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安全视域下的婚姻挤压问题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视域论文,人口论文,婚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26(2016)03-0036-06 人口安全是一个民族或地区甚至国家最核心的安全。人口安全的内涵目前大致可以概括为六种观点：秦生和林盛中等人的人口安全状态论、李小平的人口安全集合论、李涌平的人口安全发展论、穆光宗的人口安全问题论、陆杰华等人的人口安全协调论以及周广华的人口安全特征论。由以上学者的论述可见，人口安全的内涵是极其深刻的，广义的人口安全既包括人口主体自身发展变化的安全，也包括以人口因素来保障其他客体的安全[1]。因此，人口安全不仅指人口数量、结构、分布和素质处于最佳状态，人口系统内部自身处于一种稳定状态，还包括人口系统与经济社会系统之间的相互协调，有利于实现该国或该地区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稳定。婚姻挤压(Marriage Squeeze)，又称“婚姻拥挤”、“婚姻压缩”、“婚姻紧缩”、“婚姻剥夺”、“婚姻排挤”等，婚姻挤压概念至今尚无定论。普遍的共识认为，婚姻挤压是指在一夫一妻制社会中，由于适婚年龄的男女两性在同期群中数量结构失衡，导致部分婚龄男性或女性择偶困难，甚至找不到婚配对象的现象。婚姻挤压的类型从性别上可分为男性婚姻挤压或女性婚姻挤压，我国目前及以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面临的主要是男性婚姻挤压，即处于婚龄阶段的男性显著多于女性，部分婚龄男性面临择偶困难。婚姻挤压引致的人口安全问题不仅局限于冲击人口主体系统安全，还会带来家庭福利减少和矛盾激化、婚姻质量及稳定性下降、骗婚和买卖婚姻增加、非婚生育与私生子增加、性犯罪与暴力冲突增加、传染性疾病与性病流行、贩毒与走私案件增加，对家庭和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公共卫生安全和国防安全造成危害。 我国现阶段人口性别结构失衡使得婚姻市场上男性数量多于女性，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导致男性婚姻挤压。由于我国地域辽阔，不同地区的历史、自然、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存在巨大差距，在婚姻梯度规律的作用下，我国的男性婚姻挤压现象主要集中于贫困农村地区[2]。根据我国“六普”15岁及以上人口分性别、婚姻状况统计数据计算得出(表1)，云南省7个人口较少民族15岁及以上未婚人口性别比为175，高出全国平均水平40个百分点，高出55个少数民族平均水平30个百分点。云南省7个人口较少民族15岁及以上单身人口性别比为127，高出全国平均水平19个百分点，高出55个少数民族平均水平13个百分点。云南省7个人口较少民族15岁及以上未婚男性富余人口比例为43％，高出全国平均水平17个百分点，高出55个少数民族平均水平12个百分点。云南省7个人口较少民族15岁及以上单身男性富余人口比例为23％，高出全国平均水平16个百分点，高出55个少数民族平均水平11个百分点。婚姻挤压测度结果显示，云南省人口较少民族在初婚和再婚市场均面临高度男性婚姻挤压，其面临的男性婚姻挤压程度高于全国和55个少数民族平均水平，由此引发的人口安全问题将直接影响到云南省人口较少民族的人口安全、民族延续，边疆民族地区的可持续发展，乃至国家的整体安全和社会的稳定、健康发展。
一、婚姻挤压打破人口系统平衡 (一)人口出生率下降，人口数量安全缺乏保障 婚姻是影响生育最为重要的因素，男性婚姻挤压会导致部分男性终身不婚，适婚男性有偶率下降，使生育率下降，导致人口总量增长缓慢，甚至出现负增长。从“四普”到“六普”，云南省7个人口较少民族人口出生率整体呈下降趋势(见表2)。
《云南统计年鉴(2004-2013)》统计数据显示，云南省7个人口较少民族人口总量变化出现拐点，从2010年到2012年这三年的人口变化情况看，云南省7个人口较少民族中的布朗族、阿昌族、普米族、德昂族和独龙族人口总量从缓慢递增转变为缓慢递减，尤其是人口数量最少的独龙族，其人口总量和人口增长率呈现双下降。独龙族人口增长率从“五普”的27.48％下降为“六普”的-6.68％，人口总数从“五普”的7426人，减少到“六普”的6930人。分布在云南省境内的独龙族在2005年到2012年的7年时间里，其总人口数减少了25％，人口总量仅有4700余人(表3)，一场较大的灾害，就可能导致该人口较少民族的崩溃甚至消失，小规模民族的人口安全脆弱性突显。云南省7个人口较少民族显著下降的人口出生率导致人口总量增长缓慢，个别人口较少民族甚至出现人口负增长，长此下去，将造成人口发展的不可持续性，威胁人口较少民族的人口安全、民族延续与发展。
(二)性别比、老年人口系数上升，人口结构缺乏安全保障 人口迁移理论的刘易斯、费—拉二元结构发展模型、托达罗模型均显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地区差异和不平衡是人口迁移包括婚姻迁移的主要原因。“五普”和“六普”数据均显示，我国女性婚姻迁移的流向是从西部边远贫困地区流向东部经济较发达地区，婚姻迁移具有性别选择性，我国的“从夫居”习俗使得女性成为婚姻迁移的主体。我国长期、大范围的婚姻挤压下少数民族女性婚姻迁移人数逐年递增，婚姻迁移人口中女性显著多于男性。2000年“五普”时，云南省婚姻迁移的外流女性为41849人，2010年“六普”时，婚姻迁移的外流女性上升为287669人，十年来增长了近7倍。2010年“六普”时，云南省女性婚姻迁移人数占婚姻迁移总数的73.26％，婚姻迁移总人口的2/3以上为女性。由于跨省婚姻迁移与性别结构关联性面上数据的缺乏，本文利用分性别的人口统计数据来考察云南省7个人口较少民族外流人口的性别差异。“六普”分性别的人口统计数据显示(表4)，云南省7个人口较少民族分布在云南省外的女性人口均多于男性人口，云南省7个人口较少民族人口流出省外的平均性别比为77.7(每流出77名男性，就有100名女性流出)，流出女性人口显著多于男性。云南省7个人口较少民族女性人口大量外流，人口性别结构失衡，导致流出民族和地区婚配性别比上升，加重女性流出民族和地区的男性婚姻挤压程度。
2013年，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到2亿，迎来了我国人口转型的拐点，人口老龄化开始加速。从“四普”到“六普”，云南省7个人口较少民族老年人口不断增加，老年人口系数(65岁以上老龄人口所占比重)不断提高，人口年龄结构逐步趋于老化(见表5)。这些老龄人口中包含有一定比重的终身未婚者(50岁及以上的未婚人口)，他们进入老龄后将面临“老无所依”、“老无所养”的困境。“六普”数据显示，我国农村男性终身未婚人口达到415.22万人，占全国男性终身未婚人口的74.92％，占农村“光棍”总量的1/3。邹艳辉、黄匡时的研究显示，2070年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光棍”占全部“光棍”的比重将达到47％，几乎接近一半[3]，如今的“光棍村”可能演变成未来的“五保户村”。在当前云南省7个人口较少民族以家庭为主要养老单位的模式下，“光棍”的养老问题将成为困扰终身未婚者及其家庭、当地乡政府的严峻问题，诱发家庭矛盾以及经济贫困民族地区的养老危机。
(三)婚龄女性素质下降，人口素质安全缺乏保障 从孕育、哺育和教育的整个过程来看，母亲的作用远远大于父亲，作为人口再生产的婚龄女性，其生理素质以及抚养教育能力的优劣直接影响下一代的人口素质。我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持续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在婚姻梯度迁移规律作用下，云南省7个人口较少民族贫困地区的婚龄女性从边疆婚迁到经济发达的内地，使得当地婚姻市场上女性人口资源相对短缺。一方面，受教育程度高，自身条件较好的女性更容易通过婚姻迁移实现向上流动，优质女性的外嫁降低了当地女性的人口素质。另一方面，女性婚姻迁移导致当地适婚女性匮乏，使得一些身体或智力有缺陷的女性也能够在当地婚配和生育，导致其后代人口素质下降。云南省7个人口较少民族大多生活在极为贫穷的边境一线，因女性的缺失还导致很多地方出现近亲结婚，从而导致新生儿出生缺陷率升高。此外，位于边境一线成婚困难的部分云南省人口较少民族男性选择了迎娶“东南亚新娘”，一方面，跨境婚姻多为非法事实婚姻，婚检率极低，这些来自传染性疾病高发区的“东南亚新娘”可能携带有艾滋病、登革热等传染性疾病[4]，其所生子女缺陷率的几率较一般家庭高。国家卫计委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2013年出生缺陷发生率在5.6％左右，是出生缺陷高发国家之一，云南省又是我国出生缺陷高发省份，出生缺陷发生率在8％左右。另一方面，这些“东南亚新娘”受教育程度低，缺乏谋生必要条件，使其后代无法获得更好的生活和教育条件。跨境婚姻非婚生子还存在落户困难，面临不能享受边民补助、入学难、就业难等一系列问题，易使其后代陷入低学历、低素质的恶性循环。调研数据显示，云南省跨境婚姻家庭中方配偶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5.29年，外籍配偶为3.27年，低于云南省的平均受教育年限[5]。 二、婚姻挤压降低婚姻、家庭稳定性 (一)离婚率上升，婚姻稳定性下降 离婚率是判断一个地区或群体婚姻稳定性的一个重要指标。分性别离婚率指标的计算办法为：男性(女性)离婚率=15岁以上男性(女性)离婚人口/15岁以上男性(女性)总人口×1000。已有的研究显示，性别比上升会导致男性离婚率和女性结婚率上升[6]。云南省7个人口较少民族15岁及以上人口分性别离婚率计算结果显示(表6)，云南省7个人口较少民族中的怒族和基诺族，两次人口普查离婚率均显著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与我国男性婚姻挤压下的男性离婚率高于女性离婚率这一普遍规律相异，“五普”和“六普”的云南省7个人口较少民族女性离婚率均高于男性离婚率，云南省7个人口较少民族中女性离婚率最高的是怒族和独龙族，这两个民族均是女性外流最多的两个跨境民族。云南省7个人口较少民族女性离婚率高于男性离婚率的主要原因在于，一是走出封闭山区的人口较少民族女性拓宽了眼界，获得了经济上的独立，随主体意识和独立人格意识的觉醒，她们试图通过离婚来摆脱不满意的婚姻，追求个人幸福。二是人口较少民族女性外流后，其交际圈的扩大为寻找配偶和婚外恋提供了便利，创造了重新组建婚姻和家庭的条件。三是未受婚姻挤压的人口较少民族女性可能会因为找配偶容易、配偶替代成本较低而降低对现有婚姻与家庭的珍视。
(二)家庭矛盾增加，原生家庭稳定性下降 云南省7个人口较少民族15岁及以上人口分性别离婚率计算结果显示(表6)，“五普”时，云南省7个人口较少民族离婚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个百分点，“六普”时，云南省7个人口较少民族离婚率接近全国平均水平。婚姻挤压导致云南省7个人口较少民族已婚家庭稳定性下降的原因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婚姻挤压会导致更多异质婚姻的产生，异质婚姻往往婚姻质量差，家庭稳定性下降。已有的研究显示，婚姻挤压滋生了骗婚和买卖婚姻，“光棍村”经常发生“外来媳妇逃跑或者失踪现象”，家庭脆弱性突显。二是婚姻挤压使得受挤压方难以找到满意的婚配对象，家庭暴力的可能性增高，婚姻内矛盾和冲突增加，家庭稳定性下降。靳小怡对X市和全国百村调查的分析显示，男性婚姻挤压降低了农村人口的婚姻质量，遭受婚姻挤压的男性实施婚姻暴力和遭受婚姻暴力的比例均明显上升，婚姻满意度偏低，家庭稳定性下降[7]。同时，男性婚姻挤压下未受婚姻挤压方有较高的择偶几率，从而使得她们脱离原有婚姻和家庭关系的可能性加大。“五普”和“六普”数据显示，云南省7个人口较少民族女性离婚率显著高于男性离婚率，佐证了以上推论。三是婚姻挤压可能导致一妻多夫、私通、混居等现象，冲击传统家庭的稳定。私通是失婚男性释放性压力甚至获得婚姻的重要机会，这种婚姻之外的两性关系，往往引发冲突并带来家庭悲剧。韦艳以及我们的田野调查显示，“光棍村”里失婚男性和已婚女性的“私通”现象较为普遍，强奸也时有发生，强奸者一般是“光棍”，有些地区还出现乱伦与共妻的现象，对家庭稳定性的危害越来越严重[8]。婚姻挤压在冲击已婚家庭稳定性的同时，还可能给失婚男性原生家庭安全稳定带来威胁。失婚男性的存在破坏了原生家庭的协调关系，可能引发家庭矛盾或者亲属间的冲突。首先，一个家庭成员的光棍身份无疑是个“拖累”，对其他家庭成员构成弱势累积的“婚姻株连”，造成“光棍成窝”，引发家庭矛盾或者亲属间的冲突。其次，失婚男性大多经济贫困、身体残疾、没有积蓄，他们的日常医疗开销和养老照顾均需分摊到父母和兄弟姐妹身上，这些问题极易诱发家庭矛盾。再次，无法结婚可能使被动失婚男性对父母产生怨恨情绪，并导致极端行为的产生，破坏原生家庭的安全稳定性。 三、婚姻挤压放大社会风险 (一)违法犯罪率上升，危害社会安全与稳定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对个人的行为规范具有巨大的影响力[9](P.59)。相对于已婚男性，婚姻挤压下被迫失婚男性的暴力行为较多，可能催生性犯罪、买婚、骗婚、拐卖妇女、卖淫嫖娼等违法犯罪行为，对社会安全和稳定产生极大危害。靳小怡等人的全国百村调查显示，大部分被迫失婚男性存在个体行为和群体性行为失范，严重影响当地社会治安，对公共安全产生负面影响[10]。吕程对我国1982-2008年人口年龄—性别结构与犯罪率的分析显示，青年男性比例与可婚配男性比例的波动与犯罪率的波动呈现出高度的一致性[11]。姜保全建立的人口性别比和犯罪率之间的随机效应模型研究显示，我国人口性别比的升高对犯罪率的上升有非常显著的影响，人口性别比每提高0.01(正常值为1.06)，犯罪率上升3.03％[12]。云南省7个人口较少民族婚姻挤压的田野调查和访谈结果显示，“光棍”是当地社会治安管理中的特殊群体，成为了一个严重的不安定因素，其违法犯罪率偏高，自残或自杀率也偏高。 (二)社会风险聚集，诱发群体性事件 我国的人口安全问题是社会转型的基础风险，以婚姻挤压为核心的人口安全问题将激化并放大其它社会风险。婚姻挤压的累积效应和聚集效应使得我国的婚姻挤压风险在局部人群和区域高度集中，云南省7个人口较少民族是我国婚姻挤压后果的承担者之一，这一群体和区域面临更为严峻的社会风险和问题。大量被迫失婚男性的地域性集中会导致聚众酗酒、聚众斗殴、聚众滋事等群体性恶性治安事件，还会冲击本民族的伦理道德体系，甚至有可能引发社会震荡，并为社会风险的放大奠定社会民众基础[13]。如某村的十几条光棍汉，曾自发组成光棍会，成了村里告状闹事的头领和骨干。亚洲历史上的部分案例研究表明，男性的过剩很可能导致犯罪率的上升。中国监狱管理局数据显示，我国95％以上的犯人为男性。我国历史上的“捻军叛乱”、“少林和尚与武僧叛乱”、“李自成起义”等都与“光棍”有关，“光棍”聚集易滋生暴力对抗，可能导致大规模的社会暴力[14]。如公安干警在云南省7个人口较少民族村解救被拐妇女时常常遭遇当地群众，尤其是有同病相怜的“光棍”们的阻挠，被拐妇女也拒绝被遣返，处置不当极易酿成群体性事件。 四、婚姻挤压阻碍民族地区经济发展 一个民族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是这个民族和地区人口安全最重要的外部因素。人口与经济相互制约、相互影响，适度的人口规模、合理的人口结构以及高素质的人口，有利于促进民族和地区经济的协调发展，而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又会促进该民族人口素质的提高，人口结构的优化。婚姻挤压对云南省7个人口较少民族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主要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婚姻挤压导致云南省7个人口较少民族人口系统初婚率和人口出生率下降，导致未来劳动人口萎缩，带来现存和新增劳动力的减少；加剧民族地区劳动人口的老龄化，给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带来负面影响。二是婚姻挤压下云南省7个人口较少民族的女性呈“级差型”外嫁，本民族和地区优质女青年外流，同时，部分男青年因为找不到成婚对象，脱离本土，迁居他乡，致使本民族和地区精锐劳力丧失，滞留的人口长期处于同时期“素质凹地”，阻碍民族地区经济发展[15]。三是婚姻挤压导致云南省7个人口较少民族部分失婚男性从事违法犯罪活动，脱离社会劳动，不但制约和破坏了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而且对社会秩序造成破坏。四是婚姻挤压导致的择偶难使得云南省7个人口较少民族家庭经济贫困、地理位置偏僻的男性需要支付更高的婚姻成本，导致不少家庭因婚致贫，背上沉重的债务负担，经济贫困与择偶困难形成弱势累积，加剧民族地区的贫困程度。根据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2012年的数据，我国经济贫困型光棍占到了整个光棍数量的61％，西部少数民族地区这一比例更高。刘燕舞的研究显示，2000年至今，我国农村地区婚姻消费几乎需要一个劳动力不吃不喝劳作4到7年才能负担得起。云南省7个人口较少民族中的独龙族、德昂族、基诺族、怒族和布朗族是从原始社会末期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直过民族”，发展历史落差大，贫困程度深。高昂的结婚费用使得“婚姻致贫”的家庭数量逐年增长，这些家庭无力进行教育投资和生产投资，使云南省7个人口较少民族家庭经济和民族经济陷入“贫困陷阱”。 五、婚姻挤压威胁公共卫生安全 被迫失婚男性因缺乏合法、稳定的婚内性行为，会制造出一个庞大的性需求市场，使性交易增加，传染性疾病增多，对社会公共健康安全提出挑战。以色列的亚伯拉·埃伯斯坦博士指出，20-29岁人群的性别比对性病和HIV的传播有正向影响作用[16]。历史经验显示，在男性过剩的人口环境下，商业性行为和同性恋增加，并引发性病的广泛流行[17](P.197-200)。杨雪燕的实证研究显示，我国被迫失婚男性的自慰行为与同性性行为增加，他们不稳定、无保护的性行为是传播艾滋病和性病(AIDS和STD)的重要途径[18](P.118)，不仅威胁被迫失婚男性群体的自身健康，还对社会公共卫生安全产生危害。对我国流动人口及艾滋病传播风险的研究显示，因婚姻挤压而失婚的大龄未婚男性在婚姻市场无法实现婚配时，将更可能选择高风险性行为[19]。因此，有学者指出，中国的“过剩男性”将成 为艾滋病感染和传播的高危人群。云南省7个人口较少民族临近时东南亚地区是艾兹病、性病等传染性疾病高发区，大量“东南亚新娘”非法进入我国境内，给迎娶“东南亚新娘”的地区带来公共卫生安全困扰。2011年“云南省中英艾滋病项目”调查显示，截至2010年9月，云南省边境地区25个边境县15715名外籍婚姻人员HIV检测的阳性率达到1.64％，女性感染者占85.21％[20]。张金鹏教授关于边疆民族社会艾滋病的调查显示，家庭内感染艾滋病的比率高达20％[21](P.79)。 六、婚姻挤压威胁边防安全 云南地处我国西南边陲，国界线长达4060公里，云南省7个人口较少民族中的怒族、独龙族、阿昌族、德昂族和布朗族为跨境民族，聚居在我国西南边境一线，其人口有着保障民族延续以维护边疆稳定的特殊性。随着我国婚姻挤压程度的加剧，云南省7个人口较少民族被迫失婚男性人数增加，对外籍新娘的需求量加大，边民跨境通婚的现象越来越普遍。目前，云南省边境地区跨境婚姻的估算值在3.5～4.5万人之间[22]。2010年德宏州692个边境自然村的调查显示，中缅跨境婚姻为6520对，其中嫁入中国的缅甸妇女占跨境婚姻人数的80.29％[22]。我国西南边境地区的跨境者多是非法入境、非法居留、非法婚姻的“三非”人员[23]，据2009年5月统计，阿昌族聚居的德宏州陇川县户撒乡65个自然村有161对跨境婚姻，婚姻登记为零，章凤镇85个自然村，854对跨境婚姻中仅有一对登记。云南省边境一线民族地区大量跨境事实婚姻的存在与持续增长，有利于缓解我国和该区域的男性婚姻挤压，但是，也给我国边境一线的稳定与发展带来诸多不稳定因素和潜在风险，如：非法入境、非法婚姻、非婚生子、买卖婚姻、拐卖妇女儿童、骗婚等犯罪行为增多，极大地增加了我国边境管理的难度和成本。有关数据显示，云南省因跨国非法婚姻产生的非法入境人员，已占境内“三非”人员的90％以上。2009年，缅甸女性被拐卖到中国的人数比2008年增长了4倍。 由于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持续时间长，男性婚姻挤压很难在短时期内得到缓解，婚姻挤压的风险主要由边远贫困地区的男性群体来承担。云南省人口较少民族面临的男性婚姻挤压不仅是一个区域性的重大人口安全问题，也是一个严峻的社会问题，给人口较少民族的人口、婚姻、家庭、社会、经济等方面带来的影响是全面和深刻的，在可预见的将来，云南省人口较少民族男性婚姻挤压带来的问题和风险还有可能进一步放大。 收稿日期 2015-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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