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道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后现代论文,道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两个世纪前，康德主张“道德感优先于理性逻辑”，帕斯卡尔也认为“心灵有它自己的道理，那是头脑永远不能理解的”时候，他们还遭受到正统理性主义和宗教神学的激烈批判。而今天人们对于道德的理解，已经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都远远地超越了康德的时代。摆脱了传统的理性主义，进入用非理性进行思考和解决实践问题的后现代。道德不再是一种柏拉图的理念论或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意义上的理性的规定，也不是康德的先天行为的道德律令，而是更多地容纳情感、本能和激情。而传统道德包括现代道德的最大缺陷，就是无条件地服从神性和理性。岂不知神性和理性至少在当代已经成为过时的传统。任何传统都是人类历史发展总过程中一个自我否定的环节；而且正是这种自我否定构成推动历史不断发展的动因。
1.现代道德的来源及演变
现代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道德规范主要有两大来源：一是古希腊哲学，二是犹太基督教。希腊人给现代道德留下的宝贵遗产有普罗塔哥拉的欲望说，伊壁鸠鲁的自然主义，柏拉图的禁欲主义，亚里士多德的中庸德性论，以及斯多葛主义的理性说。其中理性说，迄今仍然在人类的伦理规范和道德行为中居高临下，具有绝对权威。今天遍及世界的道德规定几乎无一例外地都具有理性的形象和内容。它们高举的都是理性能力对欲望的压抑和克制；要求人类作理性的奴隶，而不是要人类自由地在展现其内在本性。使得现实中的人格无一例外地具有两面性，尤其在权力和道德权威面前，这种两面性表演得更加淋漓尽致。社会中普遍存在的伪君子们的“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妇娼”，最有力地证明了传统道德的虚假作用。
基督教神学对于人类灵魂和行为的统治，虽然不像古希腊哲学那样长久，但它对人类心灵作用的强烈程度却是无与伦比的。两千多年来，它征服了无数虔诚的教徒；让数以十亿计的人，把一颗纯洁赤诚的心，无条件地交给一个虚设的天神；要人们的心中只能装有一个上帝，拒斥任何其它偶像；完全把上帝摆在至高无上的位置，这就注定任何个人只要走进那个神秘的殿堂，就注定要成为宗教信仰的驯服工具。当然基督教的信条中也包含着许多合理性，但它的本质却是为神学统治，为一切剥削制度作辩护。它的原罪说就是要人们盲目地自责自怨、自暴自弃，为黑暗、腐朽的社会制度开脱罪责，为那些吃人的剥削者和压迫者犯下的滔天罪行作掩饰，为万恶的私有制作辩解。也正是基于这种掩人耳目的神学道德观，封建贵族和大资产阶级才确立了一种旨在维护其统治地位牢固久安的道德模型，主张只有统治阶级才是高贵、善良、虔诚和杰出的；只有统治者才可能成为英雄豪杰；并企图通过外部强力的压制达到对世人的普遍统治。
事实上，无论是作为一种消极的否定性压制，还是作为“内部声音”的自我意识对那些无意识情结的抑制，结果都是殊途同归，都是给人类戴上一个难以自拔的人格面具。这种表面人格，无疑具有一种反道德、反生命的特征。正是因为如此，历史上从来的革命者总是站在“良心”和“内部声音”一边，试图砸碎表面人格的虚伪性，让真实人格和内在良知实现统一；让真实人格构成个性的核心结构和内容，而不是因屈服于外部强力而变成千人一面。所以古希腊哲学和基督教神学，不仅要为表面人格的形成负责，还要为最终导致的人格长期分裂负责。人格的愈合不只是人类未来的关键，也是后现代伦理道德必须承担的艰巨任务和不可推卸的社会职责。
很遗憾，由于这种表面人格的长期积淀已达到固若金汤的程度，以至今天，它还像金盔铁甲一样保护着虚假人格的尊严。尽管在人类社会进入近代之后，在自由、民主、平等和博爱的招牌下，突出了个人的权利和利益，使道德在形式和内容上都较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包含着更多的人性，但是并没有去除旧道德的局限性和片面性。这就是道德作为自我意识的自觉态度或能动的理性行为的产物，未能考虑潜藏于人类体内的无意识倾向和效应。特别是工业化以来，人们虽然高抬了科学和理性，但是却忽视了如何使道德真正摆脱理性构织的罗网，更多地恢复其自然本性的问题。因此，一切旧道德所昌扬的那种出自“杰出人物”或统治阶级的强制、压抑和牺牲，都是没有认识到作为整体的人格和精神的自然需求；都是助长了一种虚幻的道德形式和虚假的意识形态。
今天的道德对于人类文明的维护和进步，早已失去它产生之初对放荡不羁的无意识起到的抑制作用的积极意义，除了充当一种消极的和替罪羊的角色之外，对一切社会问题都显得无能为力。它既不能阻止无数的暴力犯罪，也不能制止惨绝人寰的战争暴行，相反常常充当战争贩子引发战争的最紧迫问题。诸如霸权主义、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权力至上、金钱主义、唯我主义、舆论欺骗、政治讹诈、武力镇压、个人专权、贪污腐败、尔虞我诈、贫富两极分化距离的加大，能源、疾病和饥饿对第三世界的威胁，科学研究中的不道德行为等等，都是资本主义历史阶段滋生出来的道德危机或反人道主义。它一如以往的陈旧道德，避开了道德自由的实质性问题。道德不是一种教条主义的神法，或“一种形而上学的天数，它必须从个人开始，而不是从某种超个人的整体开始。”（注：凯蒂·索柏：《人道主义与反人道主义》，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155页。）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一切有关道德的理性标准，都不是也不应该是纯客观的，而应该紧密联系构成人性的潜在性质。
一切旧道德都是统治阶级夸大了的片面的个人主义。它没有考虑集体的无意识的反映和一切个体天性就应该享有的权利与利益；它忽视了意识和无意识、精神和肉体、理想和欲望之间的互补作用；加剧了个体和集体之间的紧张关系和道德反差。特别是以政党形式存在的集体，愈是把空洞的说教作为纯粹道德的基本内容，其成员愈是把它看作一种脱离现实和个体的僵死形式。道德规范决不是主观臆造的抽象文字，它必须是“对使得处于积极活动（生活、讲话、劳动、存在）中的人能够去认识（或努力去认识）生命为何，劳动的本质及法律为何，他能以何种方式讲话的那些要素的分析。”（注：凯蒂·索柏：《人道主义与反人道主义》，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97页。）
道德一刻也不能脱离对人的本性的认识。正是基于对人的深层本质的认识，叔本华才竭力强调人的“自由意志”，强调人的本性的不变性，主张“对一切有生命的存在的无限同情乃是纯粹道德行为最确实、最可靠的保证”。尼采才把上帝称为“恶父”；认为“教士是最凶残的人”；贵族道德只是对现实的强暴；人类的负罪心理实际上都是来自人类自身产生的一种痼疾，即那最低劣、最易犯错误的意识。真正的道德者、善者只属于那些拥有清晰的头脑、欢腾跳跃的思想，享受着新鲜、自由的空气，不断增长着个人才智的人。现代道德急切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满足人的本真需求，实现意识和无意识的统一，个体与集体的统一、人与自然的统一、现实与未来的统一、记忆与遗忘的统一，以便更有效地推进意识的新发展和道德的新进程。
2.后现代道德的价值趋向
后现代道德就是当代西方发达国家滋生出的新道德。它在一系列的观念、标准、原则、方法、目的和价值上，都与现代道德或传统道德发生明显质变。当然它也有继承性，但更重要的是批判、否定、革命和发展。其基本观点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后现代道德要求彻底改变“邪恶”概念。旧道德中所谓的“邪恶”主要是“杰出人物”、有闲贵族、理性思维和国家权力的规定，是人们日常生活的约定俗成。这些规定的最大错误就是缺乏科学性，往往把导致邪恶的根源张冠李戴，使得邪恶自身的性质发生本末倒置的错位。当马克斯·韦伯说“一切坏事都是人干”的时候，这话千真万确。其真理性就在于他揭示了邪恶产生的真正根源不是人的本能和欲望；单纯的本能和欲望即使导致“犯罪”，也不是有意识的；只有理性意识犯下的罪过才可谓之为邪恶，没有理智就没有罪恶。然而人类在过去的几千年中，都把人类精心策划的事件看作是英雄壮举，把处心积虑剥削、掠夺的东西，看作是光明正大的财富；把利用权力和金钱对窈窕淑女的收买和强暴，看作是明媒正娶。反过来，把那些饥饿者的抢劫判作是犯罪；把那些无生计的卖淫看作是邪恶；把那些无权者的革命看作是谋反；把那些没有权力讲话而昌扬正义的人的行为看作是犯上作乱，如此等等，都是颠倒黑白，是非不辨。因此，“邪恶”的内涵主要是当权者出自维护自己的权力和利益专门规定的。它是一种纯粹主观的阐释。道德和信仰在某种程度上，都是一种激情和舆论宣传的结果。昨天的邪恶可以变成今天的英雄，今天的英雄又可以变成明天的邪恶，这在人类历史上有数不胜数的案例可供考察和证明。比如屈原被楚怀王当作邪恶而放荡，太平军被清王朝当作邪恶而斩尽杀绝，巾国英雄秋瑾被清军当作邪恶而杀害，朴实、纯洁的女性张志新被四人帮当作最大的邪恶而断喉枪毙；反过来昔日的统帅和英雄林彪，后又被当作邪恶的化身而由此折戟沉沙，所有这些都证明邪恶是一个变化不定的社会历史概念。在后现代它需要重新规范。
其次，后现代道德要求瓦解“自我完善”。人无完人，金无足赤，早已成为不正自明的真理。人类只能够利用其得天独厚的智力去认识自然、适应自然和改造自然，却不可以自我完善。人类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上帝或神仙。他是善恶、美丑、真伪和光明与阴暗的统一体，而且全部都是自我意识在兴风作浪、拨弄是非和制造麻烦。人有多大的善，就有多大的恶；人类发现多少真理，就同时伴随多少谬误。所以完善是不可能的，它只是统治阶级要求被统治阶级俯首贴耳的一种阴谋和手段，他们本人从未有过自我完善的举措。他们一旦攫取权力就肆无忌惮地为非作歹、作恶多端，所谓“完善”只是一种愚弄老百姓的把戏。一切个人都不可能尽善尽美，体力和脑力常常形成巨大反差，绝佳的美貌和德才经常不能兼备；即使在偶然中造就出一个集美貌、才智与德行于一身者，也很可能是红颜薄命、江郎才尽、命运多舛、时运不济。人是天生有缺陷的，而且是处在无穷无尽的变化和转化之中的。完善或全善永远只是一个虚设的目标，是理性的自我造作和自我欣赏，是旧道德设计的一种绝对的理想和纯粹的概念游戏，是无视客观因素和客观条件的一厢情愿，是对偶然性和相对性的蔑视；根本没有考虑欲望和无意识的不可满足性与盲目性。不完善才是绝对的存在。人们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善和完善，因为善同恶一样都带有主观随意性、历史性、社会性和阶级性。
要求瓦解“自我完善”，就是要求牺牲“自我膨胀”的兴奋精神。尽管自我意识是人与自然的本质区别，但正是这一区别使得人自古以来都以自我为中心；制造一个上帝试图驾驭自然；制造一个玉皇大帝试图呼风唤雨；制造为数众多的天神、英雄和圣人，试图征服天地。而这一切都是枉然，自然界具有不可想象的威力。自我是微不足道的，膨胀自我是意识的狂妄。对人和自我的认识，老庄哲学是非常的清醒和明智。万物有道，天地有常，生死祸福周行不殆。任何人都不可以违背客观规律随心所欲地奢求不可期盼的目标。人不可强生或强死，福之为祸，祸之为福，化不可极。只有清心寡欲，凝神于胸，舍弃诸般贪欲，趋向淳朴自然，顺应造化之理，做到安静柔顺，像婴儿般内无思虑、外无烦乱，让心灵安宁和泰，不沾染世俗的污尘和瑕疵，做到居无思，行无虑，恬淡无欲，至人无几，神人无功，圣人无名，追求无待、无累、无患之精神的绝对自然，乃至目不欲色，耳不欲声，鼻不欲香，口不欲味，心不悦趣，“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注：庄周：《庄子》，北京燕山出版社，1995年版，《逍遥游》。），才可以至美至乐，逍遥物外。因此后现代道德必将带来一个老庄哲学进一步弘扬光大的历史时代。自我膨胀是一切社会灾难的根源。顺任自然、无为而治，必将成为未来社会思潮和意识形态之主流。
第三，在后现代要达成表面人格和深层人格的妥协；要让人性的“阴暗面”分享人间的自由生活。表面人格是理性长期塑造的结果；是个人对权力和习惯势力的屈服；是旧道德的长期压制和内在“良知”自我抑制的产物。它是对人性的发展，但却是以牺牲整体人格或支解整体人格为代价的。所以表面人格往往是概念化的、形式化的和理想化的。它和内在人格是对立的和格格不入的。把内在人格看作是一种野蛮的动物性，把外在人格看作是人类文明的结晶，这只是旧道德在为自身涂脂抹粉。它实际上造就了人的外在性、虚伪性和表面性。而后现代道德则要求被分裂了的两重人格，要内外融合、合二而一。特别强调要发现或恢复那久被遗忘了的人性中的原始成分，重视人性得以存在和表现的基础与条件。理性的花朵是在非理性的土壤中成长起来的。人类不论是如何的理性化，其根基却是非理性在起决定作用。离开人的生物性就没有人的社会性、群体性和思维能力的形成与发展。因此，表面人格是非本质的；只有与之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内在人格，即无意识人格才是本质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恩格斯才确信：即使有一天宇宙的变化以铁的必然性消灭自己在地球上最美的花朵——思维着的精神，但在另外的地方和某个时候一定又会以同样铁的必然性把它重新产生出来，因为“物质在它的一切变化中永远是同一的，它的任何一个属性都永远不会丧失。”（注：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24页。）也正是基于道德的如此虚假性，马克思才根据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认为一天不去除旧道德，人类就不能够从旧的精神枷锁中解放出来。继马克思之后，尼采提倡用哲学的铁锤和权力意志的炸药摧毁和炸烂宗教神学和道德说教，提倡完全颠倒了的新道德观，主张以恶为善和以善为恶的反道德主义。所有这些都促成旧道德的毁灭，新道德的诞生，为后现代意识形态和主体精神的健康恢复，表面人格和内在人格的完美融合奠定了理论和实践基础。
今天一切传统道德都已经面临分崩离析的绝境。从旧的精神催眠中苏醒了的人类，从顽固的精神桎梏中解脱了的人类，已经将自己的生命完全融入自然，认识到精神的自我异化，已经给人类带来无数无可挽回的肉体灭亡和精神灾难。因此，不只是唯物主义、无神论、经验主义和相对主义在反对旧道德、旧文明，就是那些世俗化了的人们也从现代科学技术、最新的哲学和文化思潮中开始反思，动摇、怀疑旧道德的反人性本质，以及对人类中潜在的巨大能量的扼杀。他们也开始步着先进思潮的后尘，寻找新的精神的落脚点，让人类中不再发生那么多自相残杀的悲剧，不再制造出那么多骇人听闻的战争，不再有那么多由膨胀的自我在作崇的妒嫉之心，也不再滋生或助燃那成为万般罪恶根源的各种自我化了的欲望和能动性意识。把道德真正地转移到自由、平等、博爱、理解、宽容、和平、协作，以及快乐、胸怀广阔的心态上来。只有这样才可能做到平静地接受批判、否定和革命。从哥白尼革命，到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再到弗洛伊德的力比多理论，一次次对旧道德的抨击和封杀，证明从来都没有一成不变和普遍适用的道德规范，一切道德规范都是当权者出自某种功利目的作出的规定或主观性判断。
第四，后现代道德主张要关心弱者，关心病人、残疾人、心理变态者和精神病患者。若从优胜劣汰的角度上看，他们理应自生自灭，但在人类社会中，新道德必须站在类的高度来看待和对待他们。特别是那些心理变态者，也许是旧道德的牺牲品，也许是站在旧道德的立场上作出的错误判断。对于这部分人不只要进行医学治疗，还要同时进行心理治疗和道德治疗。中国有句古话，“人之多言，亦可畏也”，“众口铄金，谬辱之祸不可测”。鲁迅也言“群言淆乱，积非成是”，讲的都是由旧道德形成的世俗习惯，对人的正常心理的祸乱和迫害。新道德应该反其道而行之，救人于心理作害的危难之中。
善恶好坏、美妙丑陋、是非虚实，原本都充溢着人类的主体性思维。比如传统的艺术充满了对美的描述与歌颂，而今天的后现代主义艺术几乎尽是对丑陋的表达和暴露。与此同时，往日由旧道德塑造起来的“伟大”和“楷模”，在新的道德观念面前，则可能变得异常的渺小和恐怖。因为“伟大”是经常地和强力、专制、独裁、飞扬跋扈、桀骜不逊相提并论的。今天“如果人们知道某人的伟大，就应该知道他的恐怖；假如人们不知道其令人恐怖之处，也就不会知道他的伟大，因为人们应当放弃对伟大的崇拜，至少应当忘却那些恐怖。”（注：克尔凯郭尔：《恐惧与颤栗》，华夏出版社，1997年版，第69页。）比如在希特勒的鼎盛时期，纳粹分子对他的“伟大”的崇拜，达到了疯狂和无以复加的地步。然而正是这个金发野兽的国家社会主义的理想、鲜血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的思想，不仅给德国人民，更多是给全世界人民带来了空前绝后的灾难。正是这类伟大人物，将人类的精神和知识演变成实现自身欲望的手段。正是在这类虚情假意的野心家和阴谋家那里，表面人格和内在人格的分裂和对立，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所以“伟大、光荣”等字眼都带有虚假和虚无的含义。新道德要求人们对整体人性必须有更完善、更深刻的认识，要建立一种科学的道德规范，使一切人都能够更轻松地生活，而不是像过去数千年，整个人类都几乎像一只满载重负的骆驼，在酷热难忍的沙漠中，漫无边际地游荡，直至饥渴难熬、不胜担负而死亡。
因此后现代道德的目的和价值就是整合人格，将狮子、山羊和骆驼统一到可以相互容忍和相互协作的有机系统中；消除自我意识的异化作用，将善恶、美丑、真假等主观判断消灭于它的萌芽状态；要强调个体心理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只有尊重人的自主性，才有可能调动人的深层情绪中隐藏着的活力；“邪恶”常常是推动历史进步的动力；“全善”常常是阻滞人类文明的障碍。伟大只存在于人类整体的行为中。道德的本质就是顺应自然和丰满人性；抛弃旧道德的惩罚原则，提倡道德主体凭借个性化的集体意义去自行解决；通过个人的道德修养来提高人类整体质量。正是这种责戒为现代人指明了道路；使得现代人在面对“人为中心”的宇宙观和极端的个人主义即将崩溃的时候，自觉地“把重点转移到超个人的人类价值和日益清畅的人类情谊上。”（注：埃利希·诺伊曼：《深度心理学和新道德》，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113页。）由相互合作聚集成的人类整体比个人主义更重要。个人的自主性和独立性将要和整体的结构与功能协和统一。在后现代的道德系统中，“自我不可能再成为由存在主义者的绝望激发出来的孤独的自我，对后现代精神而言，纯粹自主的自我已不再可能。”（注：特雷西：《诠释学·宗教·希望》，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35-136页。）
3.后现代道德的基本原则
道德不是一部分人统治、剥削和压迫另一部分人的工具。它应该是人人都享有的一种权利。它将保证每个人都能够处在一种良好的生存状态，都有权去追求和享受合情合理的幸福，而不是将自己的幸福建立在剥夺他人利益、制造他人痛苦之上。然而残酷的历史和恶劣的现实却告诉我们，人类要想很好地生存下去，“就必须改变流行于现代社会的价值系统和道德观念。对利益和权力的追求必须被为了最大多数人的合情合理的幸福的追求所取代，最高的道德原则应该是享受生活和帮助生存”（注：保罗·库尔兹：《21世纪的人道主义》，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35-36页。），而不是把绞尽脑汁的尔虞我诈当作光明正大的行为；把利用权力的掠夺和占有看作是合法的收入和应该得到的报酬；把贫富两极的分化与对立看作是一种自然选择。这完全是对人性的无知和曲解。无论什么时候都应该把公开、诚实、友好和信任看作是做人的最高原则。口是心非、两面三刀、投机钻营、弱肉强食，永远都不应该是未来道德实践的准则。
人性和自然性的最大区别，就是人类在其聪明才智的帮助下学会了积聚财富，滋生了一种贪得无厌的欲望。这是自我意识异化出来的肿瘤，不割除它，人类就务必日趋堕落。所以道德作为每个人的内在良知和发现，应该提倡一种自主性美德；要认识到“自尊和自信是人类最基本的必需品，不论人们可能欲求什么样的其它物品，都想得到这两样东西，因为没有自尊和自信，生命就几乎没有任何价值。”（注：Alan Soble.The Structure of Love.Yale University Press,1990.P.259.）
此外，在价值的天平上要重视知识和智慧，要学会鉴赏力和分辨力，以帮助自己为过上正当的生活作出正确的选择。对待个人的情感和欲望，要学会一种自律性的满足，不能无限地放纵欲望，也不需要过多地限制欲望；要有节奏地和有节制地满足自己的愿望、情感和需要。这样既能够激发人们的创造性和想象力，也能够激励人们确立一种高尚的动机，积极地参与生活，对新生事物和新的社会实践总是跃跃欲试，对生活与未来总是持有一种肯定和自信心实足的态度。一个人也只有对人生抱有积极的态度，才能够享受到生活之乐趣或者说才能够愉快地生活。当然“积极的态度”不等于一味地盲目和冲动，而是要求“我们必须发现一种思考何谓好，何谓坏，以及如何才能够鉴定出好的东西，并作出选择的方式和方法。”（注：Robert J.McShea.Morality and Human Natu-re.Temple University,1990.P268.）
这个方法就是力求建立天人和谐，用一种新道德观来重新审视世界；要坚信任何个体越是有特性，对整体来说它就越必要和珍贵，而个体为了能够存在也就越是需要整体。因此个体与整体间没有严格界限和绝对的对立。尤其在高度有序化的人类系统中，各种社会制度、文化群落、意识形态、宗教形式、政治团体，乃至各种肤色、种族之间的差异，都可以通过协调达到融合。特别是种族的协调，血统的混合将是不可抗拒的进步。后现代世界将拥有多合作的社会机制；团结友爱高于一切；对现实中人际间在地位、荣誉和物质利益等方面存在的不平等有更多的容忍；个人更注重兴趣、职业、以及意识的潜力和内在气质与能力的培养。这就决定人们的观念将从客观走向主观，从一元走向多元，从绝对走向相对，从封闭走向开放。伦理道德肩负的使命不是要努力造成人的病态和软弱，以便容易驯服，而是要培养人的强大、勇敢、高尚、尊贵和博爱的浩然之气，树立“一个鼓动心灵、激励意志、给众人一个共同的目标的理想。”（注：大卫·格里芬：《后现代科学》，中央编译出版社，1995年版，第21页。）
因此伴随后现代文明的到来，传统道德观必然发生质变。它不仅将超出人类，扩展到整个生命界，用来说明分子层次上的一切生命的行为与基本特征；反过来也将从生命在微观层次表现出的活动与功能，来解释人的行为规范与道德准则。为此，后现代道德研究不只涉及人性人权，战争和平，校园教育，社会公德，个人义务，利他利己，私有公有等传统内容，更重要的是涉及到动植物保护，环境污染，人类素质改造，艾滋病防治，同性恋，性自由，老弱病残的正当权益，人种、国家、民族的自主与平等，试管婴儿和无性生殖的意义与价值，安乐死，落后国家的饥荒，经济大国的能源浪费，宗教情感，医生权威，病人的权利和自主性的保护等人类普遍关注的课题和内容。
后现代道德还将从“道德冲突与政治的一致性”、“多元主义与认识的政治学”、“文化的多元性和政策的统一性”、“伦理道德标准的客观性、历史可变性”等不同角度，进行多方位探讨。马克思说：“保护健康，就是保持一切价值的源泉即劳动能力本身。”（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59页。）这说明伦理道德永远是一门饱含人道主义的学科，不应该一味地热衷于抽象的说教。道德的本质就是要人类最终达到至亲至善的目的，使所有人都能在道德世界中自由和充分的生长，成为具有主宰能力的自我，过上真正属人的生活。使每个人的生命本身及它的健康、美好和有德性的活动成为绝对可欲和有价值的东西。使每个人只有做正当事，才感到满足；只有把自己置于全真的总体生活中，才感到生命富有意义。这也说明，不论到怎样的历史时代，人们都会自觉地选择忠诚、朴实、大胆的思想、光明磊落的行动、相互理解的慷慨，作为行为的道德准则；并渴望在博爱的阳光普照下，地球上的所有人都能够尽情地享受由真理和正义带来的平等与自由；并永远坚信：真理是人类肉体和精神得以解放的武器，“正义是一种充满生气的物品。”（注：Albert Camus.The Rebel.New York Vintage Books,1954,P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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