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的新范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胡适论文,哲学史论文,范式论文,中国论文,大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17秋季开学后，北京大学哲学系本科生的教室里有一番新景象，在学生们的注视下，一位刚从美国回来不久、风度洒脱的洋博士登上讲堂。他叫胡适，年方26岁，比班上有的学生年龄只略大点，他要讲授《中国哲学史》。这门课程在上一年已由一位老先生陈汉章讲授，他熟悉各种古代典籍，提供给学生们无数材料，讲哲学史从伏羲讲起，讲了一年，只讲到商朝的《洪范》。今年改请胡适任教。许多学生都怀疑：“他是一个从美国新回来的留学生，如何能到北京大学里来讲中国的东西？”胡适上台开讲，不管以前的课业，重编讲义，辟头一章是“中国哲学结胎时代”，用《诗经》作时代的说明，丢开唐虞夏商，径从周宣王以后讲起。当年听讲的学生顾颉刚曾用生动的笔触记下学生们强烈的感受：“这一改把我们一班人充满着三皇五帝的脑筋骤然作一个重大的打击，骇得一堂中舌挢而不能下。许多同学都不以为然；只因班中没有激烈分子，还没有闹风潮。”[1]（自序，P35） 不少学生听下去后，却听出其中的道理，认识到胡适讲课确实不差，他有眼光，有胆量，有断制，确是一个有能力的历史家。次年，他在授课讲义的基础上撰成《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出版。
胡适（1891—1962年）字适之，安徽绩溪人。幼年受传统的旧式教育。 1904—1910年在上海求学，开始接触资产阶级维新派和革命派的新思想。1910年到美国留学，入康奈尔大学农学院，不久转入文学院学习哲学等课程。1915年进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从美国著名的实验主义哲学家杜威攻哲学，获哲学博士学位。1917年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聘他为哲学系教授，回国任教，他同时参加编辑《新青年》杂志。1919年7月，他针对“五四”前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引起“问题与主义”论争，受到李大钊的批驳。1922年起，胡适任北京大学教务长。曾先后创办（或与人共同创办）《努力周刊》、《新月》杂志、《独立评论》。“九一八”事变后，他发表文章主张对日寇侵略实行妥协，并支持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1938年到1942年任驻美国大使。1945年任北京大学校长。1949年北京解放前夕，他离上海去美国，但甚不得意，后返台湾。胡适从1943年起，以近20年的时间集中考证《水经注》各种版本，几乎付出了后半生的全力。1957年当选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1962年卒于台北。主要著作还有《先秦名学史》、《戴东原的哲学》、《白话文学史》上卷、《胡适文存》、《胡适论学近著》等。
一、学术渊源和时代角色
胡适长于皖南，是乾嘉时代皖派学者“三胡”（胡匡衷、胡培翚、胡承珙）之后，于青少年时代深受家乡先辈治学的影响，熟悉乾嘉考证方法。在上海求学时，他读了梁启超所著名文《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得到极大的教益，由此而发愿以治中国学术史作为长期努力的方向。过了25年，即1930年，胡适已经成为国内学术界、教育界声名显赫的人物，在回顾自己的治学道路时，称他“受了梁先生无穷的恩惠”，《论大势》“给我开辟了一个新世界”，以后研治中国哲学史即由此布下种子。他真切地讲出自己的感受：“严（复）先生的文字太古雅，所以少年人受他的影响没有梁启超的影响大。梁先生的文章，明白晓畅之中，带着浓挚的热情，使读的人不能不跟着他走，不能不跟着他想。”“我个人受了梁先生无穷的恩惠，现在追想起来，有两点最分明。第一是他的《新民说》，第二是他的《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新民’的意思是要改造中国的民族，要把这老大的病夫民族改造成一个新鲜活泼的民族。……我们在那个时代读这样的文字，没有一个人不受他的震荡感动的。他在那时代主张最激烈，态度最鲜明，感人的力量也最深刻。”“《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也给我开辟了一个新世界，使我知道四书五经以外还有学术思想。梁先生分中国学术思想史为七个时代，……现在看这个分段，也许不能满意。……但在二十五前，这是第一次用历史眼光来整理中国旧学术思想，第一次给我们一个‘学术史’的见解，所以我最爱读这篇文章。”[2]（P100—106） 其后他在美国留学多年，接受了包括杜威实验主义哲学思想在内的西方近代学术的教育训练，在学理层面和方法层面，他都熟悉了解并加以应用，如进化观点，历史演进的眼光，审查史料的批判态度和考证方法，严密的逻辑思想，系统的研究和构建体系的现代著述形式，就是最为明显者。1917年初，胡适已在美国完成并出版了博士论文《中国古代逻辑方法的发展》（《The Development of The Logical Method in Ancient China》；1922年在上海按英文原本出版发行时，封面英名下列中文译名《先秦名学史》），全书前面为“导言”及“历史背景”，正文分三部分，即“孔子的逻辑”、“墨翟和后期墨家的逻辑”（包括惠施、公孙龙和辩者），“进化论和逻辑”（即庄子、荀子和韩非的逻辑）。以墨家为全书重点，着重论述其三表法和名、说等问题，作了高度评价。书中还论述对史料应慎审选择，主张吸收西方现代文化，使与中国传统文化相协调，以此为基础建立和发展中国的科学和哲学。实则此书已在基本观点和研究方法、主要内容和史料、著述体系和体例等方面，为《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提供了原型。以上举出乾嘉朴学传统的熏陶，树立进化观点和发愿研究学术史，受到西方近代学术的正规训练诸项，是使胡适成为20世纪学术史上一位开创新局的人物的主要条件。
这里还应指出两点：其一，胡适接受西方近代学者审查史料的方法和批判眼光，能够与中国乾嘉学术严密考证的治学方法结合起来。这不仅明显地体现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之中，而且在此后他又相继写出《水浒传考证》、《红楼梦考证》、《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国学季刊〉发刊宣言》、《校勘学方法论》等论著，对于“五四”前后用科学的方法整理、评价传统学术起到显著的积极作用。其二，他在美国留学，置身于近代世界学术潮流之中，多有理悟和见解，并且能以此与关注国内学术文化趋向结合起来。1915年陈独秀创办《新青年》杂志，胡适在美国读到，他见到上面载有陈独秀关于“吾国文艺犹在古典主义理想主义时代，今后当趋向写实主义”的见解，又见到同期刊载的某记者奉承复古倾向诗作的言论，引起了他的重视。立即以通信的形式，以列论点的方式提出，“年来思虑观察所得，以为今日欲言文学革命，须从八事下手”，分为“形式上之革命”五项，“精神上之革命”三项。[3]（《寄陈独秀》，P3—4） 1916年10月，他根据信中论点撰成了系统文章在《新青年》发表，此即为著名的《文学改良刍议》一文。
胡适在此文中明确地提出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的基本主张：“吾以为今日而言文学改良，须从八事入手。八事者何？一曰，须言之有物。二曰，不摹仿古人。三曰须讲求文法。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五曰，务去烂调套语。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讲对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语。”[3]（《文学改良刍议》，P4—5） 此文同陈独秀与之呼应而撰成的《文学革命论》一样，针对旧文学的种种积弊和长期禁锢、消蚀人们思想的负面作用，展开声势猛烈的批判，同时又证据充分，说理透彻。如胡适在文中论述“须言之有物”：
吾国近世文学之大病，在于言之无物。今人徒知“言之无文，行之不远”；而不知言之无物，又何用文为乎？吾所谓“物”，非古人所谓“文以载道”之说也。吾所谓“物”，约有二事：
（一）情感 《诗序》曰：“情动于中而形诸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此吾所谓情感也。情感者，文学之灵魂。文学而无情感，如人之无魂，木偶而已，行尸走肉而已。（今人所谓“美感”者，亦情感之一也。）
（二）思想 吾所谓“思想”，盖兼见地、识力、理想三者而言之。思想不必皆赖文学而传，而文学以有思想而贵；思想亦以有文学的价值而益贵也；此庄周之文，渊明、老杜之诗，稼轩之词，施耐庵之小说，所以夐绝千古也。思想之在文学，犹脑筋之在人身。人不能思想，则虽面目姣好，虽能笑啼感觉，亦何足取哉？文学亦犹是耳。
文学无此二物，便如无灵魂无脑筋之美人，虽有秾丽富厚之外观，抑亦末矣。近世文人沾沾于声调字句之间，既然无高远之思想，又无真挚之情感，文学之衰微，此其大因矣。此文胜之害，所谓言之无物者是也。欲救此弊，宜以质救之。质者何？情与思二者而已。[3]（《文学改良刍议》，P4—5）
又如，论“不作无病之呻吟”：
此殊不易言也。今之少年往往作悲观，其取别号则曰“寒灰”、“无生”、“死灰”；其作为诗文，则对落日而思暮年，对秋风而思零落，春来惟则恐其速去，花发又惟惧其早谢；此亡国之哀音也。老年人为之犹不可，况少年乎？其流弊所至，遂养成一种暮气，不思奋发有为，服劳报国，但知发牢骚之音，感喟之文；作者将以促其寿年，读者将亦短其志气；此吾所谓无病之呻吟也。国之多患，吾岂不知之？然病国危时，岂痛哭流涕所能收效乎？吾惟愿今之文学家作费舒特（Fichte），作玛志尼（Mazzini），而不愿其为贾生、王粲、屈原、谢皋羽也。其不能为贾生、王粲、屈原、谢皋羽，而徒为妇人醇酒丧气失意之诗文者，尤卑卑不足道矣！[3]（《文学改良刍议》，P6—7）
此时的胡适身在美国，但其思想、见解，已表明他与陈独秀一样，是站在新文化运动潮流前头指导潮流的人物。《文学改良刍议》迅即在《新青年》1917年首期（2卷5号，1月出版）刊载，刚刚接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读了此文， 即有意聘请他到北大任文科教授，并请陈独秀立即于1917年初致函告知胡适，信云：“蔡孑民先生已接北京（大学）总长之任，力约弟为文科学长，弟荐足下以代，此时无人，弟暂充乏。孑民先生盼足下早日回国，即不愿任学长，校中哲学、文学教授俱乏上选，足下来此亦可担任。”[4]（P47） 此时的胡适毫无疑问与新文化运动中的其他杰出人物一样在文学和学术领域代表着时代前进的要求，宜乎胡适所著《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成为民国初年史学领域开创新的风气、示后人以轨则的成功著作之一。
二、新范式之一：提出哲学史学科的基本构想
《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作为“五四”前后学术史演进的标志性成果之一，其主要特色和贡献，即在提出学科研究的基本构想和著述内容的自成体系两大方面，为近代史学研究和著述提供了新范式。
关于提出学科研究的基本构想。
近代学术的要求，是研究者应当对于本学科领域的研究目的、要求，研究对象发展演变的阶段及其特点作出合理的界定和阐述，并提供给入门者以研究的方法。《中国哲学史大纲》即为20世纪初期最早提出这种研究范式的著作之一，因而使人感到耳目一新，并多所得益。
本书第一篇为“导言”，胡适开宗明义明确而系统地论述中国哲学史研究的目的和方法等理论问题，这在近代学术史上具有首创的意义。（1）他首先为“哲学”和“哲学史”作了界定：“凡研究人生切要的问题，从根本上着想，要寻一个根本的解决；这种学问，叫做哲学。”“这种种人生切要问题，自古以来，经过了许多哲学家的研究。往往有一个问题发生以后，各人有各人的见解，各人有各人的解决方法，遂致互相辩论。……若有人把种种哲学问题的种种研究法和种种解决方法，都依着年代的先后和学派的系统，一一记叙下来，便成了哲学史。”（2）论述中国哲学史的研究目的有三项：明变；求因；评判。对此三项，胡适都作了简洁而又明快的论述。“明变”的内涵是：“哲学史第一要务，在于使学者知道古今思想沿革变迁的线索。例如孟子、荀子同是儒家，但是孟子、荀子的学说和孔子不同，孟子又和荀子不同。又如宋儒、明儒也都自称孔氏，但是宋明的儒学，并不是孔子的儒学，也不是孟子、荀子的儒学。但是这个不同之中，却也有个相同的所在，又有个一线相承的所在。这种同异相革的线索，非有哲学史，不能明白写出来。”“求因”即要寻出这些沿革变迁的原因。大体可归结为三种：甲、“个人才性不同”；乙、“所处的时势不同”；丙、“所受的思想学术不同”。“评判”，是“须要使学者知道各种学说的价值”。胡适强调这种评判是“客观的”而非“主观的”，这也正体现出近代学术所尊奉的从实际的事实和效果出发、作出符合科学性的判断这一根本要求。故胡适解释说，这种客观的评判，即要把每一家学说所发生的效果表示出来。他所言的客观的效果可分为三种：甲、要看一家学说在同时的思想和后来的思想上发生何种影响。乙、要看一家学说在风俗政治上发生何种影响。丙、要看一家学说的结果可造出什么样的人格来。例如庄子，他有一套乐天知命的宿命论哲学，主张人要完全顺从自然命运的安排，认为“得者，时也；失者，顺也。安时而处顺，哀乐有能入也”。胡适称其哲学为“命定主义”。以此为例证，书中概括地分析庄子宿命论哲学思想对当世以及后代所产生的客观影响：“庄子把天道看作无所不在，无所不包，故说‘庸讵知吾所谓天之非人乎？所谓人之非天乎？’因此他有‘乘化以待尽’的学说。这种学说，在当时遇着荀子，便发生一种反动力。荀子说‘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所以荀子的《天论》极力主张征服天行，以利人事。但是后来庄子这种学说的影响，养成一种乐天安命的思想，牢不可破。在社会上，好的效果，便是一种达观主义；不好的效果，便是懒惰不肯进取的心理。造成的人才，好的便是陶渊明、苏东坡；不好的便是刘伶一类达观的废物了。”[5]（P4） 以上胡适所论哲学史研究必须考察其演变、发展，对于哲学思想和思潮的产生、递嬗和革新，以历史的眼光作系统探究，从学者所处的社会和学术诸方面条件解释其变迁的原因，以及进行客观性的评价等项，对于近代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建立确实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中国哲学史走过二三千年的路程，应如何划分其发展的阶段？各个阶段的主要特点是什么？这也是构建学科体系必须解答的问题。书中对此作了简要的论述，划分中国哲学史为三个时代：（1）自老子及韩非，为古代哲学（又称为诸子哲学）；（2）汉到北宋为中世哲学。其中，自汉到晋为第一时期， 此时期的学派无论如何不同，都还是以古代诸子的哲学为起点；东晋以后到北宋，为第二时期，书中称这几百年中间，是印度哲学在中国最盛的时代。（3）宋元明清是近世哲学。 宋明的哲学家，无论程朱或陆王，一方面都受到佛学禅宗的直接影响，另一方面又攻击佛家的出世主义，极力提倡“伦理的”入世主义。明代以后，中国近世哲学完全成立。清代学术的趋势，是古学昌明的时代，嘉庆之前汉学、宋学之争，只是儒家的内讧，晚清以后则诸子学勃兴。
“导言”最后部分是论述审查史料和整理史料的方法。这是胡适论述哲学史研究方法论的重要部分，故特别举出诸多例证加以详论。先论史料的范围，他提出应区分为“原料”和“副料”。次论审定史料的重要性，认为：“哲学史最重学说的真相，先后的次序和沿革的线索。若把那些不可靠的材料信为真书，必致（一）失了各家学说的真相；（二）乱了学说先后的次序；（三）乱了学派相承的系统。”复论审定史料之法，胡适提出，审定史料的真伪，应找证据，方能使人心服。证据可分：史事；文字；文体；思想；此四种为“内证”。还有“旁证”，即其他典籍上有记载、引用，可以互相印证者。最后是整理史料之法，详论了三项。前两项，他阐释“校勘”、“训诂”之法，引证清代学者自顾炎武、阎若璩以下，包括惠栋、钱大昕、戴震、孙星衍、段玉裁、汪中、顾广圻、王念孙、王引之到俞樾、孙诒让、章太炎诸家精校典籍，和解释、改正古书疑难讹误的成功做法。胡适所选用的例证甚为精当，所作的评析也切中肯綮。尤其是第三项，他以近代学术发展的要求，强调须要做更高层次的“贯通”的整理：“贯通便是把每一部书的内容要旨融会贯串，寻出一个脉络条理，演成一家有头绪有条理的学说。”[5]（P23） 书中对此项的论述，突出地显示出整理史料的路数与标准跟清代学者之时代性差异。胡适肯定清儒校勘、训诂之学可谓至精，但多不肯做贯通的工夫，故流于支离碎琐。到章太炎所著《原名》、《明见》、《齐物论释》等篇，“方才于校勘训诂的诸子学之外，别出一种有条理系统的诸子学”。“所以能如此精到，正因太炎精于佛学，先有佛家的因明学、心理学、纯粹哲学，作为比较印证的材料，故能融会贯通，于墨翟、庄周、惠施、荀卿的学说里面寻出一个条理系统。”[5]（P23）
胡适总论其哲学史方法论的要点是：“我的理想中，以为要做一部可靠的中国哲学史，必须要用这几条方法。第一步须搜集史料。第二步须审定史料的真假。第三步须把一切不可信的史料全行除去不用。第四步须把可靠的史料仔细整理一番：先把本子校勘完好，次把字句解释明白，最后又把各家的书贯串领会，使一家一家的学说，都成有条理有统系的哲学。做到这个地位，方才做到‘述学’两个字。然后还须把各家的学说，笼统研究一番，依时代的先后，看他们传授的渊源，交互的影响，变迁的次序：这便叫做‘明变’。然后研究各家学派兴废沿革变迁的原故：这便叫做‘求因’。然后用完全中立的眼光，历史的观念，一一寻求各家学说的效果影响，再用这种种影响效果来批评各家学说的价值：这便叫做‘评判’。”[5]（P25）
审查、整理史料，是力求达到研究工作建立在确凿可靠、正确理解的材料基础之上；研究、分析、评价的工作，是要求写成一部反映学术渊源变化、阐释各家学说统系的哲学史，写成一部解释出各家学说变迁兴废原因、有序发展的哲学史，写成一部体现出著者客观评价的哲学史。如此清晰明白地为哲学史建构起具有科学性和合理性的体系，这在近代学术史上还是首次。不仅与传统学者常用的直观性议论，札记式、片断式著述根本不同，而且与胡适在书中所批评的侈谈“邃古哲学”、“唐虞哲学”一类著作迥然而异；即使与在十几年前由梁启超著成并把胡适引上学术史研究道路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相比，其科学性和体系性也上升了一个大的层次，尽管胡适本人也未能完全按照他所论述的全部做到，而且他所完成的著作只限于先秦时期。这些都足以说明本书在建构学科体系方面对近代学术所具有的重要价值。
三、新范式之二：著述内容自成体系
关于著述内容的自成体系。
全书内容是贯穿以著者的历史进化观点和裁断眼光为指导，展开有系统的论述。著者把重要史实、史料的考辨和对思想家的学说体系、学术流派、社会条件等的分析二者有机结合起来，在此基础上探究中国哲学史递嬗变迁的原因，提出了对于评价思想家学说价值及时代思潮历史地位的独到看法。
传统史家中每有提倡“独断之学”、“别识心裁”的卓荦之士，他们对于诸多史学问题也都能提出特识之见。但在传统社会，由于受到科学水平，尤其是分析能力、系统的综合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等项的限制，史学著述远未达到对研究对象作有系统的、阶段分明、层次清楚、观点与体例贯通上下的水平。进入近代以后，史家的眼界不断扩大，史识不断进步，经验逐步积累，到20世纪初年以来，梁启超、夏曾佑、章太炎、王国维、陈垣等各以自己的努力为推进此项作出了贡献。但平心而论，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出版，不仅更加重视系统的分析，和熟练运用近代西方著述体例，且又用明白晓畅的白话文写作，所以它更具时代气息，更加符合现代学术的需求，确实为研究者提供了足可仿效的著述模式。胡适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除了他有传统学术的深厚根柢以外，更重要的是得力于他多年受到西方近代学术的严格训练和对“五四”前后文化问题的敏锐见解。
胡适论述中国哲学史的背景径从周宣王时代讲起，其原因是认为《诗经》中的史料已得到近代科学家以科学验证方法予以证实。此为《诗经·小雅》说：“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以往已经唐僧一行、元郭守敬等历学家推定此次日食在周幽王六年，十月，辛卯朔，日入食限。清阎若璩、阮元推算此日食也在幽王六年。“近来西洋学者，也说《诗经》所记月日（西历纪元前776年8月29日），中国北部可见日蚀。这不是偶然相合的事，乃是科学上的铁证。《诗经》有此一种铁证，便使《诗经》中所说的国政、民情、风俗、思想，一一都有史料的价值了。”[5]（P18） 胡适以老子、孔子为中国哲学思想的源头，老子年代在孔子之前（书中称“老子比孔子至多不过大20岁”）。老子的事迹因史料阙略不可考，在胡著出版前后，有其他学者提出老子本人及《老子》书的年代应在孔子之后的看法，举出的理由有《老子》中“师之所处，荆棘丛生，大兵之后，必有凶年”一类话，像是经过马陵、长平等战役的人才有这种感觉，不应是春秋时期所有。胡适则以《史记·孔子世家》和《老子列传》中讲孔子适周见老子为依据，定老子年代在孔子之前。最近湖北郭店战国初期楚墓中已有《老子》简牍出土，证明否定老子其人其书在春秋时代之说是不能成立的，此适足为胡适考证老子年代提供有力的佐证。胡适认为，在中国哲学史上，老子的最大功劳，在于超出天地万物之外，提出了“道”的观念。“这个道的性质，是无声、无形；有单独不变的存在，又周行天地万物之中；生于天地万物之先，又却是天地万物的本源。……道的作用，并不是有意志的作用，只是一个‘自然’。”而“老子以前的天道观念，都把天看作一个有意志，有知识，能喜怒，能作威作福的主宰。”[5]（P45—46） 因此他认为是老子的天道观念立下了后来自然哲学的基础。胡适又认为：“中国古代哲学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名实之争。老子是最初提出这个问题的人。”《老子》中说，“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阅众甫”，即论名的起源与名的功用，众甫即万物，我们所以能知万物，多靠名的作用。但老子虽深知名的用处，却又极力崇拜“无名”，反对知识和文明，主张回到那“绳绳不可名的混沌状态”。[5]（P45—46）
到了孔子，即有“正名主义”。胡适认为，正名主义是孔子学说的中心问题。从《论语·子路篇》所讲“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可证明这个问题的重要。因为孔子的目的，“只是要建设一种公认的是非真伪的标准。建设下手的方法便是‘正名’。这是儒家公有的中心问题。”[5]（P83） 书中围绕这一基本观点，从三个层次展开论述：（一）《春秋》一书，体现了孔子的正名方法，把褒贬的判断寄托在记事之中。同样记弑君，用词不同，便有很大的分别。如记“卫州吁弑其君完”，这是指州吁有罪。记“卫人杀州吁于濮”，这一条“称‘卫人’，又不称州吁为君，是讨贼的意思，故不称弑，只称杀”。“这种褒贬的评判，如果真能始终一致，本也很有价值。为什么呢？因为这种书法，不单是要使‘乱臣贼子’知所畏惧，并且教人知道君罪该死，弑君不为罪；父罪该死，弑父不为罪。这是何等精神！只可惜《春秋》一书，有许多自相矛盾的书法。如鲁国几次弑君，却不敢直书。于是后人便生出许多‘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等等文过的话，便把《春秋》的书法弄得没有价值了。”[5]（P88—90） （二）孔子的正名主义， 又直接联系到他的知识论。胡适认为《论语》中说“一以贯之”含义是，“孔子认定宇宙间天地万物，虽然头绪纷繁，却有系统条理可寻。”孔子重视“一以贯之”，是要寻出事物的条理系统，用来推论，要使人闻一知十，举一反三。因为注重推论，故注重思虑。《论语》中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学与思二者缺一不可。但两者之中，学是思的准备，故更为重要。胡适认为，“孔子的‘学’只是读书，只是文字上传授来的学问”。“只可惜他把‘学’字看作读书的学问，后来中国几千年的教育，都受这种学说的影响，造成一国的‘书生’废物，这便是他的流弊了。”[5]（P95—96） （三）孔子的人生哲学，也与其正名主义密切相关。孔子讲“仁”，不但是爱人，还有更广的意义，即做人的道理。《论语》中孔子所言，“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乃是孔子“正名主义”的应用，“使家庭社会国家的种种阶级，种种关系，都能‘顾名思义’，做到理想的标准地步”。他又认为，孔子的人生哲学注重动机，更注重养成道德的品行。“故正名是极大的德育利器。”[5]（PP9 、P101、P106） 以上胡适论述孔子《春秋》之正名字、定名分、寓褒贬在当时有令乱臣贼子、暴君污吏畏惧的积极意义，认为“仁”是孔子人生哲学的主要命题，仁字不但是爱人，而且要求完成人格修养，达到高尚的境界，而宋儒却用“仁者无私心而合天理之谓”解释纯属臆误，不合孔子原意，以及用从天地万物间寻出个条理系统，便可用来综贯复杂事物来解释“一以贯之”等项，都有其独到的见解。但他对孔子哲学思想所包含的繁富学说，诸如孔子的天命观，“仁”与“礼”的关系，“仁”的学说与西周初周公敬德保民思想的关系，“过犹不及”，“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等命题的深刻内涵等项，都未予论及。又将成书在战国以后、汇集儒家学派解《易》作品的《文言》、《系辞传》作为阐释孔子哲学思想的内容，尤属明显的不当。
孔子以后最重要的儒家人物是孟子和荀子。胡适认为，孟子和荀子提出了不同于孔子的主张，显示了时代的进步。“孔子讲政治的中心学说是‘政者，正也’，他的目的只要‘正名’、‘正己’、‘正人’，以至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理想的郅治。孟子生在孔子之后一百多年，受到杨墨两家的影响，故不但尊重个人，尊重百姓过于君主（这是老子、杨朱一派的影响，有这种无形的影响，故孟子的性善论遂趋于极端，遂成“万物皆备于我”的个人主义）；还要使百姓享受乐利（这是墨家的影响，孟子自不觉得）。孟子论政治不用孔子的‘正’字，却用墨子的‘利’字。但他又不肯公然用‘利’字，故用‘仁政’两字。”因此，孟子告诫当时的君主，你享受逸乐时要想到百姓的艰辛，要善推其所为，所以须行仁政。“这个区别代表一百多年儒家政治学说的进化。”[5]（P265—266） 荀子对孔子的“正名主义”也加以发展。胡适认为，荀子之名学完全是演绎法，其大旨为，必须先立一个标准，凡是符合者为“是”，不合者为“非”。并肯定荀子名学的历史地位：“他承着儒家‘春秋派’的正名主义，受了时势的影响，知道单靠着史官的一字褒贬，决不能做到‘正名’的目的。所以他的名学，介于儒家与法家之间，是儒法过渡时代的学说。”[5]（P291）
胡适对墨子及墨家后学的逻辑思想有专深的研究，提出了不少值得重视的见解。他认为，儒墨两家根本上不同之处，在于两家哲学方法不同，在于两家“逻辑”的不同。《墨子·耕柱篇》云：
叶公子高问政于仲尼，曰：“善为政者若之何？”仲尼对曰：“善为政者，远者近之，而旧者新之。”（《论语》作“近者悦，远者来。”）
子墨子闻之曰：“叶公子高未得其问也，仲尼亦未得其所以对也。叶公子高岂不知善为政者之远者近之而旧者新之哉？问所以为之若之何也。……”
胡适根据这段典型材料分析说：“这就是儒墨的大区别，孔子所说是一种理想的目的，墨子所要的一个‘所以为之若之何’的进行方法。孔子说的是一个‘什么’，墨子说的是一个‘怎样’，这是一个大分别。”[5]（P135） 儒家的议论总要偏向“动机”一面，推到了极端，便是董仲舒说的“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只说这事应该如此做，不问为什么应该如此做。而墨子讲“善”与“不善”，则以是否利于人生实用为标准。“墨家说‘义，利也。’便进一层说，说凡事如此做去便可有利的即是‘义的’。因为如此做才有利，所以‘应该’如此做。义所以为‘宜’，正因其为‘利’。”故胡适称墨子的哲学方法为“应用主义”，又称为“实利主义。”[5]（P136—137） 胡适认为，墨子的后学（“别墨”书中以《墨经》中《经》上下、《经说》上下、《大取》、《小取》六篇俱“别墨”所作）又发展了墨子的学说，“于‘宗教的墨学’之外，另分出一派‘科学的墨学’”。并提出“知识论起于老子、孔子，到‘别墨’始有精密的知识论”的观点。书中对此加以论证，认为：《墨辩》（指上述《经》上下等六篇）论“知”，“含有三个分子：一是‘所以知’的官能，二是由外物发生的感觉，三是‘心’的作用。要这三物同力合作，才有‘知觉’。”[5]（P165、P169、P170） 《墨辩》又论“知识”有三种：闻；说；亲。“第一种是别人传授给我的，故叫做‘闻’。第二种是由推论得来的，故叫做‘说’（《经》上：“说，所以明也”）。第三种是自己亲身经历来的，故叫做‘亲’。”[5]（P173） 书中还对《墨辩》中所包涵的科学知识的价值作了概括的说明：“《墨子》的《经上下》、《经说上下》、《大取》、《小取》六篇，从鲁胜以后，几乎无人研究。到了近几十年之中，有些人懂得几何算学了，方才知道那几篇里有几何算学的道理。后来有些人懂得光学力学了，方才知道那几篇里又有光学力学的道理。后来有些人懂得印度的名学心理学了，方才知道这几篇里又有名学知识论的道理。到了今日，这几篇二千年没人过问的书，竟成中国古代的第一部奇书了！”[5]（P24）
胡适在撰著此书过程中，深受西方近代学术之理性精神和实证方法的影响，故书中体现了尽量采取客观的研究态度。传统学者习惯采取的“定儒术于一尊”的态度自然为他所不取，而对于近代有的学者故意抬高“诸子之学”、贬抑儒家的做法，他也不附会，故书中仍予以孔子、孟子、荀子的哲学思想的相当的地位。传统学术中又有经今古文学派之争，胡适对此也采取较客观、清醒的态度，摒弃门户之见，不偏袒一派、排斥另一派。胡适对属于古文经学派的清代汉学家的学术成果是很重视的，他称清代朴学发达、大量历史文献得到整理为“古学昌明的时代”，“自从有了那些汉学家考据、校勘、训诂的工夫，那些经书子书，方才勉强可以读得。这个时代，有点像欧洲的‘再生时代’（按，指文艺复兴时代）。”[5]（P7） 又说：“清代的训诂学，所以超过前代，正因为戴震以下的汉学家，注释古书，都有法度，都用客观的佐证，不用主观的猜测。三百年来，周、秦、两汉的古书所以可读，不单靠校勘的精细，还靠训诂的谨严。”[5]（P20） 在本书《再版自序》中，称“我做这部书，对于过去的学者我最感谢的是：王怀祖、王伯申、俞荫甫、孙仲容四个人。对于近人，我最感谢章太炎先生。”可见胡适对古文经学派学者的推崇和对清代考证家成果的重视。而同时，他对于古文学派极力怀疑以至否定的今文经学派也不随意排斥。他论证孔子著《春秋》贯穿了孔子本人对现实政治是非褒贬的“微言大义”，即采用了今文经学派观点。又说：“论《春秋》的真意，应该研究《公羊传》和《谷梁传》，晚出的《左传》最没有用。我不主张‘今文’，也不主张‘古文’，单就《春秋》而论，似乎应该如此主张。”[5]（P85） 书中分析孔子的正名手段、逻辑方法，就一再引用了《公羊传》、《谷梁传》的成果。
以上我们主要从提供学术新范式的角度分析评价《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在近代史上的价值和地位。当然，作为中国哲学史学科的拓荒时期之作，本书也有存在明显的缺陷。除上文已提到者外，又如，对中国古代经典，他对《易经》中丰富的古代哲学史资料完全弃置不用。对《尚书》也不作审慎的分析而武断地否定：“我以为《尚书》或是儒家造出的‘托古改制’的书或是古代歌功颂德的官书。无论如何，没有史料的价值。”[5]（P18） 故胡适的学生顾颉刚受到老师的启发、鼓励创立了古史辨派，在学术史上有积极的意义，同时又有疑古过头的明显失误，不能审慎地从古代文献中别择出有价值的史料：其功过两方面都与胡适直接相关。
四、《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划时代意义
《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于1919年初出版之后两个月即再版。由于本书开创了学术史著作的新范式，它著成之时，即很受关注，甚至在70年之后还为哲学史专家所乐于称道。梁启超于1921年撰有《评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一文，他对先秦思想史有高深造诣，既中肯地称誉其成就，又直率地批评其缺点。他称许《中国哲学史大纲》是近来出现的一部名著，“哲学家里头能够有这样的产品，真算得国民一种荣誉”，肯定“这书处处表现出著作人的个性，他那锐敏的观察力，致密的组织力，大胆的创造力，都是‘不废江河万古流’的”；“胡先生专从时代的蜕变，理会出学术的系统，这是本书中一种大特色”，而对于先秦名学（指逻辑学或知识论）的研究尤为突出。但梁氏指出，把知识论作为讨论先秦哲学史的唯一的观察点，“以宗派不同之各家，都专从这方面论他的长短，恐怕有偏宕狭隘的毛病”。胡适研究中国哲学史，以老子、孔子为起点，对此，梁氏认为这样做是“把思想的来源抹杀得太过了。”因为，《诗》、《书》、《易》、《礼》四部书，大部分是孔子以前的作品，那里头所包含的思想，都给后来的哲学家提供了营养。“宇宙是什么”，“人生所为何来”，“人类应该怎样适应自然”，都是更远的祖先早就刻意研究的问题，决非起于孔子、老子。“像《诗经》说的‘天生＠④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唯号斯言，有伦有脊’；《书经》说的‘天叙有典，天秩有礼’；‘洪范九畴，彝伦攸叙’；《易经》爻辞说的‘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直方大’，‘观我生进退’，‘不远复，无祇悔’等等，都含有哲学上很深的意义。《左传》、《国语》里头所记贤士大夫的言论，也很多精辟微妙之谈。孔子、老子，自然是受了这种熏习，得许多素养，才能发挥光大成一家之言。”而胡著的毛病，在疑古太过，不惟排斥《左传》、《周礼》，连《尚书》也一字不提，“简直是把祖宗遗产荡去一大半”。并认为胡适所言诸子之兴，是由于“战乱连年”、“政治黑暗”诸端，这些提法甚不中肯，更应该重视的是“西周时代，凡百集中王室，春秋以后，渐为地方的分化发展，文化变成多元的”；“霸政确立之后，社会秩序，比较的安宁，人民得安心从事学问，加以会盟征伐，常常都有，交通频繁，各地方人交换智识的机会渐多”等项原因。[6]（P50、P51、P52、P53、P56） 为推进中国现代学术发展作出重大贡献的教育家和学者蔡元培，于1918年8月为胡著作序， 称誉此书有“四种特长”，即“证明的方法”，“扼要的手段”，“平等的眼光”，“系统的研究”[5]（蔡元培《序》，P2—3），极高地评价《中国哲学史大纲》在现代学术史上开创新范式的意义。梁启超和蔡元培都是近代著名的学者，他们都从大处着眼，中肯地指出胡著具有迥异于前人的创造力，论述哲学史重视哲学家思想主张与时代的关系、辨别史料真伪、阐释哲学家的逻辑方法；全书组织严密，构建了自己的著述体系，显示出中国哲学史有层次的递进；并特别强调胡著的研究方法和著作范式的优胜，这些都突出地说明此书所具有的重要学术价值。梁启超所提出来商榷的各项，则中肯地批评了其缺失之处，也正是后人所应重视和改进的地方。
著名的哲学史专家冯友兰在其86岁高龄时口述记载一生治学历程的《三松堂自序》，较为详细地记述了当年胡适的著作在北大和学术界产生的反响，同样为我们提供了很可宝贵的资料。他说：“在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中，在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方面，出版了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书，那就是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冯友兰回忆说，当时他在北大哲学系上三年级，给他们讲中国哲学史的教授，基本上都未脱离旧学的樊篱。“秦汉以后封建哲学家们，在讲述自己思想的时候，无论有没有新的东西，总是用注解古代经典的方式表达出来。从表面上看，似乎后来的思想，在古代已经有了，后来人所有的不过就是对于古代经典的不完全的了解。在我们班上，讲中国古代哲学史，就从三皇五帝讲起。讲了半年才讲到周公。当时的学生真是如在五里雾中，看不清道路，摸不出头绪。当时真希望有一部用近代的史学方法写出的中国哲学史，从其中可以看出一些中国古代哲学家的哲学思想的一点系统；以及中国哲学发展的一些线索。当时也有翻译过来的日本汉学家所写的《中国哲学史》。但都过于简略，不解决问题。在这种情况下胡适的书出来了。他用汉学家的方法审查史料，确定历史中一个哲学家的年代，判断流传下来的一个哲学家的著作的真伪，他所认为是伪的都不用了。这就是蔡元培所说的他的书的第一个特长：证明的方法。”“用这个方法，他把三皇五帝都砍掉了。一部哲学史从老子、孔子讲起。这就是蔡元培所说的‘扼要的手段’。这对于当时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有扫除障碍、开辟道路的作用。当时我们正陷入毫无边际的经典注疏的大海之中，爬了半年才能望见周公。见了这个手段，觉得面目一新，精神为之一爽。”“中国封建历史家的与哲学史有关的著作，从《汉书·艺文志》一直到《宋史·道学传》，都是以儒家为正统，其余各‘家’，或被认为是‘支与流裔’，或被认为是‘异端邪说’。胡适废除了正统与非正统的观念，无论哪一家哪一派的哲学思想都是中国哲学的组成部分。这就是蔡元培所说的‘平等的态度’。这是这部书的思想性。在这一点上，这部书反映了五四时期反封建的潮流。”[7]（P204—205） 因此，冯友兰认为，蔡元培给这部书以这样高的评价，就当时学术界的重视，并非偶然。相反，有的老先生把胡适的讲义拿到讲堂上，对学生们讥笑它“不通”，还有的人认为胡适是胆大妄为，这些讥笑之词从反面证明，这部书在当时确实是作为“新事物”出现的。冯友兰还认为，胡适这部书审查材料的方法和对材料进行分析并综合地叙述出来的方法，当时不仅是对于中国哲学史学科，而且对治其他专史以至通史，都有更广泛的影响。并且归结说：“在清朝末年，严复算是比较懂得西方哲学的了。但是他的精力主要用在翻译，没有来得及用那个手指头（按，指故事里讲的一个能点石成金的人的手指头，此处寓意是真正精通并创造性地运用西方近代学理和方法）研究中国哲学。胡适是在哲学方面用那个指头比较早的一个成功的人。”[7]（P206—207） 冯友兰是结合本人长达3/4世纪的思考和一生治中国哲学史的切身体会来评价此书的划时代的意义的，这就更加证明，我们评价《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在近代学术史上开创了新的著作范式的评价是有充分根据的。
标签：哲学论文; 胡适论文; 哲学史论文; 孔子论文; 中国哲学史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中国学者论文; 文学改良刍议论文; 读书论文; 国学论文; 诗经论文; 新青年论文; 历史学家论文; 儒家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