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经济转型期中国汇率改革作用的局限性——客观、冷静地对待国际收支“双顺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际收支论文,转型期论文,顺差论文,局限性论文,汇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自2005年7月21日，我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此次人民币汇率改革的核心内容有三个方面：人民币不再钉住单一美元，而是参照“一篮子货币”，同时根据市场供求关系进行浮动；汇率的浮动是有管理的，而且浮动区间是合理均衡的，基本反映了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在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伊始，作了一个初始的汇率调整，即人民币对美元升值2.1％。然而，人民币汇率改革依然承受着来自国内外巨大的升值压力和预期，吸引着国际社会各方面的高度关注。
从国际金融理论来分析，造成一国本币升值压力的因素有多方面，但归结起来不外乎有两大类，即内部因素与外部因素。内部因素包括经济增长所带动的社会全面发展，人均收入与人均物质和精神财富明显提高，有效供给充裕，购买力旺盛，有限的货币供应相对于丰富的社会财富等；外部因素主要包括货物贸易、服务贸易以及资本与金融项目顺差，国际收支顺差所形成的市场预期以及利率上调等因素也会形成本币升值的压力，同时一些超经济因素会起推波助澜的作用。如果一国本币升值压力是由内外部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种升值则是水到渠成、顺应规律的；如果一国(大国经济)本币升值压力主要来自国内因素，如充分就业、通货膨胀、收入提升和购买力旺盛等，那么这种升值压力就是积极的，应该顺势而升；如果该国本币升值压力主要来自外部因素，而且外部因素中政策与制度性原因(如非意愿结售汇、奖出限入、粗浅加工贸易为主的出口以及资本的“宽进严出”和对外资的“超国民待遇”等)以及经济问题政治化等因素起主导作用，形成本币升值的单向市场预期，人为造成外汇供大于求，那么由此导致的本币升值则缺少国内经济基本面的支持，对此要慎之又慎。自2003年以来，人民币所面临的升值压力主要源自外部因素，所以单纯的人民币汇率改革在调整贸易、产业结构以及国际收支等方面的作用不仅受各种因素约束，而且也是有限的。
当然，对于人民币汇率改革，某些来自不同利益集团的国内外人士均寄予了厚望。例如，美国方面不少人认为，随着人民币汇率弹性的不断提高，美国对中国的巨额贸易逆差问题能很快得到解决。国内许多部门也普遍预期，伴随着汇率改革，国内出口商品价格的提高，国外进口商品价格的降低，2005年我国进出口贸易顺差会大幅度减少，外汇储备不会像2004年那样大幅度增加。然而，实际情况则是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我国对外贸易顺差依然有增无减，2005年全年预计高达1000多亿美元，外汇储备在2004年的基础上又有了大幅提高。而出口商品结构，也未能如预期那样得到较快调整，等等。那么，这是否因为人民币的升值幅度不够大?或是人民币汇率改革的步伐不够快，从而导致汇率改革的作用没有完全发挥出来?抑或另有其他的一些深层次原因?
我们应当承认，如同利率政策一样，汇率政策作为国家货币政策的一项基本内容，在执行国家货币政策方面发挥着特殊的作用。但是汇率制度改革与政策调整不是万能的，尤其是对处在转型并轨期间的中国经济。如前所述，在各种好坏、进退、前后、左右、内外等矛盾对立的复杂因素共同作用下，汇率改革不可能非常有效地解决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中存在的诸多问题，而且其作用的发挥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当前我国经济与金融生态环境严重失衡的现实。任何一项制度的改革，都应当与其所处经济环境的其他制度改革配套进行。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改革的积极作用。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改革也不例外。再者，自2002年以来我国经济面临的国际收支“双顺差”不仅源于外向型经济的快速增长和经济发展与工业化的特定阶段，而且也根源于我国转型经济体系的政策、制度及结构固化的内在原因。所以说，面对我国国际收支持续“双顺差”的不平衡现象，必须历史、客观和理性地来认识、来对待。既不能忧心忡忡、操之过急、走向极端，也不能听之任之、消极等待、束手无策，应该主要从国际收支的支出方面如扩大进口、提高机构和个人用汇自主权及增加境外投资等采取更为积极的措施，理顺供求关系，维护国际收支基本平衡。
(二)
鉴于对中国转型经济复杂性和体制改革艰巨性的冷静认识，我们针对人民币汇率改革作用受到的约束和局限所在，拟进行以下较为深入和具体的分析。
1.重商主义观念和政策的延续决定了在优化出口结构方面的局限性
长期以来，我国经济部门采取了贸易上“奖出限入”、产业发展上“填平补齐”的一系列重出口、轻进口的政策和“进口替代”措施，造成人员、资源方面的分布极不合理。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各地方政府纷纷把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扩大出口额和招商引资作为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来抓。这在客观上造成了地方政府重视外经、外贸，忽略分销流通、金融、电信、教育和文化等现代服务产业(即非贸易产业)发展的局面。应该说，这种战略布局在我国的特定发展阶段确实拉动了经济增长。然而，这种做法已经不能满足当前国民经济进一步增长和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出口、投资、消费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在促进我国经济发展中缺一不可。上世纪90年代初，随着国际产业结构在全球范围内的调整和转移，越来越多的境外企业将加工和装配基地转移到中国东部沿海地区。从事“三来一补”的车间与进料加工出口的企业，一时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然而，随着出口企业之间竞争的加剧，出口企业之间赖以相互竞争的到最后可能就只剩下多年来引以为豪的廉价劳动力了。
事实上，国内多数出口企业并没有从出口产品中获取正常的价值回报，因为除加工费和较低的加工增值费外，作为占整体利润80％的销售利润主要由境外进口商和批发零售商获得。这与境外厂家出口到我国的电子、手机等产品所赚取的超额利润形成鲜明对比。当然，这也是国际分工与我国当前所处的经济发展和工业化阶段所决定的，应客观、理性地对待，没有必要怨天尤人。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当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我们应当从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全局出发，有意识地对我国出口企业的产品结构进行调整。应该说，人民币汇率改革，客观上会促使国内出口企业在一定程度上调整产品结构，有利于实现企业优胜劣汰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要发挥人民币汇率改革的调节作用所受到的诸多约束和局限。经济主管部门应当配合汇率改革制定促进出口产业和产品结构升级的相应政策，主动组织、引导企业对变化了的汇率政策进行分析研究，增强企业的汇率风险意识，实现出口产品结构的优化。因为仅靠人民币汇率改革，是不可能完成上述优化出口结构的目标的。首先，人民币汇率不可能升幅过大，否则容易造成失业增加、经济发展减速甚至衰退等一系列问题。其次，无论人民币在可承受的范围内怎么升值，我国劳动力价格比发达国家低廉的现实不会改变。这主要因为在制造行业，中国现行的平均工资仅相当于美国的3％。假设人民币在现有基础上升值100％，也仅为美国的6％，仍然具有明显的优势。另外，中国出口商品的平均离岸价格约为在海外零售价的25％。假设人民币升值100％，最终消费品的价格会上升25％；如果升值10％，就上升2.5％，对销售价格也没有明显的影响。更何况人民币在现有基础上升值100％是不可能的。因此，在目前人民币不会大幅度升值的前提下，国内出口企业面临的竞争仍然是相互之间的竞争，而不是来自于境外同类企业的竞争。这样一来，靠汇率改革来调整与优化出口结构的作用，将会大打折扣。作为国际金融市场上常用的远期、掉期、期权、互换等产品，多数外贸企业仍然知之不多，更不能有效地利用这些产品对企业的汇率风险进行有效的规避。另外，对于在出口产业和产品结构调整过程中淘汰下来的企业员工，经济主管部门可以通过制定相应的鼓励政策，积极引导他们进入到分销流通、服务业，或者是由于扩大进口而衍生出来的行业中来，从而改善内外贸结构的失衡现状。
2.产业国际转移与国内新型工业化过程决定了在调节贸易收支方面的局限性
从世界经济的国际化、全球化和一体化的发展进程来看，成熟的、已完成工业化的发达国家向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转移其加工制造和装配产业，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一个国家在推动和实现工业化过程中，先是承接加工装配生产线，然后再承接制造业生产线，经过一个时期的加工、装配、制造、创新之后，由于土地、劳动力、资金等要素成本和商务生活成本的上升，再把这些产业向正处在工业化前、中期的国家和地区转移。伴随这一过程，进出口商品结构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先是较长时期的一般商品主要是工业消费品的输出，再是资本和设备输出，进而发展到技术、资本类商品的输出，出现工业消费品由长时期大量出口再回到工业消费品的大量进口，从一个商品净出口国转变为商品净进口国(而一个商品净进口国往往是一个科技创新和本币为国际储备货币的经济强国，其说话分量举足轻重)。
目前，我国正在推行新型工业化战略，正处在工业化的前、中期阶段，工业消费品出口远大于其进口，而且这种制成品出口远大于进口的不平衡局面将伴随着工业化阶段的逐步完成而长期存在。所以说，在转型与工业化过程中，单纯依靠汇率改革来调节贸易收支不平衡，其作用的局限性显而易见。对于这种结构性、长期性和趋势性与规律性的问题要有一个客观的基本估计。
3.内部经济失衡与外资政策调整滞后决定了在调整国际收支方面的局限性
人民币汇率改革的主要目标之一是促进国际收支平衡，不刻意追求贸易收支与国际收支的持续大量顺差，以便充分利用国际与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大力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优化结构，提高效率，实现国民经济的平稳协调发展。保持国际收支基本平衡与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就业、稳定物价是国家的四大宏观调控目标。但近几年来，我国国际收支出现经常项目与资本项目持续“双顺差”，而且资本项目顺差一度成为国际收支巨额顺差的主导因素。即便汇率改革以来资本项目顺差增幅相对于经常项目有所回落，但增长绝对量依然较大。一国国际收支持续顺差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也是一种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表现，更不用说中国国际收支经常项目与资本项目同时出现“双顺差”了。这足以说明中国内外经济的发展不平衡，特别是内部经济失衡问题已经到了必须加以认真解决的阶段。一般来说，一国的经常项目顺差，如果机构和个人有充分的用汇自主权，那么民间进行境外投资(直接和间接)的能力就会提高，国家外汇储备的境外投资就相应下降，资本项目自然会出现一定程度的逆差。与此同时，按照比较优势原则的进口也会相应提高，这样国际收支基本趋于平衡。如果一国的经常项目逆差，说明该国储蓄率低，消费力旺盛，其结果则是需要大量外资流入和国外商品进口来加以补充，以维持经济发展和国际收支平衡。1971年以来的美国就属于后一种情况，这说明美国不仅充分利用了世界自然、人力和技术资源，而且也有效应用了世界的金融资源。然而中国则是上述两种正常情况的例外，值得深入研究。
内部经济发展的不均衡，必然会反映在外部经济的不均衡上。外部经济失衡归根到底是由内部经济失衡所致。事实上，我国内部经济严重失衡的根本原因，既不是改革开放步伐太快，也不是市场经济发展过头，而是由于观念、传统习俗与文化等非规范的制度因素以及计划经济和行政垄断的残余与所有制和产权结构的灰色法规等规范的制度因素共同作用所致。内部经济严重失衡主要表现在：农业、工业和服务业比例失调，而且农业和服务业相对于工业发展较为落后，城乡差距、收入差距扩大；社保以及教育改革滞后所形成的过度储蓄、过度投资、过度产能、过度库存，因间接融资比例过高而造成金融特别是银行体系脆弱；所有制偏好情结所形成的不公平市场准入和退出，包括金融市场以及内外资企业差别待遇，导致国内净储蓄上升与外资大量流入并存的畸形局面；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与隐蔽性失业增加和廉价劳动力无限供给形成的工资刚性长期并存；内需不足压迫出口猛增，量增价减(出口企业主要不是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同类企业而是与国内出口企业自相竞争，而且这种竞争愈演愈烈，贸易摩擦增多)，贸易条件恶化；行政区划、条块分割与地方保护带来的国内产业结构特别是非贸易产业结构调整迟缓与外贸、外资所形成的加工贸易等外向型产业结构调整加快的矛盾日益尖锐；重复建设、形象工程和保税、物流与出口加工等特殊区域建设泛滥，土地浪费与环境污染严重，产业同质化、雷同化加剧，等等。
以上种种经济发展失衡的结果使外资主导的出口加工贸易增长迅速，外资持续流入与国家外汇储备的境外投资增大，进而造成企业主导的商品出口与政府主导的外汇储备境外投资的“双输出”现象。长此下去，不仅潜藏着经济与金融风险，而且这种增长模式也难以持续。所以说，如果不改变和解决内部经济失衡的一系列问题，一味地通过外贸、外资等外向型经济来加以缓冲和疏导，甚至单是通过汇率改革而没有其他方面的改革相配套，将难以达到外部经济的平衡。因此，认为人民币升值后，我国国际收支失衡、外汇储备过多的状况会较快得到根本性改变的看法，是不符合经济发展现实的。况且，近来有许多学者研究指出，一国的贸易与汇率之间的关系可能并不总是那么紧密。
经济学上观察，当一国货币升值后，在一段时间内该国国际收支平衡状况并不会立刻向着预期的方向转变。相反，还有可能加剧原来的国际收支失衡的状况，这就是通常所说的“J”曲线效应。自2005年7月21日人民币汇率改革以来，我国进出口贸易继续保持大额顺差和外汇储备再创新高的现象，其部分原因可以用这种“J”曲线效应来做解释。因此，必须认真落实“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的方针，在继续扩大内需、加快结构调整的同时，加大涉外经济政策特别是外资政策的调整力度，改善国际收支不平衡，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
4.地区经济失衡决定了在调整区域经济和产业结构方面的局限性
我国疆域辽阔，各地区文化、历史、地理条件等的多样性决定了各区域经济发展呈现出多层次、多样化的特征。总体而言，东南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要好于中部地区，中部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要好于西部地区，城市经济发展状况要好于农村。因此，汇率改革的作用在不同地区的表现也不尽相同。对于以出口为主导的东南沿海地区，汇率改革产生的作用可能要强一些；对西部地区的影响可能要弱一些；对城市经济的影响要大于对农村经济的影响。区域经济结构不合理、发展不平衡是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中的突出问题。产业结构层次低、城乡与区域发展不协调、投资和消费关系失衡，这些都是经济整体素质和效益不高、经济社会发展存在诸多矛盾的重要原因。我国地区经济发展的差别、差距和不平衡决定了我国人民币汇率类似于一个由不同地区成员货币构成的通货区，汇率改革作为货币政策的一部分，只能通过调节总量来实现宏观调控的目的。而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等结构性问题，则应主要通过财税和产业政策来加以调整。而且，只有解决好区域经济和产业结构问题，才能持续扩大内需，增加有效供给，促进就业，显著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推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在功能上作为以调节总量为主的汇率政策，如果缺少以调节经济结构为主的财政、税收和产业政策的配合，其解决区域经济和产业结构不平衡的作用将受到很大约束。
5.社会保障和金融市场发展滞后决定了在扩大内需方面的局限性
国际金融与贸易理论认为，新的汇率改革之后，进口商品的价格会降低，进而促使国内其他商品的价格下降，从而刺激国内消费者的购买欲望，拉动内需增长。但实际情况往往不同于一般的理论分析。如果把一些特殊因素如供给与需求能力和弹性系数以及行为与心理偏好等考虑进来，那情况又会出现更大的差别。
首先，与其他发达国家不同，我国是一个高储蓄率的国家。中国老百姓愿意把钱存到银行，这固然与中国的历史传统有关。然而，更重要的是中国老百姓对失业、健康和养老的担忧，直接造成了收入与支出两方面的不稳定和不确定。中国的社会保障和养老制度落后、不完善以及相关的法律制度缺失的现状，造成职工一旦下岗失业或是退休后的生活缺乏基本保障。所以，中国老百姓有钱后，主要想到的是储蓄而不是用于消费或投资。其次，长期以来，各级政府片面追求GDP的增长率，并以此作为政绩的重要依据之一。由于地方政府热衷于能够在短期内迅速提高GDP增长的外商投资，从而使得内需让位于外需，粗放式的经营使消费需求更多地让位于投资需求。以上种种情况压制了老百姓的内需的增长。此外，中国居民的收入增长率长期以来低于GDP增长率，导致了居民实际购买力增长缓慢。因此，即使是商品的价格降下来了，相对而言，居民的实际购买力仍然不高，内需不足的状况不会得到很大改观。最后，我国金融市场特别是与民间投资相关的债券、基金和股票等资本市场发展长期滞后，投资和理财产品奇缺，导致机构和居民只能把剩余的钱存到银行。过多的银行储蓄形成对国有企业的过多贷款，造成过度投资与资金利用的低效，过多储蓄未能带来新的收益，也没有增强居民的购买力；过度投资造成产能过剩。面对这种产能过剩与内需不足之间的矛盾，惟一直接有效的解决办法就是扩大出口，增加外需。
毋庸讳言，内需不足的客观原因，是居民的收入水平低下。收入水平低下的主要原因是劳动生产率低，但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是劳动力的议价水平和讨价能力太低，从而导致中国劳动力价格长期以来过于低廉的事实。要想从根本上提高劳动力的议价水平，各相关部门就必须采取措施以提高劳动者的素质，重视教育和培训。只有劳动者的素质水平提高了，劳动者的议价能力才能加强，劳动者的收入才会提高，由此所产生的内需才会扩大。
6.多层次的复杂改革局面决定了人民币汇率改革作用的局限性
人民币汇率的改革，不仅是人民币汇率水平上的调整，更重要的是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当前，人民币汇率是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同时也有宏观管理的成分。由于目前人民币市场供求变化比较大，所以进行宏观调节是必要的。今后市场在人民币汇率形成中的作用会越来越大，并逐步会起决定性作用，人民币汇率也会被允许在更大的范围内波动。
当前，我国体制改革处在攻坚阶段，有多方面的改革需要进行，各项改革间存在相互制约、互为因果的关系，这就要求对各项改革的先后顺序进行考虑。汇率改革要与其他改革相衔接、相配套。人民币汇率通过改革逐步实现充分浮动，发挥其应有的调节贸易和资本合理有序流动的作用，同时还应有至少以下几方面的改革与之配套：一是充分自由的货物贸易，并加快服务贸易开放；二是资本项目尚存的过度管制的逐步取消，使市场能真正发挥基础性作用；三是国有商业银行改革迈出实质性步伐，公司治理和内控机制等主要问题得到解决。按照中国入世的承诺，2006年12月中国将允许所有境内外资银行经营人民币业务，同时市场准入和业务经营范围也将大幅度放宽。国有商业银行的竞争和抗风险能力必须得到增强，这有助于它们更好地适应新的汇率机制；四是有比较完善和发达的金融市场特别是股票、债券等资本市场和外汇市场，增加企业直接融资比例，减轻间接融资给银行造成的过重负担；五是要素市场特别是土地、劳动力、技术和资本市场比较规范，国有企业改革到位。所以说，在以上几方面的改革没有做好和推进的同时，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改革步伐不宜迈得太大，更不宜单兵作战。
(三)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汇率改革的作用是重要的，但是它仍然受到复杂的转型经济的方方面面的制约，需要与其他方面的改革共同配合，才能充分发挥其作用。为了更好地发挥人民币汇率改革的作用，保持国家经济的平稳增长，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我们提出几点建议：
1.以汇率改革为契机，加快贸易增长方式和利用外资方式的转变，从外汇供应和需求两方面入手，弱化人民币升值的单向预期。一方面，要有意识地把汇率改革当作优化出口商品结构的有利时机，多出口自主知识产权含量重、附加值高的商品，实现出口产业层次的优化和加工贸易的深化，促进国内产业升级。另一方面，多进口先进的技术设备和国内经济发展紧缺的资源，多进口有利于国家经济长期发展的战略性资源。并能借助贸易增长方式的转变，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不断提高服务业的发展层次和开放水平。与此同时，面对中国入世过渡期的全面结束，要结合我国新型工业化战略和产业政策的实施，逐步统一内外资企业的税收、关税、外贸权、融资及要素获得等方面的政策措施，实现国民待遇和公平竞争，由“招商引资”到“选商择资”，转变利用外资的方式，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与档次。这样就可以从外汇供求关系上入手，实现藏汇于民，提高意愿结汇比例和用汇自主权，减少低层次的外资流入，便利进口购汇和个人因私用汇以及企业“走出去”，把国家部分外汇储备的境外投资转化为民间资本的境外投资，以便可以在近期内有效理顺外汇供求，削弱人民币升值的单向预期，尽快形成合理均衡的人民币汇率，为其他方面的配套改革提供充足的时间和回旋的空间。
2.形成合理的城乡、区域经济发展格局，最大限度地发挥汇率改革的作用。如果一个国家的城乡、区域经济发展很不平衡，那么在不同的区域实行同一种汇率政策所产生的效果也会不一样。中国地区经济发展千差万别，不同省区的经济发展阶段和水平差别很大。如前所述，中国在人民币汇率改革问题上面临着庞大的通货区如何协调的难题。因此，通过国家经济发展政策的全面安排，要尽快形成东中西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格局；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切实提高农民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缩小城乡差距。随着国家城乡、区域经济发展趋于平衡，汇率改革的作用将愈来愈明显。
3.配合汇率机制改革，正确处理好内需和外需、投资和消费的关系，实现经济稳定增长。我国有着巨大的国内市场，因此扩大内需应是我们长期坚持的重大战略方针。目前国家正处在工业化与城镇化进程加快、人民群众收人水平提高和消费结构升级的发展阶段，国内储蓄率很高，决定了内需在拉动我国经济增长方面的重要地位。特别是在目前国内有效需求不足、消费相对偏低的情况下，更应注重扩大消费需求，以便进一步实现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内需的扩大，以社会保障体系的进一步完善为条件。只有解决了人民群众的后顾之忧，才会改变目前国内储蓄偏高、消费偏低的现象，才会解决好我国经济发展内需不足的问题。内需的扩大，取决于人民群众的收入水平提高。收入水平的提高，源于人民群众议价水平的提高、劳动力价格水平的提高。要从根本上提高人民群众的议价水平，提高劳动力的价格，必须继续大力发展教育，提高人民群众的素质，提高劳动者的业务素质和技能水平。此外，通过政府管理体制等方面的改革，实现经济由“政府主导”向“市场主导”方向的战略转变，最大限度地减少投资对消费的挤占，真正发挥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
4.进一步加快金融体制改革，为发挥汇率改革作用提供制度条件。金融是经济的核心，要维护国家经济长期稳定增长，必须在稳定的基础上继续推进我国的金融体制改革。金融机构(特别是银行)是传导汇率改革和政策调整作用的中坚力量，发挥着枢纽作用。要进一步加快我国股票、债券等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外汇市场的发展。通过制度创新和产品创新，稳定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完善有管理的人民币浮动汇率制度，从而维护国家金融稳定和金融安全，保证国家经济平稳增长。
5.进一步规范资本流出入管理，加快构建资本跨境流动监测预警体系，为充分发挥汇率改革的调节作用提供安全保障。经济全球化带动了金融的全球化，伴随着货物和服务贸易扩大而形成的产业资本与虚拟资本跨境流动的速度在加快，流动的数量与规模在增大，流动的结构日趋复杂，流动的方向越发多变，致使各国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加剧。处于这种日益走向国际化、全球化和一体化的国际金融环境中的中国，在推动人民币汇率制度和金融体系改革、加快服务贸易发展的进程中，必须把强化资本流出入平衡管理、维护国际收支基本平衡、完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的工作放在优先位置来抓，尽量规避转型经济复杂性的制约和束缚，充分发挥汇率改革的调节作用。为此，应加快构建全面、系统、实时和高效的资本跨境流动监督、监控、监测和分析与预警体系，做到在扩大开放的同时心中有数，保持经济稳定，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维护国家的金融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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