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随历史前进——再论经济史学的研究对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研究对象论文,经济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跟随着经济发展以及历史步伐前进，不断延伸研究对象下限的经济史学，才能及时地总结经验，充分发挥以史为鉴，通古今之变，指导现实经济工作的功能。本文从理论与实践两方面对此做了论析，并深入探讨了是否应该有当代史等问题。
我在《重提经济史学科研究对象的问题》一文中〔1〕， 提出“经济史研究对象的下限，随着经济发展的进程不断延伸”的观点，并略有论证；因受篇幅限制，言犹未尽，现申论之。
40年中的实践
40年来，我们在理论上认为经济史的研究要跟随经济发展的历史步伐前进，在实践时也是这样做的。〔2〕50年代前期， 当我们开始从事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与教学时，就把它的下限定在1949年。1958年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我们编写的《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讲义》，写到1949年。因为1949年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形态的历史终止之时，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在全国规模上形成之时，也就是新旧经济时期转换之时。从1958年开始，我们把中国经济史研究与教学的下限延至1956年。1960年由湖北大学（现为中南财经大学）出版、我们编写的《中国近现代经济史教学大纲》，写到1956年。因为1956年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终止之时，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形态建立之时，另一个新旧经济时期转换之时。从1965年起，我们先后离开经济史研究与教学岗位，直到1979年重操旧业。1983年，当我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课题任务时，就把研究的下限延至1978年，因为该年年末举行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宣布要对经济体制进行改革，且作出了一些改革的决定；在1979年至1983年实行了一系列改革的措施。以后，随着改革的深入，到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决定将改革的重点从农村转向城市，即全面开展经济体制改革之后，我又把研究的下限延至1984年。1988年定稿、1989年河南人民出版社出齐的由我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第一至第四卷，写到1984年。从1988年至今，又有七八年了，其间中国经济发展经历了一个完整的周期，一个有头有尾的发展阶段。我们的研究跟随经济前进的步伐而前进，编写这部史的第五卷，也是势所必然的了。
经济史学的研究要跟随经济发展的历史步伐前进，这个命题的含义，除了经济史学研究的客体即研究对象的时间下限，要随着历史的前进而不断延伸，使研究的范围不断扩大之外，还包括研究的主体即研究者，要随着经济的变化而站在最新的历史高度，从最新的经济状况去看（观察、分析、解释）过去的经济变化，揭示今天的经济与过去的经济变化的关系，说明当前经济状况的历史渊源。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研究者必须采用反映当前经济状况及其与以往经济之间关系的概念，以及相关的分析方法与表达方式。这就是说，研究者的眼界、立足点、学识、方法、范畴等等，也要随着经济发展而不断变化、丰富、更新。正因为如此，在编写这本第五卷时，我们力争站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高度，回顾本卷所述历史时期经济演变的轨迹。
及时地总结经验
经济史学的研究要跟随经济发展的历史步伐前进，既是经济史学研究对象题中应有之义，也是经济史学社会功能得到充分发挥的前提，又是经济发展对经济史学的要求。在中国经济发展的现阶段，这种要求显得特别迫切。
中国当前正在进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与经济体制改革，这是一项崭新的事业。唯有靠自己在实践中探索，积累经验，总结经验，并升华为理论，用自己的经验、理论指导下一步的行动。邓小平同志在1985年3月28日一次关于改革的谈话中说：“我们的方针是， 胆子要大，步子要稳，走一步，看一步。我们的政策是坚定不移的，不会动摇的，一直要干下去，重要的是走一段就要总结经验。”〔3 〕他将走一段就要总结经验，即走一步，看一步，列入改革方针的内容。正因为如此，他在3年之后将“要同人民一起商量着办事，决心要坚定， 步子要稳妥，还要及时总结经验”，作为改革能否成功的两个关键之一。〔4〕16年来，正是在这条“走一步，看一步，回过头来总结一步”〔5〕方针的指导下，改革才进展得比较顺利。
经济史学本来就承担着总结经济工作经验并从中抽象出经济理论的任务。只有跟随着经济发展历史步伐前进，不断延伸研究对象下限的经济史学，才能及时地总结经验。上升为理论，更好地完成这项任务，充分地发挥指导经济工作的功能。
经济史学的研究对象必须是有首有尾的事物
所谓及时总结经验，就是邓小平同志讲的“走一段就要总结经验”。从经济史学科来说，所谓“一段”，就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阶段。“走一段就要总结经验”，就是总结刚刚结束的那个阶段的经验。只有在一个完整的阶段完成之后，事物的过程与特征，才会全部显示出来，人们才能看到该事物的头与尾，始与终，才有可能揭示它的本质与规律，并据以抽象出经济概念，升华为经济理论。所以，作为国民经济史学科研究的对象，只能是发展阶段已经结束的事物，有头有尾的经济周期。
明确了这一点，便能了解经济史学“及时总结经验”与人们日常工作中“及时总结经验”的区别。后者可以按年或按月总结，如年度总结，几年工作总结，月度总结，季度、半年或几月工作总结等等；可以是在一项工作完成之后总结，也可以是在某项工作仍在进行中总结；可以归纳出几条经验教训并在此基础上从理论上进行概括，也可以不进行这样的概括，且一般都没有理论的抽象。而作为科学研究的对象，经济史学研究的对象，则必须是研究对象——国民经济或其中的某个部分——运行中已经结束的阶段。这样，研究的对象才是一个整体。也正因为这样，经济史工作者在从事研究国民经济或其中某个部分的运行阶段，其起步可以与该阶段同时开始（当然可以在已经开始，甚至结束很久之后），但其结束必须在该阶段结束之后。换言之，经济史学研究工作的节奏，就其完成的时间来说，必须比研究对象结束的时间至少慢“半拍”。这就给经济历史本身留下了沉淀的时间，给研究者本身留下了沉思的时间。
历史沉淀的时间与反思历史的时间
在经济史学以至一切历史学的研究者与其研究对象之间，要不要有一个历史的沉淀时间和历史学家的沉思时间？在这个问题上，学者们的意见是不一致的。
有些学者，例如约·阿·熊彼特，主张研究“包括直到今天为止的事实在内的经济史”〔6〕。在他看来，凡是已经发生了的经济事实， 就已成了经济史学的研究对象；研究这已发生的经济事实的的过程与规律，便是经济史学。这种观点疏忽了经济史实（经济历史）与经济史学研究对象之间的区别。到今天为止的经济事实，确实是已经发生的经济历史，但它却不一定立即成了今天的经济史学的研究对象。换句话说，它可以是经济史学的研究对象，也可以不是。这里的关键是，到今天为止的事实，是不是一种发展阶段的完成形态。因为经济史学是一门科学，它担负着揭示经济运行规律的任务，因而研究的对象必须是有始有终，有运行全过程的事物。已经发生但未完成全过程的经济史实，不应作为经济史学的研究对象；它一旦运行到了终点，便成了这样的研究对象。故区分经济历史与经济史学研究对象的界标是经济事实是否已告一个段落，而不是它是否已经发生，已经成为历史，更不是研究对象与开始研究它的时间只需隔一天（昨天与今天）或一定要间隔多少年，即不是某种绝对时间。在人类演奏的经济进行曲中，正在奏出声音而未完成的那一“拍”，不是经济史学的研究对象；一旦完成了，它就是的了。经济史学工作者研究某对象时，他的研究工作可以与研究对象同时起步，而将该事物作为一个完整的研究对象而开始研究的时间，必须在该对象终止时间之后，在这两者之间会有一个时间上的距离，即有历史的沉淀时间与历史工作者的反思时间，这段时间至少应有“半拍”之久。
“慢半拍”
我在这里说的是至少应有“半拍”之久，是说这种“半拍”的时间间距，是保证经济史学之所以是经济史学所需最低的条件，而并非充分的条件。经济史上的事物，其范围（内含）有大有小，其存在的时间有长有短，其结构有繁有简，其影响有久有暂。无论是哪一种情况，慢“半拍”都可以做到描述研究对象发生、发展与终止的过程，并对它作出初步的但却是既能定量又能定性的，即最基本的评价。这已能达到经济史学研究的最低标准，保证经济史学科长处的最低程度的实现。例如，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形态在1949年终止，在1949年以后便可以将这种经济形态作为经济史学的研究对象；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在1956年终止，在1956年以后，便可以以这种经济形态作为经济史学的研究对象；农村人民公社在1983年终止，在1983年以后便可以以这种经济组织作为经济史学的研究对象。在这样的情况下，研究者至少可以了解研究对象的产生、发展过程、终结局面、发展趋势及其历史地位，并作出相应的评价以及某种理论抽象。
1987年，有一位经济理论研究者对我说起，在全国，他既是第一个著文论述农村人民公社是通向共产主义的金桥的人，也是80年代初第一个著文论述农村人民公社应该废止的人。他的体会是，认识一个事物的本质很不容易。我的看法是，他研究农村人民公社最后的结论，即他的研究工作的最后成果是正确的，对于一个科学研究工作者来说，这是个了不起的成就。对于研究现实问题的人来说，在研究过程中，随着研究对象本身的变化而发展改变自己的观点，是不可避免的。经历过50年代以来学术生涯的我国经济理论工作者，在诸如计划经济、1957年以来的经济体制等等问题上，未曾改变观点的人大概很少。我由此想到，在农村人民公社、计划经济、1957年建立的经济体制结束自己的历史以后，才将它们作为研究对象，才完成对它们的研究结论，或许可以避免上述理论工作者的某些烦恼，从而显示出经济史学一个方面的优点。各个学科都有自己的特点、长处、难处。对于经济史学来说，只有慢“半拍”，给历史留下沉淀时间和经济史学者留下沉思的时间，才能形成和显示自己的长处。但慢“半拍”——充当“事后诸葛亮”，也是它的短处。
应不应该有当代史
有些学者，如中国著名的经济史学家，现任中国经济史学会会长吴承明教授，在80年代给中国经济史下的定义是：“中国自远古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前经济发展演变的历史。”〔7 〕在这个定义中，中国经济史的下限止于1948年或1949年，止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形态结束之年。从1949年到80年代的30多年的中国经济发展演变的历史不在中国经济史研究对象之内。这30多年及其历史可能被列入了历史沉淀时间和历史工作者反思时间。在经济史学界和历史学界的一些以“历史”、“经济史”命名的著名刊物，刊登的文章以1949年为下限，论述中国1949年以后历史的论文一般不予采用，大概也可以看成是这种观点的表现。这种理论、观点和实践涉及到应不应该有当代史、当代经济史，当代史、当代经济史是否不在学科研究对象范围之内的问题。中国当代史迟迟不能建立，与此理论问题未能解决不无关系。
在1949年以后至80年代的30多年或至今为止的46年中，包括1949～1956年的全国范围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经济形态阶段和1957年以后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经济形态阶段。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已成历史，为什么不可以列入经济史学的研究对象予以研究？ 它终止之时距今已30年，为什么还不研究它？在理论上似乎难以说明白。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已经近30年，其间已经历几个发展阶段，人民公社等一类经济组织经历了从产生到消亡的全过程，为什么不应该列入经济史学的研究对象予以研究？在理论上也似乎很难说明白。
有一种事实是有目共睹的，即经济史学研究的对象距现实（今天）的时间愈短，其研究的经济政策得失，所总结的经济工作经验，揭示的经济运行特点与规律，抽象出的理论，能成为社会各界认识现实经济与预测经济发展趋势的直接依据，成为他们作出决策的直接依据，从而对现实工作的借鉴意义愈大，作用愈大，社会对它的需求愈迫切。这有利于充分发挥经济史学科为现实服务的功能，有利于使经济史学科受到社会各界的欢迎与重视。研究贴近现实的对象，是经济史学发挥自身功能、影响并获得发展机会的内在要求。
在经济史学史以及史学史、经济学史上，未曾有过30多年前或40多年前的历史仍未列入研究对象、未被研究过的事实，更没有一种经济形态已经终止三四十年后尚未被研究的事实。将历史研究延续到当代，是史学史特别是中国史学史的传统，否则无法“通古今”，“观古今之变”。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主张历史研究要有沉淀时间，他们有关历史的论著中，当代史或从古代、近AI写作到当代的占很大的比重。现代形态的中国经济史学科自本世纪头30年诞生时起，就将当代经济演变过程列入研究对象。检索一下中国经济史著作的出版情况便可看到，20年代末期出版的，不仅有写到1911年的，也有写到20年代前期的；30年代、40年代出版的，不仅有写到20 年代的， 还有写到30年代前期的；50年代出版的，不仅有写到30年代的，也有写到1949年的。问题发生在50年代中期以后。在1958年以后至80年代初，这种跟随历史前进的步伐而延长研究对象下限的做法不见了。这是由50年代中期至70年代末期阶级斗争严重扩大化和“左”的学术批判造成的。这种斗争和批判使研究现（当）代经济史成了畏途。研究者研究远离现实的对象，一则可以保平安，二则可以不受一些流行的、违背了就要作为政治错误受到批判、被禁止的观点的直接约束，从而实现科学的追求。可见，60年代至70年代经济史学不研究现代经济史，是错误指导思想下造成的。我们要将它看成一种不正常的情况，一种暂时的现象，而不应以它为据，反映到理论上，似乎经济史学的研究对象不包括现代经济史，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下限只应到1949年为止。
要求与风险
经济史学研究对象的时间下限跟随经济发展的历史步伐而不断后延，给经济史学的研究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经济发展是连续的。经济现象本质的暴露与经济发展规律的被认识，都需要经过一个过程。一种经济现象的产生，一项经济政策的出台，其后果与影响如何，需要经过一定的时间与后续的事实才能看出来。研究的对象离研究它的时间愈远，虽然有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时代隔膜愈厚的不利条件，但研究对象的后续时间愈长（沉淀时间愈长），其后续情况与对历史发展的影响愈明显，人们对它的认识时间愈长（反思时间愈长），积累的知识愈多，故研究的成果（结论、认识）接近研究对象的本质，接近客观真理的可能性愈大。相反，研究的对象离研究它的时间愈近，虽然有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时代隔膜愈薄（甚至是研究者亲身经历过的时间代）的有利条件，但研究对象的后续时间短，其后续情况与对历史发展的影响未充分表露出来，使人们陷于“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境地；人们对它的认识积累尚少或没有积累，甚至有些情况、资料尚未公开，研究者无法知晓，从而研究的成果接近研究对象的本质，接近客观真理的可能性愈小，犯错误的可能性愈大。这就是说，研究的难度愈大，对研究者洞察力的要求愈高，风险度大。这里且不说因研究成果（认识、评价）冒犯某些在世的权威，或与某些并不符合历史实际却甚为流行，被认为正确的观点不符，而受到批判、围攻、压制的风险。在一个时期，正是这种风险使许多人视当代史为畏途。
我们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课题组正式成立于1983年。在成立时我就提了一个意见，即我们的研究工作将跟随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步伐而延续下去，从而要求课题组的成员随时关注、研究亲身经历的经济变化，收集、整理有关的资料，对一些问题展开讨论。就这种情况而言，本卷研究工作的起始与研究对象的起始同步。到了1992年秋季，我们认为从1985年开始的中国经济发展的新阶段，已于1991年结束；1992年，中国经济进入了另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于是我们将1985～1991年作为一个完整的阶段，作为第五卷的研究对象予以全面研究。这项研究到今日才告一个段落，比对象结束之年晚4年，也就是慢了“半拍”。 作为历史沉淀的时间和对历史的反思时间，4年时间是很短的， 而我们对历史的洞察能力又不高，这使本卷中存在粗糙与错误之处成不了不可避免的。这种初试者的错误总是要人去犯的。我们不怕而且心甘情愿犯这种错误。本着跟随历史前进而前进的态度，在本卷完成之后，我们立即开展第六卷即从1992年开始的新的经济发展阶段的研究工作。这项工作何时完成，则有待于该发展阶段在那一年结束，并一定是在结束之年之后。我希望这套《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能够跟随历史前进的步伐，长期地写下去，在第六卷之后，出版第七卷，第八卷，以至若干卷。在某卷之后，虽然我不再担任它的主编，却希望它如同既往，新的一卷以慢“半拍”的速度问世。与此同时，根据新公布的资料和新的研究成果，对已出各卷作补充、修改或者重写一些章节，使它随着历史前进的步伐而不断完善。
*此文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第五卷·导言》中的一部分。
注释：
〔1〕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2年第3期。
〔2〕这里所说的“我们”， 指包括周秀鸾教授等人在内的中南财经大学（及其前身）经济史教研室集体。
〔3〕邓小平：《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3页。
〔4〕邓小平：《在改革中保持生产的较好发展》，同上书，第268页。
〔5〕转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定与事件的回顾》（下），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649页。
〔6〕约瑟夫·阿洛伊斯·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一卷， 译文参见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29页。
〔7〕吴承明：“中国经济史”， 《中国大百科全书·经济卷》Ⅲ，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年版，第13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