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诗话对传统批评体裁的自我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诗话论文,体裁论文,批评论文,古代论文,传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诗话在近代文论转型中的失落
中国古代诗话，无论是以南朝梁钟嵘的《诗品》为滥觞，还是以宋代欧阳修的《六一诗话》为源头，均可证明诗话作为中国传统文学理论的主要形式之一的历史是源远流长的。经过南宋、元、明数代，至清时，诗话撰写终于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注：郭绍虞：《清诗话续编序》，见《清诗话续编》卷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下同），第1页。），其数量至今无法作出精确的统计。据蒋寅考证，仅清诗话就有一千五百种之多（注：蒋寅：《清诗话考》，中华书局2004年版。），这一数量足可见作为文学批评形式的诗话在被历史淘汰前夕卷帙浩繁的状况。
自20世纪初始，西学大炽，我国文学理论便进入由传统文论到现代文论的转型异变历程。异变的结果是苦涩的：数量繁多的传统诗话被不分良莠地抛弃了（注：张寅彭先生总结说：“以旧体诗为评说对象的诗话，长期以来一直处在湮蔽不彰的状态之中，虽距今不远而已如古物，沦于待挖掘、待整理的命运。”（《民国史话丛编·自序》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4页）蔡镇楚先生依《中国历代史书目》亦得出结论说：“现代诗话中的旧体诗话，数量甚少，不上十几部，较有影响的更是寥若晨星。”（《中国诗话史》，湖南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376页）），代之而起的是全新的现代文论及西方诗学（包括马克思主义文论）。令人遗憾的是：经历由极盛到衰变的诗话与获胜者之间，似乎存在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人们很难发现二者有血缘的承继关系。
没有承继关系，对于披褐怀玉而沉沦下尘的古诗话而言，稍显得委屈了些。其原因为：现代诗论与西方诗学绝不是万能的仙丹妙药。诗话中所常言的古代诗歌之神、味、气、清、丽、奇、调、辞、法、体、韵、律、理、变、典、泥、凿、征声、直寻、英旨、天机、选色、隐秀、诗眼、家数、熔裁、“三境”与“三格”、“活法”与“死法”、生字与熟字的用法及其他有关时代特定之内容，便是今之诗论与西方诗学所鞭长莫及者。
诗话被遗弃的命运发人深省，究其原因，繁杂难辨：或文言失去活力、新文学大力倡导及西方文艺理论东渐等外在诱因起作用；或诗话本身存在着系统性不强的弱点，加之缺乏缜密严实的逻辑思辨能力，不具备对诗歌创作进行高屋建瓴式的规律性理论指导等等缘由，促使诗话在转型异变中走向败落。但上述因素又似乎难以否定诗话在构筑现代文论时批判继承的可能性，只有诗话内部长期而普遍存在的“自暴自弃”式的自身批判，才有可能使得古代诗话在逻辑严密、体制完备的西方诗学面前溃不成军。在诗话作者内部，自有一批人自惭形秽，厌恶自身体裁难以克服的不成系统以及态度偏激、轻率简易等陋习；在他人眼里，古代诗话则衣衫褴褛、琐碎支离。这决定了诗话最终被远远拒之于新的文学理论殿堂外的命运。
二、诗话对自身体裁的批判与辩护
古代诗话对其自身体裁之批判是普遍而严厉的。今人很容易从有关诗话中发现这一现象。例如，清吴功溥曾不屑一顾地说：“诗话，小道也。”（注：吴功溥：《耕云别墅诗话序》，邬启祚《耕云别墅诗话》卷首，《邬家初集》本。）章学诚进而攻讦诗话作者为：“为诗话者，又即有小慧而无学识者也。”（注：《文史通义》卷五《诗话》，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第77页，第76页，第76页。）上述言论可大抵代表诗论家对诗话体裁及其他诗话作者的基本态度。
在这种自卑心理的暗示下，批判诗话体裁之举在诗话中也竟然形成风气。其中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诗话多而无用”论的流行。清代主张宗唐崇杜的方世举（息翁），面对“诗之有话，自赵宋始，几于家有一书”的泛滥现实（注：方世举：《兰丛诗话序》，《清诗话续编》本，第769页，第769页，第785页。），告诫儿辈云：“《草堂诗话》之专言杜者，凡五十家，他可知也。然可取者少，又仅以字句为言，其于学诗之大端，体格异同，宗派正变，音韵是非，绝未之及，诗话虽多奚为乎？”（注：方世举：《兰丛诗话序》，《清诗话续编》本，第769页，第769页，第785页。）《草堂诗话》为南宋著名诗话家蔡梦弼所编，此书资料详赡，不乏远见卓识。但方世举却仍以为，其以五十家评杜，数量虽多，然不涉言正事，似杂草丛生，多而无用。同时代的劳孝舆亦得出诗话种类多，但徒劳无功的结论：“自谈诗者有诗品、诗式，诗格、诗法，于是唐、宋间人，诗话汗牛充栋矣。其中论声病、谈法律、别体裁，不啻人擅阳秋，家悬月旦，而诗之源委，讫无定评。”（注：劳孝舆：《春秋诗话》卷五，《丛书集成初编》本，第1743册，第51页。）劳氏本欲探究诗之内在规律，但诗话貌似品评褒贬之渊薮，实际上仅仅限于有关声病、诗法、诗律、体裁等的说教，其失望之情，自不可掩。
方、劳之论并未击中诗话多而无用的要害。与之相比，南宋黄永存在为长者黄彻《
溪诗话》作跋时说得较为符合事实：“诗话杂说，行于世者多矣，往往徒资笑谈之乐，鲜有益于后学。若《溪诗话》，议论去取，一出于正，真可谓有补于名教者。”（注：黄永存：《溪诗话跋》，黄彻《溪诗话》卷末，《历代诗话续编》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402页。）无益于后学的资笑谈乐，实为古诗话被人诟病之关键所在，自欧阳修《六一诗话》倡导“以资闲谈”以来（注：欧阳修：《六一诗话》，《历代诗话》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64页。），多被人奉为诗话撰写之圭臬。故黄氏批判的锋芒直指欧阳修《六一诗话》。当然黄氏对诗话体裁的批判也是不彻底的，在其否定诗话体裁的同时，又肯定了其部分存在。这种矛盾的做法，显示了古代文学批评家的某些困惑。
明王世贞诗话《艺苑卮言》也存在类似的矛盾：“余读徐昌榖《谈艺录》，尝高其持论矣，独怪不及近体，伏习者之无门也。杨用修搜遗响，钩匿迹，以备览核，如二酉之藏耳。其于雌黄曩哲，橐钥后进，均之乎未暇也……独严氏一书，差不悖旨，然往往近似而未覆。”（注：王世贞：《艺苑卮言》，《历代诗话续编》本，第949页，第1001页。）在王氏眼中，似乎任何诗话都是有瑕疵的，优秀诗话诸如徐祯卿的《谈艺录》、杨慎的《升庵诗话》及严羽的《沧浪诗话》等，虽卓然自立，但均无益于后学。有感于此，王氏遂作《艺苑卮言》，其书名虽不用“诗话”二字，但其依旧无法摆脱诗话体裁写作之桎梏。清人沈德潜所写诗话与王氏类同，他所著《说诗晬语》，书名亦不用“诗话”二字。沈氏为乔亿《剑溪说诗》作序时遗憾地说：“古来说诗者夥矣，而司空表圣、严沧浪、徐昌榖为胜，以不着迹象，能得理趣也。但从入之方，未尝指示，学者奚所循轨焉？”（注：沈德潜：《剑溪说诗序》，乔亿《剑溪说诗》卷首，《清诗话续编》本，第1065页。）一面批判诗话不能指导学诗者步入正途，另一面又为他人诗话欣然作序，本难调和的矛盾竟共处于同一人身上。
与上述者相比，肯定杭世骏《榕城诗话》的清人汪沆，对诗话的态度则更为强硬：“大抵比量声韵，轩轾字句者，什居七八，而于作者之旨，闇而不彰，于是言诗者日多，而诗道日晦。”（注：汪沆：《榕城诗话序》，杭世骏《榕城诗话》卷首，《丛书集成初编》本第2593册，第1页。）陈文述在举荐陆蓥《问花楼诗话》时亦说：“自文谱兴，文之义法以亡；诗话繁，诗之源流以晦。”（注：陈文述：《问花楼诗话序》，陆蓥《问花楼诗话》卷首，《清诗话续编》本，第2291页。）在汪、陈二人眼中，诗话的惟一作用，便是使不景气的诗坛更加混乱不堪。
造成诗坛混乱的原因何在呢？在诗论家看来，大概有两条原因。其一，他们不能容忍学行低下的诗话作者与己为伍。例如清代秦瀛云：“世之为诗话者，一二才人，侈声气之广，往往摭拾公卿贵游之名以为重。而羼其间者，降至市井富人，优伶贱卒，靡不拦入。”（注：秦瀛：《拜经楼诗话序》，吴骞《拜经楼诗话》卷首，《清诗话》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719页。）故其所撰写之诗话“芜而杂，踳而鄙”（注：秦瀛：《拜经楼诗话序》，吴骞《拜经楼诗话》卷首，《清诗话》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719页。）。在秦氏的笔下，诗话作者被描述成一帮无聊文人。其二，诗话不具备启发引导诗歌写作的资格。以李、杜为宗的清代潘德舆力主诗话无用：“唐人不著诗话，至宋人乃盛为之。此可以悟诗之升降。陆务观《示子》云：‘汝果欲学诗，工夫在诗外。’至哉言乎！可以扫尽一切诗话矣。”（注：潘德舆：《养一斋诗话》，《清诗话续编》本，第2010页，第2011页，第2011页，第2154页，第2159页，第2160页，第2011页，第2011页，第2011页，第2013—2014页。）以诗话之有无来判定唐诗好于宋诗的观点是不科学的。至于潘氏所言陆游的“工夫在诗外”，则表明其意识到了诗歌内容之源泉在于社会生活的正确创作方法。不过若以此来彻底否认诗话理论对诗歌写作的裨益及功效，便有违实际情况了。稍后的陈文述亦不认可诗话能泽溉诗歌创作：“语云：‘善射者不言射。’故羿、逢蒙无传书，而以善射名天下。后世善诗者，唐之李、杜，宋之苏、黄，其生平论著最多，要其于文未尝有谱，其于诗未尝有话也。”（注：陈文述：《问花楼诗话序》，陆蓥《问花楼诗话》卷首，《清诗话续编》本，第2291页。）陈氏所云，其误有二，第一是偷换了论述的概念：后羿、逢蒙之射，为真正的弓矢，与李、杜、苏、黄这些文弱书生的著述没有丝毫的相同之处，二者不构成必然的前因后果关系；第二，言苏、黄不写诗话，实为误解。吴文治编录《宋诗话全编》第一册辑录有“苏轼诗话”481条（注：吴文治主编《宋诗话全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697页，第932页。），第二册辑录“黄庭坚诗话”202条（注：吴文治主编《宋诗话全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697页，第932页。）；陈良运主编《中国历代诗学论著选》选苏轼诗话9篇，选黄庭坚诗话6篇（注：陈良运主编《中国历代诗学论著选》，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目录第5页。）；程毅中主编《宋人诗话外编》选苏轼诗话2篇（注：程毅中主编《宋人诗话外编》，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6年版，目录第1页。）；另外《苏轼文集》卷二有《诗论》，也是以诗话形式写成者。
论诗者将诗坛混乱的责任归咎于诗话作者和诗话体裁之用意是清楚的，这就是：写好诗者不言诗话。也许清初吴乔的话最为精警：“唐人工于诗而诗话少，宋人不工诗而诗话多。”（注：吴乔：《围炉诗话》卷五，《清诗话续编》本，第603页。）由于上述认识作祟，每每导致论诗者发出更为悲观的论调：诗话兴而诗亡。如清嘉庆时沈涛即说：“每况愈下，诗有话而诗亡，岂虚语哉？”（注：沈涛：《匏庐诗话自序》，望云仙馆刻孙福清辑《槜李遗书》本。）稍后著有《竹林答问》的陈仅则全盘否定诗话：“问：‘自宋人以来，诸家诗话何如？’‘宋人之论诗也凿，分门别式，混沌尽死。明人之论诗也私，出奴入主，门户是争。近人之论诗也荡，高标性灵，蔑弃理法。其下者则摘句图而已。”（注：陈仅：《竹林答问》，《清诗话续编》本，第2251页。）将宋、明、清三代诗话描述得一塌糊涂。
直言快论，不由令人再回首审视诗话的自家阵营：舍去感悟式的零碎小语不谈，即如清人王士禛《带经堂诗话》、袁枚《随园诗话》等，虽篇帙厚重，却也不免繁杂碎屑，与梁代刘勰《文心雕龙》之大笔挥洒固难以同日而语，只能算是“小家碧玉”一类。章学诚曾比较《文心雕龙》文体与诗话体裁之优劣：“（《文心雕龙》）专门著述，自非学富才优，为之不易，故降而为诗话。沿流忘源，为诗话者，不复知著作之初意矣。犹之训诂与子史专家，为之不易，故降而为说部。沿流忘源，为说部者，不复知专家之初意也。诗话说部之末流，纠纷而不可犁别。学术不明，而人心风俗或因之而受其敝矣。”（注：《文史通义》卷五《诗话》，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第77页，第76页，第76页。）对于诗话体裁所固有的先天性不足，章氏更加深恶痛绝：“前人诗话之弊，不过失是非好恶之公；今人诗话之弊，乃至为世道人心之害。”（注：《文史通义》卷五《诗话》，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第77页，第76页，第76页。）“世道人心之害”论将诗话贬到了一钱不值的地位。
与章学诚相比，叶燮对诗话的打击面更广。《原诗》卷三云：“我故曰：历来之评诗者，杂而无章，纷而不一，诗道之不能常振于古今者，其以是故欤！”（注：叶燮：《原诗》卷三，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55页。）依叶燮之意，古往今来的诗话似乎俱可弃之如敝屣了！
诗话的存在遭到了论诗者前所未有的质疑。连《随园诗话》的作者袁枚也奋然反击诗话：“西崖先生云：‘诗话作而诗亡。’余尝不解其说，后读《渔隐丛话》，而叹宋人之诗可存，宋人之话可废也。”（注：袁枚：《随园诗话》卷八，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二版，第249页。）与他人所不同的是，袁枚将宋诗和诗话的关系加以区别开来，诗话可亡，但宋诗可存。
在一片甚嚣尘上的自我批判声中，诗话之前景似乎岌岌可危！但诗论家自宋始至西方文论大举攻入国门之前，从未真正迈出彻底摒弃古诗话体裁实质性的第一步：更换新的诗学理论。论诗者无法摆脱与古诗话千丝万缕的联系，长期而严厉的自身批判，只不过反映了他们对诗话体裁爱恨交加的矛盾心理，同时也为后来的古代诗话于近代文论转型异变中被彻底丢弃，埋下了伏笔。
三、诗话反批判与厌古喜今之风
然而这种自我批判的声音，由于不是来自外界，訾议者往往就是诗话作家本身，因此有时虽不免声色俱厉，但本质上仍无法脱离诗话形态。这决定了訾议者并非以彻底摒弃诗话体裁为目的，而是具有明显的改良倾向。这也导致了批判和赞誉诗话者兼而有之，难以截然分开。例如王铎一方面指斥“近世所传诗话，杂出蔓辞，殊不强人意”（注：王铎：《麓堂诗话序》，李东阳《麓堂诗话》卷首，《历代诗话续编》本，第1368页。）；另一方面又推许“严沧浪诗谈，深得诗家三昧”（注：王铎：《麓堂诗话序》，李东阳《麓堂诗话》卷首，《历代诗话续编》本，第1368页。），激赏李东阳的《麓堂诗话》为“故其评骘折衷，如老吏断律，无不曲当”（注：王铎：《麓堂诗话序》，李东阳《麓堂诗话》卷首，《历代诗话续编》本，第1368页。）。
这种带有妥协性质的话语，反批判的作用是巨大的：诗话形态能于千百年之间，在一浪高过一浪的批评声中传承下来，且像滚雪球似的越滚越大，数量蔚然成其大观，当与这种类似的鼓励有关。
最早的褒扬声音是由诗话之祖——钟嵘《诗品》发出来的（14）：“近彭城刘士章……欲为当世诗品，口陈标榜，其文未遂，感而作焉。”（注：钟嵘：《诗品》，《历代诗话》本，第4页，第3页。）这时的诗话反批判并不成熟：钟嵘所赞者，仅刘士章口占而已。岁月如梭，至清嘉庆时，张晋本忿詈流俗所好的诋毁诗话之习最为畅快：“动辄贬驳讥弹，往往作过量语，是名士招牌，头巾习气。前人谓诗话作而诗亡，缘拾宋人道学唾余，于大处全无见地，惟毛举细琐绳人，且多尖酸刻酷语。盖此事自关心术也。”（注：张晋本：《达观堂诗话》卷三，清同治十二年刊本。） 张晋本博学，工诗文，善书画，服膺明杨慎的主性情、反模拟，对清袁枚的“性灵说”也异常喜好，故其能见识高远，不随波逐流。
清林昌彝对“诗话作而诗亡”的说法也不赞成。《射鹰楼诗话》卷五分析道：“昔人谓‘诗话作而诗亡’，此论未免太过。近临川太学李君宗瀛，东粤西王少鹤诗，有‘论诗口诀传都赘’之句，亦以诗话为不必作。盖以唐人无诗话而诗存，宋人有诗话而诗亡。不知唐人无诗话，至晚唐风格卑弱，已几于亡；宋人始有诗话，而宋诗至东坡、山谷、渭南，雄视一代，而苍然入古，是诗至宋而未尝亡。诗之存亡，关一代之运会，不关于诗话之作与不作也。”（注：林昌彝：《射鹰楼诗话》卷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95页。）林昌彝竭力为诗话在“诗亡”的问题上开脱罪责，并将诗之灭亡的原因归结为时代变迁所造成的。
清计发另易旗帜，他注意到了论诗者诋毁诗话时往往批评过分严厉，且心口不一：“钟、谭一派，诋之者至目为鬼趣、为兵象、为诗妖，亦太甚矣。而况诋之者正未尝不效之也。”（注：计发：《鱼计轩诗话》，《适园丛书》本，第十二集。）竟陵诗派的代表人物钟惺和谭元春提倡抒发性灵，偏爱冷涩、幽深、孤峭诗格。明清之际的钱谦益曾批评这种诗风为“鬼趣”、“兵象”、“诗妖”。故而计发有感而发。他例举云：“凌缄亭《偶作》云：‘辛苦为诗两竟陵，纵然别派也澄清。阿谁烂把《诗归》读，入室操戈汝太能（自注：钱牧斋少时颇亦取径《诗归》）。’”（注： 计发：《鱼计轩诗话》，《适园丛书》本，第十二集。）钱谦益忘形地批判钟、谭二人，其早年之作却多学钟、谭二人的《古诗归》。计发继续言道：“‘新城重代历城兴，清秀赢将牧老称（自注：时谓阮亭为清秀李于鳞。钱牧斋顾亟称之，何耶），细读羼提轩里句，又疑分得竟陵灯（自注：新城诗有绝似钟、谭者）。’明眼人定不肯随声附和耳。”（注：计发：《鱼计轩诗话》，《适园丛书》本，第十二集。）继钱谦益主盟诗坛的王士禛亦曾学习过钟、谭之论。计发对钱谦益和王士禛口不应心做法的奚落，代表了一批具有理性的批评家真实的感想。
显然，不问诗话皂白，通通加以斥责，是不利于学术进步的。诗话中多有真知灼见，不能一概抹煞。令人欣喜的是，一些论诗者在批判诗话体裁的同时，也往往能辨别诗话质量，以期正确指导后学者，表现出一种对诗话体裁自身评判的积极态度。如明王世贞品评钟嵘《诗品》就格外引人注目：“吾览钟记室《诗品》，折衷情文，裁量事代，可谓允矣，词亦奕奕发之。第所推源出于何者，恐未尽然。”（注：王世贞：《艺苑卮言》，《历代诗话续编》本，第949页，第1001页。）言《诗品》的优点为“折衷情文，裁量事代”，缺点是“推源”作者渊源“恐未尽然”。这些解释，直至今日，也可称得上是公允之论！
清毛先舒《诗辩坻》卷三为读者列出他本人认定的优秀诗话，亦十分精当：“其论诗则刘勰《文心雕龙》、钟嵘《诗品》、皎然《诗式》、严羽《沧浪吟卷》、徐祯卿《谈艺录》、王世贞《艺苑卮言》，此六家多能发微。”（注：毛先舒：《诗辩坻》卷三，《清诗话续编》本，第71页。）在毛氏的眼里，能探究诗中的微妙之处，即为好诗话。独主神韵的王士禛与毛氏喜好略同：“余于古人论诗，最喜钟嵘《诗品》、严羽《诗话》、徐祯卿《谈艺录》。”（注：王士禛：《渔洋诗话》卷上，《清诗话》本，第170页。）
清人论诗主张性情当先，排斥悖理之情的潘德舆与毛先舒、王士禛赏识钟嵘《诗品》的观点则不一致：“新城尚书不处沧浪之时，亦拈‘妙悟’二字，倡率天下，似乎误会沧浪之旨。又以《沧浪诗话》与钟嵘、司空图《诗品》、徐祯卿《谈艺录》一例服膺，皆不甚当。嵘之品评颠倒，前人多已论及。表圣《廿四诗品》，今古脍炙，然文词致佳而名目琐碎，‘高古’、‘疏野’、‘旷达’、‘清奇’、‘超诣’亦大概相似耳。”（注：潘德舆：《养一斋诗话》，《清诗话续编》本，第2010页，第2011页，第2011页，第2154页，第2159页，第2160页，第2011页，第2011页，第2011页，第2013—2014页。）批评诗坛领袖王士禛误会严羽“妙悟”的高深含义，进而贬低钟嵘《诗品》品评颠倒、司空图《二十四诗品》名目琐碎，均为中肯之言。然其所云：“知诗之本者，非沧浪其谁？”（注：潘德舆：《养一斋诗话》，《清诗话续编》本，第2010页，第2011页，第2011页，第2154页，第2159页，第2160页，第2011页，第2011页，第2011页，第2013—2014页。）过高地褒扬《沧浪诗话》，实有过誉之嫌。
除了《沧浪诗话》之外，潘氏还称颂南宋的一些著名诗话：如张戒的《岁寒堂诗话》、姜夔的《白石道人诗说》及黄彻的《溪诗话》等（注：潘德舆：《养一斋诗话》，《清诗话续编》本，第2010页，第2011页，第2011页，第2154页，第2159页，第2160页，第2011页，第2011页，第2011页，第2013—2014页。）。诗话中非著名者如《通雅诗话》和《茗香诗论》，潘德舆也认为有可取之处：“诗话之简而当者，莫如明末方密之《通雅诗话》二十余则，极有契会。”（注：潘德舆：《养一斋诗话》，《清诗话续编》本，第2010页，第2011页，第2011页，第2154页，第2159页，第2160页，第2011页，第2011页，第2011页，第2013—2014页。）“密之之后能以简胜者，近又有仁和宋大樽《茗香诗论》，其论尤为精澈不刊。”（注：潘德舆：《养一斋诗话》，《清诗话续编》本，第2010页，第2011页，第2011页，第2154页，第2159页，第2160页，第2011页，第2011页，第2011页，第2013—2014页。）这两则诗话因其“简”而被潘德舆所推重。
上述各家所言诗话中之优者，并不完全相同。论诗者个人之好恶决定了其评定诗话没有统一的标准。然若仅就其大致偏好来看，厌古喜今的现象在清诗话中是很明显的，与中国古代盛行的尊古做法不尽一致。例如以补救袁枚“性灵说”著称于世的清朱庭珍曾以古今优劣诗话之多寡，表现其贬斥古诗话之思想倾向：“沈归愚先生《说诗晬语》，赵秋谷《声调谱》、《续谱》，王阮亭《古诗平仄定体》，翁覃溪《小石帆亭著录》，及洪稚存《北江诗话》，赵云松《云松诗话》，此本朝人诗话之佳者。古人则《姜白石诗说》、《沧浪诗话》、《怀麓堂诗话》以外，鲜可观者。”（注：朱庭珍：《筱园诗话》卷一，《清诗话续编》本，第2349页。）众多的清人优秀诗话，与较少的古代优秀诗话相比，从数量上，足以看出朱庭珍品评诗话之爱憎。“宋、元人诗话最多，而附会穿凿，最无足取。”（注：朱庭珍：《筱园诗话》卷一，《清诗话续编》本，第2349页。）清贺裳亦有同感：“宋人议论拘执……论诗则过于苛细，然正供识者一噱耳。”（注：贺裳：《载酒园诗话》卷一，《清诗话续编》本，第252页。）
厚今薄古之思潮在清梁章钜的诗话中亦可看出端倪。梁氏以广师历代名家之学、并能复变其说著称当时，故其所言最具有说服力：“司空表圣《诗品》，但以隽词标举兴象，而于诗家之利病，实无所发明，于作诗者之心思，亦无所触发。近袁简斋作《续诗品》三十二首，乃真学诗之准绳，不可不读。自序谓：‘陆士龙云：虽随手之妙，良难以词谕。要所能言者，尽于是耳。’盖非深于诗者不能为也。”（注：梁章钜：《退庵随笔·学诗二》，《清诗话续编》本，第1991页—1992页。）批评唐司空图著名的《诗品》不注重诗人内心之挖掘，称誉袁枚《续诗品》为学诗者之准绳。
除此之外，明人胡应麟也有不满宋诗话之论：“宋人诗话，欧、陈虽名世，然率纪事，间及谐谑，时得数名言耳。刘贡父自是滑稽渠帅，其博洽可睹一斑。司马君实大儒，是事别论。王直方拾人唾涕，然苏、黄遗风余韵，赖此足征。叶梦得非知诗者，亿或中焉。吕本中自谓江西衣钵，所记甚寥寥。唐子西录不多，其中颇有致语，亦不可尽凭。葛常之二十卷独全，头巾亹亹，每患读之难竭。高似孙小儿强作解事，面目可憎。许彦周迂腐老生。朱少章湮没无考。洪觉范浮屠谈诗，而诞妄坌出，在彼法当堕无间狱中。陈子象掇拾遗碎，时广见闻。张表臣独评自作诗，大堪抵掌。”（注：胡应麟：《诗薮》杂编卷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321页。）在胡氏的笔下，宋诗话有率纪谐谑者，有滑稽渠帅者，有拾人唾涕者，有奉江西诗派衣钵者，有头巾亹亹者，有强作解事者，有迂腐老迈者，有湮没无考者，有诞妄坌出者，有掇拾遗碎者。总之优秀诗话极少。
宋人诗话之所以遭到明清诗话作者的猛烈批判，实与其最初立足点有关：欧阳修为始作俑者，其第一次以“诗话”命名的《六一诗话》，鼓吹“资闲谈”（注：欧阳修：《六一诗话》，《历代诗话》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64页。），将诗话撰写引入了歧途。显然此论与明清诗话试图改良诗话、以期能指导后生写诗的宏伟目标不能同日而语。
沦为“兼说部”之“资闲谈”（注：《四库全书总目·诗文评类一》，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779页。），使得宋诗话在其所评的古代诗歌面前始终无法抬头。身为江西诗派中人的王直方描述宋诗话家刘咸临写诗话之情形为：“刘咸临醉中尝作《诗话》数十篇，既醒，书四句于后曰：‘坐井而观天，遂亦作天论。客问天方圆，低头惭客问。’盖悔其率尔也。”（注：王直方：《王直方诗话·刘咸临题诗话诗》，郭绍虞辑《宋诗话辑佚》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34页。）诗话只宜酒醉中作，觉醒后即悔行。此虽记刘咸临之事，亦表明宋诗话作者本人对诗话体裁爱恨交加的矛盾态度。
鄙厌古诗话之潮亦波及明人：清人叶燮曾不无调侃地批评明王世贞说：“王世贞诗评甚多，虽祖述前人之口吻，而掇拾其皮毛。”（注：叶燮：《原诗》卷三，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55页。）王士禛则鼓旗相应道：“弇州《艺苑卮言》……独嫌其党同类，稍乖公允耳。”（注：王士禛：《渔洋诗话》卷上，《清诗话》本，第170页。）对于明代其他诗话，王士禛也表现出自己的不满：“不喜皇甫汸《解颐新语》、谢榛《诗说》。”（注：王士禛：《渔洋诗话》卷上，《清诗话》本，第170页。）皇甫汸品评诗歌多有疏漏之处，故“不喜”自在情理之中；谢榛《诗说》标榜汉魏风骨，诗评能鞭辟入里，其言“不喜”疑其与清人鄙厌古人所作诗话之习有关。明代徐祯卿的《谈艺录》同样遭到了清人的批判，潘德舆云：“《谈艺录》推本性情，颇敦古谊。然谓乐府与诗殊途，是不知三代以上诗乐表里之旨；谓子建不堪整栗，是不识子建也。此处转让钟嵘见地。嵘谓‘孔门用诗，陈思入室’，虽推挹微过，然子建真《风》、《雅》之苗裔，非陶公、李、杜，则无媲美之人矣。”（注：潘德舆：《养一斋诗话》，《清诗话续编》本，第2010页，第2011页，第2011页，第2154页，第2159页，第2160页，第2011页，第2011页，第2011页，第2013—2014页。）言徐祯卿不知三代以上古诗乐表里之旨，不识曹植，与事实不相符合。徐祯卿有《迪功集》六卷，其诗风专门效法汉魏古诗。故知其对曹植知之甚深。潘氏之评正好说明清文人对诗话厚今薄古之心理是片面的。
当然我们这样说并非否认清诗话作者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清诗话阵营内部远远不是一派莺歌燕舞的气象，亦有自毁长城之举。林昌彝《射鹰楼诗话》卷五品评诗话诸家云：“近代竹垞、西河、愚山、渔洋、秋谷、确士、瓯北、简斋、雨村、四农，皆有诗话。竹垞之媕雅，四农之精确，则诗话必不可不作，是有诗话而古诗存。确士之专取风格，简斋之一味滥收，则诗话不必作可也。简斋诗话尤滋学者之惑，为诗话之蠹。”（注：林昌彝：《射鹰楼诗话》卷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95页。）在林昌彝看来，上述著名的优秀诗话只有朱彝尊和潘德舆之诗话妙不可言；沈德潜和袁枚诗话犹如秕糠，尤其是袁枚诗话更为诗话之蠹虫。林氏如此贬低袁枚诗话，显非公允之论。
潘德舆亦曾对袁枚诗话加以怀疑过，但他的态度要比林昌彝平缓得多：“近人诗话之有名者，如愚山、渔洋、秋谷、竹、确士所著，不尽是发明第一义，然尚不至滋后学之惑。滋惑者，其随园乎？人纷纷訾之，吾可无论矣。”（注：潘德舆：《养一斋诗话》，《清诗话续编》本，第2010页，第2011页，第2011页，第2154页，第2159页，第2160页，第2011页，第2011页，第2011页，第2013—2014页。）潘氏对他人所喜欢的翁方纲《石洲诗话》亦无好感：“独《石洲诗话》一书，引证该博，又无随园佻纤之失，信从者多。予窃有惑焉，不敢不商榷，以质后之君子。”（注：潘德舆：《养一斋诗话》，《清诗话续编》本，第2010页，第2011页，第2011页，第2154页，第2159页，第2160页，第2011页，第2011页，第2011页，第2013—2014页。） 故此他得出结论云：“以苏（轼）之豪于诗，而倡言学之者犹足累人，况降于此者哉！论诗者诚不可不慎于言矣。”（注：潘德舆：《养一斋诗话》，《清诗话续编》本，第2010页，第2011页，第2011页，第2154页，第2159页，第2160页，第2011页，第2011页，第2011页，第2013—2014页。）
清人诗话何以既厌古喜今而又“祸起萧墙”、内乱不断呢？钟嵘《诗品》曾评南朝梁时文坛现象，其情形极类似清诗话文坛阵营：“庸音杂体，人各为容。至使膏腴子弟，耻文不逮，终朝点缀，分夜呻吟。独观谓为警策，众睹终沦平钝。”（注：钟嵘：《诗品》，《历代诗话》本，第4页，第3页。）诗话作者恃己才高，自以为是，妄加点评，实为清诗话内乱之主要原因。清沈楙德为顾嗣立《寒厅诗话》作跋语时亦感慨道：“今之翕张风雅，轩轾人才，片语单词。悉以己意为去取，而安得为知诗，而安得为能话？”（注：沈楙德：《寒厅诗话跋》，顾嗣立《寒厅诗话》卷末，《清诗话》本，第97页。）然尽管如此，诗话犹不可不作。汪师韩有言：“宋后文人好著诗话，其为支离琐屑之谈，十且六七，而余复尤而效之乎？余过矣！虽然，以志余过。”（注：汪师韩：《诗学纂闻》，《清诗话》本，第439页。）以诗话记述作者本人写诗话之过错，虽然所作诗话支离琐屑，但在未出现新的文学理论形式之前，也只能聊复尔尔了。
清方世举撰写诗话之矛盾心理可为清诗话作者心态的最好说明：“余小言亦且有误，或误人，或误题，直抒胸次而未遑检对。老不耐烦，又无胥钞，一气疾书，掷笔而止。”（注：方世举：《兰丛诗话序》，《清诗话续编》本，第769页，第769页，第785页。）对诗话体裁爱恨交加，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正是诗话作者心态的真实写照。
至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古代诗话对于自身体裁之批判和反批判，和谐地维系着诗话对诗论长久的统治。然而即使是诗话最为辉煌的宋、明、清三代，诗坛也从未达成统一的共识，批判与反批判相互诘难，伴随着诗话的兴盛衰亡。诗话作者也的确无法做出更多的抉择，故而只能以诗话的形式表达自己的文学理论思想，最终使得古诗话汗牛充栋。当西方文学理论一旦大举涌入国门之后，诗话就不得不付出淡出文坛的代价：诗话内部之争，到头来没有谁是胜利者，其惟一的命运就是寿终正寝。今天我们探明诗话体裁自身批判之特征，了解诗话批判与反批判在诗话发展历史中所起的独特作用，对于如何借鉴古代诗话中的精华，服务于当代，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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