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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F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6873（1999 ）03-0068-04
一个国家的农业的发展状况，可以看作是衡量该国经济社会整体现代化水平的最深层次的标尺。邓小平同志在90年代初曾指出，“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从长远的观点看，要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这是一个很大的前进，要长期坚持不变。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这又是一个很大的前进，当然这是很长的过程。”[1]邓小平“两个飞跃”的战略思想， 为我国农村的改革和发展提供了一个总体思路。基于中国的特殊国情，中国农业实现规模经济比较可行的办法，是实行贸工农一体化，改善农业的市场条件和服务功能，走扩大农业外部经营规模的路子。
一
实行土地集中的农业内部规模经营，通过资本的密集投入，实现农业的机械化和现代化，这是发达国家现代农业的普遍模式，似乎带有规律性。但这种模式与中国的特殊国情相去甚远。主要是有两对矛盾无法在短期内得到解决。
第一对矛盾是扩大土地经营规模与增加生产总量的矛盾。理论研究和经验事实都表明，农业经营规模越大，劳动生产率就越高，但土地生产率和折旧生产率却越低。就是说，在农业中存在着土地生产率和折旧生产率规模递减的规律。农业与工业及其它非农产业不同，在大多数非农部门，人们可以通过资本的集约化，扩大经营规模，达到既降低产品成本，又增加生产总量的目的。在农业部门，生产过程不是一个简单的产品加工过程，而是一个劳动过程和生物过程相结合的非连续的复杂过程。因此，在农业中，劳动集约化往往重于资本集约化。一旦实行土地集中的规模经营，以资本替代劳动，固然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单位农产品的生产成本，增加农民收入，但同时也会导致一定程度的粗放经营，降低土地生产率，影响生产总量，并导致折旧的低效率。这个规律在世界农业中有着鲜明的表现。经营规模较大的机械型农业如美国农业，有较高的劳动生产率，而经营规模较小的生物型农业如日本农业，则有较高的土地生产率。在1880-1960年期间，美国农业产出率增长的80%来自于农场工人可耕地面积的增加，而日本只有30%；相反，日本农业产出率增长的70%来自于单位可耕地面积产出的提高，而美国则仅有20%。[2]
由于劳动、土地和折旧生产率变动方向不一致，三者在各国农业政策的取舍中，其重要程度是极不相同的。在西方发达国家，由于地广人稀，经济技术发达，劳动力的相对价格高于土地和机械的相对价格，工资的增长率快于土地和机械价格的增长率，这就促使社会尽可能地用土地替代劳动力。扩大经营规模与增加生产总量的矛盾，可以通过拓展耕地面积来解决。他们一般不担心土地生产率的下降，也不怎么在乎折旧生产率的高低。对他们来说，扩大经营规模，降低生产成本是没有后顾之忧的。
我国的情况迥然不同。第一，我国的人均土地面积太少，人地矛盾突出，而且随着非农化进程的发展将日益尖锐。在土地单产下降时，很难通过扩大耕地面积予以弥补。如果盲目开荒，拓展耕地，又有可能破坏生态平衡，引起水土流失而最终危及农业生产。同时，在东部和中部地区人地关系对比既定的条件下，开荒的办法对扩大经营规模并无多少实际意义。第二，我国的整体经济技术水平尚处于工业化的初级阶段，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工业还难以为农业提供大量的优质廉价的生产资料和资金支持。相反，我国以农业积累支持工业的格局短期内尚难根本扭转，工农产品剪刀差依然存在。这就决定了农业生产和发展所需的资金极为奇缺。第三，也是最重要的，由于粮食需求的刚性以及国际关系中农产品贸易的政治色彩，一旦粮食的供需总量失去平衡，其结果是不堪设想的。我们这样一个人口大国，决不能把解决食品问题的希望寄托于世界市场。
上述三点特殊情况决定了我国农业政策的首要目标是提高土地生产率，增加农业生产总量，确保粮食安全。基于土地和折旧生产率规模递减规律的作用，这一政策目标使得我们不能轻易扩大土地的经营规模。尽管这样做，我们可能面临生产成本难以下降、农民收入难以提高的风险。这种情况在发达国家中，只有日本与我们具有相似性。由于人多地少，土地的相对价格高于劳动力的相对价格，为确保生产总量和社会安定，日本在战后始终实行限制土地流转的措施，阻碍土地集中和规模经营。尽管因经营规模狭小，难以对生产要素的投入结构进行较大的调整，从而导致农产品成本上升，在国际市场上缺乏竞争力，并延缓了农业劳动力的非农化进程，但日本别无选择。
第二对矛盾是经营规模扩大与农业劳动力出路的矛盾。鉴于我国农业劳动力与土地资源对比关系的极端明显的紧张状况，人们无一例外地认为经营规模扩大到美国（劳均耕地30公倾以上）、哪怕是西欧（劳均耕地3-30公倾之间）的水平，显然是不可能的。但目前我国户均耕地只有9亩不到，规模效益太低，因此人们认为将土地适当集中， 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应该既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笔者的结论与此相反：就是这个“适度”的规模经营，在全国大部分地方也做不到。户均0.5公倾左右的耕地规模短期内难以变更。
根据理论计算和实际调查，在农村非农产业就业份额达到55-65 %，非农产业产值份额达到65-75%时， 农业中才能具备规模经营的条件。[3]这一标准在我国绝大部分地方是可望而不可求的。 据有关方面调查和测算，到2030年全国总人口约为15.3个亿，到2040年才可望实现零增长。[4]试想就全国平均值来说，非农产业就业份额达到60%时， 2030年全国的城镇人口将达到9亿多人，这样一个城市人口的绝对量， 是我国的经济和资源条件所无法承受的。且不论目前乡镇企业和大中城市吸纳农村剩余劳力的能力正在减弱的趋势，以及农业劳动力自身的低素质给转移造成的障碍，假使到下个世纪的三、四十年代，非农人口能够达到60%，经济社会条件能够容纳9亿之多的城镇人口， 但由于人口总量的增加，农村总人口也不会比现在减少多少，也有七、八亿之多，农户经营规模的扩大仍是极为有限的。那种企望通过农业劳动力和农村人口的大规模转移来改变人地关系比例，从而扩大农业经营规模的想法，恐怕只能是一厢情愿。在我国，除局部地区外，扩大土地经营规模与解决农业人口出路的矛盾，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是无法解决的。
综上分析可见，为满足增加农业生产总量和稳住庞大农业人口两个目标，我国农业的土地经营规模，基本上只能是现在的家庭经营及其规模。
二
虽然土地集中的内部规模经营的路子很难走得通，但在获取农业规模经济的问题上，并非也不应该无所作为。根据我国国情，改善农业弱质状况，获取农业规模效益的根本出路和主要形式，是扩大农户经营的外部规模，即把农业生产与农产品的加工、仓储、运输、综合利用等环节有机结合起来，把产前、产中、产后连接起来，发展产加销一条龙、农科教相结合、贸工农一体化的产业化经营方式，以拉长农业的产业链条，谋取农业产业的整体规模效益。这个路子不是经济理论工作者的发明，而是东部地区广大农民在市场经济大潮中的一个创举。
关于一体化经营方式的制度变迁意义，笔者认为至少有以下两点。
第一，一体化的经营方式是符合现代农业发展趋势的新型产业组织形式，是对单纯农户经营的传统农业组织形式的一场革命。现代商品农业与传统自然农业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是与市场、服务设施、交通运输设施等密切相联的。在农业的这种外部联系中，客观上存在着规模经济的可能。变可能为现实的途径，是把农产品的生产、加工、流通等环节统一起来，实行农工商综合经营。西方现代大农业，就是在专业化分工和协作的基础上，把农业生产同产前、产后各部门组成统一的有机体的社会化农业，是在贸工农一体化基础上形成的农工商综合体。我国目前的家庭经营很难利用此种外部规模经济。问题的症结在于社会化服务网络很不健全，农产品的加工、仓储、销售等环节农民自己的合作经济组织十分匮乏。现有的乡镇农业，因经营范围的局限，未能担当此任。我国农业目前的经营体制和产业组织形式，主要表现为“由亿万农户作为第一车间与政府各部门利润分割的后续车间连接而成”[5]。 农业总的看仍处在以个体劳动为基础的分散经营的小生产方式阶段，属于维持农民自身生计的传统自然农业。由于产业链条连接不紧，甚至被某些垄断经营所隔断，无法形成整体规模效益和生产环节的利益补偿，以致农业生产第一线比较利益低下的状况难以改观，增加农业投入的利益激励机制和内在动力机制难以形成，农产品总量平衡的基础很不稳固。
发展贸工农一体化这种新型的产业组织形式，能够把分散的农户有效地组织起来，从事与大市场相适应的带有社会化意义的大生产，提高农户生产的专业化、规模化、商品化和社会化程度。因此它是对传统的农户分散经营的一场组织革命。尽管这场革命发生在农户的外部，没有取消农户经营本身，但其意义毫不逊色。它在纵向上把农户的生产与加工、流通连接起来，延伸了产业链条，提高了产业关联度，在横向上通过培育具有地方特色的主导产业和主导产品，实现了种养业的区域化布局和集中连片发展。这两个方面都扩大了农户经营的外部规模和集约程度。农户经营实际上只是作为一体化组织的一个“班组”在起作用。因此，它是从农户的外部对传统农业组织形式根本弊端的矫正。
第二，贸工农一体化的经营方式，是继家庭联产承包制以后农村经营体制的又一次创新，是完善意义上的双层经营的社区合作经济制度。一方面，一体化的经营方式，在生产环节，仍以农户经营为基础，不改变家庭承包责任制，这是非常必要的。农业生产具有广泛的地域分散性和生产条件的复杂多变性，这就要求生产者、经营者和直接收益者应尽量一致，做到决策灵活和照料精细。农户是三者合一的最佳单位。而且家庭经营符合农民的心理习惯，作为双层经营体制的基础，应长期保持不变。另一方面，一体化的经营方式，着重完善了集体统一经营的层次。本来，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和双层经营体制是一回事。所谓“家庭承包”就是向集体承包。因此责任制本身就包含集体统一经营和家庭承包两个层次。而贸工农一体化经营，则较好地发挥了龙头骨干企业和中介服务组织作为统一经营层次的管理、协调、特别是服务功能。这样，既改变了原来家庭经营的传统自然性质，使农户的生产走上商品化、市场化、规模化、社会化的轨道，又形成了新的实力较强的市场主体。这种市场主体完全不同于计划体制下形成的集体经济组织，它能够根据商品生产发展的需要，实行跨区域、跨行业、跨所有制的经济联合。因此它是一种开放性的新型社区合作经济组织。这种合作经济组织一旦普及开来，将彻底打破农村经济中政企不分和国有商业对农村市场的垄断局面。可见，一体化的经营方式，是农村经营体制的又一次创新，是完善意义上的、我们过去希望形成但并没有真正形成的、真正的双层经营体制，它为农业获取规模效益提供了体制上的保证。一体化经营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同样不可低估，而且作为一种制度变迁，其作用也主要体现在它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上。就其经济效益来说，一体化经营提高了农业生产的产业化、集约化水平，能够谋取农业产业的整体规模效益。正如江泽民同志指出的：“人们常说的农业比较效益低，是单纯从种植业尤其是从粮棉油的种植来看的。过去由于体制不合理，把农业生产与农产品的加工、流通环节割裂开来了，农产品的加工、运销、综合利用等环节有机结合起来，实行贸工农一体化经营，农业的综合效益并不低。”[6] 就其社会效益来说，一体化经济能截流、吸纳大批农业劳动力，稳住庞大的农村人口，从而保持农村乃至整个国家的社会稳定。之所以能发挥上述经济和社会效益，主要在于它具有下列几个方面的具体功能。
其一，一体化经营在生产环节仍保留家庭经营的形式。劳动、土地和资本在家庭范围内的微观配置能够达到帕累托最优，就是说它能逼近各种要素边际生产力实现平衡的资源配置状态。在家庭经营的范围内，通过劳动的密集投入和精耕细作，既可以最大限度地提高土地生产率，增加产出总量，又可以截流大批农业劳动力。
其二，在一体化经营方式下，农户通过合资、合作等形式，培植龙头骨干企业和中介服务组织，使其一头连着国内外市场，一头连着千家万户。企业和农户之间通过合约形式，结成风险共担、利益均沾的经济共同体。这样，就可以打破农业生产“第一车间千家万户，后续车间部门垄断”的现行体制，克服小生产和大市场的矛盾，提高农户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减少农户的市场风险，推进农业市场化和农村市场体系建设。
其三，一体化经营，可以通过产业链的延伸，实现农产品的深度开发和多次转化增值。一体化组织是一个利益共同体，龙头企业主要由农户自己出资组成。因此，农产品的各个环节实现的增值可以部分地返还给农户，使农户生产也能像其它产业一样获得社会平均利润。
其四，一体化经营具有吸纳和接收科学技术的动力机制。龙头企业为了在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必然要在选育良种、栽培、管理及加工、贮藏、运输等各个环节，积极采用国内外先进技术，提高农业生产的科技含量，克服农户小规模经营与推广现代科技的矛盾。事实证明，凡实施产业化的地方，任何一种先进的科学技术，都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迅速普及。因此，产业化也是转变农业增长方式的重要途径。
其五，一体化经营有助于将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引入农业，推进农业企业化。一体化经营对农户家庭的生产经营活动提出了更高要求，迫使农民提高自身素质，接受工业思维方式，加强经济核算，降低成本，最大限度的提高经济效益。
其六，一体化经营有助于增加农业投资主体，促进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在发展一体化经营的过程中，必然引起农业投资主体由单一化转向多元化，即由国家单一投入转向国家、社会、企业、农户多方投入。以一体化为主体，可以把分散的资金集中起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农业抗御自然风险的能力。
其七，一体化经营有助于重组农业法人主体，重塑国家对农业管理方式，形成政府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企业带动农户的农业运行新体制。
其八，一体化经营的重要内容是发展社会化的农业综合配套服务，其实质是发展农村的第三产业。而第三产业由于其范围广泛，具有多层次吸收劳动就业的能力，且投资少，风险小，这就为解决农业劳动力的剩余问题，提供了一条现实可行道路。
其九，发展一体化经营，引导工业企业介入农业开发，推进工农结合和城乡对接，可以调整城乡产业结构，使目前工业相对过剩的生产能力与农业发展急需的人才、技术、设备得到互相补偿，实现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工农之间的合理流动与优化配置，形成新的经济优势，提高经济效益。其结果是在政治上促进了工农联盟，经济上推进了城乡一体化进程。
正是在上述制度变迁、规模经济效益和巨大社会效益的意义上，我们认为，贸工农一体化的产业化经营方式，是适合我国国情的农业规模经营的主体形式，是实现农村改革和发展第二个飞跃的主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