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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10月13日，孙中山致电胡汉民，指出“商人既如此，非大加惩创不能挽回大局。着即宣布戒严，停止一切法政、行政，付托全权于革命委员会，使便宜行事，以应非常之变。”15日，警卫军、黄埔学生军、工团军、农民自卫军以及滇、桂、湘、豫、粤各军包围了广州西关商团总部，经过激烈的战斗，全歼了商团军，平息了震惊一时的广州商团暴乱。
广州商团的产生与变质
广东是中国近代资本主义较为发达的地区。清末民初，由于军阀割据，盗匪横行，为了保护自己的生命财产安全，1911年夏，广州商民成立了自卫性武装组织——广州商团。商团的成员大多为当地的商人、资本家，也有不少雇佣替代者。早期对维护当地的社会治安、促进经济发展起过一定的作用。但是，随着英帝国主义的渗透扶值，商团日趋反动，逐渐沦为听命于港英政府的反动武装。1919年，汇丰银行广州分行买办陈廉伯接任广州商团团长，商团逐步走上了与广东革命政府对抗的道路。
国共合作，革命运动高涨，商团日益反动
第二次护法运动失败后，孙中山痛定思痛，决心接受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1923年2月，孙中山重返广州，建立大元帅府， 准备以广东为革命根据地，推动中国革命事业的发展。10月，苏联派鲍罗廷到广州，协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1924年1月， 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会议发表宣言，提出了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奋斗目标。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形成，使国民党的发展出现了新局面，同时也促进了南方工农运动的高涨。1924年5月，广州工人代表会议召开， 决定成立广州工人代表执行委员会，并于7 月在沙面发动了反对英国势力的罢工取得了胜利。同月，广东省第一次农民大会在广州召开，不久，各地举办了农民运动讲习所，并成立了农会组织，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减租减息运动。广州工团军和农民自卫军也相继成立。革命运动的高涨，威胁了帝国主义在华的利益，他们开始加紧对中国革命的干涉和破坏，而商团对革命的敌视，也随着工农运动的发展而日趋加深。他们攻击革命政府“联俄”“联共”政策，诬蔑“扶助农工的政策是挑起工人和资产阶级的恶感，来坐收渔人之利”，并极力镇压工农运动，多次捣毁工农组织，捕杀民众，与广东革命政府的对抗逐日加剧。
矛盾激化，英帝介入
1924年初，为了解决财政困难，广东革命政府决定向各商铺征收铺底捐，遭到了商民强烈反对。5月9日，广东铺底维持会在广州商团集会，以罢市挟胁革命政府取消命令。26日，广东省长杨庶堪明令取消铺底捐。但是，革命政府的让步却使得广州商团更加猖獗。28日，广州商团秘密召开广东全省商乡团联防会议，决定成立“广东省商团军联防总部”，企图将城乡商团联合起来，组成“大联团”，陈廉伯为“总长”，邓介石、陈恭受为“副总长”，并决定购买枪械，扩充力量，以对抗革命政府。
商团的活动遭到广东革命政府的制止。为了使阴谋得遂，陈廉伯贿赂了粤军将领许崇智之弟、粤汉铁路局长许崇灏，从香港南利洋行购得长短枪9800余支，子弹337万发，共1100余箱。8月11日，孙中山得此消息后，立即派军舰查扣了这批枪械，封存于黄埔军校。
8月12日，广州商团为了索还枪械，派出2000 余团丁来到大元帅府前请愿，并以罢市要挟；15日，又纠集各地武装进入广东，强行举行庆祝联防总部成立活动，并在大元帅府前示威。不久，广州、佛山等百多个城镇举行罢市，拒收纸币，拒绝纳税，并四处造谣革命要实行“公夫公妻制度”，要“赤化”。20日，联防总部迁往佛山，任命“攻城总司令”，通电各地商团，准备发动武装暴乱。商团的活动得到了英帝国主义的支持，28日，英国政府派出9艘军舰，汇集白鹅潭声援商团， 并向革命政府发出武力威胁，声称“如遇中国当道向城市开火时，英海军即全力对付之。”广东革命政府受到严重挑战。
革命阵营内的分歧
对于商团的猖獗举动，孙中山表明了严正的态度。8月12日， 他在接见商团代表时说，“政府很希望商团能够发达，想培植你们做民治的中坚”，但他指出，如果商团想以此举行暴乱，革命政府将严惩不贷。19日，孙中山派人携带亲笔信前往商团总部，揭示陈廉伯妄图颠覆政府，勾结北方军阀的阴谋，他希望商团能够及时反省。22日罢市发生后，面对商团的执迷不悟，孙中山果断提出“运用武力制止罢市，解散商团”的举措。同时，对于帝国主义的武力威胁，孙中山发表了《为广州商团事件对外宣言》，严正抗议英国政府的野蛮，指出“扫除完成革命历史任务的主要障碍——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干涉，以此为其议事日程的时期已经到来”。孙中山的态度，得到了共产党人和廖仲恺等国民党左派的坚决支持。共产党刊物《向导》发表评论，指出商团是各地革命政府的心腹之患，提出要用工农武装坚决镇压。
但是，当时广东革命政府中的实力派军阀却和商团私下勾结，对他们的不轨行为采取姑息纵容态度。滇系军阀范石生，廖行超于8月29 日和商团达成协议，提出取消对陈廉伯等人的通缉令，发还枪械，商团改组，商店复业，商团报效军费50万元等六项条件作为“和平”解决方案。这些条件竟得到国民党汪精卫、伍朝枢等右派和中间派的赞同。孙中山被迫采取调和方法。8月30日，广州各埠先后复业。不久， 粤军将领李福林和商团干事李朗分别担任广州市长和公安局长，持续月余的扣械事件从表面平息下来。
暴乱再起，革命政府决心痛击
9月初，江浙战争爆发，13日， 孙中山率领先遣部队离开广州赶赴韶关，准备北伐。由于孙中山此次北伐更多含有“舍去一切，另谋生路”的意图，并将广州政务交给胡汉民、汪精卫等“长于调和现状”的人维持。这极大助长了商团嚣张的气焰。10月4日，广东全省188个商团在佛山开会，决定举行大规模罢工和停止纳税，并通电海外，煽动华侨反对广东革命政府，并向国际联盟指责孙中山为“破坏国际善意的叛徒”。9日，商团发出了第二次总罢市的通牒，并与陈炯明相勾结， 准备里应外合，消灭革命力量。革命到了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
10月10日，中共广东区委在广州第一公园为庆祝武昌起义13周年召开了群众集会，会后举行集会游行，当队伍到达太平路时，预先埋伏的商团突然向群众开枪，打死20余人，打伤抓捕数十人，并惨无人道地凌辱尸体，进而封锁市区，构筑工事，贴出“驱逐孙文”“打倒孙政府”等标语，准备发动更大暴乱，“收复省署、公安局及各财政机关”。
孙中山闻讯后，下定了镇压商团的决心。他于当日成立了镇压暴乱的革命委员会，自任会长，并任令许崇智、廖仲恺、汪精卫、蒋介石等人为全权委员，决定“尽灭省中之奸兵奸商，以维持革命之地盘”。13日，警卫军和部分湘粤北伐军连夜从韶关赶回广州平叛。14日，胡汉民下达解散商团的命令。当晚，商团发动暴乱，凭借临街的铁栅栏和高楼射击。以蒋介石为平叛临时军事总指挥的黄埔学生军和滇、桂、湘、豫、粤等部队兵分5路，果断地包围了西关商团总部， 经过数小时的战斗，击溃了商团军，一举镇压了暴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