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兴起义失败原因论析*
□ 游海华
内容提要 1949年4月7日，作为蒋经国“太子军”的预干总队在嘉兴发动的起义，是一次在“蒋家王朝”统治极为稳固的心脏地区的突然大爆炸，政治上影响极大。 不过，这场起义很快以坚持时间短、战争烈度小、起义人员大部分回归嘉兴而告终，与其政治影响形成鲜明反差。以历史后来者的眼光检视，嘉兴起义失败原因有：首先，起义前蒋经国对贾亦斌的起疑和贾工作中的激进为起义失败埋下了伏笔；其次，事不可为而为之和贾准备工作中的失误注定起义是一场失败的军事行动；最后，起义前后的其他失当举措和一些客观的不利因素增加了起义失败的概率。嘉兴起义尽管军事上失败了，但基本实现了发动者从政治、军事、组织上打击国民党政权的初衷。
关键词 嘉兴起义 贾亦斌 预干总队 失败原因
解放战争时期， 战争的洪流无疑是国共两军的前线攻防战。洪流之外，则是不太为学界所关注的国民党军政人员起义投诚这一支流。 三大战役结束以后，作为对“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这一口号的响应，南京国民政府统治重地、蒋介石的家乡——浙江省也发生了大小十多起国民党军政人员起义投诚事件。其中，嘉兴起义是渡江战役之前人数最多、政治影响最大的一次。
嘉兴起义的主角是所谓的蒋经国的“太子军”——国防部陆军预备干部训练团第1 总队 （简称“预干总队”）。1949年4月7日凌晨，该总队3000余人，在原国防部预备干部局代局长、“预干团”第1 总队长贾亦斌的带领下，由嘉兴出走，打算经莫干山前往天目山，与苏浙皖边区游击队联系，策应人民解放军渡江。 7日当晚，起义部队即遭到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到11日晚，约2038 名起义人员“归队”，另有百余人被“捕获”①。不难看出，嘉兴起义坚持时间短、战争烈度小、起义人员大部分回归嘉兴，与参加人数多、政治影响大形成鲜明反差。人们不免追问： 起义骤起骤落的深层原因到底是什么？
关于浙江国民党军政人员起义投诚的研究，学界向来缺乏关注。已有的研究或为宏观简介，或为个案的史实梳理。②至于嘉兴起义，既无专文探讨，亦无深入研究，本文即以“失败原因”为题，述一孔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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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起义前蒋经国对贾亦斌的起疑和贾工作中的激进为起义失败埋下了伏笔
嘉兴起义的发动者贾亦斌，湖北阳新人。1930年入伍，1943年以军功累升至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少将参议，同年入陆军大学特别班第7 期学习。1946年4月任蒋经国实际负责的青年军复员管理处第1 组组长。 在这里，他因研究并发表了《论预备干部制度》以及与蒋性格相投等因素，开始受到蒋的赏识。 6月，蒋为贾主婚，这一“难得的荣耀”，使得贾增添了对蒋的“感激之情”；在此前后的两年中，在蒋的关照下，贾先后升任国防部预备干部管训处办公室主任（蒋为处长）、国防部预备干部局副局长（蒋为局长）、代局长。 ③
从蒋贾两人最初两年的交往，可以看出，蒋对贾有知遇之恩，贾对蒋则有“士为知己者死”的忠诚。 然而1948年，两人的这种“互信”关系发生了变化。 4月，贾因不赞同蒋经国成立秘密组织“铁血救国会”，引起蒋的疑虑，从此蒋对贾采取明亲暗疏的办法， 并指示亲信王升和江国栋等暗中加以监视；当年底，贾因不满蒋“上海打虎”中对“孔令侃案”的不作为，以及在国民党中所见之种种腐败刺激下而幡然醒悟，“决心同蒋家王朝决裂，同蒋经国分道扬镳，去寻找新的道路”。遗憾的是，对于1948年蒋态度的变化，贾“当时都一无所知”。 ④
1949年2月，原驻南京的国防部陆军预备干部训练团第1 总队迁驻嘉兴，与原嘉兴、杭州两青中愿意留校的师生，一起组成新的预干总队。总队下设军事教育、辅导、总务3 个组，学员编为4 个大队，全总队共近4000 人；其中，第1、4 大队驻东大营，第2、3 大队驻西大营。 在外人看来，贾亦斌是蒋经国的“得力助手和亲信”，是为太子训练“子弟兵”。 ⑤而贾则利用这种身份， 在政治宣传鼓动上，放手进行起义准备工作。
在当时的条件下， 既要让整个预干总队发动起来， 又不能让敌人有所觉察， 其中难度可想而知。 对此，贾的做法是，一方面召开各种大、中、小型讨论会和座谈会，了解学员思想动态，借机因势利导，求得共识；一方面以学员最关心的“和”与“战”问题，组织大型辩论会，学员张若虚等提出的“主和论”得到贾“旗帜鲜明地支持”。此外，在各种报告会上，贾“以大量事实毫不含糊地揭露了国民党政府派系林立，争权夺利，贪污腐化，昏庸无能，前方军事上节节败退，后方民不聊生；豪门巨室不顾人民死活，过着荒淫糜烂的生活”，同时“又策略地不予指名道姓，以保持分寸”；在总队出版的《甦报》和各大、中队出版的墙报上，“组织学员自由发表见解和主张”。在贾看来，通过“这样一系列大张旗鼓的政治宣传鼓动活动，使整个‘预干总队’官佐、学员的思想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同时是“充分利用当时蒋介石发表文告‘求和’与李宗仁正在进行和平谈判一事”，是“贯彻执行蒋经国的‘一次革命，两面作战’的主张，是在‘走第三条路线’”，使外人“不敢妄加干涉”，“对起义的发动极为有利”；“这种将国民党的口号接过来为我所用的方法，可称之为‘以其之矛，攻其之盾’，收到了很大效果”。 ⑥
贾的上述高调、 激进的宣传鼓动给学员留下了深刻印象。第2 大队第7 中队学员吕佩义回忆，“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在西大营操场上的辩论。贾亦斌总队长首先分析了中国革命的前途与命运，直言不讳地讲：现在国民党在前方是节节败退，后方则民不聊生。 当局因为派系林立， 导致政权腐败，有的甚至把金银财宝运往美国，准备去做百万富翁。 这样下去，我们是跟着他们继续打内战、同归于尽呢？还是应该另走‘和谈’新路呢？然后要我们畅所欲言，国难当头，是‘战’还是‘和’？ 我们知识青年军人应该怎么办？大家以他为中心，席地而坐，热烈讨论”。 ⑦第3 大队第10 中队学员李文轩回忆，贾亦斌组织的“大组发言小组讨论和解放后的学习形式一样；他的张若虚（一个学员干部）案⑧，似有称霸一方之慨；又曾一度提出‘一次革命，两面作战’的口号。 这就是说谁好就向谁，谁坏就打谁”。 ⑨辅导组民运股长俞焘记述，在各大中队辅导员、《甦报》 通讯员和全体教官参加的辅导组座谈会上，张若虚、王家骏、李德厚等“争先发言，情绪激昂， 滔滔不绝……异口同声疾呼：‘不能再充当看家狗了，我们应团结起来，闯出一条新的革命道路……’，贾总队长很满意，不时加以鼓励和引导。最后作了总结， 并肯定了这次座谈会的成果”；接着，在各部门进行座谈、讨论，贾又“表扬了一大批积极发言的学员”；《甦报》 在这一场讨论和辩论中，也连日报导会场的情况和发言内容，选登学员来稿，并每期发表短评，进行配合宣传，推动辩论步步深入。 ⑩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20.0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表示，比较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以例(百分率)表示，比较采用χ2检验；采用Pearson相关系数进行相关性分析。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要将作为“太子军”的预干总队转变为起义部队，不采取非常手段确实不容易实现这种转变。问题是，贾的高调、激进宣传鼓动方式，极易引起各方关注，对贾已起“疑虑”的蒋经国更是虎视眈眈。贾后来的回忆记述， 国民党内有人 “派出特务在‘预干总队’驻地西大营北门外，设了一个伪装的货摊，日夜监视”，蒋的亲信江国栋“携带大量银元来到嘉兴，在一家小旅馆里设立了秘密据点，四处活动”，暗中调查贾的言行；1949年2月底，国防部曾向保密局（军统局）嘉兴站发出电示：“贾亦斌言行偏激，应予慎防”。 ⑪辅导组书记刘耀诚回忆，辩论大会后，“一部分对国民党抱有幻想的军官、学员，向特务机关作了反映，引起国民党当局的怀疑”，紧接着“就派特务来嘉兴秘密调查，收集各种讨论会、辩论会材料，向特务机关汇报”。⑫2月中下旬， 中共上海局策反工作委员会派到嘉兴总队部帮助贾准备起义的中共党员（担任贾的秘书）张文藻注意到， 总队部突然并进杭州青年中学的一批新人，“很担心”，即叫预干总队贾的文书张维将这一情况通知在上海的贾。 ⑬
在某种程度上， 可以说， 贾在总队的一举一动， 蒋经国通过其在校内外的多条内线是了然于胸的，蒋且认为贾的行为确属“反常”，尽管蒋无法洞知贾的内心想法。 因此，才有了3月初，蒋经国命令贾去溪口面见蒋介石的来电， 以及随后的多次来电催促。 事后，贾认为他的八九天溪口之行，未被蒋发现“什么‘异常’情况”，“没有抓到我的什么把柄” ⑭， 然而在贾3月11日回到上海的第二天,国防部就发出电文，免去贾的本兼各职，调南京卫戍司令部工作⑮。不难看出，在贾自认为“由于我沉着对付，才得以化险为夷”的溪口之行，蒋氏父子恰恰认定贾不可靠， 因而最终作出了将其撤职的决定，以切断贾与预干总队的联系，防止预干总队出现“异动”，尽管他们还没有确切证据。可以说，正是贾在总队里的高调、激进宣传动员，才导致了其被撤职，也为起义失败埋下了伏笔。因为至始至终， 蒋经国就没有放松对贾和预干总队的监控，正所谓“卧榻之下岂容他人酣睡”！
二、 事不可为而为之和贾准备工作中的失误注定起义是一场失败的军事行动
平心而论， 作为国民党统治中心地带和重兵把守的京沪杭地区，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动渡江战役之前，其实并不适合发动起义。贾亦斌等和后来指导起义的中共上海局策反工作委员会对此都有比较充分的认识。
段伯宇回忆，1948年秋，他应贾亦斌之约，到贾南京的寓所看到刘农畯、 宋健人等五六位陆大同学“争论的面红耳赤”，贾告知：“同学们讨论的主题，要在南京搞暴动”，如果失败就上山打游击。段“觉得很突然”，认为在重兵集结的南京起义，无异于以卵击石，搞革命不宜盲动，应有计划、有组织、有领导，要掌握武装，积蓄力量，待机行动，结果“得到多数人的同意”。 ⑯之后，大家分头利用各自条件，争取部队，转入实际行动阶段。 预干总队在南京成立以后， 贾在学员中秘密进行起义准备工作。而段本是一个与党失掉关系的共产党员，他则多方设法打通党的关系， 不久通过他的表弟和中共中央上海局接上了关系。
1949年元旦，中共上海局策反工作委员会书记张执一委派李正文具体负责与贾联系和指导起义事宜。 不久，张否定了贾与李正文、段伯宇等人商定的一个规模庞大（六七万人）、在京沪杭地带联合起义的计划，认为条件尚不成熟，主张把起义工作的重点放在贾所领导的预干总队上。 张并特别强调指出：预干总队的反正起义，可以达到动摇蒋的总后方基地的作用，政治影响极大；即使起义不能取得军事上的胜利，也可打破蒋介石建立30个新军的计划，对人民解放军渡江作战，起到配合策应的作用。
根据张执一的指示，李正文与贾、段仲宇、刘农畯3 人专门研究了预干总队的起义问题。 在起义时机的选择上，争论较大。 主流意见认为，当时京沪杭地区敌强我弱， 嘉兴地区周围驻有国民党重兵，如在渡江战役以前行动，起义部队将很难冲出敌人的包围圈，难以成功；如渡江战役以后，作里应外合的起义，成功的把握比较大。会议最后决定，抓紧做好起义准备，待机行动。 ⑰
3月中旬，正在积极准备起义工作，得到已被免职消息的贾，面对事态的突然变化，深为痛惜，又极不甘心。他认为，起义的思想已在预干总队广大官兵中酝酿成熟，扎下了根；只要他登高振臂一呼，预干总队的广大官兵就会立即群起而响应。事态的发展也确不出他所料， 当贾的撤职命令公布以后，预干总队顿时大哗，哄闹起来。 为稳定学员情绪，新任总队长黎天铎以欢送贾为名，特地邀请贾到嘉兴出席欢送大会，同时聘请贾为“名誉总队长”。当时中共上海局策反工作委员会也鉴于时机尚不成熟，不应放任学员盲目大闹，引人注意不利起义，于是指示贾接受邀请，赴嘉兴去稳定局势，并要求贾提醒起义骨干注意隐蔽，讲究斗争策略，耐心等待时机。
实际上， 当贾将其被免职的情况向中共上海局策反工作委员会汇报后，李正文即召集贾、段伯宇、刘农畯3 人开会，讨论起义办法。段回忆，他们根据当时敌我形势， 都认为起义难于成功，“但贾亦斌同志表示，不论胜败，要坚决起义”，“李正文将讨论情形向张执一同志反映。 经组织反复考虑后，由正文同志转达，批准贾的起义”。 ⑱这样，4月2日， 李正式向贾传达了中共上海局策反工作委员会的指示： 决定预干总队4月15日在嘉兴起义；起义后部队经莫干山向天目山挺进，与苏浙皖边区游击队联系， 策应人民解放军渡江。 3日凌晨，贾乘火车秘密抵达嘉兴，开始进行起义的具体准备工作。 此时的贾也意识到选择在嘉兴就地起义，困难多，危险大，取胜难。 表现在：1.国民党在天目山—嘉兴—浦东一带是重兵把守， 仅美式武器装备的正规军就有四五十万，加上交警、保安部队和宪警特，总数号称七八十万以上。 2.对起义军来说， 嘉兴无可依托之山丘， 却有重重水网之阻碍，而敌人却据有沪杭、浙赣两铁路及京杭国道等交通线，可迅速调遣部队，围追堵截。 3.“预干总队”仅有4000 人，得不到接应，孤立无援。 4.后勤给养存在问题。 5.贾已被剥夺了对预干总队的“合法”指挥权，加上渡江战役在即，国民党军警宪特加强了军事管制， 这些都增加了起义的难度和障碍。 6.当时江南已进入雨季，阴雨连绵，道路泥泞，行军打仗，困难倍增。 ⑲
对于已经发生功血的患者,更要加强护理。本研究通过回顾性分析50例功能失调性子宫出血患者的临床资料,得出结论:全面有效的护理干预能够提高功能失调性子宫出血的临床治疗效果,提高患者对护理的满意度,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从贾亦斌、段伯宇等一群陆大同学萌发起义想法的1948年秋开始，到中共上海局策反工作委员会决定预干总队4月15日在嘉兴起义的1949年4月2日为止，这一段时间中，无论是中共上海局策反工作委员会，还是贾亦斌等陆大同学， 都认为在京沪杭地区发动起义的条件和时机不成熟， 因而他们提出的对策都是积极准备，积蓄力量，等待时机。即使贾本人，曾有过不同的意见，如认为“不能这么绝对地看问题，事在人为。如果我们能出其不意，安全越过京杭国道，进入天目山，胜利就大有希望。 而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
，但是当他4月初正式启动嘉兴起义的准备工作时，才进一步意识到起义困难多、危险大、取胜难。 这说明，在4月20日渡江战役之前，如在京沪杭地区发动起义， 一般情况下几无成功的可能。 而贾亦斌4月初秘密准备起义工作中因失误（对提问学员没有采取断然控制措施，致使起义消息暴露）而不得不提前发动的起义，自然也不例外。如果我们将起义胜利的目标定位为“起义的有生力量挺进到天目山， 与苏浙皖边区游击队取得联系”的话，那么提前发动的嘉兴起义注定是一场失败的军事行动。所谓事不可为而为之，它怎能逃脱失败的命运？
与之相反， 原来与贾亦斌相约同时起义的陆大同学，则在渡江战役以后带领部队成功起义。如王海峤率领的工兵第四团， 把部队和筑路的机车车辆沿浙赣铁路散布了数百里，断绝了交通，阻止了蒋军的南逃，配合了杭州的解放；段仲宇不仅利用港口司令部的有利条件， 为伞兵三团起义做了掩护工作，而且在解放上海的战斗中，还率领所掌握的辎重汽车团（二个团、六个营）起义，加入了人民解放军；齐国榰则在人民解放军渡江以后，率领保安部队在金坛一带投向人民。
贾亦斌同学成功起义的案例，从相反的方面，证明了嘉兴起义时机选择的失当。
本文以绝热加速量热仪为实验平台,如图7所示,以3 g浓度分别为20%、30%、40%、60% DTBP-甲苯溶液为样品对上述动态补偿模型进行验证和分析,其中,经PSO寻优算法得到的动态补偿器参数分别为τ1=0.664 7 s、τ2=20.576 5 s和τ3=53.148 2 s。实验过程中,STM32硬件平台负责温度采集(采样频率10 Hz)、数据发送和动态特性补偿算法的实现,温度数据通过上位机接收并记录,实验完成后,对数据进行处理和分析。
三、 起义前后的其他失当举措和一些客观的不利因素增加了起义失败的概率
以历史后来者的眼光检视， 除了前文述及的贾亦斌的高调激进动员、发现起义骨干“异常”没有采取断然措施加以控制等失当外， 起义前后贾亦斌等的其他一些失当举措， 大大增加了起义失败的概率。
贾亦斌是嘉兴起义的组织者和发动者， 是嘉兴起义的灵魂人物。 可以说，没有贾，就不会有预干总队的嘉兴起义。在预干总队上层，贾发展的起义骨干有： 辅导组组长刘异、 第1 大队队长李恺寅、第2 大队队长邓道三、第3 大队副大队长胡岳宣、 第四大队副大队长兼第13 中队中队长陈国骅、直属文化宣传区队队长刘汝沧和《甦报》通讯员李德厚，总队附文承山、秘书吴文简、总务组出纳员张维、辅导组书记刘耀诚和辅导员王家骏，第1 大队第1 中队长曹仲如、 第2 大队第7 中队长杨今，第3 大队附第11 中队长彭少怀、第12 中队长陈济光、第11 中队辅导员张若虚等。 而在中下层， 则是上述骨干通过结拜金兰的形式建立 “三三”秘密小组（即每个骨干发展两个人员组成一个小组
）。 正是因为有这样一批骨干和“三三”秘密小组拥戴贾、支持贾，才使得贾发动起义时，除第4 大队的第13、16 两个中队和军事教育组、 总务组一些教员没有参加外，“预干总队” 大部分学员都被贾带出了嘉兴（“假名演习”也是重要原因之一）；也正是因为这样，在整个起义过程中，始终有一批人忠于贾、追随贾。
遗憾的是，起义发动前，中共地下党组织与贾只有单线联系，没有在“预干总队”内部发展党组织
；起义后，贾在乌镇起义誓师大会上，也只是强调进行反内战、求和平、反贪污腐败的反蒋起义，没有明确宣布是举行中共领导下的武装斗争。
这种维系在个人威信上的起义
，以及没有“主义”信仰或党派组织统合下的起义， 一当面对强大敌人的镇压
、兵分三路突围导致权威不在场（乌镇誓师大会后由贾亦斌、 李恺寅、 刘异各带领一支部队，分路突围）或敌人“剿抚兼施”政策
等情况，很快就土崩瓦解，分崩离析。如7日，“不愿随行中途归队之学员已达百余人”。
8日，“发觉受骗后”陆续返回嘉兴的学员“已有二百余名。另有在途失散分别在德清、 吴兴乡间停留者亦有数十人”。 
9日，“来归者已逾千人”。
到11日晚，约2038 名起义人员“归队”。 
可以说，在国共政权即将易手的关键关头， 没有在起义队伍中秘密发展中共党组织，起义后没有公开打出中国共产党的旗帜，致使起义队伍缺乏足够的凝聚力。
起义前后， 贾亦斌对杭州青救团等的秘密侦察和破坏活动防范也很不够。如前所述，贾对青救团的监视和调查活动是知悉的 （见本文第一部分），但是贾似乎防范无力，或者说没有什么得力措施加以防范，至多是谨言慎行，这导致青救团的监视和破坏活动更加有恃无恐。另有记述，贾被免职以前，就时常有杭州‘青救团’的人来，以“访友”、“访同学”为名住在营内，行动诡秘，不久回去；贾被免职以后，辅导组的彭灿、谢又华等人，不时到中队里去找人谈话、串连；另外，本来经过起义后，因有一小部分学员直接逃回家去、有些身份已经暴露的“青救团”成员回杭州了，部队整编后应该是人数减少，但结果反而比原来的人数为多。 
这说明，至始至终，杭州的青救团就没有放松对预干总队的监控；起义过程中，预干总队隐藏的人，和杭州派来招抚的同学里应外合， 很快促成了起义部队的瓦解。嘉兴起义后，杭州的青救团又安排了一批新的人员混进来，继续加以监视。
《驻禾陆军预备团一总队学员千余人叛变》，《申报》1949年4月8日，第2 版。
起义过程中，放松对“预干总队”黎天铎、祁宗汉、潘振球等领导人的“管控”，是导致起义很快失败的另一原因。 黎、祁、潘都是“预干总队”的副总队长，黎天铎更在贾被免职后继任总队长。知情者指出，他们3 人都是蒋经国的铁杆支持者，对蒋忠心耿耿，也是贾潜在的对立派。
据说潘“获悉贾等有叛变之意图时，曾婉言劝阻”，未被贾等所接受，贾的一心腹干部“曾建议将潘胁迫同行，而在途中予以格毙，惟贾称：在道义上未可如此。 故临行时将潘留下， 未与为难”。 
另有说法是贾发动起义时，黎、祁、潘都在场，因第15、16 中队“不肯随行”，“贾闻讯后挟持黎总队长前往劝导，至中途复以时间不及折回”，乃“胁迫黎总队长”并率领队伍向乌镇方向前进，“潘、祁等就在此时乘机脱险”。
还有说法是黎被贾带走，潘、祁则留在总部内，直至最后队伍走完， 才撤去学员看守。 
而贾记述，“黎天铎、 潘振球等人也被学员押着跟随部队行动”，7日傍晚，在贾“率领队伍向前冲锋无暇顾及时”，他们两人“就乘机逃脱了”。不管潘是否被“胁迫同行”，潘、祁、黎等“预干总队”的主要领导人都没有随起义队伍行动，或最终逃脱队伍则为事实。而他们的不参与，尤其是脱逃或招抚，无疑加速了起义部队军心的瓦解和队伍的溃散。如起义后，没有随队的祁、潘“脱险后即与驻禾之交警第十一总队联络派员追剿，同时电呈国防部请示，与浙省警备司令部、青年救国团等机关商讨办法”。
脱逃后的黎天铎， 在杭州与预干局局长徐思贤见面后，“九日晚即赴武康招抚一百余学员”。 
起义队伍的麻痹大意思想， 也是导致其失败的重要原因。此点以刘异率领的部队最为典型。乌镇誓师大会以后，起义队伍兵分三路突围。 其中，刘异率领的这支部队是人数最多的一支， 全队共约1000 余人。 贾记述，该队奋战三昼夜，10日晚冲上了莫干山，此时官兵精疲力竭；国民党武康县县长兼莫干山管理局局长王正谊， 见起义队伍上山，假装欢迎，随即安排膳宿，暗中却派警察下山，通报驻军赵蔼辉部。 11日凌晨，赵部将学员住所团团包围后，即将该队1000 余人俘虏缴械。
贾的记述，和当时赵蔼辉、王正谊的说法差不多。赵说，“十日，该部主力七百余人，已全部集中莫干山，当晚十一时， 即开始以二连一排兵力布置于莫干山麓。 十一日上午拂晓，即令所部逐步推进，冲至山巅时， 将该部所驻房屋加以封锁， 即通知该部缴械”，经过谈判，“下午四时许”，该部“决定接受命令，就地放下武器”。 
王说，刘部700 余人“登山后，即由管理局予以妥善招待膳宿。并由警员冒险导引国军登山，冒雨分布山头要口，包围招降，始得以和平解除其武装”。 
假使说部队精疲力竭接受敌人的膳宿招待尚可理解， 但是刘部居然敢于安然睡上一夜，并且被敌包围后尚无察觉，这样麻痹大意的队伍能不失败吗？
除了以上主观因素外， 起义前后的一些客观不利因素也增加了起义失败的概率。 如作为青年人尤其是知识青年的预干总队大部分学员， 虽然有反战求和、革旧图新、求个人出路等想法，但毕竟长期接受国民党的反共教育和长期训练， 思想上没有和国民党彻底切割， 参与起义犹如出走家庭的孩子，一受招抚即回归。又如预干总队大部分学员本身没有多少实战经验
， 虽然部分在东北、华北参加战争，但没有经历过长期、艰苦战争的考验；参军之前，大都是知识青年，相对家庭还是社会其他成员来说， 受到的照顾和优待都相对多一些；在预干总队，由于“太子军”的身份，相对其他军校或军队，长期享受较好的待遇（学员一律以准尉待遇，月工资7 块银元
），没有经受什么磨难。这样一支“学生军”
，可以说战斗力不强，面对着真刀实枪的战争， 面对着没饭吃没觉睡的日夜奔波
，很快就坚持不了，垮了下来。再如起义的最初几天，除了7 号以外，大多是雨天，道路泥泞
，加上江南水乡环境等，导致起义队伍行军速度放慢，很快被拥有公路铁路和先进交通工具的国民党军围追堵截、分割包围，自然难以在短期内突围到天目山区。
此外，经费缺乏也是其中原因之一。起义发动的6日，国防部正好给该部下发了7 亿元款项，但因“该款尚在银行内，当晚未及提出，故叛变时仅带极少数之款项，沿途粮食无着，已极为狼狈”。 
学员金星昶回忆， 起义后的战斗过程中，“没有粮食没有钱，就用仅有的行李衣服去换吃的”。 
就在起义准备工作顺利进行之际， 发生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情况。 4月4日深夜，贾在一个秘密地点召集起义动员会时，一名学员突然提问：“‘我们何时行动？到何处去？与共产党有无联系？’”
，会后不久就有消息说， 刚才提问学员已经将相关情况报告了其所属的中队长林荫， 而林正是黎天铎的亲戚。 6日下午，第1 大队长李恺寅急奔贾的住处，告知黎已知贾在嘉兴，起义已经暴露。其实，4日会后贾已经意识到起义计划暴露， 决定提前举行起义， 并于第二天向正好来嘉兴视察的李正文作了汇报，李批准了提前起义的计划。 6日下午得知已经暴露的确切消息后， 当晚贾即开始起义的行动。 事后， 贾反思：“由于我缺乏这方面的经验，所以没有及时采取防范措施”。 
四、结论
综上所述，以历史后来者的眼光检视，嘉兴起义失败，有多种致因。 首先，早在1948年，因工作和思想分歧，蒋经国已对贾起了疑虑，并指示亲信对贾暗中加以监视；1949年2月， 预干总队迁驻嘉兴后，贾的高调、激进宣传鼓动方式，引起国民党当局尤其是蒋的警惕， 这无疑为起义失败埋下了伏笔， 也促使蒋氏父子下定决心及时免去了贾的本兼各职。其次，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动渡江战役之前， 在国民党统治中心地带和重兵把守的京沪杭地区，其实并不适合发动起义，无论是中共上海局策反工作委员会， 还是贾亦斌等对此都有比较充分的认识，4月初秘密准备起义工作中贾的关键失误更增大了起义失败的几率， 所谓事不可为而为之， 这注定了嘉兴起义是一场失败的军事行动。最后，起义前后贾亦斌等主观上的其他一些失当举措，如没有在“预干总队”内部发展党组织，没有明确宣布起义是中共领导下的武装斗争， 对青救团等的秘密侦察和破坏活动防范不够， 放松对黎天铎、祁宗汉、潘振球等预干总队领导人的“管控”，起义队伍思想麻痹大意等；客观上的一些不利因素， 如预干总队大部分学员思想上没有和国民党彻底切割，本身没有多少实战经验和战斗力，起义最初几天大多雨天和道路泥泞从而导致行军速度缓慢，经费缺乏等，这些都大大增加了起义失败的概率。
嘉兴起义尽管失败了， 但无法遮挡它的积极意义。当事人发动起义最初和主要目的，就是希望政治上给蒋政权心脏地区来个突如其来的大爆炸， 以此向国内外宣告蒋氏政权内部众叛亲离的局面；军事上打乱其部署，动摇其军心；组织上使其原来准备在长江以南建立30 个新军，形成与解放军隔江对峙局面的计划彻底破产， 当事人并认为，“只要起义能达到预定的三个目标”，“那么即使付出个人的生命， 流尽最后一滴血， 也是值得的，是在所不惜的”。 
事实上，嘉兴起义基本实现了发动者从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打击国民党政权的初衷。 当时全国影响最大的报纸之一《申报》刊登嘉兴通讯称： 嘉兴起义，“不但使嘉兴人民引为惊愕，同时亦引起全国人民的震惊”，“预干总队的前身，即是在战时响应元首‘十万青年十万军’所号召的爱国知识青年们。他们曾经在抗战时期，在缅甸公路有过不可磨灭的‘光荣历史’，胜利复员后，在蒋经国先生的领导下，锻炼得更坚强，更果敢……在人民的目光中，认为是中国唯一的‘模范军人’。 这次突然的发生此一不幸事件，确为全国人民所关怀”。 
注释：
①通过肺炎双球菌体外细胞培养实验的结果，发现：在体外连续培养多代的S型菌和R型菌，各亚型S型菌均可突变为相应亚型R型菌（S-Ⅰ突变为R-Ⅰ；S-Ⅱ突变为R-Ⅱ）。综合观察现象和实验一结果，得出结论：R型菌是由S型菌突变产生的，且突变仅发生在同亚型间。
从上述分析可知，本文提出的基于两目标约束应对策略的EI-PoF算法是求解黑箱约束优化问题的有效方法，其优化精度、效率和寻优稳健性都优于已有的CEI算法和AL算法。EI-PoF算法优化思路明晰、易于执行、寻优稳健性好，只需少量试验就能求得优化问题的高精度全局最优解，是提高基于昂贵仿真的工程优化设计效率和质量的有效途径。
②《解放前夕国民党军政大员在浙起义概述》，《浙江档案》1992年第11 期；徐承伦：《胡允恭策动陈仪浙江起义前后》，《党史纵览》1996年第3 期；周洗华：《浙江解放的故事叶芳起义》，《今日浙江》1999年第10 期。
①《预干团叛变事件解决 学员二千余归队》，《申报》1949年4月13日，第2 版。
③贾亦斌：《我与蒋经国从友好到决裂》， 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文史资料选辑》编辑部编《文史资料选辑》第32 辑（总第132 辑），1997年印，第122、125、127、130、141～14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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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贾亦斌：《我与蒋经国从友好到决裂》， 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合订本第45 卷第132 辑，2011年印，第280～29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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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贾亦斌记述：“蒋经国对这支部队的建立极为关切。‘预干总队’成立和我就任总队长时，他还曾从杭州家中来电表示祝贺，希望这支部队成为拱卫蒋家王朝半壁江山的核心和骨干”。 参见贾亦斌《嘉兴起义》，嘉兴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黎明前的抉择——国民党国防部陆军预备干部训练团第一总队嘉兴起义始末》， 当代中国出版社2009版，第183 页。
⑥⑪⑭⑰贾亦斌：《嘉兴起义》，《黎明前的抉择——国民党国防部陆军预备干部训练团第一总队嘉兴起义始末》，第190～191、192～193、196、188、202～203、189、193、212 页。
巴戟口服液对环磷酰胺致少、弱精症模型小鼠的生精作用和精子活力的影响及机制研究 ……………… 曾贵荣等（19）：2631
⑦吕佩义口述、 詹庆群整理：《嘉兴起义亲历记》，《黎明前的抉择·国民党国防部陆军预备干部训练团第一总队嘉兴起义始末》，第302 页。
⑧所谓“张若虚案”，据张若虚回忆，系“我在大会上发言，提出了国民党已腐朽，无药可救，共产党好坏，我们均未目睹，因此救国救民，只有走‘自力更生’，开辟根据地，建设新国家的革命道路”。 张若虚：《嘉兴起义的一些回忆》，《黎明前的抉择——国民党国防部陆军预备干部训练团第一总队嘉兴起义始末》，第256 页。
⑨李文轩：《投笔从戎， 抗日起义》，《黎明前的抉择——国民党国防部陆军预备干部训练团第一总队嘉兴起义始末》，第314 页。
⑩俞东留（俞焘）：《“预干总队”与嘉兴起义》，《黎明前的抉择——国民党国防部陆军预备干部训练团第一总队嘉兴起义始末》，第287～288 页。
⑫刘耀诚：《“预干团” 第一总队嘉兴起义部分情况》，《黎明前的抉择——国民党国防部陆军预备干部训练团第一总队嘉兴起义始末》，第254 页。
⑬张维：《我为贾亦斌做联络工作》，《黎明前的抉择——国民党国防部陆军预备干部训练团第一总队嘉兴起义始末》，第249 页。
第3 大队第13 区队学员金星昶回忆，“‘三三’小组，是单线接头、单线活动和单线领导的。 这个组织的目的和应注意的事项是：一个人只准告诉三个最好的朋友。 即是说每个人只知道是谁告诉他的，而这三个人是互不知道的。 这三个人同样每人只准发展三个最好的朋友，如果没有最好的朋友就不发展”。 吕佩义回忆，所谓“三三”小组，系“由一个起义骨干发展三个人成立一个小组，再由小组的三个人每人另发展三个人。 这样层层发展，成为更多的‘三三’小组”。 ‘三三’小组的成员自愿发誓：同甘苦共患难，永不背叛”。 胡岳宣记述，“我和第12 中队长陈济光积极在三大队发展秘密‘三三’小组。 在第10 中队中，区队长吴卿、方鼎坚，机枪手占焕林、占金余，少尉司书王善恒，文书朱继康，学员朱祥富，均为‘三三’小组成员，在起义过程中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分别参见金星昶《嘉兴事件的回忆》，吕佩义口述、詹庆群整理《嘉兴起义亲历记》，胡亚力（岳宣）《起义火种不灭——回忆嘉兴、 厦门的两次起义经过》，《黎明前的抉择——国民党国防部陆军预备干部训练团第一总队嘉兴起义始末》，第297、302、265 页。
⑯⑱段伯宇：《蒋军心脏中的一条秘密战线》，《黎明前的抉择——国民党国防部陆军预备干部训练团第一总队嘉兴起义始末》，第240、245 页。
⑲贾亦斌：《嘉兴起义》，《黎明前的抉择——国民党国防部陆军预备干部训练团第一总队嘉兴起义始末》，第189、202 页。
1.1一般资料2013年3月至2014年3月我院对脑血栓患者6例进行了研究分析,共有女性患者4例,男性患者2例,最小患者是13岁,最大患者83岁,平均(63.2±2.1)岁,将患者分成了对照组和观察组,均有3例患者,两组的一般性资料对比不存在统计学差异性,能够进行对比分析。
贾亦斌：《嘉兴起义》、 段伯宇：《蒋军心脏中的一条秘密战线》，《黎明前的抉择——国民党国防部陆军预备干部训练团第一总队嘉兴起义始末》，第221、254 页。
⑮张维：《我为贾亦斌做联络工作》、 刘耀诚：《“预干团” 第一总队嘉兴起义部分情况》，《黎明前的抉择——国民党国防部陆军预备干部训练团第一总队嘉兴起义始末》，第249、254 页。
据7日嘉兴电称， 起义的口号为：“反对共产党暴力，不满国民党腐败，共同创造，自力更生”。 尽管“反对共产党暴力”这一口号，是为了迷惑国民党当局，但至少说明，起义部队没有打出中国共产党的旗号。 李馥承记述，贾的乌镇讲话中，“仍不提起义， 只说今后有了新的希望，今后要推行新的办法，比如官兵都没有工资，官兵同等生活等。 此时，第三大队及第四大队的第15、16 中队，本来对于起义是不明白的，对于这样的行军更是有所怀疑，听了讲话，更不懂贾亦斌的意图了”。 分别参见《驻禾陆军预备团一总队学员千余人叛变》，《申报》1949年4月8日， 第2版； 李馥承：《关于 “预干总队” 及其起义》，《黎明前的抉择——国民党国防部陆军预备干部训练团第一总队嘉兴起义始末》，第280 页。
张维记述，大约在3月20日左右，贾亦斌约他、李达祥、吴文简三人作了一次谈话，暗示说：“……你们应该相信我，我是会把你们带上光明大道的，你们看形势不是发展得那么迅速吗？ 当然，我们还要做极困难的打算，例如三五个月或许半年一年没有薪饷，但饭是有得吃的，你们都要做好思想准备。 你们愿意跟我走吗？ ”，贾对他们作了一些起义准备工作指示后，“从此以后，我们三人就心照不宣地各自开始了自己的工作”。 可见，在决定起义前夕，贾仍然没有向其心腹张维等透露半点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所谓起义，还是在贾亦斌带领下找个人或小集体出路的一场军事行动。 张维：《我为贾亦斌做联络工作》，《黎明前的抉择——国民党国防部陆军预备干部训练团第一总队嘉兴起义始末》，第250 页。
李馥承记述，“起义部队到达京杭国道时，已被四面堵住。 前有浙江保安团，左有“青救团”，右有湖州保安大队，后有交警第十一总队”。 李馥承：《关于“预干总队”及其起义》，《黎明前的抉择——国民党国防部陆军预备干部训练团第一总队嘉兴起义始末》，第280 页。
所谓“剿抚兼施”政策，“剿”主要指调集军队武力包围镇压，如7日“浙省府周主席闻讯后，即派兵追截，并令该沿途各县自卫队驻军严予监视”， 又如8日新闻报道：“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及国防部于据报后均先后以长途电话严饬追回。 现已有国军X 个团布署在京杭国道予以截击”。 “抚”主要指除贾亦斌等外，对其余起义官兵“既往不咎”，如预干局局长徐思贤8日抵嘉兴后，即“召集总队部留禾之官兵员生训话， 阐释当局对此事决本宽大为怀之旨，且是非功罪均已明了，嘱各安心操课”，同时“分派干员四出招抚，一面对归来携有枪械之人员嘱其安心服役”，又如“驻杭青年救国团于九日上午派员二十余名前往武康叛兵驻地进行劝说，邀彼等从早悔悟，即行返防”。 另据俞焘记述，7日，国民党当局除派出交警第十一总队、杭州派出3 个团追击外，“并通令各地保安团、 警察局等进行拦击”，“还出动飞机侦察和散发 ‘贾亦斌有野心’、‘胁从同学无罪，希速归来’、‘欢迎被胁从的同学回归’等传单。 驻杭州的青年救国团也全体出动，向起义学员喊话”；各报纸登载“以五万银元悬赏贾亦斌头”的大幅广告。 蔡元希记述，“国民党派来的飞机散发传单。 传单上印有：同学们，千万不要上贾亦斌的当！ 希速回头！ 欢迎被胁从的同学归来！ 重赏银元购缉贾亦斌！ ”分别参见《驻禾陆军预备团一总队学员千余人叛变》，《申报》1949年4月8日，第2 版；《嘉兴受骗官兵业已陆续归来》，《东南日报》1949年4月9日， 第4版；《嘉兴被迫受欺官兵已有千人来归》，《东南日报》1949年4月10日，第4 版；俞东留（俞焘）《“预干总队”与嘉兴起义》、 蔡元希：《我也是起义人员之一》，《黎明前的抉择——国民党国防部陆军预备干部训练团第一总队嘉兴起义始末》，第289、309～310 页。
由此可见，被害人故意做出虚假陈述的行为，一方面会对现有的有限的司法资源造成不必要的浪费，另一方面也使得正在进行的刑事侦查与审判活动受到极大的干扰，使得司法公正的实现更加履步维艰。因此采用科学的思维方法对被害人的陈述进行系统全面的审查是必不可少的,而证伪思维便是这样的方法。
《嘉兴受骗官兵业已陆续归来》，《东南日报》1949年4月9日，第4 版。
《嘉兴被迫受欺官兵已有千人来归》，《东南日报》1949年4月10日，第4 版。
《预干团叛变事件解决 学员二千余归队》，《申报》1949年4月13日，第2 版。
李馥承：《关于“预干总队”及其起义》，《黎明前的抉择——国民党国防部陆军预备干部训练团第一总队嘉兴起义始末》，第282、278 页。
对于这次动员会，张若虚、吕佩义的回忆都证实了贾亦斌所述的情况。 张若虚《嘉兴起义的一些回忆》，吕佩义口述、 詹庆群整理：《嘉兴起义亲历记》，《黎明前的抉择——国民党国防部陆军预备干部训练团第一总队嘉兴起义始末》，第256、303 页。
李馥承：《关于“预干总队”及其起义》，《黎明前的抉择——国民党国防部陆军预备干部训练团第一总队嘉兴起义始末》，第276、277 页。
《预干总队出走官兵二千余人送禾》，《东南日报》1949年4月14日，第4 版。
陈剑雄：《禾预干团学员出走归来》，《申报》1949年4月20日，第5 版。
陈剑雄：《禾预干团学员出走归来》，《申报》1949年4月20日，第5 版；《驻禾陆军预备团一总队学员千余人叛变》，《申报》1949年4月8日，第2 版。
《禾预干团叛部侷处一隅 短期内即可解决总队长黎天铎返杭赴武康招抚》，《东南日报》1949年4月10日，第4 版；《申报》1949年4月11日，第2 版。
《禾被胁出走官兵大部业已来归》，《东南日报》1949年4月12日，第4 版。
《禾预干团叛变事件解决 学员二千余归队》，《申报》1949年4月13日，第2 版。
李文轩记述，7日乌镇“枪声四起，一片混乱。这时的我一筹莫展，只好在夜幕中向桑林里乱窜，直到中午前后才跑回嘉兴西大营，随即被收留”。 李文轩：《投笔从戎，抗日起义》，《黎明前的抉择——国民党国防部陆军预备干部训练团第一总队嘉兴起义始末》，第315 页。
俞东留（俞焘）：《“预干总队”与嘉兴起义》、金星昶：《嘉兴事件的回忆》、吕佩义口述、詹庆群整理：《嘉兴起义亲历记》，《黎明前的抉择——国民党国防部陆军预备干部训练团第一总队嘉兴起义始末》，第284、295、301 页。
贾亦斌记述：越过京杭国道之后，“掉队的情况越来越多，官兵们的确饿极了、累极了。 饥饿、疲倦、日晒、雨淋，紧张的战斗，几天几夜不能睡觉，敌人轮番不地追赶袭击，这对许多过惯了学生生活的学员来说，确实达到了体力所能忍耐的极限，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这是从娘肚子里出来之后从未吃过的苦啊！ ”。 贾亦斌：《嘉兴起义》，《黎明前的抉择——国民党国防部陆军预备干部训练团第一总队嘉兴起义始末》，第213～214 页。
刘汝沧和蔡元希记述了吃饭困难的情况。 刘记述，“由于数日未能很好进食，饥饿难忍，我与杜才巨等人在一民家买米煮饭”，随后被俘。蔡记述，“8日黎明，我们到了练市镇。 ……已感到疲劳，又加饥饿，我就在镇上一爿米店里买了大米，准备造饭。 但米还没有烧熟，又从四面八方传来了枪声，部队又奉命继续出发前进，这顿饭只好抛弃”，第二天，“因大家饥饿得很，我们就走进一个农户家里，向他们买了数十只鸡蛋，要求他们帮助煮煮熟。 刚吃完一半，又传来了枪声，而且枪声很近。 我们就把剩余的鸡蛋带上，刚一出门，就碰上了围剿部队，无奈举手缴械”。 分别参见刘汝沧《我参加嘉兴起义前后》、蔡元希《我也是起义人员之一》，《黎明前的抉择——国民党国防部陆军预备干部训练团第一总队嘉兴起义始末》，第263、310 页。
贾亦斌记述：7日“晚上，天气骤变，下起了瓢泼大雨。 起义部队冒雨急行，途中泥泞路滑，行走艰难。 江南水乡，处处是河湖港汊，不时要涉水而过，几乎人人都全身湿透。 雨后天气转冷，寒风一吹，冷得全身发抖”。 吕佩义记述：“刚打退了敌人的冲锋，天就下起了大雨。 我们冒着滂沱大雨连续作战，……我们冒着倾盆大雨，一身水，一身泥，踏着泥泞的道路，边跑边打”。 贾亦斌：《嘉兴起义》，吕佩义口述、 詹庆群整理：《嘉兴起义亲历记》，《黎明前的抉择——国民党国防部陆军预备干部训练团第一总队嘉兴起义始末》，第210、305 页。
《预干总队出走官兵二千余人送禾》，《东南日报》1949年4月14日，第4 版。
金星昶：《嘉兴事件的回忆》，《黎明前的抉择——国民党国防部陆军预备干部训练团第一总队嘉兴起义始末》，第298 页。
文中用实验二来比较多模融合识别相较于单模识别对识别率的影响。实验中的训练样本分别选择人脸和人耳数据库中每个对象的7幅图像，则剩余3幅为测试样本。对像素大小为100*100的人脸图像和像素大小为100*70的人耳图像，经PCA特征提取后，人脸和人耳图像分别降为64、42维特征向量。本实验在单模生物识别和人脸人耳融合识别上分别进行了实验，其识别结果如表1所示。
贾亦斌：《嘉兴起义》，《黎明前的抉择——国民党国防部陆军预备干部训练团第一总队嘉兴起义始末》，第188、189 页。
陈剑雄：《禾预干团学员出走归来》，《申报》1949年4月20日，第5 版。
作者游海华，浙江工商大学中国共产党与现代中国研究所所长、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杭州 310018）
* 本文系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课题“解放前后浙江地区国民党军政人员起义投诚资料整理与研究”（18NDJC191YB）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 刘 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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