循环型城市社会发展模式——社会学视角的理想类型建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学论文,视角论文,社会发展论文,理想论文,类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2.81;F2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06)11-0071-13
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当今世界发展的主旋律。对世界环境及资源的关注也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一个主题，各国政府都热烈地表达了对这一问题的密切关注与重视。实现我们这一代和子孙后代的可持续发展，其重要意义已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广泛的讨论。这些讨论所涵盖的议题涉及到人口、农业、工业、能源消耗、全球气候变暖、资源获取的公平性以及城市化等多方面的内容。当代中国的城市化正处在一个高速发展期，传统的城市形态正在被打破，而新的城市形态没有在理论和实践意义上创造出完整的体系和模式，因此，面对中国城市社会的变迁与转型，寻求一种全新的城市“理想模式”和“理想类型”，既是当代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也是中国现代化可持续发展的需要。本文旨在从“理想类型”认知的角度，试图构建“循环型城市社会发展模式”。
一、资源依赖型城市化的困境
中国正处在一个现代化的过程中，或者也可以说中国正处在城市社会的急剧变迁之中，当代中国所有的问题，其现实根源都与城市化和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存在相关联。如西方学者所言：“尽管涉及环境的一系列问题都非常重要并相互交织，但城市化问题似乎最棘手也最难应付。城市的重要性毋庸置疑。正如埃尔金等人所言，‘城市的中心，是世界经济秩序能否正常运转的关键所在。’虽然城市所面临的问题众所周知，但是城市本身的复杂性，城市居民生活体验所存在的种种差异，都产生了一系列的难题。使得我们探索有效解决途径的道路变得愈发艰难。然而，我们以必须义无反顾地承担起这个任务：对不可持续发展问题做反应的大部分声音，‘应该从城市响起’，因为正是在这里，产生了最为严重的环境破坏，也只有在这里，许多问题才能得到有效的改善与解决。”①中国城市化发展的事实已经证实了这样一种解释。城市中确实存在很多问题，但是环境改善成功的案例也是在城市里，中国在这方面已经获得了一定的经验。
针对中国城市化与城市社会问题的本土性特点和属性，笔者提出的“循环型城市社会发展模式”在现阶段只是一种构想，因此，称之为“理想类型”。这么说是因为，虽然很难“以纯粹的方式”使“循环型城市社会发展模式”这一“理想类型”完整地存在于现实的社会之中，但是就其中各要素而言这却是人们建设城市的努力方向，是一种“行动者的意义所在”。这里提出的“理想类型”与社会学韦伯的“理想类型”的不同之处在于，“循环型城市社会发展模式”的提出意义在于城市的发展与创造过程，在于使社会多数人能够产生共同的认知，在于让更多的人追求一种新型社会关系的构建过程，同时也，是在强调中国传统“天人合一”的思想在现实的再现，具有某种本土化城市形态构建的理性思考。
建构“循环型城市社会发展模式”源于我们所处时代的特殊发展状态。我们必须看到当代中国城市社会转型所带来的新问题，正因为这样，才更需要建构一个理想类型的城市模式。中国的城市化是一种“制度投入主导型”城市化发展模式②，也是一种粗犷型的城市化，造成了能源、资源的大量需求与消耗，并形成相关的城市社会问题，如土地问题、环境污染问题、产业结构不合理问题、资源浪费问题、农民失地问题、城市老龄化问题、社会保障不充分问题、就业不充分问题、消费畸型化问题、住房与交通拥挤问题、流动人口问题以及城市空间不合理、城市竞争力追求GDP形成的政绩效应问题，等等。这些问题又集中表现在对城市与自然关系的冲突、长远发展与当代需要的冲突、物质消费的价值取向与资源相对缺乏的冲突等方面。因此，越是在这样社会的急剧变迁和城市化的高速发展中，越是需要保持清醒，保持一种合理的增长方式，创建新的发展理论与模式——“循环型城市社会发展模式”，进而创造增长方式大于增长本身的范式。
近代社会以来，在世界范围的现代化过程中，出现了世界范围的资源利用与开发。发达国家许多城市的相对富足，不仅远没有为我们减轻社会发展与人类生存的压力，反倒加剧了不可持续发展这一问题的严重性。正是在这些都市里，对资源的透支性消耗及利用，产生了最主要的全球性效应。“正是那些最发达的城市造成了全世界范围内的环境恶化，因为他们的发展，是建立在‘对资源的不可持续性利用和消耗’的基础之上的，如果发展中国家再重蹈其覆辙，那么就将意味着‘我们很快会面临大规模的生态系统崩溃，……我们必须竭力发展出另一种城市模式’。”③英国学者提出的“另外一种模式”就是“紧缩城市”模式，但是这一模式一经提出便歧义丛生。“紧缩城市”在理论上应该是城市发展的一种形态，但是目前“紧缩城市”理论还没有构建一个完整的科学指标体系，更重要的是紧缩城市一方面可以在单位土地面积上增长产值和效益，但另一方面因为“紧缩”有可能带来环境的恶化和城市空间高密度的不合理性。“紧缩城市”不是本文研究的主要内容，我们仅对此提出一个思考，即应该提出“适度紧缩城市”的概念，或者可以说“紧缩城市”还不能真正解决“可持续城市形态”构建的问题。
面对世界性资源与能源危机，中国的现代化更值得关注，因为中国的现代化不仅速度发展快、领域广，而且变革有深度。同时，由于中国人口总量大，对于世界来讲资源与能源消耗比重增加，特别是中国一些欠发达地区的粗放型建设模式，对全球的经济与环境影响十分显著，这一点已经引起相关机构及研究者的高度关注。其关键因素是，中国的现代化是以高消耗、高污染和低产出为基本特征的“资源依赖型现代化”，对于人均占有资源有限的国家来说，“资源依赖型现代化”对可持续发展的负面影响十分明显。解决这一问题的核心是一个社会的发展观。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对于中国来讲，是一个有前瞻性意义的创造。《2006中国能源发展报告》开篇就指出：“我们面对的资源和环境压力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严峻，尽管资源约束并非中国经济发展的绝对障碍。但中国并不具有特别资源优势，人口众多、人均资源不足是基本国情，多年来依赖大量资源消耗，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与此同时，经济经济增长的代价是：资源消耗过度、环境破坏严重。因此能源短缺危机与环境约束压力同时并存。”④这个报告还引用了罗马俱乐部报告《增长的极限》中的一句话：“我们不只是继承了父辈的地球，而是借用了儿孙的地球”。根据中国经济与资源的特殊性，只有把“循环型城市社会发展模式”作为我们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重点，才是正确的选择。
不同国家的现代化的方式、道路和价值取向是不同的，由此导致的结果也各不相同，资源依赖型的现代化国家所带来的环境破坏等负面影响，不仅引起人们的注意，更引起人们的担忧。而中国的现代化类型的选择到目前为止，在社会整体意义上仍然是传统经济模式的发展观，GDP的国家内部竞争体系，构建了资源高消耗发展现状，我国已经到了必须重新选择经济发展模式的阶段。
伴随人类社会的科技发展和人口的增加，地球的承载能力越来越有限，现存的物质型资源，如水、煤炭、石油等，与世界人均的发展要求相比，显得越来越少。罗马俱乐部曾预言，当球上的人口超过100亿的时候，对于世界能源将是一个灾难性的失缺，世界人口在未来70年左右可能会增加到100亿人，人类将整体面对资源与能源缺乏的挑战。如何解决这一问题？这是对各国现代化的一个检验。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在其现代化的过程中都在拼命地使用现存的资源与能源。而且非常明显的是，发达国家对资源的依赖形式正在发生革命性变化，一方面发达国家往往向欠发达国家输出传统污染工业，同时用各种手段掠夺发展中国家能源；另一方面，发达国家又在通过创新机构开发新资源、创造新能源，进入新兴工业和后工业社会的发展过程，从对资源的高度依赖，转向对高新技术、高级人才、文化产业及对新兴服务产业的依赖。
以资源利用为主的后发达国家在现代化的进程中，面临着多方面的严峻考验。中国的现代化正是一种典型的“资源依赖型现代化”，“长期以来，我们总是以为中国地大物博、资源丰富，国民和政府都未能树立资源危机的意识。然而，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人均资源水平极低，几乎所有人均资源都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中国矿产资源紧缺矛盾日益突出，石油、煤炭、铜、铁、锰、铬储量持续下降，缺口及短缺进一步加大，中国45种主要矿产的现在储量，能保证2010年需求的只有24种，能保证2020年需求的只有6种，资源瓶颈已经是一个不得不面对的现实。”⑤而且，到目前为止，中国城市的发展还在构建自己的“超资源政治”和“超经济政治”模式，并在“超资源经济”政体条件下发展现代化，如土地资源的超经济利用，水电资源的超经济关系利用，矿藏的超经济条件利用与开发，等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耕地减少近一亿亩。特别是大城市的发展导致人均耗水量的增加已经到了危及供应能力的程度。中国大部分城市都缺水，如北京、天津、大连、沈阳、青岛等，已经成为经济发展滞后力⑥。资源消耗的政治管理模式是一种“超经济强制关系”，是权力整合下的资源超经济利用，中国的整体城市和现代化以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高能源依赖和低产出效益为主要形态。仅从矿产资源的角度稍加研究便可知道，中国矿产资源最大的特点是种类和总量较多，但是人均资源匮乏，特别是某些关系到国家经济与国防安全的至关重要的资源严重缺乏。可以总结为：中国人多，矿产种类多，地大，支柱型资源产业种类少⑦，加之粗犷型的生产能源消耗，形成严重的结构型资源缺乏现状。中国传统的说法是“我国地大物博、矿产丰富”，这一解释误导了几代中国人。面对高速的现代化和高消耗的资源使用，中国更应该及时提出循环社会的发展战略。
采取什么样的发展道路，既是一个优秀民族的外在表现，是对一个优秀民族的选择能力的考验，也是华夏子孙对世界发展负怎样的责任的问题。我们既要发展国家现代化，又要对世界的整体经济发展负责。在莱斯斯特·R·布郎的《生态经济》一书中专设有《中国的启示》一章，他指出，中国人的收入在增加，消费水平也在提高，中国对世界经济与生态的压力是显见的，如果中国也走美国和日本的消费模式，中国的土地资源和食物资源就会发生严重危机，而这个危机不仅是中国自身的也是世界的⑧。
建立“循环型城市社会发展模式”，就是选择适合中国资源国情的发展道路；建立“循环型城市社会发展模式”，就是为了降低现代化的成本，把中国的现代化过程纳入良性发展的轨道；建立“循环型城市社会发展模式”，就是创造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寻找国家长治久安的发展动力机制。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建立“循环型城市社会发展模式”是在构建社会发展的永续动力源。
二、减少城市化的“耗能”
城市化的过程既是社会财富有效积累的过程，也是资源与能源消耗增长的过程。城市是社会发展的动力，是社会发展的核心形态。从另外的角度认识，城市本身也是一个巨型消费体，因此，首先在城市社会体系内建立循环社会形态，这是构建“循环型城市社会发展模式”的前提和根本。
中国的现代化应该是“当代人物质财富享受型”的现代化，还是“未来可持续资源创新型”现代化，或者是仅仅一般意义上的循环经济行为模式建设的现代化过程，这是能否真正构建成一个和谐社会的重要分水岭。这其中还包括社会精英群体的价值认知和行为取向，因为循环社会的构建是社会群体的整体行为，必须有社会精英群体的参与、引导和创新，必须有现代社会精英群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意识的重构。这个精英群体应当包括政界、学术界、文化界和企业界的有识之士。
尔夫冈·查普夫在论述世界的现代化发展时，提出了一个“动力源”的认识视角，他认为现代化是社会内部“冲突”的结果。这一认识是有一定道理的。任何国家与民族的现代化过程都是对传统经济、社会与文化关系的某种否定。在任何一种社会形态与社会关系内，都必然存在着多种利益群体，如既得利益群体、在一定程度上被改革和利益调整伤害的群体，也必然存在着保守主义群体和开放的社会先锋群体。这种现代化的“内部冲突”是多元的、多样态的，有思想观念上的冲突，也有行为上的冲突；必然会出现保护现存社会制度、社会关系和经济关系的利益群体，也必然有以推动变革为社会长远利益着想的群体。“循环城市社会发展模式”的提出，是一种思想领域的努力，是思考社会全员受益的一种观念，也是在现代社会的变迁中寻找到更为有效的克服旧有矛盾的方法，寻找与时代发展相适应的创新行为，而这个行为应该是社会整体现代化的全员行为意识和主张。
从某种角度说，当代中国的城市化和现代化是一种资源利用的社会扩大化和社会资源使用非公平化的过程，甚至可以说，现代化是能源与资源利用的现代性表现和合理使用过程。资源与人类社会的进化是一个“二律背反”的反复过程。现代化必然以资源开发增量利用为前提，但是资源是有限的，因此现代化的过程又是以某些资源从不稀缺转化为稀缺为外在特征的。如果能够从这样一个层面来分析现代化过程，我们构建“循环城市社会发展模式”的意义就有可能成为社会全员的共识。同时，现代化的进程也是法制与市场经济关系深入的过程，市场经济“无形的手”，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以寻找资源的价值最大化为其基本功能，如在市场经济合理性的发育中，可以使汽车、冰箱、电视机、电脑成为亿万家庭的普遍生活用品，而这些商品需求越大，对资源的攫取度就越高。尔夫冈·查普夫提出的新观点是，现代化在一定意义上说是“市场失灵和国家失灵恰恰产生于大众消费和福利国家的经验和成果，以及这些成果所带来的副作用。人们可以从迄今为止的各种发展的能力效应中推导出创新潜能。……熊彼特所说的‘创造性的破坏’是否总能取得灾难性破坏。这种分析的理性意义在于现代化过程是少数人获得利益，还是多数人获得利益，尽管任何国家现代化都在宣称是为多数人获得利益的改革，但是在改革过程中出现的‘资源不节制消耗’和‘资源被少数人占有’往往是一种灾难型的过程。甚至在某些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学者那里找到了支持。比如，伊曼纽埃·瓦勒斯坦，他认为科技革命和政治改革的双元制是具备承载能力的：所以，反保守的创新加上反保守的改革共同作用，使得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又回到一个新的扩张和积累阶段这条道路上来”⑨。中国的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会不会形成“创造性破坏”或者成为“建设性破坏”，关键是对现代化的引导和模式的构建，而循环社会或者“循环型城市社会发展模式”就是调整现代化所带来的社会整体消费对自然资源和的索取方式，进而在构建现代化的发展中创造对于自然的回报方式。
所以，现存的社会需要我们从理性的角度认识现代化的本质，认识现代化过程的自然资源“耗能”，并使之成本降低，让现实与历史连续起来，从而对民族的整体发展和历史负责。我们必须减少或者降低现代化的成本，让我们的社会形成良性永续发展格局。
要减少现代化的“耗能”，只能从全世界整体经济平衡关系和世界经济与社会发展价值链的角度，提前启动“循环型城市社会发展模式”，虽然这种模式离现实还有距离，这正是人类自身的价值体现——为理想而努力，提前运作“循环型城市社会发展模式”，而不仅仅是运作单一的循环经济的发展关系。循环经济与循环社会的发展有着很多方面的不同，如果我们只关注生产、减量回收和再生产的过程，是不能够完全解决中国的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循环型城市社会发展模式”的理念的建设，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整体现代性的标志。很多学者都研究了日本、德国和美国等国家的循环经济与循环社会的发展状况，人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日本等国家相关循环社会的法规和政策方面。但却往往忽视了德国和日本等经济发达国家循环社会理念的“社会发生”意义，即为什么日本、德国和美国等发达国家能够率先提出循环社会的意识、理念、主张和法规？这一理念和主张提出后，是如何能够在社会上整体推广并行之有效的？这才应该是我们要寻找的本质内容。我们研究循环经济与循环社会的差异时，更应该从深层次分析这一循环社会型的构建过程，并分析这种循环社会构建的基础和土壤。我们能够构建成循环社会吗？构建循环社会和“循环型城市社会发展模式”时我们需要做哪些事情？构建循环型社会我们还缺什么？我们的阻力是什么？我们有能力克服这种阻力吗？正因有这么多重要问题需要解答，我们才需要精英群体的倡导，才需要社会整体认知，才需要政界精英的全面理解。当然更需要权力经济体系在以往的“超经济关系”体系中，开创出适合“循环型城市社会模式”的管理体制。
我们可以从这样几方面认识循环社会与循环经济的差异：
第一，构建“循环型城市社会发展模式”是以人为核心的城市社会的整体行为，而不仅仅是单一的经济行为。这里面包括政治、经济、法律、思想、道德、文化、环境、心理、消费和行为等各方面因素，通过多因素整合协调，形成一定意义上的社会整体行为规范。社会整体行为既表现为社会全员意义上的同一认知，也包括以社会整体上的文明水平指数作为循环社会的基础，即大家都遵守一定的“循环社会”行为的约定，并在社会约定的前提下，使之成为社会的普遍行为，所有人都成为循环社会参与者和建设者。
第二，构建“循环型城市社会发展模式”是社会民主关系深化的再创造。循环社会的发展目标是为社会全员谋利益，是为多数人创造优良的生活空间，而这只有在民主关系的深化中才能获得全方位的发展。循环社会要求的是一种社会整体公平，其主要的思考点是：资源不能直接被少数人占有和利用，资源的社会公共性建设和资源的历史性开发是其主旨。公共性资源是由合理的法制程序控制的，公共资源的社会利益最大化是“循环型城市社会发展模式”建设的主要目标。
第三，构建“循环型城市社会发展模式”是一种新型的城市制度和法制建设过程。通过大量的制度形式和立法文化等法律形式把自然资源社会资源开发限定在一定程度，至少能够在法律上规范对资源的“超经济开发”。在美国、日本等国家一部分自然资源被作为公共资源永久性保留下来，其意义就在于此⑩。事实上，我们在实践中已经认识到，市场经济深化的过程就是资源的再分配过程也是法制深化的过程。市场经济通过契约关系限定社会及自然资源的开发，通过契约关系限定“超经济关系制度”的权限，从而形成自然与社会资源的相对公共利益化和公平化。
第四，构建“循环型城市社会发展模式”是继工业化后人类对自然和自身重塑的过程。在传统的农业社会中，人们更多的只是索取自然物和消耗自然。中国汉朝以来的关中地区，司马迁曾称之为关中沃野，谓天下三分，财富有其二。然而农业社会的生活与生产是对自然(如森林)的依赖性消耗，具有灾难性后果。虽然人类的工业化过程在伤害自然方面表现得比农业社会更为强烈，但是由工业化带动的城市化，使城市成社会的财富积累地，工业化的过程增加了人类社会的财富总量，而城市是人类社会财富的容器，由工业化的发展所带来的城市化的发展水平，表现为社会财富的积累水平。因此，在某一国家和某一地区的城市化水平达到或者超过50%以上时，当社会财富总量增长到一定水平时，反过来可以对自然进行“重塑”，欧洲城市化的发展历史证明了这一点。英国1850年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城市人口超过农业人口的国家。在工业化的后期，包括日本、法国、德国和美国在内的经济发达国都开始了新自然环境的开发过程，在向后工业的转换中，创造了新的人与自然的发展关系。后工业社会的发展其实质也是人们在生活的意义上与自然的关系的重组过程。
第五，“循环型城市社会发展模式”是“环境伦理”型社会，是人的现代性行为“形塑”的过程，即是新文化道德、消费道德和生态道德的建构过程。把“人类未来后代作为道德责任的客体”，表现了人和自然之间的一种道德关系，这是“循环型城市社会模式”区别于循环经济的重要界线。“环境伦理学假设人类对自然界的行为能够而且也一直被道德规范约束着。环境伦理的理论必须(1)解释这些规范；(2)解释谁或哪些人有责任；(3)这些责任如何被证。”(11)中国如北京、上海、深圳和南京这样的大城市，每个城市至少有几万条宠物狗都在随意大小便。可是在西方发达国家很少看到这种情况。如果这种新“环境伦理”行为不能构建起来，那么循环社会的存在与发展也是不可能的。此仅举一例，即可“管中窥豹，可见一斑”了。人的行为的现代化，是循环型城市社会区别于循环经济的重要认知指标之一，也是人的现代性的符号意义。当“环境伦理”的价值观转化为某种法律与制度时，这些法律和制度能不能成为社会群体的共同行为表现。而城市社会的现代性集中体现在人们对法制社会的尊重与认同程度上。
第六，“循环型城市社会发展模式”是社会本身的一个构建过程，不仅仅是指某种生产形式和生产类型。从这个意义上讲，必须将循环社会建设纳入全民或者城市社会的全员教育之中，并使之成为社会全体成员长期的思考和行动，从而形成一种固定的行为模式。一个好城市犹如一所好学校。
第七，“循环型城市社会发展模式”建设是城市政府具体的管理过程。其本质意义在于，对这种社会类型和社会形态的动态管理，是各级管理组织和管理机构的日常行为。比如生产型垃圾和生活型垃圾的管理是社会整体管理；对相关自然资源的利用与开发，应该创造整体的开发模式。对于一个城市或者一个地区来讲，必须建立中长期的社会与经济管理规划和管理模式。只有在全员社会的基础上创建一种管理监督体系，这种循环社会才能成为一种社会范式。
第八，构建“循环型城市社会发展模式”必须创造一种市民认同的城市理念和生态环境价值体系。循环社会是关系到子孙后代的长远福利型社会构建的基础，让每一个人都能够从一种角度认识循环社会的意义，既是为后人，也是为世界，实是为目前时代所做出的努力，是当今城市人的责任和义务。
从总体上说，循环经济的对象是生产形式，虽然也强调为社会整体，但是，具体体现为经济生产过程的行为和循环关系。“循环型城市社会发展模式”则是以人为核心的整体社会进化的过程，既是人类在经历农业革命、工业革命和知识经济革命后，对地球与人的关系的一种新的认识，也是社会运行的一种新模式。
三、制度与文化价值观的社会整体进化
城市社会的制度创新是建立“循环型城市社会发展模式”的前提。循环社会是人们主观认知的社会，是在主观和新的社会主张指导下完成的社会群体行为，制度是这种层面的保证与前提。或者可以说，没有一个对社会全员的负责的相关制度，没有一个对历史负责的社会制度体系，“循环型城市社会发展模式”是不可能建立的。
全世界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在进行制度改革，只是改革的方式和声势不同，特别是一些发达国家把改革与创新作为同一层次的认知方式，而不是把改革作为一种运动。改革是政府制度层面建设的日常工作之一。比较西方近代和当代的现代化发展，亨廷顿曾有针对性地对发展中国的现代化提出这样的分析：“现代化之中的国家”面临着“政党与城乡差别”社会现实，事实上中国的改革面临的社会现实正是“城乡差异”二元结构深化的特殊社会历史时期，当代的许多问题社会的发生都与“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有关。他认为：“农村人口占大多数和城市人口增长这两个条件结合在一起，就给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造成了一种特殊的政治格局。”(12)中国城乡差别的现实充分证明这一，点，比如，在中国的大城市中，一方面是居高不下的房价，一方面是不断涌进的农业人口和外来人口。如果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在未来的15年左右要达到70%的水平的话，农业人口向城市转移将达3至5亿，而且这一过程至少要持续15至20年，在这种前提下，“宜居城市”的建设就面临发展与现存居住生活方式的冲突。所以，就中国的城市与乡村的关系来讲，如何解决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与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矛盾是值得我们反思和认真探讨的课题。当前，在城市化过程正在生成不同类型的矛盾，政治、政党所体现的权力体系影响着并决定着改革的成败，而且还明确地说明了城市与乡村的对立和转化与权力结构中的政党与政治有关，对于处于城市化高速发展的中国来说，构建“循环型城市社会发展模式”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之一，是战略目标和全新的价值取向。
城市化的变迁是社会大系统的结构性变迁。城市有机复合体是人类以群体的方式依赖自然的综合系统，除了上面论及的组织与制度系统外，生态与资源系统已经成为城市的生命线。因此，在“循环型城市社会发展模式”下，工业化向新型工业和后工业社会发展的转变，需要政府转换角色，在服从自然规律的前提下，创造环境友好型政府，通过整合社会资源，创造循环社会关系的集合性、相关性、目的性和人与自然环境适应性。城市政府通过制度与组织形式，“循环型城市社会发展模式”目标，运用经济手段、行政手段、法律手段、政策手段和其他手段加以实现。这里多次强调制度建设是“循环型城市社会发展模式”得以实施的前提，是因为制度建设在很大程度上规范着政府的价值取向，规范着政府的政策主张和实施能力，在城市社会结构变迁的内部结构分化层面，影响、控制着社会结构变迁运行方式、变迁方向和变迁速度。所有的社会形态都有自己的发展战略规划，制度型的战略调整不仅制约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社会发展，还影响着人们的观念与时尚。“循环型城市社会发展模式”是人的主体实践行为，而这一主体实践需要制度保证和控制。
社会成员在生存与发展中，都从群体和个体的需求出发来寻找自己“生态位置”，其原生性目的无论是“生存型”还是“理想型”都是不规则运动，即处于无序化状态，对自然物的需求与索取，不同的价值观会采取不同的行动原则和行动方式。如中国曾经因经济需要而对东北“北大荒”地区进行开发，有些省份为发展农业填湖造地，也有些地区曾出现砍伐森林造地的运动和“圈地建设”运动等，这些都曾对自然环境与生态空间产生某种破坏，如东北湿地的破坏、湖泊数量与面积的大量减少、农业土地大量缩减的现实等。这说明，如果没有一个循环社会模式构建的制度型、前瞻性的战略思考，我们往往会做出与自然和未来可持续发展相背谬的事件来。而制度、组织、规范让无数不同群体、组织和个体的“不规则运动”，形成一个以共同目标行为指向的规则与规范运动，从而使社会个体和不同组织的目的与需求进入有序化、合理化的轨道。因此，“循环型城市社会发展模式”的建设在城市社会的整体变迁中，通过制度的创造，让循环社会的目的变成社会整体的自觉行动，使社会个体与群体在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双重发展中生成和完善新制度体系和规范。事实上“循环型城市社会发展模式”的构建必然带来一系列新生的制度，进而促进循环社会模式成长。卡尔·波普尔认为：“我们社会环境的结构在一定意义上是人造的；其制度传统既不是上帝的作品，也不是自然的作品。而是人的行动和决策的结果，是能够由人的行为和决策改变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们全部都是有意识地设计出来的，是可以依照需求、希望或动机来解释的。相反，甚至那些作为自觉的和有意识的人类行动的结果出现的东西，作为一条规则，也都是这种行动的间接的、无意识的和经常是不必要的副产品。只有很少一部分社会制度是有意识的设计出来的，而大部分制度，正如我以前说过的，已经作为人类行动的无需设计的结果生成了”(13)。制度是在“生活游戏规则”中产生并固定下来的，但游戏的前提是有游戏规则的。如果我们把循环社会模式构建中的“互动”，转换成与自然的“合作性交换”，把“竞争”和“冲突”作为与自然环境的一种共生手段，那么循环社会模式就是直接推动社会进化的一种“动力因”。制度要素在为社会结构变迁创造条件，在这个条件下，社会中的个人、群体对自然索取的方式、依赖方式与“冲突方式”就会在本质上发生变化，即在观念上不是仅仅把自然视为人类的索取物，而是在人类对自然给予的前提下，真正获得自然的恩典。面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新解释，要求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对“自然的消耗”，转变为对自然给予对等回报，而这种回报其实就是回报给人类自身，因为人类是自然的一部分，自然是人类生存的基础。关键是在“循环型城市社会发展模式”建设中所创造的全新制度和全新价值体系，不是某个阶级意义上的体系，而是全民意义上的共同利益和价值取向。
城市既是一个巨大的消费体，又是一个生产世界，需要大量的能量和资源，并在千千万万人的消费中汲取着自然的营养。正因为自然对于人类来说，其营养是有限的，所以，人类要以感恩的心态回报自然。但是回报的方式和能力与人类不同群体的价值观有直接关系。“循环型城市社会发展模式”的建设说到底是人类对自然感恩回报的方式，这就需要城市社会的每一个消费者，确立对自然资源与城市发展关系的新的价值体系和价值取向。这一问题曾有很多学者做过研究，如消费道德的构建、消费方式的建构及消费理性的思考等。但是，面对自然资源的日趋减少，人类生活现代化对自然物的索取越来越多，我们必须打破传统的文化消费伦理的习惯性思考，必须在站在时代的高度，站在历史的高度，才能够进行“循环型城市社会发展模式”的创建。社区研究学者桑德斯引用克鲁空观点说：“价值取向就是人们所内含的世界观，它可以解释为：人类生活意义，或人类生活情况。因而能够提供对于解决日常问题的看法。就像我们可以习惯来观察人们的行为，用传统来解释人们的行为一样，我们可以用一个人的价值取向观察他的生活方式”(14)。从全世界的角度看，不同的民族、宗教、国家对自然的理解是不同的，对自然资源的利用方式也是不同的，甚至不同文化素养的人对自然资源的理解也是有很大差别的。当然可以说，不同城市与不同类型社区的人，对自然资源的价值观念都会有不同的认知。在桑德斯的《社区论》中曾对不同社区中人的价值取向做过分析，并引用了有关学者的观点，提出了社区价值取向的不同的类型。在宗教的理念中存在着超自然的文化，在现实中存在着三种基本形式，或听天由命屈服自然，或是与自然和谐相处，如中国传统古代强调“天人合一”，还有能够征服自然、创造新资源的理念体系等。传统的农业社会往往是屈服自然，在对自然资源的单一消耗中把自然神化。与自然和谐的方式有的只停留在政治理念方面，而在行为上只顾获取。在征服自然方面也分为两种模式，一种强行破坏性改造自然，一种通过新科学技术顺应自然并创造新自然物来回报自然，这些观念性认知影响着人们的生存意义和生活方式。如饮食习惯、居住方式的价值取向，会对自然资源的需求产生巨大的影响如中国人喜欢吃的高级营养品“冬虫夏草”、“发菜”等，都对自然环境有着巨大的破坏。这是价值取向中的一个很小的方面，然而对自然破坏却是深远的。
当代中国的城市化特别是房地产的发展，其关键问题就是在投资决策方面。土地作为一个国家和城市的资源是有限的，由于土地的增值性，无论是对于政府、企业还是个人，其诱惑都是巨大的。抵制这种诱惑的方式之一，就是构建一个全社会认同的价值观体系，当代中国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本身的价值体系，对于创造“循环型城市社会发展模式”是非常重要的。塔尔科特·帕森斯指出：“‘价值观’可以视作为常规体系之中的一个因子，它能充作一准绳，人们依据它而在一定情况下可供选择的各种行动方针中，做出自己的抉择。国家必须具备那种有利于抵制诱惑而做出正确决策的价值观体系，才能实现持续的、迅速的发展。”(15)构建这种价值体系虽然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是整体的建设包括强制型建设是非常必要的。西方学者还认为价值观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内在的，一类工具主义的。内在的价值观是强调不计个人得失而予以遵循的价值观。工具主义的价值观则是那些直接对我们个人有得利思想指向，如需要钱，需要财富等。这种工具主义的价值观，往往是“完成了它的用途后就不再有用”。“当一国人民富起来了，其价值观体系中，除了发财致富之外，还必须有某种东西能敦促人们继续创造财富，永不满足。”(16)这种“某种东西”应是非经济性的。马里亚诺·格龙多纳认为，这种价值观属于文化领域，是一种伦理，是一种道德。“诱惑体现的是短期的愿望，而经济发展是长期的过程。在短期与长期的斗争中，如果决策过程缺乏一种内在的价值观作依据，短期愿望就会得势。这里就看出价值观的功能：充当短期愿望和长期愿望之间的桥梁，决定性地增强长远目标的力量，否则人们就会只顾满足眼前的利益。”(17)马里亚诺根据对一些国家的经济发展与文化价值观的比较研究，认为有些价值观直接影响了经济与社会的进步与发展，而有些价值观对经济的推动也是十分明显的。他的很多观点是值得思考的，如只有“群众”、“人民”而没有个人的价值，社会的整体价值观是很难发挥的。马里亚诺还把道德分为三个层次，一是最高道德——利他和无私的；二是最低层次道德——犯罪和无视他人权力的。中间层次是在社会上存在最多的“合理的利己主义”，这个层面应该是普遍意义上的存在价值。对于构建“循环型城市社会发展模式”理想类型来说，他提出的“两种财富观”的差异对我们有直接的参考价值。“在阻碍发展的社会中，财富首先是指已有的东西，在有利于发展的社会中，财富则首先是指尚不存在的东西。在不发达的世界，首要的财富在于土地以及能从土地获取之物。在发达的世界，首要的财富在于成功希望的创新过程。以计算机为例：在阻碍发展的社会中，看重的是今天的计算机，而在有利于发展的社会中，注意力集中于计算机的下一代。”(18)“循环型城市社会发展模式”的建设就关系着下一代，不仅仅是科技发展的下一代，而是整个民族的未来发展。
正因为“循环型城市社会发展模式”是未来型的价值体系，所以我们对一个时代的经济繁荣的理解要重新注入新的思想。每一个社会都在追求繁荣，“繁荣是个人、群体或一国国民在满足衣食住行等各种物质需求方面均能过上好日子的能力”。迈克尔·费尔班克斯对繁荣有自己见解，他说：“繁荣亦指有助于提高生产率环境。因此，我们可以将繁荣视为一系列的资财。”他列举的“七种资财”当中强调了自然资源、体制资本和文化资本。特别是提出“与创新有关联的态度和价值观”。迈克尔·费尔班克斯还引用了诺贝尔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的观点：“资财的观点的好处在于它让我们更好地认识一国在未来生产财富的能力。”(19)
构建“循环型城市社会发展模式”需要人民群众的参与，让人民群众成为这一社会关系的创造者和实践者；需要在更多的领域去考虑制度、民主和人的价值观，考虑人和自然的价值取向，而不仅仅局限在经济领域。
四、“循环型城市社会发展模式”理想类型描述
“循环型城市社会发展模式”不仅仅是创造工业的生产环境，当然也不仅仅是服务产业的集聚地，而是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的再造，是一种新的城市发展理念和城市生活主张，也是一个社会群体对未来的宣言。
1.“循环型城市社会发展模式”是一个循环立体生态体系。城市应创造城市立体绿化体系和立体生态景观，能够充分利用地形、地貌和水体，结合公建布局、各组团中心，形成延伸的绿轴、绿带、绿园等空间，并与道路绿化、庭院绿化、平台垂直绿化相连，形成点、线、面的循环生态的人居一体生活关系。使城市居民能够出门不到十分钟就与花园相遇，形成一种传统的家园式城市生活体系。这种空间充分表现为“宜居性”，体现人与自然和谐生存关系，形成“城市在花园中，花园在城中，人在森林中，森林在城中，人在花丛中，花在人丛中”的理想生活空间。有如日本学者提出的“森林—工厂”；“森林—学校”、“森林—住宅”、“森林—商业”的“城市森林”和“森林城市”的一系列新概念。城市由生产、工作、休闲、消费而形成一个完整的循环城市社会发展过程。
2.城市空间尺度要体现人体工学理念，不是过高过大的“水泥森林”空间，而是一个以亲情结构空间为主体的宜居关系。如能够再现与人的尺度相适应的传统小巷和院落，给人亲情，给人以记忆。
3.把城市当作艺术品来打造，创造生活艺术和艺术生活的体系。城市街区和整体建设要表现一种高品位、高文化含量和高形象感知的景观，有和谐的城市色彩，有宜人建筑立面，有丰富多彩的空间表现，有不同时代的文化景观内核以及从历史人文的视角组合的现代景观要素，形成一种独创性的个性化文化意境，提高城市人的自我心理认同。要突破单纯功能主义的束缚，对城市的细节进行整体思考，如建筑顶部、“城市家具”、植物栽培等，都要通过整体的艺术思考来设计建设。当年法国的奥斯曼在150年前建设巴黎时，就曾把城市整体放在艺术品的视角下加以设计，并在城市细节处理上创造个性城市文化符号。
4.构建有完全意义上社区价值。在新都市主义的理论框架下，构建新时代的“城市首属邻里”关系，形成“社区即是家”的共识与共知。有充分的公共配套，形成完整的步行10分钟、自行车15分钟、汽车30分钟生活圈。社区等于“居艺感知＋功能主义＋空间想象＋生活本位＋城市象征”。社区是新都市主义条件下的“通体社会”(20)，是全新的城市生活本位体系。
5.在建设“通体社区”理念前提下，把“社区照顾”的理念与功能推广为“城市照顾的理念”，让城市社会的平等生活和人际关爱成为城市的一种功能。
6.创造中国本土化城市形态。空间是时间的切面，是价值性的物化的感知。要寻找到本土化“城市的时间切面”。如城市广场犹如围棋的“眼”，“眼”越多，城市越有生命力。而城市广场的建设不是以大为前提，而是以人文内涵和品位为前提，城市广场是城市人家庭起居室的外延，是“城市文化资本”元素。另外，城市的地下空间也是“循环型城市社会发展模式”重要的资源利用要素。
7.创造“中国城市文艺复兴”的文化体系。利用传统城市元素，创造新时代的新中式主义特色，如中国宋代《清明上河图》中的城市。做到室内景观户外化，户外景观室内化，室内外景观连续化等。对传统中式园林中常见的溪流、河塘、假山、置石、亭、榭、回廊等，以及围合式的院落、青砖、黛瓦、粉墙、屋檐、角檐、飞檐等要素赋予时代特征，构建城市本身的民族与文化认同。
8.创造全方位开发的“无界城市生活”。强调城市生活空间的“开、敞、透、幽、静、清、洁、香、绿、安”的十字原则。要改变目前中国城市中的小区那种封闭型的围合空间，到处挂着“不准进入”的牌子。这种封闭区空间是典型的城市“社会区隔”，这是城市功能的一种退化。
9.城市在地域空间展开中创造“区域核”体系。主要是强调就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的一体化，而其中最重要的是就业。要在城市功能分区中形成合理的以就业为“区域核”的板块格局，各板块形成独立、完整的生活体系，形成以就业为核心的城市生活方式，没有充分就业的城市，不可能是和谐发展的城市。
10.城市现代生活体系与“原生态自然体系”共生共存。利用原生态自然体系，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循环型城市社会发展模式”。在现代化在都市中应该有“原生态的地段”，有不经人工雕琢的“原生态森林”、“原生态湿地”等，甚至城市生活区内会出现野生动物等，真正形成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的循环城市生活体系。日本的东京有很好的成功经验，近郊有原生湿地和狐狸等野生动物生存。
11.城市记忆的保存与合理开发。包括城市的“集体记忆”、“历史地段”及非物质文化都可以作为“循环城市社会发展模式”要素。要对城市传统街巷中的历史遗存加以合理保留和开发。没有良好记忆的城市，是不可持续发展的城市。良好的“城市记忆”的存在也是“循环型城市社会发展模式”的特征之一。
12.创造现代都市景观与城市田园风光共存的情境。通过某种方式和手段，再现霍华德的“田园城市”风情，在更理性的前提下，以“适当紧缩”的方式，让城市既能够有城市风情，又有田园风光，创造全新的“后都市主义”文化。
13.“循环型城市社会发展模式”是一座在现代社会的智能化要素前提下的“安全城市”，让市民有荣誉感的同时，又有自豪感和安全感。
14.“循环型城市社会发展模式”是“后舒适主义”的实验场域，犹如一个舒适的家园。本文提出“后舒适主义城市理念”旨在强调城市的公共产品性，而公共产性品质的提供和认同，是社会整体性进步和公平的表现形式，一个具有舒适空间、舒适物化环境、舒适感的城市必然是全民的城市。“后舒适主义城市理念”强调在“后工业”和“后现代”意义上的“后舒适”(postcomfortable)主义理念，关注城市产品的高品质性、多元功能性与多层价值性，即城市作为一种公共产品表现为的自然属性、文化属性、心理属性、科技属性、健康属性、社会属性等，倡导城市全员的共同努力使城市成为市民共同的家园，形成城市空间—人—自然—社会四位一体的和谐共生共荣的价值观。后现代社会和后工业社会的“城市后舒适主义”系统要素包括：(1)MC(Mind Comfort)舒适理念系统要素；(2)HC(Housing Comfort)舒适住宅系统要素；(3)BC(Behavior Comfort)舒适行为系统要素；(4)VC(View Comfort)舒适视觉系统要素。我们可以进行“循环型城市社会发展模式”的“舒适指数”设想（见下图）。
图1 舒适指数设想
15.循环城市诉求城市的科学技术研发和创新能力，在创新的意义上形成城市新动力和核心竞争力，不追求城市的综合竞争力，而追求城市的特色竞争力，并在差异化的定位中寻找自己的发展道路。如城市政府的创新能力、企业的创新功能、城市的环境友好、城市产品品牌形象与企业形象、服务人性化、城市整体性的社会关怀，等等。
16.“充满选择机会的城市”——这曾是伦敦的城市发展理念，也是“循环型城市社会发展模式”必须遵循的原则。要为社会全员创造充分的选择机制，在城市社会的竞争压力中，创造每一个城市人的生存空间。
17.“循环型城市社会发展模式”应是实现“数字化人居”的现代科技智能城市，为城市全员创造现代化的生活与工作平台。
18.塑造具有地域性文化特色的城市市民精神。“循环型城市社会发展模式”是一个典型的市民社会的舞台。市民整体在一定意义上有着典型的爱国主义情愫，是一个讲文明礼貌、尊重环境、讲消费道德、关爱社会的有一定地域性文化规范的群体，并引导社会的行为时尚，有一个典型的社会生活样板群体。
19.在生产和消费领域有完整的循环经济的法规体系，真正从生产、流通、消费和分配全过程上体现循环社会生活的内涵及要求。
20.循环城市的政府是“城市法人”，城市是一个建立在市民社会民主关系基础上的法制社会。
“循环型城市社会发展模式”是一个全新的战略思考，是在创造从工业化向后工业社会迈进的新的城市生活方式。这种发展模式使城市的社会结构变迁的负面效应最小化，真正实现城市社会与人类社会进化的新尺度和新标杆。现实中国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一直在滋生着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因农业人口流入城市形成的“拥挤不经济”和“投入不经济”的矛盾，使城市处于无序的增长当中，真正要实现如法国等国“农民的终结”(21)的历史现实，中国的城市化还有很长的道路要走。我们认为，2020年前后，如果中国的城市化真正达到75%左右，那么中国的市民社会将真正构建起来。本文提出“循环型城市社会发展模式”为中国城市的不可持续发展探索一条切实可行的路径，但愿这不仅仅是社会学视角的“理想类型”。
收稿日期：2006-08-01
注释：
①迈克尔·詹姆斯：《紧缩城市——一种可持续发展的城市形态》，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4年版，第3-4页。
②张鸿雁：《“制度投入主导型”城市化论》，《城市管理》2006年第2期。
③迈克尔·詹姆斯：《紧缩城市——一种可持续发展的城市形态》，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4年版，第5页。
④崔民先编：《2006中国能源发展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1-2页。
⑤中国水资源的占有量只有世界人均占有量的1/4。有16个省（市、自治区）人均水资源拥有量低于了联合国确定的1700立方米用水紧张线，其中有10个省（市、自治区）低于500立方米严重缺水线。人均耕地只有1.43亩，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40%，其中，北京、天津、浙江、广东等省市的人均耕地低于联合国规定的人均耕地0.8亩警戒线；人均森林占有面积为1.9亩，仅为世界人均占有量的1/5。以矿产资源为例，目前我国能源供应的92%来自矿物能源，制造业原材料的80%来自矿产品。参见崔民先《2006中国能源发展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508页。
⑥以北京为例，北京年来水量只有15-18亿立方米，加上地下水，平均年可用水资源量为41.33亿立方米，其中26.33亿立方米靠超采地下水，遇枯水年可用水资源则只有34.09亿立方米。而现在北京年用水量已达42亿立方米，入不敷出的局面十分明显。
⑦国家安全型资源和“支柱型资源”相当匮之。中国到1997年底已发现的矿产168种，已探明储量的有153种，全部固体矿区近2万处，经济价值总量为95万亿左右，占世界的12%左右，位居世界第三。但是，矿产资源的潜在总值为世界人均的58%，居世界第53位。20世纪末约1/4矿产资源紧张，由于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在本世纪初一开始，就有1/2矿产资源紧张。
⑧莱斯斯特·R·布郎：《生态经济——有利于地球的经济构想》，东方出版社2002年版，16-18页。
⑨沃尔夫冈.查普夫：《现代与社会转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43-44页。
⑩1999年日本经济产业省发表了题为《构筑循环型经济体系》的报告。2003年日本内阁颁布了《日本循环型社会推进基本计划》、《循环型社会形成推进法》。2001年4月后开始实施的法规有：《资源有效利用促进法》（促进资源有效利用的相关法律）。同时还有《绿色购买法》、《家电再生利用法》、《食品再生利用法》。2002年5月开始实施的法律有《建筑材料再生利用法》等。同时日本还制订了《汽车再生利用法》、《废弃物处理法》等，引入污染者付费原则并对废弃物处理设施、从业单位设定许可和制定废弃物处理标准等。
(11)戴斯·贾丁斯：《环境伦理学——环境哲学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页。
(12)塞缪尔·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五冠华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401-402页。
(13)卡尔·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二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58-159页。
(14)桑德斯：《社区论》，台湾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2年版，第110页。
(15)塞缪尔.亨廷顿等：《文化的重要作用——价值观如何影响人类进步》，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81页。
(16)(17)(18)(19)塞缪尔·亨廷顿等：《文化的重要作用——价值观如何影响人类进步》，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80、82-83、86、390页。
(20)斐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340页。
(21)孟德拉斯：《农民的终结》，李培林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96页。
标签：环境经济论文; 中国模式论文; 中国资源论文; 群体行为论文; 经济建设论文; 社会改革论文; 城市中国论文; 人口问题论文; 现代化理论论文; 世界城市论文; 理想社会论文; 经济论文; 经济学论文; 发达国家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