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历史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世界大战论文,启示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和平仅仅存在了20年。斯塔夫里阿诺斯将其比喻为“20年的休战”[1](P953)，小约瑟夫·奈称其为“一次幕间休息”[2](P141)。言外之意，两次世界大战“疑似”是一次大战的两个阶段。第二次世界大战缘何爆发，学术界著述颇丰，再费笔墨似乎已经是多余的了。然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60周年之际，笔者认为重新研究战争爆发的原因十分必要。虽然60年来没有重蹈覆辙，所有的危机和冲突都没有导致新的世界大战，人们有充足的理由享受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成果，但是今天的世界依然不太平，新的战争威胁依然存在，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忘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沉痛教训。本文拟就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体系因素谈点粗浅的看法，希望能够给正在进行的联合国改革提供有益的启示。
一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安全机制的创建者似乎认识到了同盟对维护国际安全的作用，并建立了世界历史上第一个国际性组织，即国际联盟。然而，国际联盟并没有孕育一种以承诺和合作为基础的规范标准。它要求世界接受一种和平路线，但却“全文不对题”，“陈义过高，只有空谈，而无实力。”[3](P314)结果不仅不能有益于国际安全，反而增加了危机和冲突的机会，从而导致不遵守承诺和破坏条约的行为不断发生，战争随之而来。
19世纪末的世界政治家曾经预言，未来的国际舞台将日益受到正在兴起的德国、俄国和美国的影响。当20世纪的钟声响过之后，历史应验了这种预言。所不同的是，德国因发动世界性的战争而在20世纪初期失去了它在欧洲乃至世界上的地位，并被作为战败的罪犯来处理，只有俄国和美国像是两个巨人站立起来，并令世界刮目相看。
1917年俄国革命和美国参战，“导致了一种立即产生世界性影响的新的思想意识”，即列宁的革命口号和威尔逊的“十四点纲领”[1](P593)。两个新兴大国先后提出了重新改造世界的方案：一个是列宁倡导的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政策，另一个是威尔逊为了抵消苏俄影响而提出的以国际联盟取代均衡外交的构想。[4](P567)不过，两个方案两种命运。苏俄在经济上百废待兴，在政治上势单力薄，在资本主义的“集团式”冲击面前，列宁的方案倍受冷落而遭到拒绝；美国财大气粗，已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就连西欧传统大国英国和法国也不得不唯美国马头是瞻，“约翰牛”害怕“山姆大叔”还是历史上的第一次。正如威尔逊在说明其“十四点纲领”时表示：“不是因为我们要选择进入世界政治，而是因为……我们已经成为人类历史的决定因素了。……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你已不能保持孤立。”[5](P593)
威尔逊带着这种自信来到巴黎，他也成为历史上第一位到欧洲参加国际会议的美国总统。威尔逊巴黎之行的首要任务，是成立一个具有特定盟约的包括大小国家的、保证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的普遍性的国际联盟，他宣称：“征服和追求扩张的时代已经过去”，“新的世界上”的所有国家，无论是强还是弱，都享有同等“自由与安全”的权利。他还强调，必须建立各国的联合组织，以相互保证“政治独立与领土完整”[6](P390～396)。英法等传统欧洲强国给足了威尔逊面子，尽管它们对威尔逊关于创建国际联盟的主张并不感兴趣，甚至对一些观点还大有异议，但英法还是迅速地接受了威尔逊的主张。当巴黎和会讨论国际关系史上第一个世界性国际组织“国际联盟”时，“大多数人听到这个名称……还只有几个月或几个星期。”[7](P7)可威尔逊等竟然“在令人难以置信的短短11天内，把国际联盟的协议草案提交和会的全体会议”[7](P41)。难怪威尔逊近乎发疯般地向全世界宣布：“一个活生生的东西诞生了”。
应当说，把国际安全建立在国际组织的基础上，是十分有效的方法，是最能体现集体责任的方法。威尔逊说过：“我的国际联盟设想就是这样，它应该作为全世界人类的有组织的道义力量发挥作用，无论在何时何地出现错误的行为和侵略行径，或者产生采取此类行为的企图，它们都要暴露在良知的探照灯光之下。”[2](P131)显然，威尔逊是想在全世界建立一个基于集体安全原则的国际体系，《国际联盟盟约》通篇都充满了集体安全的原则。盟约第10条就规定，参加国承诺保障成员国的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反对任何外来侵略；第11条又规定，任何一个战争或者战争威胁行为都和所有的国家有关系；第12条和第15条则规定，成员国同意将争端移交仲裁，而且在做出仲裁决定后的三个月内不得诉诸战争；第16条至关重要，它规定任何违背国联程序而发动的战争都将被看作敌视所有成员国的战争，成员国有义务对发动战争的国家实施经济制裁，直至采取军事行动，并赋予行政院开除这种成员国的权力。[8](P286～292)
然而，当威尔逊带着他想要的东西回到美国时，美国国会却没有给他面子。最主张建立国际联盟的国家自动退出国际联盟，这对于英法来说等于是晴天霹雳。英法几乎被搞懵了，法国人甚至大呼上当。它们先前在巴黎得到的保证，一下子变成了“空白支票”。英法本来就对国联毫无兴趣，现在美国的突然退出，使它们没有勇气和信心去接过美国人扔下的这付担子。更严重的是，既然美国不是国际联盟的一员，那么美国和国际联盟就完全是两回事了。而德国恐怕宁愿接受美国的领导也不愿受控于英法。因此，“国际联盟从一开始就是无能为力的。”[2](P134)1931年日本发动了“九·一八事件”，国际联盟针对中国的控诉派出了以英国人李顿勋爵为首的调查委员会。李顿在递交给国际联盟的报告中指责曰本的干涉行为是非正义的，得到了国际联盟大会的通过，但日本据此退出了国际联盟。“九·一八事件”表明，“国联失败了”[2](P137)。渐渐地英法失去了对国际联盟的控制力，国际联盟也渐渐地失去了吸引力和凝聚力，国联也越来越不象是一个国际组织了，而更近乎一个来去自由的国际俱乐部。作为国联的创始会员国，日本和意大利于1933年和1937年先后退出；德国1926年被接纳，1933年效法日本而退出；前苏联1934年加入，1939年被开除。再加上从未加入的美国，可以说称得上是大国的国家，在凡尔赛体系的20年中没有在一起共事，更谈不上协调一致。英法虽然一直“坚守岗位”，但双方也有龃龉。大国的四分五裂也使小国“身在曹营心在汉”，许多小国如希腊、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在危机期间曾忠实地支持国联。但在阿比西尼亚事件之后，这些国家先后“背弃了国际联盟，奉行了一条四散溃逃的政策。”[1](P723)致使国联犹如一盘散沙。1937年5月2日埃及“被欢迎加入国联”，“这是国联最后一次接纳新会员国”[9](P322～323)。在此之后最紧张的两年多时间里，世界上竟无一国申请加入，相反退者纷纷。这说明各国已经不把安全寄托在国联身上了，英法无力为它国担保甚至自身难保，这是很值得思考的问题。
国联盟约本身对待战争的态度足够强硬，但并没有足以使这些条款得以实施的保障。可以说，国际联盟倡导的集体安全原则，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漏斗”。
二
“世界秩序不可能建立在全球军事征服之上。”[10](P548)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似乎并不知道这个道理。在凡尔赛体系的创建过程中，战胜国以“胜利者”自居，极度敌视战败国，从而阻碍了国家间的沟通，并导致没有解决好德国的问题。
国际联盟以惊人的速度建立起来，其最为严重的后果是仓促地处置了德国。英法同意以国际联盟取代均衡外交，最重要的原因是要在制裁德国的问题上得到美国的支持，而当威尔逊得到了国际联盟后，他对如何处置德国就已经不再关心了，甚至宣称要德国人在“是接受条约还是忍受协约国的侵犯”中做出选择。[1]](P34)缔结和约的过程“与其说是协商解决，倒不如说更象法庭上的判决。”[11](P31)德国、奥地利、保加利亚、匈牙利、土耳其相继在“被告席”接受战胜国拟定的“和平条款”。一切都是那么匆忙，那么快速，那么简单。没有调解的场面，没有磋商的气氛。从凡尔赛到圣日耳曼、纳伊、特里亚农、色佛尔，“和约”一个接一个产生。这么短的时间签订如此多的媾和条约，其“速度之快似乎是不可思议的”[12](P109)。条约制订者们根本无法就条约的具体内容进行深思熟虑的分析研究，甚至当德国人已应召来到凡尔赛时，“条约仍然很不完备，德国人仍然在等待。”[7](P46)
美国得到了国际联盟，英法得到了《凡尔赛和约》，巴黎自然就变成了交易市场。《凡尔赛和约》签订时，战胜国标榜为了和平，为了不再发生战争。但事实上，它们更多地是为了复仇。在“绞死德国皇帝”的切齿痛恨之下，不可能出现真正的和平，而只能是“胜利者的和平”[10](P31)，战败国来说简直就是灾难。法国为报普法战争之仇，使尽浑身解数打击德国，力图使这个国家最大限度地遭到削弱。它要求德国支付巨额赔款，坚持国联是一个遏制德国的体制。[13](P39)甚至为压德就范，不惜冒风险入侵鲁尔。这些做法都只会给德国的不满火上加油，德国人普遍把《凡尔赛和约》斥之为“奴隶条约”，“差不多每一个德国人都或多或少地是‘修正条约派’。”[14](P345)凡尔赛体系就象一把利剑刺在每个德国人心头。
1924年以后，法国人醒悟过来想改善法德关系，但为时已晚。谢德曼政府也好，斯特莱斯曼政府，都把摆脱凡尔赛条约的桎梏当作一种不变的政策。特别是希特勒上台后，到处进行蛊惑宣传，叫嚣要废止和约、收复失地，夺取德意志民族的“生存空间”，极大地迎合了当时德国民众挣脱凡尔赛枷锁的心里，而德国百姓对这种“复仇政策”也持积极态度。甚至当1938年希特勒“不经流血就消除了最使德国人民的民族意识受到压抑的凡尔赛和约的后果”时，德国人对希特勒的“信仰已大大加深”，“只有少数人怀疑这种政策的诚实性”，“而看透希特勒魔鬼本性的人则更少”[15](P1)。这足以说明，为复仇而确立的凡尔赛“和平体系”又准备了一个新的复仇主义温床，德国法西斯很快就建立起了法西斯恐怖专政。政治上埋葬了议会民主制，经济上实行全面军事化干预和调节，文化上把学校变成了法西斯战争的军事训练所，军事上清洗冲锋队控制了国防军，外交上退出国联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新的世界大战的战争策源地在欧洲逐渐形成了。
与此同时，亚洲的日本与德国遥相呼应。虽然形式有别，但异曲同工。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不久，日本就出现了一系列法西斯民间组织，主力在军部。当时并没有形成气候，30年代经济大危机后军部内部的法西斯势力极度膨胀，主张在天皇的名义下建立军部独裁统治。于是，它们在军内掀起了“国家改造”运动，军事政变频繁，刺杀事件不断，法西斯分子逐渐分化出对立的两个派别。一派是以荒木贞夫为首的皇道派，一派是先以永田铁山后以东条英机为首的统制派。二者都主张建立法西斯政权，但皇道派主张以恐怖手段改变现状，建立以天皇为中心的军部法西斯独裁；统制派则主张在高级军官的统制下，通过自上而下的合法手段控制政权。皇道派多以中下级军官为骨干，也称少壮派，得到了新财阀的支持；统制派由高级军官组成，以老财阀和旧的官僚贵族为靠山。
1932年5月15日，以少壮派军官为主体的法西斯分子发动暴乱，袭击了首相官邸、警视厅、政友会总部，刺杀了首相犬养毅，后成立了以海军大将斋藤实为首的官僚内阁，结束了日本政党内阁，皇道派和统制派的矛盾日益尖锐。1935年8月皇道派刺杀了统制派首领水田铁山，1936年2月26日5Z在军事政变中杀死了首相斋藤实等，企图建立以皇道派为主的军人法西斯内阁。“二·二六”事变镇压后，皇道派势力渐渐衰落，以东条英机为首的统制派控制了军队。1936年3月，受天皇之命日本组成了广田弘毅内阁。8月，广田内阁按军部旨意通过了一项《基本国策纲要》，提出了“谋求帝国的生存和发展”的道路和目标，第一次明确表示要对中国实行全面侵略。1937年6月近卫文磨内阁成立，并建立了“举国一致”的战争体制。随后，军部法西斯就挑起了“卢沟桥事变”，操纵政府发动了对中国的全面战争。日本内阁完全被军部控制，军部法西斯政治最终确立起来，新的世界大战的战争又一个策源地也形成了。
和德国、日本相比，意大利法西斯的形成要早的多。随着欧亚两个战争策源地的形成，意大利开始向德国靠拢。1936年10月，德国和意大利签订了《柏林协定》，承诺在重要国际问题上相互合作并采取共同方针。墨索里尼称这个协定标志着“新的时代已经开始”，“罗马和柏林的垂直线……是一个轴心，可以在这个轴心周围团结所有愿意进行合作和维护和平的欧洲国家。”[16](P211)
德意轴心的建立，标志着法西斯国家在建立侵略集团的道路是迈出了重要一步。但是，希特勒并不满足于和意大利的合作，他把目标转向了东方的日本。1936年11月25日，德国和日本正式签署了《反共产国际协定》。该协定不仅是针对苏联和共产国际的，也是针对西方民主国家的，它是打着反共产国际的旗号来迷惑西方。1937年9月25日，墨索里尼应邀访问德国，表示要和希特勒“携手前进直到终点”[17](P280)。11月6日，德意日三国代表在罗马签订了《关于意大利加入反共产国际协定的议定书》，形成了柏林－罗马－东京轴心，建立了一个极富侵略性的法西斯集团。希特勒公开宣称：“缔结同盟的目的如果不包括战争，这种同盟就毫无意义、毫无价值。我们缔结同盟只是为进行战争。”[18](P528)
三
国际安全机制不排斥共享利益，甚至源于共享利益。然而，主宰凡尔赛体系的西方国家却始终排斥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排斥集体安全利益。在20世纪30年代末欧洲局势最为紧张的年代，这种不利于共享利益的国际机制终于酿成苦果，英、法、美等西方民主国家采取绥靖政策以求自保，苏联处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也放弃了集体安全而走向了反面。
1939年9月1日，德国向最忠诚于凡尔赛体系的波兰发动了战争，这是对凡尔赛体系创建者的最大讽刺。本来这是可以避免的，至少是可以延缓的，但历史展现在人们面前的却是一场战争，一场世界规模的战争。
说战争可以避免或者延缓，并不是事后诸葛。从战后世界的主要矛盾来看，对世界其支配作用是反法西斯一方，而绝不是法西斯一方。虽然法西斯国家逐渐强大并建立起战争同盟，但只要反法西斯国家结成反战同盟，法西斯就没有能力和条件发动战争，即使勉强发动也会很快被遏制。然而，人们没有看到反法西斯国家同盟的出现，相反却看到了反法西斯国家间的分裂。
为什么没有能够遏止？战争为什么还是爆发了？国际联盟模糊不清的集体安全规则是起子很大的作用，但这并不是主要作用。起主要作用的，是在发生侵略的情况下，世界和平力量没有组成反对侵略的联盟，这样的联盟只是在发生侵略事件后才成立。只要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团结在一起，力量的天平就会倒向反侵略的一方。第二次世界大战之所以爆发，从根本上说，就是当法西斯侵略猖獗之时，爱好和平的国家没有通过强大的联盟来遏止战争。
想一想侵略已经发生的情况下，各大国都在干什么，战争为什么爆发了的答案就一目了然了。英、法、美都反对战争，又都不愿意联合苏联；苏联倡导集体安全，最终却走向了反面。它们都试图以绥靖自保，却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最先实行绥靖政策的是英国。其实，绥靖政策也是一种外交选择，关键是在什么情况下选择绥靖。“西方国家在20年代应该对德国采取绥靖政策，但是实际上却采取了对抗政策，在30年代应该对德国采取对抗政策，但是实际上却采取了绥靖政策。”[2](P159)英国政府认为，应当把德国纳入到欧洲大家庭中，就像在拿破仑战争之后，维也纳会议把法国带回到欧洲一致的体系之中。英国人认识到必须以某种方法把一个独立的、强大的德国恰到好处地安装进欧洲。于是，英国人的战争激情消退了，开始安抚、怀柔德国，试图以绥靖换和平。而法国人的战争激情虽然消退得慢，但在美国的安全保障成为泡影而又得不到英国支持的情况下，法国只能把长期安全寄希望于法德和解。于是，法国在撤出鲁尔后就完全皈依英国外交了。1935年德国废除普遍义务兵役制开始向凡尔赛体系挑战时，英国不仅未予制裁，反赐德一纸“海军协定”；1936年希特勒冒险进入莱茵兰，也未遇到凡尔赛体系最忠诚执行者法国的抵抗；1938年3月德国吞并了凡尔赛体系严加看管的奥地利，英法的默认“对于各民主国家来说，是一次新的退缩。”[19](P210)之后英法又联袂导演了慕尼黑丑剧，尽管希特勒当众宣布：苏台德“是我在欧洲的最后一次领土要求”，“我对捷克斯洛伐克不再有什么兴趣了，我也不会再要一个捷克人了”[20](P511)。但他还是于1939年3月鲸吞了整个捷克斯洛伐克，威逼波兰。英法本想“以绥靖换和平”，但结果适得其反。不断地妥协退让愈发满足不了希特勒的野心，美国学者称之为“闻所未闻的和平”[21](P241)。
美国退出国际联盟并没有影响其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在一定意义上讲，国际秩序的支配权还是掌握在美国人手里。英法是国际联盟的领导者，却不能主宰和控制国际局势。但是，美国孤立主义势力反对卷入欧洲纠纷的舆论依然影响着美国的外交选择，而避免卷入欧洲战争的唯一途径就是实行严格的中立政策。于是，1935年8月31日，美国参众两院通过了第一个中立法案，宣布对交战双方实行无区别的武器禁运，随后美国就援弓I该法案在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的战争中对交战双方实行军火禁运。看起来美国的政策对双方是平等的，但实质上有利于工业较发达的意大利，不利于没有军火工业的埃塞俄比亚。就连罗斯福本人也不得不承认，中立政策实际上援助了侵略者。1936年2月，美国国会对中立法进行了修改，增加了禁止向交战国贷款的条款。随后西班牙爆发了内战，美国政府宣布禁止将军火运往西班牙，还拒绝了墨西哥政府关于输出武器给西班牙共和国的要求。1937年4月9日，美国国会通过了第三个中立法，即《永久中立法》，除了前两个中立法所规定的内容外，又规定中立法适用于发生内战的国家，新中立法随之成了西班牙佛朗哥法西斯叛军的帮凶。美国不仅不禁止叛军支持者从德意法西斯那里购买自己的武器，也不禁止叛军从自己手里购买石油等燃料。难怪佛朗哥感恩地说：“罗斯福总统的行动像一个真正的君子，美国的中立法是我们也不会忘记的姿态。”[22](P399)可见，美国的中立政策实际上是在纵容法西斯侵略，是披着中立外衣的绥靖政策，不仅与英法的绥靖政策一丘之貉，而且对英法的绥靖政策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苏联是30年代集体安全的积极倡导者，并为此付出了很大的努力。然而，在复杂的国际形势面前，苏联没有一如既往地遵循集体安全的外交选择，在30年代末欧洲局势最为紧张的时刻，苏联抛弃了英法西方民主国家，与德国法西斯走到了一起，选择与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尽管英法绥靖德国有“祸水东引”的嫌疑，但绥靖的本意其实是避战求和。希特勒很清楚这一点，他说：“我在慕尼黑领教过的人物都不是能打世界大战的人物。”[23](P717)但是，当希特勒威胁波兰时，张伯伦似乎如梦初醒，宣布要为波兰而战。这时，在苏联、英法、德国的三角关系中，“苏联在两边的重要性都加强了”。[24](P738)对英国而言，丘吉尔说的很清楚，英法对波兰的保证，“除了纳入英国和俄国达成一个全面的协议体系之内，否则无一具有军事上的价值。”[20](P536)对德国而言，最糟糕的是在未来战争中同时两个战线作战，所以希特勒“破釜沉舟地力图使斯大林疏远法国和英国”[25](P723)，以便使苏联在德国与西方的战争中保持中立。显然，苏联已经居于欧洲外交舞台举足轻重的中心地位，无论是英国、法国，还是德国，“没有同苏联取得谅解，都不可能感到安全。”[26](P721)应当说，在英法和德国之间做出选择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德国法西斯已经成为世界人民的公敌，英国和法国应当为拒绝苏联“埋单”，但决不能以“祸水西引”来作为“罚款单”。然而，苏联却偏偏将这张罚款单“回赠”给了英法。结果，德国放心大胆地将军队开往西线。和英法、美国的绥靖政策相比，苏联的做法同样是绥靖，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
四
几乎所有的国家都需要安全感，人类最可怕的经历无疑就是战争。基于这一点，我们并不怀疑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所有大国所作的事情，都是为了远离战争的伤害。但实际上，谁也没有能够逃脱战争，谁也没有能够得到那份企盼的安宁。原因是什么？道理很简单，英、法、美、苏本来是可以联合阻挡法西斯势力的，但它们没有联合，它们分割了和平，分割了安全。结果自然是没有和平，没有安全。
英国、法国、美国和苏联，谁也不希望成为法西斯的猎物，但历史已经告诉了我们答案。虽然几乎所有国家都意识到了法西斯的威胁，但仅仅是为了各自狭隘的安全利益，都置国际安全于不顾，公然企图牺牲别国的安全来换取自身的安全。英国人为了保证自身的安全，张伯伦不顾年迈三次亲飞德国，精神可嘉，结果悲惨。看似到手的“和平”，等待他的是把英国送向战争之路；美国人有两洋天险可凭，是最不愿意卷入战争对国家，名为中立，实为绥靖，对法西斯暗渡陈仓，等待美国的也只能是战争；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最不该支持法西斯的国家，但李维诺夫在20世纪30年代说过的一句话，令我们深思。他说为了在一个充满敌意的世界里谋求安全，苏联将愿意与任何国家，包括希特勒德国，进行合作。[27](P223)苏联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一纸苏德条约把战争引向了西方，自己也没有逃脱法西斯的魔掌。
英法“祸水东引”，苏联“祸水西引”，结果都落了个“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历史告诉我们：集体安全是对抗侵略的惟一道路，只有集体安全才是安全，没有集体安全的国家安全是不存在的，和平是不可分割的。上述国家为了自身安全而做的任何努力均遭失败，就是因为它们分割安全，分割和平。好在各国领导人及时醒悟，在意识形态和反法西斯联盟的问题上，选择了后者。尽管意识形态因素并没有消除，但随着战争的逐步深入，各国也逐渐认识到联盟的重要性，意识形态不再是联盟的障碍。这是最终战胜法西斯的重要保证。
过去我们十分重视英法的“祸水东引”，与此有关的论述堆积如山。但极不相称的是，苏联的“祸水西引”却鲜有论述。其实，“祸水东引”和“祸水西引”是一以孪生兄弟，“祸水西引”是苏联对英法“祸水东引”政策的“回报”。
决不能忽视英法（特别是英国）与苏联过去那段不友好的交往中，1918～1920年，英法充当了武装干涉苏俄的争急先锋；1927年英国又因苏联支持英国工人大罢工而断绝了与苏联的外交关系；1933年后苏联真心诚意与英法合作，却被英国政府不分青红皂白地推开了，1934年苏联加入了国际联盟，弥补了德国和日本的退出给国联造成的影响，但英国则“是以大大低于对待德国的规格来对待这个名义上友好国家的”[28](P47)。英国一直想把德国这股“祸水”引向苏联，企图“借刀杀人”，丘吉尔当时就警告过，这会使苏联疏远西方。但英国政府没有听从丘吉尔的劝告，对苏联提出的建立集体安全体系的构想置若罔闻。国际联盟没有能够阻止一些国家的侵略行径，“损害了国际联盟的声誉，导致集体安全的稳定性受到严重挑战。”[29](P359)张伯伦在绥靖道路上越走越远，苏联越来越感受到自身安全的威胁。当1939年春天张伯伦终于实行“外交革命”时，为时已晚，莫斯科的外交已经做出新的选择，英法苏三国谈判的最后机会丧失了。
莫洛托夫在1939年8月31日的报告中说：苏德条约“证明国际关系中的重大问题，即使不甚重要的东欧问题，如无苏联积极参加，决不能解决，证明妄想将苏联关在门外，在苏联背后秘密决定此类问题之一切企图，均必然失败”[30](P171)。莫洛托夫的报告明显透露出对英法的不满，特别是对1938年慕尼黑时期被“关在门外”的仇视，同时也表现出了苏联把英法“关在门外”的得意之情。斯大林和莫洛托夫都曾说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不是在对苏联的作战中开始的，而是在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开始的。这是对1939年苏联外交选择目标的高度总结。苏联不仅知道德国即将发动战争，而且清楚德国的目标首先是西方。同时它认为这场“帝国主义战争”必定是场长期的消耗战。所以诱使德国西进，让帝国主义先打，既报复了英法，又削弱了德国，而自己又可获得在东欧的利益，一举多得。“斯大林希望使德国卷入和西方民主国家的战争。不管结果如何，这样一场战争要比苏德对抗好得多。”[31](P28)我们不否认苏联的防御目的，但这种“闪避策略看来是一个目光短浅得要命的权宜之计”，充其量是绥靖侵略者的冒险。[32](P17)正如威廉·夏伊勒所说：“苏联只不过是做了一年前英国和法国在慕尼黑所做的同样的事情：以牺牲小国为代价，买得了和平和整军经武以备对付德国的时间。”[23](P7)(P755～756)苏联预计会使自己摆脱战争，但结果它的命运也不比西方好多少。西方因慕尼黑协定“赢得了”一年的“和平机会”，苏联因莫斯科条约“赢得了”一年半的“和平机会”。
毫无疑问，反法西斯的集体安全体系没有在战前建立起来，英国和法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法国尽管曾经和苏联签订了互助条约，在建立集体安全体系的道路上迈出了一步，但法国并没有诚意履行协定。赖伐尔对戈林讨好说，法苏条约只是一张废纸。而英国并没有把苏联看在眼里，过分强调波兰在东线的作用。加上对苏联布尔什维主义的仇恨，英国根本不信任苏联。张伯伦在1939年3月26日的一封私人信件中表示：“我最不信任苏联，我根本不相信苏联有能力保持有效的攻势，即使它想这样做。而且，我最怀疑苏联的动机。”[1](P740)
毋庸置疑，英法苏三国谈判未果，苏联起着最关键的作用。苏联强调抛弃英法接近德国的原因，是英法继续奉行“祸水东引”的绥靖政策，“它们打算借纳粹分子之手来消灭它们所仇恨的社会主义国家，消灭布尔什维主义。”[33](P5)“为了使苏联人民在如此险恶形势下免于战争，苏联政府不仅对本国人民而且对国际无产阶级履行了它的职责，它采取了唯一可能采取的保证苏联安全的措施。”[33](P11)其实不然，英国在最后关头决定与苏联合作，德国也告知苏联其政策是针对英国的，苏联选择与德国签约有处于自身安全的考虑，但也是对“祸水东引”以牙还牙的回报。
“祸水东引”也好，“祸水西引”也好，最终都品尝因“分割安全”而酿成的战争苦果，它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启示：“安全不可分”是人类共同和平利益的唯一的选择。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可以避免的，至少是可以推迟的。即使是必然要发生，也不一定发生全球性的大战，可能会是欧洲范围内的战争。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世界大战的可能性越来越大。说是希特勒德国精心准备着这样一场战争，倒不如说是英、法、美、苏共同协助德国走向了战争。“英国领导人为了避免第一次世界大战悲剧的重演，而在20世纪30年代所推行的政策，促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2](P160)苏联拒绝英法，美国拒绝国联，所起到的作用和英法是一样的。由于没有在战前建立起集体安全体系，法西斯德国解除了两线作战的威胁，按计划实施了进攻波兰的白色方案。英法没有得到“渴望”的和平，只能被迫宣战。而苏联十分得意地拿着与德国签订的条约“袖手旁观”，美国则高傲地举着中立法“隔岸观火”。
综上所述可见，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虽然原因很多，很难一言以蔽之；但是，根源在于“体系”。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凡尔赛体系及其国际联盟，“既不能取消一切足以引起战争的原因，复不能重建一个权力平衡的局势。……于是终于有‘暴君’出现了……他们向它挑战并利用其无能的弱点。”[3](P314)今天，世界正在向多极化发展，但道路是曲折的，美国为谋求“单极世界”一次次对主权国家施暴，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十分嚣张并极力争取政治大国地位，世界军备竞赛异常激烈甚至发展到了太空。凡尔赛体系和国际联盟没有制止战争的教训不能忘记，联合国改革势在必行，但任何旨在强行推动不成熟的改革或为改革设置时限的做法都应制止。联合国作为世界上最具普遍性、代表性和权威性的国际组织，对其进行的改革是全方位、多领域的，决不能草率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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