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统文化滋养与现代性生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代性论文,传统文化论文,生长论文,核心价值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26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257-0246(2015)06-0016-07 一、民族品格塑造的两个层面：文化与价值观 民族品格是一个民族在心理状态、性情特征、生活情趣和处世之道等方面所特有的个性，表现着一个民族的共同特征。民族品格的塑造离不开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以及对其文化的反思，既表现在其文化的物质形态上，又表现在其文化的精神追求上。 1.“文化”的界说 从词源上看，“文化”泛指人类创造的包括物质的和精神的一切文明。“文化”一词源于拉丁文“cultra”，指农业耕作、植物的培育，后来演变为英文“culture”，意义也极大丰富，除了具有耕作、培育的原始意思外，还具有“文化、精神文明”和“教养、陶冶”等意思，其意义逐步从人的劳动与劳动对象的关系层次引申到人的思想和精神层面。在中文里，“文化”由“文”和“化”构成，“文”指各色交错的纹理，而“化”则是一种有目的的对象化活动。《易·贲卦·彖传》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因此，从人的活动角度来理解文化，不难发现，“人文”是人通过“耕作、培育”等活动所生成的“纹理”——轨迹、痕迹，它是人类活动的具体成果，表现着人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基本样态。那么“化”就是把这些“成果”转化为“教养、陶冶”“天下”的重要资源。从东西方关于“文化”的词源解说中我们可以得知，文化首先是人类在自己的生产活动中逐步生成的，应该从人与其活动对象的关系中进行理解。其次，文化是人们在其生产活动中不断生成的一种人化的自然，它构成人的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现实内容”。再次，文化是人通过“对象化”活动所生成的“人”的一种“对象性”存在，它是人类在发展过程中“直观自身”的一面镜子。最后，“文化”从生成到发展既包含人类“耕作”的物质成果，又包含由此“教养、陶冶”的精神成果，它既是一种物质存在，又是一种精神存在。文化的发展过程彰显的是人类追求自由、自觉实践活动的本质以及人类在将自身不断“对象化”过程中自我意识的觉醒。 钱穆先生说：“文明”“文化”皆指人群生活而言，文化必由群体内部精神累积而产生。作为精神存在，文化是人类对自身实践活动的精神反思和价值诉求，这种精神反思和价值诉求形成的思想境界就是价值观。因此，不同的族群在自己的生产实践活动中的价值观代表着这个民族最为先进的文化内涵，它不仅是对自身取得的物质文明成果的反思，更是对由此产生的精神成果的萃取所达到的精神境界。它一方面代表着对过去历史文化的反思，另一方面又代表着对未来的一种价值期待和诉求，它是人们基于对其文化传统的尊重，在实现未来理想社会的道路上所秉持的精神价值表达。从一定意义上说，它作为先进文化的精髓，是一个民族或者整个人类不断取得进步的精神脚手架。 2.中华民族的“根”与“魂”：文化与价值观 如果说一个民族传统文化是这个民族品格养成的根脉，那么作为其文化最高境界和精髓的价值观就是这个民族品格的灵魂。 中华民族品格生成之“根”：中华文化。中华文化是在长期的历史反思中沉淀下来的稳定的精神追求，它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基因。习近平指出：“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标识。”①一个民族品格的塑造，离不开这个民族历史上创造的丰富的文化。当今，由民族国家为主体构成的世界中，民族品格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特有的个性，代表着一个民族作为民族成员个体以及由此构成的国家整体的文明素质或基本素养，它生成于一个民族长期实践、生活的过程中，是一个民族在对其历史创造的自我理解过程中所形成的相对稳定的精神追求和行为范式。 民族品格养成之“魂”：价值观。习近平指出：“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牢固的核心价值观，都有其固有的根本。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②核心价值观的培育要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些优秀的传统文化之所以优秀，是因为它在精神层面上是对传统文化价值的萃取获得的更为普遍的稳定价值诉求，这种萃取的结果是不断对传统文化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过程中所获得的“文化根柢”。核心价值观之所以是民族品格养成之“魂”，正在于它可以在实践中为民族品格的养成注入时代精神的精华，引领一个民族走向未来。 《中庸》说“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说明了民族品格生成的“位育”感应，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根植于千年农耕文明的“位育”感应的结果，它是中华民族民族品格生成之“根”，是中华民族精神塑造的“源头”；同时，也要使中华民族“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等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③使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伟大实践成为践行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活水”，不断为民族精神注入新的内涵。 二、传统文化滋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合理性 谈到中华传统文化对于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当代价值，“滋养”一词用得很好。滋养肯定了一个前提，即中华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相通性，正因如此，传统文化对核心价值观的滋养作用才具有合理性。 1.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立场 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文中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就在批判旧的历史观时指出，“迄今为止的一切历史观不是完全忽视了历史的这一现实基础，就是把它仅仅看成与历史过程没有任何联系的附带因素”④。马克思认为，在人类的生活中，既存在从过去承继下来的物质生活条件，又存在着被承继下来的“纠缠着活人的头脑”的精神生活内容，它们共同构成了“历史的这一现实基础”。因此，传统虽是一种历史，但又不是一种停留于某个历史阶段的过去，而是作为一种历史生成的流淌在历史过程中的生活样态，它是“作为代代相传的事物在历史的矫枉过正中萃取出来的具有实质性内容的文化力量”。⑤核心价值观作为一种文化的、思想意识的精华，毫无疑问一方面有赖于物质生活的历史过程，一方面有赖于传统文化在当下纠缠过程中人们对它的反思。 中华传统文化是民族的“根”和“魂”。毛泽东指出：“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⑥邓小平认为，对传统文化我们要汲取精华，弃其糟粕，坚持“古为今用”，用历史教育人民，使传统文化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资源。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问题在许多场合做过反复的阐述。他在主持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会议时强调，“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的滋养。”后来他又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上强调：“不忘历史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善于创新。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⑦ 从马克思主义的原初形态到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对传统文化的认识都是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之上的，因此，在中华民族的历史过程中，前一代人在创造活动中生成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都会成为下一代人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资源，它源远流长，绵延不断，既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过程中遇到的先前各代遗留下来的“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的生产力总和”，又作为一种“文化剩余”跨越时空，滋养当下。 2.优秀传统文化既构成核心价值观的历史积淀，又托举着核心价值观指向未来 布洛赫认为，在人类历史中始终伴随着无所不在的乌托邦精神，这种精神可以游离于一定的物质生活条件，跨越时空被沉积下来，他把这种现象称之为一种“文化剩余”(culturalsurplus)：“某种超越并游离于特定时代的意识形态之上的东西。一旦某一时代的社会基础和意识形态衰落，唯有这种‘剩余’经久不息地存于各个时代；作为其他时代培育果实和提供遗产的始基而继续存在。在本质上是乌托邦的，而只有与之相符合的概念才是乌托邦的——具体的概念。”⑧布洛赫认为，这种对生活的美好期待其实就是一种“尚未存在”的梦想和希望。于是他把“尚未存在”作为他哲学的核心范畴，构建起他的“希望哲学”，他认为，由人自身和对象世界构成的生活境遇并不是一个静态的存在或集合，而是一个不断生成又不断超越的存在——世界不是一个一次性完成的过程，而是由人的不断自我否定的对象化活动所开辟和生成的世界。它既是开放的更是发展变化的世界，这个世界向未来敞开，给当下人提供各种可能的想象和实践的空间。 如果说文化是对文明的提升，那么价值观就是对文化的提升，核心价值观构成引领一个文化发展和文明进步的最高精神境界。这种文化的剩余告诉我们，一个时代思想价值的精华是可以独立于特定的历史时代，向后代传递。姜义华认为，“大一统的有效的国家治理、家国共同体的经济结构与社会结构、以天下国家为己任的责任伦理”⑨是中华文化一直绵延不断的根柢。如果说这三大根柢构成中华文化的历史“剩余”，那么它超越历史时空的存在恰恰说明了，它虽然不是在所有的朝代中都有着共同的表现，但即使国家处于对峙分裂、社会动荡或是民生凋敝状态，这种根柢却依然超越时空，始终存积在民族的血液中，成为国家、社会以及个人得以重新整合的根本精神力量。 3.传统文化滋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合理性在于价值观的历史传承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核心价值观不是突然出现的，也不是一时一刻形成的。它是一个历史的积淀过程，也是一个动态的传递过程。“中国文化，表现在中国已往全部历史过程中，除却历史，无从谈及文化。我们应从全部历史之客观方面来指陈中国文化之真相。”核心价值观包括民族认同、民俗遵从、思维演变及行为延续，都是通过历史传承不断发展的，它虽然以相对完整自洽的理念存积于不同的历史阶段，但是它们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又要借助不同方式予以表达，并在新的表达过程中不断得到充实和具体。历史传承一方面构成核心价值观存在形式的基础，另一方面它又在不断生成与整体理念自洽的新的价值内涵。所以，没有以往社会的历史传承，就没有现代社会的核心价值观。正如美国著名社会学家爱德华·希尔斯(Edward Shils)指出，“那些对传统视而不见的人实际上正生活在传统的掌心中，正如同当他们自认为是真正理性的和科学的时候，并没有逃出传统的掌心一样”⑩。即使在被科技理性支配的现代社会，我们的生活也无法逃出传统的掌心，历史传承至当下的文化传统构成当下人实践的内在价值，成为一个国家基本国情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实生活是人们“从他们崇高的祖先那里继承而来”的“制度、成规、教条、风俗和法律的巨大”的社会和文明体系。历史传承表明，培育和践行核心价值观必然受当下现实的制约，因为现实中存在着“视而不见”的传统因素。我们“应在历史进程之全时期中，求其体段，寻其态势，看他如何配搭组织，再看他如何动进向前，庶乎对于整个文化精神有较客观、较平允之估计与认识”(11)。作为人类精神的提炼，核心价值观无疑具有普适性或者共同性的内涵，因此，价值观也是在特定的国家历史发展和民族生活环境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也是与国情紧密相关的。世界各国既有最大公约数的核心价值观，更有独特的价值观。从一定意义上说，国情制约是国家核心价值观本质特征的决定性因素。 培育和践行核心价值观必须充分利用传统文化资源。中国几千年的文明积淀着中华民族对社会主义文明秩序探索的思想结晶，创造了中华民族实践国家治理的优越经验，凸显了中华民族解决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相互关系的思考成果。对于中国来说，充分利用传统文化资源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独有优势。 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现代性生长的必要性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客观存在于人们对市场经济交往模式和现代生活的精神需要之中，具有极为明显的现实性，因此，核心价值观应该是客观存在的东西，现实性是第一位的，它不是学者专家搞理论研究产生出的结果，更不是单纯地靠思想宣传树立起来的东西。核心价值观是深藏于人们内心、左右着人们头脑、依附于人们情感、契合于人们感知的东西。但是，人们固有的价值判断往往受传统习俗的影响，而现代生活理念需要对传统思维进行超越。因此，我们在肯定传统文化与价值观相联系的同时，必须注重核心价值观的现代性生长。 首先，核心价值观的现代性生长是时代变化的必然要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与培育的课题可以追溯到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关于“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一起抓的思想是现代性生长核心价值观思想的源头。20世纪末江泽民领导的党中央紧紧抓住改革开放，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升到文化建设的高度加以认识，以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来推动精神文明的发展。从改革开放的现实发展逻辑与精神诉求的发展逻辑来看，进入21世纪后形成提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在要求，这也是党坚持必须始终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体现。从计划经济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从商品经济到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与人之间不断发展的社会交往促生对核心价值观的诉求；在生产方式上，农耕文明向现代文明的跨越需要更为丰富的精神驾驭。为顺应时代的要求，2006年10月，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全社会引起了广泛关注。习近平在考察山东时指出：要把当代中国价值观念贯穿于国际交流和传播的方方面面。在2014年11月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他又强调，中国要发展，必须顺应世界发展潮流。要树立世界眼光、把握时代脉搏，要把当今世界的风云变幻看准、看清、看透。其实，习近平正是从国际和国内两个角度来认识中国现代化的价值理念的，践行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华民族自觉把握世界历史进程的必然要求。 理解我国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精神启蒙，必然要追溯近代以来人类发展的两个历史进程。第一个历史进程就是西方现代性的发育和资本主义制度确立，伴随这个过程的是人类精神世界的进步，这就是近代以来西方现代化所催生的“自由、平等、博爱”等价值思想启蒙，它曾托举着资本主义一路高歌猛进。第二个历史进程就是无产阶级革命创立的社会主义制度，它一方面昭示着一种新的人类历史的开启，另一方面也宣告近代思想启蒙所倡导的核心价值观已经远远不能满足现代社会的要求。对世界历史进程的自觉把握，必然需要精神世界的回应，这个回应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那样，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仅要引领代表中国先进文化发展方向，更要在国际交流过程中自觉把握人类精神家园建构的历史进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固然离不开代表人类优秀文化的现代文明，但是，中国现代化道路所追求的价值诉求和精神境界必然要超越启蒙现代性所倡导的价值信念，要对后者进行批判性吸收。中国近代历史是在外部现代性压力下被迫开启的，在对民族危亡的时代反思中，最先刺激中国人精神世界的是西方现代物质文明的强大及其对传统中国带来的羞辱，从此，实现现代化成为拯救民族危亡的重要路径，中华民族深刻认识到现代化对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意义。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现代性却在既可爱又可恨的矛盾困惑中呈现，它激励着中华民族摆脱外来压迫，实现伟大复兴，同时又时刻警醒着中华民族在民族复兴的道路上必须要走与西方不同的现代化道路，最为根本的就是要深刻反思西方现代化道路的核心价值，内在地要求中国现代化道路探索所依赖的精神启蒙必须高于西方现代性发育过程所依赖的抽象价值观念。 其次，核心价值观的现代性生长以现实存在为基础。从世界历史进程来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对以实现现代化为内容的民族复兴过程中不同价值诉求的高度凝练，它应该是立足于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同时也应该是整合现代性社会生活的强大精神力量；它生长于现代性发育过程中，又立足于现代性社会生活，同时还能超越西方第一个历史进程，引领现代性的更高更全面的发展。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对现代性进行批判的过程中，现代性往往与社会“物化”现象相勾连，现代化一度被打上物质化的标签。我国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确立以后，现代性道路走上正轨，但是，现代化所依托的市场配置资源方式和对物质财富的片面追求也带来了种种困境。改革开放之初，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均受到高度重视。邓小平指出，在现代化道路上既要建设物质文明，同时还要建设精神文明，培养人民群众的共产主义理想。江泽民指出：“要在发展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基础上，不断推进人的全面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12)胡锦涛更是将“精神懈怠”的危险放在党面临的“四大危险”之首，警醒一个政党一个民族在自己现代化的道路上充分认识精神建设的必要性。2013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能否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13)当下，国家与国家的竞争，民族命运的安危不再仅仅体现在军事力量和科技领域，意识形态领域的较量也是暗流涌动，成为国家的重要软实力。 再次，核心价值观的现代性生长是人本关怀的当下体现。固然现代化的经济社会生活的发展具有催生新价值观的作用，但是，物质生活发展带来的思想领域的“骚乱”同样需要精神力量的整合。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现代化的发展一方面打破了传统的人对人的依赖，另一方面又将人对人的依赖的社会形态转向人对物的依赖的社会形态。毫无疑问，我们现在尚处在马克思所说的人对物的依赖的社会形态，只是这种对人的依赖向对物的依赖的转化是如此的急促，短短20多年，市场经济发展的“时空压缩”带来的各种震荡考验着社会的心理承受力，也冲击着每个个体的精神世界，尤其是具体的物质生活世界被抽象的货币化生活世界所统治，货币的价值通约能力不仅体现在对经济生活的润滑推动方面，还体现在对人们生活价值信念的消解：一切都成为可以交换和让渡的商品，人的情感、个性、生命的价值都被诱导在对可量化的冷冰冰的货币追求上；人们对普遍勤劳的物质生活结构的共同期待、对社会共享劳动成果的实践要求被市场个体化、“单向度”追求剩余劳动的物化心理所消解。但是“自由个体”又在现实生活中渴望其“本质力量对象化”的活动意义能够得到社会及时有效的确认，进而在个体与社会的互动过程中感受生命存在的价值。因此，在社会生活领域，人们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如此需要一种核心价值观来体现社会的人文关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现代性生长正是要在现代化的道路上不断提取现代社会生活的精神价值，以此来克服现代性的“单向度”物化生活需求与多向度精神文化需求之间的二律背反，整合当下并激励人们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成为人们的精神支柱，体现现代化过程中的人文关怀。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需要从中华传统文化的土壤中不断汲取“营养”，现代性发育又为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辟了更为广阔的空间。它一方面以新的生活方式唤醒着传统文化沉积下来的各种价值要素，促动传统文化自身的革故鼎新，从而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性的启蒙诉求；另一方面，它又在传统所构筑的给定的社会基础上催生着承前启后的价值内涵，来引领现代性的发育和发展。因此，我国现代性发育与发展必然带来精神层面的更高要求。 四、培育和践行核心价值观的双重关怀：传统文化滋养与现代性生长 如果说传统文化滋养对核心价值观来说解决的是内涵价值来源，那么，现代性生长解决的是核心价值观实践的路向。他们之间存在着这样一种关系：前者托举后者，后者在前者所生成的给定环境中不断生成新的内涵。一个是源头，一个是活水。没有源头，就没有活水，但是源头不能代表或者说涵盖活水的全部，活水必然在源头之水不断地流动中扩展丰富。培育和践行核心价值观必须要注重传统文化滋养与现代性生长两个维度，既不能企图仅仅依靠中国传统文化改变现实世界，又不能在我国现代性发育、发展的过程中以所谓“断裂”的思维将传统文化的滋养价值予以摒弃。 1.以现代性生长来唤醒和激活传统文化的滋养价值 改革开放的时代特点和实践要求是现代化的叙事方式所赋予的。现代化的叙事方式一方面赋予时代以快速的“流变”，同时，现代化在全球化的推动下，使得人类散落的历史有了整体发展的可能。这种快速的“流变”体现传统的个人被迫于资本逻辑和市场整合的过程，整个社会生活都在交换中进行，整个社会的关系都转变为交换关系，社会的价值都变为交换价值，整个社会的意识都变为鼓励自由交换的理由，社会的个性、个人的个性都被作为交换要素的财产权所确认，整个社会心理都在货币的度量下变为一种交换的算计，人在其“现实性上”逐步被赋予经济性的属性。现代性对人类散落历史的整合在近代以来的世界历史进程中已经得到证明。但是，近代以来的世界历史进程给人类带来的并不是一个理想的和谐世界，它带来的是贫穷与富裕的分化，“自我”与“他者”的分裂，东方与西方的对立。因此，现代化的伟大实践要在传统中开辟自己的道路，更需要在实践中通过对传统文化的唤醒和激活消解现代性的二律背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现代性生长与传统文化滋养的双重关怀要统一于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中，统一于我国从传统农耕文明的生产方式向现代工业文明生产方式的转变过程，我国现代性生长所要追求的精神境界和价值诉求，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内在需要。 2.现代性的发育实现对传统文化的“祛魅”与整合 当下的现代化实践对传统文化的价值发现提出了新要求，“对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按照时代特点和要求，对那些至今仍有借鉴价值的内涵和陈旧的表现形式加以改造，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激活其生命力”(14)。任何文化只能与当下的实践相结合才能彰显其价值，传统文化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滋养需要现代性的唤醒与激活，更需要现代性对传统世界的“祛魅”。在历史叙事中，中国传统文化代表着农业文明的思想结晶，与西方近代文明相比意味着陈旧、落后和过时，以至于一些激进知识分子总是采取抨击和舍弃的立场，极端的态度就是主张“全盘西化”。历史和现实中关于传统与现代的争论告诉我们，在两者关系的认识上，不能用历史叙事的思维对待和处理核心价值观问题。西方国家在历史进程中率先进入现代化行列，但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构建核心价值观的现代性绝不照搬西方价值观。在政治文明发展和思想演进历史的视阈下，“传统”与“现代”两个概念不是截然对立的，国内外有一些学者提出“传统的现代化转换”的论题表明，现代中有传统的继承，文化传统是现代社会甩不脱的变量。这样的变量利用得当就是一笔财富，利用不得当就是一副枷锁。因此，从传统文化滋养和现代性生长的双重关怀来说，我们更愿意将传统文化滋养视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和践行的基因重组。这样的基因重组在功能上是实现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融合贯通，它既有排斥性的筛选，又有兼容性的整合。因此，现代性对中华传统文化“祛魅”和整合，最为关键的是要用现代性的实践逻辑对中国当下残余封建思想的“祛除”，这个祛除需要在现代化的实践中正确地甄别出现代文明的表象中存在着哪些封建的“魅影”。同时作为对资本主义的超越，社会主义中国更“需要在改革和开放的实践中，创建用来规范和引导社会关系的更为合理的制度文明，同时创造性地阐释和提升既植根于自身文化传统又超越于资本主义的核心价值理念”(15)。 近代以来，传统与现代的冲突曾困扰许多先进分子，“五四运动”前后发生过一场持续了十多年的东西方文化论战，涉及的就是如何对待传统和现代的关系，它不仅成为此后一直争论的理论论题，而且也经常是实践中的疑惑。值得指出的是，在这样的争论中始终表现了一种思维定式的偏失，即机械地割裂传统与现代的联系，或者以传统排挤现代，或者以现代否定传统。这种简单地将历史叙事的思维用于人类文明建设的思考，是不可取的。我们要摒弃一些把传统与现代进行“断裂”化理解的思维方式，应该从人类生产方式不断演化绵延的过程中来理解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在历史与未来之间的关系。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坚持传统文化滋养与现代性生长的双重关怀。 ①《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人民日报》2014年2月22日，第1版。 ②《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01页。 ③《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01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93页。 ⑤刘占虎：《传统语境中的文化剩余与当代中国文化自觉——“百年中国”文化钩沉》，《浙江社会科学》2013年第8期。 ⑥《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33-534页。 ⑦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9月25日。 ⑧转引自《20世纪的新马克思主义》，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第147页。 ⑨姜义华：《中华文明的根柢》，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 ⑩爱德华·希尔斯：《论传统》，傅铿、吕乐译，北京：世纪出版社，2009年，第7页。 (11)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年，第6-7页。 (12)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4页。 (13)《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05页。 (14)《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01页。 (15)庞立生：《历史唯物主义与精神生活的现代性处境》，《哲学研究》2012年第2期。标签：文化论文; 现代性论文;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文化价值观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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