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体学研究的路径与前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体论文,路径论文,前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国内学界的文体学研究，兴起于新时期而繁荣于新世纪，其学术背景依其时空距离有着远近之别。20世纪初西方语言学研究的“文体学介入”和文学研究的“语言学转向”，共同构成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研究“向内转”的西学语境。此乃文体学研究的学术“远”（背）景。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文学研究，抛弃庸俗社会学和文学工具论，将理论重心由文学之外移入文学之内，移入文学史、各体文学乃至非文学文本的形式美审视、语言学分析和文本细读。此乃文体学研究之“近”（背）景。21世纪第一个十年，国内学术界的文体学研究日渐繁荣。据笔者统计，近十年（2000～2009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立项资助的项目，“中国文学”类的“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相关选题有14项，仅2009年就有6项。这个数字不包括“中国文学”门下的“文学理论”、“文艺美学”和“文学批评”等二级学科，更没有包括“语言学”类和“外国文学”类这两大一级学科。近十年来国内学界的文体学研究，沿着文学史、文学理论和语言学的三条路径并驾齐驱，分别在各体文学的囿别区分、文体批评与批评文体以及文学与非文学文体的语言学分析等领域各擅胜场，由此而形成的“三水分流”为文体学研究的拓展和深入预留了空间和前景。笔者认为，只有在滥觞处追溯文体学的理论谱系，在根底上建构文体学的本体论价值，方能突破既有格局，将文体学研究由局部引入整体，由表层导向深入。
三水分流：文体学研究的三条路径
“文体学”的英文译名为stylistics，这个词的构成是styl（文体）+istics（语言科学），因此，文体学与语言学有着某种天然的联系。①国内学界文体学研究于20世纪80年代兴起，由语言学尤其是外国语言学导夫先路。早在1980年，王佐良就主编出版了《英语文体学论文集》（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此后三十年，这一领域的学术成果主要包括基础理论研究和分类研究：前者如秦秀白《文体学概论》（湖南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刘世生《西方文体学论纲》（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胡壮麟《理论文体学》（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0年版）、王守元等《文体学研究在中国的进展》（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等；后者如侯维瑞《英语语体》（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钱仓水《文体分类学》（江苏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张德禄《语言的功能与文体》（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许力生《文体风格的现代透视》（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曲卫国《话语文体学导论：文本分析方法》（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等。在国内文体学研究的三条路径中，语言学的文体学起步早，成果多，影响大。因此，我们讲文体学研究的“三水分流”先从“语言学”这一脉讲起。
国内语言学的文体学研究，其学术资源（包括理论谱系、文体观念、文体分析方法等）主要来自西方，来自西方现代语言学。西方学界对“文体”的研究，虽然可追溯至古希腊古罗马时代的修辞学，但“文体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还是在采用了西方现代语言学的方法之后。②20世纪初由瑞士著名语言学家费尔迪南·德·索绪尔(Fe.de Saussure,1857-1913)所开创的现代语言学对文体学研究产生了巨大影响，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和方法越来越多地应用于文体学研究，以至于“文体学”后来被定义为“用语言学方法研究文体风格的学问”③。索绪尔的高足也是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的主要整理者巴利(C.Bally,1865～1947)，藉其师结构主义语言学反思古典修辞学，将文体学作为语言学分支创立起来，使文体分析更为科学化和系统化。④此后的一个世纪，语言学界的文体学研究，流派腾跃，俊才云蒸，有以不同语言学模式为区分的形式文体学、功能文体学、话语文体学，也有以不同研究目的为依据的语言学文体学、文学文体学、社会历史／文化文体学；有对纯文学文本如中英诗歌、荒诞派戏剧和海明威小说的语言学细读，也有对非文学文本如公众演讲、商业广告、万维网键谈的文体分析；有对文体与隐喻、象征、前景化等修辞手法之关系的辨析，还有对文体学理论如何应用于外语教学实践的探讨⑤……语言学的文体学研究，尤其注重文体理论在实践中的应用：不仅应用于大学课堂教学⑥，而且应用于文学文本与非文学文本的话语分析。如秦秀白《文体学概论》将“文体”定义为“社会交际的需要使得语言产生不同的功能变体”⑦。又如曲卫国《话语文体学导论：文本分析方法》将读者定位、互文性、多模态等话语文体学的观念和方法引入大学文体学教学和普通读者的文本分析实践，从而使文体学的最新成果走进课堂走向大众。概言之，语言学的文体学显示出两大特征：一是实践性，强调文体理论在课堂教学和话语分析中的应用；二是开放性，主张文体分析对非文学文本的开放。前者似可警醒文艺学的文体学研究对“术语组合或概念游戏”的陶醉，后者似可打破文学史的文体学研究对“文体分类和命名”的执著。当然，语言学的文体学研究将自己的任务表述为“为外语教学服务”、“为语言学理论提供应用基地”和“为文学研究提供方法”⑧，这种将自身“工具化”的思路和定位是值得商榷的。
20世纪初，被称为文学文体学之父的德国文体学家斯皮泽(L.Spitzer,1887～1960)，探讨文学家如何通过对语言的选择来表达主题意义和加强美学效果，从而在语言学与文学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同样是20世纪初，同样是在文学与语言学之间架设桥梁的，还有俄国形式主义文学批评以及后来的英美新批评和法国结构主义。这两座“桥梁”共同构成国内文艺学的文体学研究的学术背景。该领域的研究可分为文体批评的中西比较与批评文体的古今通变，前者有童庆炳主编的“文体学丛书”（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后者有笔者的系列论文“中国文论批评文体研究”。作为“文体学丛书”之一种，童庆炳《文体与文体的创作》在回顾中西文体论发展历史的基础上，探讨“文体”的定义、结构、功能和创造。该书将“文体”定义为“一定的话语秩序所形成的文本体式，它折射出作家、批评家独特的精神结构、体验方式、思维方式和其他社会历史文化精神”⑨。这一定义兼顾了“文体”表层的体裁、体式与里层的体性、体貌，表现出融和中西方“文体”概念的愿望和努力。丛书的另外两种，陶东风《文体演变及其文化意味》将语言学、心理学及文化学等视野引入文体研究，蒋原伦、潘凯雄《历史描述与逻辑演绎——文学批评文体论》将批评文体分为隐喻型、演绎型、总龟型和对话型。此外，赵宪章、包兆会《文学变体与形式》（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叙述汉语文体的历史演变，并着重探讨当代文学的文体新变、文类互文和文体风格转向等。笔者十多年来致力于中国文论批评文体和诗性言说方式的研究，提出“尊体、破体、原体”之思路，即重建批评文体意识，重识批评史嬗变规律与重塑“體”之生命和风骨，从而在文体研究的层面为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提供可行性路径。⑩值得指出的是，文艺学研究本应为当下的文学批评提供理论支撑和方法论指导；而就该领域的文体学研究而言，如何发掘文体学的人文蕴涵和实践品质，清理文体理论用之于批评实践和文化审美的传统和经验，并行之有效地将古代文体理论和方法用于当下的文学批评和审美文化之实践，是一项亟待展开并极有现实意义的课题。
如果说语言学路径和文艺学路径的文体学研究，其学术资源主要来自西方；那么文学史路径的文体学研究，则是自觉地将学术之根扎在本土，从中国固有的“文体”角度来切入中国文学的研究。吴承学指出：“中国文体学研究的兴盛意味着中国文学研究内部已出现一种自觉的学术转向，即对中国本土文学理论传统的回归和对古代文学本体的回归。”(11)文体学的中国传统，一是重视文体形态即文体分类与命名，从《尚书》“六体”到刘歆“七略”，从刘勰“论文叙笔”到吴讷、徐师曾“文体明辨”……或“假文以辨体”，或“立体而选文”(12)；二是重视文体崇替与文化变迁之关联，所谓“兴废系乎时序，文变染乎世情”、“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所胜”。因而新时期以来文学史的文体学研究，其主要学术成果亦集中在上述两个领域。前者如褚斌杰《中国古代文体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吴承学《中国古代文体形态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郭英德《中国古代文体学论稿》（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等；后者如韩高年《诗赋文体源流新探》（巴蜀书社2004年版）、郗文倩《中国古代文体功能研究——以汉代文体为中心》（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版）、钟涛《六朝骈文形式及其文化意蕴》（东方出版社1997年版）、刘明华《丛生的文体——唐宋文学五大文体的繁荣》（江苏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等。从“文体”角度切入文学史研究，将文学史视为不同文体演变（或曰“分体文学史”）之总和，在学理上当然可以成立。但是，“将文体问题简化为体裁问题有其不足之处”；即便就体裁研究而言，文学史的文体学研究“没有完整把握传统文体学的内涵，相对古人来说，存在着内涵萎缩、简单化、表面化的问题”(13)。因为中国古代文学的“文体”，不仅仅是“体裁”，甚至也不仅仅是西方文论所说的“形式”，而是一个有着丰富内涵和多元义项的关键词。中国古代文论的“文体理论”，也不仅仅是研究文体分类的理论，而是一整套以“體”为根本的文学观念和言说方式。中国古代的“文体学”虽然与汉语言文字学有着内在关联，却又与西方隶属于修辞学的文体学有着完全不同的传统或谱系。因此，文学史的文体学研究需要走出“文体分类”的既有格局，这样才可能真正实现对本土传统和文学本体的回归。
三条路径的文体学研究各有其优长也各有其缺憾：语言学路径理论意识与应用意识兼备却有“工具化”之虞，文艺学路径眼界开阔思辨缜密但缺乏“实践性”品质，文学史路径资源丰富学风谨严却囿于“分类研究”而未尝找到能打破既有格局的突破口。三条路径的研究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当然可以各有所突破各有所新创，但从根本上说，需要走出“分科治学、各自为阵”的既有路径，打破学科之间的壁垒，将现有文体学研究之语言学、文艺学和文学史的“三水分流”汇聚一体，从而观澜索源，振叶寻根，于滥觞处追溯文体学的理论谱系，于根核处昭明文体学的本体论价值，于文体演变中解读文体理论的历史及当下之用。这样一个大的思路中包含着三项具体目标。其一，在通变古今、融汇中西的前提下，厘清中外文体理论之常用术语、基本观念和主要方法，追溯文体学的理论谱系，建构文体学的本体论价值；其二，在语言学与文学的交汇处，辨析文体理论应用于批评实践和文化审美的传统与经验，发掘文体理论在其演变过程中所积累的人文蕴涵和美学功用；其三，以跨学科视野和现实情怀探讨文体理论及方法的实践品质，为文体学研究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开创文体学研究的新格局。
振叶寻根：追溯文体学的理论谱系
上一节在辨析文体学研究之三条路径的区别时，谈到文学史的文体学执著于“文体分类”；其实，三条路径的研究均涉及“分类”问题，只是“被”分类的“对象”有所区别：语言学路径着眼于“语体”的分类，也就是前引秦秀白所说不同的语言变体形成不同的文体；文艺学路径着眼于“体”的分类，也就是童庆炳所提出的“体裁”、“语体”、“体貌（即风格）”三层次说(14)；文学史路径则着眼于“体裁”的分类，也就是前引钱志熙所说将文体问题简化为体裁问题。语言学、文艺学和文学史这三条路径在文体分类上的差异，依次有着西方语言学、西方文学理论和中国古代文学这三种理论渊源或谱系的区别；但三者之间又有纠结之处：如秦秀白的“语言变体”落到实处则为文学文体与非文学文体之别，语言问题最终成了文学问题；又如童庆炳的“体之三分”实际上是借用了中国古代文论的术语；再如文学史路径的体裁分类主要是受西方文论“四分法”（诗歌、小说、散文和戏曲文学）的影响和制约。更进一步说，这种理论渊源或谱系的纠结不仅表现在“分类”研究，而且广泛地存在于文体观念、文体方法、文体实践等诸多方面。因此，欲整合文体学研究的三条路径，欲将“三水分流”汇聚一体，首要的任务是观澜索源，振叶寻根，追溯文体学的理论谱系。
文体问题首先是一个语言问题，不同的语言有着不同的文体学理论谱系。比如，英语文体学的理论谱系，先可追溯至20世纪初的现代语言学，然后可追溯至古希腊古罗马的修辞学。而汉语文体学的理论谱系，先可追溯至20世纪初的文言与白话之分，然后可追溯至古代汉语和古代文学的传统，而这个传统一直可以上溯到汉字的起源。换言之，我们需要在古汉语辞源学的层面，对文体学的相关术语或关键词作“说文解字”式的研究，方可能真正追溯到汉语文体学的理论谱系，方可能有效地阐释这一理论谱系的根株、主干和华实。
白居易《与元九书》曾用“根情、苗言、华声、实义”来描述诗歌创作。作品的文体构成是一棵树，而文体理论的谱系构成也是一棵树，是一棵参天大树。(15)就汉语言的书写领域而言，文体学的理论谱系可表述为：以“體”为根株，以“言”为主干，以“用”为华实。其“體”之根株喻指中国古代文体学的理论起源，由古汉语辞源学的“體”、原始儒学的“体要”和先秦易学的“体”与“用”整合而成。其“言”之主干喻指古代文体学的理论本体和结构，包括由“醴”而来的言说主体的“体貌”、“体性”和“风骨”，由“体要”而来的言说方式的“体式”和“语体”，由“体”与“用”而来的言说类型或外观的“体制”和“体裁”。其“用”之华实则指文体理论在批评实践和文化审美中的具体应用，分别表现为：由“體”、“体貌”而来的属于风格批评和意象评点的“体悟”和“体味”，由“体要”、“语体”而来的属于修辞学批评的“辨体”和“尊体”，由“体”与“用”、“体制”而来的属于分类批评和语用分析的“变体”和“破体”。列表如下：
谱系的建立，其路径是由近而远，由枝叶而根株，按照表1横向序列的由上至下（暗合“树”的由枝到根），则是由“华实”而“主干”、由“主干”而“根株”。
先说“以‘用’为华实”。上一节所论文体学研究的三条路径，实则是文体理论在不同研究领域中的具体实践和应用。由于不同路径在文体理论和方法上的差异，使得各自的“应用”分属于不同的理论谱系。按照表1纵向序列的由左至右，在“理论应用”这一行中，大体上可以说：文艺学的文体学偏重于“风格批评”，语言学的文体学偏重于“修辞学批评”，而文学史的文体学则偏重于“分类学批评”。其一，风格批评。风格即人，故“风格批评”以“人”为主体，在两个端点展开：一是看重批评主体（文论家）自身的气质、才情和人格，也就是曹植《与杨德祖书》所说的批评家应具备“南威之容”和“龙渊之利”，否则无权“论淑媛”和“议割断”；一是推崇并探寻批评对象（作家）由其作品所显现出来的创作个性和艺术风格，也就是叶燮《原诗》所说的“在我之才胆识力”。二者合起来，便成为刘勰《文心雕龙》所辨析的“体性”、所标举的“风骨”。追根溯源，风格批评对“人”的高度重视，源自“體”这个字的辞源义：身体之总属、生命之风骨。其二，修辞学批评。文体是语言的变体，文体学是用语言学方法研究文体风格的学问，故“修辞学批评”以“语言”为中心，在“辩”与“尊”上下工夫。“辩”者，言辩也，辩言也，合起来就是用言辩的方式辨析语言的修辞功能，如《诗》学辨析“赋、比、兴”，《乐》学辨析“声、音、乐”，《辞》学辨析“丽以则”、“丽以淫”等。“尊”者，尊体也，尊重文体特定的语言规范和修辞功能，诗就是诗，词就是词，文各有体，体各有语，语各有式，不同的文体由不同的语言体式所构成，而这种语言一旦成“式”就具有稳定性甚至恒常性，亦即《文心雕龙·通变》篇所说“设文之体有常”，故须尊体。而“体”之当“尊”，是因为特定的“体”（语言规范和修辞方式）适合并且擅长表达特定的意旨，亦即《文心雕龙·宗经》篇所言“或简文以达旨，或博文以该情”，“正言所以立辩，体要所以成辞”。振叶寻根，修辞学批评以“言”为本，其根在《尚书·毕命》的“辞尚体要”。其三，分类批评。文体因时序而通变，所谓“变文之数无方”、“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所胜”，故“分类批评”着眼于体裁的变化，着眼于变化中的文体的差异，着眼于后代文体对前代文体的“破”。文体的差异与变化，从根本上说与文体的功用相关，不同的“体”有着不同的“用”，或者反过来说不同的“用”需要不同的“体”，而这个意义上的“体”与“用”的关系，源于《周易》中六十四卦的“体”与“用”。
“以‘用’为华实”讲文体理论的实践功能，而“以‘言’为主干”则是讲文体理论自身，讲文体理论的本体与体系。关于文体学的本体论价值和特征，留待下一节详论，这里主要讲文体学的理论体系。上一节谈到中国文体理论是一整套以“體”为根本的文学观念和言说方式，因而文体学理论谱系的主干部分则是以“言”为中心的“言说”系统，它包括言说主体、言说方式和言说类型。文体学的言说主体自然是文论家，但在中国古代同时也是文学家，因而他们同时具有理论家的思辨、谨严与文学家的性情、才藻。于是，他们的文体批评，或者说他们从事文体批评时所采用的言说方式，既有严谨而系统的囿别区分和擘肌分理，更有充满文学性亦即诗性的体悟、体味和（用作动词的）体貌。“体”作为动词，本来就有“领悟”、“体察”之意，如《庄子·刻意》篇的“能体纯素，谓之真人”。就文体批评而言，能“体”文体之“纯素”者，岂非文论家之“真人”乎？如司空图，用《四库总目提要》的话说，“深解诗理，凡分二十四品，各以韵语十二句体貌之”。司空图所“体貌”的是诗歌之“体貌”，也就是郭绍虞所说“司空氏所作重在体貌诗之风格意境”(16)。就言说主体而言，司空图是诗人也是文体学家；就言说方式而言，司空图既是在创作四言诗又是在书写文体论著；就言说类型而言，《二十四诗品》既是分别创造出二十四种风格意境即二十四种“体貌”，又是分别对二十四种诗歌风格意境即体貌的体悟、体味和体貌。这三个层面的六种状态，紧紧地环绕着一个中心：四言诗。所以，司空图的文体批评与批评文体的中心问题是语言问题；笔者曾将《二十四诗品》称为“中国古代文论的诗眼画境”(17)，据此而论，中国古代文论的文体批评与批评文体的中心问题也是语言问题，亦即以“言”为主干的诗性言说。
把握到“言”这个文体学大树的“主干”，我们离“根”就不远了。表1的最末一行（暗合“树根”的位置）“以‘體’为根株”，将文体学理论谱系的源起追溯至三个源头。一是辞源学的源头，也就是“體”的最初释义；二是原始儒学的源头，也就是《尚书》的“辞尚体要”；三是先秦易学的源头，即《易》之经、传对“体”“用”及其二者关系的论述。前两项人多论之，此不赘；这里着重讨论第三项。先秦文献中用作名词的“体”，其诸多义项中，有“卦体”之释，如《诗·卫风·氓》“尔卜尔筮，体无咎言”中的“体”即指“卦体”。卦体是《易》所特有的“文体”，它包括了卦爻象及其所象征所预言之兆象。卦体是有用的，每一卦有每一卦的用途，而六十四卦作为整体又有着四大用途：“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18)即用于指导人们的言辞、行动、制器和卜筮等。先秦时期，一部典籍就是一种文体，如《易》为“卦体”，《诗》为“诗体”，《尚书》为“记言体”，《春秋》为“编年体”等；而一体有一体之“用”，如“卦”之“兆象”，“诗”之“言志”，“书”之“记言”，“春秋”之“编年”等。更进一步说，一种文化就是一种体，比如礼有礼之体，乐有乐之体。《左传·定公十五年》：“夫礼，生死存亡之体也……嘉事不体，何以能久？”颜师古注云：“体即礼也，礼与体古本可通。”(19)礼有礼的用途，乐有乐的用途，故《荀子·乐论》讲“乐合同，礼别异”，《论语·学而》讲“礼之用，和为贵”。还有，《黄帝内经》作为一种养身文化，也有自己的“体”与“用”：《素问·六微旨大论》“有用有变”，张志聪集注：“用者，体之动。”又《五运行大论》“夫变化之用”，张志聪集注引玉师曰：“用者，动之体。”(20)“用”，既是“体之动”，又是“动之体”；而“体”正是在“用”的过程中方可实现“体要”之目的。于此，汉语辞源学的“醴”、原始儒学的“体要”和先秦易学的“体”与“用”，三者融为一体，共同构成文体学理论谱系的根株或起源。
以“體”为本：建构文体学的本体论价值
前述文体学研究的三条路径，就学科分野而言，可分为语言学与文学（包括文学史和文学理论）；就学术渊源而言，又可分为外来（西学影响）与本土（中国传统）。语言学的文体学，其学科领域主要在外国语（尤其是英语）学界，其理论渊源主要以西方古典修辞学为源头，以西方现代语言学为开端，故其理论属性被界定为修辞学之分支。(21)文学史和文学理论的文体学，其学术渊源既有本土即中国古代文学及文论的传统，也有西方文学及文论之“内容”“形式”二分法的巨大影响，因其将“文体”归入“形式”，从而导致钱志熙所指出的中国传统文体观念的“内涵萎缩、简单化、表面化”，故其理论属性被限定为文学史研究中的“形式研究”和文学理论研究中的“文体批评”。由此可知，既有三条路径中的文体学研究均缺乏对其本体论价值的建构。原“醴”而明“性”，追溯文体学的理论谱系方可昭明其本体论价值。只有在“三水分流”的走势中观澜索源，在“花开三枝”的景观中振叶寻根，才能于滥觞和根株处建构文体学的本体论价值。
上一节对文体学理论谱系的追溯，从文体理论在批评实践和文化审美中的应用，追问到文体理论自身亦即理论本体与结构；又从文体理论自身追问到文体理论的起源。依表1末行所示，以“體”为本的文体学理论有着三个来源：古汉语辞源学的“體”、原始儒学的“体要”和先秦易学的“体”与“用”。而这三个来源均有着不同程度的本体论内涵：“體”，作为人之身体总属和风骨，是对生命本体的整体性呈现；“体要”，作为原始儒学对语言功能的本质性揭示，是对语言本体的经典陈述；“体”与“用”，作为先秦易学对卦体及其功能的界定，是周易对自身文体属性的本质性确认。引而申之，“体”与“用”在先秦不仅是易学也是诗学、乐学乃至礼学对各自文体功能的本质性确认，故可视为先秦（广义）“文学”文体的本体自述。而上述三个来源又有着内在的联系：人有“體”必然有“言”，亦即《文心雕龙·原道》篇所云“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人之“言”必须“体要”，不体要则不能成辞，不体要则文体解散，所谓“正言所以立辩，体要所以成辞”；而言之“体要”即为“体”之“用”，亦即《文心雕龙·序志》篇所述“五礼资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焕，军国所以昭明”。从人之“體”到人之“言”，从人之“言”到经之“体要”，从“体要”之质到“文章”之用，文体学的本体论价值由滥觞之处的“生命本体”、“语言本体”、“经学本体”和“文章（学）本体”整合而成。于是，我们可以沿着“本乎‘體’、据乎‘言’、依乎‘经’、昭乎‘文’”的思路，来建构并阐释文体学的本体论价值。列表如下：
先说“本乎‘體’”。“體”这个关键词，在文体学的本体论建构中有着多重价值：既是“源”又是“原”而最终成为“元”。源者，起源也，肇始也。作为起源，“體”既是“文体”这个词的词根，也是文体学诸多术语、概念和命题的辞源。上一节追溯文体学的理论谱系，追溯到最后（实际上是最初）就是这个“體”字，可谓以“體”为止了。原者，本原也，本体也。文体学的本体论之质，由生命本体、语言本体、经学本体和文章本体整合而成，而在这四项之中，由“體”所代表的生命本体是本原之本原。“言”能否“体要”而成为“经（典）”，“经”能否致用而昭乎“文（章）”，或者说“人之文”能否“雕缛成体”而用之于军国政治、典章制度、社会文化以及日常生活，最终还是取决于“體”，取决于“體”所蕴涵的主体意识和文体风骨。因为既是“源”又是“原”，所以“體”成为文体学的“元”范畴，成为文体学本体论建构的理论基元。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所谓“文体理论”，也就是以“體”为本的一整套文学观念和言说方式。说得稍微详细一点，就是以“醴、体要、体与用”为本体，以“体貌、语体、体制”为要素，以“体悟、辨体、变体”为功用的一整套文学观念和言说方式。从对“文体理论”的这一表述中，我们不难看出文体学的本体论价值。
刘勰根据《周易》的“三才”之说，将“人”视为“天地之心”。天地万物各以自己的“文”言说或呈现自然之道，而作为“天地之心”的“人”也必然要以自己的“文”来言说或呈现自然之道，这也就是《文心雕龙·原道》篇所感叹的“夫以无识之物，郁然有采；有心之器，岂无文欤？”人之文既是生命本体的彰显，亦为自然之道的垂示，因而文体学的本体论价值在“體”之生命本体及其对“道”的人文显示中获得。人类进入文明时代，人之文就是“言”，所以“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就成为“自然之道”，这个“自然之道”既是文学的本质，也是文体学的本质。据乎“言”，人才可能使“文”成“体”以表现自然之道；据乎“言”，人也才可能“辞尚体要”以成就自身的经典书写；据乎“言”，人才可能辨“体”而明“性”，在对文体的“言辩”中，在文体批评和文体实践中走向对文学本体的体悟。“言”，作为文体学的语言本体，既是言说主体又是言说方式，既是言说过程又是言说结果。最终，据乎“言”，生命之“體”与人文之“体”合二为一了，或者说，文体学的生命本体与语言本体合二为一了。
在上古汉语世界“人之文”对“道”的言说和显示中，儒家经典被认为是人文之精华、文体之楷模。《文心雕龙》的《征圣》、《宗经》两篇极力赞颂圣人文体的经典价值，所谓“鉴悬日月，辞富山海”，所谓“性灵熔匠，文章奥府”。先秦儒家经典，不仅是后经典时代众多文体的圣祖和正宗（即《宗经》篇所说的“统其首”、“发其源”、“立其本”和“总其端”），更是后世各类文体的圭臬和典范（即《宗经》篇所说的“情深”、“风清”、“事信”、“义贞”、“体约”、“文丽”）。按照刘勰的文体学思想，依乎“经”，我们就能够获得文体分类及命名的历史根据和文本范式；依乎“经”，我们就能够建立起文体辨析的批评标准和美学原则；依乎“经”，我们还能够为文体学的各种元素诸如体制、体裁、体式、体貌、体性等制定语言的和文学的规范。说到底，刘勰之征圣、宗经，看重的并非儒家圣人的政治理想和伦理道德，而是儒家圣人的文章和文体，“宗经”的旗帜下是崇文，是尊体：推崇圣人之文章，尊重经典之文体。因此，刘勰文体论的“经学本体”思想之中，蕴涵的并非“文以载道”而是“文体自觉”，是以“宗经”为外表以“尊体”为内质的文体意识。
在文体学的本体论建构之中，无论是作为“源”和“原”的生命本体，还是作为“本”和“据”的语言本体，抑或作为“则”和“范”的经学本体，最终都要彰显为“文章”。或者这样说，文体学的本体论生成，在本乎“體”、据乎“言”、依乎“经”之后，最终要昭乎“文”。“心生而言立”的自然之道，其本在“人之文”；“辞尚体要”的儒家经典，其本在“五经之含文也”。而以孔子为宗师的刘勰最终舍“注经”而取“论文”，更是对“文章本体”的体察和领悟。“文之为德也大矣”，文章的来头很大，“昭乎‘文’”对于文体学之本体论建构的意义也很大。首先，就文体分类而言，从“文章本体”出发，就是从中国文学的文体事实出发，这样才有可能摆脱西方文学“三分法”或“四分法”的文体分类套路，最终找到一种能够有效地解释文章学历史的分类标准和方法。其次，就“文学”界定而言，“文章本体”与俄国形式主义的“文学性”之间有互释的可能。无论是“文”还是“笔”，无论是文学文本还是非文学文本，只要具有“文章性”（“文章”之体与“文章”之美），她也就具有了“文学性”，因而也就是“文学”文体。用西方近现代的“文学”标准，削足适履地在中国文学史中寻找“文学的独立”，显然是悖离“文章本体”的。再次，就文体理论的历史及现实之功用而言，“文章本体”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掘出文体学的人文内涵和实践品质，有效地开拓文体理论及方法与批评实践及文化审美之通道，使文体学的本体论价值在文体创作和文体批评实践中充分展开。概言之，文体学的本体论价值，是由“體”所总属的生命整体、原始儒家经典的“体要”式言说以及先秦易学“体”与“用”的实践观整合而成，并结构性地展现为“体貌”、“语体”和“体制”等多重层面，创造性地外化为“体悟”、“辨体”和“变体”等多种方法及应用。
文体学研究的三条路径，以其既有的成就与缺憾，为该领域的进一步开掘和拓展提供了广阔空间和远大前景。既有的文体学研究执著于分科治学，缺乏跨学科的对话热情和问题意识，故其研究思路多从学科领域出发而鲜从问题域切入。因此需要在跨学科运作中凸显问题意识，需要以“文体理论及应用”为中心，在语言学与文学的交叉处提出并解答问题，从而打破语言学与文学之间的学科壁垒，为文体学研究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既有的文体学研究或固着于“古代”或陶醉于“理论”或自失为“工具”，未能在古代与当下、理论与实践之间找到有效的连接之点。因此需要在古今通变中开拓理论与实践之通道，发掘文体理论的人文蕴涵和实践品质，探寻文体演变与当下文化生产及日常生活之间的内在关联，从而在文体理论及应用的层面为当代文学理论批评及文化建设提供启迪、借鉴和资源。
“文章以体制为先。”(22)“苟失其体，吾何以观？”(23)
故知文体学研究的前景也就是文学及文化研究的前景。
注释：
①③刘世生、朱瑞青编：《文体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1页。
②④申丹：《西方现代文体学百年发展历程》，《外语教学与研究》2000年第1期。
⑤参见王守元等主编《文体学研究在中国的进展》，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7～15页。
⑥早在20世纪80年代，教育部相关专业委员会就制定了《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文体学〉教学大纲》，随后，王佐良、丁往道《英语文体学引论》出版，大多数院校的英语专业都开设了文体学课程，文体学教学和研究队伍日趋壮大。参见徐有志《现代文体学研究的90年》，《外国语》2000年第4期。
⑦秦秀白：《文体学概论》，湖南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3页。
⑧王守元等主编：《文体学研究在中国的进展》，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0页。
⑨童庆炳：《文体与文体的创造》，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页。
⑩李建中：《尊体·破体·原体：重开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理路和诗径》，《文艺研究》2009年第1期。
(11)吴承学：《中国文体学：回归本土和本体的研究》，《学术研究》2010年第5期。
(12)(22)(23)吴讷著，于北山校点；徐师曾著，罗根泽校点：《文章辨体序说；文体明辨序说》，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78、14、78页。
(13)钱志熙：《论中国古代的文体学传统——兼论古代文学文体研究的对象与方法》，《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5期。
(14)参见童庆炳《文体与文体的创造》，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0～38页。
(15)“谱系”一词的英译可写成family tree，可见“谱系”与“树”之关联。
(16)郭绍虞：《诗品集解·续诗品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1页。
(17)李建中：《古代文论的诗性空间》，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16页。
(18)《易·系辞上传》，载黄寿祺、张善文《周易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553页。
(19)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修订本），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601页。
(20)张志聪：《黄帝内经素问集注》，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9年版，第253、251页。
(21)外语学界的文体学学会是隶属于修辞学的，全称为：中国修辞学会文体学研究会。参见刘世生、朱瑞青编《文体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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