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思想，立足实践，为科教兴国的千秋伟业作贡献——中国教育科学研究二十年回顾与展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伟业论文,科教兴国论文,二十年论文,千秋论文,中国教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新的历史性起点，20年来我国教育科研事业取得了空前的大发展。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引下，在坚持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坚持为教育改革与发展服务、为教育决策服务的方针指导下，教育研究从过去只有少数几个传统学科、基本上是由少部分专业理论工作者进行的“经院式”研究中走进教育实践的广阔天地，融入改革开放的时代大潮。丰富的教育改革实践推动了理论的发展，而不断成熟的教育理论又指导并促进教育改革的深入发展。中国的教育研究已迅速成长为覆盖教育各个领域，社会影响日益广泛的一门重要科学。我国的教育科学事业是伴随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而获得新生，紧跟我国的改革开放而不断发展的。
一、拨乱反正，加快发展， 构建有中国特色教育科研体系
随着“文革”的结束，教育战线开始拨乱反正，教育科学研究也得以恢复和发展，经过20年努力，已初步构建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科研组织机构体系和规划课题体系。
1978年10月，国家重建了在“文革”中被解散的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其后又相继建立了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和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自80年代初至今，全国所有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均建立了教育科研所（院），并在较短的时间内幅射到市（地）、县（区）和基层学校，在许多地方已经和正在形成中国所特有的区域性普教科研网络。国家、省、市到基层学校这样一个系统成为我国教育科研体系中应用研究和成果推广的主干。
高等教育、职业技术教育和成人教育的研究也得到长足的发展。数百所高等学校建立了教育研究机构。高等师范学校和一些综合性大学则发挥理论基础雄厚，学科门类齐全，文献资料丰富的优势，成为我国教育科研体系中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的主干。
这期间锻炼成长起一支数量迅速发展，素质不断提高，结构层次比较合理的教育科研队伍。“六五”规划期间，专职教育研究人员主要集中在中央教科所和高等师范院校，总计只有数百人；到“七五”规划期间，中央及地方教育科研部门和高校的专职教育研究人员达到3000多人；到“八五”规划中期，已超过1万人。“八五”规划后期以来， 随着普教领域科研热潮的高涨，基层教育科研机构进一步充实和发展，专职研究人员队伍又有新的增加。群众性的教育科研队伍更是迅速壮大，总数已有数十万人。一方面越来越多的教师有了“不当教书匠，要当教育家”的强烈的内在需求；另一方面，教育科研管理运行机制和政策导向又吸引更多的教师加入到教育科研行列。不少地区的中小学已出现校校有课题，人人搞科研的兴旺局面。有些教学改革实验，一个课题组织参与不同层次研究与实验的教师就达上千人甚至数千人。教育科研队伍的整体素质也有很大提高。在教育理论界，80年代中期，一批青年理论工作者崭露头角，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中期，则表现为中青年专家群体的崛起。他们在教育研究的继承发展、学术创新、学科建设、国际交流等方面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中小学领域，以一批创造了有全国影响的教育教学改革实验成果的优秀教师为核心，形成了不同类型的研究群体，并在继续滚动发展壮大。教育科研队伍建设还呈现出鲜明的层次性，理论研究队伍少而精，应用研究队伍是中坚，群众性科研队伍不断壮大。队伍的总体构成和绝大多数课题的人员构成都突出反映着专、兼、群相结合，教育科研人员、教育行政人员和第一线校长教师相结合的特点。这样一种在实践中建立并在发展中逐步完善、符合中国国情的教育科研组织形式，实现了各方优势互补，在加强对教育科研的宏观指导，提高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水平，促进科研成果转化和教师素质提高，推进教育科研不断深化和教育实践健康发展等方面提供了有效的组织保证。
分别于1979年、1983年、1990年和1991年成立的中国教育学会、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中国成人教育协会、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等4 个全国性群众教育学术团体和为数更多的部门、行业性群众教育学术团体吸纳了近百万教师、校长，形成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群众教育科研队伍，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群众性教育科研的蓬勃发展。
1978年11月，教育部成立了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1986年开始，在领导小组下又设立了学科规划组。领导小组和学科规划组分别承担起制订和组织实施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评审和确定重点课题、指导和检查课题研究等职责，在我国新时期教育科学事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20年来，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先后制订和组织实施了“六五”、“七五”、“八五”和“九五”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列入规划的课题，“六五”期间为36项，“七五”期间为151项， “八五”期间增加到592项，“九五”期间已立项的达到1100余项。 这期间国家社科基金和教育部拨给教育科学规划的专项经费总数也从“六五”时的50万、“七五”时的278万增加到“八五”时的670万，预计“九五”期间有望达到900万。许多教育和教育科研发展较快的地方也相应制订了省、 市级的教育科研规划，确定了课题，投入了较多的经费。现已初步形成了国家教育科研规划以宏观决策研究、改革发展中重大问题的综合研究、空间跨度较大的教改实验研究和教育基础理论研究为主，地方教育科研规划以区域性教改实验研究、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的群众性研究和内容广泛的微观教学改革研究为主，多层面、全方位的规划与课题格局。
伴随着我国全面的改革开放，教育科研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日益加强，许多教育科研机构、高等学校等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国际教育成就评价协会等国际组织及欧、美、亚洲许多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广泛的联系，在众多领域开展了合作研究和培训、讲学、考察、学术交流等活动，取得了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二、解放思想，立足实践，推动教育的改革和发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现了全党工作重点的历史性转变，开始了改革开放和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教育科研努力为教育改革和发展服务，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体系服务，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一）教育科研的作用日益明显， 教育科研的地位大大提高。
随着教育、科技被确定为战略重点，教育科研在教育改革与发展中越来越显著地发挥着“第一生产力”的推动作用，各级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充分重视这种作用并不断加强对教育科研工作的领导。1983年胡乔木同志听取了全国第二次教育科学规划会议的汇报，对教育科学研究作了“要有一点思想解放”的指示。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要改革同社会主义现代化不相适应的教育思想、教育内容、教育方法”，“在教育体制改革中，必须尊重教育工作的规律和特点，……注重试验”。这实际上也是给教育科研提出的任务。199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指导我国90年代至下世纪初教育发展的纲领性文件《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进一步明确：“各级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要把教育科学研究和教育管理信息工作摆到十分重要的地位”，“要积极开展教育决策咨询研究，密切教育科研同教育决策、教育实践的联系，发挥教育科研对教育改革和发展的促进作用。鼓励和支持学校、教师和教育研究工作者积极进行教育改革试验”。这是第一次在中央下达的文件中明确了教育科研的地位和作用。1995年全国人大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规定，“国家支持、鼓励和组织教育科学研究，推广教育科学研究成果，促进教育质量提高”，把教育科研工作纳入了法制轨道。1997年李岚清同志为中央教科所题辞“进一步搞好教育科学研究，为科教兴国的千秋伟业作贡献”，把教育科学研究的地位和作用提到了新的高度。
国家教育行政部门和各级政府及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对教育科研的关注程度越来越高，依靠教育科研进行决策的观念越来越强。教育部历任主要领导一直担任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的组长、副组长，部领导和各业务司局领导还承担了从“六五”规划到“九五”规划的相当数量的重点课题。一些地方以政府名义召开了教育科研工作会议，制订了鼓励、扶持政策，对优秀科研成果进行了表彰奖励。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则担负起了繁荣和发展本地教育科学研究的行政责任。广大教师特别是中小学教师对教育科研不断增长的需求和广泛积极的参与，为教育科研不断注入新鲜活力。这一切预示着我国教育科研事业进入了新的黄金发展时期。
（二）基础理论研究领域空前扩展，学科渐趋成熟。
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辟了教育理论研究的新局面，广大教育理论工作者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深入思考理论问题，广泛开展学术争鸣，使教育理论的研究迅速走出十年动乱及其后短暂时期的荒芜、沉闷的状况，走出“六经注我，我注六经”的教条主义研究模式，把理论研究的主战场放到了蓬勃开展的教育改革实践中，主动迎接教育实践对教育理论提出的挑战，并不断为教育实践作出积极贡献。20年来，教育的基本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1978年—1981年为正本清源、解放思想阶段，教育理论界冲破思想禁区， 对几乎所有的重大教育基本理论问题进行重新认识和反思；1982年—1989年为明确目标积极探索阶段，教育理论界明确提出教育科研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研究人民教育事业发展与改革过程中的重大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为中心，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科学体系为目标，并开始构建新的教育学学科体系；1989年以来为迅速发展阶段，全面深入的改革热潮、丰富生动的教育实践推动着教育理论的发展，许多传统的理论观点有了新的突破，教育理论研究领域不断扩展，大量新兴学科陆续建立，国外先进的教育理论和新的研究成果被广泛引进和吸收。教育学学科体系已渐趋成熟。
在教育基本理论方面，“六五”、“七五”规划中关于毛泽东教育思想，“八五”规划中关于周恩来教育思想，“七五”、“八五”、“九五”规划中关于邓小平教育思想的研究都达到了历史新水平。特别是对邓小平教育思想，是作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与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的大政方针紧密联系在一起不断深入、持久地进行学习与研究，对当前的教育改革实践和教育科学发展都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其他关于教育功能、教育本质、教育方针、教育与人的发展、教育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教育与现代化等问题的研究也都取得了大量有价值的成果，在端正教育思想、更新教育观念等方面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益。除此之外，关于教育基本理论自身发展的研究，如元教育学研究、教育学方法研究等也开始受到重视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教育心理学因其与教学改革关系密切，发展十分迅速。运用实证性研究方法开展的大量教育实验研究，取得了显著效果。在充分的科学实验基础上，吸收和借鉴国外教育心理学最新研究成果，我国教育心理学工作者已初步建立起有中国特色的比较完整的教育心理学理论体系。国外教育心理学理论的引进，不仅推动了我国教育心理学的发展，对教育的各个分支学科的发展也起到促进作用。教育统计、测量、评价的研究及其成果更是直接运用于教育实践，推动了教育改革和发展。
教育史研究的发展是从通史到断代史再到专题史，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中国教育思想史、少数民族教育史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尤其是《中国教育近代化研究》课题，自觉站在“以史为鉴”的高度，不仅学术上达到了中国近代教育史研究的新水平，对中国教育史学科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而且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进入“九五”规划，地方教育史、外国教育史、师范教育史、教育实验史等受到重视，特别是列为全国哲学社会科学重大项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史》在探索总结新中国教育事业改革与发展的规律上取得很大的进展，精心选编的1200万字的资料即将出版，整个课题研究将在指导新时期教育改革上发挥积极的作用。
比较教育学科20年间从初创逐步走向成熟。80年代初，比较教育主要是介绍部分发达国家的教育教学改革。随后努力和我国的教育改革实践相结合，开展了一些针对性较强的国际比较研究，研究范围也从部分发达国家扩大到发展中国家，为我国教育改革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广泛信息和国际经验。比较教育学科在教材建设上有了较大进展，还翻译出版了一批有较高学术价值的世界教育名著，为比较教育学科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德育在一些重要的问题，如德育的功能、本质、目标、过程、课程、评价及社会化等的研究上取得突破性进展，80年代后期开始作为一门学科从教育学中分化出来，理论体系在逐渐形成，产生了一批在全国有一定影响的德育教材和德育理论专著。对中小学德育模式、大中小学德育衔接、德育网络建设、学生思想品德现状、大中小学德育纲要、中华民族优秀传统道德教育、现代化过程中德育特点与规律等重大现实问题的研究，推动了德育学科的建设与发展，也为德育工作提供了科学的决策依据和学校德育改革的思路。
20年来我国还重新建立和发展了教育方面的一大批新兴或交叉学科，使我国教育科学理论体系更加丰富。
在教育理论的重建和发展过程中，以《教育研究》为代表的全国主要教育理论刊物围绕若干重大理论问题开展的几次大讨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指引下，1979年教育界也开始了“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讨论，克服了一定的阻力，使教育理论研究从长期“左”的思想束缚中解放出来，并突破了某些“禁区”。其中关于教育本质及功能的讨论持续了数年之久。讨论一开始就对把教育简单地归结为上层建筑，把教育仅仅看成是阶级斗争工具的观点提出质疑，使人们重新全面地认识教育与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关系，特别是对教育与生产力的关系，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这一讨论为确立教育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战略地位提供了理论依据。党的十二大明确地把教育确定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重点。对教育本质及功能的讨论又必然涉及到教育的投入、教育的价值，以及人的全面发展的问题。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随着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使教育面临着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为此，教育理论界又先后展开了一系列教育问题的学术讨论，如人的全面发展、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科教兴国战略、教育与新技术革命、教育体制改革、教育如何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传统教育与现代教育、智力因素与非智力因素、教学与发展、克服片面追求升学率以及素质教育，等等。这些讨论都是从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实践中提出来的，不仅具有学术价值而且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宏观研究进展突出，为教育决策服务成绩显著。
1986年国务院批准成立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以来，我国宏观教育研究取得突出进展，在为国家教育的宏观决策和全局性、区域性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重大问题提供咨询建议和科学论证等方面做出了显著的成绩。宏观教育研究进展集中体现在全国性和区域性教育发展战略研究上，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在其间起到了核心和龙头的作用。该中心承担了国家教育重大决策的研究，参与了《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及其《实施意见》等纲领性文献的研讨和起草工作，许多研究成果已转化为领导决策。如中心主任郝克明主持的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八五”规划重点课题《面向二十一世纪我国教育发展战略若干问题》的研究，把参与决策和战略研究紧密结合起来，在教育战略思想选择、普及义务教育目标、高等教育发展规模、教育结构调整、高校体制改革和区域教育战略等一系列问题上，提出了具有较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和对策建议，并先后被国家教育宏观决策采纳或参考，产生了重大且影响广泛的社会效益。
这期间区域性和行业教育发展战略研究也十分活跃，地方和行业的教育行政部门、有关高校和教育科研机构投入了较大力量，取得一批卓有成效的研究成果。在区域性教育发展战略的研究方面，较早有上海教育发展战略研究，其后有黄河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厦漳泉地区、北京、辽宁、黑龙江等教育发展战略研究。其中比较突出的是《苏南地区教育发展战略研究》。该项研究在对苏南教育发展的宏观环境作出比较全面、系统分析的基础上，把握住苏南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时代特征，形成沿海发达地区率先推进教育现代化的基本思路，提出一系列对策措施和政策建议，并在江苏省中长期教育发展战略部署中得以落实，已经初见成效。
宏观教育研究另一突出进展反映在农村教育研究领域。改革和发展农村教育，不断提高广大农民的素质，是农村实现现代化、乃至我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所在，也是我国教育改革发展的重点和难点所在。农村教育的研究特别是农村教育综合改革的研究在历次教育科学规划中都占据显著的重要位置，包括扫盲教育、贫困地区普及义务教育、女童教育、农科教结合、三教统筹、燎原计划等多项研究被确定为各次规划的重点课题。这些课题都是从改革实践中产生，在改革实践中进行，并推动改革实践更加健康发展。由原国家教委副主任王明达同志主持的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八五”规划重点课题《农村教育综合改革与农村社会全面进步》就是这方面颇具代表性的一项大型综合性研究。这项研究在近十年农村教育综合改革实验的基础上，深入探讨农村教育发展和农村教育综合改革与农村社会全面进步的关系，对我国农村教育综合改革的宏观背景、基本经验、发展趋势等重要问题作为出全面的总结和系统的剖析，并注重边研究、边指导实践，其阶段性成果及时得以转化，在部分省区促进农科教结合、三教统筹和实施“燎原计划”等方面取得明显进展，为建立符合我国不同地区农村特点的教育体系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些涉及全国或全局的专题性研究，如《中国教育体制改革研究》、《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研究与实验》、《中国初中后教育结构体系研究》、《中国高中后教育模式研究》等，也为全国教育结构调整或管理决策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意见。
宏观教育研究之所以能在短短十几年中取得如此的进展，是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家越来越重视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分不开的。中央在制定教育体制改革决定、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等决策过程中，都十分重视听取教育、经济、科技界专家的意见。中央提出的许多关于教育的重大方针政策都经过专家比较充分的科学论证。中央和国家教育行政部门领导还经常向教育科学工作者提出具体的专题研究题目。在十五大精神指导下，宏观教育研究有了新的发展，关于科教兴国战略的研究、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结构体系研究和教育现代化的研究等作为“九五”规划众多宏观教育研究课题的重中之重，正在深入进行，并已取得阶段性成果。
（四）坚持科研先行，推动教改实践发展。
20年来我国教育科学在探索教育规律，指导教育实践，推动教育改革，提高教育质量方面取得了巨大成绩。教育科学是一门应用性、实践性极强的科学。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实践是教育科研发展的土壤和动力，也是教育科学研究的主要内容。改革呼唤理论，实践需要科学。各级教育科研机构和绝大多数的科研课题顺应这种时代的潮流，把研究工作植根于教育实践之中，使得我国教育科研从整体上进入了源于实践、高于实践、服务实践、指导实践的健康发展轨道，在教育教学领域获得了丰硕的成果。
德育是教育改革和各级各类学校教育工作的重点，也始终是教育科研的重要内容。从时代对青少年思想道德的要求和青少年身心特点出发，有大量的课题从学前儿童到大学生、从学校社会到家庭、从传统到现代、从目标到途径、从形式到内容展开了全方位、多视角的实验研究，一些重要成果被中央和国家教育行政部门采纳，如国家教委1995年正式颁发的《中学德育大纲》就是教育科研“六五”、“七五”规划课题的直接成果之一。更多的成果则在推进德育工作社会化、学校德育科学化和提高德育工作实效性等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高等教育、职业技术教育和成人教育的研究是在近乎空白的基础上得到发展的。在高教研究领域，高等教育改革的实际始终是人们关注的焦点和研究的重点。在列入各次规划的课题中，关于高等教育办学体制、宏观管理体制、内部管理体制、投资体制、招生与就业制度的研究，关于高教评估的研究，关于产、学、研或产教合作研究，关于提高办学水平和效益的研究，关于培养目标、培养模式和培养途径的研究，关于高校教师队伍建设问题的研究，关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道德教育、心理健康、人文素质教育问题的研究等等，对建立中国特色高等教育体制，推动高等教育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人才产生了较大的作用。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科教兴国战略的实行，高等教育的改革正在进一步深化，高教研究也在朝着深、广两个方面拓展。在教育思想方面，高教界主要围绕素质教育、终身教育、知识经济、质量观、人才观等正在进行一场转变教育观念的大讨论；在教育体制方面，高等教育结构体系，高等教育与经济、社会相互协调，建立教学科研生产联合体等成为当前研究的重点；教学改革作为高教改革的核心，其研究工作被摆上重要位置，内容涉及到人才培养目标与规格研究、教学计划研究、课程结构与教学内容研究、教学方法与手段研究等。
职业技术教育的研究，是随着职业技术教育的事业迅速发展而发展起来的。从80年代初中等教育结构改革的研究起步，很快就把研究的基本出发点转移到教育与经济的相互关系上。在总结各地改革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从解决实际问题入手，进行了有一定深度的研究与探索，取得多方面的符合中国国情，颇具中国特色的研究成果，如农科教结合、农村教育与农村经济良性循环、农村三教统筹、职教管理体制和办学模式、职教师资培养、职业道德教育、实习基地建设、吸收引进德国“双元制”试点、职教教学与评估等等，在转变全社会教育观念，为职业教育宏观决策服务和提高职教办学水平、教育质量方面作出了较大的成绩。
教育科研开展最活跃，范围最广阔，成果最丰富，影响最深远的当属基础教育研究领域。从80年代提出的“向教育科研要质量，靠教育科研上水平”，到近年来形成的“科研兴教（校），科研先导”的工作思路和指导思想，都是发端于基础教育。教育科研正日益成为各级教育行政领导和广大中小学校长、教师的内在需求和自觉行为，大批国家、省市、地方、学校各级课题基本涵盖了基础教育的所有领域，相当数量的教育科研成果已经和正在为推进基础教育改革、提高基础教育质量发挥重要的作用。
在宏观、中观层面，基础教育研究十分鲜明地体现出中国特色，体现着区域性和层次性。如义务教育阶段学制问题研究，针对我国始终未有明确的中小学统一基本学制和“文革”造成的中小学制混乱的状况，“六五”规划期间中央教科所和北师大等进行了“五四”学制的试验研究，“七五”期间逐步发展成区域性试验，证明了“五四”学制的优越性和可行性。国家教育行政部门已明确，“五四”学制适宜定为我国义务教育阶段的基本学制。又如普及义务教育的研究，一直以经济欠发达地区为主要对象，“七五”规划中国家重点课题《西部八省区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的研究》不仅开创了跨地区大型综合协作研究的先例，而且以其较高水平的研究成果为八省区和国家教育行政部门制订义务教育规划提供了有价值的决策依据。“八五”规划中，《农村女童教育现状、问题及对策研究》和《亚洲主要发展中国家农村地区普及义务教育比较研究》两项都被列为国家重点课题，其成果分别为解放西部民族聚居地区女童就学难的问题，进而实现基本普及义务教育提供了思路，为我国农村普及义务教育产生了良好作用。进入“九五”规划，素质教育和教育现代化成为基础教育改革发展的主旋律。素质教育的成功实践，包括汨罗、烟台、苏州、上海、北京等都体现了强烈的教育科研色彩，围绕素质教育特别是素质教育的区域性推进的研究课题在“九五”教育科研规划中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一些课题的阶段性成果已在实践中得到应用。当前基础教育宏观、中观层面的研究，在经济欠发达地区，主要是适应并满足促进发展，实现普及义务教育的需要；在经济较发达地区，主要是适应并满足加快改革，提高教育质量与效益的需要；在经济发达地区，则主要是适应并满足教育现代化，办一流教育的需要。
基础教育研究在微观层面更是全面开花，硕果累累。一是各类教改实验研究极为活跃，出现了一大批有全国影响的优秀成果。如顾泠沅的青浦数学教改实验、李吉林的小学语文情境教学法、卢仲衡的自学辅导教学法、张思中的外语教学法、邱学华的小学数学尝试教学法。还有小学语文的“注音识字、提前读写”，“集中识字、大量阅读、分步习作”，“字族文识字教学法”，小学数学的“三算结合试验”，初中语文的“六步教学法”，“读读、议议、讲讲、练练”八字教学法，以及“目标教学”、“愉快教育”、“成功教育”、“参与教育”、“学习指导”等。这些实验由于在不同程度上揭示了教育教学的客观规律，又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其成果受到广大中小学教师的热烈欢迎，推广范围迅速扩大，在促进教师素质和教育质量提高，促进学生全面发展，落实素质教育目标等方面成效明显。目前列入各级规划，并有一定规模的教改实验数以百计，而且教改实验发展的势头仍在加强，正在成为一项广大教师积极参与的群众性科研活动。二是与面向全体学生、大面积提高教育质量相关的研究多方位展开。在学校方面，有薄弱学校改造问题的研究，学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的研究，优化育人环境的研究，克服片面追求升学率的研究等；在教的方面，有教师素质、教师培养的研究，有教学策略、教学方法、教学手段的研究等；在学的方面，有学习困难学生的研究，有学生心理、学习心理的研究，有学习方法、学习策略的研究，有学生个体差异、学习主体性的研究等等，许多研究成果都促进了教育质量的大面积提高。三是基础教育课程教材研究不断向综合化、整体化、现代化深入发展。在单科改革不能适应社会、科技、教育发展的情况下，“七五”、“八五”规划期间，一些地方和学校开展了综合性或整体性的实验研究，如上海市教育局主持的初中综合理科（理、化、生、地）实验，东北师大附中等初中自然科学基础和社会科学基础综合课实验，北京实验二小等学校小学社会课（地理、历史）实验，上海市、浙江省课程整体改革实验等。在“九五”规划中，中央教科所、东北师范大学、人民教育出版社等在教育部基教司的支持、指导下，又分别承担了《面向21世纪中国基础教育课程教材改革研究》和《面向21世纪中小学教材建设现代化的研究》课题。这方面的研究在原有基础上又将迈向面向现代化、面向未来的新阶段。四是教育评价与考试研究进一步得到加强。教育评价与考试因其强烈的导向、杠杆作用，其改革的动向越来越受到教育行政部门，校长、教师和社会各界的重视。我国的教育评价研究是80年代中期在引进吸收国外教育评价理论和技术的基础上开展起来的。“七五”规划中只确定了北京市中小学教育质量综合评价研究等个别项目，“八五”规划注意了中考、高考、会考等改革的研究与试验。到“九五”规划，研究的内容和侧重点更为广泛，在宏观领域主要是为管理和决策服务，构建教育质量宏观监控与评价系统，在微观领域则有针对课堂教学、针对教师、针对学生的多项课题。尤其值得提出的是，近几年小学对学生的评价正在由注重学生学习成绩的单因素评价转向更为注重学生的情感、动作技能领域的评价，包括一些地区实行的不同模式的小学等级分制考试改革、教师考核制度和学校评价制度的改革等，对建立一个全面科学的教学成绩评价体系，更好地调动师生教与学的积极性，减轻学生过重的文化课负担，迈出了重要一步。
三、总结经验，展望未来， 为科教兴国的千秋伟业作贡献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教育科研有了迅速发展，在发展过程中，也积累了不少经验。
（一）教育战略地位的确定， 政府对科研工作的重视推动了教育及教育科研的发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教育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被人们所认识。党的十二大把教育列为经济发展战略重点之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步建立又向教育不断提出挑战。发展经济实现四化需要人才，人才的培养依靠教育，已成为人们的共识。全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多层次的大规模的教育改革，改革的实践提供的大量事实和问题，激发着人们去研究。可以说如果没有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也不会有教育科研的今天。
邓小平同志“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使人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教育在社会主义现代化中的战略地位。教育是科学技术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基础和关键，而教育本身的发展也要依靠科学研究。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各级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都加强了对教育科研事业的领导，群众性的教育科研活动方兴未艾。政府越来越重视决策科学化、民主化，人们的教育科研意识也越来越强烈。这些正是教育科学研究得以发展的土壤、必不可少的条件和动力。
（二）解放思想，冲破禁区，繁荣教育科学。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是我国教育科学发展最快时期，也是教育科研成果最多的时期。这是研究人员清除极左思潮在教育研究中的影响，贯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取得的。在这个思想路线指引下，党的“双百方针”在教育学术研究中得到较好贯彻，民主、和谐的学术气氛更为浓厚。研究人员摆脱了形而上学、教条主义的思维方式，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用发展的观点、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邓小平理论作为教育科研的指导思想。思想的解放使研究人员打破了按社会制度性质划分教育理论研究的界限，对资本主义国家教育流派、前苏联教育理论以及我国传统的教育思想遗产，都不是简单地拒绝或全盘接收，而是在深入学习研究的基础上，批判地加以吸收，为我所用，在借鉴的基础上创新。正是因为人们思想的解放，才使得二十年教育科研的硕果累累，为推动我国教育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三）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三个面向”是教育及教育科学发展的战略思想。
“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指明了我国教育的战略方向。它是邓小平同志关于改革开放总体设计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三个面向”强调教育要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教育自身也要实现现代化；强调教育要吸收和借鉴世界各国理论和经验，教育也要培养能参与国际竞争的人才；强调教育要为未来社会和经济发展培养人才，教育也要为学生长远发展打好基础。
在“三个面向”思想指引下，我国教育改革不断向纵深发展。广大教育工作者都以科研为先导，改革传统的旧观念，树立现代教育教学思想，按照21世纪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对人才素质的要求，完善培养目标，构建新的学科专业和课程体系，更新教育内容，改革教学方法和手段，积极推进素质教育。“三个面向”的精神也促进了许多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面向经济建设发展的需要，积极开展研究，涌现出大批科研成果，推动了我国经济的发展。在“三个面向”精神指引下，国际学术交流也进一步得到加强，中国在了解世界各国教育的同时，走向了世界，越来越多的国家逐步认识了中国的教育。国际学术交流进一步促进了我国教育科学水平的提高。
（四）坚持理论联系实际， 研究和建立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体系。
二十年来的实践证明，教育科研如果脱离教育实际就失去了它的生命力。教育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都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和回答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体系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密切教育科研同教育决策、教育实践的联系，发挥教育科研对教育改革和发展的促进作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教育科研人员都十分重视联系我国教育改革的实际开展研究。在课题研究中，应用性研究课题比例加大。我国教育科研人员针对教育改革与发展中提出的热点、重点和难点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如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教育思想和理论的研究，教育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宏观研究，教育发展战略研究，素质教育的理论与实践研究，民办教育研究等等。这些研究来源于实践又服务于实践，有力地推动了教育改革的深入发展。
在研究中，研究人员也越来越重视实证研究，改变过去多是思辨研究倾向。许多课题都把广泛深入的调查作为研究的第一步，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下功夫，在实践中检验理论，发展理论。可以说，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是我们二十年来取得一批高质量研究成果的重要保证。
（五）形成专、兼、群相结合的研究队伍， 初步建成教育科研网络。
教育科研的发展需要人才，需要一支高素质的研究队伍。邓小平同志十分重视人才的作用。他首先提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并且指出“我们现在一方面是知识分子太少，另一方面有些地方中青年知识分子很难起作用。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包括改善他们的生活待遇问题，要下决心解决。”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感召下，知识分子的积极性空前高涨，形成了一支庞大的教育科研队伍。其中除了专职研究人员，还有众多从事兼职研究的教师和教育行政人员，他们有丰富的实践经验，长于从教育实际问题出发进行研究。这样的研究队伍有利于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有利于专业科研工作者密切与教育实践的联系，有利于强化各级教育行政领导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同时有利于干部、教师提高理论修养。为了促进青年研究人员尽快成长，全国教育科学规划中设立了青年专项课题，使一批批青年研究人员脱颖而出，逐步成长为科研的骨干和学科带头人。
由于教育科研愈来愈为人们重视，不同级别不同区域的教育科研机构纷纷建立起来。许多中小学都建立了教科研机构，以研促教，科研兴校，群众性和区域性教育科研网络逐步建立。
二十年来正是有了这支逐步壮大的专、兼、群结合的教育科研队伍，才形成了今天波澜壮阔的教育科研的崭新局面。
展望未来，教育科研应以新的姿态进入21世纪。为此，应着重抓好以下几方面。
第一，落实“科教兴国”战略，以科研为先导，推动教育改革和发展。
即将到来的21世纪，知识经济在国际经济中将占主导地位。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了国际经济、科技发展的大趋势，及时提出科教兴国的战略决策。发展科学和教育事业已成为我国头等重要的任务。江泽民同志最近强调，全党全社会都要高度重视知识创新、人才开发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大作用，创新是不断进步的灵魂，其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要靠教育、靠人才。而发展教育，就要按教育规律办事，要揭示和把握教育规律就要以教育科研为先导，教育科研要更自觉地为教育决策和教育改革实践服务。教育决策部门也应努力克服对教育科研“领导不力，支持不足，依靠不够”的现象。教育改革要在教育科研的基础上减少盲目性，努力克服片面的短期行为，真正把教育看作一门科学来研究，促进教育质量提高。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多次强调增加科教投入，我国教育科研经费也是逐年有所增加，但仍满足不了蓬勃发展的教育科研的需要。教育科研的经费也还远远低于自然科学研究经费和其它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面的经费。经费的紧缺，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教育科研的质量。应增加政府对教育科研经费的投入，同时积极筹建教育科学基金，多方筹措教育科研经费。为了保证较好的投资效益，需要引进必要的竞争机制，加强科研管理，确保教育科研的质量。
第二，进一步解放思想，处理好理论与实践、分化与综合、一般与特殊、继承与创新的关系。
二十年来教育科研的发展在于人们思想的解放。在世纪之交的重要时期，更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积极探索。教育科研人员要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在科学理论指导下大胆实践。教育实践产生教育理论，检验教育理论，发展教育理论，而理论又指导和推动教育实践。
对基础理论研究、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的对象与目标要加以明确和界定，分别进行深入研究，不能有所偏废，并注意这三个层面的相互作用和转化，促进转化机制的形成，使教育科研产生更多有价值的理论成果和更大的社会效益。
当今科学正向着分化和综合两个方向发展，学科分得越来越细，学科分支越来越多，专深程度也越来越高。而对于某个课题的研究，越来越需要多学科的配合，综合程度也越来越高，有时甚至要跨越教育领域，在更宏大背景上同其它领域的科学合作来研究教育问题。因此为了促进教育科学的发展，还应处理好分化与综合的关系。
进一步解放思想，还要求我们克服教条主义，运用辩证唯物主义思想方法认识教育，从事教育研究，指导教育实践。要从我国的国情出发研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教育的特殊性，研究我国不同地区、不同类型教育的特殊性，研究一般的教育规律在教育中的特殊表现，同时在特殊性的研究中发现一般教育规律。
我国自古以来就有极其丰富的文化教育遗产，教育科研工作者要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这些有丰富民族底蕴的财富，剔其糟粕，存其精华，加以继承和发扬。对国外先进的教育理论和实践，也要积极加以借鉴，兼收并蓄，洋为中用。但继承和借鉴是为了更好的创新。当今世界，知识的创新越来越决定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发展进程。作为社会科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教育科学的灵魂同样在于创新，没有创新教育科研就失去了它存在的意义和价值。特别是在当今高科技的时代，在这世纪之交，创新更有其特殊意义。教育科研工作者应当努力创建新的社会主义教育科学理论，不断研究教育实践中的新问题，总结教育改革的新经验，从新的视角，运用新的方法研究教育现象，发现教育的新规律，为提高我国教育质量，培养跨世纪人才作出贡献。
第三，改革教育科研管理体制，提高教育科研人员素质。
在十五大精神指引下，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越来越重视产出和效益。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教育科研虽然有了迅速发展，但也存在产出和效益不高的现象，重复研究，研究成果低水平并不鲜见。这一方面和科研体制有关，另外也和研究人员整体素质有关。各级各类教育科研机构虽然象雨后春笋建立起来，但研究机构的建制、编制、任务、权限、条件、业务指导关系等等，迄今尚无任何明确规定，随意性很大，使得教育科研始终未能在教育改革与发展中充分发挥作用，因此，需要进一步加强教育科研法规建设。另外各级教育科研机构需加强纵向业务指导及机构间协调，使得教育科研能全面统筹、合理布局和有效的管理。目前，尽管各个层面、各领域建立了诸多教育科研机构，却不能形成系统全方位发挥其应有的功能。因此有必要建立健全全国教育科学研究组织的协调机构，有力地进行宏观调控。
从研究人员队伍现状看，虽然形成了专兼群结合的庞大队伍，但专业研究人员队伍由于诸多原因尚不够稳定，素质有待提高。从整体上看，研究人员的研究能力存在不同程度缺陷，表现在理论素养偏低，理论前沿知之不多，实践经验不足，科研意识和运用科研方法的水平不高，缺乏综合研究的能力等。为了使教育科研适应21世纪教育改革和发展的要求，研究人员专业队伍还需要充实、巩固和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