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琪玉情报语言学思想十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语言学论文,情报论文,思想论文,张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DOI:10.13663/j.cnki.lj.2014.01.001 0 引言 张琪玉教授1954年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毕业后，开始了图书馆专业工作生涯，1976年以前为第一阶段，先后在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图书馆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图书馆、吉林市图书馆从事图书馆事业管理工作、图书馆管理和技术工作。1977年以后为第二阶段，分别在武汉大学和空军政治学院(现南京政治学院上海校区)从事教学科研工作。张琪玉教授情报语言学的学术思想主要形成于第二阶段，但第一阶段所积累的丰富的图书情报工作经验为情报语言学的创立奠定了重要的实践基础。 张琪玉教授作为我国当代图书馆学家，其学术贡献是开拓了情报语言学学科领域。他以提高检索效率为根本目的，以结构功能分析为主要方法，从构建情报检索语言概念体系入手，通过对各种情报检索语言以及自然语言在情报检索中的应用问题进行统一研究，完成了全新的情报语言学课程内容体系建设，进而完成了情报语言学学科的创建。张琪玉教授情报语言学思想内容丰富，体系严密，风格鲜明，应用广泛，影响卓著，是20世纪我国图书馆学情报学发展史上的重要成就。本文以十论力图从不同方面评述张琪玉教授对情报语言学思想的影响和贡献。 1 课程论 课程建设与学科建设、专业建设具有密切关系。课程是对学科知识的提炼、概括和系统化，课程建设是学科建设的基础，是学科建设和专业建设的桥梁。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将推动课程体系构建，课程体系的建立标志着学科体系的确立。 情报语言学的建立和发展是源于课程建设。“情报检索语言”课程是在“文革”结束恢复高考后，武汉大学为适应教学需要而建立起来的。大约在1978年底，张琪玉教授关于开设“情报检索语言”新课程的建议被采纳。经过努力，于1980年3月17日完成了《情报检索语言》教材的写作(初稿1980年6月油印200册)，1980年下半年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从1977级起，为图书馆学专业和科技情报专业的本科生、函授生、走读生以及部分研究生、进修生开设了“情报检索语言”课程[1]。1983年，《情报检索语言》教材被列入教育部主持制定的《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编选规划》，由武汉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因此，我们把1980年“情报检索语言”课程的开设作为情报语言学建立的起始时间。该课程开设以后受到学生和图书馆工作者的普遍欢迎，为满足需要，在函授和自学考试教育中也都开设了本课程。张琪玉教授于1982年编写过一套情报检索语言课程函授教学指导书、教学录音和幻灯片。湖北省高校图工委和武汉大学图书情报学院于1985年将其列入图书馆学自学丛书，内部出版了《(情报检索语言)学习辅导》。1987年教材为应中央电视大学教学需要，增补了三章和一节，并对各章作了文字上的修改，改名为《情报语言学基础》出版。和其配套出版的有《情报语言学基础问题选讲》、《情报语言学基础学习指导书》，四川电大编辑部还内部出版了《情报语言学基础学习辅导》。教材1997年又进行了增补修订，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情报语言学基础(增订第二版)》。至此，情报语言学课程内容体系框架基本建立，后在教学中不断完善和不断丰富，并探索总结了一套有效的教学方法。 张琪玉教授在培养情报检索语言方向研究生过程中通过开设一些研究性课程，如“情报语言学导论”、“分类检索语言与主题检索语言研究”等，进一步丰富了教学内容体系，也深化了情报语言学研究。正如他所说，“我教研究生课程的方式之一是讲专题，专题力求新颖和具有深度，运用情报语言学的多种研究方法来讲授，除传授比本科水平更丰富的知识外，使研究生在研究方法上有所领悟，培养他们的学术兴趣和进行独立研究的能力。那些专题的讲稿和讲授提纲，有许多后来改写成论文发表。”[1]因此，在完成研究生教学任务的同时，也促使了他专心致志地在情报语言学领域里向深广两个方向开拓。 情报语言学课程在继承、借鉴“图书分类”和“主题法”等相关课程内容的基础上，集成构建了全新的教学内容体系架构，实现了教学内容的整合提升和跨越式发展，大大提升了课程的科学性和理论层次，成为图书馆学情报学的一门品牌课、热门课。即便与这一期发达国家同类课程相比也是处于领先水平的。21世纪以后，我国高校开设的影响较大的“信息组织”课程也充分吸收了情报语言学课程的理论和教学成果。 2 学科论 张琪玉1980年3月写成的《情报检索语言》教材，同时也初步构建了情报语言学学科框架。《图书馆学刊》1981年第3～4期发表《情报检索语言大纲》[2]则是最早公开发表情报语言学的研究框架，共分8章，包括：绪论、等级体系分类语言、分析—综合分类语言、标题词标引语言、单元词描述词言、叙词描述语言、关键词描述语言、文献分析与标引问题。《情报检索语言》教材的出版，是一个学科开拓的重要标志。张琪玉教授说：“1980年3月在武汉大学写成的《情报检索语言》一书……构成了情报语言学的初步框架。情报语言学学科领域的开拓，其对情报检索语言研究的意义，犹如从生物学的观点来研究植物和动物的意义。”[3] 张琪玉教授在之后的教学和科研中一直在思考进一步完善情报语言学的学科构建问题。在他汇编的著作目录中，可以看到1983年3月就拟制了《情报语言学导论研究提纲》，包括了情报语言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目的，情报语言学的研究范围，情报语言学的研究方法，情报语言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等问题，并于1984年完成了有关情报语言学一些基本问题的写作，湖北省高等学校图书馆工作委员会、武汉大学图书情报学院1985年8月出版《(情报检索语言)学习辅导》中把《关于情报语言学》作为课程宣讲的一个问题收录。1987年“情报语言学一般问题”作为第一章绪论，同时增加了“情报检索语言基本方法”和“情报检索计算机化与情报语言学发展”等内容，《情报检索语言》名称改为《情报语言学基础》，1997年增订出版时又增补了“分类法主题法一体化检索语言”和“自然语言在在情报检索中的应用”两章，至此，标志情报语言学学科体系的基本建立。 作为一门学科的情报语言学，必须明确学科定义、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等一些基本问题。张琪玉教授认为，情报语言学是研究情报检索中的语言保证问题的一门学科，是情报检索学的一个分支。情报语言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情报检索语言，同时也研究自然语言在情报检索中的应用问题。张琪玉教授概括情报语言学的研究范围包括如下8个方面：(1)情报检索中语言保证理论的研究；(2)情报检索语言基本原理的研究；(3)各种类型情报检索语言构成原理、性能、编制法、使用法的研究；(4)自然语言在情报检索中应用的研究；(5)文献主题特征的研究；(6)情报需要特征的研究；(7)检索方式和检索设备的研究；(8)电子计算机对情报检索语言影响的研究。此外还明确了情报语言学的主要研究材料、研究方法、相关学科。[4]1 情报语言学建立的科学意义在于其研究方向的转变。1983年，张琪玉教授在《论情报检索语言的研究、创制与普及》一文中就提出“我们的情报检索语言研究必须开辟新路”，即转变研究方向，也就是研究重点从长期纠缠的分类法“思想性、科学性、实用性”的“三性原则”转移到如何改进和正确使用情报检索语言，以提高其检索效率上面来；拓展研究范围；改进研究方法；充分吸取国外相关领域新技术和新方法。[5]在20世纪80年代的时代背景下，冲破思想禁锢，从“三性原则”争论到“提高情报检索效率”研究的转变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要有科学精神和勇气的。实现了情报语言学在我国图书馆学情报学各分支领域走在了前列，率先完成了学科华丽转身，成为我国图书馆学情报学创新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即便与同时代A.и.切尔内的《情报检索理论概述》和F.W.兰开斯特的《情报检索词汇规范化》相比，《情报检索语言》也是一部高水平的著作。 3 语言论 在张琪玉教授统一规范使用情报检索语言概念之前，我国一般都使用分类法、分类表、主题法和主题词表等具体概念，国外，则较多地使用标引语言、索引语言、文献工作语言、检索语言等，张琪玉教授对“情报检索语言”概念进行了规范定义，这是情报语言学研究的一项必需的基础性工作。 在《情报语言学基础》绪论中就定义，情报检索语言是根据情报检索的需要而创制的人工语言。后来在撰写《中国大百科全书·图书馆学 情报学 档案学》词条时又作了进一步描述，“根据情报检索的需要而创制的人工语言，专门用于各种手工的和计算机化的文献情报存储检索系统，表达文献主题概念和检索课题概念，亦称文献工作语言。情报检索语言实质上是表达一系列概括文献情报内容的概念及其相互关系的概念标识系统。它可以是从自然语言中精选出来并加以规范化的一套词汇，可以是代表某种分类体系的一套分类号码，也可以是代表某一类事物的某一方面特征的一套代码，用以对文献内容和情报需要进行主题标引、逻辑分类或特征描述。”[6] 在情报检索语言统领下分别研究了各类型检索语言的原理、技术和方法。他认为，各种情报检索语言的基本原理是一致的，但构成原理和方法的不同而形成了各种类型和语种。在《情报检索语言》中有“情报检索语言的分类”一节进行专门阐述，按其结构原理，可分为分类检索语言、主题检索语言和代码检索语言；按其标识的组合使用方法，可分为先组式语言和后组式语言。还可按其包括的学科或专业范围、适用范围等划分类型。[40]30-32随着情报检索语言的发展，张琪玉教授在《情报语言学词典》情报检索语言类型条目中做了一点修订。在《情报语言学基础》一书中，安排了7章篇幅的内容分别研究了等级体系型分类检索语言、分析—综合型分类检索语言、标题词型检索语言、单元词型主题检索语言、叙词型主题检索语言、关键词型主题检索语言、分类主题一体化检索语言的原理、词表及其性能，占整个篇幅的67％。 张琪玉教授尝试运用语言学的方法研究情报检索语言的基本问题。如运用语言学的概念体系和方法体系研究情报检索语言，在《情报检索语言语法体系初探》一文中系统地阐释了情报检索语言的语法问题。他认为：“在情报检索语言与自然语言之间，可以找到许多原理上相同、方法上相似的地方。情报检索语言也像自然语言一样，是由词汇和语法组成的。无语法的情报检索语言是不存在的。”“情报检索语言的词法绝大部分是类表、词表编制过程中所用的方法和规则；句法绝大部分是文献标引过程和情报检索过程中所用的方法和规则。”[7] 作为一种特殊的语言形式，张琪玉教授还研究了情报检索语言在构建和使用中的一些重要问题。例如，情报检索语言的国家特点、时代特点和自然语言特点问题。张琪玉教授认为，一种得到广泛使用的综合性情报检索语言，可以说是必然具有国家特点、时代特点和自然语言特点的，并分析了其表现形式和原因。分析认为，情报检索语言(特别是综合性的体系分类法)历来具有国家特点、时代特点和自然语言特点。这主要是由于客观的社会因素，而并非某些创制者的主观因素所致。表现这些特点所采用的方法和措施，有许多已成为编制分类表、词表的惯例。那些方法和措施大多数符合情报检索语言的文献保证原则和用户保证原则，有其合理性，但也有一些是愚昧和偏见。[8] 关于情报检索语言易用性问题，张琪玉教授认为，情报检索语言是否容易使用，对检索效率有很大影响。如果一种情报检索语言不易使用，它的潜力就不可能充分发挥。他提出增强情报检索语言的易用性也必须从多方面入手，讨论了可增强情报检索语言易用性的20多种措施，如保证整个语言包含概念的丰富和完备性，尽量多收录入口词等。[9] 此外，张琪玉教授对情报检索语言中的语言保证问题、聚类的原理和方法、标准化和兼容化等问题的研究都有独到的见解。 4 自然语言论 自计算机信息检索技术发展应用以来，关于自然语言与受控语言(检索语言)之争就没有停止过，在今天网络时代仍然存在各种不同的观点。张琪玉教授比较早地关注到这个问题，并开始了对自然语言检索的研究。针对学界提出，自然语言检索是未来发展方向和最高阶段等观点，他认为，没有任何控制的检索用语言是不可思议的。至今还没有找到在计算机环境下不加控制地利用自然语言的十分有效的方法。自然语言不可能全面取代情报检索语言，淘汰情报检索语言，情报检索语言还将继续发展。在计算机检索的条件下，自然语言有许多重要的优点，故它也必然会更进一步得到发展。自然语言检索系统与情报检索语言检索系统并不是决然对立的，而是两者结合或融合，这是两者发展的大趋势和大方向。张琪玉教授说：“对于自然语言在情报检索中的应用即自然语言检索法，我一直认为，自然语言检索系统与情报检索语言检索系统并不是决然对立的，它们各有长处和短处，可以并行发展，可以互相结合，互相补充。”[10]因此，张琪玉教授的一个核心观点是自然语言或情报检索语言的未来将是自然语言的情报检索语言化或情报检索语言的自然语言化。基于这一基本观点，在《情报语言学基础》1997年增订二版中增加了“第十二章 自然语言在情报检索中的应用”，分8节对自然语言检索的技术、方法以及未来趋势进行了阐释和讨论。 此后还一直关注自然语言检索技术的发展和应用问题。如关于自然语言与人工语言的对应转换研究[11]；建议大量编制自然语言词表以实现自然语言与情报检索语言的结合问题[12－13]；网络信息检索用语言的发展趋势问题[14]；分类语言、主题语言、自然语言一体化检索系统构建问题等[15]。张琪玉教授关于自然语言在检索中应用及其发展方向的观点在今天网络信息检索系统不断的发展中得到了印证。 5 方法论 科学研究必须要有一套科学方法来实现，方法准确，则事半功倍。具体来说，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应用研究，都要采用一定的思路、程序、规则、技巧和模式。张琪玉教授在开始情报语言学研究的时候，非常重视方法论问题，在研究中总结探索运用了一套比较完整且具个性特色的方法论体系。在《情报语言学基础》“绪论”一章中专门阐述了情报语言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介绍了情报语言学比较常用的10种研究方法，包括结构功能分析法、历史演进研究法、比较研究法、调查整理法、归纳法和演绎法、原理或方法的移植法、理想语言设计法、现用语言改进法、数学方法和统计方法、实验方法等。在1984年发表的《情报检索语言方法综述》[16]一文中又全面论述了结构功能分析法的具体运用，其主要内容也增列到《情报语言学基础》中。 张琪玉教授方法论的核心是结构功能分析法，其基本思想是从情报检索语言的结构与功能的关系入手，运用不同的方法以实现其功能，“结构功能分析法是研究情报检索语言最合适的方法”。[1]其他的方法都可视为这一方法的派生。张琪玉教授认为情报检索语言必须具备四项基本功能，而这些功能是否能较充分地发挥，主要取决于它的结构的情况。可以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来考察情报检索语言的结构，即考察它的宏观结构和微观结构。张琪玉教授就是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分别深入分析了具体的方法技术。[16] 张琪玉教授甚至把他之所以获得一些研究成果都归结到正确的研究方法的运用。他说：“我所以能在情报语言学研究中取得较多成果，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找到了合适的研究方法。我所使用的主要研究方法是结构功能分析法。在本文开始时所列举的多种研究方法，可以说都是从结构功能分析法衍生出来的。脱离了结构功能分析法，就等于抽去了那些方法的精髓。我正是利用了那些研究方法，找出了各种各样情报检索语言的许多共同规律，使其融会贯通，构成情报语言学理论体系。”[10] 在《情报检索语言原理的一致和方法的差异》[17]一文中，张琪玉教授从情报检索语言原理的一致和方法的差异基本观点出发，认为，对各种类型的情报检索语言做统一研究，有助于理解情报检索语言的本质及各种情报检索语言之间的联系与区别，有助于掌握研究情报检索语言的一种重要方法——比较研究法。甚至认为，正是根据这一观点对各种类型的情报检索语言做统一研究，才概括出“情报检索语言”这个概念，并促使情报语言学的形成。采用比较研究的方法研究各种情报检索语言在方法上的差异性，是对情报检索语言结构与功能关系的更深入的认识，是情报检索语言结构的改进、完善和创新的重要依据。 6 检索效率论 张琪玉教授在即将出版的他个人文集的“自序”中说，“我选择了‘如何提高检索效率’这个研究课题，把它看作终生的‘伟大事业’，这也就是我的梦想。”如此“最高级”地来认识检索效率问题，是他回头总结几十年来着力于情报语言学开拓研究的最深刻的体会。正如他自己所说：“我之所以认为提高检索系统的检索效率特别重要，是因为知识是人类创造的一切财富中最宝贵的财富，是社会赖以进步和发展的最重要资源之一。人类社会从茹毛饮血发展到今天的文明程度，主要是有效利用了所积累的知识财富。情报(知识)检索工具，是充分利用知识财富的重要的不可或缺的工具，而它的检索效率(特别是情报检索语言的检索效率)则是关键。目前，检索效率尚不够令人满意，而且要提高它有相当难度，所以我选择了这个最有意义的课题。”[18] 张琪玉教授论著中有一个最鲜明的观点，提高情报检索效率是情报检索语言研究的根本目的和核心问题，由此，情报语言学的主要研究目的，是从改进情报检索语言的途径来提高文献情报检索系统的检索效率。张琪玉教授认为：“各种情报检索语言的基本原理是一致的，它们只是在表达各种概念及其相互关系时和在解决对它们提出的那些共同要求时所采用的方法不同，才形成了不同的类型和语种。因此，对分类检索语言、主题检索语言和其他情报检索语言以及自然语言在情报检索中的应用问题进行统一研究，可探索它们影响检索效率的共同规律和有效的改进途径。提高检索效率是情报语言学研究的根本目的和核心问题。”[19] 围绕这个核心问题，一切研究路径也就非常明确了，如认为，情报检索语言结构的改进，是提高其检索效率的一个重要方面。“检索效率主要是由情报检索语言的功能产生的。产生情报检索语言功能的宏观结构和微观结构的状况，是影响检索效率的最主要的因素。”[1]那么，自然语言在检索效率方面的局限性和为什么自然语言的情报检索语言化趋势就不难理解了。 “检索效率论”的提出冲破了“三性”争论的怪圈，为情报语言学一开始就确立了一条正确的研究路径，对推动情报语言学的繁荣发展，以致对我国检索语言编制和应用实践都具有深刻的影响；对图书馆学情报学的研究也具有引领作用。因此，有人评价“张琪玉‘检索效率’理论是新时代图情事业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是我国在图书情报事业取得的重大成果，对于国内外图情事业的发展都将产生重大影响”。[20] 7 术语论 术语是指称概念的规范化符号，情报检索语言的语词则是指称文献主题概念的规范化符号(标识)，术语与情报检索语言的语词两者存在着本质的一致性。作为情报检索语言工具的分类表、词表、代码表实际上可看作是用于情报检索的“术语词典”，因此，张琪玉教授认为“术语学对情报语言学极其重要”，“术语学与情报语言学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情报语言学研究者对术语学的研究必定会获益匪浅。”[19] 术语学理论意义在于将其术语整理的原则方法应用于情报检索语言的编制。“情报检索语言的编制可以说是术语整理(规范化、统一化、标准化)工作成果的诸多应用领域之一。术语整理工作的原则……与情报检索语言的选词、规范化处理和显示概念关系等的要求都是一致的。所以，术语整理工作成果(术语标准、推荐术语集、术语词典等，特别是有术语定义和分类体系的术语文献)是情报检索语言选词的主要来源和进行规范化处理及建立概念间关系的重要依据。情报检索语言编制中的失误，有很多是忽视对术语整理工作成果的利用所造成的。”[19] 术语库的方法也可借鉴用于情报检索语言基础术语库建设，“建立具有分面结构的术语库，可能是情报检索语言建设的一项基础设施。我们需要这样的术语库。”[21] 张琪玉教授编制《情报语言学词典》[22]收录包括情报语言学总论、分类法、主题法、自然语言检索、索引法、文献标引和情报检索以及其他相关的名词术语共2300余条。每个词条都给予描述性定义，这是情报语言学规范建设的一项基础工程，也是情报语言学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 8 索引论 索引工作在我国既有悠久的历史，近现代又有大力发展，20世纪20～30年代曾兴起“索引运动”，因此我国有较好的索引编制传统。张琪玉教授较早就关注索引和索引工作，1966年就翻译了苏联吉良列夫斯基和切尔耐著的《新型文献索引》[23]。张琪玉教授的重要的索引编制实践活动是1981年2月末至1982年9月初主持编制《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第二版)索引》(书目文献出版社1984年12月出版)，这成为他为《中图法》编制作出较大贡献的代表性成果，获得1985年国家科技成果一等奖，这是张琪玉教授完成的一项非常重要的索引编撰成果。 1983年，张琪玉教授曾拟制了一份《索引法研究提纲》，准备对索引及索引法的基本问题展开系统研究。但在之后差不多10年的时间里，他主要精力集中在完善和发展情报语言学，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把索引学作为情报语言学的一个应用领域开始了系统研究。1991年前后积极参与了中国索引学会的创建和领导工作，2003年参与了中国索引学会会刊《中国索引》创刊和主编工作，在花甲之年后激发了索引学研究热情，一发而不可收。其第一篇具有影响性的论文是写成于1992年发表于1993年的《关于索引学研究和索引工作开展的设想与建议》[24]。在这篇论文中，张琪玉教授提出了一系列对索引学研究和索引工作具有重要影响的思想和观点，如：索引是开发、利用文献资源的一种重要工具，索引的研究和编纂早已被纳入许多学科和专业的范围，数据库就是信息时代的索引，索引学作为一门新学科怎样认定自己的领域，索引学研究要密切结合索引实践，索引编制工作要讲求质量和效益，索引选题要适应时代需要，索引设计要改革创新、精心构思，对文献标引的研究是亟待加强的薄弱环节，索引编制计算机化是索引技术发展的大方向，协调和合作是索引事业发展的倍增器，跨进信息业去开展索引服务等。这些思想也是他自己后来研究索引学的基本路线，他后来发表的一系列文章和2006年出版的《图书内容索引编制法——写作和编辑参考手册》[25]对上述问题和领域都进行了研究和回答。2009年庆祝张琪玉教授80岁生日出版的《张琪玉索引学文集》[26]收录了83篇文章，内容述及索引学理论，中国索引事业历史、现状和发展趋势，索引事业组织，索引工作者职业，索引学会活动，索引功用、结构和设计，索引计算机化和标准化，索引分类，各种类型索引的特点和编制方法要点，索引标引，索引数据库、各种重要索引和数据库的评论以及各种索引有关问题的讨论等。真可谓内容涉及非常广泛，许多问题研究都具有一定的开创性。这一时期，其研究文章多数比较简短，但观点非常鲜明。 对张琪玉教授的索引学思想和学术贡献，曹树金，姚瑶的《中国当代索引学的精髓——张琪玉教授的索引学思想研究》[27]，王崇良，韩爱萍的《张琪玉索引学思想研究》[28]做了比较全面的概括研究，给予了积极的评价。认为“长时间专注索引学研究、高密度发表深入研究的索引学论文的情形，张教授很可能是我国第一人”。“张琪玉的学术思想和学术精神得到了比较广泛的传播，对中国当代索引学的创立和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卓越贡献，他的思想、精神和学术造诣都很值得后人继承和发扬”。 除了在具体索引技术和方法上所作的实践性研究外，张琪玉教授下列关于索引的认识和理论观点也应受到充分重视，它对索引工作具有方法论指导意义。 情报语言学和索引学相互包容[29]。张琪玉教授认为，情报语言学与索引关系密切，情报语言学内容的源头一部分就是索引的实践；情报检索语言的四项基本功能，可以说正是为了编制一部高质量的情报源索引而设定的。因此，他提出，索引编制工作者掌握一点情报语言学知识，是十分必要的。这确认了索引学理论基础和理论渊源。 索引编制计算机化是索引技术发展的大方向[24]。张琪玉教授提出，要告别手工索引时代，促进索引事业发展的根本措施是运用计算机技术，他许多对索引编制技术和方法研究大多是建立在计算机索引编制思想基础上的。这指明了索引技术发展的根本方向，使传统的索引概念与现代技术紧密结合。 现代索引就是数据库[30]。张琪玉教授提出，数据库就是信息时代的索引，数据库推动了索引工作的现代化，推动了索引编制技术的发展，推动了检索方法的进步，推动了索引用语言(情报检索用语言)的创新和改造，也推动传统索引与数据库的结合，因此，当前索引事业发展的重点是数据库建设。这一观点大大拓展了索引的概念内涵和研究领域。 索引法也是一种研究方法[31]。张琪玉教授认为，文献索引和数据库作为调查检索参考文献和分析研究文献内容的工具在科学研究中被广泛地使用着，而且，其原理(即索引法)也可作为科学研究的辅助方法。如在编写综述、述评和教材中的应用，在课题研究过程中的应用，在学术发展史研究中的应用等。这指明了索引法的方法论价值所在。 9 理想论 张琪玉教授在研究情报检索语言过程中，非常关注情报检索语言技术和方法的发展与创新，特别是关注情报检索语言未来走向，如计算机技术的应用、分类主题一体化问题、自然语言应用前景问题等。但对未来发展趋势的研究都归结到对理想情报检索语言的期待和遐想。 他在对情报检索的全过程(从编表、标引到检索)，情报检索语言的各种微观结构(元素)和宏观结构(结构模式)及其应用(如各种索引)的所有方方面面问题进行很具体很细致分析研究后，摸清了情报检索语言存在的各种矛盾，并由此提出了解决各种矛盾的一种理想情报检索语言的结构模式——学科—事物概念组配型检索语言[32]。这是一种完全新颖的情报检索语言结构模式，利用“分面分析＋概念代码＋概念对应转换＋数据库技术”的方法，以满足现今人们对情报检索语言的绝大部分要求，解决现行情报检索语言存在的各种矛盾。这种理想的情报检索语言也可认为是各种最优方法的结合和集成，即学科聚类系统与事物聚类系统的结合(事物聚类也应当有系统性，字顺序列可作为进入事物聚类系统的手段)，先组式语言与后组式语言的结合，体系分类法与组配分类法的结合，人工语言与自然语言的结合，号码标识与语词标识的结合，系统序列与字顺序列的结合，不变概念代码与可变概念体系的结合[33]。虽然这种理想情报检索语言是很难设计和完全实现的，但却是情报检索语言发展的方向，如今的情报检索语言发展趋势也证明了这一点，正如张琪玉教授认为的，寻找更佳结合模式是情报检索语言创新的主流[34]。 10 风格论 张琪玉教授在开拓情报语言学学科领域过程中，也形成了鲜明的学术风格。 持之以恒、锲而不舍的治学精神。1952年，张琪玉教授还是北京大学图书馆学专业一名大学生的时候，他就在北京大学《沙滩年青人》1952年国庆特刊上发表散文，表达了对祖国图书馆事业的热爱，决心将自己贡献给人民的图书馆事业。无论是他后来做图书馆具体工作，还是从事专业教学研究，都表现出无比的专致和执著。至于开拓情报语言学学科研究领域则起因在北京大学学习时，他就对图书分类特别感兴趣。毕业后，一直保持着对这门知识的兴趣。由此算来，60多年时间里他始终在这块学术土地上勤奋耕耘、执著前行，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初开拓情报语言学领域以后，更是钟情于情报语言学研究。达到了一种“滚雪球”和“加速度”的效果。他认为：“人生很短暂，一个人不可能做完一切想做的事，所以只能去做最必要的、最有意义的并且能够做到的事情。做学问，要有一个专业范围，在专业范围内力求深而广。”[19]印象中，这也是压在他书房办公桌玻璃台板下的座右铭。真可谓，把全部时间和精力都倾注给了情报语言学研究。 严谨细致、一丝不苟的治学态度。张琪玉教授无论是著书立说，还是教书育人，始终秉持严谨的治学态度。见过他著作手稿的人都为他漂亮工整的书写赞不绝口，读起来本身就是一种享受。张琪玉教授论著的用词非常严谨，一般都是反复推敲、比较、确定。他说：“我在写作中用词造句非常谨慎，选定了一个词或一种表达方式，除非特殊情况，就一贯使用，决不改变。”[35]因此，我国情报语言学领域现行的许多名词术语和许多概念的表达方式，都是张琪玉教授首先使用并被广泛接受的。《情报语言学词典》收录的2300余条名词术语中其中不少都是他规范定义并推广应用，这成为情报语言学作为一个比较成熟学科的重要标志。为了学术研究的需要，他建立了个人丰富专业藏书，并有一套管理方法。张琪玉教授的研究是建立在长期积累和深入思考的基础上，用脑中的储备来写成论文，因此，他多数论文都是观点明了，短小精悍，言简意赅，没有一句多余的话。 源于实践、成于教学。图书馆学及其情报语言学是一门应用性学科，因此情报检索实践就是情报语言学的源头和应用领域。张琪玉教授认为他二十多年的图书馆实践，积累了许多经验，对后来教学和治学有不少帮助。特别是“所积累的情报工作和文献检索的知识和经验，对后来在武汉大学教学和科研特别是开设‘情报检索语言’课程有莫大的帮助”。[1]他直接参加的《中图法》及其索引编制、《中国分类主题词表》编制，以及指导国内多部检索语言编制为理论研究奠定了重要实践基础。源于实践就能指导实践，张琪玉教授的著作成为检索语言编制和标引人员必读的经典文献。 张琪玉教授开拓情报语言学“渊源于新时期的教育改革”。[1]也就是在准备教学和实施教学中构建了情报语言学学科体系，后来在研究生教学中又不断充实完善，趋于更加成熟，所以，他认为，“我从事教学工作，对我的研究工作有很大促进作用”[35]。丰富的实践和教学是张琪玉教授从事情报语言学研究的两个重要路径，也可称之为两个重要支点。 从中国实际出发、重视研究方法。张琪玉教授自认为因不通英语而使他的研究具有了较多的“中国特色”，其实，张琪玉教授非常注意吸收国内外最新理论和实践成果，并且在消化吸收的基础上与我国的实际紧密结合，达到解决我国情报检索语言发展和应用中的问题的目的，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时代特征汉语自然语言特点的情报语言学理论体系，因此，情报语言学是完全植根在中国土壤的一门集理论性和应用性的学科。 由于张琪玉教授在各种情报检索语言结构分析中创造性地总结了结构功能分析方法以及所派生的系列研究方法。张琪玉教授对情报检索语言的研究之所以能获得成效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采用了适合研究方法。正如他所说：“做任何学问都一定要有有效的研究方法，否则事半功倍，难能成功。而且，研究各种学问的方法不能千篇一律，每种学问都有合适的研究方法。我正是找到了合适的研究方法，或者说找到了正确的研究方向、研究路线，研究才能继续进行，几十年不辍，保持信心，取得成效。”[1] 11 结束语 张琪玉教授60多年专心治学，著述甚丰，有个人专著17部，主编参编的专著17部，发表论文、译文约350篇，还有大量未正式发表的论文及其他著作，他自编自刊的《张琪玉情报语言学著作目录》收录了600多种著作。《情报检索语言》(增补修订本改名《情报语言学基础》)和《张琪玉情报语言学文集》、《张琪玉索引学文集》是其代表作，最能代表他的学术成就和学术思想。《情报检索语言》一书被认为是情报语言学学科建设的奠基之作，该书的出版被评选为“20世纪中国图书馆100件大事”之一，并被选人上海社会科学院编纂发布的《20世纪中国学术名著精华目录》。为庆祝张琪玉教授85岁生日，2014年6月，南京政治学院资助在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100多万字上下两卷的《张琪玉文集》，收录了张琪玉教授的主要论文和其他教研成果。 张琪玉教授论著的基本内容非常丰富，主要的思想包括：建设了情报语言学课程及教学方法，开拓了情报语言学研究领域，运用语言学原理对各类情报检索语言进行统一研究，自然语言在情报检索中的应用即自然语言检索法研究，提出提高检索效率是情报语言学研究的根本目的和核心问题，术语学理论和方法在情报检索语言中应用研究，索引学和索引工作研究，学科—事物概念组配型理想检索语言模式设计，以及个性鲜明的学术风格。我在本文中为叙述方便概括为十论，其中课程论、学科论、方法论和检索效率论是其中四个主要方面，而检索效率论则是张琪玉教授情报语言学思想的逻辑起点和目标指向，也是最核心的思想观点。 因在情报语言学学科领域的突出贡献和学术思想的深远影响，张琪玉教授作为人物词条被《中国大百科全书(图书馆学 情报学 档案学)》(及《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二版))收录，这是我国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界最高学术地位和荣誉的象征。《张琪玉学术思想研究》被2013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立为一般项目，这是开先河的第一人。 张琪玉教授的学术思想曾引领了我国图书馆学情报学理论和实践，并将以其历史意义、时代价值和理论品质载入我国图书馆学情报学发展史。 (收稿日期：2014－05－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