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科学新史学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社会科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战后世界新史学发展的潮流中，美国的社会科学史学派通常被学术界认为与法国年鉴史学派、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派鼎足而立的三大史学流派之一，就其所取得的史学成就及其对战后历史学发生的重大影响而言，称它们为战后国际史学尤其是西方史学界的三支最重要的新史学流派亦无不可。本篇介绍美国的这一流派。
一
从宏观的趋势来看，19世纪是历史学专业化、学科化的时代，到了20世纪，特别在二战后，历史学与其他学科交流、融合，显示出了一种整体化与综合性的趋势。在这方面，年鉴派提出了“整体历史”（总体史）与“历史综合”的口号，是历史学走向整体化而又不失史学自身特点的一个范例。史学的整体化必须以史学的科学化为前提。要使史学科学化，它必须伸开双手，一个伸向自然科学，引进与借鉴现代自然科学的方法；一个伸向社会科学，引进与借鉴社会科学的理论与方法，使自身社会科学化。可以这样认为，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结合，是现代史学的一种共同的特征，但在这一过程中，各国形成了各自的特征，以法美两国而言，前者表现为“社会科学的史学化”，而后者显示出的特征则是“史学的社会科学化”。巴勒克拉夫特为把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紧密结合作为现当代美国史学的“显著特征”〔1〕。
基于美国的国情，在西方诸国中，美国历史编纂学的现代化同其美国社会的现代化一样，超前而又迅速。倘从学科变化这一视角来考察，应当说美国史学现代化的学术背景是来自社会科学。在20世纪上半叶，美国进步史学派兴起的学科动因正是美国社会科学。不过，在那时历史学家的努力还始终停留在向社会科学寻找新的认识能力上。史学与社会科学更紧密的结合开始于40年代。“1950年以后，社会科学为历史学家开拓的前景不仅极为丰富多采，而且比以前更加明确了。”〔2 〕在美国，情况尤其如此，丹尼尔·贝尔称50至60年代为美国学术发展史上的“社会科学的时代”〔3〕。 正是由于战后社会科学的发展对历史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进而形成了社会科学和历史学一体化发展的趋势。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紧密结合是各自学科本身进一步发展的需要。从历史学来说，现代社会的发展，使历史学由于其自身的理论与方法存在的不足而不断发生危机，为了克服和解决这种危机，历史学家要求与其他科学结盟，这也是20世纪上半叶以鲁滨逊为代表的新史学家所孜孜以求的“新的同盟军”。战后兴起的新史学，在使史学与社会科学结盟这一点上，不但目标一致，而且显得更加强烈，因为唯其如此，才能使历史学适应现代的要求，以进一步了解与认识包罗万象的人类世界。
从社会科学来说，一方面，我们应充分看到，现代社会科学的长足发展所显示出来的优点，对历史学似乎形成了一种进攻性的态势，这是因为：各门社会科学的理论经过较长时间发展和检验，日渐趋向成熟；社会科学研究技术的进步，电子计算机技术的革命和进步。另一方面，现代社会科学的发展，也需要吸纳历史学的营养以滋润自己，这两者的关系如同“人”字形的结构那样，需要互相支撑。新经济史家等就是如此产生的。
50年代以来，美国社会科学理事会采取了许多得力的措施，以推动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紧密结合。社会科学新史学具有两个很明显的特征：一是充分运用社会科学或行为科学的理论和方法，二是广泛采用计量研究方法和数量资料。美国社会科学新史学派是一个庞杂的概念，大体说来，它可以包括新经济史学派、新政治史学派和新社会史学派等几大流派，并衍化发展为城市史、劳工史、黑人史、妇女史、家庭史、儿童史、人口史、社区史、企业史、少数民族史等众多分支学科，蔚为纷繁，成了当代美国多元性史学最突出的表征：在它那里，有力地改变了往昔传统史学只注重叙述“精英人物”和“政治事件”的单一格局，使历史学家的视野与历史学研究的领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开拓与扩展；在它那里，更广泛运用社会科学的理论模式、思维范畴，使历史学由一门描述性的人文科学转为一门分析性的社会科学；在它那里，彻底改变了传统史学研究方式的落后面貌，一方面是新的技术手段的大量运用，另一方面是学术研究的组织形式从个体走向群体，犹如现代化工业生产那样井然有序地从事历史研究工作。从1967年至1987年，在这20年间，美国社会科学新史学派的作品风行一时，其中有8 部历史著作获得了班克罗夫特奖。〔4〕
美国的社会科学新史学极大地改变了美国史学的陈旧面貌，并与欧洲史学的革新潮流汇合，推动了战后史学的进步，但在发展进程中，也遇到了困惑与曲折，如盲目地借鉴社会科学的结果，既导致了历史研究的碎化与专通比例的失衡，使广大读者对那种充满社会科学术语与数理模式的历史著作望而却步；又如一味崇信那种更深奥、更高级的技术去研究历史，忽略用综合性和分析性的方法来展示历史的全貌，从而忘却了历史学的自主性。在当前，克服由史学社会科学化而产生的危机，使史学与社会科学建立在一种更平等与更正常的关系基础之上，恢复历史学的自主性，展开对历史的综合性论述，可以说是眼下美国新史学家尤其是社会科学新史学派诸家的重要的史学课题。
二
巴勒克拉夫曾明确指出， 当代史学的突出特征是“计量革命”〔5〕，不管怎样，现代意义上的计量方法的广泛运用，不仅构成了对现代史学的一大挑战，也是西方史学50年以来发生新的转折的重要标志。在美国，从50年代开始，计量研究开始渗透到历史研究领域，向传统的经济史、政治史等发起了猛烈的挑战。
新经济史学派〔6〕是以珀杜、华盛顿、芝加哥、罗彻斯特、 麻省理工学院和斯坦福等大学为基地的。1957年9月， 迈耶和康拉德发表了《经济理论、统计推理和经济史》一文，提出了用统计与计量方法研究经济史的主张。1960年新经济史学派诸家在珀杜大学举行学术会议，规划与协调了他们的研究方向，引起了经济史家的重视。1963年，新经济史学的代表人物之一福格尔发表了《新经济史初探》，认为“新”经济史与“旧”经济史的区别首先在于计量对象的不同，它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复原那些一度有过、但已不复存在的经济数据；其次，新经济史十分注重如何组合原始数据，以便计量前人从未计量过的东西；第三，新经济史十分强调设法计量不能直接计量的东西〔7〕。此后， “新经济史”一词取代了原来的“计量史”或“计量经济史”而流传开来。次年，福格尔的《铁道和美国经济增长》一书出版，1974年他又与恩格尔曼合著《苦难时代：美国奴隶制经济》一书，书中所论，引发了学界的广泛争论，新经济史学派随之也扩大了他们的影响。至70年代，新经济史学家接办了《经济史杂志》，完全掌握了这一领域的支配地位。
新经济史学是由经济理论、统计推断与数学模式的结合运用，它的基本法则是用计量方法，使它与一个结论或假设相关的所有因素与关系项明朗化。在这一过程中，确立预先的假设很重要，以福格尔为代表的新经济史学是以下列四项假设为基础的：1.存在着决定经济运行的铁的法则，如同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所总结的那种法则；2.资本主义经济是以不可扼止的增长为其特征的，这在所有近现代社会里都采取了类似的形式；3.经济上的现代化过程必然强制性地导致政治上的现代化；4.计量方法不仅可以在经济的、而且也可以在社会的过程中加以运用。〔8〕
诚然，在他们那里，数学模式与电子计算机程序的运用，是历史学家一种不可或缺的手段，但在方法论上它的“根本特征是用行之有效的假设—演绎模式建立起对过去经济发展的全部解释”〔9〕。 这一被福格尔所称的假设—演绎模式亦称反事实模式，可以这样说，它构成了新经济史学的本质特征，这是因为，这种模式充分利用了计量经济学精心设计的技术，目的在于用数学方法建立起各种变量因素在特定的环境下相互发生作用和影响的方式。
福格尔运用这种模式，在他的《铁道和美国经济的增长》一书中，对前人的铁路运输在19世纪美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所起作用十分重要的识见（如罗斯托所揭示的铁路与美国经济起飞不可分割），提出了质疑。他指出，只有能证明采用铁路比采用其他最好的办法所带来的增值额，直接或间接地占19世纪美国经济产出的大部分，才能认为铁路是不可缺少的。福格尔运用假设—演绎模式，假设1890年美国没有铁路，以推断出各种未发生的情况，结果表明：由于在没有铁路的情况下美国国民生产总值至多减少3%多一点， 所以他认为铁路在美国经济增长中并没有起过决定的作用。
随后，福格尔和恩格尔曼在合著的《苦难时代：美国奴隶制经济》一书中，又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假设：如果没有1861—1865年的南北战争，奴隶制种植园一直维持到1890年的情况会是怎样呢？他们根据诸如棉花价格和产量、价格水平和利息率等各种历史统计资料以及帐簿、日记等大量前人不注意的资料，运用复杂的计算方法计算出1860—1890年间棉花价格和产量增长率、奴隶生活费变动率以及奴隶价格增长率等，得出结论认为到1890年奴隶制度较1860年时更具有活力，因此，奴隶制危机不是经济和社会危机，而是社会平等问题，或者说是道德问题，奴隶制就其经济实质来说，与资本主义制度并无区别，只是带有中世纪的形式而已。
他们两人的论见在学界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褒之者认为这是“新方法的精华”，贬之者认为这是“糟糕的历史”。由此而触发的这场争论，使人们悟出，用统计方法与电子计算机虽不失为一种有用的手段，但并不能由此使历史学家变成无所不能的“超级史家”。不过，反事实的假设——演绎模式对于历史研究仍是有积极意义的，因为它揭示了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各种可能性，从而有助于人们加强对客观历史的认识，是历史学方法论的一种进步。
三
美国的新政治史学同新经济史学一样，也是在战后社会科学的勃兴与“计量革命”的推动下出现的。1957年，本森在《美国政治史学研究中的若干问题》一文中呼吁历史学家更新对史料的认识，应当把报纸和手稿扩大为可以用数值来表示的史料， 以开拓政治史研究的新局面。 1961年，本森在新政治史学领域的代表作《杰克逊民主的概念》出版，它运用计量方法，借用社会科学的理论，分析19世纪中叶前后纽约州的民众选举行为，以此奠定了新政治史学的基本模式。至70年代，新政治史学进一步扩大了研究领域，注重分析种族、文化和宗教这些因素在政治行为中的作用。这一新史学派以衣阿华、宾夕法尼亚、匹兹堡和威斯康星大学为基地，取得了不少成就，与传统的政治史相比，其新颖之处除运用计量方法外，更突出的是它把行为科学的理论引入了历史学，为此，新政治史学家又常被称为“行为历史学家”。新政治史学派所确立的“政治行为模式”以下列两种为最著名：
第一，政治重新组合模式。这是由凯伊最早提出的，1955年，他在《临界选举论》一文中，对选举结果作出趋势分析，区分了不同性质的选举，一种是长期而缓慢的稳定性选举，另一种是短期而激烈的不稳定性选举，提出了研究政治变化的临界选举论或重要时期论。在凯伊看来，临界选举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在这一时期中选民的政治倾向发生了变更，这种变更便导致了政治的重新组合。这一理论为新政治史学家对政治行为和过程进行多因素分析提供了一个概念框架。
在凯伊理论的基础上，政治史研究者把选举分成三种：维持现状的选举、偏离的选举与政治重新组合或临界选举。他们把美国政治史看作是不同政党体制的更替演进，各个政党体制是以各个政治重新组合的时期来划分的，而政治的重新组合取决于选民对政党公共政策的态度，因而政党体制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政策体制。
第二，种族文化模式。这是由本森和海斯所确立的。在本森看来，不同对立集团的政治冲突，其因可能不是比尔德所说的经济利益，而可能是种族和宗教的差别，若从人们的价值观念、宗教信仰和个性特征等出发，就会取得更大的成就。在《杰克逊民主的概念》中，他指出，属于同一种族和文化群体的成员的投票态度是同一的，这是解释大众投票行为和党派行为的关键。这之后，以克莱普那、詹森、佛米萨诺等为代表的新一代史学家，通过大量的地区研究，进一步阐明和验证了种族文化模式。他们都把种族、宗教、文化等因素视为大众选举行为的决定性因素，尤其强调宗教因素的重要性。
这种模式在新政治史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一些学者对此也提出了批评，有论者认为不能排除对选民的社会经济因素地位的分析。总之，新政治史学也遇到了同新经济史学同样的问题，都需要纠弊革新，以开创新的局面。
四
战后，新社会史研究在欧美等国发展很快，以霍布斯鲍姆为代表的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通过社会整体的历史研究，尤注重社会下层民众日常生活的历史研究，形成了新社会史学派。美国的新社会史学派在60至70年代也获得了迅速的发展，以哈佛、加利福尼亚（伯克利）、普林斯顿、约翰·霍布金斯和卡内基——梅隆大学为基地，形成了自己的特点。
美国新社会史的突破口是社会流动研究，并以此确立了“社会流动模式”。60年代初，兰帕德在《美国史学家与城市化研究》、《城市化和社会变迁》等文章中，把城市社会看作是一个“生态复合体”，认为应运用社会学、人口学和人类生态学理论研究“城市化过程”，包括城市增长率的变化，以及人口年龄、性别、职业、种族的分布和变化等。他认为，在研究城市化过程中应着重于人口、环境、经济、组织机构这些因素及其相互作用，尤其要注重社会流动这一美国社会特征及其在城市化过程中的作用。在他看来，城市化已为农民、劳工、移民等各种不同背景的人们提供了多种机会，使他们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跻身于社会上层，而原先处于社会上层的人由于在激烈竞争中失败而沦为社会的下层。因此，美国城市社会中这种社会流动应成为历史研究的重要内容。
在兰帕德的理论基础上，以塞恩斯特鲁姆等为代表的新一代史学家，通过大量的城市史研究，建立了社会流动模式，由于塞恩斯特鲁姆的《贫穷与进步：一个19世纪城市的社会流动情况》一书所引起的连锁反应，一些新社会史学家对美国社会阶级变动、城市人口变动、少数民族、移民等方面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塞恩斯特鲁姆等人所确立的社会流动模式，则主要关注：
1. 人口流动状况。塞恩斯特鲁姆在与耐斯合写的《流动的人群》一文中指出，人口流向城市是一个复杂的、动态性的过程。由于“净流入人口”为数颇巨，城市飞快地发展起来，但城市的“总移入人口”要比“净流入人口”数多好几倍，因为城市移入人口在中年定居下来之前一般总要历经三个或更多的社区或城市。
2. 阶层和种族的空间流动差异。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城市中，穷人、移民和黑人等处于社会低阶层的人群虽有聚居于某一特定区域的倾向，但却比处于社会高阶层的人群更具有流动性。
3. 社会流动性。塞恩斯特鲁姆在对马萨诸塞州纽贝里港以及波士顿的居民研究中指出，在美国城市化过程中因机会的增多而产生了较显著的社会流动，但这种社会上下流动并没有造成太大的社会地位的变动。也就是说，蓝领和白领阶层的变动是有限的，处于社会低阶层的人群要摆脱贫困是很困难的。
4. 移民与社会程度差异。土生土长的美国人比处于同一社会阶层的其他人享有更有利的机会。某些欧洲的移民群体，如英国人、德国人和犹太人，往往发迹很快，而爱尔兰和意大利移民则较为困顿〔10〕。
总的说来，社会流动模式研究推翻了过去把新政以前的繁荣时代称为黄金时代，并认为这个时代人人机会平等的普遍的观点。无疑，这些研究所挖掘和揭示出来的事实加深和丰富了人们对美国社会和历史的认识。
美国的新社会史是一个相当宽泛的研究领域，由社会史而衍化为城市史，如由塞恩斯特鲁姆撰写的《贫穷与进步：一个19世纪城市的社会流动情况》，既是新社会史的奠基之作，也是新城市史的代表作，他归纳新城市史的特征是：运用社会学尤其是行为科学的理论进行研究、运用计量方法、注重普通人群。由此可见，塞恩斯特鲁姆所归纳的新城市史的特征也是新社会史的特征，随着新社会史的发展，除新城市史外，又增列许多新的分支学科，如劳工史、企业史、家庭史等，但随着历史解释的多元化与课题的分散化，以至无法作出“融会贯通的解释”。如何走向新的综合，这既是美国新社会史学派，也是整个美国新史学所面临与要解决的问题。
注释：
〔1〕〔2〕〔5〕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 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45页、74页、131页。
〔3〕丹尼尔·贝尔：《当代西方社会科学》，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14页。
〔4〕参见张广智：《论现代化进程中的美国史学》， 载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编：《美国现代化历史经验》，东方出版社1994年版。
〔6〕新经济史学派，又称克丽奥学派（Cliometricians）。 克丽奥（Clio），古希腊神话中的缪斯女神之一，司历史。以“克丽奥学派”为名，反映了新经济史学派力图把他们所从事的研究变成一种真正的和科学的历史学的愿望。
〔7〕福格尔：《新经济史初探》， 载项观奇主编：《历史计量研究法》，山东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101页。
〔8〕格奥尔格·G·伊格尔斯：《二十世纪的历史科学——国际背景评论》（续一），何兆武等译，《史学理论研究》1995年第2期。
〔9〕见项观奇主编：《历史计量研究法》，前引书，第150页。
〔10〕参见塞恩斯特鲁姆：《新城市史回顾》，载《当代史学研究》，台北明文书局1982年版，第318—3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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