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马克思对“地域性社会主义”的扬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地域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开放性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宏大的理论体系中的重要内容。早在1846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就指出，共产主义的实现应“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有关的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为前提”。“不这样，共产主义就只能作为某种地域性的东西而存在”；“它们会依然处于家庭的、笼罩着迷信气氛的‘境地’”；“交往的任何扩大都会消灭地域性的共产主义”①。
“地域性社会主义”是一种同历史发展背道而驰的空想。它从小资产阶级和小农的立场出发批判资本主义，认为资本主义完全是罪恶的深渊和历史的误会，因而彻底否定资本主义在历史上的革命作用，否定资本主义大生产代替小生产的历史必然性，否定资本主义所创造的先进科学技术、巨大的生产力、发达的商品经济，以及资本主义所开创的世界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一体化的历史进步性。它离开世界历史，离开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维护小私有制，把小生产理想化，宣扬平均主义乃至禁欲主义，主张建立一种孤立、封闭、保守的社会主义，亦即一种地域性的小生产社会主义。
马克思在一生中与形形色色的“地域性社会主义”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批判了“粗陋的共产主义”；1846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清算了“真正的社会主义”；1847年的《哲学的贫困》战胜了普鲁东的“小生产社会主义”；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对包括“地域性社会主义”在内的各种各样的冒牌社会主义第一次作了全面、系统的剖析；晚年关于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新设想又清洗、改造了俄国“民粹派”的“农民社会主义”。
正是在这种斗争中，马克思扬弃了“地域性社会主义”，确立并进一步发展了自己的“开放性社会主义”思想。正如列宁所说，“马克思的学说”“在其生命途程中每走一步都得经过战斗”，从而使自己变得“愈加巩固，愈加坚强、愈加生气勃勃”②。
（一）对“粗陋共产主义”的扬弃
“粗陋共产主义”是一种流行于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的空想共产主义思潮。它宣传普遍禁欲主义和绝对平均主义，认为社会不平等是一切罪恶的根源，而私有制又是导致一切不平等的根本原因，因而主张劳动群众通过社会革命消灭私有制，使社会在经济、政治和一切需求方面平等，实现“均等分配”、“共有共享的共产主义社会”，建立“平等共和国”。当资本主义经济尚未发展到大工业阶段，现代工业无产阶级尚未成熟时，欧洲主要国家几乎都出现过这种局限于平均分配消费品的共产主义思潮。它是当时社会经济上、精神上还不发达，社会关系还不成熟时的早期无产者、个体小农和手工业者的激进心理的反映。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对“粗陋共产主义”进行了严肃的剖析和批判。他指出，这种共产主义虽然也要求否定私有财产，但并没有认识私有财产的本质，所以从实质上来看，它不是消灭私有制，而只是用普遍的私有财产即均分私有财产来反对个别私有财产，企图使人人都成为私有者。马克思认为：“物质的财产对它（指粗陋的共产主义－－引者注）的统治那么厉害，以至它想把不能被所有人作为私有财产占有的一切都消灭；它想用强制的方法把才能等等舍弃。在它看来，物质的直接占有是生活和存在的唯一目标。”③它要求一切人都成为雇佣工人，把人同世界的一切关系都确定为人与财产的关系，从而把人对人的关系也确定为财产关系；它主张“公妻制”，要把妇女变为公有的共有的财产。因此，“粗陋共产主义”的所谓消灭私有财产，实质上“不过是私有财产关系的普遍化和完成”④。
“粗陋共产主义”只是使私有财产普遍化，而仍然没有超出私有财产的范围。就社会经济根源而言，它不过是资本主义私有财产产生出来的贪欲的另一个方面，是以一种新的社会共同体的形式来确定自己的私有财产，是忌妒和平均欲的表现。“是这种忌妒和这种从想象的最低限度出发的平均化的顶点。”⑤由于追求平均主义，由于忌妒，自己没有得到的也不允许别人得到，否则宁可大家都贫穷，都维持最低水准的生活。所以，这种共产主义必然要限制和压缩人的生活需要，否定“整个人类文化和文明”，“向贫穷的没有需求的人－－他不仅没有超越私有财产的水平，甚至从来没有达到私有财产的水平－－的非自然的单纯倒退”。这“恰恰证明私有财产的这种扬弃决不是真正的占有”⑥。这样一种既没有摆脱私有制影响，又没有认识到私有财产的积极本质的小资产阶级的平均共产主义，实质上还没有达到资本主义的水平，没有认识到资本主义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经阶段，是一种不可能实现的历史倒退。所以马克思说：“粗陋的共产主义，不过是想把自己作为积极的共同体确定下来的私有财产的卑鄙性的一种表现形式。”⑦
在批判、剖析“粗陋共产主义”和其他各种空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基础上，马克思明确阐发了自己的共产主义理论观点。他说：“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向人自身、向社会的（即人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而且保存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的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⑧这是马克思当时所形成的关于共产主义的一个总概念，也是他在异化劳动理论基础上对共产主义的认识所能达到的高度。其中蕴含着与“粗陋共产主义”截然不同的“开放性共产主义”的思想。
第一，这种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它并不否定在私有制度下所取得的一切积极成果。扬弃异化劳动并不是否定对象化劳动，而是对于劳动的对象即对象世界的真正占有。被扬弃的是一种劳动方式，而不是劳动本身。
对象世界是人们在劳动过程中所创造的，是人的本质（即劳动）的对象化。重新占有对象世界不过是将人们一度被歪曲和丧失了的本质恢复而已。马克思指出：“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也就是说，为了人并且通过人对人的本质和人的生命、对象性的人和人的产品的感性的占有，不应当仅仅理解为直接的、片面的享受，不应当仅仅理解为占有、拥有。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⑨因此，这种占有与私有制下相互对立的利己主义的个人为了利己主义目的的占有根本不同，它是由联合起来的个人、以社会的方式、为了社会的共同目的去占有，是一种符合人的本性的占有。
第二，“粗陋共产主义”鼓吹平均主义，仅仅用最简单的物质占有这一尺度来衡量人，把这种占有看作是生活的唯一目的，限制和压缩人们的生活需要，拒绝文化和生产上的既有成就，抹杀天才和个性，因而必然阻碍社会进步，使人的一切价值衰落，使社会返回简单、贫穷、封闭、原始的不文明生活。相反，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复归，并非对整个文化和文明世界的抽象否定，并非让历史倒退到人类的原始状态，而是彻底的、自觉的、保存以往全部丰富成果的复归，因此，共产主义是以往全部历史运动的必然结果。
第三，共产主义是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这不单是一个理论问题，而首先是一个实践问题。因为共产主义根源于私有财产的运动，而“私有财产的运动……是以往全部生产的运动的感性表现”⑩。马克思指出：“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产生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工业是自然界同人之间，因而也是自然科学同人之间的现实的历史关系。”自然科学对社会发展具有巨大作用，“自然科学展开了大规模的活动并且占有不断增多的材料……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并为人的解放作准备”(11)。因此，在资本主义的工业社会中孕育着共产主义产生的必然性，全面地发展物质生产、发展工业和自然科学是共产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客观物质依据。
由此可见，马克思这时在异化劳动理论基础上，对共产主义必然性的哲学人本学论证，虽然还是不成熟的，但由于他研究经济学和改造黑格尔辩证法取得了成果，他已经开始从经济学上来科学地论证共产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已经能够把共产主义理解为根源于物质生产的客观必然性，把实践－－劳动生产，特别是近代资本主义生产－－工业和自然科学看作是认识的源泉和基础；他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性质，既肯定了它取代封建社会的进步性，又指出它被共产主义所代替的必然性，“整个革命运动必然在私有财产的运动中，即在经济中为自己既找到经验的基础，也找到理论的基础”(12)。这一思想，正是马克思后来用更为科学的概念、加以完整表述的生产力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这一思想的萌芽。
（二）对德国“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扬弃
“真正的社会主义”是19世纪40年代产生于德国的一种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思潮，其主要代表人是赫斯、格律恩、克利盖等人。当时德国的工业刚刚发展，资产阶级尚未掌权，工业无产阶级人数很少，汪洋大海般的小生产者占优势地位，封建专制制度仍然主宰着德国。然而随着资本主义大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作为德国社会基础的小生产者日益陷入破产的境地。“真正的社会主义”正是在这样一种历史背景下，自1844年起，像瘟疫一样迅速在德国蔓延起来。它从小资产阶级利益出发，为了挽救小生产者濒于灭亡的命运，反对德国发展资本主义。它批判资本主义给广大劳动人民带来贫困和灾难等等罪恶，但并不是要建立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实现社会主义，而是要维护以手工业和以手工业劳动为基础的工场手工业等小生产者的利益和地位。它美化宗法式的小土地所有制，认为用平均分配土地的方法，把一切人变为私有者，就能一举消灭贫困现象，实现所谓“真正的社会主义”。它安于小生产的落后状态，甚至对封建统治者奴颜婢膝。妄图维护德国的封建制度。
马克思、恩格斯从1845年起，就对“真正的社会主义”进行了公开的批判。1845年至1846年马恩合著了《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进一步从理论上与之论战：同时，他们在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内部对其代表人物直接作了面对面的斗争。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则是这一批判的最后总结，它标志着科学共产主义对反动的“真正的社会主义”斗争的胜利。
第一，马恩指出，“真正的社会主义”的理论是英法共产主义在德国人精神太空的变形。“真正的社会主义”在理论上的基本特征，是把英国和法国的某些共产主义思想机械地搬到德国，并和德国的哲学前提混为一团，企图用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哲学和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哲学来阐明英法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文献的思想，“用真正的绝对的意识即德国哲学的意识的尺度来衡量”这些思想，并加以思辩的改造。于是，他们就把各个具体的、一定的个人之间的关系变成“人”的关系，把这些一定的个人关于他们自身的思想变成关于“人”的思想，使之离开实在的历史根底而转到思想基础上去。他们根本不懂得现实的联系，不懂得英法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现实运动的表现和产物。“是以一定国家里的一定阶级的生活条件的总和为基础的”(13)；而是把它们当作纯粹思想的产物。“所以他们也就很容易用‘绝对的’或者另外的思想方法虚构出幻想的联系”。“这样任意捏造共产主义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之间的联系，也就形成了所谓‘真正的社会主义’。”(14)实则是一种以小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和泛爱说教为基本内容的假社会主义理论，是一种反动的思潮。他们还自命不凡地扬言，只有他们的著作才是“德国科学”的代表，而英国人和法国人的著作是“不科学的”和粗俗的，只有他们才负有向世界揭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真理的使命。
第二，马恩指出，“真正的社会主义”理论的核心，是费尔巴哈的抽象的“人”和“人的本质”。这些‘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对于法国人的一切责难就在于：法国人没有以费尔巴哈的哲学作为自己的整个运动的最高准则。”(15)“真正的社会主义”认为：“人的本质就是一切中的一切。”认为一切社会现象都可以归结为人的本质的异化，“我们这个社会如此野蛮化”，根源于“对他们之外的物的依赖”(16)。因此，解决一切社会问题和一切现实矛盾的唯一途径，就是使人意识到自己的本质。社会主义就是唯一合乎人性的社会，是人的本质的真正体现。而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一切现实关系，如宗教、货币、雇佣劳动等等，都是人的本质的异化，阶级斗争则是最坏的异化。只有克服这些异化，使人性复归，才能实现社会主义。从“人的本质”出发，“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指责法国的社会主义是“粗暴的”和“不文明的”。因为他们把人“引导到对粗暴的物质的依赖”，而没有帮助“人”意识到“自己的本质”、“人没有达到自由的道德活动”。“真正的社会主义”将一切现实的“差别”、“对立”都消融在“人的本质”之中，极力反对阶级斗争，反对现实的革命运动，宣扬普遍的人类之爱，将社会主义完全变成了非历史主义的抽象。而马克思则深刻地指出，现实的社会主义运动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一方面是真正的私有者，另一方面是没有财产的共产主义无产者，这种对立日益尖锐，而且必然会导向危机。”(17)
第三，马恩揭露了“真正的社会主义”的阶级根源，指出它是德国小市民利益的代表，是德国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19世纪40年代的德国，还没有在英国和法国已经明显暴露出来的发达的社会关系和阶级对抗。“真正的社会主义者”虽然自称已经摆脱对物质的依赖性，其实他们也“只能从他们出身的那个阶级的生活条件中攫取自己体系的基础”。他们的思想体系不过是“法国思想在受小手工业关系限制的那种世界观内的复制”(18)而已。他们把超阶级的爱作为社会主义的基石，反对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只是害怕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使自己失去自满自足的小天地。他们极力维护“最舒适”的小市民生活，朝思梦想的只是“在世界上找到一个地方，能够安安静静地生活和占有自己的财产，能够有足以供养我们的田地，能够有栖身之所”。（格律恩语）旅居美国的克利盖还鼓吹，在美国只要每个人从国有土地中分到160英亩土地（合971.52亩），就可以“在大地上建设起第一批充满天国的爱的村镇”。也就是说，只要家家户户都拥有一片土地，独立经营自己的家园，就能够在“真正的个人所有制”基础上，消灭贫困和剥削，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美好理想。可见，这种社会主义史上较早的农业社会主义的具体方案，其结果“无非是把一切人变成私有者而已”。所谓“真正的个人所有制”，实际上是小资产者的所有制，反映的是小资产阶级的本质，是小资产者博爱的意图和他们想消灭没有财产的状况的幻梦，与社会主义根本没有共同之处。“真正的社会主义”不仅篡改社会主义思想，而且在德国已经开展反对专制斗争的条件下，竭力攻击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直接起着反动的作用。因此，《共产党宣言》指出：“这种社会主义成了德意志各邦专制政府及其随从－－僧侣、教员、容克地主和官僚求之不得的、吓唬来势汹汹的资产阶级的稻草人。”“这种社会主义是这些政府用来镇压德国工人起义的毒辣的皮鞭和枪弹的甜蜜的补充。”(19)它只能是真正的反动的社会主义。
马克思、恩格斯对“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批判表明，生活在经济关系、阶级关系、政治关系落后国家中的思想家，由于条件的限制，往往眼光短浅，思想狭隘，不能正确认识先进国家的思想、现实及其相互关系，反而将其建立在现实之上的认识成果和现实的运动视为纯粹思想的产物；他们往往夜郎自大，不能正确认识自己，不能从本国的社会现实中吸取力量，而把自己的希望和要求寄托在普遍的理性的实现之上。他们往往视先进国家的东西为腐朽，而把自己的缺点和落后的东西当作精华，他们的狂妄自大与愚昧落后成正比。而要改变这种状况，首先就必须改变其落后的现状；毋庸置疑，在整个世界的开放交往大潮中，正确认识和吸取先进国家的现实和思想中的一切有益成果，则是达到这一目的必不可少的重要途径。
注释：
①《马恩全集》第3卷，第39页。
②《列宁选集》第2卷，第1页。
③④⑤⑥⑦⑧⑨⑩(11)(12)《马恩全集》第42卷，第117-118页；第117页；第118页；；第118页；第119页；第120页；第123页；第12页；第127、128页；第121页。
(13)(14)(15)(16)(17)(18)《马恩全集》第3卷，第535页；第536页；第541页；第547页；第553页；第544页。
(19)《马恩选集》第1卷，第278～2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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