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企业成长与社会资本的融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家族企业论文,资本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461.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6X(2003)06-0045-07
一、家族企业及其成长的概念分析
学者对家族企业有多种不同的定义，大多是从所有权与经营权的角度来界说的，并认为家族企业并不是仅指所有权与经营权完全为家族成员所拥有的封闭式企业组织形态。笔者倾向于认为，家族企业是家族资产占主导、家族规则与企业规则的结合体。它的所有权和控制权表现为一种连续的状况，包括从所有权与控制权不可分离的紧密持有形式到企业上市后家庭成员对企业资产和经营管理保持临界控制权的企业（叶银华，1999）。其规模可小至家庭式作坊，也可大到成为一个“企业帝国”，其形态大致有单一业主制、家（庭）族成员共有的纯家族制、家（庭）族成员吸纳泛家族成员及其资本的泛家族制、家（庭）族成员保持控制权的股份制企业，乃至家族保持临界控制权的上市公司等几种形态。这在世界华人企业中都可以发现其存在形式。当然，如果突破了家（庭）族成员的临界控制权，则企业就成为公众上市公司了。显然，家族企业有一个成长的过程。不是所有的家族企业都能顺利地成长，有的长期保持小规模的业主制或纯家族制，顽强地生存着；有的通不过市场的生存考验，很早就夭折了；有的在成长过程中遇到很多约束，通不过“增长的痛苦”阶段，而中年消逝；只有少数家族企业成长为“企业帝国”，有的甚至变革为现代公众上市公司。
华人社会最注重社会关系网络，这对华人家族企业有重大影响。华人家族企业并不是以孤立的原子状态存在并开展交易和竞争的。其创办、生存和交易活动都深深嵌入在（华人）社会关系网络之中。费孝通(1948)对这一点早就有比较透彻的认识，他认为，中国乡土社会采取了差序格局，利用亲属的伦常去组合社群，经营各种事业，使这基本的家，变成民族性了；但家的结构不能限于亲子的小组合，必须加以扩大（费孝通，1948）。华人“家”的概念有很大的伸缩性，“在中国乡土社会中，家并没有严格的团体界限，这社群里的分子可以依需要，沿亲属差序向外扩大。”“家里的”可以包罗任何要拉入自己的圈子、表示亲热的人物。自家人的范围是因时因地可伸缩的，大到数不清，真是天下可成一家。正是中国人“家”的概念的伸缩性，使得华人家族企业融合社会资本的能力以及由此达到的成长空间是其他文明中的家族企业所难以比拟的。它在一定条件下比西方文明中的家族企业更能组织起大得多的人力资源和物力资源，从而在更大的经济规模上适应企业的发展要求（潘必胜，1999）。这是中国家族企业不同于西方家族企业的特征之一。笔者认为，中国文化传统中虽然有这种“化天下为一家”的功能特性，但并不表明中国人对家和家族的边界没有清晰的概念，恰恰相反，中国人对“自家人”和“外人”之间的区别有着极为敏感而又有着高度艺术性的认识和弹性把握。既重视区分“自家人”与“外人”，又极力想模糊、打破这种分割界限。这确实是一对矛盾，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长期习而不深察的重要课题。从家庭、家族的关系延伸到全社会这种泛家族关系特征使得有必要将家庭／家族及其延伸的关系网络看成是界定家族企业外延的一个重要维度。汉密尔顿(Hamilton,1991)对此有比较深入的认识，他认为：中国的家族企业通过一系列随着时间地点的变化而扩张或收缩的联系而表现出来，企业的界限经常是模糊的，因为它们不能完全通过财产权、所有权、控制权来定义。相反，企业的界限是由通过社会性的关系使人们联系在一起的网络来定义的。汉密尔顿的见解虽然是深刻的，但他对华人社会关系与西方社会关系不同的特性却没有进一步的认识，而这一点恰恰是研究华人家族企业的一个不能忽视的重要因素。简要地说，华人社会关系的特性是社会成员之间的泛家族化联结。
与上述家族企业定义紧密相关的一个重要的维度是家文化规则，家族企业是家文化规则与企业规则的结合。凡是家族企业，必定都具有一些家文化的特征，如：企业主家长式的领导风格、重视亲性和谐的氛围、用人亲疏有别和注重身份的差序格局等。当我们对家族企业从两权完全为家族拥有的纯家族制到泛家族制、家族掌握临界控制权制，再到公众上市公司的分布状态进行考察时，会发现家文化规则在家族企业中也有一个逐步演变和与其他文化融合的过程，从任人唯亲到亲情能力并重，再到适当接纳、唯贤是举，再到以人本主义的组织文化为主导。缺少这一个维度，就不能完整地把握家族企业这一复杂的组织体。这一维度是雷丁(Redding,1993)界定家族企业的侧重点。他认为，家族企业“实质上是一种文化产物”，实行家长式领导或者说是一种风格独特的、仁慈的独裁领导；所有者的亲属负责经营管理，并有强烈的奉献精神；对立于公正态度的人情至上等。诚然，在非家族企业中，也可能弥漫着家文化的氛围，这是华人调节人际关系、工作运作方式的长期习而不察的基本模式。
从文化规则的角度审视华人家族企业，可以发现另一个突出现象：华人把家文化规则，包括家族伦理观念、家族成员身份及行为角色关系、家族组织制度的框架、家族的心理认同与接纳等习惯性地泛化扩大到家族以外的人际关系和组织中（杨国枢，1998）。华人社会中的家文化之重要，是因为它不只是给家庭或家族提供一套规则，而是把它泛化到社会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任何家族以外的社群、机构，包括企业或国家都可视为“家”的扩大。因此，泛家族规则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突出特点，也是华人家族企业与西方家族企业相区别的另一个重要特征。这突出体现在华人家族企业有着独特的组织行为和网络联结方式。
显然，从上述对家族企业定义的分析中可以看出，中国的家族企业是一个多层在的复杂的企业组织，这种多层面的结构使其成长成为一个与社会资本融合的非常复杂的过程。
一般而言，企业成长的标志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资本规模的扩大、组织结构的扩展和市场盈利能力的提高。对家族企业而言，资本规模的扩大，表明家族企业要突破家族资本的封闭性，不断吸纳外部的社会资本；组织结构的扩展表明企业的委托—代理链条要不断拉长，为此要逐步突破家族管理资源的封闭性，要吸纳外部职业经理进入企业，并有效地对人力资本进行整合；市场盈利能力的提高表明家族企业要在有效融合外部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基础上，建立广泛的商业网络或企业联盟，并能塑造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特色企业文化。总之，家族企业要在上述互有内在联系的三个方面获得成长，就必须不断地吸纳和有效整合各种社会资本。
二、家族企业与社会资本融合的主要内容
家族企业成长的核心是如何与社会资本的融合。社会资本是近十多年社会学，特别是经济社会学中非常热门的话题，其定义不一，笔者在此对社会资本给出一个初步的定义，即通过社会历史演变积淀下来的，相对于个体资本而言存在于人际关系状态中的各种资源。这种社会资本有以下几个特点。
(1)存在于社会关系状态中，必须通过社会关系为中介才能获得，不是指单个人所拥有的个人资本，也不是非人格化交易中用来交换的资本。
(2)社会关系状态中的社会资本呈结构性的分布状态，一是存在于正式的社会关系网络中（以显契约联结或科层式组织为主要特征），一是存在于非正式的社会关系网络中（以隐契约联结或非正式制度联结为主要特征）。前者必须通过正式的社会成员身份去获取；后者则需要人们通过非正式制度的规则去获取。
(3)社会的金融和人力资本可称为显性的、可见的社会资本，而社会的网络和文化资本可称为隐性的、无形的社会资本。隐性的、无形的社会网络资本和文化资本对家族企业融合社会的金融和人力资本有得要的中介作用。
如果说市场的作用是配置资源，那么企业就是结合各种资源，并创造新的财富的经济组织。企业的成长实质上就是不断地有效融合社会资本的过程，企业成长的障碍就是不能有效地融合社会资本，企业的衰落或夭折就是融合社会资本过程的中断。
笔者将社会资本规定为由以下相互有着内在联系的四个层面构成：社会金融资本、社会人力资本、社会网络资本和社会文化资本。一般而言，企业的成长主要是融合社会的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但文化人类学和经济社会学的研究表明：各种资源的流动与配置是嵌入在社会关系网络之中的，社会关系网络是介于市场、企业这两种资源配置机制之间的第三种配置资源的机制。对华人社会而言，社会关系网络配置资源的功能显得尤为突出。因为华人最重视社会关系网络，也最善于编织社会关系网络，特别是把家族关系以外的社会关系泛家族化的本领更是世所罕见。社会关系网络在华人社会经济活动中往往起着替代正式制度的作用(Xin and Pearce,1996)。在当前社会转轨状态中，原有的社会制度规则弱化或瓦解了，新的制度规则尚未建立健全。根据制度经济学的见解，在正式制度不能有效发挥作用的地方，非正式制度便发挥着重要的替代或弥补作用。家族企业成长中融合社会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往往是以社会网络资本为中介的。而这种融合的过程、方式和效率又与特定民族的社会历史长期演变积淀下来的文化资本密不可分。在这里，文化资本主要是从习俗、伦理价值观或称伦理契约和制度规则来界说的。由此，笔者将家族企业成长的基本路径建构为图1所示的状态。
图1 家族企业成长的基本路径
上述成长路径表明：从家庭／家族企业到泛家族企业、泛家族企业向企业网络联盟的演变或向家族掌握临界控制权的演变是华人家族企业成长的两个主要路径。这就是说，并不是所有的家族企业成长的最终形态都是向所谓的上市公司方向发展，有的保存家族企业的基本形态，但与其他类型的企业结成网络联盟，这在台湾中小企业发展中表现得比较明显；有的家族企业的成长可能停留在某一阶段，甚至一直保持纯家族形态；有的企业在成长过程中可能越过一些阶段，有的可能在成长中越不过某一结点而被淘汰；有的可能在不同路径之间跳跃发展，这表明并非所有的家族企业成长都是遵循一种发展路径或都必须越过每一个结点。如果从社会资本的不同层面来看，对家族企业成长的研究还可以从以下几个维度建立模型。
图2是从企业融合社会金融资本的角度分析企业成长的。它表明：企业在创力和发展初期，即从T1-T2阶段，家庭和家族资本集聚的效率高，企业成长快，如成长曲线a-b段所示。随后企业成长进入T2-T3阶段，必然需要融合家族以外的资本，由于制度环境的约束，通过泛家族化的亲情熟识网融资往往成为企业中期成长阶段的主要融资渠道。亲情熟识网融资渠道在正式制度融资渠道欠缺、不畅或门槛较高的情形下，能使家族企业获得一定的社会金融资本的支持，但其融合的效率低于家族内部资本集聚的效率，因而，家族企业的成长减缓，如成长曲线b-c段所示。泛家族融资渠道既有亲情因素在起作用，也有理性盈利因素在其中起作用。这种内在矛盾使其融资能力有限，所以在T3-T4阶段，企业成长也较为缓慢，如成长曲线c-d段所示，表明华人家族企业主要与非家族成员共同拥有企业资本所有权有相当大的困难，这可能与传统文化中的“宁为鸡头、不做风尾”的心态有关，同时也可能与是否有健全的私有产权保护和资本市场制度有关。如果企业能突破家族和亲情熟识网融资的局限性，向融合亲情熟识网以外的金融资本的方向发展，直至突破人格化交易网络的局限性，即进入T4-T5直至以后的发展阶段，通过非人格化的资本市场向公众融资。这时，企业就会进入较快的成长期。
显然，并不是所有的家族企业都循着这种路径来融合社会金融资本，有的可能并未经过上述的每一个阶段。这里只是给出家族企业融合社会金融资本的一个基本的路径。
随着家族企业在融合社会金融资本的过程中不断地突破亲情的局限性，企业的资本结构不断发生重大变化，纯家族的资本股权结构不断稀释，也就是说，家族以外的资本不断地融合进来，甚至根本改变企业资本的家族所有权拥有状态。更进一步看，伴随企业家族资本股权的不断稀释和外部资本的融入，家族企业也在不断地与社会的人力资本，特别是与管理资源在不断融合着。也就是说，企业突破亲情局限而不断扩大融合社会金融资本的过程也就是企业吸纳和整合集成管理资源的过程。见图3。
图2 家族企业与社会金融资本的融合
图3主要用来分析家族企业成长过程中，融合管理人力资本的扩展所产生的企业管理控制权的逐步让渡与企业组织形态的变迁。其企业成长的曲线与图2中曲线的曲率变化基本相近，也就是说，在家族企业创办和发展初期，企业规模不大，业务与管理内容相对简单，因而企业的管理资源就从家庭或家族成员中产生。由于家庭或家族成员之间信任度高，管理资源的集成成本低，所以企业成长较快，如图中a-b段所示。随着企业的成长，家庭或家族中的管理资源自然满足不了企业成长对管理资源的需求，而吸纳作为“外人”的职业经理人一般风险比较大。于是，与企业主及其家庭有同乡、同学、同事、战友等关系的泛家族成员比较容易得到企业主的信任，因而易被接纳担任企业的管理人员。一般而言，担任管理岗位的泛家族成员与企业主之间的信任度低于家族成员之间的信任度，因此管理资源集成的成本增大，企业成长减缓，如成长曲线b-c段所示。同样，泛家族规则的内在矛盾以及泛家族成员的人力资本质量不高又会使家族企业成长进一步减缓，如成长曲线c-d段所示。当企业进一步成长时，必然需要吸纳职业经理人进入企业。这些职业经理人所拥有的专用性知识资本是企业成长中急需的管理资源。企业主及其家族成员，甚至包括泛家族成员的有限知识和能力不可能再掌管规模庞大的企业的全部控制权，它必须逐步向这些职业经理人让渡经营控制权。这就是彭罗斯(Penrose,1959)所探讨的有关企业成长的资源约束问题。图3中每个拐点都表明有些家族企业遇到成长中的管理资源约束，越不过这种约束障碍，企业就会夭折。钱德勒(Chandler,1987)在其名著《看得见的手》中就是从这一角度着重考察美国的家族企业如何向现代经理式企业演变的。钱德勒的研究表明：这种演变在美国花了一百年左右的时间，演变的结果是出现极具持续竞争力的、在现代社会经济活动中起主导作用的经理式大企业。这与美国的富强并成为世界霸主地位有极密切的关系。由此可见，融合经理的管理资本是家族企业成长的关键。国际上一些很有名的学者，如雷丁、福山等认为这是华人家族企业难以成长为美国式大企业的最大障碍。
图3 家族企业与社会人力资本的融合
在家族企业融合社会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的过程中，社会关系网络起着重要的作用，它一方面以中介功能调节着企业融合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数量、质量和途径；另一方面它本身也是一种社会资本，在企业融合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的过程中，企业主及家庭、家族成员的社会关系网络也同时在与各种社会关系网络处在不断融合、构建过程中。可以说，家族企业成长过程就是从人格化的血缘亲情关系向非人格化的人际关系的合作秩序的扩展过程。见图4。
图4 家族企业与社会网络资本的融合
图4是从社会关系网络的扩展来分析家族企业成长的。在曲线a-b段，家庭、家族关系紧密，成员间的合作靠先验性的、血缘性的隐性合约连接，几乎可以不计合约成本，所以企业成长较快。在泛家族关系的扩展过程中，网络中所嵌入的各种资源不断地被企业吸纳和集成，企业组织形态也不断地发生演变。同时也表明企业的人力资本合作秩序越来越扩展，但泛家族关系合约的成本高于家族成员之间的关系合约成本，一般而言，企业成长会减缓些，如曲线b-c段所示。曲线c-d段表明，企业成长也显得缓慢一些。这是由于泛家族关系内含的人情至上与制度规范管理之间的矛盾所导致的结果。如果有的家族企业面临盛开的资源需求，但又不能或难以突破家庭／家族甚至泛家族关系等人格化交易关系的局限性，于是企业就会运作效率低下，会在市场竞争中被淘汰出局。当企业突破泛家族关系的约束，就会大致向两个方向发展，一是成为家族临界控股公司，一是家族企业之间形成企业网络联盟。随着部分企业的进一步成长，华人社会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化管理又会成为企业成长的约束，于是制度化管理就逐步成为主导性的管理行为。
相对于图2、图3而言，图4中的T'3点与上述两图中T3-T4段有对应关系。同上述分析一样，家族企业同社会关系网络的融合也并非完全遵循图4所描述的路径。少数企业主非常注重消除家族亲情熟识网对企业成长的负面影响，他们或在企业创办时就立下除儿子之外的亲属都不能在企业中担任管理职务的规矩（如浙江方太集团），或在企业发展过程中遇到管理资源瓶颈时，采取措施让家族成员退出企业管理岗位（如浙江金义集团）。另外，在全球化过程中，随着都市化的发展，家族企业与社会网络资本融合的形式会日趋多样化，但华人社会不可能消除泛家族化社会关系对企业经营和管理行为的影响。
家族企业与上述三种社会资本融合的过程中，无时不渗透着文化资本的作用，特别是伦理规范、社会习俗、制度规则等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文化资本对华人家族企业的影响更加间接，它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主要表现在对企业主和员工心理、行为有重大的型塑作用，特别体现在管理者的认知模式和领导行为、员工与企业及企业主之间的心理契约的契合度和互动关系类型等方面。不仅如此，文化资本对企业间的网络建构和联结也起着重要的作用。总之，文化资本是通过对交往交易中的共识规则的达成和互动行为的预期来影响企业成长效率的。
由于企业呈现为家族制，而家族实质上是一种社会文化生活的制度形态，它随着漫长的人类史在不断地演变着，但始终是人类社会，特别是华人社会的基础构件，其积淀下来的文化资源最为深厚，其应事处世的功能也最为顽强。从中国社会传统来看，由家到家族、宗族，再到泛家族化了的地缘、业缘、学缘等联结，最后延伸到国，形成家国一体。与这种社会联结相对应的是演化出一系列人的行为的伦理、习惯、礼节、纲常名教等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规则，使中国人的社会生活、经济活动、经济组织、资源的流动和配置都嵌入在这种社会关系网络之中，并受在家文化基础上形成的各种制度规则的调节。
特别需要说明的是：上述对家族企业与四个层面的社会资本融合的概要分析，是一个具有抽象意义的理论分析框架，并不表明在任何条件下，家族企业必须同时、同等程度地与四个层面的社会资本融合才能成长，而是从不同的角度，由抽象到具体地把握研究家族企业。这四个层面的社会资本互有内在关联，一般而言，家族企业与社会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的融合都必然伴随着网络资本和文化资本的影响。从家族企业到泛家族企业的发展，可从企业资本所有权与控制权两个角度分别界定。当企业主与泛家族成员分享企业资本所有权或经营控制权时，就可以将企业形态视为泛家族企业。因为这时的企业资本和经营控制权不再为家族成员全部拥有。
三、研究框架的逻辑结构
上述研究框架体现出这样一种逻辑结构：从家族企业的定义分析中引出并探讨家族企业的成长路径。与已有的有关家族企业的研究见解不同的是：对家族企业从多个维度和层面进行分析，以求完整地把握家族企业这个研究对象。从不同学科的角度分析探讨了家族企业与社会金融资本、社会人力资本、社会网络资本、社会文化资本的融合过程、条件与效果。显然，社会的金融资本和社会人力资本是家族企业要融合的直接社会资本，而社会网络资本和社会文化资本是家族企业要融合的间接社会资本，并且对家族企业融合直接的社会资本起中介作用。在上述思路的基础上，可以更清晰地揭示家族企业成长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双重路径依赖，即在一定条件下，一些家族企业与外在的社会性制度因素形成的相互支撑的、报酬递增式的路径依赖，使得家族企业能不断突破自身资本的封闭性，形成有中国特色的企业组织，一种与西方企业组织模式不完全相同的、得到中国丰厚传统资源支撑的、有效率的企业组织。这是第一重路径依赖。第二重路径依赖是：家族企业与外在的社会性制度因素之间缺乏兼容性，这使得企业家族制不断得到巩固、强化、回归、僵化，最终失去效率和竞争力；或者可能出现家族企业与不健全的社会制度之间形成恶性的连接，权钱交易盛行，公平、公正、公开、有序的市场经济环境难以形成，整个社会陷入“坏”的市场经济体系中。
在家族企业融合不同层面的社会资本的过程中，信息不对称和信任结构是核心问题。这是研究家族企业与四个层面的社会资本融合的主要逻辑轴线。因为家族企业无论是融合社会金融资本还是融合社会人力资本，其过程的主要障碍是由于交易双方信息不对称所引发的信任或信用结构问题。社会关系网络的核心构件是信任，社会关系网络的建构本身主要就是为了解决信任不足可能产生的风险问题。社会文化资本是通过习俗共享和规则共识来达成人们交往交易中的信任。社会文化资本之所以能有助于家族企业融合各种社会资本，是因为共享习俗和共识规则的人们之间有较为稳定的预期，并能对失信行为自动实施颇为有效的惩罚。反过来，如果人们之间共享的习俗和共识的规则受到破坏，人们在交往之中难以对对方的行为产生稳定的预期，任何融合资源的过程都难以有效地进行下去。因此，信任或信用规则是影响家族企业融合社会资本成效的最根本的要素。在不同国家，信任资源是有差异的，家族企业在成长的不同阶段对信任资源的需求也是不同的。对此急需进行深入的实证研究。
［收稿日期］2003-04-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