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学家埃莉诺学术成就的学科价值诠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学家论文,学科论文,成就论文,学术论文,价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9年10月12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和奥利弗·威廉姆森。作为“新制度经济学”的命名者和创始人之一，奥利弗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可以说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但对于埃莉诺的获奖而言，意义不仅在于她以女性身份首次打破女性与诺贝尔经济学奖无缘的论断①，还在于她以政治学家的身份“颇受争议”②地赢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值得当前国内外政治学界深思的是，对于20世纪50年代以来因缺乏“科学”硬度和研究方法滞后而经常被“经济学帝国主义”入侵“殖民化”的政治学③来说，这意味着什么？在世界金融危机的时代背景下，政治学家的理论成果赢得经济学界的认同体现出政治学怎样的学科价值？埃莉诺在公共池塘资源治理方面取得备受瞩目的成就对政治学未来的发展有何启迪？本文试图结合埃莉诺个人的学术成就在学科层面的价值对上述问题展开讨论。
一、政治学科学地位的嬗变
政治学研究的不断推进是立足于其传统的根基之上的。随着不同时代主流研究范式的转换和“科学”标准的变迁，不仅政治学的研究取向和“科学化”程度不断变化，政治学的“科学地位”也一直处在跌宕起伏之中。“政治”一词是古希腊人首先提出并使用的，尽管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区政治事务的变迁使它指称的内容出现了很大变化，但对于政治学作为一门科学的认知必须置于学科发展史的脉络中加以考察，才能真正理解能赢得经济学、心理学、社会学等科学化“优等生”的认同和肯定，对于政治学展现其科学性及其科学地位的重要意义。
(一)价值研究取向时代曾经的“王冠科学”
西方政治研究的传统肇始于古希腊，受规范研究方法的影响，传统政治学多采用价值取向的研究范式。虽然柏拉图坚信可以将数学方法用于政治分析，并计算出了一个理想的城邦所需要的人口，亚里士多德将“根据科学规则轮流统治”，后来马基雅维利也相信那些可观察到的政治现象背后必定有某种规律性的东西，霍布斯则幻想像“三角形三角之和等于两直角之和”那样的政治科学原理④，但思辨的、演绎的研究风格一直居于主导地位，这种局面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一直延续到马克思。
在价值研究取向的时代，政治在传统社会生活中的统领地位曾使政治研究一度享有最高的尊荣。西方政治学的开创者——亚里士多德把人看作是“天生的政治动物”，把城邦的政治生活看作是人最基本的存在方式。在论述政治学科学地位时，他特别指出，“‘任何技艺或学问……都以某种利益为目的。’正如我们所有的行为最终都服从于一个最高目的一样，各种学术和科学也可以理解为最终服从于一门居主导地位的科学，它包含广义的人类利益。而这门主导科学显然是政治知识或政治科学。”⑤由此，政治学被亚里士多德推崇为所有科学中的“王冠科学”。而此后在希腊晚期和罗马早期，尤其是斯多葛派的学者，对政治在社会生活中的这种统领地位开始进行解构，提出古希腊人不能脱离培养他的城邦来想象人，多少有点夸张。⑥政治学至尊的“科学”地位自此开始遭到消解。到了中世纪，作为曾经的“王冠科学”，同其他科学一样都没能摆脱成为神学“婢女”的厄运。及至文艺复兴时期，在理性光芒的照耀之下，以文学和艺术的复兴为先导，政治学同其他各门科学才从神学的束缚中逐渐解放出来。17世纪初至18世纪末，伴随着政治成为近代社会转型中的决定性力量，西方近代政治学的显赫地位才得以光复，学术研究空前繁盛，格劳秀斯、霍布斯、洛克、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等人充满自由、平等等政治理想的政治学说和莫尔、康帕内拉及其后来的“乌托邦”政治理想、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政治理想都将价值取向的政治研究发展到极致。此后，受自然科学迅速崛起和政治变迁的影响，对“科学性”的追求逐渐成为政治研究的主要转向。
(二)自然科学“霸权”时代的没落与调适
19世纪初期，伴随着工业革命的蓬勃发展，自然科学在帮助人类取得巨大物质文明成就的同时，其实证主义的分析范式也被其他学科竞相效仿，成为“科学”的标杆。现代科学意义上的社会科学及其各门学科是19世纪中期以后相继诞生的。“近代以来……自然科学的进步，工业文明和城市文明的崛起，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传统农业社会所未曾有过的、对人类的生存和社会的和谐极具负面效应的现代文明综合症。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以孔德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将自然科学引入社会研究领域，试图以科学方法和精确的社会知识来理解和把握现代社会，解决现代社会产生的一系列新问题，从而发展出了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等社会科学的各门学科。”⑦
在自然科学主导的“科学”准则的影响下，西方政治学也以经验的、实证的研究方法取代思辨的、演绎的研究方法。从约翰·密尔受孔德实证主义影响至1880年哥伦比亚大学设立政治学院再至行为主义勃兴，政治学一直在科学化的道路上努力成为以自然科学准则为主导的科学界所能认同的“政治科学”。初期，以约翰·密尔、罗伯特·米歇尔斯、马克斯·韦伯等人为代表的学者开始更加注重从对历史事实的归纳和分析中来解释政治现象。到19世纪末，西方政治学研究的中心从欧洲转移到美国后，美国独特的政治背景和强盛的科学主义传统使得美国政治学近乎成为20世纪西方政治学的代名词。追溯西方政治学在美国的发展，西方政治学界一般把1880年哥伦比亚学院创立政治学院视为现代意义上作为一门学科的政治学发端的标志，把行为主义政治学视为政治学“科学化”的最高形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美国的部分政治学家发起了“新政治科学运动”，主张采用社会学、心理学和统计学的方法来研究政治，从而为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发展奠定基础。20世纪30年代以后，随着西方政治学者在对政治行为的研究中越来越倚重数理统计的研究方法和手段，其“科学性”不断增强，到20世纪60年代由戴维·伊斯顿、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等倡导的行为主义革命，西方政治学对科学化的追求更是达到了巅峰状态。采用实证主义、经验主义研究方法之后，“行为主义者产生了大量的实质性研究成果，尤其是关于政党、公共舆论、司法行为和代议民主制的其他构成特征的研究成果”⑧。
(三)科学范式反思与转换中的新生
在自然科学的科学范式和行为主义研究方法的主导之下，政治学研究的“科学化”程度不断提高，但其亦步亦趋地一味因循自然科学示范下的科学化道路，不仅使其科学地位在科学界饱受争议，还使其学科的主体地位和尊严也在争议中遭受重创。20世纪60年代末，由于行为主义政治学对美国面临的国内、国际政治问题的阐释苍白无力，后行为主义政治学在批判和修正行为主义政治学祛除价值、过度追求“科学性”的过程中发展起来，倡导政治学要与现实问题相联系，价值判断要与科学方法相结合。在此背景之下，政治学对“科学化”的追求也出现了新的取向，有限度数量化的“软性”科学模式在一定程度上赢得了科学界的尊重和认同。回顾美国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发展，佐梵尼·沙特律就曾反思、评判其在追求科学性的道路上走错了方向，认为它选定了一个不适当的科学模式⑨。20世纪70年代，J·唐纳德·穆恩把政治研究的模式归纳为自然主义模式或科学模式、释义模式或人文科学模式，并认为这两种科学研究模式都存在着缺陷，对于政治研究来说都是不充分的，真正所需要的是一种能综合这两种模式的方法论观点。⑩罗伯特·达尔指出，“经验政治分析是科学吗？或者，它是一门艺术？依我之见，两者都是。政治分析的许多方面，非常容易在已经精于此道的人的督导下通过实践和训练而获得，在这种意义上，它是一门艺术。当这种学者凭借细心观察、分类和测量等方法审慎地将一般原则和理论同经验数据相验证，那么，经验这种分析在方法上就是科学的。”(11)
随着社会科学中经济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子学科在“科学化”道路上的成长壮大，政治学也有了更为适用的“科学化”范本。经济学等强势社会科学取得的最新“科学化”成果和它们对政治学传统研究“领地”的“入侵”，使得政治学内部研究力量迅速觉醒，随后政治学在吸纳、整合经济学等强势社会科学的方法资源之后重获新生，科学地位也赢得了再次提升的机会。在科学范式转换的背景之下，埃莉诺取得的学术研究成果就是一个政治学科学地位得以提升的实证。沙特律曾认为现代政治学存在三大弊端，即抛弃制度研究，转向行为研究，行为主义在批判传统政治研究时，把孩子连同脏水一起倒掉了；变得越来越数字化和统计学化，数量主义使我们陷入了要么得到错误的精确、要么得到精确的不相干资料的泥潭之中；注重理论研究，忽视理论与实践的联结，而这类研究只能产生一种无用的科学。(12)而埃莉诺的学术研究采用公共选择和制度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在系统理论分析的指引下展开广泛实证研究，通过广泛的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拓展集体行动理论，从而为避免公共选择悲剧、保护和可持续利用小规模公共池塘资源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制度支撑。就此而言，埃莉诺对沙特律提出的现代政治学追求“科学化”的困境做出了最有力的回应。
通过上述对政治学在追求“科学化”历程中科学地位变迁的分析可以看出，政治学家埃莉诺对政治学的最新发展使她在获得具有世界声誉的弗兰克·E·赛德曼政治经济学大奖之后，能再次赢得世界经济学界的最高荣誉——诺贝尔经济学奖，这对于“科学性”和学科主体地位较弱的政治学而言，不啻为一次展现其科学地位的绝佳机会。这不仅标志着政治学作为一门科学获得了以经济学为代表的强势社会科学对其科学属性和研究成果的认同，还意味着政治学的学科主体地位的进一步巩固，体现出政治学不再是一个只会从经济学、心理学等优势学科工具库房中贩售、“山寨”分析工具的依附性学科，不再是一个学科界限不清的模糊性学科。
二、政治学价值功用的彰显
“政治学术本来是一切学术中最重要的学术，其终极目的正是为大家所最重视的善德，也就是人间的至善。”(13)然而由于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实践的变迁、甚至是政治学自身发展等多方面的原因，这门“最重要的学术”的价值功用越来越被漠视。时至今日，在社会科学竞相实现学术研究科学化、规范化的背景下，背负着深厚传统的政治学在学科转向和发展进程上的迟滞，不仅使其科学地位和学科独立性受到挑战，甚至连它在学术理论和社会实践中的价值功用也受到质疑。在此情势之下，政治学家埃莉诺的学术知识背景、学术影响力及其学术成果在公共事物治理中凸现出来的理论和实践价值就很好地担当了当下为政治学学科价值正名的角色。
(一)政治学的学术知识背景
继国家理论和企业理论之后，埃莉诺创立的自主组织、自主治理的公共治理理论主要得益于她深厚的政治学学术背景。不可否认的是，虽然经济学、心理学、生物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知识理论对她的学术影响也非常大，但就她的学科训练和学术渊源来看，政治学系统地学科训练和传统的经典理论对她的影响就显得更为基础和重要。在埃莉诺的学术成长历程初期，她曾受到过多年系统的政治学学科训练，并分别于1954年和1965年获得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政治学学士和政治学博士学位。这不但奠定了她后来整个学术研究的理论基色，而且政治学的知识理论也成为她后来学术研究的主要理论渊源。对此，埃莉诺毫不讳言从霍布斯、孟德斯鸠、休谟、斯密、麦迪逊、汉密尔顿、托克维尔等伟大学者的经典理论对她今天学术成就的巨大影响。
埃莉诺的学术兼职也体现了她深厚的政治学学术背景。她曾担任过美国政治学会主席、美国公共选择学会会长、美国中西部政治学会主席、中西部政治学协会和公有产权研究协会的主席；曾经服务于许多顾问委员，包括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警察长官国际协会、法律实施协助管理局、美国行政科学院、刑事司法准则与目标国家顾问委员会、国家州长协会和校际政治与社会研究方法联合会；她还曾任或现任众多杂志的编委，包括《美国政治学评论》、《美国政治学杂志》、《理论政治学杂志》、《制度经济学杂志》、《社会科学季刊》等。
(二)基于政治学的学术影响力
政治学的学术知识背景和学术研究志趣使得埃莉诺在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之前的学术影响主要集中在政治学领域，并且影响力巨大。埃莉诺是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现任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布鲁明顿分校政治学系阿瑟·本特利政治科学讲座教授，同时担任该校政治理论与政策分析中心的共同主任和制度、人口与环境变迁研究中心的共同主任。就其在政治学界的具体学术影响而言，在1996年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政治科学新手册》一书中，埃莉诺著的《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在最常引用的著作当中名列第三，并且在该书划分的美国政治学的8个子学科(政治制度、政治行为、比较政治、国际关系、政治理论、公共政策与行政、政治经济和政治方法)中，《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一书是唯一被所有8个子学科都引用过的文献。(14)此外，她还先后获得了多项政治学研究领域的重要学术荣誉。
由于采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埃莉诺的学术影响很快就超出政治学以及与其密切相关的行政学、政策分析学领域，并引起了政治经济学界的重视。在1997年，她获得弗兰克·E·赛德曼政治经济学大奖。该奖项的获得，使她成为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有力竞争者。尽管如此，她对主流经济学的影响还是非常有限的，以至于在诺贝尔经济学奖公布之后，较之于威廉姆森在经济学界中的鼎鼎大名，整个经济学界对她普遍感到陌生的反应就足以印证这一点。然而在诺贝尔经济学奖公布之后，埃莉诺基于实证分析的超越单纯政府解决和市场解决的社会自治解决的公共治理思想，引起了超出经济学界的更多关心人类合作困境、拓展人类合作秩序的众多学科的关注。
(三)学术成果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在对公共资源治理问题的理论研究上，传统观点普遍认为，个人的理性行动最终必定会导致集体非理性的结果，要解决公共资源配置失效的难题无外乎有两种途径：一是政府强制理论，即由政府集中管理；二是私有化理论，即将公共资源私有化交由市场来配置。“无论是政府强制理论还是私有化理论，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主张由外部权威强加一种制度，而假定那些共同拥有公共池塘资源的人缺乏治理能力，他们在没有外部干预的情况下，将不可避免地陷入公地困境。”(15)但对于大量公共池塘资源来讲，单纯诉诸于政府或市场的治理模式都被证明是无效率的，甚至是危险的。埃莉诺的学术研究着眼于小规模公共池塘资源问题，在运用博弈论系统地分析既有集体行动理论模型的基础上开展广泛的实证研究，继国家理论、市场理论之后进一步拓展了集体行动理论，创立了自主组织和自主治理公共事物的制度理论，从而为避免公共选择悲剧、保护和可持续利用小规模公共池塘资源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制度支撑。
埃莉诺基于广泛的案例研究凝练出的自主组织、自主治理理论对人类社会中大量存在的并不完善的自主组织、自主治理实践和人类合作秩序的扩展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这不仅可以见之于她对世界各地大量实践案例的分析，联系2007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经济治理的困境，埃莉诺有关公共事物治理的上述理论创见也深刻地反映出经济治理的要义。2007年始发于美国的金融危机有着多方面深层次的复杂原因，但至少两个方面的原因是无论如何都不能忽略的：一是政府部门奉行金融自由化的政策，放松监管，导致金融创新过度，造成政府部门在公共治理中的失灵；二是私人经济部门本身治理和制度环境治理的失当造成的原因。其中政府部门在公共治理中的失灵和私人经济部门治理的制度环境恶化，都显示出政府干预和市场原教旨主义在经济治理中的失效，经济治理急需要有新的合作秩序以及相应的理论指导。尽管布坎南在其开创的公共选择理论中早已指出，政府干预与市场制度一样是有局限和有缺陷的。(16)但是除此之外，究竟如何才能避免这些不尽如人意的后果，他没有给我们更多启示。在世界经济遭受金融危机重创的现实背景下(甚至是在全球经济发展的常态之下)，一些国家或私营部门在自利理性的支配下做出的不利于全球经济、区域经济复苏的种种恶举，使得全球经济的治理极像是埃莉诺学术话语中的公共池塘资源，如何避免这一“公共池塘资源”的退化，保护并持续的利用其增进人类的福祉，埃莉诺采用公共选择理论和制度主义分析方法构建的基于实践经验支持的依靠社会力量自主组织、自主治理方式以及多中心治理方式为深陷合作困境中的经济治理开辟一条新的道路，尽管这条道路仍有待检验，并且也不唯一，但至少她让我们看到了新的选择和希望。就此而言，在人们反思全球金融危机和创新经济治理方式的背景下，埃莉诺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真可谓“恰逢其时”、“实至名归”。
三、政治学研究趋向的引领
埃莉诺所取得的斐然成就令政治学界欣喜，但归于平静而理性的思考之后，我们不禁要问，埃莉诺凭借怎样方法取得今天的学术成就？她的学术研究进路对当代政治学者有何教益？简言之，笔者认为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系统理论分析指引实证研究，广泛实证研究中拓展理论
埃莉诺的学术研究的主要特色就是在系统理论分析的基础上进行深入广泛的实证研究，理论分析和经验实证互不偏颇。埃莉诺认为，“理解个人如何解决实际场景中的特定问题，要求采用从理论世界到行为世界，又从行为世界到理论世界的策略。没有理论，人们绝不可能理解作用于不同情形中的许多外在现象的一般的基本机制。如果不利用理论来解决经验难题，理论工作只能对理论本身有所创造，很少会对现实世界的状况有所反映。”“理论事业要求社会科学家进行模型的建构，但这并不意味着把理论探索限制在一些特定层次的问题的论述上。”(17)
在她关注的公共池塘资源管理所设计的集体行动问题上，埃莉诺研究中在运用博弈论分析了既有的包括哈丁的“公地悲剧”、博弈论中的“囚徒困境”、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的逻辑”在内的集体行动理论模型后，发现既有的集体行动理论模型对集体行动中合作博弈结构的认识和理解过于简单和僵化，她从理论上指出单纯以政府途径或市场途径作为公共事物治理困境的解决方式是有问题的，“市场失灵”不是“政府干预”的正当借口，反之亦然，应该考虑在政府与市场之外存在自主组织、自主治理公共池塘资源的可能性。而在社会实践中，自主组织、自主治理的实例到处存在，但却被许多理论分析家所忽略。在对公共池塘资源问题做了系统的博弈理论分析之后，结合制度主义的研究方法，埃莉诺对世界各地的渔场、草地、森林、水资源和城市公共事物等公共池塘资源治理实践做了大量的实证研究。她认为，从制度主义的角度来讲，要解决公共池塘资源的集体行动困境，需要解决新制度的供给问题、可信承诺问题和相互监督问题。首先，由于新制度的供给是和旧制度的变革联系在一起的，为了较好的反映自主组织、自主治理过程中新、旧制度间转换的现实可能性及其所需要的条件，埃莉诺详尽地考察了美国大洛杉矶地区南部一系列地下水流域自治制度的起源和变迁过程。进而在可信承诺和相互监督问题的分析上，埃莉诺又对瑞士和日本的山地牧场及森林等公共池塘资源的管理、西班牙和菲律宾群岛的灌溉系统的组织管理等进行了系统的考察研究。通过对这些长期存续的公共池塘资源自主组织、自主治理制度得以延续的诸多要件的分析，她总结出清晰界定边界、占用和供应规则与当地条件保持一致、集体选择的安排、监督、分级制裁、冲突解决机制、对组织权的最低限度的认可、分权制企业等8项自主治理的基本原则。此外，公共池塘资源自主组织、自主治理还需要解决制度的自主供给和持久延续的问题，为此埃莉诺又详细考察了土耳其近海渔场、加利福尼亚的部分地下水流域等案例的具体情况，并在此基础上与前文所研究的成功案例相比较，总结得出公共池塘资源自主组织、自主治理除非制度安排基本符合前文所述的8项设计原则或是有进一步的制度发展，否则仍不能避免失败的厄运。
从上述运用博弈论系统分析既有的集体行动理论模型的不足并指出新的可能性，到采用制度主义的研究方法结合存在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跨地域、跨文化、跨体制的众多实践案例所做的大量实证研究，最终提出了自主组织、自主治理公共池塘资源的制度理论，埃莉诺很好地为我们展现了处理好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之间的关系，使二者在许多公共池塘资源治理问题的研究上有效地结合在一起的学术研究经验和特色。根据埃莉诺2009年为《美国政治科学》人物评论所写的回顾她个人学术历程一文所讲的，尽管现在人们认为她很成功，但实际上她早年在政治学界并不怎么被承认。早年许多同行们说，研究政治学的人，在美国甚至在任何一个国家，都要研究政府，都要研究国会。而她和丈夫文森特两人一起今天研究警察怎么做，明天研究社区自治怎么做，后天去研究尼泊尔的灌溉系统，再后来去研究南美洲的森林……(18)虽然早年政治学界对他们的工作方法并不认可，但他们却在对这种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有效结合的研究方法的坚持中取得了今天的成就。
(二)跨学科的学术研究视野，洞见公共事务的治理之道
由于像公共池塘资源这样的公共事物并非政治学或经济学的专属研究领域，而是政治学、经济学甚至是超出两者的多种学科共同的研究领域。多年研习政治学的知识理论背景，加之采用政治学与经济学、政策分析学等交叉融合的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使得埃莉诺有着超越一般社会科学家的学术研究视野，从而为她在以公共池塘资源为代表的公共事物治理的研究中取得知识理论和制度安排上的突破奠定了坚实的学科基础和广阔的学术视野。
在学术研究的学科依托上，埃莉诺关于公共池塘资源治理的研究成果主要得益于政治学和经济学之间跨学科的融合。肯尼思·阿罗教授曾就此指出，“奥斯特罗姆教授的贡献在于综合政治学和经济学的同时又超越了政治学和经济学。针对市场失败的政治解决方案远远多于简单的新霍布斯福利经济学的观念。”(19)埃莉诺也坚持认为，在分析公共池塘资源的问题上，要珍视从“霍布斯、孟德斯鸠、休谟、斯密、麦迪逊、汉密尔顿、托克维尔和其他许多伟大学者以往重要的理论贡献所提供我们的分析手段。公共和集体选择理论、交易成本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法和经济学、博弈理论以及许多相关领域的最新研究也正在做出贡献”。(20)具体言之，在公共资源管理中，以公共池塘资源为代表的这类公共事物有着非排他性和竞争性的特点，但是这种公共资源是稀缺的或数量有限的，它不可能同时、无限度的满足每个人的欲求。由此，在理性人的理论预设条件下，个人的理性选择必然导致“公地悲剧”、“囚徒困境”等集体行动的困境。如何才能避免这种集体行动的困境呢？以往的政治学者或是经济学者认为，除非通过政府权威来加以控制，或者采取彻底的私有化加以解决，否则人类无法摆脱“公地悲剧”的梦魇。然而在融合政治学和经济学所包含的公共选择理论和制度主义的分析方法之后，凭借超乎政府与市场的学术视野，埃莉诺通过对既有集体行动理论的博弈结构进行多种分析之后，从理论上对上述“集体行动的困境”的简单解决方式提出了质疑，并在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等地大量自主组织、自主治理的实践案例做了广泛实证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公共事物治理新的可能性——自主组织、自主治理，并坚持认为公共事务的治理仍有许多新的可能性，从而深刻洞见了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
埃莉诺凭借跨学科的学术研究视野洞见了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她的这种学术研究进路客观上反映出政治学当前最新的发展趋向。在从传统整体性的政治研究向现代专业化的政治研究的变迁过程中，政治学正是在与其他学科之间看似悖论式的分化与融合的关系中逐步发展起来的。因此，尽管政治学作为一个有自我意识的学科也不断地被界定和再界定(21)，但如同现实世界中政治与经济、文化、历史、法律等社会生活现象交织在一起一样，“政治学不能，或许也不应当能够断言它有研究政治的独断权力；其他学科时常进入渗透它的领域。而入侵不仅是单方面的。政治学家在探求更多的知识和更好的手段中也时常和多次进入其他领域。几乎没有人否认相当多地跨越边界有助于知识的进步，无论它可能伴随着多么严重的‘边界问题’。”(22)
(三)专一的学术研究志趣，多方的学术合作交流
公共事物是人类合作秩序生成、扩展的重要内容。然而，公共事物如何得以有效治理的问题从古到今都挑战着理论界的学术智慧和实践界的践行能力。对于公共事物治理困境的感知，在西方政治学中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众多先贤，但亚里士多德的描述最为浅显和直白：“凡是属于最多数人的公共事物常常是最少受人照顾的事物，人们关怀着自己的所有，而忽视公共的事物。对于公共的一切，他至多只留心到其中对他个人多少有些相关的事物。”(23)20世纪60年代初以来，生物学、经济学等学科的研究者在分析人类公共选择实践的基础上，提出像哈丁的“公地悲剧”、博弈论中的“囚徒困境”以及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的逻辑”等许多理论描述无不折射出公共事物治理困境的现代延续。自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埃莉诺因在社群组织和警察服务方面突出的研究成果而在政治学界崭露头角，一直到今天成长为当代众多学科研究领域中的集大成者，其个人的学术研究志趣一直聚焦于公共事务的治理，尤其是以公共池塘资源为代表的自主治理、多中心治理等问题研究。这不仅可以从她几十年如一日的近乎痴狂的学术工作实践中体现出来，还可以从她卓著的学术研究成果中窥见一斑，像《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集体行动制度的演进》、《制度激励与可持续发展：基础设施政策透视》、《理解制度多样性》、《规则、博弈与公共池塘资源》等学术成果无不体现出她在制度分析和集体行动研究领域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在学术事业的合作交流上，埃莉诺与文森特自1974年在印第安纳大学组建“政治理论与政策分析工作坊(即政治理论与公共政策研究所)”(Workshop in Political Theory and Policy Analysis)后，他们就效仿作坊里手把手传授的师徒关系和技艺培养模式，与学生密切合作、共同研究。与很多研究中心所不同的是，他们所建立的政治理论与公共政策研究所的工作方式不是以美国或者西方世界作为研究为中心的，而是在跨地域、跨文化、跨体制的合作交流框架中推进学术。在他们中心的工作框架中，他们把来自世界各地、认可他们理论并与他们的学术研究志同道合的人都视为其研究团队的成员，这使得他们在世界各地有很多的同事，他们的研究成果在受到来自世界各地实证研究案例检视的同时，也为后续研究的推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24)时至今日，他们更是将“工作坊”变成了一个跨学科的国际研究中心，每年都接受来自全世界的访问学者和学生，与包括人类学、经济学、法学、心理学、信息科学等众多学科领域的各国学者进行广泛的合作。由于毛寿龙、余逊达等人的引介，奥斯特罗姆夫妇的研究成果自1997年后便在中国声誉鹊起了。他们夫妇俩对中国的政策实践很感兴趣，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曾3次造访中国的不同地区，他们的研究中心每年都吸纳几名中国的学者。他们的学术成果已经对中国的政策实践和学术研究产生广泛的影响。(25)
四、结语
纵观政治学科学地位的嬗变历程，可见对于在追求“科学化”进程中科学地位和学科身份处境尴尬的政治学来讲，埃莉诺个人的学术成就及其以政治学家的身份荣膺诺贝尔经济学奖，对政治学在当代社会科学中科学地位的提升、价值功用的彰显做出了重要贡献。不仅如此，埃莉诺个人学术成就取得的方法和途径也开辟了一条政治学研究的新进路，这对政治学未来的发展，甚至是经济学等社会科学的发展将起重要的引领作用。在此意义上来讲，埃莉诺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提振了国内外政治学界的士气，但国内外经济学界同样是赢家，因为这在客观上反映出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相结合、借助学科间的交叉融合、专一的学术研究志趣和多方的学术合作交流已逐渐成为实现个体学科的发展的重要趋向。换言之，埃莉诺在政治学知识理论的基础上融合进经济学、政策分析学、心理学等学科的知识理论才取得了公共事物治理在理论和实践上的突破，而经济学界能抛却先前的“经济学帝国主义”、接纳并采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和知识理论，同样也在孕育着经济学理论的新突破。笔者殷切希望上述基于埃莉诺学术成就的学科层面的阐释与反思，能对当前深陷“科学化”抑或“本土化”争执(26)之中的中国政治学界有所启迪。
注释：
①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曾经断言，要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必须满足三个条件：第一，男性，因为没有女性获得过这个奖；第二，美国公民，因为获奖者美国人最多，有不少人虽然出生在美国之外，但是到美国后才取得成绩、获奖的；第三，在芝加哥大学学习或者任教，芝加哥是经济学的重镇，是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大本营，弗里德曼本人即出自芝加哥。
②埃莉诺·奥斯特罗姆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公布之后，有些经济学家“不满”政治学家侵入了经济学界最高荣誉的殿堂。参见《政治学家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该不该》，美国《纽约时报》网站，2009年10月13日，转自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14773653/
③笔者行文中除描述政治学的发展阶段之外多笼统地使用“政治学”，而非“政治科学”，主要原因在于不满于“政治科学中的虚幻感”(详见格林斯坦、波尔斯比：《政治学手册精选》下卷，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1124页。)，以“科学”冠名的政治学，貌似区别于传统政治研究，实则突显出对学科身份和科学性的不自信。
④叶娟丽：《行为主义政治学方法论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
⑤[美]列奥·施特劳斯、约瑟夫·克罗波西：《政治哲学史》(上)，李天然等译，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28页。
⑥(20)(21)[美]格林斯坦、波尔斯比：《政治学手册精选》上卷，朱乾威等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12、92、96页。
⑦陈剩勇：《社会科学做什么？》，中国选举与治理网，参见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58216.
⑧[美]西奥多·M·波特、多萝西·罗斯：《剑桥科学史》(第七卷)，大象出版社，2008年，第279页。
⑨(11)Giovanni Sartori，Where is Political Science Going? Political Science and Politics，Vol.XXXⅫ，No.4，October，2004。
⑩[美]J·唐纳德·穆恩：《政治研究的逻辑：对立观点的综合观》，载格林斯坦、波尔斯比：《政治学手册精选》上卷，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240页。
(12)[美]罗伯特·A·达尔：《现代政治分析》，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11页。
(13)(22)[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148、48页。
(14)[美]罗伯特·古丁、汉斯—迪特尔·克林格曼，《政治科学新手册》，钟开斌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第31-39页。
(15)贺东航、储建国：《利维坦私有化及其超越》，《中国社会科学报》2009年11月19日。
(16)[美]詹姆斯·M·布坎南：《自由、市场和国家》，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8年。
(17)(18)参见[美]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序》，《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余逊达等译，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
(19)(23)陈幽泓：“毛寿龙主持的读书会，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的学术思想及贡献”，2009年10月21日，参见http://www.jiuding.org/Article/ShowArticle.asp?ArticleID=1677.
(24)[美]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第318页。
(25)毛寿龙：《奥斯特罗姆得奖，水到渠成》，参见http://business.sohu.com/20091014/n267339864.shtml.
(26)邓正来：《论坛：政治学与中国政治学》，《中国社会科学辑刊》，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09-140页。
标签：政治论文; 政治学论文; 经济学论文; 科学论文; 诺贝尔经济学奖论文; 美国政治论文; 政治学与行政学论文; 治理理论论文; 制度理论论文; 行为主义理论论文; 世界政治论文; 政治背景论文; 学术价值论文; 西方世界论文; 学术研究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