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墨西哥经济改革的十大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墨西哥论文,十大论文,关系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80年代中期以来，墨西哥进行了长达10年的经济改革。对改革如何评价，众说纷纭。尤其在1994年12月爆发金融危机之后，一场有关改革的大辩论全面展开。笔者认为，如下有争议的十大关系问题涉及一系列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值得探讨和研究。
一、短期效应与长期效应
墨西哥10年经济改革成效显著，同时失误严重，改革进程中存在着诸多问题。第一，随着国家对经济生活干预减少，国家对宏观经济调控的作用和能力下降，影响了国民经济协调健康发展；政府的社会职能下降，是墨西哥社会问题严重的主要原因之一。第二，在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下，生产方式变化不大，宏观经济结构未完全形成，产业发展欠均衡、合理。第三，产业结构调整中出现了新的问题，涉外部门发展较快，被迫参与竞争的中小企业，特别是传统工业中的纺织业处境艰难，大量破产。第四，国内储蓄率低，过分依赖外资，投资结构失衡。尤为严重的是，长期依赖短期投机资金弥补贸易逆差和财政赤字，使经济建立在不稳固的基础之上。上述问题使墨西哥经济增长乏力，即使在经济形势最好的90年代初也是在低增长状态中徘徊。然而透过现象看本质，改革的成效是主要的，符合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联合国拉美经济委员会的研究表明，改革稳定了宏观经济形势，遏制了恶性通货膨胀；克服了债务危机带来的经济衰退，经济缓慢稳定增长；宏观经济环境改善，外资流入量增加；外贸出口能力加强。1981—1990年期间，墨西哥经济增长率为－4.3%；而1991—1994 年达到2.7 %。 公共部门赤字由1985年占国内生产总值的9.6%下降到1994年占0.3 %。 通货膨胀率从1987年的160%回落到1994年的6.9%。外贸出口额自1985年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4.9%增长到1994年的19.2%〔1〕。 如果说上述成果体现了改革的短期效应，那么，墨西哥在决策思想、发展模式和运行机制方面实现的三大转变则是改革对墨现代化进程的长期积极效应。政府的决策思想由经济民族主义变为谋求对世界市场的参与和地区经济一体化，发展模式由进口替代到出口导向，运行机制由强化国家职能转为加强市场调节。
二、外因与内因
墨西哥经济改革是外因主导还是内因推动？事实上，墨改革的动因没有超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1982年，墨西哥爆发债务危机是内因造成的，是“长期实施的进口替代发展模式走到尽头的标志〔2〕。 战后墨西哥经济内向发展，使本国工业体系与国外市场脱节。在民族工业政策高度保护下，不但限制进口，而且出口能力减弱，外贸连年逆差，国际收支不平衡，制约了经济发展；由于国内资本积累率低，资金短缺，经济发展过分依赖外资；公共投资增长过快，膨胀性发展政策使财政赤字庞大，随着国际利率上升，通货膨胀严重。可以说，解决上述问题正是墨西哥80年代进行战略调整和经济改革的初衷与内动力。毋庸置疑，在寻求新的发展模式以摆脱危机和振兴经济时，墨西哥承受了来自西方发达国家的巨大压力。在重新安排债务以减轻债务负担时，被迫接受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新自由主义模式调整经济和实行改革的前提条件。但是，在德拉马德里政府后期特别是萨利纳斯施政期间则变被动为主动，“创造性地”、“大刀阔斧地”进行了一场经济改革。1991年11月和1992年3月墨西哥提出了新民族主义和社会自由主义十大主张， 认为“在历史上推行民族主义是对外部挑战的回答。今天，这种挑战有被置于世界新的一体化进程之外，置于贸易和资金的巨大潮流之外的危险”〔3〕。进而，加强对外开放、发展自由经济、 减少国家干预和实行地区经济一体化成为墨西哥新时期发展经济的决策思想。
三、对外开放与合理保护
在剧烈的国际经济竞争中，各国都面临着如何在国际经济集团之间进行利益分配的问题。“对外开放与合理保护”即成为墨西哥经济改革的又一对矛盾。在10年改革中，墨西哥在对外开放中维护了国家主权，保护了本国经济，这种开放得到了国内外充分的肯定和认同。但由于改革进程过快和开放尺度过大所带来的问题同样是不可低估的。在短短几年里，最高关税率从100%降到20%，平均税率降到12%， 需凭许可证进口的商品额从占进口总额的92%降到19%。墨进口贸易体系的开放程度已提高到与美国和欧盟成员国相当的水平〔4〕。 过分的开放带来了不良后果。首先，大幅度降低关税使国内市场一下子敞开，因国内生产结构尚不合理，企业难以适应剧烈的国际竞争，从而导致一些中小企业破产。其次，国家对企业不能提供必要的保护，使大量处于产业结构调整和私有化进程中的部门和企业不能抵御外来竞争而陷入困境。再次，对外开放的相关配套措施实施不力，各项政策不够协调。墨西哥的实践证明，实行对外开放不可过急过快，政府应在不同时期对不同部门和企业进行必要的保护，以扶植本国企业同外国企业竞争。
四、国家干预与市场调节
在战后几十年中，墨西哥确实存在着国家对经济生活干预过多和不当的问题。80年代政府实行改革，把市场机制作为经济活动的主要调节者，国家在经济领域只起指导和补充作用。用墨西哥有关人士解释，就是限制和削弱国家职能，不允许国家成为政治、经济和社会决策的唯一主宰；同时也不允许国家形同虚设，不反对一切形式的国家干预〔5 〕。由此，政府着力理顺国家干预和市场调节的关系。与此同时，国家也在某些方面进行了一定的管制和调控。例如，在转变模式方面，政府制定了诸多政策和法令，旨在发展自由经济，对外实行经济开放；在国营企业私有化方面，国家原则上不再经营国营企业，但通过调整价格、改造设备和改善管理等多项措施对其进行整顿和扶植，并根据需要从宏观上进行结构调整，1993年新建了65个国营企业；政府还在放开价格限制的同时对基本生活必需品价格进行适当管理，避免因价格自由化而导致投机和通货膨胀加剧；政府与生产者和消费者签订共同承担责任的社会契约。此外，政府承担基础设施建设，担负对稀有资源管理和生态环境保护等责任和职能。但是，国家对市场经济管理和调控的方式、力度以及范围方面也存在若干失误。墨西哥的实践证明，从微观上看，没有市场机制和市场调节就没有效率和活力；从宏观上看，市场的运行必须借助于国家干预的力量，没有国家干预就没有经济秩序。
五、关于经济改革与政治环境
政治环境一般指政权是否稳定，局势是否安定。在改革开放的今天，还应包括政治改革的力度与成效，以及政府与社会对改革的控制力和承受力，等等。墨西哥10年改革的实践表明两者之间的关系密不可分。凡是国家政治环境较好的时期，经济改革顺利发展，成效较大；反之，则遭受挫折，停步不前。
80年代末期以来，墨西哥的政治改革，在加强执政党民主化和行政改革方面取得了一定的进展，选举制度改革调整了执政党与反对党的关系。这些对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联手实行对外经济开放和对内经济改革已经和正在收到成效。但是，总体说来，墨西哥政治改革步履蹒跚，滞后于经济改革。
在1993年之前，墨西哥政府较为顺利地进行了经济改革，推出了一台台改革方案，其中包括关税改革、鼓励出口、放宽对外资限制和重新安排债务等新的开放政策，以及与之配套的治理通货膨胀、国营企业私有化、财政和金融、价格改革等一系列自由经济和稳定政策。当时政治改革滞后未能阻碍经济改革的进程，是因为在政治环境中政治改革以外的诸多因素起着支配与推动作用。墨西哥革命制度党连续执政70年，具有丰富的从政经验和广泛的社会基础；当政的萨利纳斯总统权力极大，一度成为“铁腕人物”，自行立法，以特殊渠道发布各种命令。这种“权威主义”决定了当时墨西哥政权稳固，局势安定，政府具有较强的控制力。同时，在世界改革大潮下，墨西哥社会也增强了承受能力。在政府的推动下，社会各界与政府达成共识，签署社会契约，为克服困难和振兴经济共同承担责任。如果说在经济改革初期政治改革不力和滞后尚无大碍，那么随着改革的深化和政治形势的变化，1993年之后暴露出大量问题。例如，政党制度不够健全，未能形成有效的制约机制；联邦区行政长官的选任及其行政权力过大以及权力过分集中带来的腐败等等，严重地削弱了执政党的权威作用和社会基础，危及了政局稳固和社会安定，冲击和破坏了经济改革。
六、关于经济改革、经济增长与经济稳定
经济改革的初衷是促进经济增长，而稳定的经济环境是实施改革的必要前提。经济改革、增长和稳定三者必须有机地结合起来，整个国民经济才能健康地运行。在这方面，墨西哥有着值得借鉴的经验教训。
第一，墨西哥经济改革破坏了旧的经济秩序，力图创造新的均衡以推动经济稳定与增长。但在实践中，墨西哥产业结构出现新的失衡和不合理，第三产业增长过快，中小企业纷纷破产，一些已私有化的企业仍然效益较低，国产商品市场萎缩。同时，大部分企业资金紧缺，投资不足；依赖外资的企业，深受外资抽逃之害；投资结构失衡，农业投资多年呈负增长状态；由于生产性投资严重下降和第三产业投资上升较快，1993年之后证券等投机性投资大幅度增长；产业结构不合理，宏观经济关系失调；经济增长乏力，增长率连续几年徘徊在1—3%。可以说，墨西哥10年经济改革并没有带来预期的经济繁荣与稳定。这反过来又制约墨西哥的经济改革进程。
第二，墨西哥在经济调整和改革过程中下大力气遏制通货膨胀，力图通过物价相对平稳来稳定经济。政府采用了经济和金融手段，即利用高利率和高汇率平抑通货膨胀。自1990年起，实际利率比国际利率高出几个甚至十几个百分点，以此控制投资和限制货币流通量。同时，人为地规定本国货币小幅度贬值，长期维持本币比索的高汇率，以稳定国内金融市场，抑制通货膨胀。但是，政府在以高利率和高汇率“作为控制通货膨胀的支柱”的同时，没有采取有效的防范措施，忽视了由此产生的负面作用。1.长期实行过高的利率，直接或间接地促使生产成本提高和物价上升，阻碍了宏观经济的发展，并客观上鼓励了金融投机，进一步推动通货膨胀上扬。2.在高汇率政策下（危机前高出实际值的30 —40%），贸易逆差增加，国内生产能力遭到破坏，从而在供给方面加剧了通货膨胀的结构性压力。3.墨西哥货币升值产生的消极后果常常从劳动者实际工资强制性下降中得到弥补，但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下降和社会矛盾的不断加剧，政府又经常被迫调整工资。因此，有效需求又以通货膨胀的方式获得增长，最终进一步加剧通货膨胀。应该说，利率和汇率这两个经济杠杆是平抑通货膨胀的有效手段，但由于使用过度并且没有根据经济发展的需要及时调整，未能有效地纠正结构性失衡导致的通货膨胀，宏观经济失调和不稳定，使经济改革一度严重受挫。
七、经济改革与社会发展
经济改革与社会发展的侧重点和直接目标各不相同，前者追求宏观经济变量的良性循环，后者反映经济改革的社会基础是否广泛和牢固。前者的最终目标是推进社会发展和进步，后者关系政局稳定及改革的成败，两者相辅相成。墨西哥经济改革中最严重的问题之一是社会改革滞后，严重的社会问题在一定程度上阻碍着经济改革的继续深化。
墨西哥进行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是在社会改革方面出现了一系列问题和偏差。第一，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强调以促进经济增长来带动社会问题解决的“蛋糕说”。由于经济政策存在着歧视社会部门的倾向，政府分配给社会改革的可利用资金不足，造成社会改革滞后于宏观经济改革。第二，墨西哥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腐败和低效率，既得利益阶层对社会改革设置种种阻力，导致改革有利于中上阶层。第三，改革者缺乏全面而系统的社会改革计划，“应急性”改革措施既不配套也不协调，因而问题层出不穷。必须指出的是，新的利益集团形成，他们利用改革之机，或通过私有化廉价收买国营企业扩大自身资本规模，或从用工政策中“增强自主性”，提高利润率，暴敛社会财富。10年中墨西哥出现了24个亿万富翁， 国内贫富悬殊加剧。 1984年20%最富有家庭的收入占社会总收入的49.5%， 1994 年上升到57.5%；同期20%的贫困户的收入从占总收入的4.84%降至3.25 %〔6〕。面对收入分配严重不公，政府坚持“碗中水溢出后再行分配”的原则，即先经济，后社会；先发展，后分配。政府未能切实进行社会改革以求得利益再分配的平衡，导致社会动荡和政局不稳。
八、国内储蓄与外部资金
增加国内储蓄从而增强国民经济发展的内动力，是经济改革的一项重要而正确的抉择。然而，经过10年经济改革，墨西哥仍严重依赖外部资金，未实现以“国内储蓄作为国家发展资金的主要基础，外部资金起补充作用”的目标。1988年墨西哥国内储蓄率为22%，1994年下降为16%，尤为严重的是私人储蓄率不足7%〔7〕。一般说来，国内积累大致有如下三个途径：一是通过税收集中全社会的剩余资金，可谓强制性储蓄；二是通过相对价格调整，即提高某些部门的价格，使之积累增加并引导其他部门的储蓄；三是通过金融部门集资和分配资金，即利用市场机制运行获得长期高储蓄率和保证资金使用的高效率。然而，在财政金融改革中，墨西哥的税收改革迟迟未能到位，税收少、效益低且庞大的非正规部门存在大量偷税漏税现象影响了税收收入；私有化后某些部门通过提价中饱私囊，变积累为消费；处于垄断地位的金融寡头集资和融资能力差，未能以市场机制刺激和进行投资决策；通货膨胀损害工资购买力和金融资产，阻碍储蓄和投资。上述因素阻碍了墨西哥国内储蓄率的提高。
墨西哥国内储蓄率低使国内发展资金不足，外资成为近年来重要的资金来源，开放资本项目是墨西哥经济改革的着力点。自1989年起，外资流入量逐年增多，仅1993年注册资本即达156.17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7%。墨外资结构不合理，它的外资主要不是投向生产性部门， 而是集中在证券市场，前者占1990年外资的33%，后者占60.8%〔8 〕。这样，墨西哥未能因外资的流入有效地实现本国资源合理配置，而且过度使用投机性较强的短期外资，引起金融动荡。这从另一个侧面表明了国内储蓄率低和对外资的高依赖度是墨西哥宏观经济不稳的重要因素。
九、进口与出口
发展对外贸易和扩大非石油产品出口，是墨西哥近年来经济改革的主要内容之一，也是其发展出口导向工业化和外向型经济的重要特征。随着外贸体制改革，国内市场开放， 并与国际市场更加紧密的结合， 80年代末90年代初，墨西哥初步建立起外向型发展模式。它的主要标志是国家实现了贸易战略的外向性转化，由一般内向型变为一般外向型〔9〕。出口已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动力，1994 年出口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0%多。但与此同时进口增长更快，外贸逆差因此大量上升， 1990 —1994年累计为560亿美元〔10〕。这使资金匮乏、 依靠外来资本弥合国际收支缺口的墨西哥经济处于脆弱和危险的境地。一般说来，进口增加往往是经济发展的兆头，而过分扩大进口却给墨西哥经济带来严重问题。1.墨西哥外向型经济以出口为中心，政府不再局限于以国内市场需求为发展目标，而是更重视以国际市场需求为经济发展的依托。为了满足和适应国际市场的产业结构，墨西哥大力进口资本货物和中间产品。在1989—1992年4年间，最终产品进口分别增长74%、25%、28%和30 %；资本货物进口增长14%、36%、25%和31%；中间产品进口增长16%、12%、17%和20%〔11〕。2.在墨西哥国内市场受到压抑的情况下，面向国内市场的企业投资严重不足。几年来国营企业和私人企业在墨西哥银行和其他发展基金会获得资金的情况足以说明问题。1990和1991年整个工业部门从上述机构得到的资金分别增长39.1%和41.8%。其中，能源吸收资金减少了33.6%和13.1 %， 而面向出口的制造业却增长了39.9%和32.1%，后者明显多于前者〔12〕。3.本国货币比索长期定值过高，到1994年比实际值高估30%多，这意味着对出口产品提价，而对进口货补贴，大大刺激了进口。基于上述情况，可以说处理好依托国际市场和开放国内市场的关系至关重要；出口和进口要保持基本同步，进口一味增长势必威胁本国经济。
十、克服危机与深化改革
1994年底墨西哥爆发了金融危机，给国民经济发展带来了严重后果，使经济改革面临着威胁和考验，但政府决心把改革继续推向前进。
第一，政府积极寻求广泛的国际援助与合作，经过艰苦努力获得国际社会近500亿美元的贷款，这对安定人心、 稳定经济和摆脱危机具有重要作用。与此同时，先后颁布和实施了一系列措施，以尽快恢复经济。值得指出的是，政府一方面推出一系列举措，另一方面强调进一步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和深化经济改革。《1995—2000年全国发展计划》和塞迪略总统第一个《国情咨文报告》体现了政府对社会经济发展战略和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的某些调整与完善，同时在实践中不断深化经济改革。第二，强调国家对宏观经济调整的作用。1995年3月， 政府在未能与工会和企业界达成一致的情况下单方面颁布了《紧急经济调整计划》，以争取时间，获得外援，紧缩经济，克服危机。继而，通过经济手段（控制货币发行量、调整利率和提高增值税等）加强对经济调控；政府对金融体系进行干预性支持。例如，筹措了260 亿美元对有支付困难的银行输血，责令全国金融委员会接管了濒临倒闭的“国家银行”，并对其实行管制和监督。第三，调整和改革经济结构。例如，针对“农业结构已落后了25年”的问题〔13〕，墨西哥成立了部际农业委员会，改组农业信贷机构，完善农业资本积累机制、农牧业产品销售渠道及加强技术人员培训等。第四，对金融、投资、税收和价格等进行改革，努力实现“国内储蓄是国家发展资金的主要基础”的目标，减少对外依赖程度。到本世纪末国内储蓄率至少提高6个百分点。 国家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5%，其中22个百分点属国内储蓄，3个百分点是外部资金〔14〕。 第五，私有化向深度和广度发展。在政府干预下，电信、港口和铁路已全部或大部分私有化；机场、电能和天然气等部门正在被推向市场。与此同时，政府对墨西哥石油公司实行彻底的改造，由过去行政性机构转变为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减少非生产性职能，使之适应市场运行机制。
目前，墨西哥危机已经过去，国民经济走上了增长之路。1996年，墨西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5.1%，通货膨胀率降为26.44%，利率下降了20个百分点，国际储备为175亿美元，金融市场稳定，吸收外资增加， 创造就业近60万人。据墨西哥官方估计，1997年经济形势将好于上年〔15〕。 墨西哥经济之所以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走出危机且平稳回升， 10年经济改革的成果功不可没；政府坚持克服危机和深化改革双管齐下并取得成效亦是重要原因之一。
注释：
〔1〕墨西哥塞迪略总统《国情咨文报告》附录，1995年9月1日，第26、51页。
〔2〕[墨西哥]工商部等《墨西哥工业政策》，1994年版， 第29页。
〔3〕墨西哥萨利纳斯总统国情咨文报告，1991年11月1日。
〔4〕江时学：《拉美国家经济改革的经验教训》， 载《拉美研究》1996年第6期。
〔5〕墨西哥萨利纳斯总统在纪念墨革命制度党成立63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1992年3月4日。
〔6〕[墨西哥]《至上报》1995年3月15日。
〔7〕[墨西哥]《一加一报》1995年4月7日。
〔8〕墨西哥塞迪略总统《国情咨文报告》附录，1995年9月1日， 第76页。
〔9〕世界银行《1987年世界发展报告》。
〔10〕墨西哥塞迪略总统《国情咨文报告》附录，1995年9月1日，第70页。
〔11〕墨西哥塞迪略总统国情咨文报告附录，1995年9月1日，第22页。这里按1980年价格计算。如果按当年价格计算，中间产品进口增长速度则还要快。
〔12〕联合国拉美经济委员会《拉美和加勒比经济研究报告—墨西哥》1992年，第38页。
〔13〕何塞·卡雷尼奥·卡隆等：《墨西哥现代化的一种观点》，墨西哥经济文化出版社1994年版，第36页。
〔14〕[墨西哥]《1995—2000年全国发展计划》，1995年5月1日。
〔15〕墨西哥塞迪略总统《国情咨文报告》，1997年9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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