决策制定过程与执行程序、标准等不偏不倚程度的评估[18];分配公平指合作过程中资源和结果合理分配,并注重收益共享与风险共担的合理性[19];互动公平指合作双方在交易与谈判过程中相互对待以及信息交换的公平程度,强调交易过程的社会性[16]。鉴于此,将PPP项目中私人部门的公平感知划分为3个维度,即程序公平、分配公平与互动公平。
森林火灾扑救工作要遵循“预防为主、科学扑救、以人为本、积极消灭”的方针,扑火队伍做到安全第一、统一指挥、分级扑救、密切协作、快速反应。赶往集合点或者火场时,队员应遵守交通规则,驾乘个人交通工具应持有相关有效证件,并做好安全保护措施,参加火灾扑救时,队员必须严格遵守安全守则,严密组织,服从指挥,安全扑救。
2.3 项目价值增值
价值增值的概念来源于价值链理论。自价值增值概念提出后,工程项目价值增值逐渐演化为一种新项目绩效目标的表述方式。WU等[20]认为,工程项目价值增值涉及项目工期、质量与成本的“铁三角”,以及参与主体间的合作、参与方的声誉、能力和合作的满意度等,强调项目价值增值是项目主要参与方的合作共赢。LIU等[21]提出,工程项目价值增值不仅要完成项目管理绩效目标,符合项目的显性需求,更重要的是给项目带来长远益处,满足项目的隐性需求目标。鉴于此,本研究从时间维度来界定PPP项目价值增值,即短期目标与长期目标。其中,短期项目价值增值是指按合同约定对项目的显性需求目标进行改善;长期项目价值增值是指合同无法约定但对项目未来运营有利的隐性需求目标的实现。
3 研究假设及模型
3.1 合同柔性对 PPP项目价值增值的影响
合同柔性是实现PPP项目价值增值的关键因素。过于严格与正式的刚性合同在公私双方之间传达着一种不信任的危险信号,不仅无法有效地应对项目执行过程中的不可预见情况,还会抑制私人部门发挥创造潜能而丧失获得项目价值增值的机会[13]。合同柔性促进PPP项目价值增值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①有利于公私双方合理分担项目风险;②有利于政府部门合同激励机制的形成;③有利于改善项目管理绩效[3]。BRANCONI等[22]指出,合同柔性具有快速反应与处理意外情况发生的功能,对提高项目的履约绩效与价值有积极作用;WU等[23]通过问卷调查进行实证分析得出,合同柔性不仅对项目成功有直接作用,而且还通过缓解项目中的团队冲突,进而影响项目的价值;CRUZ等[5]通过对PPP项目进行分析,指出由于PPP项目具有长期性和复杂性等特征,合同柔性有利于对项目中的不确定性进行快速反应,进而提高项目价值。综上可知,合同柔性作为应对PPP项目不确定性的有效工具,是实现PPP项目价值增值的重要手段。由此,提出以下假设:
第三层中风化混合花岗岩厚度5~10m,RQD=30.9~60.8,天然重度平均值23.3kN/m3。Ra平均值52.2MPa,标准值50.1MPa。C=200kPa,Φ=40°,fak=5000kPa。
假设1 a 合同条款柔性对PPP项目价值增值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假设1 b 合同执行柔性对PPP项目价值增值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3.2 合同柔性对公平感知的影响
已有研究表明,风险分担是影响公平感知的关键因素,而风险分担又是合同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合同能否提供一种公平的风险分担机制,对私人部门的公平感知具有重要影响。当合同具有适度的柔性水平时,不仅可以根据项目的不同变化实现动态调整,还可以为合同的执行留有空间,有助于合理的风险分担与突发事件的处理[5]。此外,合同条款柔性为未来项目的潜在风险提供了应对方法,这是一种动态的调整机制。例如,在合同中注入柔性的价格条款,不仅减轻了私人部门的负担,也体现了PPP项目风险共担与合作共赢的理念[24];柔性激励条款可以促进合作双方更好地进行利益分配;再谈判条款为不合理的风险分担进行再分配提供了可能,双方能够以更有效和顺畅的方式解决冲突,进而影响私人部门的公平感知[5]。良好的互动关系是合同执行柔性的基础,它主要依赖于相互信任与沟通。当项目出现意外情况时,合同执行柔性能够促使双方通过融洽的方式进行谈判和解决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弥补刚性合同的不足[25];且良好的互动与沟通能够促使私人部门积极参与风险决策,发挥私人部门的优势,进而使其感受到公平。由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2 a 合同条款柔性对私人部门的程序公平感知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关于同源方差问题,本研究除采用程序控制外,还采用Harman单因素检验法对数据的同源方差问题进行检验。通过对数据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显示,特征值大于1的6个因子解释了总方差的67.80%,且未发现单个因素解释了大部分差异,因此,本研究所测变量间的同源方差问题不严重,不会影响结论的可靠性。此外,为了避免多重共线性问题,进一步考察方差膨胀因子VIF 。研究结果显示,所有变量的VIF 值均小于临界值10,且各变量间相关系数远小于0.7,由此表明本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合同柔性的测量参考SONG等[4]及WU等[23]的研究,共14个题项。其中,8个题项用以测量合同条款柔性,如“合同设计了价格调整或价格补偿的触发条件与调整机制”等;6个题项用以测量合同执行柔性,如“在合作过程中,要严格执行合同内容”等。私人部门公平感知的测量参考杜亚灵等[17]编制的PPP项目中私人部门公平感知量表以及LUO[28]的研究,共9个题项。其中,3个题项用以测量程序公平,如“在合作过程中,公私双方面对风险事件时,有相同的反应时间”等;3个题项用以测量分配公平,如“在合作过程中,合同价格的确定与调整是通过双方协商确定的”等;3个题项用以测量互动公平,如“在合作过程中,私人部门可以对政府部门的方案与行为提出异议”等。PPP项目价值增值的测量参考WU等[20]的研究,共9个题项,如“项目按进度或将按进度完成”等。
假设2 c 合同条款柔性对私人部门的互动公平感知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假设3 a 合同执行柔性对私人部门的程序公平感知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为保证变量测量的有效性,本研究采取以下措施。首先,参考或引用已被证实且具有较高信度和效度的成熟量表,并由翻译人员对英文量表进行翻译与调整;其次,结合PPP项目的特征对上述量表进行情境化的修改;最后,通过与PPP领域专家以及有实际PPP项目经验的人员进行讨论,最终形成本研究的量表。为保证被调查者能够准确做出判断,本研究所有题项的设计均借鉴5分制李克特量表,1表示完全不同意,5表示完全同意。
假设3 c 合同执行柔性对私人部门的互动公平感知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3.3 公平感知对 PPP项目价值增值的影响
PPP项目强调政府与私人部门之间的关系是风险共担、收益共享,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实现PPP项目的价值。根据交易成本理论与公平理论,在PPP项目中引入公平感知,有助于促进私人部门对项目贡献意愿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抑制道德风险,促进私人部门的积极履约。合作过程中,当私人部门具有较高的公平感知时,其履约的积极性也会随之增强,进而更好地创造项目价值;当私人部门的公平感知较低时,很可能会产生对抗情绪,甚至实施机会主义行为,对项目价值增值造成损失。程序公平感知能够增强私人部门对自身价值的认可,且公平的决策程序使其相信自己的利益能够获得长期保障,进而不再追求短期利益,而是通过合作与积极履约来实现项目的长期价值[16]。分配公平感知有助于强化私人部门对未来收益或利润分配的信心,认为自己的付出或努力能够得到相应的回报,更愿意投入到已建立起来的合作关系中,并积极履约以提高项目价值[26]。互动公平感知能够为公私双方提供更多的信息交流,从而减少冲突与分歧,加强合作意愿[18],有助于私人部门提出合理化建议,进而实现项目的价值增值。由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4 a 程序公平感知对PPP项目价值增值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假设4 b 分配公平感知对PPP项目价值增值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综上,提出本研究的理论模型(见图1)。
3.4 公平感知的中介作用
综上所述,合同条款柔性与合同执行柔性为PPP项目提供了一种动态调整机制,不仅在结果上,而且在合作过程中,通过协商与调整来应对PPP项目中的不确定性,因此,在一定程度上释放了政府部门公平合作与合理分担风险的积极信号,进而增强了私人部门的公平感知。在合同柔性的基础上,公私双方能够以经济与快速的方式,处理PPP项目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进而更好地实现项目价值增值。杜亚灵等[3,27]通过理论分析得出,初始信任能够促使合作双方制定柔性合同,对合作效率有积极影响,而承包商的公平感知在其中起到中介作用;严玲等[8]通过实证分析得出,合同补偿中的公平感知对承包商的履约绩效有积极作用;SONG等[4]通过实证研究得出,合同柔性对承包商的积极履约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公平感知在其中起到显著的中介作用。由此可知,私人部门的公平感知很可能是连接合同柔性与PPP项目价值增值的关键中介变量。由此,提出以下假设:
第七段的超主位为“The recent Chinese attacks④can be viewed as a political statement:China is saying,‘We are a cyber force to be reckoned with’”,是对该语篇第二段提及的关于“中国网络间谍威胁论”的回应。人际主位“It is essentially the same statement”表明评论员的态度取向:网络上盛传的“中国网络间谍威胁”本质上不过就是“中国在寻求网络空间地位”,同“‘近期’在台湾归属问题上与日本产生争议”所发出的声明一样——中国在寻求世界的认可。
假设5 b 分配公平感知在合同条款柔性与PPP项目价值增值间起到显著中介作用。
假设5 c 互动公平感知在合同条款柔性与PPP项目价值增值间起到显著中介作用。
假设5 a 程序公平感知在合同条款柔性与PPP项目价值增值间起到显著中介作用。
假设6 a 程序公平感知在合同执行柔性与PPP项目价值增值间起到显著中介作用。
假设6 b 分配公平感知在合同执行柔性与PPP项目价值增值间起到显著中介作用。
假设6 c 互动公平感知在合同执行柔性与PPP项目价值增值间起到显著中介作用。
假设4 c 互动公平感知对PPP项目价值增值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4 研究设计
4.1 样本与数据收集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收集数据,调查对象主要是私人部门的商务谈判与项目管理人员,且具有一定的PPP项目成本合约与项目管理经验。调查形式主要包括实地问卷和网络问卷两种,由被调查者根据自己熟悉的一个PPP项目情况来填写问卷,并事前向被调查对象说明数据只用于学术研究且匿名采用,使其不会因担心泄露公司机密刻意回避问题。调查范围集中在沈阳、大连、长春、深圳、北京、青岛等城市。共发放问卷320份,收回271份,其中有效问卷234份,问卷回收率为84.69%,有效率是86.35%。从调查对象基本信息统计发现,被调查对象中80.77%为中高层管理者,且89.32%的被调查对象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81.63%的被调研对象具有3年以上的PPP项目实践经验,因此,基本保障了问卷数据的可靠性。
上式中x(t)为理想无失真信号,h(t)为信号通道传输函数,*为卷积运算,以模型输出和系统输出的偏差的方差为准则函数,通过最小二乘法可求解出通道函数的向量表达式h为:
4.2 变量测量
假设3 b 合同执行柔性对私人部门的分配公平感知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从图9和图10可以看出,在一定的温湿度环境条件下,不同的烟草在制品经过贮存设备时含水率逐渐接近于其在此环境温湿度条件下的平衡含水率,并且含水率的变化有所不同。
假设2 b 合同条款柔性对私人部门的分配公平感知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5 数据分析与结果
5.1 信效度检验
采用SPSS 22.0检验量表的信度(见表1),各子量表的Cronbach’s α 系数均大于0.7,表明本研究的量表具有较好的信度。效度方面,标准化后的因子载荷量均在0.6以上。复合信度CR 值均大于0.7,平均萃取变异量AVE 值均在0.5以上,因此,本研究所使用的量表具有较好的收敛效度。在区分效度的检验中,采用FORNELL等[29]的方法,结果见表2,各变量间的AVE 值的平方根均大于其与其他变量的相关系数,表明本研究所使用的量表具有较好的区别效度。
表1 信度与收敛效度( N = 234)
注:***表示p <0.001,下同。
表2 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及相关系数( N = 234)
注:**表示p <0.01,对角线上的数值为AVE 的平方根,下同。
5.2 同源方差分析与多重共线性检验
目前,解决牧区离网型户用或小型节水灌溉的提水设施,主要集中在以风能、太阳能为动力的风力提水、风电提水、光伏提水和风光互补系统提水的研究利用上来。这是依托牧区丰富的自然资源、达到环境碳排放约束性指标较为合理的发展模式。
5.3 主效应检验
本研究利用AMOS 21.0对模型的总体拟合度进行了测量,结果显示:χ 2=626.533,df =452,χ 2/df =1.386,TLI =0.956,IFI =0.961,CFI =0.960,RMSEA =0.041,指标均在临界标准之内,因此模型具有良好的适配度,变量间标准化路径系数见图2。由图2可知,合同条款柔性与合同执行柔性对PPP项目价值增值以及程序公平、分配公平和互动公平影响的标准化路径系数分别为0.313、0.276、0.327、0.251与0.192、0.286、0.285、0.413,且均在p <0.01下显著。由此可知,假设1a、假设1b、假设2a~假设2c以及假设3a~假设3c均得到支持,即合同条款柔性与合同执行柔性均对PPP项目价值增值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对私人部门程序公平、分配公平与互动公平感知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同时,私人部门程序公平、分配公平与互动公平感知均对PPP项目价值增值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其路径系数分别为0.171、0.200、0.227,假设4a~假设4c均得到支持。
5.4 中介检验
本研究采用PREACHER等[30]提出的适用于中小样本的多重中介检验的Bootstrap法,对公平感知的各个维度在合同柔性与PPP项目价值增值关系间的中介作用进行验证,计算结果见表3。
表3 中介效应显著性 Bootstrap检验分析结果( N = 234)
首先,对中介效应是否显著进行检验。运用AMOS 21.0 Bootstrap功能,在原始数据(N =234)中重复抽样直至抽取5 000个Bootstrap样本。采用Bias-Corrected和Percentile两种方法对所得样本的总效应、间接效应与直接效应显著性进行估计,置信水平选择为95%;同时,为了使结果更加可靠,利用系数乘积法所得Z 值进行辅助验证。由表3可知,合同条款柔性对PPP项目价值增值影响总效应的Bias-Corrected法与Percentile法置信区间分别为(0.368,0.580)与(0.371,0.582),均不包含0,且利用系数乘积法所得Z 值也大于1.96,表明合同条款柔性对PPP项目价值增值影响的总效应存在。同理,合同执行柔性对PPP项目价值增值影响总效应的Bias-Corrected法与Percentile法置信区间分别(0.284,0.495)与(0.288,0.498),均不包含0,且利用系数乘积法所得Z 值也大于1.96,表明合同执行柔性对PPP项目价值增值影响的总效应也存在,因此可以进行下一步检验。针对合同条款柔性与PPP项目价值增值的间接效应,利用Bias-Corrected法与Percentile法所得的置信区间分别为(0.103,0.258)与(0.100,0.253),均不包含0,且利用系数乘积法所得Z 值也大于1.96,因此间接效应存在。同理,验证合同执行柔性与PPP项目价值增值的间接效应,利用Bias-Corrected法与Percentile法所得的置信区间分别为(0.117,0.302)与(0.116,0.301),均不包含0,且利用系数乘积法所得Z 值也大于1.96,因此其间接效应也存在。对于合同条款柔性与PPP项目价值增值的直接效应来说,利用Bias-Corrected法与Percentile法所得置信区间分别为(0.181,0.429)与(0.181,0.429),均不包含0,且利用系数乘积法所得Z 值也大于1.96,表明合同条款柔性对PPP项目价值增值影响的直接效应存在。同理,验证合同执行柔性对PPP项目价值增值的直接效应,利用Bias-Corrected法与Percentile法所得的置信区间分别为(0.071,0.316)与(0.071,0.316),均不包含 0,且利用系数乘积法所得Z 值也大于1.96,因此其直接效应也存在。综上所述,在合同条款柔性与合同执行柔性对PPP项目价值增值的影响中均存在部分中介效应。
在噪声存在的条件下,当弱信号的内积值小于噪声值时,此时将发生错误重构.在本文方位向联合稀疏的条件下,由于所有信号支撑集是相同的,即lk,1=…=lk,n=…=lk,N.因此在每次求取支撑集位置时,利用的是N次观测信号的内积和最大原则,即
其次,对模型中的中介变量是否均存在中介效应进行检验。运用软件PRODCLIN 2分别计算3个中介变量的置信区间,利用置信区间是否包含0来判断3个中介变量各自是否起作用,并最终得到3个中介变量各自的影响强度。计算结果见表4。以合同条款柔性对PPP项目价值增值的影响为例,可能存在的中介路径共有3条:①合同条款柔性→程序公平→PPP项目价值增值;②合同条款柔性→分配公平→PPP项目价值增值;③合同条款柔性→互动公平→PPP项目价值增值。运用软件PRODCLIN 2计算得到的置信区间分别为(0.014,0.159)、(0.026,0.203)与(0.022,0.179),都不包含0,因此,3条中介路径都是存在的,即程序公平、分配公平与互动公平在合同条款柔性对PPP项目价值增值的影响中均起到显著中介作用,假设5a~假设5c均得到支持。同理,合同执行柔性→程序公平→PPP项目价值增值、合同执行柔性→分配公平→PPP项目价值增值,以及合同执行柔性→互动公平→PPP项目价值增值这3条中介路径的PRODCLIN 2置信区间也都不包含0,由此可知,这3条中介路径也都是存在的,即假设6a~假设6c均成立。
Study on public transit network from perspective of spatial layout---A case study of central Qingdao
由表4可知公平感知3个维度各中介路径的影响强度。以合同条款柔性对PPP项目价值增值为例,程序公平、分配公平与互动公平在合同条款柔性对PPP项目价值增值影响中的总间接效果标准化值为0.170,其中,合同条款柔性→分配公平→PPP项目价值增值中介路径的影响强度最大,为38.568%,合同条款柔性→程序公平→PPP项目价值增值中介路径的影响强度最小,为27.832%。同理可知,在合同执行柔性对PPP项目价值增值影响的中介路径中,互动公平所在的中介路径影响强度最大,程序公平所在的中介路径影响强度最小。由此可知,分配公平与互动公平是合同柔性对PPP项目价值增值影响中的关键中介变量。
表4 PRODCLIN置信区间计算结果( N = 234)
6 结语
本研究通过实证分析,得出以下结论:①合同条款柔性与合同执行柔性均对PPP项目价值增值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②公平感知在合同条款柔性与PPP项目价值增值关系间起到显著的中介作用,且公平感知各个维度的中介效应存在差异,分配公平的中介效应最大,程序公平的中介效应最小;③公平感知在合同执行柔性与PPP项目价值增值关系间起到显著的中介作用,且互动公平的中介效应最大,程序公平的中介效应最小。
提起兰州,人们会联想到黄河、中山桥、牛肉面。然而,在很多成年兰州人心目中,想到的是兰州石化。因为正是兰州石化,让兰州这座历史名城有了“石化城”的美誉。
由此得到如下管理启示:①树立PPP合同柔性管理思维。随着PPP模式的不断创新以及外部环境的快速变化,国内PPP项目对合同柔性的需求已从应然变为必然,因此,必须树立PPP合同柔性管理思维,建立有效的合同弹性调整机制,明确合同可变更条款及其实现路径,保证PPP项目运行中各方的持续沟通与合同内容的适时调整,进而实现政府与私人部门的合作目标。②增强私人部门公平感知。在互动公平方面,政府部门应加深对PPP模式的理解,转变传统观念,增强服务意识,在合同制定与交易过程中,注重诚信、相互尊重、相互理解;在分配公平方面,保障私人部门获得合理收益,促进私人部门积极履约,进而提升项目价值;在程序公平方面,要增强政府部门的契约精神与服务意识,合理地履行其职责。
(一)挖掘学生对于音乐的情感。音乐是自然与生命的交流,它是世界上最为和谐也最能抵达人内心的交流方式。小学音乐教育的本质目的就是发掘出学生内心深处对音乐的热枕,而奥尔夫音乐教学法的宗旨就是让儿童在宽松的氛围下尽可能地激发出内心对音乐的热爱。
四是建立奖补机制。财政部这些年加大了一事一议、先干后补、以奖代补的资金支持力度,每年投入接近200亿元的资金用于调动农民兴修农田水利建设的积极性。
本研究仍存在一些局限性:①仅验证了合同柔性以及私人部门公平感知对PPP项目价值增值的独立作用,而未对合同柔性和私人部门公平感知的交互作用予以说明,未来将进一步探索合同柔性和私人部门公平感知的交互作用对PPP项目价值增值的影响机理;②合同柔性与PPP项目价值增值的关系中,不仅存在某些变量的中介传导作用,也可能存在某些变量的调节作用,如项目不确定性、私人部门社会偏好等。后续研究将针对这些变量进行深入分析,补充与完善现有研究的不足。
参考文献
[1] CUI C, LIU Y, HOPE A, et al. Review of Studies on the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 (PPP) for Infrastructure Project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oject Management, 2018, 36(5): 773-794.
[2] KE Y, WANG S, CHAN A P C. Risk Misallocation in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 Projects in China[J]. International Public Management Journal, 2013, 16(3): 438-460.
[3] 杜亚灵,李会玲,闫鹏,等.初始信任、柔性合同和工程项目管理绩效:一个中介传导模型的实证分析[J]. 管理评论, 2015, 27(7): 187-198.
[4] SONG H, ZHU F, KLAKEGG O J, et al. Relationship between Contractual Flexibility and Contractor’s Cooperative Behavior: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Justice Perception[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naging Projects in Business, 2018, 11(2): 382-405.
[5] CRUZ C O, MARQUES R C. Flexible Contracts to Cope with Uncertainty in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oject Management, 2013, 31(3): 473-483.
[6] KUJALA J, NYSTENHAARAL S, NUOTTILA J. Flexible Contracting in Project Busines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naging Projects in Business, 2015, 8(1): 92-106.
[7] DEMIREL H Ç, LEENDERTSE W, VOLKER L, et al. Flexibility in PPP Contracts-Dealing with Potential Change in the Pre-Contract Phase of a Construction Project[J].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and Economics, 2017, 35(4): 196-206.
[8] 严玲,江静,郭亮,等.合同补偿中公平感知对承包人履约行为影响的实证研究[J]. 管理学报, 2018, 15(5): 660-668.
[9] 张锦兰,宋昊阳,朱方伟,等.契约柔性的核心议题与研究趋势探析[J]. 外国经济与管理, 2019, 41(1): 73-85.
[10] 尹贻林,王垚.合同柔性与项目管理绩效改善实证研究:信任的影响[J].管理评论,2015,27(9):151-162.
[11] HAARALA S N, LEE N, LEHTO J. Flexibility in Contract Terms and Contracting Processe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naging Projects in Business, 2010, 3(3): 462-478.
[12] 朱方伟,宋昊阳,张锦兰,等.建设工程项目契约柔性概念界定与量表开发[J]. 工程管理学报, 2018, 32(4): 116-120.
[13] 严玲,丁乾星,严敏.建设项目合同柔性研究:述评与展望[J]. 建筑经济, 2015, 36(8): 31-36.
[14] ADAMS J S. Inequity in Social Exchange[J]. 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1965, 2(4): 267-299.
[15] ZHANG S, ZHANG S, GAO Y, et al. Contractual Governance: Effects of Risk Allocation on Contractors’ Cooperative Behavior in Construction Projects[J]. Journal of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and Management, 2016, 142(6): 04016005.
[16] LIM B T H, LOOSEMORE M. The Effect of Inter-Organizational Justice Perceptions on 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s in Construction Project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oject Management, 2017, 35(2): 95-106.
[17] 杜亚灵,孙娜,柯丹.PPP项目中私人部门公平感知量表的开发与验证[J].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 23(3): 52-62.
[18] LUO Y. How Important Are Shared Perceptions of Procedural Justice in Cooperative Alliances?[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05, 48(4): 695-709.
[19] LUO Y. From Gain-Sharing to Gain-Generation: The Quest for Distributive Justice in International Joint Ventures[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anagement, 2009, 15(4): 343-356.
[20] WU G, ZHAO X, ZUO J. Effects of Inter-Organizational Conflicts on Construction Project Added Value in China[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nflict Management, 2017, 28(5): 695-723.
[21] LIU J, WANG Z, SKITMORE M, et al. How Contractor Behavior Affects Engineering Project Value-Added Performance[J]. Journal of Management in Engineering, 2019, 35(4): 04019012.
[22] BRANCONI C V, LOCH C H. Contracting for Major Projects: Eight Business Levers for Top Management[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oject Management, 2004, 22(2): 119-130.
[23] WU G, ZHAO X, ZUO J, et al. Effects of Contractual Flexibility on Conflict and Project Success in Megaproject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nflict Management, 2018, 29(2): 253-278.
[24] MULLER R, TURNER J R. The Impact of Principal-Agent Relationship and Contract Type on Communication between Project Owner and Manager[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oject Management, 2005, 23(5): 398-403.
[25] HUBER T L, FISCHER T A, DIBBERN J, et al. A Process Model of Complementarity and Substitution of Contractual and Relational Governance in IS Outsourcing[J]. Journal of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s, 2013, 30(3): 81-114.
[26] LUO Y, LIU Y, YANG Q, et al. Improving Performance and Reducing Cost in Buyer-Supplier Relationships: The Role of Justice in Curtailing Opportunism[J].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2015, 68(3): 607-615.
[27] 杜亚灵,李会玲,柯洪.工程项目中业主初始信任对合作的影响研究:承包商公平感知的中介作用[J]. 管理学报, 2014, 11(10): 1 542-1 551.
[28] LUO Y. The Independent and Interactive Roles of Procedural, Distributive, and Interactional Justice in Strategic Alliances[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07, 50(3): 644-664.
[29] FORNELL C, LARCKER D F. Evaluating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s with Unobservable Variables and Measurement Error[J]. 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 1981, 18(1): 39-50.
[30] PREACHER K J, HAYES A F. Asymptotic and Resampling Strategies for Assessing and Comparing Indirect Effects in Multiple Mediator Models[J]. Behavior Research Methods, 2008, 40(3): 879-891.
Effects of Contractual Flexibility on Project Value -Added in PPP Projects
XU Yongshun CHEN Haitao CHI Ming CHENG Mengyuan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China)
Abstract :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impact of contractual flexibility on project value adding in PPP projects. Based on incomplete contract theory and social exchange theory, a conceptual model including contractual flexibility, justice perception of private sector and PPP project value adding was constructed. Through a questionnaire survey, 234 valid data were obtained, and structural equation and Bootstrap methods were used for empirical test.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both the flexibility of contract terms and contract execution had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s on the value adding of PPP projects, and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private sector’s justice perception had the same effects. Justice perception of private sector significantly medi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ntractual flexibility and PPP project value-added, and the mediating effects of interactive justice and distributive justice were larger, and the one of procedural justice was the smallest.
Key words : PPP projects; contractual flexibility; justice perception; project value-added
DOI编码: 10.3969/j.issn.1672-884x.2019.08.014
中图法分类号: C9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2- 884X( 2019) 08- 1228- 08
收稿日期 :2019-02-21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重点国际(地区)合作研究项目(71620107001)
(编辑 桂林)
通讯作者: 陈海涛 (1970~),男,吉林长春人。吉林大学(长春市 130022)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为项目治理与供应链管理。E-mail: htchen@126.com
标签:ppp项目论文; 合同柔性论文; 公平感知论文; 项目价值增值论文; 吉林大学管理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