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初期的中苏美术交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苏论文,美术论文,建国初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建国初期，从中苏两国结盟到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而引发两国失和，中苏有过一个可谓友好的“黄金时期”，两国合作交流十分活跃。在美术交流方面，我先后曾为一位苏联美术史家和两位苏联油画家来华讲学作翻译，有些亲身经历和体会，很愿意在这里谈一谈。但建国之初我在出版总署出版局工作时还经历过一件事，这件事在此后的美术交流中起了很大作用，因此先提一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伊始，中苏两国出版主管部门在第一时间就通过谈判协商，不失时机地达成了在图书报刊出版发行工作方面全面加强合作和互助的协议。协议中最让我难忘的一条就是，双方共同保证，各自的出版物在对方境内发行时必须按照对方出版物的价格水平和标准执行。因为我国图书报刊的价格远低于苏联，所以这一条规定对我方特别有利，从此我国读者可以像订阅或选购中国图书报刊一样，廉价和方便地订阅、选购质量数量都高于我国的苏联图书报刊。
苏联的美术出版物品类丰富，非常普及，这些出版物源源不断在我国各地邮局和书店上架，成为我国读者喜爱的读物。两国的美术创作、教育、研究和出版机构，受益于这种方便，能更及时系统地形成和不断丰富资料库，为两国的美术交流和发展服务。例如上世纪50年代初增订再版的《苏联大百科全书》中就增加了有关新中国画家创作的条目：“中国的艺术家们，运用中国古典绘画的遗产，与新的现实主义手法相结合，创作了真实反映中国人民生活和斗争的、富有思想性的作品，古元、林岗、彦涵、张仃、邓澍和李琦等画家的年画创作，鲜明地体现了民族的性格，表现了中国人民的劳动功绩和为和平所作的斗争……”据我所知，这是中国当代画家的名字第一次载入一部权威性的大百科全书。
后来我在哈尔滨外专学俄文，到秋林公司去购买苏联报刊图书成为同学们学习生活不可或缺的内容。我还记得1953年国庆节，当我买到最新一期的苏联《星火》画报，看到通版刊发的董希文新作《开国大典》时，内心曾泛起一阵莫名的兴奋和喜悦——那是我第一次看见这幅中国气派的油画经典作品并为之震撼。我最早也是在《星火》画报上看到古元的名作《人桥》的。
1956年5月苏联油画家梅尔尼科夫在武汉中南美专油画培训班同学员的结业合影 供图/佟景韩
建国后组建的美术出版机构和报刊，主要也是依靠苏联供应的书刊资料，组织翻译、出版或发表了大量诸如《世界美术通史》、《造型艺术理论译丛》、《苏联大百科全书美术条目》和各种专题研究、美展评介、名家名作赏析等等书刊、汇编、报道和参考资料，为中苏美术交流，为我国读者和专家观察、借鉴和研究国外美术动态，做了大量工作。当时主持其事的人，据我所知，在北京人美如平野，在《美术》杂志如马克(后来调到《人民日报》)和丁永道，在上海人美如杨道敏和马仰峰等，为数虽屈指可数，但其热情之盛和效率之高，不亚于今日有电脑之助，非常令人感佩。
出版物和信息如此方便的交流，可能因为有关协议具有国际法的约束力，一直延续了很久。60年代初，两国笔杆子隔空叫阵，论战打得已经不可开交，而我一连两年在邮局订阅报刊时，仍能订到几份苏联报纸和《小说月报》，其定价和手续仍如订阅中国报刊一样，报纸每天和中国报纸一起投递，绝无差错(直到我奉命下乡参加“四清”，我的订阅才被迫中断)。
在建国初期与苏联的各种交往中，我们很少使用“交流”一词，而处处强调“学习”，“向苏联学习”。从1954年到1956年，在北京、上海、广州和武汉巡回举办的“苏联经济及文化建设成就展览会”，堪称在中国全面贯彻“学习苏联”这一口号的一次生动具体而且持久的演示。展览会分设了工业、农业、科学、技术和文化、教育等众多专业的分馆，而造型艺术馆则仿佛得天独厚，占据了展览馆建筑两翼之一端的四间大厅。
展览会的造型艺术部分，即使用今天的眼光和标准来看，也不亚于任何大型国际美展而堪称水平一流。其展品选自苏联各民族老中青美术家的代表作，多数作品迄今仍稳居经典杰作之列而为俄罗斯各大博物馆珍藏。老一代画家如亚·格拉西莫夫、约干松和尤恩等不胜枚举的原作，曾让当年的我国艺术学子、如今已经白发苍苍的名师巨匠初识油画语言的魅力而顿开茅塞。
主持造型艺术馆工作的是美术史家亚历山大·扎莫什金，他是我专职陪同的第一位苏联专家，在北京、上海、广州、沈阳、杭州和武汉各地都不辞辛劳地举办讲座和参观访问，与各地美协和画院的美术家、美术院校的师生亲密接触，给我国美术界留下深刻的印象。他是苏联美术院通讯院士、莫斯科普希金美术馆馆长，兼任着苏里科夫美院和列宾美院两校的学术委员会主席，还曾任特列季亚科夫画廊的馆长。吴作人院长特请他帮助审阅中央美术学院外国美术史教研室编写的多卷讲义，他花了不少工夫了解手稿内容，然后几次到教研室与编写者许幸之、常又明和吴达志等座谈，提出意见和建议，一丝不苟。
他还应约到鲁迅美术学院、中央美院华东分院和中南美专讲学，日程排得很满。我国美术界老前辈吴作人、江丰、刘开渠、王朝闻、吴劳、莫朴、黎冰鸿、米谷、张望、杨角、胡一川、杨秋人、关山月、黄新波和黄笃维等，都与他过从甚密，交谈中他也经常向这些画坛宿将请教关于我国传统艺术和当代美术创作的问题。他很用心观察对他尚属陌生领域的我国古今美术，对在当代建筑中注意运用传统形式的范例十分称赞。
说到这里，不由想起他在文化部艺术局作报告时的一次“遭遇”或曰“插曲”：他在回答听众有关传统继承的问题时，举例称赞了在北京看见的带大屋顶的新建筑，不料主持报告会的田汉同志听了十分紧张，答谢时针对这些建筑说了“不敢恭维”之类以示保留的话。扎莫什金很敏感，下来后问我他是否说错了话，我因不明就里一时语塞，趁田汉宴请扎莫什金时向他请教，方得知毛主席新近批评了“大屋顶”和梁思成，但田汉嘱我此事不必跟他说，我也不记得自己那时是怎样搪塞过去的。
扎莫什金不愧为资深美术史家，他在各地美展上屡屡看好或夸奖一些青年画家，如那时名气还不很大的张文新、周昌谷、方增先、杨之光和姜燕等，可谓慧眼识人。其实“大屋顶”之说也未必就错，梁思成已终得“平反”(今天的人太幸福，要怎么做就怎么做，不受批评还特别狂)。还有一个有点离题的例子：那时我们出版有俄文《友好报》(发表的材料与《人民日报》一样)，他天天读，批判胡风已升级到抓反革命了，我还记得他在上海锦江饭店阅览室一边紧张地读报，一边满脸狐疑地问我：“一个文艺问题，一个作家，怎么竟搞到这么严重，是不是太过分和离谱了？”当时我们谁敢这样说或这样想啊！
展览会巡回到武汉时，苏方改派年富力强、风华正茂的油画家梅尔尼科夫来替换扎莫什金，从而也把随展进行的艺术交流从偏重理论探讨的层面转向艺术实践的切磋和观摩。梅尔尼科夫当时是列宁格勒列宾美术学院油画教研室主任，中南美专请他在该校指导一个短期油画进修班，他几乎天天都要从汉口乘渡轮过江赶到位于武昌的学校，而他一上船就不停地捕捉人物、道具和景物作速写。他在几间教室摆出不同姿势和挂布的模特儿，自己也选一个位置和大家一起画，这种言传身教的做法最受欢迎不过。他反复强调画画要打好基础，像俄罗斯农民盖木屋，绝不惜在基础上下工夫。梅尔尼科夫还应上海美协和中央美院华东分院之请，去沪杭与两地美术家进行观摩和交流，在杭州也摆了两个作业示范。我为梅尔尼科夫做翻译，朝夕相处数月，他为了给我留作纪念，让我摆了四五次姿势，给我画了一幅油画肖像，在画布左下角题赠(“好友佟景韩留念，梅尔尼科夫，武汉”)后还跟我戏言：“这画在苏联大概能卖2000卢布，你需要花钱时可以把它卖了！”
我国各地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使梅尔尼科夫深受鼓舞，他一再向中国同志说：“未来一定属于中国！”还预言中国一定会走到前面。他赞扬中国艺术的博大精深，谦称他要好好学习而不可好为人师。1991年秋他再度应约来华，在中央美术学院讲习班结业式上劈头就说：“1956年我到中国来，我说我不是做先生而是做学生来的。现在虽然年纪大了，但我还是像当年一样为学习而来。”相隔35年不改本色，我理解他这不是随便说客套话，而是表达了一个基本的态度，即与中国人民友好、互助、互相尊重并真诚地希望通过交流互相学习。
从1956年暑假到1957年暑假，我在中央美术学院油画训练班为马克西莫夫做翻译，这一段经历，早前曹庆晖和蔡国强找我访谈时已有多次回忆和记述，这里不再赘言。这里应该说的是，马克西莫夫和梅尔尼科夫这两位油画家和教授，在建国初期认真努力帮助我们提高油画教学和创作水平，成绩卓著，他们都不应该被忘记。他们在中国指导画家创作时还有一个非常可贵的共同点，就是他们都旗帜鲜明地反对当时在中国盛行的“公式化”、“概念化”，例如马克西莫夫总是引导学生抛弃那些大而无当而没有个人体验基础的大场面，耐心地从他们的大量生活积累中发现可以生发的创作苗头。他们自己的作品，无论当时或前后，也都完全没有在苏联风行的那类“虚张声势”和“故作深沉”。
建国初期我称为“黄金时期”的中苏友好交流，后来受到某些因素的干扰而仿佛黯然失色，然而体现为艺术家和艺术家、人和人之间的艺术交流和交往，主要还是受艺术规律、艺术本质以及人性因素、人文素养的支配和影响。即使如今苏联国家整个已经被冠上一个“前”字，我国也在经历着一系列的“转型”而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但这一段历史仍然是真实、美好而令人难忘的，历史不应该也不可能被一笔勾销。近来人们经常引用圣经的一句老话：恺撒的归恺撒，上帝的归上帝。这句话有些接近我们常说的“一分为二”，看来的确是颠扑不破的道理。
1984年国庆节，我与张沱和李寸松同志赴苏举办了改革开放后在那里举行的首次现代中国画展，中苏友好已遭遇了四分之一世纪的风雨侵袭，而我在莫斯科音乐学院小音乐厅听一位钢琴家的演奏时，邻座上一位工人听众得知我来自北京后，满脸兴奋地说：“啊，中国同志又来啦！”他手中有一束鲜花原准备送给钢琴家的，说完话却把花送给了我，他看到我为此有些不安时还安慰说：“你收下吧，他(指钢琴家)那儿反正有人送。”后来画展转移到明斯克白俄罗斯国家美术馆展出时，一位年纪很轻的女观众拿着一本俄文版的齐白石画集，求我在扉页上给她“写几个中国字留念”，我一看画册的出版时间，还是苏联美术出版社70年代的版本——我们的“文革”时期，我不假思索地在她指定的扉页疾书“学我者生，似我者死”八个大字，并解释给她这八个字的由来和意思，那女观众兴奋地叫好，说字就像画，意思更好，满意道谢而别。把这两段插曲“插”在这里，就当作我所回忆的“黄金时期”的余响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