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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这篇文章是应编者的建议，将我以前发表的两篇文章，即《日本人和鲁迅（上）》（《人文学部纪要》4、5号合刊，1971年3月，和光大学人文学部）与《在日本的鲁迅（上、下）》（《科学与思想》41、42号，1981年7月10日，新日本出版社）整理成一篇，并略有增删。关于这些问题，前辈们的成果本文曾多次引用的有：冈崎俊夫的《日本的鲁迅观》（《鲁迅指南》56年岩波版《鲁迅选集》别卷）；还有在日本的有关文献目录，如鲁迅研究会编《鲁迅研究文献目录》（《文学》昭和56年10月号及同年12月号的《补遗》），饭田吉郎编《现代中国文学研究文献目录》（昭和59年，中国文化研究会，及《大安》昭和61年5月号的《补遗》），本文从中受益匪浅。
从青木正儿到战前左翼
1
将鲁迅的名字最早传到日本的是青木正儿的《以胡适为中心的潮涌浪旋着的文学革命》（《中国文学》1卷1-3号，1920.9-11）一文。正如标题所示，文章是介绍文学革命的。该文临近结束时这样写道：
在戏剧小说方面，并无更令人注目的作品。翻译方面，周作人作为近代大陆文学介绍者在辛勤劳作，译笔不拘于旧文明而直译，似一味尽力追求原文韵味。小说方面，鲁迅是位有远大前程的作家，如他的《狂人日记》，描写一个患迫害狂的人的恐怖和幻觉，达到了迄今为止的中国作家尚未达到的境地。
刊载这部分文字的，是1920年11月发行的第3号。1920年已是《文学改良刍议》发表3年之后了，文学革命正如那文章题目所示，正“浪旋”着，处在高潮之中。那时，《中国学》从创刊号到3月号上连续介绍文学革命，显示出当时杂志的品格和青木正儿个人见识的一个侧面。
即以他评价鲁迅的文字（文末记为大正9年10月10日脱稿）来看，那时假定他读了鲁迅已发表的全部作品，也不过是《狂人日记》、《孔乙己》、《药》、《明天》和《一件小事》，但他却能慧眼独具，看出“鲁迅是位有远大前程的作家”。
青木在该杂志1卷5号(1921.1)写的有关汉文训读废止论一文的开头，引述了荻生徂徕的所谓“汉学教授必先汲取中国语”的说法之后，这样写道：
这在今天看来当然不是什么高谈阔论，但在那个时代也实在是天马行空。是的，现在虽说是很平常的说法，但二百年来始终未能实现，这岂不怪哉？中国素有保守国家之称，而我国如何？且不说全体国民，仅就受汉学滋育的人们来说，脑筋又如何呢？像残留在海边浪花中秃头章鱼的惨相，与其说是可笑，莫如说是滑稽吧。在第3号里，我饶舌介绍了中国国民非保守的一面，待见到秃头章鱼时，便像倒出五脏六腑般作呕。糊涂至极，还是待湖汐时问问海面上的海鸥吧。（注：青木正儿：《本邦中国学革新的第一步》。引文原则上照录不误，但字体不敢拘于正字。关于这篇文章，仓石五四郎这样说过：“青木早就要这样写，所以五号上发表了停止汉文旧读法的文章。后来问小岛（佑马），据说当初要在创刊号刊出，但在京都怕不合适，便拖到后来。”（《学问的回想·座谈会——围绕仓石五四郎博士》，《东方学》第40辑，1970.9，东方学会）青木文章末尾作：（九年十月稿），可见与仓石五四郎所说相近。）
他对文学革命的介绍，不单有评价上的疏漏。
鲁迅的名字开始出现，是在前面引述的文字中，即在《中国学》第3号上，比之早一个月的第2号上，则有下面这样一段文字：
现在一个新的事实是，有了白话诗的同行，刘半农、沈尹默、唐俟等也踊跃参加。这些人中，胡适稍有癖好，即以闪现西学新知识而劈新风；沈则可看出站在本国立场上力图摆脱旧习，但往往因了古人而步入旧诗意境之中；刘是最有新式文人气质的，却常常难免遭人非议为肤浅；唐则诗味淡泊，未能入境，就象扒拉茶泡饭一样，往坏了说是索然无味。
这是对鲁迅用唐俟笔名发表的《梦》、《爱之神》、《桃花》、《他们的花园》、《人与时》和《他》等白话诗的批评。青木当然不知道唐俟和鲁迅是一个人，他对鲁迅作品的批评，这一段文字大概是最早的。在日本，对鲁迅作品最初下的批语是“每月”一次，这倒是个有趣的事实。
刊载青木这篇文章的《中国学》寄给了胡适，同时，致鲁迅信也通过胡适送到鲁迅手中。鲁迅给青木正儿写了这样一封回信：
拜启：惠函奉悉，《中国学》亦已收到，甚感。
先前，我在胡适君处的《中国学》上，拜读过你写的关于中国文学革命的论文。衷心感谢你怀着同情和希望所作的公正评论。
我写的小说极为幼稚，只因哀本国如同隆冬，没有歌唱，也没有花朵，为冲破这寂寞才写的，对于日本读书界，恐无一读的生命与价值。今后写还是要写的，但前途暗淡，处此境遇，也许会更陷于讽刺和诅咒罢。
中国的文学艺术界实有不胜寂寞之感，创作的新芽似略见吐露，但能否成长，殊不可知。最近《新青年》也颇倾向于社会问题，文学方面的东西减少了。
我以为目前研究中国的白话文，实在困难。因刚提倡，并无一定规则，用词、造句皆各随其便。钱玄同君等虽早就提倡编纂字典，但尚未着手。倘编成，当方便多了。
我用这么拙劣的日文给你写信，请原谅。
青木正儿先生
周树人 十一（十二）月下四日（注：《鲁迅全集》（1981年版）13卷453页，11月14日是12月14日的误记。《鲁迅手稿全集·书信·第八册》（80.6，文物出版社）所收的原信是用片假名写的。）
2
众所周知，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虽然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传统，但那研究有一种主导性的倾向，就是仅限于古典文学研究而没有面向现代文学。这一倾向大约持续到战后。其实主要原因如下：(1)对中国的传统文化的敬意，多半是和有着思想背景的对儒教的肯定密不可分。按照这种观点来看，对传统尤其是对儒教的批判为出发点的中国现代文学，一开始就是被视为“异端”的。(2)在现代日本，近代中国只具有作为没有经济市场的政治军事扩张对象的意义，难以培养对其文化的正常的关心；而且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敬意同这一倾向并不矛盾，毋宁说与其胶着，给其以补充。(3)日本有一种倾向，即自古以来创始的“汉文”的独特读法，亦即将中国的文言文多少有点强行置换成日语的“训读”，这在日本的学院派中是主流，现代中国语仅仅是为了满足贸易、军事上的需要。和这互为表里的是中国语学科学研究的落后。
在这种情况下，忽略对上述三点原因中的某一点或整体的批判，日本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便不能成立。青木怀着善意介绍中国文学革命决不是偶然的，他对包括主张对东大“汉学”加以批判的京都“中国学”派，尤其对训读进行过尖锐的批评。随后在学院派中，首次将鲁迅的《呐喊》作为课堂讨论课文的，是30年代初期京都大学副教授仓石五四郎。仓石是在和留学中国同时公开宣布“将训读抛在黑色海滩”的训读废止论者。作为外国语学者，他因将自己的后半生都献给了中国语言学的研究和教育而广为人知。历史地看，训读所起的作用，究竟占有怎样的地位姑且不论，关心中国现代文学则必须上紧这种猛烈批判训读的发条。
但是，作为京都中国学界的整体来看，后来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关心未能持续下去，毋宁说是冷淡下来。为了继承作为一门学问而得以完成的清朝考证学的实证性传统，他们在批判东京汉学界的另一面，大概又难以接受中国现代文学所具有的倾向、幼稚与不成熟。也许是一时间与亡命京都的罗振玉、王国维等人交往过密，心理上对现代中国产生了反感。真正显示出关心现代文学的，是左翼文艺运动之后出现的中国文学研究会的顽强努力。
话题似乎跑远了些，言归正传。
不过，在此之前，在鲁迅开始真正的创作活动之前，日本也曾经介绍过有关他的工作，这是最近才搞清楚的。发现者是当时东大大学院的博士生藤井省三。他以调查日本文献对鲁迅早期思想影响为目的，在查找明治时代的杂志时，发现了《日本及日本人》杂志上有关鲁迅的文章：
在日本等地，欧洲小说是大量被人购买的。中国人好像并不受此影响，但在青年中还是常常有人在读着。住在本乡的周某，年仅二十五、六岁的中国人兄弟，大量地阅读英、德两国语言的欧洲作品。而且他们计划在东京完成一本叫《域外小说集》，约卖三十钱的书，寄回本国出售，已经出版了第一册，当然译文是汉语。一般中国留学生爱读的是俄国的虚无的作品，其次是德国、波兰那里的作品，单纯的法国作品之类好像不太受欢迎。（注：《日本及日本人》508号，明治42年(1909)5月1日，文艺杂事栏。参照藤井省三《日本介绍鲁迅文学活动最早的文字》，《复旦学报》1980年2期。）
在日本留学中的鲁迅，中途退出仙台医专回到东京，自筹创办《新生》杂志流产之后，在《河南》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论文，阐述他早期的思想和文学观，继这些工作之后，就是印行了以东欧文学为中心的翻译作品《域外小说集》。那是他和弟弟周作人的共同事业。这本书，据鲁迅所说只卖了二十部。这也许多少带点小说味道的夸张，但恐怕也只能是这些部数吧。上述介绍这一情况的文章，大概是世界上最早对鲁迅所作工作作出的反响。
3
鲁迅作品最早被译成日语的，是住在北京的日本人发行的日语杂志《北京周报》（北京远东新信社）19号(1922.6.4)上刊载的周作人译的《孔乙己》（注：戈宝权《鲁迅著作在日本》，鲁迅研究会《鲁迅研究》1（1980年2月），上海文艺出版社。）。其后，该刊还登载了鲁迅自译的《兔和猫》以及《中国小说史略》的前半部，再就是历来鲜为人知而最近才发现的刊载了鲁迅三篇谈话并和鲁迅关系较深的杂志。（注：关于《北京周报》的详细情况，请参照小岛丽逸《〈北京周报〉与藤原镰兄》（《亚洲经济》13卷12号，1972年），饭仓照平《北京周报与顺天时报》（竹内好、桥川文三编《近代日本和中国》上，朝日新闻社1974），另外，小岛丽逸编的《革命摇篮时期的北京》（社会思想社1974），曾对《北京周报》的主要记事加以分门别类整理过。）
藤原镰兄是《北京周报》的主编。而在藤原的率领下，作为记者的丸山幸一郎（号昏迷）等人成了最早具有进步思想的优秀新闻记者。该杂志另一号(1924.12.21)上，还登过“周鲁迅作、东方生译”的《说胡须》。此外，当时在北京办崇贞女子学校的清水安三又在该刊连载了《今日中国的文学》，其中出现鲁迅条目的，是这一年3月2日的《北京周报》。我手头有收录在当年两册（注：清水安三《中国新人和黎明运动》（1924.9，大阪屋号书店），同《中国当代新人物》（1924.11同书店）。）单行本之一《中国新人和黎明运动》一书中的该文，尚未确定与《北京周报》文章的异同，但在日本国内，这恐怕是仅次于青木正儿的评论了。文章引述了爱罗先珂的话：“至少是今日中国的创作家”；以及胡适所说用白话创作，“成绩最大的却是一位托名‘鲁迅’的，他的短篇小说，从四年前的《狂人日记》到最近的《阿Q正传》，虽然不多，差不多没有不好的”；并以此为铺垫，扼要介绍了《孔乙己》和《白光》，然后指出：“描写是自然主义的，加以若干讽刺。《狂人日记》和《阿Q正传》都是好作品。”文章还说：
就像爱罗先珂活在他身边一样，他的作品是轻盈的，带点小品风格的《兔和猫》、《鸭的喜剧》等如是……尤其是他在爱罗先珂到来之前作的《故乡》，那是二十年后回到故乡想起“闰土”时的冷静的作品。
《孔乙己》、《白光》和《故乡》好像给清水的印象很深。在下面谈到的《中国当代新人物》中，他在介绍了《孔乙己》的内容之后，又写到：“除《孔乙己》外，有《故乡》和《白光》”。
在这《今日中国的文学》一文里，除鲁迅外，还有绪论、林纾、白话、胡适、圣陶、仲密（周作人）、其它和结论各节。林纾一节中有如下记述：
用古文翻译小说的，还有周作人和他的兄弟的《域外小说集》。他的技术也更为出色。
而在《中国当代新人物》里，则同宣统皇帝、张作霖等政治人物一起介绍了胡适、陈独秀、李大钊、孙文、蔡元培等人。其中有“周三人”一项（注：后来改正了字句，方纪生编《周作人先生的事》（1944.9，光风馆）也转载了该文。再有，大阪屋号书店的这两册书中，应该是句号的时候却点了逗点，该句读的时候却什么也没有。或许单纯的误植（在《周作人先生的事》中作了订正）会被认为是著书格调的一个特色，所以除明显误植（如把“科举制”误为“科学制”）之外，一切均照原文。）。开头部分这样写到：“周三人！闻所未闻的名字！所谓周三人，不过是将周树人、周作人、周建人加在一起的称呼。”关于周建人只说“不大了解”，而专门介绍了鲁迅和周作人。
关于鲁迅则如前所述，在介绍了《孔乙己》之后这样说道：
鲁迅有一癖好，便是经常恶狠狠地咒骂中国的旧习惯和风俗。这一个孔乙己也还是科举制度生下的可悲的牺牲品。以此为主题，整个作品中投下的人的暗影，得到了最深刻的表现。心理描写是拿手的，也注意表现的细腻。他的创作中表现出来的人生，总是充满了诅咒。然而那严酷烦恼的人生，必定要出现什么难以解决的某种牺牲。自由自在地萌生的草木并无一棵，尽管痛苦不堪，但还是能够感受到人生的出路。但是，鲁迅笔下的人生，几乎都是黑暗人生的描写。鲁迅自己大概有过苦恼的人生问题，有过何等寂寞的体验吧，所以创作没有一点光明。除《孔乙己》外，有《故乡》和《白光》。
这是1924年的事，能够深入到鲁迅的思想内面，可谓一种真正的理解了。清水的这两册书，附有吉野作造的序文出版了。这是继青木之后，鲁迅的名字得以在日本流传。
由于年代久远的缘故，这里才援引了较为冗长的引文。青木氏是中国文学的专家，清水氏则是在中国的传道者、教育家。在这一时期，除了和中国有什么特殊关系的人以外，鲁迅的名字并不为人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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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作品在日本国内翻译并首次发表的，是1927年10月武者小路实笃编辑的杂志《大调和》上揭载的《故乡》。译者虽经多方调查却始终不明（注：笔者当时在和光大学任职，曾通过同大学艺术科的武者小路穰教授向武者小路实笃询问过，却也不清。又听说当时担当编辑事务的是世本寅氏，拜访该氏，该氏特意同笔者一同来到武者小路宅第，促成了直接拜访实笃氏的机会，但二人都忘却了。）。译文也有误译，如末尾“地上本没有路”之前的“希望是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被译成“希望本来就没有所谓的有，没有所谓的无”，这样一来，意义就不通了。但考虑到当时中国语教育的水平，最初的翻译中存在这样的误译也是不可避免的。
这一期《大调和》是《亚洲文化研究号》，小说栏中与《故乡》并载的有当代传奇《柳毅传》，评论、随笔栏中有郭沫若的《革命和文学》以及胡适等人的文章；有些杂乱，新奇倒是挺新奇的，整体看是出于对亚洲或中国一般状况的关心而编集的（注：有关这件事的经纬，佐藤春夫在小说《人间事》中有过记述。）。选中鲁迅的动机不清。武者小路在“卷头语”中写道：
印度在思想方面有极优秀的人才，中国个人方面缺少公认的优秀人才。国民动荡不安，像有什么新奇的事将要发生。
关于鲁迅，介绍了简单的经历之后，称其为“民国第一流的短篇小说作家”。不管怎么说，武者小路编辑的杂志刊载这样一些内容本身，正显示出对中国的新气息和所谓国民革命政治动荡的关心，受其触发，日本文化界也终于感应到了这一状况。
5
然而，中国革命，无论是历经国民革命——北伐而取得了进展，还是由于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反革命政变受到挫折，在日本反应最敏感的还是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小牧近江、里村欣三第一次写了报告文学《到青天白日的国家去》（《文艺战线》1927.6），两国间声明的转载，呼吁书的交换等等，都在30年代盛行起来。（注：详情请参照饭田吉郎《关于现代中国文学的介绍——从无产阶级文学者身上看到的》（《东洋大学纪要》第12集，1958.2），祖父江昭二《30年代的日本文学——一张示意图》（《文学》1976.4～5）。）
不过，这时期对鲁迅的理解和评价是很有限的，不大正确也不深刻，主要是受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影响，或者应该说是直接受到1928年中国展开的“革命文学论争”的影响。像创造社、太阳社那样批判鲁迅的人很多（注：关于革命文学论争及其创造社、太阳社对鲁迅的批判，请参照拙著《鲁迅与革命文学》（1972，纪伊国屋新书），尤其是第二章。）。如1928年7月号《战旗》刊登了山田清三郎、藤枝丈夫与成仿吾以及郭沫若的会见记（注：山田清三郎《访问中国的两位作家》，藤枝丈夫《中国的新兴文艺运动》。）。在后者的文章中可以看到K说了这样的话：
先前，创造社也曾受到极左理论的指导，近来则遵从外界的政治意见转换到具有相当包容力的运动中来。……一般说来，CP的文艺政策在各杂志中都得到相当迅速、深刻的反映。这方面好像比日本干得好。……现在主要是对旧文学的清算。鲁迅、张资平等人受到了严厉的批判。……在日本这类事情不大好判断，请广为介绍一下。日本的作品介绍哪一位的，也请告之。互相勉励吧！
还有国际文化研究所（注：据《国际文化》刊载规约，该研究所“是以工人阶级在苏维埃共和国及资本主义各国中创造的文化研究，以及马克思主义对资产阶级文化批判的研究为目的”。所长秋田雨雀，主事为小川信一，其他有藤枝丈夫、林房雄、藏原惟人等16名成员。还有“成员之外为《国际文化》执笔的人”，如中国人素克昂（素是麦的误植，即郭沫若）、钱杏邨、蒋光慈、石厚生（成仿吾）、李初梨等人。）的机关杂志《国际文化》，它主要是靠藤枝丈夫大力介绍中国现代文学的。藤枝丈夫在这个杂志上称赞创造社充满了“惊人的活力”，并写道：“对于以《语丝》、《北新》月刊为基地，经常发表一些反革命谰言的鲁迅一派，必须予以彻底的批判。”（注：藤枝丈夫《中国的左翼出版物》（《国际文化》创刊号，1928.11）。）同样的旨趣曾说过多次。国际文化研究所是后来的无产阶级研究所的前身。
这责任不在藤枝丈夫。无论在日本还是中国，当时的左翼似乎都具有这种思想上的幼稚性。年轻的无产阶级文学之所以急欲在文学中直接表现政治主张和“革命的题材”，毋宁说是不懂得文艺的规律。同样的倾向，在当时满铁周边的研究者中也很强烈。
《满蒙》12卷1号(1931.1)上，与长江阳译的《阿Q正传》一起，同时刊登了大内隆雄（山口慎一）的《鲁迅和他的时代》（注：大内隆雄是山口慎一的笔名。《满蒙》是中日文化协会（大连）发行的，该协会以前称满蒙文化协会，后又改称满洲文化协会，好像是靠满铁内部及周围的人们发行的杂志。协会的性质、沿革和杂志的目的等详情，均有待调查。）（《阿Q正传》连载到同年5月号）。该文末属说“本文许多材料得益于钱杏邨的《现代中国文学作家》”，文中也的确引用了钱杏邨的文字，观点也同钱杏邨《死去了的阿Q时代》一文的要点相同。如说：
凡读过那两部集子（《呐喊》、《彷徨》）和《野草》的人，从那里是看不到革命出路的；只有作者在那里呐喊和彷徨，他终于只是野草，而未能成为乔木；他只说了过去和现在，却没有将来。
鲁迅在那里暴露出小资产阶级的根性，小资产阶级的任性，不能认错且疑虑，我们都能看出这些问题之所在。即使前面有一条光明的路，他也不会走向那里，而且不安于现实，理想中也缺少希望，结果是惟有在歧路上徘徊。
大高严等人也有同样倾向（注：大高严《鲁迅再吟味》（《满蒙》13卷9号，1929.11。关于大高严的详情，请参照本书所收佐治俊彦《关于藤枝丈夫与大高严》一文。）。战前被视为研究中国问题佼佼者且至今仍享有盛誉的铃江言一，也写过下面这样的文章：
革命文学的起源，在1916、1917年的所谓文艺复兴运动中就存在。它在五四运动中更得到具体的发展。文学领域中显示了这一倾向的，是鲁迅及其代表性作品《呐喊》。但当时中国革命的思想主要是反封建的思想，马克思主义还没有势力。鲁迅当时是自由主义思想的代表。他的作品描写了贫民生活，对贫民生活表示了更多的同情，但其中没有任何阶级立场，这一状况，文学史上称之为“阿Q时代”。1924年左右，中国无产阶级大量增加，革命逐渐走向高潮，但鲁迅作品依然停留在感伤主义阶段，不问所处的经济背景，只是从人类的一般弱点对封建势力、封建社会加以攻击。此时鲁迅一派的地位已渐趋没落。（注：铃江言一《中国无产阶级运动史》，1929.11，满铁调查资料第109编。1953.9，由石崎书店改题为《中国解放斗争史》出版。）
当然《满蒙》上也有并非这样直接输入钱杏邨理论观点的文章，1931年5月原野昌一郎的《中国新文艺和鲁迅》一文就是一例。
关于这篇文章的作者，我虽一无所知，但至少觉得他读鲁迅作品所得感想是很温和与准确的。原野看出了“乡土艺术家”的风貌是鲁迅的最大特色。他写道：
作为文化国家的中国，作为哲学家的中国人，在东方在世界上都具有足以夸耀的广博的心灵的著作，或具有迷蒙的古典的无垠。特殊的国情这里是一言难尽，也无须赘言，但文学的效果却将这块土地上发生的现实给予最准确的剖析和普遍的反映。……中国是世界上有数的具有广大土地的国家，所以它的文学形态能够出现多种多样也是理所当然，然而最准确地表现了现代人的还是鲁迅。
将一个作家和作品联系其他民族风俗和文化传统来加以审视和理解，这在日本也是理解中国近代文学的一种类型。原野的情况便与常见的类型有所不同。他谈道：
无须讳言，中国在世界上是毫无例外的具有传统精神的老大国家，千百年来，祸乱、重压在它的东方性的广泛的文化、政治、经济各方面轮回再起，百官的横恣，民众的被压迫，实在是带着无与伦比的冷酷性反复运转着……我们翻开一页历史，即可看到这痛烈的现实。虽然封建的压制在世界各国都可以看到，但达到这种深烈程度的，世界上何处有之呢？如此看来，他们一面怯懦、残忍，乃至执拗的勤勉性、天命观、乡党间的团结等等，显然具有充分的必然性。
这就是说，他用所谓民族风俗之类语言所表述的，是中国历史和现实的重负，是对描写出这一切的鲁迅的共鸣：
短篇《孔乙己》中的孔乙己，《风波》中的七斤，《阿Q正传》中的阿Q，难道不就是确确实实的中国人的形象吗？……尤其值得我们最关心赞美的，是他的主题几乎全部都是在最下层呻吟的民众的形象，并把它用具有写实的可靠性的面貌呈现在我们面前，赤裸裸地暴露出占中国民众多半的农民形象。
原野在这篇文章中设了“诸家的评论”一节，介绍了方壁的《鲁迅论》、尚钺的《鲁迅先生》，钱杏邨的《死去了的阿Q时代》和成仿吾的《〈呐喊〉的评论》，等等。在成、钱二人之中，他比较赞成成仿吾。他写道：
不管怎么说，他是从广泛的认识（既是艺术的又是哲学的）出发来加以评论的，这一点与钱杏邨的社会性排他主义的评论不同。……真正的批评，应该避免片面而具有囊括（形而上与形而下）意义的普遍性，并且兼具局部的渗透性。批评确乎是非常之难的，我似乎在成仿吾身上感到了某种暗示。
把《〈呐喊〉的评论》当作从无产阶级文学立场出发所作的评论等等，是被成仿吾当时的立场所迷惑。《〈呐喊〉的评论》本身的评价虽然有问题，但原野的确是为了反驳前面提到的大内文章而写下此文的。
不过，这一时期除原野之外，表现出对鲁迅出色理解的是作为联合新闻特派记者而到广东的山上正义。在以鲁迅为主题的文章中，他的《谈鲁迅》（注：山上正义《谈鲁迅》（《新潮》，1928.3）。）是刊登在日本一般杂志上最早的文章。文章鲜明地描写出广东时代鲁迅的形象，今天看来仍不失新鲜感，尤其是描写“4·12政变”（广东晚三天，4月15日开始）后的时局和鲁迅对此的愤怒和哀叹。关于山上正义我曾写过一本书（注：丸山升《一个中国特派员——山上正义和鲁迅》，1976，中公新书。），这里仅作简要的介绍。在无产阶级运动的摇篮时期，他曾在《播种人》上发表过俳句《罢工的早晨》，日本共产党正式成立之前他因散发反战传单的“晓民共产党事件”而受到8个月的监禁，出狱后去了中国。在广东，他从鲁迅那里得到允诺翻译了《阿Q正传》，1931年出版，此外还写过以1927年末广东的事件为题材的戏曲《震撼中国的三天》。他与尾崎秀实关系密切，又因与佐尔哥有联系而受到“牵连”。他本人于尾崎、佐尔哥等人被捕前的1938年12月病死，在尾崎、佐尔哥案件判决时，他被认定为“日本人方面负有联络责任的共产主义者”。
日本最初的也是最优秀的鲁迅专论，就是由这个具有如此经历并有着良好记忆的人写的。前述山上的文章，在活生生地描绘出广东时代鲁迅风貌的同时，也准确捕捉到了鲁迅广东经历所具有的意义，这一点作为鲁迅论也是很出色的。而且正由于反革命政变使革命受挫，人们满怀着愤怒与悲哀的缘故，像具有山上正义这样经历的人才有可能感受到。
把鲁迅断定为“小资产阶级”的见解和山上的看法，二者都是基于左翼而得出的结论，如此看来，在意识形态和阶级立场方面有出现坚定与危险的两种分化的可能。
从佐藤、增田到小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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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翼文学方面对鲁迅是比较关心的。时间稍晚一、二年，在影响和深度方面具有极大意义的，是佐藤春夫、增田涉对鲁迅的翻译和介绍。1931年1月，《中央公论》刊载了佐藤春夫译的《故乡》和《关于原作者小记》，同年4月《改造》刊登了增田涉的《鲁迅传》，7月的《中央公论》刊有佐藤译的《孤独者》。
此前从28年左右开始，翻译出版过《鸭的喜剧》、《白光》、《孔乙己》，上海的日文报纸《上海日日新闻》还刊登过井上红梅译的《阿Q正传》。井上译的《阿Q正传》，曾以《中国革命畸人传》为题发表在29年11月的《奇谭》（文艺市场社）上，这是《阿Q正传》的译文首次在国内发表（注：关于井上红梅译的《中国革命畸人传》，我曾这样写道：《阿Q正传》的日文翻译，1928年上海的日文报纸《上海日日新闻》曾发表过井上红梅的译文，那好像是最早的了。《上海日日》上的译文我虽未见到，但可推测与1929年11月《奇谭》杂志上发表的大体相同。这是在日本国内首次公开发表《阿Q正传》。在昭和初年色情、变态、荒谬时代发刊的《奇谭》杂志的编者梅原贞康（北明），最近好像又公开出现。在这本杂志里，《阿Q正传》不是以《阿Q正传》的名字，而是以《中国革命畸人传》之名，同《浮世澡堂谈议》、《近代游荡文学史》、《女人何处能引起男人注意？》、《男人何处……》、《中国恶食考》等篇名并列，而且同那珂良二的《从肚脐到肚脐》一起，冠以《奇人珍人》总题，笔者都成了井上红梅。就是说，只看目录是不见鲁迅和《阿Q正传》之名的。想要明白，必须打开正文那页，读这样一段前言：“鲁迅氏的《阿Q正传》，作为中国文艺复兴时期的代表作已名噪欧美，被译成几国文字，但本邦好像还没有译文。这里借本志的篇幅全译过来，改题为《中国革命畸人传》。作品取材于一个可悲的牺牲于革命的农民的一生。鲁迅氏以一流的讽刺观察并表现了革命当时的社会状况。这样牺牲者作为彼国的国情在现代的训政时期想必也有许多。所谓畸人实际是正常人，这是本传的妙味。”
看过这些之后，觉得井上如此处理题目和目录，他毕竟是不能理解鲁迅的。但《阿Q正传》的日文翻译，最初在国内杂志发表时是以这种形式出现的，却不应为人所忘记。（《一个中国特派员》）。）。此后，《满蒙》从31年1月连载长江阳译的《阿Q正传》，同年9月、10月，松浦圭三和林守仁（山上正义）译的《阿Q正传》分别出版了单行本（注：松浦圭三译《阿Q正传》，中国无产阶级小说集第1集，1931年9月白杨社。林守仁译《中国小说集·阿Q正传》，国际无产阶级丛书，1931年10月四六书院。）。松浦圭三自己在《译者序》中说：“在作者的作品中，迄今为止被译成日文的，除了作者自己动手译成日文的《兔和猫》以外，这是第一部。”可见，前面提到的各种译文，只在极有限的范围内才能读到。后来由于已经确立了第一流作家地位的佐藤春夫，在具有代表性的综合杂志《中央公论》上翻译了鲁迅的作品，就具有更大的意义。从此以后，鲁迅的名字，终于为日本文化界所知晓。
佐藤春夫最初是通过英译本读的《故乡》，并对照原文进行了翻译。他曾说自己是靠半拉英语半拉汉语的阅读力干了一个人的翻译活儿（注：佐藤春夫《翻译鲁迅的〈故乡〉和〈孤独者〉的时候》，增田、松枝、竹内编《鲁迅入门》（1956，岩波书店），又收入《文艺读本·鲁迅》（1980，河出书房新社）。）。在同一篇文章里，他还谈了读《故乡》的印象：
《故乡》中那种中国古代的诗情（那是我非常喜爱的），完全化在近代文学里了。这也许是中国古代的文学传统在近代文学中复活了……总之，我看到我们日本的近代文学，完全和古代文学处于隔绝的状态，深感不满，所以译此《故乡》，以促使人们学习。
他在鲁迅逝世时写的文章（注：佐藤春夫《月光和少年——鲁迅的艺术》，《中外商业新闻》1936.10.21。收入讲谈社版《佐藤春夫全集》第11卷。）中又说：
假若你读鲁迅作品时稍加注意，（中略）在什么地方也一定表现着月光的描写少年的生活。我想月光是东洋文学中的传统的光，少年是鲁迅本国里的将来的惟一的希望。（中略）假若说月光是鲁迅的传统的爱，那么少年便是对于将来的希望与爱。
他在鲁迅身上看到了中国文学传统与现代意识的不可调和的统一。
冈崎俊夫曾经写道：“佐藤之所以翻译鲁迅的作品，不过是他喜欢中国文学的延长，他是以译种种古典文学的精神，把手伸向了鲁迅的作品。这位诗人和鲁迅在精神上是风马牛不相及的。”（注：冈崎俊夫《日本的鲁迅观》，收入《鲁迅入门》。）这是修正、补充说佐藤接触鲁迅的角度，却是为历来所忽视了的鲁迅文学与传统的关系问题。这可谓比较公正的看法。但是，思考鲁迅文学的时候，怎样从整体上理解他与活生生的现实的关系和传统文化的影响呢？这对今天的研究者来说仍然是一个很大的课题。佐藤所关心的侧重点在于“传统”，而没有看到鲁迅具有的强烈的政治性和社会性，这是难以否定的。
增田涉是佐藤很好的合作者，他干了许多实际工作。在旧制高中时代，增田涉便由于佐藤作品的影响而倾心于中国文学。在东大中国文学科学习时又师事佐藤，并帮助翻译中国小说。1931年携带佐藤给内山完造的介绍信到中国，经内山介绍与鲁迅相识，10个月期间，直接聆听鲁迅亲自讲解《朝花夕拾》、《中国小说史略》、《呐喊》和《彷徨》等。
增田涉之于鲁迅，与其说是作为作家来了解，莫如说带有很强的对《中国小说史略》的作者——“极优秀学者”的崇敬的观念。总之，在一种追随鲁迅学习的心情下，他每天计算着在鲁迅将要出现的时间里去内山书店，提出许多疑问，于是得到允许，可以直接访问鲁迅的家，听鲁迅亲自讲解（注：增田涉《鲁迅的印象》（1970，角川书店）15、16、61、24页。）。在鲁迅的眼里，他是个对中国政治一无所知，也并非慕名文坛声望而靠近鲁迅的“文学青年”，大概只是个认真好学的年轻人。比起中国人中那些高喊政治使命的政治青年和重“创作”有才气的文学青年来，他是在翻译方面孜孜不倦工作的认真的青年，鲁迅很欣赏。
这个增田涉在中国滞留时还写了《鲁迅传》。说是以在鲁迅身边的所见所闻为基础，完成后又经鲁迅过目了的（注：增田涉《鲁迅的印象》（1970，角川书店）15、16、61、24页。）。读过这篇文章之后，会感到增田涉对中国现实的知识准备虽然不足，但他没有偏见，从鲁迅身上汲取了很多东西，可以使人看到鲁迅自己也不曾觉察到的东西。但当时却有人匿名批评，说这是“饭也是人家的香”。（注：增田涉《鲁迅的印象》（1970，角川书店）15、16、61、24页。）
后来，增田专事《鲁迅的印象》一书的撰写工作。如前所述，增田涉曾得到鲁迅亲切的指导，回国后也始终与鲁迅保持通信联系，直到鲁迅逝世。正如书名题为《鲁迅的印象》一样，内容虽然零碎些，却流露出尽可能系统论述鲁迅的气势来。书中保留了许多多侧面谈论鲁迅精神的插话，都是珍贵的史料。（注：增田涉的《鲁迅的印象》1948年讲谈社初版，56年部分增补后再版。又，70年增补版以角川选书刊行。钟敬文的中文译本80年由湖南人民出版社版。）
顺便说一下内山完造写的关于鲁迅的东西。内山在上海开内山书店，明中暗里都在支持着鲁迅，鲁迅也深信其人。他作为一个生活者来看中国，谈鲁迅，写出了许多具有示范意义的回忆鲁迅的文字。（注：《鲁迅的回忆》（1979，社会思想社）一书，汇集了内山谈鲁迅的文章。以“鲁迅之友会”的山下恒夫为主编撰的这本书，与同时期出版的这类书相比，是相差悬殊的很出色的一本书。）
话又说回来，当佐藤、增田的译文在《中央公论》、《改造》上刊载时，大约在同一时期，井上红梅也在着手翻译鲁迅作品。1932年11月，他译的一卷本《鲁迅全集》出版了（注：井上红梅译《鲁迅全集》，1931.11，改造社。），那是《呐喊》和《彷徨》的全译。罕见的是，其中包括当初收在《呐喊》里后来移到《故事新编》中的《不周山》（后改题为《补天》）。
井上出生在东京的庶民区，1913年到上海，浸泡在“中国五大乐道——吃、喝、嫖、赌、玩”的世界中，变成了“中国风俗研究家”，是个所谓的“中国通”。鲁迅对其人及其翻译都不满意，在给增田涉的信中写道：
井上红梅翻译拙作，我也感到意外，他和我并不同道。（中略）近来看到他的大作《酒、鸦片、麻将》更令人慨叹。(32.11.7)（注：鲁迅致增田涉书简（原文是夹杂着片假名的日文），在《鲁迅的印象》中收有58封。《鲁迅选集》（岩波版，1956年版黄封皮的第12卷，1964年以后的改订版蓝封皮的第13卷）中收27封。中国81年版《鲁迅全集》是全译，据此翻译的学研版《鲁迅全集》当然也全部收入。
在中国，《鲁迅书信集》（1976.8，人民文学出版社）、《鲁迅全集》（1981，人民文学出版社）中与中译文一起附有原文（将片假名改成了平假名），还出版了《鲁迅致增田涉书信》（1975，文物出版社）影印本。除此之外，最近整理出版了增田涉翻译《中国小说史略》和其他文章时，询问不明点而得到的回信，即伊藤漱平、中岛利郎编的《鲁迅·增田涉师弟答问集》（1986.3，汲古书院）。）
井上氏所译《鲁迅全集》已出版，送到上海来了。译者也赠我一册。但略一翻阅，颇惊其误译之多，他似未参照你和佐藤先生所译的。我觉得那种做法，实在太荒唐了。(1932、12、19)，同样的文字，在其他地方也现过几次。（注：关于井上红梅，请参照三石善吉的《后藤朝太郎与井上红梅》，竹内、桥川编《近代日本和中国》下（1974.8，朝日新闻社）。）
尽管并不完善，但《鲁迅全集》的出现，使鲁迅终于为日本的出版界所接受。
这样到了35年6月，佐藤、增田共译的《鲁迅选集》被列入了岩波文库。日本的知识分子通过这个文库本了解鲁迅的人实在不少。中村光夫就是根据这个文库本，将《浮云》和《孤独者》的“绝望”进行比较而写下了论文。中村是在此前一年刚由东大法文科毕业的锐气十足的评论家。（注：中村光夫《鲁迅与二叶亭》，《文艺》1936.6，收入《文艺读本·鲁迅》。）
在鲁迅的晚年，林芙美子、长与善郎、野口米次郎、横光利一、武者小路实笃等日本的文学家，都曾访问过上海，会见过鲁迅。比这早些时候，旅欧途中的金子光晴也曾一时逗留在上海，与鲁迅有过交往。他们都分别写过与鲁迅的会见记与印象记。
另外，无论日本还是中国，围绕着“转向”问题，鲁迅曾谈到过林房雄，林房雄也曾将鲁迅的“忧国”精神加以合理利用。这从日本人的中国观、鲁迅观或是精神史上来加以考察，也是很有意思的材料。但这里无暇将问题扩大，还是限定在翻译、研究或是接受鲁迅方面多少有直接关系的问题上。
7
193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其后不久，改造社出版了《大鲁迅全集》全七卷，37年2月开始刊行，8月结束，比中国《鲁迅全集》的出版约早一年。山本实彦是个很受拥戴的有独特个性的社长，改造社也早就拥有许多非常关心中国问题和中国文学的编辑，所以这样的筹划并非首次。中国的《全集》在当时是很令人满意的，是完全接近于“全集”的，而日本的实际上只能说是“选集”，而且还有许多误译，但在理解鲁迅方面却未有纰漏，鲁迅的被称为“随笔”、“杂文”或“杂感”的工作，就是因此而为日本读者所知。
读这《全集》，觉得做了出色工作的人物当推中野重治。对于他的工作，我作为一个读者也始终怀着普通人的关心和敬爱，尽管他晚年的政治性言论和行动我并不赞成。然而，由于他晚年行动的缘故，他对鲁迅的评价虽然并未改变，他的鲁迅论尽管获得很高的评价甚至达到极限，也依然被他晚年的行动所遮掩，或者至少说是有欠均衡。这在中野身上有着怎样的联系，或者说在中野身上有着怎样的变化，这个问题这里也无暇涉及。
鲁迅逝世时，佐藤春夫曾惋惜地叙述说：为拯救日益恶化的日中关系，两国的知识阶级从现有的固执中解放出来，以人类同事的温暖的心为基础握手言欢是第一而且是惟一的良策，鲁迅是对方痛快地伸出了手的人。中野重治批评了这一说法。他这样写道：
我期望日本和中国知识分子握手决不亚于佐藤春夫，但决不认为那是搞好日本和中国关系的“第一而且是惟一”之策。（以下删除五行）从《歌日记》开始，许多文学都描写了日俄战争，但决不描写“在本国土地上任其他两国战斗的国民”的心。偶尔写时，也只是描写“中国人都是日军粮食提供者，住宿提供者，是有用的间谍，又为俄军诱以私利私欲，成了干间谍的下等奴隶，再就是在两军枪林炮火下拾臭枪子的国民。”正是这样的被描写者，通过国民与国民间的联谊才能得以纠正，我以为这是第一要义。（注：中野重治《分裂为二的中国及其他》，1937.1.22，《报知新闻》；据筑摩书房版《全集》（旧版）第7卷。）
比之对鲁迅在《呐喊·自序》中所谈从事文学活动核心动机的理解来看，这里更显示出一种共鸣。这在当时的日本，还是为数不多的。
《分裂为二的中国及其他》一文，写在《大鲁迅全集》出版之前。文中蕴藏的对鲁迅的共鸣，与其说是源于鲁迅，莫如说是中野早就有过，或是在日本无产阶级文化运动中就曾出现过的。然而，39年他写的《鲁迅传》（注：中野重治《鲁迅传》，《文学家》1939.10。收入筑摩版《全集》（旧版）第8卷，新版第20卷。）一文，内容却与题名有些不符。写鲁迅传是需要描述的，但他却用大半篇幅，写他怎样读鲁迅因1926年3月18日的所谓“3·18事件”——段祺瑞政府屠杀市民和学生而写的一系列杂感，应该说是读书笔记。他在文章中阐述了鲁迅杂感中诗和政论的统一，文学家与现实主义者的并存，鲁迅因此也才具有理论家、政论家的性格，这只要读一下鲁迅的具体文章就很清楚。正统派解读外国文学时也不过如此，但在战前日本，对鲁迅思想、政治的战斗性有如此深刻理解的，中野之外并无他人。
8
小田岳夫的《鲁迅传》（注：小田岳夫《鲁迅传》，1941.3，筑摩书房。战后改题为《鲁迅的生涯》，补充之后由镰仓文库(1949)出版，后再改回《鲁迅传》，由乾元社(1953)出版，再度补遗后，由大和书房(1966)刊行。）比中国写的传记要早，受前面中野《鲁迅传》一文的启示，他还写了“后记”。
小田的《鲁迅传》，是在鲁迅著作中搜集自传性要素写成的，所以他在“后记”中说，由于几乎没有传记性的参考材料，只好依靠鲁迅的全部著作，“一面探索鲁迅走过的道路加以编述，一面时时将鲁迅所处的环境氛围简单地加以点染，这便是本传的大概。”在视角方面，也尽量避免主观的解释和主张，澹泊的态度贯穿始终，无意识中却也遵循着一条线索。他说：
鲁迅所谓“爱国”者的一面，在叙述中不知不觉地更加集中了。这也许能通过一个人的生涯看到鲁迅那颗炽烈燃烧的心。青年时期以后，鲁迅几乎终生都对为政者权利者充满了憎恶与反感。他那真正“爱国”之情的根底，我以为读过本传的读者是容易了解到的。
“爱国”一词，怎么解释都带有暧昧性。在这一词语的用法中，大概能看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开战前夜的空气对小田的影响，但他从鲁迅身上发现的东西，多少还是很准确的。他曾指出：鲁迅在临终前写的文章中，在对同胞进行尖锐辛辣的揶揄和惊人讽刺的冷酷的内面，渗透着他温暖的泪水，然后接着说道：
作为原因之一，我以为可令人回到鲁迅所处的弱国的环境中去。
因了这真正的文学，才看得到弱国人的代表性的表现。其实，我是在遇到这一文学之后，才开始接触成为思索对象的强国人的文学的。
我们之中，有谁能够像鲁迅那样，在味同嚼蜡般琐漠的忧郁、苦闷面前，高喊出我们的不幸来呢？（注：小田岳夫《缅怀鲁迅》，《时事新报》1936.10.21～22。引文部分揭载于22日。）
他用“弱国”一词所表述的东西，换成今天的话来说，大概接近于所谓被压迫民族吧。从鲁迅身上领会到这一点，并以此为参照，回顾刻印着“强国”——帝国主义文化性格的日本文学，这样的姿态应该给予高度评价。鲁迅逝世之际，佐藤春夫之外，新居格、室伏高信等人也都写了回忆悼念文章，小田的文章在这些文章之中是优秀的。
确实像在“弱国”、“爱国”这类语汇中看到的那样，小田的思想决不是很明确的。本质上为文人气质的这个作家，比之对鲁迅思想的理解来，对鲁迅心情的共鸣是难以否定的。他在太平洋战争中谈“鲁迅的思想”时，写了下述谈论这方面问题的文章。
中国知识阶级汪洋的爱国热情是近代中国之光。但一方面没有善于引导它的大政治家，另一方面这些热情后来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朝着不尽令人满意的方向流失，最后凝聚为抗日的力量，这实在是值得惋惜的。然而，比起率先在亚洲觉醒并在南京建立了国民政府的汪精卫一派的许多政治家来，想到许多学者型的知识分子时，暗下里也想像得到重庆阵营中知识阶级的精神不也在开始萌生新的创造的幼芽吗？（注：小田岳夫《鲁迅思想巡视》，《三田新闻》1943.5.25。）
不过，读这篇文章时，不要忘记他是写在1943年的这一事实。这期间，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开战，使日本国内的精神面貌有了极大的改观。开战之后，社会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大量被逮捕，来自权力方面的镇压日趋强化。知识分子内部的变化也很大，因太平洋战争开战而一时“迷失”转向，肯定战争的人不少。这是众所周知的，后面论述竹内好时当再细谈。粗略地说，30年代后半期，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思想被镇压之后，接踵而来的便是包括“转向”者的部分良心，以及勉强维护着的自由主义乃至合理主义的思考，都被涂上了奉若神明的军国主义的色彩，这已是1941年12月8日以后的事了。从这个意义上说，若将小田1943年的文章与41年的文章直线相连，参照43年的文章来评价41年的《鲁迅传》，也许是有片面性的。
小田文章的缺憾，毋宁说他迫近鲁迅的姿态过于天真。在这一点上，我以为竹内好的下述批评是切中肯綮的。
是一本写得很好的书。（中略）
说写得好，是由于他认真整理了鲁迅的文章，又重新建构而成。但我略感到有点别扭。（中略）文章易读，且有许多感人之处。这多半是因作者人格的缘故吧。流畅无阻，读者是能够想像出鲁迅其人的。
难道因此便说这传记是成功的？我并不那么想。（中略）如果要我说出不满意的问题，那就是作者过于素朴，过于相信文章本身了。他未能看到文章深处蕴藏的东西，却把表面现象当作了问题。（中略）《鲁迅传》用鲁迅最讨厌的花鸟风月，讨厌地处理了鲁迅。（注：竹内好《花鸟风月》，《新日本文学》1956年10月。收入《新编鲁迅杂记》（1976.11，劲草书房）及《竹内好全集》第2卷（1981.1，筑摩书房）。）
竹内好写于1943年，44年出版，后来对日本鲁迅研究界给予决定性影响的《鲁迅》一书，对小田的《鲁迅传》也绷紧批判的发条。
竹内好以后
9
小田岳夫的《鲁迅传》出现三年之后，又出现了竹内好的《鲁迅》（注：竹内好《鲁迅》，东洋思想丛书18,1944年11月，日本评论社。1946年11月，删去该丛书的名称，将“支那”改成“中国”，作部分修订后由同社再版。之后有1952年9月创元文库、1956年1月河出文库、1961年5月未来社各版。1980年9月收入筑摩书房《竹内好全集》第1卷。创元文库以后各版附有1949年写的《作为思想家的鲁迅》一文。）。这是一本对后来的鲁迅研究起了决定性影响的书，时至今日则称之为“竹内鲁迅”（注：“竹内鲁迅”的叫法，在中国人的文章中好像使用过。吕元明《日本的鲁迅研究史》（1980年11月在成都召开的全国外国文学会第1次年会的报告原稿、打印稿，后来增补后刊登在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的《鲁迅研究年刊》上）及北京大学严绍鏊致笔者信中也曾使用过。但好像不是指竹内氏的鲁迅论、鲁迅形象，而是误解为竹内本身。）。竹内好以后所有的鲁迅研究者，都从这本书中得到过许多东西。从各种角度提出的与竹内不同的鲁迅形象，尽管感到与竹内鲁迅很不协调，是经过深入发掘培育出的自己的鲁迅形象，但在某种意义上说，都依然处在竹内的强烈影响之下。
“竹内鲁迅”为什么具有如此强大的影响力呢？这毋宁说是竹内好论本身的一个主题，尽管这里不能全面论述，但为了梳理问题，还是想举出几点。例如鲁迅在仙台医专学习中，看了中国人被日军处刑场面的幻灯片于是弃医从文，这一段有名的插话，增田、小田的《鲁迅传》都原封不动地搬入传记之中，但竹内却认为那是“传说化”，“对它的真实性抱有怀疑”（注：竹内好《鲁迅》，未来社版65页，《全集》第1卷56、70、60页。）。他说：
他不是抱着用文学来拯救同胞精神贫困的热切愿望离开仙台的。我想，咀嚼屈辱恐怕是在他离开仙台之后。因为医学无用便去弄文学，我以为他没有这种闲情逸致。（中略）总之，幻灯事件和文学志望没有直接关系，这是我的判断。（注：竹内好《鲁迅》，未来社版65页，《全集》第1卷56、70、60页。）
我执拗地抗议他的传记的传说化，这决不是在吹毛求疵，而是关系到从根本上解决鲁迅文学的问题。不能因说话风趣便曲解真实。我看不出鲁迅文学的本质是功利主义，是为人生，为民族或是爱国主义的文学。鲁迅是诚实的生活者，是热烈的民族主义者，又是爱国者，然而他并未以此来支撑他的文学，毋宁说撇开这些他的文学才得以成立。鲁迅文学的根源，应该说是称为无的一种东西，获得这一基本的自觉，才使他成为文学家。非如此，民族主义者鲁迅、爱国主义者鲁迅，毕竟只是措辞而已。我是站在把鲁迅称做赎罪文学的体系上，提出我的抗议的。（注：竹内好《鲁迅》，未来社版65页，《全集》第1卷71页、60～61页。关于文中的“传说化”一语，在战后的注释中说是指增田、小田的解释。）
当然，竹内也并非认为鲁迅在《呐喊·自序》和《藤野先生》中写的事不是真实的，至少他主张下面两点：
第一，他在方法理论上主张：鲁迅小说本来就包括以散文、回忆等形式所谈论的东西，鲁迅在文章里所谈之事与鲁迅体验本身之间有距离，而且鲁迅在谈自己的时候，时而将具有复杂侧面的事情单纯而简单地加以描述，时而把具有重大意义的事情轻描淡写或是调侃般地加以叙述，倘若忽视他的文章和他自身之间存在的曲折，就会使鲁迅形象简单化乃至遭到歪曲。前一节中引用的竹内对小田的批评：“未能看到文章深处蕴涵的东西，却把表面现象当作了问题”，讲的就是这个问题。今天看来，作为文学研究方法虽然不过是最基本的东西，但至少在鲁迅研究中初次意识到了鲁迅写了什么，还有怎样读鲁迅的问题。“竹内鲁迅”把日本的鲁迅研究第一次提高到真正的研究水平上来的原因之一，也就在这里。
第二，竹内在关于鲁迅文学和政治关系方面的独特见解，是“竹内鲁迅”的一个重要支柱。竹内在这里并没有简单地否定鲁迅的文学、思想中的政治性，更没有把鲁迅说成是艺术至上主义者，而表达的是对鲁迅政治与文学关系复杂而曲折的理解。关于这一点，从下面的引文中可以看得更为清楚。
政治和文学既不是从属的关系，也不是相克的关系。迎合政治，或对政治投以白眼，都不是文学。真正的文学，是在政治中消却了自己影子的东西。所谓政治和文学的关系，是矛盾的同一的关系。（注：竹内好《鲁迅》，未来社版65页，《全集》第1卷163页、143～144页。关于文中的“矛盾的同一的”一语，竹内在战后加的自注中说：“这是从西田哲学中借来的用语，是受当时读书倾向的影响，今天看来既表现了思想的贫乏，又没有西田哲学用语的严密性。”）
文学诞生的本来的场地，常常必为政治所包围，那是让文学之花盛开的苛烈的自然条件。它不抚育纤弱的花朵，而让秀劲之花获长久的生命之力。这是我在现代中国文学和鲁迅身上所看到的。（注：竹内好《鲁迅》，未来社版65页，《全集》第1卷164、144页。）
武田泰淳把这本书叫做“恶战苦斗的书”（注：同书《解说》，创元文库版，197页；未来社版，204页。）。竹内对于“政治和文学”的那种曲折理解，最明显的显示了他的一种恶战苦斗。那恶战苦斗是怎样的一种情况呢？
大家知道，竹内是1934年创立的的中国文学研究会的发起人，他是核心成员。中国文学研究会的成立，是在日本无产阶级作家同盟解体约半年之后，唯物论研究会、历史学研究会创立两年之后，中井正一等人的《世界文化》创刊一年前。这时期日本社会主义运动有组织的活动几乎都停止了，日本军国主义走向中国全面性的侵略，进而发展为太平洋战争，仅有一些民主的有良心的文化运动在继续。
关于中国文学研究会的成立动机，竹内举出了三点，即对东大“汉学”的反拨，对京都“中国学”的不满和对无产阶级科学研究所的中国研究的批判（注：与高桥和己的对谈《文学·反抗·革命》，《竹内好对谈集·状况》，1970年10月合同出版，33、34页。）。他们（注：竹内、冈崎俊夫、武田泰淳三人是中国文学研究会的中心人物。竹内在大阪高中学习时，曾受怀疑与参加了党组织的学生有关系而被拘留过一个晚上。他还读过马克思主义文献，不过，因为对参加运动的朋友不信任，经常保持一定的距离，但在东大学习时，参加了以马克思主义文献为主的学生读书会——R.S组织，该会会场常设在他家里（立间祥介编《中国文学研究会年谱·到研究会的成立》，《复刻·中国文学》别册，1971年3月汲古书院）。冈崎在东大中国哲学科时代，属于专门科，与中国问题研究会、艺术部会等有联系。1923年在克普被镇压时曾被拘捕（同前）。武田在浦和高校学习时属于反帝组织，入学东大后去中央邮局撒传单被捕，其后因发送《第二无产者新闻》又曾三次被捕（同前及古林尚编《武田泰淳年谱》，《海》1976年2月）。）曾多少与马克思主义有点关系，1943年是曾试图重新探索自身思想和文学的立脚点，这些问题这里也无暇详细探讨，仅限于为看到竹内的《鲁迅》是在怎样背景下诞生的最小限度。在考虑这一点的基础上，有两篇或许已是众所周知的文章无论如何也得谈到。
12月8日是宣战大诏颁布之日，日本国民的决心燃成一体。心情爽快，人人都觉得安心，抿着嘴走路，用亲切的目光望着同胞，不言不语。建国的历史来去匆匆，那是不言自明的。
直率些说吧，我们对于中国事变，感情是难于马上认同的，疑惑困苦着我们。……耻于头脑笨拙，我们忘却了所谓圣战的意义。迄今为止，我们曾经怀疑：我日本国不是躲在建设东亚的美名下欺负软弱国家吗？……今天一切都处于光天化日之下，我们的疑虑烟消云散。美言可以骗人，行为却骗不得人。在东亚播布新秩序和解放民族的真正意义，现在已经是我们彻底的决心。……我们和我日本国是一体。……在这世界史的变革壮举之前，想到中国事变作为一个牺牲是能够维持到底的。像对中国事变感到道义上苛责而沉湎于女人似伤感之中迷失了前进大计的我们一样，真正悲哀的应该是思想的贫困者。……中国文学研究会千余会员诸君……倾耳静听，难道听不见那遥远的遮掩了夜空的雷鸣吗？天快亮了。……诸君，现在我们就在新的决心下战斗吧！诸君，一起战斗！（注：《大东亚战争和我们的决心（宣言）》，《中国文学》（80号，1942年1月），这篇无署名文章出自竹内之笔已得到竹内自己的承认。全文曾被引在竹内著《日本与中国之间》（1973年7月，文艺春秋社）的《编集附记》（笔者为饭仓照平）之中，此外又收入《竹内好全集》第十四卷。）
在日本战争即当时所谓的中国事变中，抱有怀疑与肯定、批评与欢迎太平洋战争的人都有不少，这对日本近代思想史来说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主题。如果说30年代中期以来的“转向”是脱离马克思主义的“转向”，那么在太平洋开战时日本知识分子更多显示的态度则是脱离合理主义和科学思考本身的转向。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30年代转向的“完成”和目的地。就竹内而言，他自己在后来也承认“作为政治判断……彻头彻尾地错了”（注：竹内的原文如下：
现在说来是很简单的，那个宣言作为政治性判断是错了，彻头彻尾错了。但通过文章所表现的思想，自己却不认为有错。无论别人怎么定罪，我只有带着那一思想走向地狱。这就是写文章的宿命。文章一旦公开发表就不能消掉，因为它是和血肉融为一体的，而且写文章时就准备不予取消，至少我是那么想。战后我的言论，自己觉得不可能与作为编集者而写的那份宣言割断关系。譬如关于太平洋战争的两重性的假说和“近代的超克论”的恢复等等，虽然并不知别人是怎么想的，却感到那是自己赌注失败的根本原因。（《为了了解中国》第三集百“谜”，《全集》11卷157页）），另一方面，与战后他的论文《近代的超克》（注：竹内好《近代的超克》，《近代日本思想史讲座》第7卷，1959年11月，筑摩书房。收入《竹内好全集》第八卷。）相关联，成为他思想的一个轴心，这也是众所周知的。关于战后他的评论活动全貌，当另找机会论述。竹内后来的走向，我也不想用“转向”的语言来描述，但那“宣言”在当时是百分之百欢迎太平洋战争的，这种思想性、政治性的作用却是不能暧昧处理的。确认这一点后，这里的问题就是竹内的复杂性了。就在写这“宣言”后仅一个月，在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之际，他又写了下面的文字：
明确点说，大东亚文学者大会对日本文学报国会来说，也许是个很合适的集会，但中国文学研究会是不应该出席的。不是说不欢迎中国的文学者，欢迎而且是欢迎值得欢迎的人，这是我们的做法。……至少我觉得这次聚会，其他方面虽不了解，但日本文学代表和中国文学代表的这种会同，是不能令人诚服的。昭和17年某月某集会，是日本文学报国会主持的，中国文学研究会没有参与，这在现在是最佳的协作方法，因此将会写在百年后日本的文学史上。（注：竹内好《关于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中国文学》89号，1941年11月。收入《全集》第14卷。）
我们不能简单地说，竹内对12月8日是抱有幻想的，随即又从幻想中醒来。在《关于大东亚文学者大会》引文最后略去的地方，可以看到这样的话：“之所以不能令人诚服，是因为完全确信将来能够会合，即有自信于文学上实现12月8日”，可见“12月8日”对竹内好来说依然具有独特的意义。而且今天回头看去，这篇文章在那个时期写就，对日本的中国文学者来说也是一个拯救。就我个人而言，“文化大革命”期间每当耳闻目睹许多“交流”的时候，心头总要浮起竹内的这篇文章，作为支撑自己的一种力量，我至今也不认为自己判断有误。
话又说回来，竹内在写了这篇文章不久之后的1943年春，又开始写《鲁迅》，脱稿是1943年11月（注：对谈《中国和我》，与高桥和己的对谈《文学·反抗·革命》，《竹内好对谈集·状况》，1970年10月合同出版，245页，又见《中国文学研究会年谱》43年一项写道：“这年一月，竹内《鲁迅》搁笔。”）。这之后的12月，竹内应召作为士兵被派遣到“中支”（注：《中国文学研究会年谱》中写道：竹内自己也说“完成这本书后便来了召集令”（创元文库版后记）。）。从下面年表中可看到这期间日本思想、文学界状况的一个侧面。
1941年12月 召开文学者爱国大会，形成全国文学者统一的决议。这一年，多数文学者被征用为报道班成员。
1942年5月 根据文学者爱国大会决议，创立日本文学报国会。
9月～10月 “近代的超克”座谈会。
11月 大东亚文学者大会。
1943年3月 大日本言论报国会创立。谷崎的《细雪》被禁止连载。
7月 中村武罗夫等人祭祈后初去磨练。
8月 召开大东亚文学者决战大会。
这就是说，几乎所有的文学都被作为完成战争的手段，作为统一日本人民思想的手段受到动员。在文学家之中，一部分人对此还积极加以呼应，他们高唱正是为战争的文学才是能够取代欧美近代文学的高度文学的“文学论”。而多数文学家在政治方面不必说，思想方面也缺少抵抗力。就是在这种潮流中，作为对那种文学模式的反拨，“作为对在同样潮流驱使下的自身的支撑”（注：冈崎俊夫《日本的鲁迅观》，参照注(25)。），竹内写了《鲁迅》这本书。他说：“我从鲁迅的文学中，看不到本质上的功利主义，看不到为人生或是为爱国的文学”。首先可以感受到，这是对上述日本文学现状必死的抵抗。然而问题不在于承认还是否定这本书对日本文学现状的抵抗，而在于由此深入一步，看他的抵抗所获得的“文学家鲁迅”形象的内在必然性是什么？怎样去看待它？关于这一点，我所知有限，对此表现出深刻理解的是本多五郎。他说：
使文学变得无力的是政治，文学无力是对政治而言。政治在近代是宿命，是命运。竹内好用“政治与文学”的形式所抓住的问题，其实是同时代日本文学被“宿命与自由”、“命运与意志”或是“从绝望中再建自我”的形式所烦恼的问题有相同点，亦即那里有共同的体验，文学史上称其为谢斯托夫体验。竹内好的《鲁迅》，谈的正是竹内一流的谢斯托夫体验。（注：本多五郎《物语战后文学史·完结篇》，1965年6月新潮社，48页。）
关于这种“谢斯托夫体验”，他在别处也曾谈到：“在生命的本源里，用理想主义和合理主义而不能理解的某种不合理的丑陋的东西，处于无路可走时，不容分说的一种东西出现了。尼采的‘人有蛇牙会是怎样？有人把脚后跟搭在我们额头上都不知道’的真理，昭和文学通过谢斯托夫体验告书诉了我们。”（注：本多五郎《续物语战后文学史》，1962年11月新潮社，92页。）
上述日本当时的状况和竹内的体验，使竹内对“思想”的见解形成了浓郁的独特色彩。例如，在竭力避免说鲁迅的思想已经形成……主义，或是分类为马克思主义、进化论等等。
许多批评家都说鲁迅这一时期已经完成了转变。……用各种各样的语言描述这一转变，例如从进化论到阶级斗争，从个人到社会，从虚无到希望等等。我并不认为这些语言没有恰当的表现力，但是倘若认为他们起什么决定性作用，我是不同意的。那是把思想从人身上抽出的方法。这种方法就那事情本身来说也不是不可以，但如果把它看作超越行动的人之上，是不能作出成功与否的判断的。（注：竹内好《鲁迅》，未来社版132～133页。《全集》第1卷116～117、47～40页。）
我所关心的事，不是鲁迅如何变，而是如何不变。他当然变化了，然而他没有变，可以说我在不动之中看到了鲁迅。（注：竹内好《鲁迅》，未来社版132～133页。《全集》第1卷116～117、47～40页。）
竹内承认：鲁迅在其一生各个时期中，对各种各样的思想产生过共鸣，并在某种意义上选择过它们，鲁迅在这些方面有过变化；但在另一方面，他探求的是贯穿在鲁迅这一变化之中的不动因素。他用“回心”、“文学家的自觉”等语言所表现的东西，正是鲁迅身上几乎性格化、气质化了的某种因素。结果如何？竹内是不能用语言来加以定义或说明的，大概他本人也不可能弄清这些。然而，包括马克思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在内的许多思想家，不但政治上受挫，“思想”也很容易变化，换句话说，将“思想”真正变成自己的东西是相当困难的，竹内对此有深刻的体验。他所直面的问题是：对于人来说，最后留下的是什么？人靠什么而生存？从这一角度去思考鲁迅是很自然也是极为切实的工作。而且那也是理解鲁迅所说：在近代中国历史中，“我又经验了一回同一战阵中的伙伴还是会这么变化”（注：《南腔北调集·〈自选集〉自序》。）的一个根本性问题。
不过，如前所见，竹内对政治与文学的理解方法是极为复杂的，他自己后来也曾反复指出在“政治与文学”方面并无成果。尽管如此，他在这本书中提出的“文学家的自觉”问题，正如冈崎俊夫也曾指出的那样（参见《日本的鲁迅形象》），他把文学与政治对立的文学观遗留下来，不能否定他在“政治与文学”的框架中来理解鲁迅。对于竹内的鲁迅形象来说，只有在了解了鲁迅青年时代参加打倒清朝的革命组织光复会和否定它的两种说法基础之上，才能契合鲁迅文学的本质（目前正在确认鲁迅参加光复会之事）。关于这样的问题，以不同的观点，根据新的资料构筑鲁迅形象，则是60年代以后提出来的。
10
战后鲁迅之所以被广泛阅读，是由于竹内好的翻译（注：竹内好译《鲁迅评论集》，1953年2月，岩波新书。
同译《鲁迅作品集》，1953年5月筑摩书房。
由于这本书获得了好评，同书房又于1955年7月出版了《续鲁迅作品集》，但“《续》不太好卖”。（对谈《中国和我》244页）），时间是在战后稍晚几年的1953年。竹内好译的两种书所以能卖掉，原因之一是战后数年间几乎没有翻译鲁迅。战后不久曾计划出版《鲁迅作品集》全3卷，但出到2卷（注：增田涉译《阿Q正传》，鲁迅作品集第1卷，1946年10月，东西出版社。后部分增删，改题为《鲁迅入门》再刊（1953年6月，东洋书馆）。收入《全集》第2卷。松枝茂夫译《朝花夕拾》，同第2卷，1947年1月同社。第3卷预定是鹿地亘译《随笔集》。）后因占领政策而中断。竹内译的《评论集》当初也曾约定由大阪朝日新闻社出版，也因占领政策未能出版，和约生效后才由岩波书店出版。所以，如果说日本读书界对鲁迅的关心有所提高是有什么原因的话，那么作为一般条件可举出的是：由于中国革命的成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日本的进步人士对中国的关心也在提高，如果限定在鲁迅方面，依然是竹内有着极大的影响。战后不久，竹内再版《鲁迅》之外，又出版了书名虽同内容却有别的《鲁迅》（注：竹内好《鲁迅》，世界文学手册之一，1948年，世界评论社。后部分增删，改题《鲁迅入门》再刊（1953年6月，东洋书馆）。收入《全集》第2卷。），还以鲁迅为中心，精力充沛地发表了有关中国文学、日本文学的评论（注：竹内好《鲁迅杂记》（1949年6月，世界评论社），后增补分成《新编鲁迅杂记》（1976年11月，劲草书房）、《续鲁迅杂记》（1978年2月，同书房），收入《全集》1～3卷。）。特别是关于1950年共产党情报局批判日本共产党而发表的《与日本共产党》（注：竹内好《与日本共产党》，《展望》，1950年4月。）和翌年出版的《现代中国论》（注：竹内好《现代中国论》，1951年9月，河出书房。）等，给日本思想界以巨大的冲击。
这里打算简明扼要地谈一下竹内这些言论所阐述的主张。众所周知，这个问题太宽泛，因为它牵涉到整个战后日本思想史，但为了深入论证，有必要在最低限度内加以论述。
第一，竹内好的中国论，比起论述中国本身来更倾向于论述日本。如果不怕说过了头，则首先是批评日本文化、社会的“近代主义”，并在反面设定其具有中国性格。而且在某种场合承认与现实的中国有分歧的基础上，作为一种有意识的“方法”加以领会，但不是那种应时的方法意识，又不是没有一个假定的“形象”在孑孓独行，这是一个很微妙的问题。
第二，竹内尖锐批判了在日本的马克思主义中看到的“近代主义”，至少当时日本的马克思主义运动有一定的弱点，这是不容否定的。而日本共产党从60年代起逐渐明确了独立自主的姿态，将它作为政治路线而确立的过程，就是在竹内预想不到的状态和深度中克服那一弱点的过程，这是我的想法。但日本共产党并不把它作为思想、意识形态问题，而是植根于日本的现实斗争之中，确实为政治路线，形成国际国内的一股潮流，在这一点上，可看到超越竹内的政党的功绩。然而，正因为如此，我以为对竹内的批评，包括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方面对竹内的反批评，应该用适合于竹内提出问题的形式来作回答，这一工作作为日本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的责任还有待于完成。
还是回到原点，鲁迅之于竹内，是体现着实现了与日本“近代”不同的近代中国特征的文学家、思想家，是对他本身、对日本近代批判的一面镜子。产生于竹内的这种鲁迅形象，之所以在战后不久的日本具有巨大的影响力，是为了反思带来那场战争的日本的“近代”究竟是什么？而且认真思考未能阻止战争的弱点是什么？反过来则对经过那场战争而诞生了新中国的中国抱有惊诧和敬意。鲁迅就是这样吸引了日本许许多多人的心。
如果说40年代后半期是对日本近代的反省和对中国再发现的时期，那么则应该看到，50年代前半期包括对鲁迅在内的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中，又加入了新的动机。那就是对美国占领军政策的批判。从40年代末开始，人们已经一点一点认识到占领军政策的重点是将日本筑成反共的防洪堤坝。但进入50年代，由于批判共产党情报局、六·六剥夺共产党干部公职、朝鲜战争、查禁《赤旗》和清共等急遽发展的现实，又意识到占领军是对日本人民的自由和独立的压迫者。可以说，日本人民第一次体验到“被压迫民族”的悲哀。也就是在这个时期，描写中国人民抵抗日本军国主义的小说，读起来好像和法国抵抗运动小说具有同样的共感。关于鲁迅，戒能通孝说的一些话，在当时像空气一样广为传播。
最近我读鲁迅小说，感到非常之有趣。其实这是很令人困惑的。……鲁迅写的是中国的事，那当然是与我们社会不相关的别国的事情。……但现在却完全不同了。……评论的文字从前虽为人家所说，但现在却正变成我们自己想说的话。……日本完全变成了鲁迅笔下的中国。（注：《每日新闻》，1954年6月17日夕刊。又引自冈崎《日本的鲁迅观》147页。）
岩波版《鲁迅全集》（注：增田、松枝、竹内编译《鲁迅选集》全12卷，别卷《鲁迅入门》，1956年5月～11月，岩波书店。后除别卷外，1964年出了第13卷的增补版。），可谓这个时期最后的装饰。
11
倘若说50年代中期的鲁迅研究多少是建立在上述共同问题意识之上，那么50年代末以后的鲁迅研究可以说是从几种主要因素中开始分化、多样化的时期。一个重要原因便是这一时期日本资本主义的显著复兴，人们再次认识到日本和中国的差别，像50年代初期那种“被压迫民族”的直接共感已经很难区别。第二，则是批判斯大林、匈牙利事件、中国的反右斗争和世界历史的震荡，迫使日本的研究者中产生了各种各样不同的见解。第三，尤其是中国反右斗争以后的文学状况，开始出现了难于理解，难于认同的东西，不得不让人感受到的失调感和距离感接二连三地出现。特别是对于鲁迅晚年“国防文学论争”问题反右斗争后中国方面的说明，比起过去中国的鲁迅研究所感受到的政治性倾向或是迫近鲁迅精神的独特性来，开始出现了更为极端的模式，即强调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及中国共产党保持一致的倾向，这对日本许多研究者来说是难以理解的，它增大了对中国研究的不满。
至于这以后的研究，我不想逐一加以说明。翻译和研究著作都在增多（注：作为最近的文献目录，在三省堂书店为创业百年纪念而召开的“鲁迅诞辰百年展”的《鲁迅诞辰百年展目录》（1981年5月，三省堂书店）43～47页中，有按时代顺序排列的翻译、研究书的目录。这一部分系笔者所写，但仅限于单行本、专著。又有饭仓照平《主要参考文献》，《文艺读本·鲁迅》，1980年9月，河出书房新社。同《文献索引》，同氏著《鲁迅》，人类知识遗产69，1980年11月，讲谈社。），也无暇一一叙述，即使只涉及有代表性的，因为我本人是当事者之一也很难写，有其他研究者的文章（注：伊藤虎丸《鲁迅论中表现的政治和文学——围绕“幻灯事件”的解释》，同氏《鲁迅与终末论？近代现实主义的成立》，1975年11月，龙溪书舍。山田敬三《战后日本的鲁迅论》，同氏《鲁迅世界》，1977年5月，大修馆。）可供参考。我这里只是概观一下60年代到现在的倾向中有特点的东西，与此相关，并想无序地展望一下今后的若干课题。
第一，在日本的诸研究中，实证性倾向在增强。在中国，近年来也可见到出色的实证性研究。但中国的情况是：文革时期集中出现而现在受到批判的极左文化政策下，从思想、理论角度研究鲁迅有可能招致危险，实证研究便应运而生，有意无意地成了避风港。而日本的实证研究，则如前所述，来自中国与日本的有距离的一种自觉。由于自觉地感受到中国和日本的现实有差距，日本的研究者不仅依赖对鲁迅和中国文学的直接的共感，而且需要某种埋葬这一距离的方法，或者反过来说，文革加强了这一倾向。文革中提出的许多论点恰恰是和实证相反的（注：文革时，我对与鲁迅相关问题的看法，如有关30年代的诸问题，请参照拙稿《关于一九三五、六年的“王明路线”——国防文学论争和文化大革命Ⅰ》、《关于“国防文学论争”——同Ⅱ》。这两篇文章收入拙著《现代中国文学的理论和思想》，1974年9月，日中出版。
《关于来自周扬等人的“历史的歪曲”——国防文学论争和文化大革命Ⅲ》，《东洋文化》56号，1976年3月，东大东洋文化研究所。《作为问题的三十年代——从左联研究·鲁迅研究的角度》，收入藤井省三编《三十年代中国研究》，1975年11月，亚洲经济研究所。），虽然那在中国只是议论本国之事，而日本的一部分研究者，尽管有许多人明知那是日本人并不清楚的事实，却依然照样接受下来。尤其是批判周扬，从前面提到的对“国防文学论争”（反右斗争时的处理）的批判开始，日本的研究者就对其充满怀疑，现在又成了对文革抱有幻想的一个原因。因此，对于那些对此抱有怀疑态度并能从批判角度看问题的人来说，执着于事实，再依次对中国提出的事实本身进行探讨，进一步发掘与之相关的事实，构筑自身的历史形象，无论如何也是必要的。
第二，基于这种实证性历史的再发掘，围绕着鲁迅的诸事件，鲁迅周围的文学家们乃至与鲁迅对立的作家以及战后中国公式化文学史评价中流露出的若干史实不断得以明确（注：如前面提到的《东洋文化》56号三十年代特集所揭载的诸论文。还有做了一系列先驱性工作的，应该举出竹内实所做的一连串的工作。如该氏所著《中国·同时代的知识分子》，1967年5月，合同出版，收入《被批判的作家们》第一部中的诸篇。还有同氏的《鲁迅与柔石》，《文艺》69年11月～12月，增补后收入同氏著《鲁迅周边》，1981年4月，田钿书店。总之，可以看到共同的问题。我与竹内氏所论述的若干问题也不是没有异议，但那是另外的问题。）。在文革后的中国，反右斗争中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人正在恢复名誉，有动向表明要追溯到胡风，这大有一种要一气解除束缚之感。大概问题还不仅在于解放后，还要重新看待调查五四运动后的整个文学史。在中国年轻一代的部分人中，似乎也有一种意见，即认为鲁迅身上也不是没有极左倾向。在有限范围内相对地看待鲁迅是很有必要的，我也并不反对，但如此重估文学史，将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还是未知数。过于强烈的“正统和异端”的想法是历来都有的，结束对“异端”的盲目性再评价，并不意味着脱离历史条件而陷入这样或那样的议论之中。将包括鲁迅在内的这些人重新放在真实的历史之中，纵使考虑到可能性，那些难以究明的原因有可能得到历史的解释，他们各自的个性也许会起到历史的作用。因此，研究中国文学、中国文学史，必须要有明确的方法意识，为了具备这一点，说到底我以为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非常必要的。
第三，为进一步深入鲁迅的内部世界，应该开辟更多的领域和方法。近年来北冈正子所做的的工作（注：北冈正子《摩罗诗力说材源考笔记》，《野草》9号（1972年10月）起连载。）是划时期的工作。她详细探讨了鲁迅留学日本时所写论文的材料来源，包括青年鲁迅有时像用剪刀加糨糊组成的立论部分，但不管怎么说，在剪刀加糨糊的方法之中依然显示出鲁迅很强的独立性。不过，鲁迅与外国文学的关系，今后仍是应该进一步探讨的问题。还有人重新关注历来为人提到的大问题，如鲁迅与古典文学的关系问题（注：最近林田慎之助写了一部《鲁迅中的古典》（1981年2月，创文社），这是唯一的一部。）。举不胜数，这里只想举出一例关于原文的批评、鉴定的问题。譬如，冯雪峰在文革中写的一篇文章阐明了有关鲁迅晚年的若干史实。他在文中证明说：鲁迅的《答托洛茨基派的信》、《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等三篇文章，是由他起草的（注：冯雪峰《有关一九三六年周扬等人的行动以及鲁迅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经过》，1979年2月《新文学史料》第2辑。冯的文章执笔于1966年8月。），也即前两篇文章是“完全按照他（鲁迅）的立场、态度和多次谈话中他所表示的意见写的”，后一篇也同样由冯雪峰所写，但鲁迅说“前面部分都可用。后面部分，有些事情你不太清楚，我来弄吧。”所以自己写了一部分。在反右斗争中，该文被认为是冯AI写作的，强调冯的原稿还保留着，文革中那又成了对周扬等人的歪曲，证据就是保存下来的鲁迅遗稿。这个矛盾终于被解开了。1976年在日本的“鲁迅展”展示的书籍就有鲁迅这手稿的一部分。冯写这篇文章的当时，正是把《鲁迅全集》第六卷注释有关冯起草《答徐懋庸……》一文作为对“周扬等人的歪曲”而进行尖锐批判的时候，冯敢于承认是自己起草的，大概是很有自信。问题究竟在哪里？冯反复说“这件事其实不重要，……那些话都是他自己说过的，同‘口授’的差不多。所以，这件事关系很小。重要的是他原来要写这篇文章。”问题因此就能澄清吗？就像反右斗争后那样，说该文是冯代笔，与鲁迅无关，这自然是歪曲的说明，但是否就可以说它应该同鲁迅自己的文章一样对待，这依然值得人怀疑。写文章之事，是人的头脑中有了想法构思之后才形成文章的，或者反过来说它推动了思想。如果说人的思考与文章有关的话，那么鲁迅的思考，经由冯写成文章的时候，有没有被剪掉？或者反过来说，由于冯写了文章，又影响了鲁迅的思考呢？至少这些文章显示出：要么不曾走出鲁迅思考的矢量，要么就是滑向了另一方向。总之，突破路线论、运动论的框框，向鲁迅独特的精神本身逼近，我以为这是不容轻视的问题。
篇幅已所剩无几。在中国，对毛泽东的评价也开始一分为二。中国的研究在几经周折之后，如今已经走上正轨。虽然在资料方面不能不感到有限，但在日本能做的工作，日本方面能够作好的工作也有不少。建立在实际工作基础上的与中国研究者之间的交流合作，也是今后的课题。为此，但愿那有形无形的障碍完全消失的一天早日到来。
（本文译自伊藤虎丸、祖父江昭二、丸山升编《近代文学中的中国和日本》（汲古书院，1986年10月20日出版），原题为《在日本的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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