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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B0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5-0047(2014)05-0129-14 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对科学究竟是什么、科学知识何以发生、科学和技术真的没有区别么？诸如此类问题，社会学家阵营普遍保持沉默。以迪尔凯姆(
Durkheim)和曼海姆(Mannheim)等为代表的知识社会学家认为那是心理学家和哲学家们的问题；以默顿(R.K.Robert King Merton)及其后继者科尔兄弟为代表的科学社会学，以科学家这一特殊社会群体为核心，研究科学共同体、科学的社会建制、科学家的社会规范、科学的社会分层、科学的社会影响、既有科技知识的传播、科学的奖励体系、科学计量学等等，而不触及(自然)科学知识本身的发生机制。自20世纪70年代初期以来，以福曼(P.Forman)、库恩(T.S.Kuhn)、巴恩斯(B.Barnes)、布鲁尔(D.Bloor)、夏平(S.Shapin)、柯林斯(H.Collins)、皮克林(A.Pickering)、拉图尔(B.Latour)、哈丁(S.Harding)等为代表的科学知识社会学(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简称SSK)流派似乎有“填补空白”之意，但是却做出了荒诞的、惊人的理解与回答。本文仅选取四个有代表性的观点进行剖析，借以揩去被左翼蒙尘、恢复和重建理念论和知识论的科学观。 一、科学不是勾勒姆①，技术与科技才是勾勒姆 同一个对象，虽可以从任一可以想象到的角度进行解读和理解，然而，理解和解释既有正误、靠谱、基本靠谱与不靠谱等程度上的差别，也有语义、语法、语用、语境的差异。这是解释、理解以及衡量与评断一个观点、一种思想和学说，是否到位以及准确程度的基本向度。 在起源上，科学与技术就存在巨大差异。科学与科学史只能从语言和符号的产生、量与形从感性直观到理念的形成及其系统化使用才获得延存的基础。这依赖于人这个类的思维和智慧的发展。从隶属看，科学是一种知识；技术是一种能力。科学(science)，尤其是自然科学知识(概念知识、理论知识与理论事实)，它是精神生活和智力活动的产物，直接指向认、知(所知、见识)领域或柏拉图的Idea世界。 技术(Technology)，是指人类生来具有和后天实践形成的一种技能、技巧，以及一定技能、技巧(或亚里士多德引申意为具体行为中使用的“方法”，培根意义上“工具”)制造出的有形物品，指向的是非观念性的现实领域。技术是人这个生物种类的一种实践能力，技术的发明和使用本身就是社会活动的一种形态，是人类的一种生存方式。因此，由辛格等主编的在业内最著名的七卷本《技术史》的首卷首篇是从阐述无脊椎动物的砂蜂的行为和人类行为的区别开始的；而“为科学作准备”恰恰被置于首卷的最末篇。至于那种基于(自然)科学(知识和理论)的技术的出现则要等到第四卷的最后一编(从工艺诀窍向作为技术基础的科学转变的开端)。这表明：科学与技术之间的联系并不像今天的一些学者和传媒所提到、所想象的那样。相反，自然科学作为人类思维和精神产品，与早期关于自然或宇宙的玄思、冥想、文艺、审美、哲学，甚至与神明、宗教之间的关系，远远要比与技术之间的联系更为紧密。由技术创新所催生的科学(和技术科学)远远不如基于科学而产生的技术的历史久远得多(见表1)。因此，任何一门科学史都无法与具有近200万年(以前人类开始有意识的打磨石器为标志)的技术创新史相提并论。
自近代以来，因嫁接科学理论与技术实践的科学技术成为主流形式，技术的科学化和科学的技术化从社会需求成为现实，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出现了所谓的“大科学”和“高技术”概念。由此催生出Sci-Tech(科技)这个名词，而该名词可直接作为Science & Technology的缩写词来使用。此时，Technology 一词在理论上还指技术科学，并且可以与汉语中的“科技”(Science & Technology)一词直接对译，而在汉语中的“科技”一词又通常仅仅只能对译为Technology。这表明：科技一词，本身就是一个管理学和社会科学概念。也就是说，从社会角度诠释或定位技术与科技问题是适当的；相反，从社会角度定位“科学”远没有从理念论、知识论角度定位科学贴切。 混淆科学与科技(或技术)之间的差异是反科学思潮泛滥在前提预设上的“共谋”，而为这一“共谋”提供佐证依据的恰恰不是纯正的自然科学，而是技术或科技。自人类文明起源，医学是与人类的生存与生活实践联系最紧密的一个相对独立的门类。它强调的不是理论自身的自洽，而是实效。因此，自有分类一来，医学因带有强烈的应用科学性质而与全部自然科学并列为一大领域，根本不属于自然科学(即狭义的科学)门类，更不属于该门类下的任一学科。若算上非严格依赖于自然科学知识进步的医药科技，如直接取自自然的动植物性医药的使用，则科技的起源和技术的产生差不多一样长。如此以来，科技的实质就是技术(即一种社会实践或社会现象)，而与自然科学知识并非严格对应。因此，在科学知识社会学的代表人物柯林斯和平奇看来，“科学就是勾勒姆”②，并且以医学(在严格意义上属于技术或科技)为例，从社会角度反击科学而非科技或技术，不仅其前提是可疑的，其结论也是难以成立。 二、科学是一种知识或信息，而非“信念” 与柯林斯和平奇把“科学”恒等于勾勒姆，局限在非观念层面截然相反。SSK的代表人物布鲁尔在1976年版的《知识与社会意象》一书中，把一切知识尤其是科学知识理解、定义为“得到集体认可的‘信念’”。布鲁尔认为：“人们认为什么是知识，什么就是知识。它是由人们满怀信心的坚持、并以之作为生活支持的那些信念组成的。”“‘知识’这个语词用来专门表示得到集体认可的信念。”③布鲁尔排斥个体知识，认为知识是集体的、经过制度化了的信念，而非个人的信念。而所谓的制度，“是自我指涉的活动，是自我实现的预言”④。 严格说来，知识就是知识，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有深浅、难易以及逻辑值的真假之别。在英文语境中，用于表述知识的语词主要有knowledge、intellectual、science三个语词。作为动词本意是指“知道”、“认识”；在古典语境中，通常用作褒义词，是指“有文化、有学问”，引申义为“区分、辨别”，与science 一词等价。在现代语境中，通常用作名词，是指先天和后天习得的全部“信息”。据牛津-韦氏大辞典定义，知识是一种被知道的状态或事实，是被人类理解、发现或学习的总和，是从经验而来的加总。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在知识经济报告(1996年)中，将知识分为事实知识(Know-what)、原理知识(Know-why)、技能知识(Know-how)和人际知识(Know-who)四类。其中，前两种又称显性知识，已经过编码并以一定形式记录下来的、可用书面语言、图表，数字公式等表示的、便于进行传播的知识；后两种又称隐性知识(Tacit Knowledge，或默会知识)，特指那些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知识。另据2006年国家颁布的《学科分类与代码》表，已经纳入到学科层级的知识，共分五大门类、58门一级学科、573门二级学科、近6000门三级学科。此外，人们还可以根据任一可想象的角度进行分类。 在词源学意义上，science 一词源自拉丁语词scio(求知、知识，系动名词)，后演化为Scientia(知识，系名词)，本意是指“知识”或“学问”。其词根Scire，是“学”或“知”，具有动词意味，并且与希腊语διαìρεση(schizein，“分裂、劈开”)、梵语中的√chid(chyati，“切开、剁开”)与拉丁语词scindere(意“切开、分开”)都亲缘关系。⑤科学与知识的引申义都有“区别、辨别”、“分析”等认识论意义。因此，反对分析在词源学和方法论意义上与反对知识，反科学具有完全等价性。仅就科学而言，各门自然科学并非是平权的。依据检验方式的不同，还可分为形式科学(Formal science，其范围大致包括形式逻辑、数学、数理逻辑、理论计算科学、信息理论、系统理论、判定理论、符号学、部分语义学和部分统计学等有关领域)和非形式科学(Informal science，经验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其中，形式科学中的命题是否为真，是由自身的规则、历史、传统和习惯来保证的，并可以为非形式科学提供检验标准和原则。如，对任一等式而言，若不加限定在等式两边同乘上一个未加限定的h，则，(1)在形式科学领域，该等式仍成立的。即若原等式为真，则同乘上一个未加限定的h之后的等式亦为真。(2)在非形式科学领域，如物理学领域，该等式不一定为真，或为假。根源在于，在非形式科学领域中，时空具有客观性；而在形式科学中，时空是否具有客观性一般不在考虑之列。因此，形式科学为非形式科学提供的是最起码、最基本的(底线)规范与标准。 所谓的belief，是一个地道的认识论和心理学概念，具有“信念、相信、信赖、信仰、教义”等涵义。按照《斯坦福哲学百科全书》的定义，信仰“是指个体坚持某种主张或预设其为真的心理状态”⑥和渗入思想或理念的背景(contextual)因素。在认识论中，“信念”和“知识”是有差别的。按照柏拉图的说法，知识就是有正当理由、已确认为真的信念(柏拉图《泰阿泰德篇》)，不包括无正当理由或错误的信念。不过在心理学中，belief仅指一种肯定的心理状态和精神意向。此外，心理学家们还研究了信念的形成以及信念和行为之间的关系。在近现代语境中，“知识”之于“信念”绝非必然地具有隶属性和等价性。如，在儿童习得知识和观察事物的过程中与一些灵长类动物并无区别。此时、此段，如果我们认为知识隶属信仰(或信念)，观察渗透理论，尤其是主题与背景因素倒置(偷换主题的一种形式)，岂非滑天下之大稽。 在近现代语境中，(自然)科学(知识)仅仅是知识的一个门类。科学是一种知识，但并非所有的知识都是具有可证伪性(具有确定的信息量)的非形式科学知识，如规范性知识、伦理知识、宗教知识和艺术知识，等等。把(自然)科学等价于全部知识尤其是等价于“信念”，虽具有语源学和古典依据但并不符合语词丰富、分析精细的近现代用法。命题“知识就是集体信仰”，毫无疑问只能够说明这种知识是一种宗教知识(与非宗教知识相对应)或大众知识(与私人专有知识相对应)并没有说明知识的本质和特征(最恰当的理解应该是信息)。此外，“知识就是得到辩护的信念”可以看成是对柏拉图的知识观和以布鲁尔为代表的SSK的知识观的一个弱化命题。基于事实判断或存在(性)判断所形成的知识，如关于地球、月亮的存在性陈述或判断，关于物品的功能性判断和认识(如茶杯能够盛水，碗能够盛水，马桶堵塞后也可以盛水)等等，都是毋须“得到辩护”的(难道这些不是“知识”)。显然，以布鲁尔为代表的SSK的知识观与柏拉图关于“人”的定义和理解(“人是没有羽毛的两脚动物”)一样荒诞。把包括科学知识在内的一切知识都归结为belief，而非信息(Information)，是自20世纪50年代信息论普及以来该领域在理念论、知识论和认识论上的一个倒退。 一言以蔽之，科学是一种知识，但是并非所有的知识都是科学(知识)；在近现代语境中，知识是对全部信息(量)的统称，隶属信息，是中性的，而非必然地具有强烈的政治和宗教意义或(基于左翼马克思主义者对)意识形态(概念无限推广所形成)的功效。 三、从实验室到社会：经验科学无从建构 严格说来，SSK(隶属学术流派)和社会建构论(仅仅是思想流派)是从两个有别的角度相对独立的发展而来的。若以学术流派为轴线，那么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SSK主要从事科学争论研究、实验室研究以及科学文本话语分析，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出现了许多新兴的泛建构论或后建构论纲领，其中影响较大的是女性主义的科学研究等；若以思想流派为轴线，则早在20世纪20年代，建构论(constructionism，或建构主义)就在法国和德国的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中产生了。针对科学知识(SK)这一主题，因角度不同，分别形成了文化取向的、社会取向的、性别取向的、技术(或科技)取向的建构论，等等。因此，社会建构论仅仅是其中的一支。 SSK“强纲领”的基本内容是：(1)应当从因果关系角度涉及那些导致信念和知识的条件；(2)应当同样客观公正地对待真理和谬误、合理性和不合理性、成功和失败；(3)在说明真实的信念和虚假的信念的过程中，应当用同样的原因；(4)任何一种学说的说明模式，都应当同样能够运用于它自身。若从学术共同体规范这一社会学(或管理学)角度看，除第一条即表明SSK研究并没有超越近代思维模式外，并无太多不妥之处。他们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所开展的实验室生活的社会研究，若严格限制在社会学层面，其成就无疑是值得肯定的。问题在于，SSK开展的实验室研究宗旨在于揭示科学知识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并且用科学家的社会交往、社会活动和其他社会因素作为科学知识产生的根源。表面看来，这似乎是“实践出真知”的另一种表达方式，其实非也。如果所有的(科学)知识都是社会建构的，都是科学家所处环境、社会活动和交往的产物，无论是否具有可证伪性的知识都是(自然)科学知识的话，不仅无限地扩大了科学知识的外延(如实验室操作规程就属于规范性知识，并非科学知识)，同时也否定了知识的客观性和自然科学成果在其适用范围内的普适性。 SSK科学观中的相对主义立场主要来自其人文社会科学立场，其中包括“观察渗透理论”这一信条。这种立场和视角事实上是把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社会批判理论方向转移到对(自然)科学的批判。在历史上，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M.霍克海默主张：理论创造必须与实际的经验调查相结合，进行多学科的综合性研究，在对社会的总体批判中，以实现人类的自我解放。1965年，哈贝马斯在所作的名为“科学的分析理论与辩证法”的就职演讲中对自然科学及其认识兴趣进行了反思。对C.S.皮尔士等人思想中的实证主义进行了批判。哈贝马斯认为：(1)实证主义没有区分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差异，前者旨在处理经验事实的问题，后者则涉及价值判断，两者不分，反映出实证主义是独断论。(2)无论是经验主义者的决定论(determinism)，还是波普尔的判决主义(decisionism)，其思考本质都是工具理性。任何将理性等同于工具理性的主张，都是意识形态。人类致力于找寻现象的规律性、齐一性，结果便形成以自然为认知对象的“经验分析的科学”。(3)由劳动和语言所衍生出的权力与意识形态，构成了社会文化生活的第三个基本要素。在权力与意识形态的支配下，往往会造成系统沟通的扭曲。由于此种沟通方式不可取，在解放兴趣的主导下，人会从事解除为社会主宰的活动，结果形成人如何改造社会的批判科学(critical science)。作为生活动机的兴趣(Interesse，interest)是指：技术的兴趣(产生技术上有用的知识，形成经验-分析的科学)、实践的兴趣(产生相互理解和自我理解的知识)和解放的兴趣(产生自我反思的知识，形成以批判为导向的科学)。“兴趣决定了研究视角和方向，在这一视角下，现实被科学地客观化，从而使经验能够被纳入。”⑦除“兴趣”，哈贝马斯还特别注重“社会交往”，认为研究者的社会交往推动了科学进步，等等。作为一种社会科学哲学或管理学理论，这种理论本身无疑具有更多的合理性和积极意义。但是，当这种理论被用来揭示(经验或自然)科学知识的源发的时候，哈贝马斯在对皮尔士等人思想中的实证主义进行批判时所认为的“没有区分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差异”也同样适用于SSK的科学观。因为，在SSK文本中我们很难发现有形式科学与非形式科学存在差异的论述。 就SSK的思想渊源来说，可直接追溯到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迪尔凯姆、舍勒和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库恩的科学革命理论等。其中，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库恩把科学的历程描述为“常规科学→(危机→)科学革命→新常规科学→……”的交替。拉卡托斯虽继承并发展了波普的证伪(可错)主义传统，但是他提出了以“科学研究纲领”为主题，以“科学研究纲领”的进化与退化、竞争、淘汰以及“新科学研究纲领”的形成为内容的发展图景，并把科学史区分为“内部史”与“外部史”。如斯处理并没有摆正科学史(即拉卡托斯的所谓“内史”)与在科学领域内的社会发展史(所谓“外史”)之间的关系。此外，革命观本身就是一个人文社会科学概念，对于科学(思想)史(即拉卡托斯的所谓“内史”)而言，库恩等意义上的“科学革命”，只不过是一种流行神话。⑧事实上，科学史与(在自然)科学(领域内的)社会史完全是两大不同的领域。 SSK的代表作主要有：《科学知识与社会理论》、《知识与社会意象》、《维特根斯坦：知识的社会理论》、《建构夸克：粒子物理学的社会学史》、《利维坦与气泵》等，重要论文有：“科学史及其社会学重构”、“理性主义、超自然主义与知识社会学”、“相对主义、理性主义与知识社会学”，等等。在与之相关的大量文献中，很少作出学科、甚至是领域级的区分，而走的是“跨越学科(甚至领域)界限的”路子。若哈贝马斯认为实证主义因没区分两种文化而是一种独断论有点道理的话，那么知识社会学和SSK仅仅是一种基于人文和社会科学视角来解读科学知识将不仅仅是相对主义的、而且又是独断论的。如果科学理论和事实都是“社会建构的”、是一种“意识形态”，可以任意“捏造”，并因实践主体及其所处利益集团的不同而有差异的话，那么，不仅自然科学知识的客观性(不依赖主体的一种对象性存在)与合理性(即可证伪性)便荡然无存，而且自近现代以来，建立在其精神规范基础上的整个(近现代以来的)社会都将轰然倒塌。 社会建构的代表人物皮克林在《建构夸克：粒子物理学的社会学史》一书中，对战后基本粒子物理学的社会发展史作了描述，尤其是揭示了在“大科学”环境下，科学发现和发展对高技术和物质条件(科研环境)的依赖；突出了(实验室设备等)技术与物质(资金和器物)条件(严格说来这些技术与物质因素也是一种社会因素)之于科学发现和发展的重大意义。皮克林认为，科学家不是自然的被动观察者和报告者。相反，他们通过科学实验和理论实践的社会性共生互动，成为世界的积极创造者。这一主题思想无疑是合理的。但是，问题的根源并不在此，而在于究其本质而言，科学知识的发生问题是一个认识论问题，无论是社会因素，还是物的因素，都是外部因素，这些因素对于特定自然科学知识的发明与发现而言仅仅是必要而非充分条件，更不是充要条件。相对于主题(科学知识)而言，无论是充分、必要还是充要条件都永远只是条件。这些条件无论其多么重要都无法摆脱其外部性，更不是科学知识及其所指代的对象。不仅如此，混淆主题知识和背景知识的差异，还将导致对主题知识和背景知识的双重否定，假如人文社会科学知识与自然科学知识具有恒等性，若仅从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出发，将取代自然科学知识存在的合法性；同样，若仅从自然科学知识角度出发，人文社会科学知识也将失去意义。由于所谓的社会是由一个个群体组成的，而每个群体可以据所在利益集团来划分，这些集团又可能持有不同的(政治)意识形态。这就为建构主义和女性主义者把(自然)科学(知识)解读为一种意识形态，社会建构和男性主义的产物，“有多少钱就有多少(科学)知识”等埋下了伏笔。同时，也把法兰克福学派著名的社会批评理论的矛头转向对科学、科学性的批判。借此兑现否定科学的合理性、否认科学的祛魅功能，否定近现代社会以来形成的理性主义传统等目的。 四、月亮的存在性不会因性别差异而不同 男性与大男子主义、女性与女性主义(Feminism)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在渊源上，女性主义与女权主义、妇女解放运动也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在历史上，先后出现两次与女性主义有关涉的运动：第一次发生在启蒙运动的后期。其焦点是既要求公民权、政治权利，反对贵族特权，又要求男女之性别平等，强调在智力与能力方面的男女无差别性。因政治目标明确，通常也称“女权运动”，或妇女解放运动。第二次主要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其焦点是消除两性差别，为女性获得话语权和解除女性融入社会结构中的性别压迫机制。作为一种后现代思潮，女性主义要求把性别问题纳入到一切领域，成为反思和检讨一切领域是否客观、是否公正的一个视角。后殖民主义、(性别)霸权主义、激进的生态主义大致都可视为后现代女性主义的分支。其中的一支从社会学角度，以性别和性差异为核心，介入到对自然科学(知识)产生机制的研究，成为SSK领域最强势的反科学流派之一。SSK的科学观在女性主义那里被推到了极端，其相对主义、不可知论、唯我论、反科学、反社会性已变得赤裸而直率。 在女性主义者看来，科学生来就是男性的学科。这根源于在思维方式上男性生来就与理性、客观性、抽象化相联系；而女性生来就倾向直觉、主观性、具体化(或形象化)。女性主义研究的代表人物，桑德拉·哈丁(S.Harding)在其1986年版的《女性主义眼中的科学问题》(The Science Question in Feminism)一书中指出：“科学从它建立的第一步即主体条件的准备开始，就存在性别的取向。科学对性别的建构和选择，从儿童时期就已经开始，男孩子从小让他们玩耍机械，培养对新鲜事物的敏感和持续的耐心，并向他们树立科学的榜样、理想、前沿意识和挑战意识；相反，女孩则让她们和可爱的小兔子和芭比娃娃在一起，培养她们如何成为女性。”⑨哈丁认为，科学在进行男性塑造的时候，就已把女性排除在外，以至于女性在不断深入的科学教育和科学实践历程中越来越少。平心而论，哈丁所讲的问题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不仅至今存在，而且恰当地揭示了造成科学研究活动存在性别差异的社会原因。但是，社会活动和(包括自然科学研究在内的)社会活动产生的结果毕竟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尤其是以定理、定律形态出现的理论自然科学成果及其描述对象的客观性。然而，有关科学研究活动存在“性别密码”的发现还仅仅是科学社会学“超越”自身范围介入到科学史与科学哲学领域的开始。 按照女性主义者的看法，整个自然科学都是父权关系下产生的男性领域，而且数学、物理学等具体学科甚至是这些具体学科下的基本概念和理论，乃至于整个话语系统都具有男性性别特征。女性主义者对数学领域的线性、非线性，物理学领域中的“流体”、“流量”，等概念进行了性别鉴定与诠释；抓住在培根死后手稿中发现的一处有关科学实验与自然的关系类似于男性对女性的强暴这个比喻进行大肆渲染；把科学与自然的关系，或科学研究与自然的关系类比成男人对女人的施暴过程。对诸如科学活动中使用的“突破口”、“填补空白”之类，女性主义者认为暗含有男性对女性的“征服”，由此而建议把科学及其历史和哲学标上X级。“社会学家桑德拉·哈丁新近在对她的许多追随者谈话时宣称，牛顿的《原理》和‘强奸手册’是一类货色，在别处她又写道，科学是‘用另一种手段的政治’。”⑩哈丁认为达尔文的理论是在一种父权制式的文化中产生出来，是一种被伪装成真正科学的社会沙文主义。由于科学具有男性特征，真理是在父权制式时代下，拥有特定意识形态的一个个具体的男性和女性发明或发现的，女性主义者由此推断出所谓的真理总是有偏见的，等等。如此一来，不仅形式科学与非形式科学之间的差别，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之间的差别、科学与宗教、神话、巫术之间的区别都被取消，所谓的“自然规律”不再是自然界所固有的，而是(科学家)人为或者社会”强”加给自然界的，而且不同国籍、不同社会群体和阶层都可以有自己的数学与物理学等。 在科学知识的生发中，女性主义最典型的看法是“月亮在我没有看到时不存在，或者说是否存在对我(主体)没有意义”。在女性主义者乃至于一些后现代“哲学家”的眼中，不仅物理学、化学、生物学之间没有区别，科学与科学史、科学社会学、科学哲学是同一门学科；而且自然科学史、社会史与文明史是同一门历史，甚至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诸学科也是同一门学科。以学科乃至于领域级的有意混淆为前提，后现代思潮中的女性主义，尤其是出现在科学社会学(女性主义者认为是科学哲学或科学史)领域中的女性主义者把布劳威尔式的直觉主义在理论与实践层面推向极端。以至于一些女科学家在女性主义理论面前也有性别倒错的感觉。因在“论数学基础”一文中，布劳威尔把是否存在与是否可知、是否可构造、是否可直觉等完全等价起来。(11)因此，女性主义这种把对象的存在性(事实命题)和是否有意义(价值命题)混淆的做法，与布劳威尔式直觉主义如出一辙。针对女性主义的这一否定对象的客观性的看法，牛顿于1997年专门写成《何为科学真理》一书进行了反击。为女性主义所反对的现代性和所提倡的后现代性，其区别如表2所示。 女性主义者在对理性、科学、客观性进行性别鉴定和狂轰滥炸，试图建立女性主义的数学、女性主义的物理学等学科的同时，似乎忘掉了在科学史上很多女性同样作出了不可或缺的贡献。如，出生于埃及的希帕蒂娅(Hypatia)、法国的爱米丽(Emiliede Breteuil)、意大利的玛丽亚(Maria G.Agnesi)、法国的玛丽苏菲(Marie-Sophie Germain)、英国的奥古斯特(Augusta Ada Lovlace)、俄国的索菲亚(Vasilyevna Kovalevskaya)、有抽象代数之母美誉的德国数学家埃米·诺特(Emmy Noether)、混沌理论创始人英国数学家玛丽·卡特赖特(Mary Cartwright)、美国数学学会的首位女会长朱莉娅·罗宾逊(Julia Robinson)和以色列密码学专家沙菲·戈德瓦塞尔(Shafi Goldwasser)等都是女性。 女性主义对科学的批判和对客观性、科学理论的真理性的怀疑与攻击，通常采用的是寓言、比喻、隐喻、类比等富有人文色彩的手法。这种手法最终使女性主义者把科学理论混同于叙事、巫术、神话，把科学思想混同于寓言、比喻、幻觉，把科学本身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不应忘记的是，科学、民主、自由、平等、公正、客观、人权等社会理念恰恰是文艺复兴尤其是启蒙运动的灵魂。第一次女权运动或妇女解放运动也正是在这种精神引领下产生的。在抓其一点不顾其余地对科学、理性、客观性进行挞伐的背后，女性主义者试图建立的女性主义的数学、女性主义的物理学依然遥遥无期。
女性主义的科学观，仅仅是女性主义思潮在SSK领域中的一种体现。女性主义者还通过对罗尔斯《正义论》中的“普世价值”的攻击，提出了建立女性主义国家的学说。如女性主义法学家凯瑟琳·麦肯南(Catherine Mackinnon)在其著作《正宗女性主义——建立女性主义国家理论》中，提出了一种女性主义国家理论，论述国家、性别、私人空间以及公共空间，等等。 后现代女性主义为反思科学、科学社会学、有关科学发展的制度设计等等提供了一个新视角；其要求改变女性的教育方式、提高女性在科研过程中的参与程度和参与比例、提倡社会的开放性、以及人与自然协调的环保理念等实践诉求方面仍值得高度重视。事实上，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这类课题一直是学界与国际社会共同关心的重要课题和实践主题。也就是说，要提出和倡导这类实践诉求根本不需要从反科学着手，更没有必要把自然科学(尤其是其中的形式科学)看成是一切不平等的起源和罪恶渊薮。 总的看来，后现代女性主义对科学的攻击、对真理的蔑视，所采用的诡辩论手法，与其合理的实践诉求之间相差甚远。后现代女性主义者以自我为中心，以忽视和贬低相关学科的发展为路径，以达到无限抬高个人兴趣、观点和看法的学术价值和社会意义之目的。在其美好愿望的幌子下和哗众取宠的背后，隐含着个人利益至上、攫取更高、更多学术权力与社会地位的贪婪目的和对相关学科知识及其进展的无知。用女性主义理论建立起来的国家、社会和部门也必然是是非颠倒、权力至上的女性性别霸权主义和殖民主义国家、社会和部门。 以分析式思维为前提的近代科学及其建立在其上的理性主义传统给人类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丰富了人文精神的内涵。作为这种精神的延承和发展，马克思的人的实践主体性原则、人的自由、解放与全面发展学说和在实践中确立的以人为本的理念；在社会生活中的公民主体性；在社会运行上的注重以事实为依据的司法传统和新闻原则，以及法律在其使用范围内的普遍有效性(即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认知对象和知识的客观性原则；以及在理论上的严谨性、逻辑上的兼容性(consistency，一致性、不矛盾性)；理论间的相关性；等等，丰富了人类思想和认知向度。拒斥分析，借助返古而在方法论上进行跨越领域地综合这一后现代主题路径，无疑是在全盘否定和抛弃人类文明演进中留下的宝贵遗产。 左翼SSK的科学观是后现代反文化运动的一部分，其成长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在中国“大革”(传统)文化命之时，欧洲在搞嬉皮士、美国已开始搞反文化(尤其是反自然科学)运动(延续至今，和原教旨主义相结合)。建构主义和女性主义的发言人正好都是在那个年代(基本都属于青少年)成长起来的。而在这一代的成人中，有科学知识(相当于中国初中一年级水准)的美国人在其人口中的比例仅占13%。因此，反科学具有深厚的土壤。此外，由于到目前为止，在哲学领域，有关知识论在其前提中普遍很少采取经验知识、理论知识、直觉(体验性)知识或按学科领域进行限定等做法；关于事实亦少见在其前提中采取经验事实、理论事实差异之说。这既助长了诡辩论者，如利用理论物理学领域中的“光子”、“夸克”、“弦”等理论知识、理论事实，为其建构论的本体论作辩护，又导致了建构论的本体论命题难以经受哪怕是最脆弱的反驳。因为，仅仅就“事实是建构的”这一命题而言，如果“事实”不是“发现”，而是“发明”与“建构”的(即可以“凭空捏造”)，那么，不仅仅是科学将沦为“巫术、神话”，而且整个以“事实”为基础，以客观性为原则和出发点的全部近现代社会的理性主义传统，如司法与新闻原则，男女平等、社会公平、公正，等等，以及所有的社会规范性领域，都将彻底失去其存在的合理性。 ①勾勒姆(Golem)是犹太神话中的一个不会说话的、笨拙、莽撞的类人生物(creature)。在公元四世纪的西方神话思维中，有很多神都会造人。在犹太教法典(Talmud)中提到过Rava造了一个不会说话的勾勒姆。据犹太教，只有上帝造的人才是会说话的完整的人，而Rava造的“Golem”因不会说话，因而被另外一个神Rav Zera判定为不是真正的人。柯林斯说，勾勒姆是人(而不是神)用泥和水、通过咒语和魔法、制造的具有人之特征的东西。勾勒姆的特点是有与日俱增的蛮力，服从命令、受人指挥、为人做事，并且可以保护你免受敌人的威胁；同时，如未加好好管教，它又很危险，会伤害其主人。也就是说，在柯林斯看来，勾勒姆与现代机器人的唯一差别就在于机器人不属于生物，而勾勒姆属于生物。 ②柯林斯、平奇：《勾勒姆医生：作为科学的医学与作为救助手段的医学》，雷瑞鹏译，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7页。 ③布鲁尔：《知识和社会意向》，艾彦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1年版，第3-4页。 ④D.Bloor,Wittgenstein，Rules and Institution,London:Rutledge,1997,p.33. ⑤赵克：《新“科玄”之争的认识论根源》，载《科学技术哲学研究》，2009年第5期。 ⑥Eric Schwitzgebel,"Belief",in Zalta Edward,The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Stanford,CA:The Metaphysics Research Lab,2006. ⑦霍尔斯特：《哈贝马斯传》，章国锋译，北京：东方出版中心2000年版，第41页。 ⑧赵克：《科学革命：一种流行的神话》，载《科学学研究》，2012年第9期。 ⑨刘禾：《女性主义与当代学术成果》，载《中华读书报》，2002年11月14日。 ⑩霍尔顿：《科学与反科学》，范岱年、陈养惠译，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8页。 (11)赵克：《后现代科学哲学的数学思想渊源》，载《哲学动态》，2012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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