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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解放以来的蒙古族小说分为两部分：前草原小说和后草原小说。这样划分有两个标准，一个是历时态标准：前草原小说开始于解放初期，以玛拉沁夫、扎拉嘎胡、敖德斯尔等为代表；后草原小说由1984年白雪林《蓝幽幽的峡谷》开始，随时间向后延展。但这个标准不是唯一的和绝对的，因为属于前草原小说的一些作家在1984年以后也有作品问世，却不能将其归于后草原小说。
另一个标准是共时态标准：所谓“前”与“后”，各指一种精神，一套价值模式。按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和政治哲学家丹尼尔·贝尔的说法，在社会发展中，用“后”这一缀词，一方面是对业已逝去，另一方面也是对尚未到来的未来先进工业社会感到迷惘的“生活于间隙时期的感受”，它说明人们正在进入的一种过渡性时代。“后”，正表现了这样一种不前不后的“过渡间隙感”。我所谓的“后草原小说”，也含有这种意思和感受，即它表现了八十年代中期以来这个新旧夹缝期的某种精神和价值模式。它表现为：“消灭”英雄、人性的负面因素、“无深度”、阴柔的美学形态、强调内在的和内心的自省性意识等……
这篇文章以描述后草原小说为主。它不是当代蒙古族小说史，而只是指出当代蒙古族小说从什么时候发生和表现了两种不同的变化，这些变化是什么样的，它为什么会变化。为了说明这些问题，我对前草原小说也作了简略的概括。至于为什么会有这种概括，那是另一篇文章的内容了。
一、关于前草原小说的概括
第一、内容更多的以题材取胜，审美价值更主要的体现为题材本身的价值。
前草原小说在内容上主要表现的是蒙古民族由革命战争到建立无产阶级政权的这段历史，当然不能否认这些小说在处理人物时对人物所发生的心路变化轨迹做了或多或少程度不同的描写，但正象茅盾曾指出的那样“……这些人物有一般的性格，但没有个性”。这种意见对前草原小说是有普遍意义的。人物性格，特别是人的深层的精神及心理特征，并不是这些小说关心和注目的，被关心和注目的是如何真实和准确地反映这个历史（战争、战斗）本身。也正因为如此，前草原小说的题材及主题，多为当时时代、社会的主要或重要的问题，重大题材多，重大主题多。由于这些题材和主题是历史发展某个阶段的具体反映和写照，所以，题材（主题）本身就具有审美价值。
但是，这段历史（作为它所反映的题材）毕竟是中国五十六个民族都同样经历过的，对不同民族的每一不同个人来说，在这个相同的历史时期所发生的心路变化轨迹是基本一致性的。前草原小说描写的正是这种“一般的性格”，这就不可避免地使形象逊色于作为特定历史真实反映的题材（主题）所具有的审美价值和魅力。
第二、前草原小说注重表现显性民族特点。这些特点带有明显的传统性，成为与其他民族相区别时的最鲜明的特征。而唯其鲜明，也使之成为人们习以为常、约定俗成的蒙古族的绝对标志。后来所谓的“奶子味”、“草原味”的叫法，正是这种标志在理论中的反映和表现。
第三、在民族性格上以写正面品性为主。这些性格更多的是人性中优秀美好的属性。是既为蒙古民族所具有，也同时为其他民族所具有的人类共同的属性，比如勤劳勇敢、善良智慧等等。也正因为民族性格以正面品性为主，人物身上体现出来的是人类最优秀的属性，这就使得前草原小说中的牧民始终处于一种让人仰视的地位。即使有两种不同的牧民形象，也往往只是先进与落后、进步与保守的区别，是意识形态领域的不同思想而已。小说更多展示在我们眼前的是解放初期那段真实的历史本身。
前草原小说是产生它的那个时期和时代的高峰，它代表了当代蒙古族小说在那个历史阶段所可能和能够取得及达到的最高成就和水准。
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都有其历史发展过程。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高峰，承认后代也有后代自己时代的高峰，并不意味着也根本用不着以否定前代的高峰而为自己的界定。所以，说前草原小说代表的规范结束，并不是否定其成就。事实上，作为一段文学史的标志和成就，它也不是说否定就可以否定的。
“文革”结束到1983年这个时期，是小说（也当然包括诗歌）非常活跃的时期，至今我们也不会忘记那些伤痕、反思、改革小说给我们带来的激动。但这时期的蒙古族小说却没有出现过它们曾出现过的轰动性的辉煌，虽有云晓缨等一些新作者，作品却都不过平平，其美学形态及特征和前草原小说相似，成绩就远不能与之相比了；而一些老作家的作品，如玛拉沁夫《爱，在夏夜里燃烧》也已明显表现出后劲不足，就像是一首雄壮乐曲结束时越来越弱的拖拍和余音。
而这时候，新的读者群已经形成并成熟。这部分读者包括经过“文革”成长起来的人和“文革”后出生的人，他们的欣赏趣味完全不同于五六十年代的人。因此，以革命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写实的故事体、充满浪漫的理想主义色彩的前草原小说规范，已很难满足新的读者的需要。旧有的小说规范受到了严峻的挑战。
原有的老作家少有轰动性作品问世，新作者的作品既没有突破原有规范，而其艺术性和思想性又远不足论道，所以，这时期是蒙古族小说创作的低谷期。但同时也是酝酿、思索的时期，就好比退潮意味着又一次涨潮。
二、后草原小说
后草原小说起始于1984年，以白雪林的《蓝幽幽的峡谷》为标志。相对于前草原小说的整齐规范，后草原小说明显表现出取消中心的非同一性。因此我虽然提出区分标准，对前草原小说和后草原小说进行了划分，但在后草原小说这个松散的范畴内，又有迥异的各类小说。
1、以白雪林的《蓝幽幽的峡谷》为代表的新牧民小说。
后草原小说中也有相当数量的写牧民的小说，但与前草原小说中的牧民相比，这完全是另一种牧民形象。我把这类小说叫作新牧民小说。
在当代的蒙古族小说历史中，白雪林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作家。当然，用今天的眼光来看他十年前的《蓝幽幽的峡谷》（以下简称《峡谷》），不免觉得有不成熟的地方，甚至还略显斧凿的痕迹。《峡谷》的思想性及观察和选择生活的视角均不能说有多少新意与突破。和同时期相同主题的汉族小说相比，很难说《峡谷》优于多少；和前草原小说相比，也恐怕难说其思想多么精辟和深刻（当然也有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的原因在内）。我想，《峡谷》文学史的地位，其实在于它完全摈弃了前草原小说的故事体的框架，而开创了一种情绪化的小说氛围。《峡谷》是蒙古族第一部情绪小说。
从此以后，蒙古族小说开始越来越注重于情绪、心理、感觉的描述。
《峡谷》还有一点值得注意，那就是它第一次写了“牧民”（扎拉嘎）精神和性格的负面——怯懦、委屈求全，甚至一定程度上的萎葸，虽然小说将这些粉饰为“善良”。从此后，蒙古族小说掀起了一股“善恶”斗争主题小说的潮流。
把（在恶势力前的）懦弱、退避当作“善良”，这绝对是一种认识上的误区。我不能说白雪林在最初创作《峡谷》的就有意混淆这两者本质的界限，但当初对《峡谷》的评价，却是有意无意地误导了后来的创作，这当然是另一话题，是后话了。不过从此胆小的、息事宁人的、不敢斗争的“善良”牧民，成了新牧民小说的普遍的、基本的牧民形象。
另有一点尤其要指出的是，《峡谷》使蒙古族小说添了更多的阴柔气，这大概也是白雪林起初所始未料及的。
谈到阴柔，自然要讲“阳刚”。清代文学家姚鼐在《复鲁·非书》中形象比喻“得之阳与刚之美者”，“其文如霆，如电，如长风之出谷，如崇山峻崖，如决大川，如奔骐骥；其光也，如杲日，如火，如金镠铁；其于人也，如凭高视远，如忍而朝万众，如鼓万勇士而战之……”，如此如霆，如电，如大河天来的阳刚之美，首先与题材有关。前草原小说在美的形态上明显偏于阳刚，是与其选择的题材有关。但是，在题材上，新牧民小说则普遍选择凡人小事，杯水风波一类小题材，专注于个人情感、情绪的剖析，揣摸道德自我完善的心路变化轨迹，更多玩味于个人的恩恩怨怨乃至失败和挫折。蒙古族传统文学也包括前草原小说中的理想主义、英雄主义的因素和成分减弱和衰微了，而开始明显表现出诸如缠绵、哀怨、忧伤、惆怅等一类的阴柔气。很少那种长风出谷，如奔骐骥的气度了。
但不管怎么说，白雪林和他的《峡谷》，在蒙古族当代小说史中，是转换时期的代表作家和代表品作，因为他的确改写了蒙古族小说某种旧有的规范。
1984年是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改革的第五年，是改革的初期。这时人们虽然在理论和理智上已对新的经济方式和由之引起的新的生活方式达成共识，但思想和心理上却还缺乏充分、必要的准备。因此，在市场经济初期难免出现的精神负效应前，人们就很容易因准备不足产生某种疑惑和委曲。这时期的小说明显热衷于某种失意的情绪感受、情感感受。而这种失意常常被描述为是对金钱或物欲表现出来的人情的贪婪、堕落等的愤怒及失落，或是对人际关系中的尔虞我诈、世态炎凉的抱怨与落寞。这些情绪、情感虽然显得消极和感伤，却仍然完全是“缘事而发”的，是表现在意识层次的明晰、理智、合乎逻辑的情绪、情感和感觉，而不是潜意识中非理性的。
因此，虽然强调这时期小说内向化的倾向，但又与表现潜意识活动、轻视理性、社会性而重直觉、生理本能的纯内向不同。从根本上说，很大程度上依然表现出与客观世界保持同构式的传统小说的创作思维特点。
正如前述，八十年代中前期是改革的初期。生活方式、经济方式还处在由自给型向商品型、单一化向多样化、封闭型向开放型的转化。几十年所固守的“大锅饭”虽然在一些具体经济生产单位或一些实际经济活动中被打破（比如包产、包畜到户等），但商品及商品意识却还没有普及和扩展到社会的各个领域（比如文化教育还没有完全甚至实际地进入市场），社会收入和分配也尚未拉开距离和档次，贫富之间的对比和差距也不那么悬殊。尤其是传统的“不患贫而患不均”的绝对平均观念，以及长期关于“没有贫富差别，人人有衣有食”的理想教育，都使人们对所谓“商品经济，走进市场”缺少心理准备。那时人们还不能完全预见到经济法则的无情和残忍，而自信只要有勇气决心（而不是经济头脑），就一定能在商战中一展雄风，我们对那时的“下海潮”恐怕还记忆犹新。反映在小说中，就有两种倾向，一种是如《沙狐》流露出的无意抗争的淡泊和萧疏；另一种倾向则是或多或少，程度不同的带了一些浪漫主义的情调和色彩，比如《峡谷》。
八十年代中后期，我国由计划经济逐步转入市场经济。人们对“商品”的认识已从自己切身利益中得到最直接、最具体的理解，人们这才恍然大悟，社会发展原来从来都是以经济，而不是以意识形态为根本动力的（虽然不能排斥意识形态的作用）。我们讲了多年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其实也只是到了今天才真正明白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自然历史过程”，它的发展规律“不仅不以人们的意志、意识和愿望为转移，反而决定人们的意志、意识和愿望”。（列宁语）
在这新旧夹缝期，经济方式、生活方式及社会其它领域都不可避免地发生和出现了新与旧的冲突，摩擦甚至对抗。尤其是尚未完全成熟且又无孔不入的商品行为，不仅对原有经济秩序发起了强大的攻击，而且也对社会道德体系产生了巨大的冲击波。已经习惯于按旧秩序生活和思考的社会公众，在这种冲击前由于缺乏心理及精神的准备，而表现出猝不及防、手足无措的尴尬和惶恐，继而便产生了危机意识和不安全感。
同时，社会分配和收入档次拉开了。从前在电影和文学作品中才能见到的奢豪及“贵族”，忽然间就出现在自己身边和眼前。因此，完全可以理解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的很多人心中被刺激出来的那么一种惊鄂、羡慕、愤怒、仇恨，甚至多少还有些难以言说的“酸葡萄效应”，当然也就不难原谅自觉不自觉产生的某种心理上的萎顿了。八十年代中前期小说（如《峡谷》中的浪漫的色彩消失了，《沙狐》退避遁隐的淡然和感伤也消失了。而另一股在物质前表现出的萎葸、自卑和屈辱的情绪（或曰倾向），却开始抬头和曼延。
经济规律，经济法则沉重打击了长期树立起来的“自信心”，这种“自信心”实际是被夸大和扩张了的主观能动性。只要有人，没有什么人间奇迹不可以创造，人定胜天等等，一直作为理想教育被视作圭臬。但现在人们却发现无论有多么高昂的激情，也必须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现存的生产关系总是按照它自身的客观要求支配物质资料的生产，而表现为一种客观的强制力量。除非你以承认和尊重经济规律客观性为前提，否则你根本无能为力。英雄意志并不是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的。
经济与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化，强化了人务实和求实的精神。但商品经济的巨浪也刺激了不少人的实惠主义和实用主义、人生价值、道德价值出现了混乱和倾斜。金钱——物质对人的影响，无形中被夸大了。因此，既不甘心物质环境对人的困扰，又对商品撕去温情面纱而露出的邪恶的堕力感到震惊。所以，虽有反抗、斗争，却究竟柔弱得不足以去与之相抗衡。
这时期的新牧民小说中，敌对力量常被描写得无限膨胀和强大，道德沦丧者不仅有钱有权，而且体力及相貌也都占优势（如《重归大草甸》中的玛希）；而“鬼”和“妖”也都有令人恐惧的神力（如《秋风·世界末日》），而所谓“英雄”，或是根本不能证明“廉颇能饭否”的迟暮老人（如《赤那河口》）；或者就是个牢骚鬼和孱头（如《草人泪》）。
我在《重铸英魂》那篇文章中说过“今天无英雄”一类的话。的确，这时期的小说更多表现的是一种庸常、俗气和识实务的孱弱。我一直都认为，这些小说有意无意地混淆和抹煞了英雄与凡人、英雄主义与实用主义，以及勇敢与怯懦、罪恶与善良等这几组汉语词组明显不同的词义。昔日温情脉脉的乡俗乡情正不断逝去。现实中，物质对精神的挤压，金钱对人性的销蚀，都在这有意无意出现的混淆中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
新牧民小说是无英雄的小说。它写人的物质性烦恼及人物的无奈和无能，甚至人性的弱点和人性的卑微。因此，如果把握得当，这些凡人小事的苦乐，虽疏淡了历史时代的蕴意，却另具某种真实；把握不当，则必然走向反面。所以，新牧民小说应该是成败掺半的。
三、自省小说
自省小说以生活在城市中的蒙古人的生活为题材。那些通常被人视作民族标志、民族特征，及民族心理、精神特征的因素；那些狂放的不受羁勒的自由性格，崇尚勇和力和尚武精神及习俗等等，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和来源于当时的经济及生活方式。而当城市蒙古人开始每天按钟点上下班，按交通规则坐车骑车，居住在有限的封闭的楼房里时，恐怕很难想象他们还会有象风那样自由的性格了。虽然还是蒙古人，可在心理素质、情感特征等深度的精神方面的东西，他们已与牧民有很大差异（当然牧民和农民也不同），我只能说这是存在决定的意识。这种差异表现他们对民族传统文化（诸如语言、风习、经济及生活方式等等）的隔膜，和这种隔膜与他们对都市文明和非本民族文化的熟悉程度、认同程度之间明显的反差。
而另一方面，民族传统及民族文化遗产以及在各个历史发展期间取得的全部经验，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逐渐积淀为民族的集体无意识，在每一个民族成员的心里蛰伏。正象作家阿城说过的一句话：“一个民族自己的过去，是很容易被忘记的，也是不那么容易被忘记的。”对城市蒙古人来说，富裕文明的城市使他们忘记和远离了自己的过去；而同时，充满了速度、拥挤、喧嚣、梦幻般色彩的城市，又激活和强化了沉淀在他们心中的对自己民族特殊属性的认识。
自省小说正表现了他们在“忘记”和“不容易忘记”之间的某种情感向度。
在后草原小说中，自省小说是最有代表性特征的一部分。自省小说是最有代表性特征的一部分。自省小说把在前草原小说里被具体化、实在化、明显化的民族情感、心理及精神特征，（集中表现为风习、自然景观等）变得抽象化、朦胧化、内在化（集中表现为一种自省意识，自我识别意识），强调和凸现生活在城市中的蒙古人对失去自己外显型民族标志的失落和惶恐，以及对无以表现和证明自己民族身份的焦虑和无奈。也正因此，我称其为“自省小说”。
自省小说出现在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中前期，以《演出到此结束》、《血缘》和《独门小院》为标志。同类的小说，其他民族在八十年代中前期就已经出现，如满族的《白杜鹃》、苗族的《阿榴》以及以扎西达娃为代表的藏族小说。自省小说是中国土地上正进行的城市一体化、城市现代化和乡村城市化这一巨大革命的直接反映。如果说存在的都有其存在的现实性和合理性的话，自省小说中表现的自省意识则是城市化进程中很正常的一种意识。
城市和草原（包括乡村）给人提供了两个完全不同的知觉环境。草原（乡村）的空间观念是整一的，带有很强的民族、区域及地方色彩。在草原（乡村），人与环境（自然）是和谐、一致、同一的，人以自我的全部内容生存于草原（乡村）的对象化环境之中。因此，人的情感、精神、心理及对此的描述往往是以具体的生活空间或环境为附着物的。换一种说法，人们并不需要特别指出什么，只通过具体的生活片断就可以了解人的情感、心理等。这就是为什么说风俗是精神文化最基本的因素，为什么说风俗实际显示着民族内在力量的原因。
而城市则不然。城市的信息瞬息万变，它不会给人提供一个哪怕是较为永恒的判断准则；城市人也不可能以一个完整的自我出入每一个场合，他们生活的各部分的时间和空间是互相分割的，城市人缺乏一个与自己同一的生活和劳动的场所，一切都是多变的，一切也都是陌生的。城市人生活在繁华都市，但这繁华都市对他更多的不过意味着一个窄小的生活空间和工作空间。在这拥挤、嘈杂的环境的重压、挤兑下，人不免感到孤独和心力憔悴。因此，自省小说有一种缠绵不已的怀旧和感伤。我自己就在《血缘》中写了对于草原的类似梦幻的想往。
但更重要的是自省小说表现了城市蒙古人对民族过去和历史的“忘记”的内疚、懊悔和自省。当失去了那些可以用来证明自己的民族身份和族籍的显性民族标志时，人就陷入一种没有依托和归属的难堪与惶恐中。只有“精神”才可以证明我们自己，可这“精神”又是什么呢？不但别人无法体会，自己也根本说不清，这就加倍的令人痛苦。因此，这种“自省”意识往往带有很重的负罪感和自虐成分。
由于失去外显的识别标志而不能证明自己，就使得对民族身份自我识别和自我意识更加强烈与执着。而这强烈和执着的意识，又会驱动人更努力地向别人去证明自己，但用来作为证明标志的“精神”，归根到底又是说不清的。这就形成了一个怪圈，这个怪圈是走不脱的。所以，自省可以说有一种神秘、怪诞，甚至多少有些妖崇的色彩：比如不明原因的死亡，莫名其妙的出走以及无结果的寻找。
我们不妨把前草原小说和自省小说关于民族精神及心理的描写作个比较：前草原小说中，民族、民族精神、民族情感和心理是非常实在、具体的，它们寄寓和包括在传统生产及生活方式和风习中；而后者对此的描述，却因无从寄寓显得抽象和朦胧，它更多的表现为某种自我识别和自我意识等精神因素。
还有一类关于城市蒙古人的小说，不过“民族”不是它的关注点，它关注的是城市生活中的普遍问题。我把它也归于后草原小说，但这里不打算讨论。
四、孛·额勒斯的以近代蒙古族上层贵族为主人公的小说
我对于前、后草原小说的区分，“题材”是个重要的分界，后草原小说非常显著的一个特点，就是它跨过了“牧民”这个在某种程度上已被人们看作是蒙古族小说永恒标志的边界。
而这就不能不提孛·额勒斯的《圆形神话》。这部小说描写的是清末民初这段动荡不安而又波诡云谲的历史时期，以及这段时期中蒙古族上层贵族阶级的各种政治派别势力之间的角逐和较量。
应该承认，在蒙古族小说中，《圆形神话》所选择的题材，无疑具有开拓性的意义。它艺术地再现了蒙古族历史上一个没有也不能离开帝王将相和剥削阶级上层人物活动的时代。正象马克思说的，在古代的罗马，从事生产的广大民众，即奴隶，只不过做了当时阶级斗争的舞台的消极的台柱，台上的阶级斗争是在自由穷人和自由富人之间进行的。在那个时代，是由帝王将相制定与执行政策，决定战争与和平，组织与指挥战争，因此，他们的活动就是一段我们无法逃避的历史。
孛·额勒斯正涉猎了这个非常特殊的题材领域。
不过，对他的小说的意义，我现在只能从“开拓题材”这一角度去描述和认识。尽管我在《关于终极意义与神迹的启示》一文中对他小说中的哲学思考进行过探讨，但这种哲学意义和他自己表示的有关“宗教”的思考，在他小说中的表现还有些朦胧，更多的还是作为他对自己今后创作走向的目标性的理论说明，还不能完全从小说中体现出来。
总之，我把上述现象称为“后草原现象”，上述类型的小说称为“后草原小说”，是因为它们和新时期前的小说有大相径庭的特征。但这并不是说新时期小说就只有“后草原小说”这一种现象，这一种小说。从“文革”结束到今天将近二十年时间中，除了“后草原小说”外，还有很多其它类型的艺术形式和内容都是和后草原小说完全不同的小说，这些小说共同构成新时期蒙古族小说的全貌。只是描述它们将是另一篇文章的事了。
至于说后草原小说和前草原小说哪个成就大或小，也不是几句话能说清的。我想，恐怕应该是有不同规则和标准的，我只能说它们是它们那个时代的反映和产物。而且，被我归于后草原小说中的一些小说，恐怕也还不是有意识地涉及某个领域（比如《独门小院》）；而另有一些小说则模仿痕迹尚重些（比如关于善恶主题的小说），还不能看出其独立的艺术思考。尤其从时间和数量上讲，后草原小说都过短和过少。不能不承认，时间和数量在某种程度及意义上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它们总会给人一种优势和主流的感觉及印象（我绝没有说前草原小说的优势和主流只是由于时间及数量造成的印象的意思！）。因此，断言它或好或不好，都不免有姑妄言之姑妄听之的罅隙。
但是，在这一年时间中，后草原小说毕竟是不可能被忽视和忽略的，它代表和证明着这个时期小说的发展、变化及其状态。无论题材的扩展、新的艺术形式的追求、理性的体验、对民族的思索等等，都是历史嬗变期的确证，而它的嬗变又是历史变化所为。
至于它将来在文学史（或小说史）上占多么大和多么重要的意义及地位，恐怕只能等到文学再向前发展到另一个与此又完全不同的时期才好评价。
这篇文章还只是对新时期文学一个粗略的描述，而且这个描述还更多地停留在社会——思想的层面上。对艺术的，其实就是对它思想的描述也远远不够。这当然与我个人的能力有关。但更重要的是，我觉得现在要做的第一步是应该先描述出小说发展到今天的变化、流衍及大致轮廓，这一点，在目前看来显然不足。事实不容忽略的是，理论已大大落后于创作。
而我一直认为，要想对一个事物作出说明和评价，必须要知道这个事物的模样，这篇文章所作的，便是努力尽可能准确、真实地画出这十年时间小说的模样。
因为种种原因，这篇文章有很多不尽人意的地方，除了我自身的艺术能力、艺术眼光，还有许多诸如优柔寡断一类性格上的原因，特别是文章仅限于用汉语创作的小说（也包括一些翻译小说），因此，难免会挂一漏万，使文章粗疏。但如果我抛出一块砖，却引来无数的玉，那不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