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史学科建设座谈会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史论文,学科建设论文,座谈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5年1月1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在当代中国研究所学术报告厅邀请在京部分专家学者，就国史学科建设问题举行座谈会。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校、国防大学、军事科学院、总参政治部、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单位的专家学者30余人出席了会议。座谈会由国史学会副秘长田居俭、张启华主持，国史学会顾问李力安，国史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有林，国史学会副秘书长王怀臣、程中原等参加。与会人员分别就国史学科建设、学会刊物及国史研究中一些有争议的问题发表了看法。
一
关于国史学科建设的意义，中共中央党校教授金春明指出，研究社会主义时期的党史和国史是同等重要的。可惜，我们建国46年了，至今还没有一部自己写的、有分量的国史，这对我们这么大的国家来说是很遗憾的。相反，外国学者反倒写了不少种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例如《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现在出了两本，一直写到1982年。国内三个出版社争相出版，市场销量很大，上海有个单位还规定它为必读书。这在一定程度上不能不说是我国史学界的耻辱，我感到问题很严重。中央决定成立当代中国研究所，加强国史研究，是很有必要的。虽然起步晚了点，但几年来成绩很大，令人高兴。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周鸿说，我在高等学校工作，觉得应该对大学生加强国史教育。国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资政育人，其中育人很重要。当前高校的学生年龄比较小，对建国以后的历史基本不了解，有些知识是从电影、小说里知道的。而现在开设的公共课中国革命史，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还是讲授民主革命，课时又很有限。前几天，我向一位有6年教龄的党史教师提了一个问题：建国初期的社会性质是什么？他说说不清楚。老师尚且如此，又何况学生呢？我曾向有关方面建议过，能不能在高校逐步开设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并作为必修课。作为新中国的青年和大学生，应该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这是最起码的要求。所以我希望当代中国研究所在有关场合呼吁这件事，争取早日实现。
关于国史学科的定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方克立说，力群同志很重视国史学科建设，专门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负责同志讨论过在当代所建博士点，培养国史研究专门人才的问题。事实上碰到两个困难：一是“国史”还不是二级学科，而博士、硕士学位点只能建立在二级学科上。按国务院学位办公室公布的学科专业目录，在二级学科“中国近现代史”下面有个括号：“含中华民国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也就是说，国史专门人才只能在中国近现代史博士、硕士学位点上培养。二是当代所还不具备作为一个独立的博士学位授予单位的整体条件，这些条件包括开出外语、马列政治课、专业基础课、专业课等一系列学位课程，有相关学科的配合和支持等等。学位办负责同志建议当代所和社科院或人民大学等高等学校合作招研究生，以解决国史专门人才的培养问题。这个问题现在已经解决，社科院去年评博导已把当代所考虑进去，社科院的中国近现代史博士、硕士点对当代所都是开放的，如果需要，研究生院也可以考虑在当代所建立当代史系，专门培养这方面的后备研究人才。但是，国史学科地位的根本解决，我以为还是应争取当代中国史研究成为二级学科，那么就可以直接建立博士和硕士学位点了。中国历史可分成古代史、近代史、现代史（当代史）三大段。1840年前是中国古代史；1840-1949年是中国近代史（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的历史，“五四”前80年为旧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五四”后30年为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1949年后是中国现代史（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历史），即当代史。中国当代史如能和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并列为二级学科，那么就根本解决了其学科定位问题。当代中国研究所理所当然地是国内研究这一学科的权威机构。金春明说，我非常赞成加强国史研究重要性的宣传，关键是要落到实处。现在大学基本上不开国史、党史课。党校的党史本来是主课，现在连中央党校开的课时也不多了，长期班有，短期班则没有。我们是执政党，但党史的地位摆得很低。在学科分类中，一类学科是历史学，二类学科是现代史，三类学科如五四运动史、中共党史、民主党派史等，中共党史属于三类学科，国史学科的情况也相似。这个定位法很不合适，据说是参考国际标准。如果说美国民主党史、共和党史属于小学科可以，但中国共产党史不能按照这个标准。我们应该大声疾呼，给予国史、党史学科以相应的学术地位。
总参政治部编研室主任陆正己在发言中强调，要大力宣传国史研究的地位和作用。对研究人员、组织建设等问题也要作出10至15年的规划，并尽早抓好专题研究。比如对建国45年来的历史定100或200个重点课题，有计划地进行研究。趁参与创建共和国历史的老同志、见证人还健在，我们应抓紧抢救和收集他们所熟知而我们没掌握的史料。据说当代所正全力编写国史，不知还编不编史料。到底是先编史料后写史，还是先写史后编史料，或者是二者同时进行，对此要有个规划。总参《当代中国》丛书军事卷编辑部主任彭志珊说，这几年国史学科建设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不容乐观。我们这些人头发都白了，都希望我们的事业兴旺发达，后继有人，而年轻人却跟不上来。今天的青年人，有的不知道毛泽东的丰功伟绩，提起历史，笑话很多。对国家的长治久安来讲，这是很严重的问题，所以国史教育要加强，特别要宣传中央领导同志对国史的重要指示，使更多的人积极参与这项很有意义的事业。再就是加强组织建设，包括当代所的建设。研究国史光靠一个所不够，比如成立国史研究院，地方上要有对应机构。还要想方设法改善研究条件，比如电脑联网，办公自动化，很有必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力平指出，现在地、县正在进行机构改革，有些地、县的党史研究部门在压缩，特别是县一级，一些工作人员到了县志办公室。但是县志工作怎么进行？需要指导。是否国史研究部门与下面的地方志工作部门加强联系，进行指导。
金春明认为，国史研究是个大的系统工程，仅靠少数人不行。当代所既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又要广泛利用社会上各方面的力量，采取各种形式，组织起来，充分利用现有的研究成果，使国史研究提高到新的水平。方克立把这种做法归纳为“开门办所”。他说，当代所建立时间不长，已有很好的办事机构和一支高水平的研究队伍，做出了不少成绩，今后要使国史学科建设取得更大的进展，国史研究取得令世人瞩目的成就，我以为要坚定地实行开门办所的方针。办出版社和杂志社、建立国史学会都是开门办所的重要步骤，学术资料、信息的搜集和交流都要求开门办所。国史写作和其他重大研究课题，是不是也可以采取开门办所的办法来完成呢？比如说由当代所牵头，吸收人大、北大、社科院、中央党校等北京的有关专家参加，也可以从外地借调个别高手来，组成研究和写作班子，共同讨论，分工合作，这样研究力量就雄厚了，有可能多出成果和出上乘之作。国防大学教授林蕴晖联系具体问题说，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中国社会主义的命运是什么？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到底能不能经得住考验？这是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我们要做些比较研究，特别是要研究东欧改革为什么失败？世界史研究所出版了一套动荡的东欧系列丛书，很可以参考。只是部头太小。是否请他们的专家来座谈、交流？建议研究所的门开得大一些，视野更开阔些。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研究员许毅主张国史研究的范围要拓宽，不要只从建国时起，有些问题要追溯过去。要研究我们的社会主义道路是从哪里来的，这条道路是怎么走过来的。有人说我们选错了道路。所以，不能不研究这个问题。分析历史事件必须找到根源，从理论到理论解决不了问题。中共中央党校教授王正萍认为，国史研究不仅是国史学界的事，哲学界、政治经济学界、科学社会主义学界也要研究，它们都与国史有关系。要加强马克思主义各学科之间的交流和协作。陆正己说，研究国史要加强纵横联系，包括国内国外。国内的编史系统有百科编写系统，《当代中国》编写系统，史料丛书编写系统，党史编写系统和地方史、志编写系统等。各系统都收集了很多资料，应当建立信息网、资料互补网等相对固定的联系方式，为国史研究提供方便。我们总参有许多编研室，编了十几部丛书，可以大力支持国史编研工作。国防大学教授徐焰也强调在国史研究中加强信息交流的重要性。他说，有些资料，比如重大军事斗争，在国际上是公开的。例如，朝鲜战争爆发时，毛泽东同金日成的谈话，俄罗斯的档案公布了。1992年我在美国斯坦福大学看到大量资料，包括金日成哪天访问，怎样决定打的，都有。这些资料译成中文后作为内部资料，就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
方克立还就加强国史研究方面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加强对国外研究当代中国的研究发表了意见。他说，世界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都投入很大力量对当代中国进行研究，有不少当代中国研究的机构（有的就叫“当代中国研究所”或“当代中国研究中心”），出版了大量有关当代中国研究的书刊。西德有17个汉学系（所），有的是以当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为研究重点，差不多每个系（所）都有当代中国研究的课题和专业人员。其他国家如美国、日本的中国学研究机构和人员就更多了，研究资料也相当丰富，大陆和港台现今出版的书刊都大量购进，他们自己的研究成果也很多。有些国外的中国学研究机构，过去以古代为主，现在转向以当代中国研究为重点。如新加坡东亚哲学研究所，80年代以研究儒家哲学和伦理思想而知名于世，主持召开过几次很有影响的国际学术讨论会；90年代开始改变方向，重点研究中国当代政治和经济，所长易人，连图书馆采购书刊的方向也变了，几年后书架上陈列书刊的面貌大为改观。其实，国外许多的中国学研究机构和学者都表示愿意和当代所进行学术交流与合作。当代所理所当然地应成为全世界当代中国研究的权威机构和学术资料中心，在这一学科领域里地位十分优越，有条件加强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
国外的中国学研究机构，有许多珍贵的历史资料，我们在国内看不见，在国外反而是公开的，成为国外学者研究中国的依据。我们不了解这些情况就很难交流对话，或在交流对话中处于被动地位。还有一个交流与交锋的关系问题，在国际学术交流中难免有思想观点的分歧和交锋辩论，这是很正常的，在国内也有“百家争鸣”的问题。对国际和国内当代中国研究中一些有代表性的错误观点，我们应该重视，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作出批评和回应，这也是推动国史学科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二
与会的专家学者还就如何办好学会刊物献计献策。金春明说，《当代中国史研究》杂志办得很好，我每期都看。但这里有个分工的问题。现在与国史研究有关的全国性杂志共有3家，除《当代中国史研究》外，另两家是《中共党史研究》和《党的文献》。这三家刊物，能否各有侧重，办出各自的特点。《中共党史研究》发表的文章时间跨度很长，《党的文献》主要发表党的建设中的文献及领袖文稿等。总之，中央一级的刊物要有权威性，办出特点来。史学的权威刊物应该建立在准确的史料基础之上，重要史料不要出现差错。
军事科学院研究员、《叶剑英传》编写组负责人范硕认为，《当代中国史研究》办得很好，并建议刊物在现有基础上来个大发展、大提高。为此应处理好四个关系：一是史和论的关系。论要加强，能否开辟一些专栏，讨论国史中的一些重大问题，特别是有争议的问题，取得共识，坚持真理。二是处理好当代和古代的关系。历史是发展的，古今不能分割。国史对建国以前的历史也要涉及一些，特别是与当代有联系、密切相关的一脉相承的问题。三是历史和人物的关系。在某种意义上说，历史就是人物的传记，没有人物就没有历史。怎样处理这两者的关系？史是线，人是点，用线把点串起来，以点来丰富线。刊物应当加强人物研究的分量。军队将帅也可以作些反映。现在将帅都在搞回忆录，刊物可以选登一些。目前，各元帅传记组撰写任务即将完成，他们积累了许多宝贵资料，国史学界要继续下来。四是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关系。在国史中怎样体现爱国主义、体现主旋律？这个题目本身，刊物就应该作为专题来探讨。建国以来出现了许多社会主义与爱国主义相统一的人和事，值得总结和宣传。周鸿认为，《当代中国史研究》一个突出的特点是比较全面，确实是研究建国以来各时期的历史，不像有的杂志所登的文章只是研究新时期。他主张以后要适当刊登一些国史方面的文献资料，比如人大常委会大事记、国务院大事记这种一般人不容易了解的资料。还应刊登一些各个方面著名人物的传记及研究文章，以及具体体现爱国主义教育的文章。
力平提出刊物应该有目的地引导地方志工作。他说，历史上，几乎大多的县、府都有地方志，讲历史沿革、地方特色，对后人很有用。过去毛主席每到一个地方常常要先看地方志。社会主义的中国，地、县志如何搞，刊物是否可以有选择，有意识地加以引导。例如发表一些国史写作方面的经验、体会，使下面看了以后有所遵循。或者发表一些比较好的县志写作经验，也可以起到引导作用。
三
关于当代人治当代史问题，陆正己认为当代人可以写当代史。他指出，司马迁的《史记》130篇，其中全部或大部写当时历史的55篇。陈寿的《三国志》也有一部分写了当时的历史。我们要改变当代人不能写当代史这种误解和看法。当代人编研当代史有优势，可以接触和利用许多活的史料，文献资料也比较丰富。当然，编写当代史难度也比较大。金春明认为，过去历史上当代人不写当代史，是因为在封建专制统治下，王朝姓赵、姓李、姓朱，无法秉笔直书。我们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应该写好自己的历史。如果我们当代人不写当代史，谁来写？当然写当代史有特殊的困难。除史料困难外，还要力求做到客观、公正。要做到这一点很难，但应尽量去做。
在对建国头7年历史的认识上，林蕴晖指出，当前研究中存在着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以现在的认识否定过去；二是用肯定过去否定现在。所以，如何科学地说明建国后我们作出的历史选择，是我们史学工作者的任务。头7年的重点就是，为什么开始搞新民主主义，不久就向社会主义过渡？当时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什么，矛盾是什么，可能有几种选择，以及作出这种选择的依据。既要历史地说明1956年建立的社会主义取得的成就，也要如实地指出当时所建立的社会主义存在的弊端。而不是简单地说这种选择是如何如何正确。要使读者对历史增加一点历史的理解。即这种选择，不只是某个领导人的个人意志，而是与当时所处的历史条件相联系的。我们在中国探索搞社会主义，起点不是1956年，而是从建国开始。从1953年起向社会主义过渡，就是一种探索。这个探索不可能是完全正确的，如曾一度照搬的苏联模式。这在当时是难以避免的，又正是今天要改革的。这就是历史和现实的辩证统一。我们要使以后的年轻人理解：把当年的社会主义改造同今天的改革对立起来的看法和说法，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
王正萍指出，必须实事求是地研究建国以来成功的经验在哪里，失败的教训在哪里？例如三大改造问题，其中对资产阶级的改造是对了，还是错了？那时候为什么要改造？是不是改早了？这些问题用抽象的理论是讲不清楚的，必须依靠历史来说明。比如，三大改造是当时客观形势发展的必然产物，并不是人为的，而是水到渠成。当时资本家敲锣打鼓地接受改造，表明他们还是自愿的。这是历史发展规律在起作用，人们只能利用规律。谈到这一问题，彭志珊说，我参加过农业合作化运动。当时为什么要这么搞？不这么搞不行，比如水利事业就不好进行，不搞集体化就不行。包产到户把集体的拖拉机都分了，农村粮食是增产了，水灾也增多了，怎么办？我是农民出身，我看还得搞集体化，走共同富裕的道路。许毅指出，历史科学是实事求是的科学，国史研究应按照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从生产力说起，说到生产关系，生产方式，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要摆出事实，系统研究建国初期怎样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
谈到具体历史时期的国史研究，金春明指出，国史是一个整体，又是延续的，我们研究国史，不能割裂。现在有一种倾向，那就是两头热，中间冷，即对1957年到1976年这20年的研究处于相对“冷”的状态，弄不好会出现“肠梗阻”。因为历史规律是客观的、持续发展的。如果单取其一段去研究，必然不能如实、正确地反映规律。在国史研究中，中间这一段非常重要。中间20年不研究，丰富经验就总结不出来，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从哪里来的也就没法说清楚。所以建议应该把国史作为一个整体，全面地研究，而不要忽视其中任何一段。力平对此问题进行了补充。他说，确实有必要研究和总结建国以来的经验教训。刚才有同志讲到防止国史研究的“肠梗阻”问题，我补充一点意见。现在宣传前7年，宣传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十多年是必要的，但是建国后中间20年的经验教训也需要讲。例如工作中的浮夸风，现在浮夸、弄虚作假的现象也很严重，这是非常值得研究和汲取1958年大跃进的历史教训的。现在有些地区、县的领导人二三十岁，三四十岁，不一定体会到当年浮夸风的危害性。这种教训不讲，他们不知道。不久前我参加一个会，听到浙江省宁波市党史研究室的同志讲，他们针对当前工作存在的问题写了一些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材料，送给市委领导看。市委领导看了，觉得很有启发，说没有想到过去曾经有过这种教训，现在不能重犯了。要提高警惕，不要重蹈覆辙。
徐焰重点谈到关于加强建国后军事史研究的问题。他说，在军队历史研究中，长时期是以1949年以前的中国革命战争为重点，对建国后的军事斗争研究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很好地开展起来。因为历史研究总是为现实的政治路线、现实的领导决策提供服务和咨询，而建国后的军事史研究恰恰可为现实的军队建设、军事斗争和决策提供最大的参考、借鉴价值。过去那种全民参战的大规模革命战争在可以预见到的将来不太可能发生。现代条件下，局部战争将成为目前军事斗争包括我国军事斗争所面临的主要任务。建国后发生的6次大规模作战行动都带有局部战争的特色。所以我认为把军事史研究重点放在建国以后是非常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