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倡议的国际政治经济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分析论文,政治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习近平主席对“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的提出，到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及“丝路基金”等开发性金融机构的成立，再到《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的中国官方政策发布，“一带一路”已经成为备受国际瞩目的热点话题。该倡议的实施将有利于中国充分发挥巨大的产能优势、资金与技术优势，开拓广阔的市场空间，开展新型地区合作，开创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同时它有利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改善基础设施建设与加强互联互通，扩大外国资本流入，充分发挥资源禀赋优势，促进国内经济发展，从而推动世界经济格局的均衡发展。作为一项新的国家战略，中国倡议“一带一路”的战略动机是什么？实施该战略面临的国内外形势如何？又将遇到怎样的制约与挑战？突破的关键点有哪些？本文将围绕这些问题展开国际政治经济学视角的分析。 一、“一带一路”倡议的战略动机 通过发展开放型经济融入国际分工，集聚大量国外高级要素，提升资源配置效率，推动国内经济增长及产业升级，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主要经验。然而随着支撑原有发展模式的国内外条件发生改变，中国经济发展正面临着一系列新的挑战，包括经济增长放缓、外部需求低迷、要素成本显著上升、产能过剩严重、全球价值链低端定位，以及资源环境约束日益增强等。除了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区域发展战略调整、创新自贸试验区先行先试等系统内部“自我修复”外，还亟需依靠外力推动进一步释放发展活力与潜力。另一方面，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制造能力日益成熟，外汇储备不断积累，对外直接投资突飞猛进，因此，迫切需要进一步推动与其他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双边、区域乃至多边经贸合作，为国内产品出口、产能合作和对外投资扩大市场空间，同时有力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由此看来，“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对促进外需增长、缓解成本压力、推动经济转型升级和加强新型区域合作可谓恰逢其时。 （一）促进经济增长与就业，缩小区域发展差距 一般而言，经济增长源于要素投入及其效率的提升。中国经济增长的成功之处在于通过市场化改革和融入全球分工体系激活大量剩余与闲置要素，提升结构配置效率与全要素生产率，进而推动经济增长。然而，随着逐渐步入老龄化社会、人口红利消失、固定资产投资迅速回落①、要素再配置效率降低及以发达国家为主的出口市场的下行，中国经济增长已出现明显放缓迹象②，失业率也随之达到较高水平③。另一方面，传统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使中西部资源过于向东部沿海地区流动集聚、农村资源过于向城市流动集聚，导致国内资源配置扭曲及区域发展的巨大鸿沟。 “一带一路”倡议致力于打通新的跨国国际经贸合作通道，开辟包括中亚、西亚、东南亚、南亚、中东欧在内的新兴出口与投资市场，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对外开放的新亮点，从而打破我国对传统海外市场的过度依赖，进而带动国内劳动力就业。同时，它还将有助于增进我国中西部与沿边地区（东北地区、西北地区、西南地区）的境外与边境经贸交流与合作，引导生产要素由东部沿海向中西部地区合理流动，提升国内资源配置效率的同时缩小区域发展差距。 （二）化解国内产能过剩，促进产业及价值链升级 根据小岛清的“雁阵”理论及邓宁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通过对外投资将成熟产业及过剩产能转移到低成本生产地区，不仅能有效缓解国内产能过剩压力，同时有利于推动国内生产要素向新兴产业或价值链更高环节转移，从而优化国内资源配置、促进产业及价值链升级。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凭借低成本优势、基础设施及优惠政策大量承接发达国家技术与产能转移，中国一跃成为世界制造大国和出口大国。但由于缺乏研发、技术、品牌、市场渠道等高级要素，我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只能担当低端加工制造的角色，加之在政绩驱动下地方政府之间的恶性竞争，进一步加剧了产业同构和产能过剩。④2008年金融危机后，随着国内生产成本高企，低端制造环节的利润空间日益缩减，在“走出去”政策的鼓励下，大批中国企业存在对外投资、转移产能的强烈需求。 “一带一路”倡议着眼于通过加强与沿线国家⑤的外交关系，增强经济合作交往与基础设施建设，将中国成熟的产业、技术、标准、管理模式与经验输出到沿线国家，为推动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和提高海外收益开辟新的市场空间，从而有助于缓解国内日益加剧的产能过剩，同时促使企业在本国将优质资源更多投向研发、设计、品牌、营销等高端环节，实现国内产业及价值链的升级。 （三）获取资源与能源供给，保障国内需求 在历史上，随着新大陆的发现及新航线的开辟，英国疯狂开拓海外殖民地而扩大原料来源；二战后的美国极力把势力范围渗透至油气资源丰富的海湾和中东地区，甚至不惜发动两次对伊拉克的战争；日本也始终把“能源外交”作为其外交战略的核心之一，通过积极开展与中东、非洲、中亚及俄罗斯等地区的能源外交来获取本国极其稀缺的自然资源。事实表明大国的崛起必然伴随着全球日益激烈的资源与能源争夺。尽管地大物博，但庞大的人口基数决定了中国的人均资源相当匮乏。而全球价值链中的“生产车间”角色不仅成就了中国全球最大制造国和出口国的地位，也使其戴上了全球第一能源消费大国的“桂冠”。⑥近年来，中国资源与能源的对外依存度持续攀高，⑦经济增长在中长期内受到资源能源约束的影响日益显著，保障资源与能源的供给安全已成为刻不容缓的重要发展议题。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多为自然资源与能源充裕的地区，⑧它们均与我国四大油气能源通道⑨相连，成为“西气东输”项目的重要来源地。近年来，中国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乌克兰、土库曼斯坦等国家的能源合作迅速升温，通过能源采购、修筑管道、参股、并购等形式，中国成功获取了大量外部油气资源，对开辟稳定、高效与安全的能源通道具有重要的战略与经济意义。建设“一带一路”将进一步有助于深化中国与沿线国家的能源项目合作，拓宽资源与能源进口渠道，更好地满足国内对清洁能源的生产与消费需求，并为实现可持续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四）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打破“岛链”封锁 中国从成立伊始便处于美国的军事“岛链”封锁和包围⑩中，尽管经济全球化推动了中国与西方国家在商品、服务、技术与人员方面日益频繁的流动交往，但“岛链”封锁线仍是一道难以逾越的屏障。此外，为遏制中国在全球崛起的势头以及约束“中国制造”的强劲出口竞争力，美国除强化美日安保同盟和挑起南海争端外，引领达成重塑国际经济规则的“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并将其作为“重返亚太”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使之成为与军事包围相呼应配合的“软性”遏制手段。该协定在服务贸易、投资、知识产权、竞争政策、政府采购、环境、劳工、国有企业等领域达成了强有力的高标准规则，对中国的传统竞争优势、创新发展空间、国内规制政策以及区域主义外交经贸战略构成了严重的威胁。此外，近年来中国虽与东盟、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已达成自由贸易协定（FTA），但中美之间在亚太地区争夺区域经济一体化主导权的博弈上十分激烈。而相比之下，中国与中亚、西亚、南亚、中东欧等国家的区域经济合作进展则相对缓慢。(11)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主要分布在中亚、西亚、东南亚、南亚、中东欧地区，大多属于我国对外经贸关系中的“非传统”区域。拓展与加强与沿线国家的经贸合作将有利于中国向西进方向寻求战略发展新空间，有利于打破美国的“岛链”封锁，构建全方位开放新格局，打造南南合作的新型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一带一路”倡议以基础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政策沟通、民心相通为重点，实现发展成果共享，构筑“命运共同体”，推进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区域经济一体化。 （五）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深化发展导向金融合作 本币国际化是大国崛起的必由之路。19世纪的英国拥有幅员辽阔的海外殖民地，凭借强大的制造业、贸易与航运优势实现了英镑的国际化；二战后的美国国力空前强盛，通过建立布雷顿森林体系使美元最终成功取代英镑成为国际货币体系的核心。由此可见，强大的经济实力、健全的金融体系、充足的国际储备、频繁的跨境使用、广阔的离岸市场都是本币国际化的重要条件。近年来，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明显加快，(12)根据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的数据显示，人民币已跃居成为全球第二大贸易融资货币、第四大支付货币和第六大外汇交易货币。更引人注目的是，人民币刚刚被IMF纳入特别提款权（SDR）的货币篮子，标志着人民币国际化又迈出了标志性的一步。然而与其他主要国际货币相比，(13)人民币国际化仍处于初级阶段。因此，实现人民币区域化是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现实选择和必经阶段，亟需进一步开辟人民币的离岸市场，在更广的地域与业务范围内推广人民币的使用。此外，为提高新兴经济体及发展中国家在当前国际金融体系与机构中的话语权，中国致力于推进全球金融治理改革，中国所倡导成立的金砖银行、应急储备安排、亚投行等新型国际金融机构构成了与现行由美欧日主导的世界银行、IMF、亚洲开发银行等布雷顿森林体系相平行的新体系。(14)这些新型开发性金融机构聚焦发展瓶颈问题（如交通、能源、电信等基础设施），开辟以发展为导向的国际金融合作新模式，并将为实现平衡、公正、透明与完善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做出贡献。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拥有全球31.4%的陆地面积、43.57%的人口和28.39%的经济规模，(15)据海关总署统计，2014年中国与沿线国家进出口双边贸易值接近7万亿元人民币，约占我国进出口总值的四分之一。商务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15年1月至7月，中国对48个沿线国家直接投资额达85.9亿美元，在60个沿线国家新承揽对外承包工程合同额494.4亿美元；“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华实际投资金额7.6亿美元。建设“一带一路”无疑将进一步推动中国与沿线国家的人民币跨境结算、双边本币互换、跨境投融资和金融交易，提升人民币在该区域的使用频度与份额，进而有力加速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此外，“一带一路”与亚投行可紧密联系起来，前者为后者提供投资的项目平台（项目池），而后者成为前者的融资平台（资金池），两者也共同成为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平台载体，并共同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网络。 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能力与风险分析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经贸合作的重点在于贸易、对外投资与产能合作，因此从商业与市场角度看，对这些国家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水平、竞争力水平、市场发育程度.营商与法治环境以及潜在的风险需要进行全面和审慎评估，从而以此考察它们可否承接中国的要素、技术、价值链和产能转移。
（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能力评估与分析 首先，以世界银行按购买力平价（PPP）衡量的人均国民收入（GNI）来衡量“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如表1所示，在中国及63个有统计数据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样本中，有6个高收入国家、27个中等偏上收入国家、17个中等偏下收入国家以及14个低收入国家。(16)由此可见，大多数沿线国家仍处于发展中阶段，但整体发展趋势不错。另一方面，沿线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较大，其中最高收入国家（卡塔尔）的人均GNI为最低收入国家（阿富汗）的71.3倍，高收入国家人均GNI水平为低收入国家人均GNI水平的38.3倍。 其次，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公布的人类发展指数(17)指标来衡量“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综合性经济与社会发展水平。如表2所示，将总共187个样本由高到低进行四分位数分组，在中国及所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样本中，HDI处于第一个四分位组的沿线国家有18个，占比为27.27%；第二个及第三个四分位组的沿线国家有23个和19个，占比分别为34.85%和28.79%；而第四个四分位组的沿线国家仅有6个，占比9.09%。这表明大多数沿线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总体上呈现出较好的态势。类似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HDI水平的组间差距也十分显著，排在首位的新加坡是榜末国家（阿富汗）的近2倍，而第一个四分位组的HDI平均水平是最后一个四分位组的1.62倍。巨大的发展鸿沟要求中国在进行对外投资与产能转移时必须保持清醒的认识。
再次，以世界经济论坛的全球竞争力指数（Global Competitiveness Index，GCI）(18)指标来衡量“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综合竞争力水平。如表3所示，将总共140个样本国由高到低进行四分位数分组，在中国及55个有统计数据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样本中，处于竞争力水平最强的第一个四分位组的沿线国家有11个，占比为19.64%；第二个和第三个四分位组的沿线国家有24个和16个，占比为42.86%和28.57%；仅有5个国家（占比为8.93%）表现出较差的竞争力水平。这表明大多数沿线国家的综合竞争力水平是较强和有发展潜力的。不过，沿线国家之间的竞争力水平差距依然较大，实力最强的新加坡的GCI水平是排名末位的巴基斯坦的1.65倍。其中，竞争力较强的国家主要益于其高等教育与培训、商品市场效率、基础设施、制度、金融市场成熟度等，而竞争力较差的国家则根源于宏观经济稳定性、健康与初等教育、高等教育与培训、劳动市场效率等因素。 最后，以世界银行经调查统计的营商环境指数（Doing Business Index，DBI）(19)来衡量“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营商环境。如下页表4所示，将总共189个样本由高到低进行四分位数分组，在中国及64个有统计数据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第一个四分位组的国家有21个，占比32.31%；第二个、第三个四分位组的国家分别有20个和17个，占比30.77%和26.15%，表明营商环境的整体水平较好。但另一方面，第四个四分位组的7个国家（伊拉克、缅甸、也门等）与其他国家存在显著的差距，其DBI平均水平仅为第一个四分位组的0.58。这些国家在契约履行、投资保护、产权登记、建筑许可等方面几乎排在末位，在企业注册、融资服务、税收缴纳、跨境贸易等方面也问题重重。
（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风险评估与分析 首先是国家风险评估。根据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发布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风险分析报告2015》，从“政治风险”、“经济风险”、“商业环境风险”和“法律风险”四个方面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国家风险综合评级。风险由低到高分为1至9级，数字越大代表风险越高。如表5所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风险水平较低的国家仅有4个，占比6.35%；风险水平一般的国家43个，占比68.25%。而有16个国家的国家信用风险水平较高，占比25.4%。从地理位置来看，它们主要分布在：爆发三次印巴争端、宗教冲突不断的南亚次大陆；内乱迭起、政局持续动荡的部分东南亚国家；爆发过五次中东战争、两次海湾战争和时下恐怖主义猖獗的阿拉伯地区；发生“颜色革命”并处在西方与俄罗斯争夺前沿的独联体国家。这些国家国内政局不稳、政党更替频繁、贪污腐败严重、收入分配恶化、失业率高，同时民族与宗教问题、边界与领土争端、区域冲突等进一步加剧了它们的地缘政治危机。许多高风险国家的政治风险表现为长期内战导致国家深度碎片化，战乱暴恐肆虐全国多地，社会安全环境极端危险，外部势力支持的“代理人战争”仍将持续；经济风险表现为持续内乱严重破坏宏观经济基础，大规模财政赤字仍将长期持续，同时面临继续贬值风险，中长期主权信用评级处于较低水平，长期偿付能力不容乐观；商业环境风险表现为政府行政效率低，总体税负水平较高，税制改革受阻，外国直接投资因内乱陡降，交通、电力通讯等基础设施严重不足，教育与人力资本发展滞后；法律风险表现为法治化水平低、执法成本高企、退出成本上升。
其次，可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项目的历史业绩作为参考进行风险评估。我们以第三方独立评估机构对1964-2015年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执行世界银行贷款项目的满意度调查数据为基础进行分析。执行情况分为非常满意、满意、较满意、较不满意、不满意、极不满意、未评估、不可用/不适用8类，据此，表6报告了中国及57个接受世界银行贷款项目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执行满意度情况（包括非常满意、满意、较满意的比例之和）。满意度高(20)及较高(21)的国家有11个和24个，分别占比18.97%和41.38%，满意度一般(22)的国家有17个，占比29.31%，而满意度较差(23)的国家有6个，占比10.34%。可见沿线国家执行项目的整体风险等级并不低，对其中某些国家的投资尤其要有风险意识，包括中国对外投资增长较迅速与正在寻求产能合作的中亚、南亚和东欧地区。 三、实施“一带一路”倡议的挑战与制约因素 “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在面临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国内经济新常态、外部发展环境趋紧、地缘政治错综复杂的形势下，寻求对外开放新格局、经济外交新突破、地区合作新模式、全球治理改革新尝试的重大战略举措。然而，建设“一带一路”也不是一帆风顺的，除了需要审慎评估沿线国家的能力与风险外，还要认真考量国内区域间的利益协调、沿线国家的反应与合作意愿、区域大国间的竞争与博弈以及西方国家的掣肘与阻挠等诸多挑战与制约因素。 （一）国内区域间的利益协调 按照中国国务院授权公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一带一路”倡议没能覆盖中国的所有省份地区，直接提及的省市有18个，提到城市但没提省份的有7个（四川、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河南、山东），而两者均未提及的省份有4个（江苏、河北、山西、贵州），其中江苏一直是中国经济大省，开放型经济发展基础较好，对外贸易与FDI在全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河北和山西是我国资源开采和加工制造的大省，钢铁、煤炭、机械、水泥、玻璃产量长期以来居全国前列乃至首位。在国内区域中，被列入建设“一带一路”核心区的是新疆和福建，广西是“战略支点”与“重要门户”，云南是“辐射中心”，而西安和重庆则分别被赋予“内陆型改革开放新高地”和“西部开发开放重要支撑”的战略地位。但这些地区与城市从总体上说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欠发达地区，思想意识相对滞后、基础设施相对薄弱、先进高端产业发展不足，它们能否很好地扮演“一带一路”建设的先锋和主力军还存在许多疑问。相反，如何充分调动与激发实力强大、基础雄厚的东部沿海地区省份与核心城市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积极性，加强东中西互动合作，实现利益的共享与风险的分担，是摆在有效实施倡议面前的一个重大体制机制问题。 （二）沿线国家的反应与合作意愿 建设“一带一路”是一个多元、开放、包容的合作进程，最终实现互尊、互信、合作共赢的目的。如何有针对性地与沿线国家发展计划有效对接，尽可能地兼顾多方利益诉求，将是“一带一路”倡议推进的主要挑战。“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遍布亚欧大陆，自然地理条件、经济发展阶段、地缘政治角色等差异决定了各国的发展战略及利益诉求千差万别。如俄罗斯提出旨在加强中蒙俄经贸合作的“茶叶之路”；蒙古启动通过运输贸易振兴国内经济的“草原之路”计划；哈萨克斯坦推出以加快交通、工业、能源、社会和文化等领域基础设施建设为重点的“光明之路”计划；印度提出加强中印合作、升级铁路基础设施的高速铁路计划；印度尼西亚为建设海洋强国推出雄心勃勃的“海上高速公路”计划；孟加拉国积极推进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俄罗斯、印度、伊朗等国家积极构建从印度洋、阿拉伯海经由铁路运输通达里海进而通达中亚、俄罗斯及北欧地区的“北南走廊”计划。此外，部分沿线国家（如巴基斯坦、尼泊尔、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正积极筹划与推进直接通达中国的跨境铁路建设。可见沿线国家均有自身的发展战略及计划，与“一带一路”倡议或有互补或有冲突，因而，中国在推进“一带一路”倡议中应尽可能做到求同存异，在保障己方利益的基础上力争能与沿线国家做好战略与政策对接，实现多方共赢与共享。 另一方面，各国国内政党、派别、利益集团和基层民众在政治、经济与社会层面会存在对“一带一路”倡议不同的态度与立场。由于基础设施互联互通、项目建设、资源和能源开发等涉及复杂的国家安全、商业利益、生态与环境保护、收入分配、减贫、宗教、当地与社区文化等问题，“一带一路”很可能沦为东道国国内政治与经济斗争的靶子。近期曾发生的缅甸密松水电站和斯里兰卡科伦坡港口城项目建设的延期事件就是典型例证。因此，中国在推进“一带一路”倡议中确实需要“兼顾各方利益，反映各方诉求，携手推动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大开放、大交流、大融合”。 （三）区域大国的竞争与博弈 中国实施和推进“一带一路”新区域主义战略必将触动原有的区域地缘政治格局，可能引发区域内传统大国的戒心，因此如何妥善与巧妙地处理好与它们的关系，在竞争与合作的博弈中既维持区域内势力均衡与和平又能实现本国利益诉求，将是建设“一带一路”成败的关键因素之一。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俄罗斯和印度是两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大国。俄罗斯向来把广大的中亚地区视为其势力范围，自然不愿意看到其他势力过度染指。“俄罗斯不会接受‘小伙伴’的角色，在承认经济实力远不如中国的情况下，希望中国尊重俄罗斯传统势力范围”。(24)俄罗斯已有针对性地组建欧亚经济联盟（目前已有俄罗斯、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三个成员国）以加强与中亚国家的经贸往来，而对与联盟外的国家贸易予以高关税限制。同时，鉴于中国对西伯利亚地区能源项目投资持续增长的态势，俄罗斯已加紧实施“远东开发计划”，以改善远东地区基础设施，推动资源开发。 同样，作为南亚传统大国，印度一向把印度洋地区作为其势力范围，并将中国看作主要竞争对手和防范对象。随着近年来中国与南亚其他国家的经济合作升级，印度国内舆论大肆渲染中国对印度的“珍珠链包围”(25)。对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印度事实上已经做出了反制措施，(26)如它提出“香料之路”计划，力图增进与中亚、西亚及欧洲国家的经济交流与合作。同时印度还推出“季风工程”，提倡以印度为核心推进环印度洋地区的各国经贸合作，共同开发海洋资源。 除此之外，印尼、沙特阿拉伯、伊朗、土耳其等也都是在各自所在地区有重要而特殊影响力的国家，它们对建设“一带一路”还有复杂的心情——既欢迎来自中国的投资和重视与中国的经贸合作，但同时又对中国不断扩张的对周边地区的影响有所顾虑。 （四）西方国家的掣肘与阻挠 “一带一路”倡议虽然没有覆盖美国、日本、西欧等西方发达国家，但它们作为域外国家的态度同样十分重要。目前看来，对于“一带一路”倡议，西方国家阵营存在较明显的分化。从加入“一带一路”的融资平台——亚投行来看，英、法、德等西欧国家大多体现出较为正面与积极的反应，这主要是出于走出经济低迷、扩大海外市场、增加投资机会、参与融资和项目建设的务实需求。例如，英国政府高度强调“北方经济增长区战略”及其国内高端制造业与“一带一路”建设对接，期待成为“一带一路”的西端支撑点。此外，英、德等西欧国家也对通过“一带一路”推进人民币离岸市场和交易中心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另一方面，美、日为了制衡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崛起对“一带一路”建设处处掣肘，甚至离间破坏。在美国看来，“一带一路”倡议是日益强大与崛起中的中国拓展国际影响力的战略工具，将为中美间带来广泛的竞争，并威胁到美国在欧亚大陆的利益和领导地位。(27)为遏制中国势力的扩张，美国以“航行自由”为借口，纠集日本、菲律宾、越南等国挑起南海争端，以阿富汗为支点加紧向中亚、南亚地区渗透，并竭力在中亚引进印度势力以平衡中俄，并以此分化中俄战略关系。(28)在经济领域，美国主导重塑国际经济规则的TPP和TTIP协定谈判，并把中国排除在外。最后，对于中国倡导建立的亚投行，美国不仅始终抵制，同时还竭力劝阻欧洲国家、韩国、澳大利亚等盟友的加入。 美国的立场与姿态自然会影响到其在亚洲忠实的盟友——日本。除了强化美日安保同盟、拒绝加入亚投行、积极加盟TPP和与美国遥相呼应在南海问题上呛声中国外，日本对“一带一路”倡议保持高度的警惕。在战略关系上，日本已将部分重点“传统友好国家”提升为“全球战略合作伙伴”（如印尼与孟加拉国等）。日本政府正在鼓励其企业将海外投资大量转移至印度、越南、印尼等南亚与东南亚国家。此外，日本还积极推动基础设施或大型项目的对外出口与投资，在高铁等项目上与中国展开针锋相对的竞争，并与中国争夺海外能源。 四、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政策建议 建设“一带一路”是中国构建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的重大战略举措，对内它承载着优化经济发展空间格局的重任，对外它肩负着拓展国际经济合作新空间的使命。但是，正如前文所析，推进“一带一路”的实施充满变数、挑战重重。为此，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一）统筹协调国内利益，形成整体对外合力 在“一带一路”行动规划中，权责清晰、定位明确的18个省市应充分贯彻建设“一带一路”的战略方针，切实扮演好“通道”、“窗口”、“门户”及“排头兵”的角色；只提及城市的7个省份应以重点城市为核心，积极放大对域内其他地区的辐射作用及示范效应；而其他没被提及的省份则也应主动参与政策对接，最大程度地享受新一轮对外开放的红利。上海、广东、天津、福建自贸试验区通过创新开放型经济体制机制，应在建设“一带一路”中成为推进贸易便利化、对外投资融资、新兴产业合作的重要平台。应充分发挥中央“一带一路”领导小组的统筹协调作用，进一步打破地区保护主义与市场分割，保障要素自由流动和配置效率，促进东中西互动合作，形成全国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整体合力。 （二）开展全面风险评估，制订规则保障本国经济效益 建设“一带一路”在经济层面意味着大量的进出口贸易和对外投资，而沿线国家大多并非我国的传统和主流贸易伙伴和投资市场。我们对其认知度较低，对其能力与风险可能估计不足。建设“一带一路”也不是搞对外援助，出于确保安全与规避风险的考量，应认真开展具体项目的市场调研、可行性研究与业绩评估，从商业视角全面评估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贸易、投资与产能合作的承接能力水平、营商环境与风险挑战。在此基础上有重点地选择合作国家和建设项目，确保规范、透明与高水平的运营标准，在扩大对外交往合作过程中最大程度地规避风险和确保经济利益。同时，应加快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签订和更新双边投资保护协定以及避免双重征税协定，通过制订规则有效保护中国对外投资企业的合法权益。此外，还需实施外商投资全周期监管，建立健全境外追偿保障机制，完善投资者权益保障机制。 （三）推广复制国内成熟的合作与开发模式，积极打造示范性工程 为了更有效地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可考虑将国内发展成熟的合作与开发模式应用于沿线国家，例如合作建设境外经贸合作区、跨境（或边境）经济合作区等各类产业园区，包括出口加工区、保税物流园区、科技园区等形式，促进产业集群发展。合作区内可考虑建立由中方管理人员组成的管委会，负责对园区内部的规划、开发、招商、建设与统筹管理，并与沿线国家中央及当地政府进行政策协调与沟通。此外，还应有选择地集中资源与力量重点打造一批示范性工程和项目，包括：港口、铁路、电力、油气、电信、建筑工程、物流、商贸等，切实为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互联互通、产业发展、民生改善做出实质性贡献。 （四）主动对接沿线国家区域发展倡议，争取东道国民心支持 建设“一带一路”不是推行意识形态的“马歇尔计划”，必须充分尊重沿线国家的发展意愿及政策选择。为此，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过程中，应密切关注沿线国家的反应动态及利益诉求，主动进行双边战略发展规划的对接。尤其对于区域内的大国，更应在搁置争议、淡化主导权和互利双赢的基础上充分沟通、加强合作。建立完善与沿线国家的双边联合工作机制，研究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实施方案、时间表和行动路线图。此外，应对中方企业加强规范管理和督促，确保其在境外运营中实施国家道义责任与企业社会责任，广泛开展教育、医疗、减贫开发、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环保等各类公益慈善活动，促进沿线贫困地区生产生活条件改善，通过宣传推广、口碑传颂树立起良好的国际形象，不犯或少犯错误，不给反对者和质疑者以口实，真正赢得“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大众理解与民心支持。 ①2003年以来，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几乎保持年均20%的增速，但2013年开始出现明显回落，2013年、2014年固定资产投资增幅分别为19.5%和15.7%，2015年前十月仅为10.2%。 ②按不变价格计算，1978-2007年间中国经济的平均增速为9.59%，1992-2007年间为10.45%，而2008-2014年间降为8.5%，2014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仅为7.4%，2015年预计进一步降为7%左右。 ③根据经济学人信息部（EIU）、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国际劳工组织（ILO）的联合研究报告，中国2014年的实际失业率达到6.3%，高于英国6%和美国6.2%的水平。 ④产能过剩主要集中于钢铁、煤炭、有色金属、石化、建材等传统行业。 ⑤“一带一路”沿线有65个国家和地区，包括东亚的蒙古，东盟10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缅甸、泰国、老挝、柬埔寨、越南、文莱和菲律宾），西亚18国（伊朗、伊拉克、土耳其、叙利亚、约旦、黎巴嫩、以色列、巴勒斯坦、沙特阿拉伯、也门、阿曼、阿联酋、卡塔尔、科威特、巴林、希腊、塞浦路斯和埃及的西奈半岛），南亚8国（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阿富汗、斯里兰卡、马尔代夫、尼泊尔和不丹），中亚5国（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独联体7国（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格鲁吉亚、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和摩尔多瓦）和中东欧16国（波兰、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波黑、黑山、塞尔维亚、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马其顿）。 ⑥自2009年超越美国以来，中国持续占据全球第一能源消费大国的地位，据BP发布的2015年《世界能源统计年鉴》，2014年中国的一次能源消费量占全球消费总量的22.99%，高于美国17.78%的水平。其中石油、天然气、煤炭消费分别占全球消费总量的12.56%、5.47%和50.55%。 ⑦据BP发布的2015年《世界能源统计年鉴》，2014年中国石油、天然气、煤炭的对外依存度分别为59.37%、27.49%和6.98%。此外，铁矿石的对外依存度也高达80.4%。另据中国财经网报道，“十三五”期间，中国国内油气需求预计达6亿吨，其中进口将达4亿吨，石油与天然气对外依存度将达到67%。 ⑧据中科院测算，“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供了占世界57.9%的石油、54.2%的天然气、70.5%的煤炭和47.9%的发电量，生产了占世界71.8%的粗钢、81.8%的水泥、71.1%的精炼铝、62.8%的精炼铜、59.4%的精炼铅、54.7%的精炼镍、81.4%的精炼锡和63.8%的精炼镉，此外还生产了占世界40.3%的纸和纸板，以及50.9%的原木。 ⑨包括东北通道：中俄原油管道；西北通道：中哈原油管道及中亚天然气管道；西南通道：中缅油气管道；东南通道：海上液化天然气（LNG）通道。 ⑩美国依托其海外军事基地，在亚太地区构筑起三条岛链，其中第一岛链北起日本群岛、琉球群岛，中接台湾岛，南至菲律宾、大巽他群岛；第二岛链北起日本群岛，经小笠原诸岛、火山列岛、马里亚纳群岛、雅浦群岛、帛琉群岛，延至印尼的哈马里拉岛；第三岛链则以美国夏威夷为中心，北起阿留申群岛，南到大洋洲的群岛。美国基于以上岛链封锁中国的出海口，试图把中国势力的扩张限制在东亚内陆地区。 (11)截至2015年10月，中国在建自贸区19个，涉及32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已签署自贸协定14个，涉及22个国家和地区，分别是中国与东盟、新加坡、巴基斯坦、新西兰、智利、秘鲁、哥斯达黎加、冰岛、瑞士、韩国和澳大利亚的自贸协定，内地与香港、澳门的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CEPA），以及大陆与台湾的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 (12)2014年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达到6.55万亿元，目前全球有近15个离岸人民币清算中心，中国央行与32个国家（地区）签署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离岸人民币存款超过2万亿元。 (13)人民币虽成为全球第四大支付货币，但市场份额仅为2.79%，与前三位的美元（44.8%）、欧元（27.2%）、英镑（85%）仍相差甚远，此外，2014年人民币在全球外汇储备中的份额仅为1%，远不如美元（62.9%）与欧元（22.2%）的水平。 (14)盛斌、黎峰：《世界格局变迁中的金融体系变革》，《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5年第16期。 (15)根据World Bank 2014年数据计算而得，经济规模指标为GNI（按PPP口径计算）。 (16)按照世界银行的划分标准，以购买力平价（PPP）计算的人均国民收入超过40762美元的为高收入国家，处于14149-40762美元区间的为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处于5998-14148美元区间的为中等偏下收入国家，低于5998美元的为低收入国家。 (17)HDI指数是“预期寿命”、“教育年限”和“生活水平”三个分指标的几何平均数。 (18)GCI指数由12类竞争力分项构成，包括：制度、基础设施、宏观经济稳定性、健康与初等教育、高等教育与培训、商品市场效率、劳动市场效率、金融市场成熟度、科技基础、市场规模、商务成熟度、创新。 (19)DBI指数由10个分类（企业注册、建筑许可、电力获得、产权登记、融资服务、投资保护、税收缴纳、跨境贸易、契约履行、破产结算）共36个指标综合计算得到。其计算思路为，首先依据公式把每个指标标准化，其中，y为样本取值，worst为所有样本中的最差值，frontier为2005年以来该指标的最优值。随后，按平均赋值法计算出每个分类的得分，在此基础上仍以平均赋值法得到每个样本国的“与最优值的差距”（Distance to Frontier）得分。 (20)获评“非常满意”、“满意”及“较满意”的项目之和占比超过90%。 (21)获评“非常满意”、“满意”及“较满意”的项目之和占比介于75%和90%之间。 (22)获评“非常满意”、“满意”及“较满意”的项目之和占比介于60%和75%之间。 (23)获评“非常满意”、“满意”及“较满意”的项目之和占比低于60%。 (24)引自俄罗斯国家杜马议员助理、公正俄罗斯党主席国际顾问古斯列多夫在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的讲话。袁胜育、汪伟民：《丝绸之路经济带与中国的中亚政策》，《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5期。 (25)“珍珠链”包括缅甸、孟加拉国、尼泊尔、斯里兰卡、马尔代夫、毛里求斯、塞舌尔和巴基斯坦，它形容中国通过发展特别外交关系获取东南亚及南亚国家的港口及机场，从而使其军事活动得以由南海延伸至马六甲海峡，并增强地缘政治影响力。 (26)林民旺：《印度对“一带一路”的认知及中国的政策选择》，《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5期。 (27)马建英：《美国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与反应》，《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10期。 (28)袁胜育、汪伟民：《丝绸之路经济带与中国的中亚政策》，《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5期。
标签：一带一路论文; 一带一路战略论文; 经济风险论文; 经济论文; 国内宏观论文; 中国资源论文; 经济建设论文; 宏观经济论文; 国内经济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