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馆藏东巴经跋语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燕京论文,哈佛大学论文,美国论文,图书馆论文,东巴经跋语初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东巴经收藏情况
目前约有3万余册东巴经书保存于纳西族民间和国内外收藏、研究机构。[1]1867年法国传教士德斯古丁斯(P.Desgodins)从云南寄回巴黎一本11页的东巴经《高勒趣赎魂》，学界认为这是第一本走出国门的东巴经书。后来美籍奥地利人约塞夫·洛克博士(Dr.Joseph Francis Rock)、美国老罗斯福总统长孙昆亭·罗斯福(Q.Roosevelt)等人都在纳西族地区征集过大量的东巴经书。[2]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大概有1万多册收藏于国外，这批经典已经成为研究纳西族社会的无比珍贵的材料。
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藏有东巴经598册，其中510册由约塞夫·洛克博士(Dr.Joseph Francis Rock)于民国时期所征集，另外88册由老罗斯福总统长孙昆亭·罗斯福(Q.Roosevelt)于民国时期所征集。先后有台湾著名学者李霖灿先生、英国爱丁堡大学杰克逊博士(Dr.Anthony Jackson)、德国科隆大学雅乃特教授(Prof.Klaus L.Janert)等学者对这批经书做过研究。其中，李霖灿先生曾于1956年对部分经书做过整理，写有卡片21张，对有的经书书名做了汉译，有的附有象形文字说明。洛克对他征集的每册经书都有自己的编号和英语记音，[3]还把经书分为了祭东巴什罗、祭龙王、祭风、求寿、祭贤、祭胜利神、祭家神、替生、除秽、关死门、祭死者、占卜、零杂经等类。目前，该馆依照洛克的分类，分13函把这批东巴经书收藏在善本部。
笔者于2007年5月在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翻阅了所有馆藏的东巴经书，发现其中有一册只有编号没有经书，所以实际数量应为597册。在这597册中，有一册为梵文书写的册页，有两册是抄写在名片纸上的新抄本，且书写粗陋。所以，哈佛所藏的东巴古籍实际数量应为594册。
二、东巴经跋语的研究
东巴经跋语指的是东巴经师在抄写经文时在经书的末尾（少数插写在经文正文中）书写的记述性文字，或是说明书写经书的经过，或是一些抒发胸臆的文字。跋语的内容一般为抄经的时间、地点、东巴经师的村名、户名、人名、写经时的年龄、祝愿词、谚语、格言等。如笔者曾经在四川省凉山州木里县俄亚纳西族乡东巴甲若家中看到这样一段东巴经跋语，翻译如下：
“这本经书是由甲区村的东巴夏纳杜吉写的，是虎年的正月初十那天写的。这本经书写的时候头尾顺序没有颠倒，没有错误地写后送给了底依肯若。祝愿经师长寿，占卜师富足，写的人长寿，读的人富贵。”
传世东巴经跋语的数量，李霖灿先生通过对美国国会图书馆馆藏东巴经的统计，认为“平均计算起来每五十本经典中就摊到一本有纪年的”。[4](P.137)如果按50∶1的比例来算，在传世的3万卷经典中就应该有600条跋语。而笔者通过对哈佛所藏东巴经的统计，发现大约每7本经典中就有一本写有跋语，照此比例计算，应该有4000多则跋语传世。这不能不说是一批数量巨大的史料，也是一笔珍贵的文化遗产。然而遗憾的是，目前对东巴经跋语的研究却寥若晨星。
最早涉及东巴经跋语研究的学者是台湾前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李霖灿先生，他在《美国国会图书馆所藏的么些经典》一文中，专门撰写了“有年代经典之初步研究”部分，指出在美国国会图书馆收藏的东巴经中发现了“上起清康熙七年(1668A.D.)，下迄“民国”二十七年(1938)”的一批纪年经书，[4](P.138)而“康熙七年”是至今为止见到的最早的经书纪年。
喻遂生先生曾经在《纳西东巴文应用性文献研究》一文中引用了如下两则跋语：
“写于皇历光绪十三年猪年的二月二十七日，写于我人生二十七岁之时。愿东巴健康长寿，家中呈现一派吉祥迹象。”（《祭风·白色娆鬼毒鬼仄鬼出世》）
“写于鼠年，是拉汝瓦庚山脚下欧姆敬初坞的乌宙恒写的，写于这年六月二十日。由超度凶死者和招魂两卷合成，没有漏掉一丝一毫，只能比别人所写的多。是我四十三岁那年写的，此后，我的名声将永存。愿东巴长寿，卜师永传。”（《大祭风·超度凶死者·为死者招魂·迎请朗究神》）
并指出，“（跋语）也应视为应用性文字，今后有必要加以收集和研究”。[5](P.255)其后他又将东巴经跋语运用于东巴生年的考订。[6]
丽江东巴文化研究院翻译的《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全集》中，凡是跋语都做了四对照翻译。如《超度死者·放马和让马奔跑》末写道：
“这一本经书，是高明的村尾东巴许孙写的，写的时候没有什么差错地写了，读的时候不要差错了。即使会说的人有一百个，会做礼仪的人很少；说时容易，做起来就困难；要学容易，跟着做就会有困难，有不容易的地方就让它不容易吧！”[7]
对于东巴经跋语研究的意义，李霖灿先生就美国国会图书馆的纪年经书指出：“这些本身纪有年代的经典，自是么些文化研究的第一等资料，因为它们的时代确定，若依照时代的先后排列起来加以观察，可以正确地推究出古今法仪演变的异同，可以探讨古今字体的蜕变痕迹。”[4](P.138)
东巴古籍文献的主体内容是宗教祭祀仪式中所诵读的祭词，这些浩若烟海的资料对于古代纳西族社会形态的研究，其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但东巴祭司从来没有在经书中详细记录有关东巴文化发展的历史事件的习惯。另一方面，由于历代汉文史料的编纂者对纳西族传统文化的偏见和歧视，故地方史志文献对东巴文化的记录仅为只言片语。因此，人们在研究东巴文化发展史的时候，都苦于没有翔实可靠的文献记载而对很多问题无从下准确的结论。甚至于有人根据东巴教的某些特征，断言：“纳西宗教事实上是非常现代的”，“看来纳西宗教不像是一个古老而传统的宗教，而更像是一个近代不自然利用带来的产物”，“绝大多数纳西象形文经书（仪式经书、卜书及仪式规程）写于1873年之后！”[8]
东巴古籍中的跋语记载着与抄录经文有关的大量翔实可靠的史实，对东巴文化的发展，尤其是近代东巴祭司的社会地位和活动情况、各地文化交往等一系列问题的研究都有重要的意义，它的史料价值是经文本身所无法比拟的。跋语不仅涉及具体时间，还涉及地名、人名、东巴的师承关系、格言、谚语、习俗等内容，研究经书的跋语对研究纳西族东巴教的发展、传承等状况，以至研究纳西族的社会历史等方面都是珍贵的资料。
笔者在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对所发现的东巴经跋语和部分经书进行了拍照、抄录等工作。回国后一边整理、翻译这些跋语，一边查阅相关汉文文献，同时对跋语中涉及的长水、白沙、大东竹林等地进行了田野考察。在翻译过程中，哥巴文的释读请教了同事木琛、和丽宝两位先生，部分译文与木琛先生做了探讨，并委托民国时期著名大东巴鸠干吉的重孙和贵全东巴协助工作，他主要通过白地大东巴和志本先生等人搜集到了有关清末著名大东巴甲高恒的口碑传说，走访了大东竹林的东巴和汝清，他是民国时期大东巴和学礼的孙子，向他了解了和学礼的一些情况。在此基础之上，笔者对所有跋语进行了归类整理，最后撰写了此论文。因为笔者不能准确把握哥巴文跋语的译文，所以本文的研究对象只包括了象形文跋语。
哈佛所藏的东巴经中，笔者共查阅到了85则跋语，其中有69则是用象形文书写，有12则是用哥巴文书写的，还有4则一半用哥巴文，另一半用象形文书写。有纪年的共有43则，远远超出李霖灿先生所说“哈佛大学的五百九十八册经典中，只有三册记有年代，合二百册中才有一本”[4]的说法。跋语中还涉及到了多个地名、人名和历史事件，下面将分别做探讨。
三、象形文纪年跋语考
哈佛所藏东巴经象形文跋语中的纪年法有以下三种：一是藏历式纪年法。这是最主要的纪年方式，有二十多则象形文跋语采用此法。在此类纪年中，往往还结合写经者的年龄，如A28号经书①的跋语写道：“木虎年三月二十八写的，写的时候东只我四十一岁，祝愿东巴长寿富贵，吉祥。”有的日子的纪法还结合了二十八星宿，如H16号经书的跋语写道：“猪年三月初六星宿由‘水尾’星当值的那天写的。”二是年号纪年法。如C27号经书的跋语记载：“光绪三十四年九月初六写的，当天星宿由‘水头星’当值。”又如G14号经书跋语写道：“大具头台石头寨母猪山下写的，写于二十六年三月。”三是年龄纪年法。只记有书写者的年龄，如D28号经书的跋语中写到：“我六十一岁时写的。”
此外还有单用五行、单用属相、单用月日纪年（月日）的情况，如H16号经书跋语“猪年三月初六（九）星宿由‘吉曼’当值的那天写的”、D24号经书跋语“四月初九写的，兔时开始写的，羊时写完”等，考虑到它们都是藏历式纪年法的省略形式，可归并到藏历式纪年法中。
虽然有几十则跋语有纪年，但是要把所有的纪年都与公元纪年相对应，却很困难。主要原因是纳西族传统上主要使用的是前文中提到的藏历式纪年法。这种纪年法以五行和十二生肖相配为六十，相当于汉族农历的六十甲子，如木鼠相当于甲寅，木牛相当于乙丑等等，转换为农历非常方便，如下表：
藏历纪年与干支纪年对照表
但纳西历没有采用藏历的饶迥法。所以这种以六十年为一个轮回的纪年法无法确切知道是第几饶迥。如A28号经书的跋语中写到的“木虎年”每六十年就有一次，从康熙元年（1662年）到民国元年（1911年）就有1674年、1734年、1794年、1854年四次木虎年。所以对这些以五行和十二属相相结合的藏历式纪年法具体年代的考证需要其他如民族学、文献学的材料来佐证。
对哈佛所藏东巴经部分纪年跋语确切年代的考证，笔者在B24号经书跋语中找到了一把关键钥匙。跋语意为：“木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长水东知写的。是杨玉科攻占鹤庆的那年写的。”
关于丽江长水村东巴东知，李国文先生《人神之媒——东巴祭司面面观》有如下记载： “东知东巴黄山乡长水下村人。生年不详，约民国初年去世，享年80多岁。是大东巴，善于制造东巴经书写用纸，一生抄写下很多东巴经书。”[8](P.218)杨玉科是云南杜文秀起义时期，丽江“保皇自卫总团”首领。据《丽江纳西族自治县县志》记载： “同治四年（1865年）8月，杨玉科、张润率部到中甸。……后率练勇五百余，经石鼓占领鹤庆城，后又失城。”[10]而该年正好是乙丑年即木牛年，由此可以确定这本经书写于公元1865年。
A28号经书跋语为：“木虎年三月二十八写的，东知我四十一岁那年写的，祝愿东巴长寿富贵，吉祥。”木虎年为农历甲寅1854年，该年东知41岁，根据民间以虚岁计年龄的习惯，可以推出东知的出生年为1814年木狗年。
由此，我们可以推算出哈佛所藏的长水村东知东巴所写的其他经书的抄写年代：K6号：“属蛇年猪板星当值的那天写的，东巴经书是一条路，经文一句是一个饭碗。见到富人不要巴结，见到穷人不要冷落。无论穷富都不要客气，只是一句名声罢了，事实就是这样的。江水有九条，经文没有那么多，但经文没有学完的时候，就如江水不会断流一样，认真考虑吧。东知我在三十二岁的那年写了这本书，祝愿吉祥如意，长寿富贵。”（1845年）B44号：“木虎年五月十六属羊日写的，长水马鞍山下东巴东知写的，写的没有任何错误，到了读的场合，如果是会读的人来读，一定会说是写的多么好的书，如果是不懂的人来读，一定会说是写得不好。”（1854年）I18号：“木虎年三月二十四日写的，这本书是从兹化麻朱并家请来。祝愿东巴长寿富贵。”(1854年）L21号：“木兔年五月十四日写的经书，由‘瑞’星当值的那天写的。长水马鞍山下的东巴东知我是大东巴，但是比不上以前的大东巴了。说是容易做是难，我四十二岁那年写的，祝愿东巴长寿。”（1855年）L23号：“火龙年那年长水马鞍山下的东巴东知写的。这本经书的母本，是从白地甲告恒东巴那里请来。几句经文对于没有经书的人来说是非常困难的，别人即使有成驮的经书，不要说是借给你，就是看一眼都不允许，没有经书这样的事情，真是一言难尽，祝愿东巴吉祥。”（1856年）K24号“马鞍山下长水东知写的，写这本经书时我已经有五十四岁了，四月十五那天写的。”（1867年）C33号：“水鸡年六月二十八日写，长水马鞍山下东巴东知写的。”（1873年）C61号“水鸡年六月初六写的，长水马鞍山下东巴东知写的，我六十岁那年写的。写的没有任何错误，到了读的场合，如果是会的人来读，一定会说是写得多么好的书，如果是不懂的人来读，一定会说是写得不好。”（1873年）K73号：“水鸡年写的，长水马鞍山下东知写的，东知我六十岁那年写的。写的没有错，读时不要错了。学无止境，不懂的要努力学习，祝愿东巴长寿。”（1873年）
此外，还有一本经书B62号的纪年不是以跋语形式记载的，是在经书封二写有“光绪三十”四个汉字。
四、象形文跋语中的东巴经师考
1.长水东巴东知
上文提到的丽江长水东巴东知，我们已经考证出了他的出生年为1814年，并且通过他撰写的跋语推断出了多本经书的书写时间。关于东知的后代，李国文先生写道：“杨光东巴黄山乡长水下村人。又名木福光，20世纪60年代去世，享年约80多岁。前述东知东巴之子，但东巴经典知识只属一般。美国学者洛克曾到过他家，当时先生曾将祖传东巴经典卖与洛克。”[9](P219)
由此看来，现在收藏在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的东巴经师东知所写的经文，是洛克于民国时期从丽江黄山乡（现为玉龙纳西族自治县黄山镇）长水下村杨光东巴手中征集的经书中的一部分。
1.白地东巴甲高恒
白地作为东巴教圣地，在东巴教中有独一无二的重要地位。有民间谚语：“没有到过白地不算真正的东巴。”是故过去纳西族地区凡是当东巴者，一辈子至少要到白地朝圣一次，在白地拜师学经，最后还必须经过一个“加法力”仪式才算出师。在各地的纳西族民间，凡是著名的大东巴基本上都去白地朝觐过。但在文献中，一般只是记载某某东巴曾去过白地，很少提及在白地拜何人为师等。
东巴东知书写的跋语里，有两处提到了白地东巴甲告恒，可谓填充了这方面资料的空缺（图一、二）：
“这本经书是长水东知从白地甲告恒东巴那里转抄来的。人类之卵是老天生的，而孵化是大地所孵化的。无奈啊，一切都挽留不住啊。”（L24号）
“火龙年那年长水马鞍山下的东巴东知写的。这本经书的母本，是从白地甲告恒东巴那里请来。几句经文对于没有经书的人来说是非常困难的，别人即使有成驮的经书，不要说是借给你，就是看一眼都不允许，没有经书这样的事情，真是一言难尽，祝愿东巴吉祥。”（L23号）
图一
图二
甲高恒是清朝末年白地著名的大东巴，其生卒年不详，为白地恩土湾村人，户名称作“勒布”家。其儿子叫更土高，也是著名大东巴，后世称为阿普高。阿普高最得意的弟子就是纳西族最著名的大东巴之一的鸠干吉大师。鸠干吉(1886-1964)，曾担任李霖灿先生的经师，协助陶云逵等学者的考察工作，担任民国时期维西东巴文化短期训练班教师，他一生授徒无数，最得意的弟子是和年恒。和年恒（1900-1985年）白地水甲村人。1961-1963年，鸠干吉、和年恒师徒两人曾到丽江文化馆翻译东巴经。“”
3.白沙东巴和鸿
在丽江白沙，历史上最著名的东巴叫作久知老，相传明代丽江木氏土司曾把他家的东巴子弟分迁到了各地居住，以弘扬东巴教法，丽江坝区、太安、鲁甸、塔城等地的东巴大多源于其家。
和鸿东巴为久知老的第19代后裔。李国文先生记载说：“和鸿是著名大东巴，听说举行过一次‘高根金布’的大型道场，用牦牛、黄牛、猴子等做牺牲外，还买来一个人牲作牲品，作为稀事而流传”。[11]笔者在哈佛燕京图书馆藏经中发现了两则和鸿撰写的跋语：
“白沙村头和鸿写的。八月初六日写的，雪山上没有千丈高的树，村中间没有活百岁的人。举行延寿仪式，可以放人延年益寿。懂的人看到这本书，会放在心上，不懂的人看到会不以为然。我会的这几句，说给别人了，我不会的那几句，没有地方可以学。男儿活一世，会把名声留于后世。”（D3号，图三）
“白沙村头的我在玉湖举行大祭风仪式时写的，心中波澜起伏，考虑到很多事情。山上的银花是雪山的面子，海中的鸟是大海的面子，人活在世上，只是一句名声，说不尽的世事啊。”（D35号）
图三
对这个东巴世家后来的传人和诚，李国文先生有这样的记述：“和诚东巴白沙乡新善行政村白沙本古（村头）人，1879年生，1953卒。白沙著名东巴久知老嫡裔，到和诚已有21代，……早在20世纪20年代，美国学者洛克的第一位东巴经师，为洛克在白沙雪松村（今玉湖）主持过祭风道场，并随洛克到过中甸东巴教圣地白地朝拜阿明什罗灵洞，考察宁蒗永宁。他家经书全放在正房楼上三大间，后来全部卖给了洛克。和诚以‘特额纳思’（学识渊博能识异书）而闻名于丽江东巴中。……和诚祖父、父亲的墓碑上，原来刻有东巴文的墓志铭和对联，可惜已毁。”[9](P.227)
由此看来，哈佛所藏的东巴经中，有一部分是和鸿书写的。这部分经书洛克从和诚的手中征集后，再转到了哈佛燕京图书馆收藏。
4.大东竹林村东巴和学礼
哈佛所藏的东巴经中，有多本经书书法非常优美，内容包括祭神、丧葬和占卜等。其中有两则跋语写道：
“竹林村的东昂写于水兔年12月，当年九宫数由‘一’当值。”（L46号）
“竹林村的东昂写于铁牛年。”（L76号）
2008年1月，笔者走访了丽江大东乡竹林村现年74岁的和汝清东巴，和汝清告诉笔者，他爷爷和学礼是民国时期著名大东巴，族名伟昂，法名东昂，1868年生，属龙，1943年去世，因东巴文书法好而著称，民国时期在丽江曾经以8块大洋的价格把一套占卜经书卖给了洋人。
和汝清手中保存有两本和学礼所书写的经书的复印件（图四），与哈佛所藏经书（图五）相比，书写风格一致，可确定是出自一人之手。由此，可确定这套书写优美的经书出自和学礼之手。且L46号经书写于水兔年即1903年，L76号经书写于铁牛年即1901年。
图四
图五
六、结束语
本文考证了哈佛燕京图书馆馆藏部分东巴经的书写时间和写经者，填补了几个东巴的生平资料空白。但就哈佛燕京图书馆馆藏东巴经的所有跋语而言，也只能算是管窥到其中的一部分，仅仅只是做了些基础性的研究工作。例如，在跋语中明确地写有玉龙、庆云、中和、头台等村庄的名字，但苦于没有背景材料而不能准确把握其含义，还有多处象形文书写的地名、人名有待考证。又如跋语研究应该以语言变迁、习俗演变、文化发展变化等为要点，内容还涉及格言、民谚、东巴情感等诸方面，但本文无法一一涉及。
目前对东巴古籍跋语的研究仅仅是一个开端，非常有必要将收藏于世界各地的东巴古籍中的跋语汇总起来并加以研究，这将对东巴文化的研究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
让人担忧的是，由于受到书写习惯、象形文字先天表达上的局限性、古今语言变异等因素的限制，对东巴经跋语的研究更多时候需要依靠田野考察材料。但处在社会变革时期，民族传统文化日渐消逝，如果不趁着现在纳西族民间还保留着一些口碑传说的时候做好田野考察工作，若不早日对这些记忆遗产进行抢救，这些珍贵的民族古籍文献迟早将会变成“天书”。
注释：
①哈佛－燕京图书馆馆藏东巴经有三个编号，分别为洛克原编号、经书序号和分类编号，文中使用的编号是分类编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