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须坚持“中国道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经济发展论文,道路论文,方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世界各国的发展历史已经证明：没有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能够照搬西方模式而成为现代强国，也没有任何一种发展方式适合所有的民族和国家。此次西方国家金融和经济危机爆发之后，发展中各国在质疑与批判西方模式的同时，也在积极探寻适合本国的发展道路。实践已经证明，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必须坚持“中国道路”。
一、此次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凸显传统发展方式的弊端
此次西方国家的金融和经济危机，不仅是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方式的危机，也凸显了中国传统发展方式的弊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经成为世界各国面临的必然选择。
1.此次西方国家的金融和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发展方式的危机
“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1]资本主义的发展历史，是用血和火的文字载入人类编年史的。资本主义愈是发展，其发展方式的危机便愈加严重。
在自由竞争时代，西方资本主义依靠剥削劳动、殖民战争和殖民贸易进行资本积累和扩张。进入垄断阶段之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逐步形成，西方资本主义通过资本输出、技术垄断以及各类战争，更加巧妙而残酷地剥削和掠夺发展中国家的资源和财富。
随着资本主义全球化进程的加快，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它们所控制的国际经济组织和游戏规则，继续主导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持续地剥削和掠夺广大发展中国家，试图缓解日趋严重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和资本积累危机。然而，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必然导致广大发展中国家陷入经济停滞甚至衰退并造成世界市场的萎缩。世界银行经济学家布兰科·米拉诺维奇(Branko Milanovic)的研究显示，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西方富裕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完全甩开了其他国家，西方资本主义作为“富人俱乐部”的地位得到了不断强化，发展中国家发展的可能性则日益被侵蚀。1820年最富和最穷国家的人均GDP之比为3∶1，1992年则上升到72∶1。[2]这样，西方资本主义依赖“外在于它自身”的东西解决资本过度积累危机的可能空间日益狭窄，[3]大量过剩资本不断转向投机性金融领域，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的金融化和虚拟化程度不断提高，日益步入不可持续的严重依赖金融泡沫和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的发展轨道。同时，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还导致了全球范围日益严重的环境恶化和生态危机。资本的血腥和肮脏不仅在于压榨劳动，也在于掠夺自然。浪费资源、污染环境和破坏生态是资本主义与生俱来的破坏性基因，也是资本主义的发展动能。然而，世界能源和粮食价格的持续上涨以及“自由物品”的日渐稀少表明，资本主义依靠“劳德代尔悖论”式的发展，也就是依靠摧毁社会财富(使用价值)扩大私人财富(交换价值)，把昔日丰富的东西变得日渐稀缺以满足资本的贪婪逐利，已经失去了进一步扩张的空间。因此，西方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必然导致缓解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余地达到极限，从而使当代资本主义发展方式的扩展达到极限。此次西方国家的金融和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发展方式危机的必然结果，也必将导致资本主义发展方式乃至生存方式更加严重的危机。
2.此次西方国家金融和经济危机也凸显了我国原有经济增长方式的弊端
长期以来，我国的需求结构极不合理，消费与投资、内需与外需的比例严重失衡，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的拉动作用，居民消费贡献率明显偏低，外贸依存度明显偏高。从1978年到2007年，我国居民消费率从48.8％下降到35.3％，不仅大大低于世界55％的平均水平，更远低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也远低于巴西、俄罗斯和印度等新兴经济体；外贸依存度则从改革开放之初的9.7％上升到超过60％，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也显著高于美、日等发达国家和俄罗斯、巴西、印度等新兴经济体。
同时，我国企业长期缺乏自主创新能力，缺乏核心技术，缺乏自主知识产权，更多依靠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和资源能源的大量投入来赚取国际产业链低端的微薄利润。2008年，我国的研发投入占GDP的比重仅为1.52％，不仅低于发达国家2％以上的水平，也低于世界1.6％的平均水平；我国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低于40％，发达国家则超过70％，我国设备投资的对外技术依存度高达60％，美日等国则仅为5％。总之，重国际市场、轻国内需求，重低成本优势、轻自主创新能力，重物质投入、轻资源环境，重财富增长、轻社会福利水平提高，这就是我们长期依赖的经济发展方式。显然，这样的经济发展方式是一条发展动力难以持续的“风险之路”，是一条资源环境难以支撑的“负重之路”，是一条竞争能力难以提升的“低端之路”，是一条人民福利难以增长的“物本之路”。[4]此次西方国家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带来的巨大冲击表明，转变我国经济发展方式已经刻不容缓。
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须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的实践证明，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符合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有利于经济社会稳定健康发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必须不断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1.不断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
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社会主义区别于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是劳动人民当家做主的经济基础，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根本要求，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前提。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可以消除生产资料私有制与社会化生产的根本矛盾以及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对抗性矛盾，有利于克服市场机制的自发性和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从而消除周期性经济危机。为了有效防范与应对各类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发生与冲击，必须始终不断地巩固和加强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
首先，必须始终确保公有资产的优势地位。既要不断巩固和发展公有资产量的优势，更要注重公有资产质的提高。必须合理调整公有资产的布局与结构，完善公有资产的监管与经营，不断提高公有资产的整体素质和配置效率，从而更好地发挥公有资产在稳定宏观经济、实现科学发展方面的积极作用。
其次，必须巩固和壮大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必须始终保持国有经济在包括金融产业在内的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的控制地位，必须建立符合市场经济规律和我国国情的企业领导体制与管理制度，增强国有经济的活力，充分发挥国有经济在经济社会各个领域的带动力和影响力。
再次，必须不断巩固和发展集体经济尤其是农村集体经济。必须坚持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巩固和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绝不允许以土地私有化代替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政策，瓦解农村集体经济的基础；必须积极培育农民新型合作组织和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提高农村经济和农业生产的组织化程度，为农业改革和发展的“第二个飞跃”创造条件。
此外，必须积极探索公有制的各种有效实现形式。只有积极探索并大胆利用包括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在内的一切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公有制的各种有效实现形式，才能真正解放和提高公有制经济的活力与效率，不断加强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
2.积极鼓励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各种非公有制经济的存在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的多层次性及不平衡性特点的客观要求。个体、私营、外资等各种非公有制经济的存在和发展，有利于充分调动社会各个方面的资源与积极因素，有利于增加就业、满足需要，促进经济发展的活力，为抵御各种外来危机的冲击提供物质保障。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有效应对各类金融危机、经济危机的冲击，必须长期积极鼓励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首先，加强制度创新，完善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政策体系。应将放宽市场准入、实现公平竞争真正落到实处，进一步加大对非公有制经济的财税金融支持，完善对非公有制经济的社会服务。
其次，鼓励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充分发挥公有制经济的影响作用。引导公有制与非公有制企业相互参股、相互融合，通过公有制经济带动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并将其发展纳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正确轨道。
再次，扶持非公有制经济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强化非公有制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提升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质量和整体素质，推动非公有制企业提升国际竞争能力及抗御各类风险的能力。
此外，必须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增强危机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切实按照市场规则进行生产和经营，努力克服生产的盲目性和无序性。
3.辩证把握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与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关系
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巩固和完善这一基本经济制度，必须辩证把握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与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有机统一。
首先，必须正确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绝不能简单地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绝对对立，追求“纯粹”的社会主义经济。必须承认各种非公有制经济的历史作用，并以“三个有利于”标准评判各种所有制形式的优劣。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有制经济和各种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能简单地把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和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对立起来。
其次，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不等于全面推行资本主义私有制。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的一个根本原则。没有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就没有共产党执政和整个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坚实经济基础和强大物质手段，就不能防止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就难以有效防范与应对各类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发生与冲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必须服务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不能用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取代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必须以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为前提。
再次，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也不等于实行单一的公有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的同时发展而不是排斥非公有制经济，既能够充分调动社会各种潜在的经济资源，也是公有制经济巩固和发展自身的需要。[5]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鼓励、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是生产力水平相对落后国家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正确对待和利用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辩证否定私有制的必然要求。
三、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须加强和改善国家宏观调控
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市场对资源配置发挥基础性作用的市场经济。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基础之上的有调控的市场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势所在。只有不断加强和改善国家宏观调控，有效调节私人资本的逐利性和扩张性，克服私人资本和金融资本的无序化、极端化，努力维护宏观经济的稳定性、平衡性和持续性，才能真正实现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
1.完善市场与政府的调节功能，强化长期规划和计划调节
必须合理借鉴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调节经济的成功经验，多结构、多层次地发展市场体系，充分发挥市场基础性配置资源的作用，同时更加注重发挥政府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宏观调节作用，健全宏观经济预测体系，增强宏观调控政策的科学性与准确性，提高宏观经济政策的针对性和灵活性。更为重要的是，必须强化政府的长期规划和计划调节。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所以频繁爆发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除了无法克服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周期性激化这一根本原因外，也与市场自发调节的短期性、盲目性和政党轮替导致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周期性、局限性有关。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调节，必须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强大优势，强化政府的长期规划和计划调节功能，科学制定经济社会的长远发展规划，努力保持各项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这样，既发挥市场调节的优良功能去抑制“政府调节失灵”，更发挥政府调节的优良功能去纠正“市场调节失灵”，建立一种“基础-主导”的双重调节机制，形成“强市场”和“强政府”的“双强”调节格局，从而确保社会经济的长期、稳定、健康发展。[6]
2.提升政府微观规制和宏观驾驭能力，有效“节制资本”
必须通过《公司法》等法律政策的调整与完善，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企业制度，完善以职工代表大会为基本形式的企业民主管理制度，赋予人民群众拥有管理生产过程和决定剩余产品分配的权利，节制资本的逐利倾向和剥削行为，提升工人阶级的主人翁意识，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必须通过制订发展规划、实施经济政策、制定经济规则等手段，限制资本主义因素在社会主义中国的发展规模和活动范围，使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严格控制在社会主义国家允许的必要范围之内，防止社会生活领域的“全面资本主义化”。同时，必须提高无产阶级国家政府对各种非公有制经济的驾驭能力。确保非公有制经济受制并服务于社会主义，关键在于正确发挥无产阶级国家的作用。为此，必须协调国家政权的社会主义性质与经济基础多元性之间的矛盾，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对社会经济关系的统领，从而保障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制度方向；必须保证共产党的领导和代表人民的利益，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反对任何形式的资产阶级自由化，防止资本膨胀，警惕“权钱腐败联盟”；必须加强和保障人民民主权利，扩大和提高人民群众参与国家各项公共事务管理和决策的范围及程度，真正实现发展依靠人民、发展为了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7]
3.发挥社会调节和伦理调节的积极作用，弥补“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
随着现代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发展，社会调节和伦理调节的重要作用日益凸显，并日益成为弥补“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重要手段。为有效调节私人资本的逐利性和盲目性，维护社会经济的稳定性与平衡性，必须充分发挥社会调节和伦理调节的积极作用，矫正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的偏差，弥补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的“空场”。必须有效增加教育、科学、信息、安全秩序和社会舆论等领域的政府投入和公共物品供给，为社会调节和伦理调节作用的发挥提供基本的平台保障。必须努力通过法制建设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保障社会成员的自由、公正权利，保障社会成员的基本食品、医疗及教育，实现“特定的平均主义”，尽力化解不同利益群体和阶层间的结构性利益矛盾，消除社会心理情绪和社会心理诉求失衡的现象。必须依靠法律、行政和经济等手段，为民间组织参与国家的政治生活提供更多的渠道，提高社会公众政治参与和社会参与的能力，积极培育与政府合作的民间组织。必须对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倾注更多的政府关注。离开成功的意识形态，任何制度的维持或创新都是不可能的。面对全球化所带来的外来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冲击，为实现社会利益的最大化，政府必须投入一定的公共资源，整合社会成员的意识形态与价值追求，打破个人利益至上的市场价值追求，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人们的经济行为，构建良好的“利益追求—道德文化”互动架构。
4.统筹国际和国内，提升政府应对国际形势变幻的能力
在全球化时代，面对外部世界的种种不确定性与危机冲击，应进一步认真贯彻科学发展观，更加紧密地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有效提升政府应对各种危机、维护本国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的能力。必须加强对国际国内金融体系和国际资本流动的监管。对货币稳定、汇率、利率、金融和信贷体制的稳定等领域投入更多的公共资源，努力使虚拟经济服务于实体经济的需要，加强金融规制以防范全球化所带来的金融风险和经济危机以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金融殖民”。必须坚持“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坚持走中国特色的自主创新道路。对于具有战略意义和高风险的新技术产业(如生物技术、网络经济、空间技术、低碳技术、数字化经济等)，政府不仅应增加投资并带动民间投资，更应增加规制其发展的规则和管理的供给，遏止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技术殖民”。必须积极参与“国际规则”的博弈，防范西方发达国家的“规则殖民”。在全球化时代，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强国凭借其在国际事务上的垄断和霸权，一直力图将自身的生产方式和“宪法条款”以国际惯例之名逐渐扩展到所有的国家。我们必须始终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合理承担国际义务和接受国际规则，避免陷入西方资本主义规则体系以及由此引发的各种危机的冲击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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