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制变——中国企业又一次产权改革实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企业论文,产权改革论文,TCL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继２年前宣布进军ＩＴ之后，今天的李东生又成了焦点人物。
２００１年，ＴＣＬ以６２９万台“王牌”彩电的销量登上了心仪已久的彩电业老大的位置；还意外获得国产手机销量第一的霸主地位；实现了销售额２１１亿元，利润７．１亿元，成为中国家电行业少有的亮点。
然而，李东生今天为之兴奋的却并不是这些。他今天正在操纵着一个更加庞大和历史性的计划———ＴＣＬ改制，一个被李东生冠名为“阿波罗登月计划”的秘密行动。实际上，ＴＣＬ集团改制上市、引入５大战略投资者的行动已经不事声张地运作了近３年，今天终于又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这无疑是一场惊心动魄的改革。因为对众多中国老牌企业和企业家而言，产权问题至今仍是他们隐隐作痛、心照不宣的那根神经。张瑞敏、倪润峰、陶建幸，一连串风头之上的企业家，都有一样的资本困惑。而联想等少数幸运地解决了产权问题的企业，当年都少不了经历惊涛骇浪。甚至还有不少企业家在改制之后落下了“改制为名、私有化为实”的名声。这使得改制成了如同“炸弹”一般异常敏感的问题。然而，今天中国企业的症结，却又往往很大程度上是产权模糊与扭曲导致的动作变形。
一年多前，春兰高调改制，员工持股等计划一步步实施，政府表态也不乏支持之声。但是，陶建幸“改制开创春兰新时代”的企图很快遭遇阻力，热闹了几个月的春兰改制突然悄无声息，这场产权改革实验无疾而终。事后有人总结春兰改制败局，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其过于急躁，试图通过一次改制来完成整个企业性质的裂变，这样的做法在今天国内制度环境还不成熟的情形下，必然导致不同利益群体在变革中的心理失衡，最终导致变革的失败。
李东生无疑是“近距离”目睹了这一事件的结末，深知其中的风险与症结所在。但是他仍然选择了“拆除炸弹”而不是回避。
因为他知道，尽管年终盘点，自己交了一份还算不错的成绩单。但与此同时，曾经被李东生看好的向ＩＴ领域的拓展遇到了极大的困难，ＴＣＬ电脑被退潮的ＩＴ产业吸入了亏损的境地，而在互联网服务等领域ＴＣＬ更是毫无建树。还有眼下一片凋敝的家电业，也让李东生感到抹不去的焦虑。
渴望着产业升级、突破成长瓶颈、实现国际化的李东生，终于决定把目光从单纯的产业结构调整，转向了更深层、也更有决定意义的产权改革。
在他看来，ＴＣＬ惟有“制变”之后，才有“质变”的可能。ＴＣＬ的这次制变，蕴藏着李东生宏大的梦想：一箭三雕。不光是在制度上作出合理的安排，还要通过改制引入海外的５大战略投资者———或者说是通过引入战略投资者达到改制目的，最终实现ＴＣＬ集团在国内Ａ股上市、进行全盘产业重组的目的。
当所有被产权问题困扰的中国企业都“按兵不动”的时候，李东生显然已经下了要么成为“春兰第二”，要么“破茧化蝶”的决心。李东生的“改制牌”到底要怎么打？
体制隐患
１９９６年以前，ＴＣＬ还是百分之百的国有企业。这个发端于１９８１年，依靠借贷５０００元，以磁带、电话机起家的地方国有小企业，虽然早在１９９３年就涉足家电业，也曾一度是国内最大的电话生产商，但一直名不见经传。直到１９９６，３９岁的李东生全面接手ＴＣＬ，腾飞才真正来临。
可以说，ＴＣＬ的历史就是李东生的职业生涯史。１９８２年，华南理工大学无线电系毕业的李东生回到了惠州，被分配到ＴＴＫ家用电器公司（前ＴＣＬ）。让李东生没想到的是，他在这里一呆就是２０年。可能是天赋的企业经营才能，早年的李东生就有不错表现，可谓平步青云，历任技术员、车间副主任、业务经理、ＴＣＬ通讯设备有限公司总经理、ＴＣＬ电子集团公司总经理，１９９６年出任ＴＣＬ集团总裁。
李东生担纲电子集团老总的几年时间，是ＴＣＬ增长最快的时期。敏锐的商业感觉使李东生抓住了国内家电业高速增长的机遇，他从彩电入手，利用自建的一套完善的销售网络，借助影星刘晓庆深入人心的广告，一举把ＴＣＬ“王牌彩电”推向了市场。很快，ＴＣＬ跻身国内彩电业的前五强。ＴＣＬ也因此成为资源贫乏的惠州市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李本人更是因此成为当地的焦点人物，深得地方政府的信任。
此时，国内又迎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改制潮流。１９９７年，惠州市政府为了培养地方支柱产业，决定对当地部分企业实行授权经营，并于当年年初与李东生签署了这项为期五年的放权经营协议。按照协议规定，从用于起家的５０００元借款到１９９６年的数亿元资产全部划归惠州市政府所有，此后，ＴＣＬ净资产如果年增长率超过１０％，其超出部分，按一定比例增发为股份，奖励给经营管理层，或者以优惠价购买。上个世纪９０年代末期恰恰又是ＴＣＬ的高增长期，每年的增长速度都超过１０％。在国有资产快速增值（除了每年获得分红１亿多元外，据评估，股份制改革时政府股权的价值比１９９６年时增长了２倍）的基础上，管理层股权也在增加。而管理层股权的另一个来源，则是员工用认股权购买（近两年投入了１亿多元）的ＴＣＬ的股权。２００１年上半年以前，ＴＣＬ员工持股（ＥＳＯＰ）已经拓展至基层管理人员，持股比例高达４２％，而且只要是科级以上的干部，都有ＴＣＬ股份申购权。如此几年下来，惠州市政府所持国有股从１００％下降到５８％。据了解，惠州市政府还授权李东生为国有资产的代表，全权负责ＴＣＬ的经营。
从某种意义上说，ＴＣＬ这些年获得的长足发展与惠州市政府对李东生及其管理层的放权经营和股权激励不无关系。
尽管如此，目前从股权结构上讲，ＴＣＬ集团既有合资公司，又有上市公司，还有管理层持股，相当复杂。外经贸部研究院高级研究员马宇曾指出：ＴＣＬ的命运，系于那５８％的国有股；而那５８％的国有股，则取决于惠州市领导的英明和开明。如此的产权结构安排，终究不是长治久安之计，也难以奠定ＴＣＬ国际化企业、世界５００强的未来。企业制度建设，还是横亘在ＴＣＬ面前无法回避的问题，也是企业资源整合最根本的问题。
一位为ＴＣＬ提供过服务的咨询顾问有这样的评价：“ＴＣＬ还是家长制作风和国有气息浓重的企业，管理上还有很多问题。中国最优秀的家电企业看来也不过如此。”
经营企业这些年，李东生对ＴＣＬ的硬伤当然了然于胸———过于单纯的股权结构迟早甚至已经在阻碍ＴＣＬ的发展。尽管这几年，作为ＴＣＬ大股东的惠州市政府在企业发展上，给予李东生很大程度上的支持和充分的放权。但没有实行股份制改造和政府“一股独大”，仍旧是ＴＣＬ最大的障碍。李东生心里很清楚，这决定着ＴＣＬ能否成为一个真正市场化的企业，决定着ＴＣＬ可以走多远。
更重要的是，产权问题是综合性的难题，种种弊端出现在企业经营的各个角落，产权制度的滞后所带来的阻力迟早会在企业运营中凸显。比如前几年惠州就曾流传过李东生要被调离ＴＣＬ，出任政府官员的说法。事实上，对大部分国有企业经营者来说，被大股东意志左右的例子不胜枚举。国有企业的领导人说换就换，也是家常便饭的事情。甚至有的大股东还进驻企业，直接干预企业内部运营。长虹倪润峰就曾无数次发出过感叹，对因为资本变脸而引发的企业震荡表示无奈。显然，ＴＣＬ也有同样的隐患，李东生有着同样的心头之痛。
另外，ＴＣＬ经过这些年的发展，虽然从地方小企业发展到目前的国有大企业，但是地方色彩依然浓厚。管理的僵化、下属企业的各自为政，新的产业重组、特别是高层人员创业激情的消退，已经显出了求规模不求效益的趋势。这些都时时提醒着李东生必须进行变革，通过完善法人治理结构来消除企业当前存在的诸多隐患。
这些年，中国也不乏企业进行了改制，但大多在轰轰烈烈一番后无疾而终。李东生很清楚其中的难度，也一直暗中琢磨如何顺利推行。可以说，ＴＣＬ改制是渐进的。
为改制备战，去年底，集团向持有股票的管理人员发出了回购通知，以相当优惠的价格回购员工所持股份。有位基层管理人员就以３．３元／股的价格出售了手中所持的股份，而他一年前购买的价格是２．２元／股。
在李东生为改制做最后的战役准备的时候，国有股减持的政策也在去年下半年出台。而几乎与此同时，李东生与惠州市政府的“五年之约”也恰好到期。李东生明白，是到需要重新制定“游戏规则”的时候了。
据了解，李东生曾经在公司内部发下誓言，要让ＴＣＬ所进行的一切股权改革“一百年有效”，使得企业向更大更强的方向发展。李东生也表示过，不会钻政策的空子，不学其他企业领导者推行的名为“改制”，实际是在任期内将企业资产进行瓜分的所谓“改革”。
而李东生多年来忠厚勤奋、言而必信的形象和确实让人称道的业绩，为李东生在改制计划上博得了绝对的“人和”和“地利”。再加上恰逢“天时”，ＴＣＬ的制变已是如箭在弦。尽管去年下半年国有股减持政策出台后有了变数，但李东生还是凭借多年与惠州市政府结下的良好信任关系，最终使ＴＣＬ今年的改制计划得以顺利进行。
隐秘的“阿波罗计划”
ＴＣＬ集团改制上市、引入五大战略投资者，已经悄悄运行近一年。但ＴＣＬ绝大多数员工对此并不知情，甚至包括部分高管层都不太清楚。４月，ＴＣＬ改制计划火热出炉。这项代号为“阿波罗登月计划”的行动显然属于公司的高度机密，据说主要操作人员都与公司签有保密协定。
在李东生看来，这无疑是一次性命攸关的改革。去年陶建幸改制春兰无疾而终的事件，人们至今记忆犹新。去年下半年，国有股减持政策途中生变，倪润峰也感叹过几回：在现阶段大体制未得到改变的情况下，长虹只能寻求一些变通的方式，早日民营化。这次，李东生是要借助众多国际企业的力量来完成企业内部的改制，难度可想而知。更何况还有可能要背负诸如“瓜分”、“出卖国有资产”等等恶名。李东生的谨慎不无道理。
４月１６日，广东惠州天悦大酒店。
从博鳌论坛匆匆赶回来的李东生，准时出席了酝酿已久的ＴＣ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创立暨首届股东大会。会议在密不透风的情形下进行，拒绝任何媒体参与。这也是一次迟到的大会，原本定于３月１５日举行却因事前被外界透露而搁浅，据说，李东生为此还很生气。很快，ＴＣＬ集团第一届董事会应运而生。李东生当选ＴＣ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新董事会由１３名董事组成，其中ＴＣＬ集团管理层占有６个席位，他们分别是李东生、袁信诚、郑传烈、吕忠丽、胡秋生、万明坚；代表其他股东的董事有３名；还有４位独立董事，其中包括网通集团副总经理田溯宁。此外，还设有一个咨询委员会，目前有４位专家，其中包括经济学家吴敬琏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所长陈小洪，吴敬琏还担任ＴＣＬ集团的首席顾问。
ＴＣＬ的股份制改造波澜不惊地实现。重组后的ＴＣＬ有了新的股权结构版图：ＴＣＬ集团净资产１６亿元，总股本１６亿元，其中惠州市政府持股４０．９７％（原来是５８％），ＴＣＬ管理层持股２５％，新增战略投资者持股１８．３８％，其余约１５．６５％的股份属其他一些发起人。
这次改制第一个直接的影响就是对ＴＣＬ管理团队的稳定和士气的激励。新组建的ＴＣＬ集团股份公司的管理层拥有２５％的股权，也就是４亿元。管理层持股全部以自然人持股的方式实现。对于个人拥有多少股权，李东生表示，到适当的时候会按要求进行公开披露。人们普遍相信，上市之后ＴＣＬ管理层的股权市值将达到十数亿元乃至数十亿元。“到时候ＴＣＬ不知将产生多少个百万、千万乃至亿万富翁。”ＴＣＬ人对此也津津乐道。
今天的ＴＣＬ集团已经由一个地方政府绝对控股的国有公司悄然演变成地方政府相对控股的多元股权结构的公司。李东生特别强调：ＴＣＬ改制的成功，标志着ＴＣＬ集团股份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完善，多元股权的治理体制从此建立，这对公司长远发展非常重要。
“过去政府给公司充分授权，是建立在政府理解和支持的基础上。而今天公司完成了治理结构改革，这使公司的发展建立在更稳定可靠的基础之上。过去，政府是绝对控股，今天则是政府相对控股，这种让企业更市场化的变革更有利于公司的稳健发展。”李东生相信，在民营化这条路上，ＴＣＬ已经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事实上，直到今天，ＴＣＬ改制的整个过程和采取的策略，对外界来说依旧是个谜。负责整个股权改制方案的ＴＣＬ董事虞跃明曾经说过：“这里面有很多操作性的问题很复杂，如果与此相关的方方面面人士都还没有吃透就拿到社会上去进、去分析的话，弄不好就会把方案给扼杀了。所以只有等时机成熟了，发展好了，才有可能公之于众。”
显然李东生对改制能否彻底进行以及改制之后ＴＣＬ未来的走势还存很多的疑虑。特别是通过引进海外战略投资者的方式进行国有股减持的计划，是否能够成功进行还不得而知。毕竟，运用这样的方式进行改制，对国内企业来说还是首次尝试，胜算几何还需假以时日。
但可以肯定的是，李东生通过引入海外投资者，确实推动了ＴＣＬ改制的进行，让改制的过程去掉了被扣上“瓜分资产”帽子的危险。并且由于这些投资者的股份只有１８％左右，这给ＴＣＬ未来改制的深化留下了足够的空间。可以说，正是这些战略投资者让李东生用比较柔和的力量和稳健的速度来启动改制成了可能。
而这些战略投资者的作用还不仅仅如此。通过改制，李东生想达到一箭三雕的目的。“首先要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对企业内部管理体制和业务流程继续进行调整；二是提高技术研发能力，特别是在新兴产业，技术能力是所有竞争力的核心基础；三是国际化，一定要扩大国际市份额。”从李东生希望的另外两个改制“副产品”上看，ＴＣＬ为什么会从海外寻找五大战略投资者就变得清晰起来了。
战略投资者
实际上，在今年的改制计划实施之前，已经有不少家国际性公司走入了李东生的视野，其中包括索尼、飞利浦等等。在试探性接触中，这些世界级的家电巨头都对ＴＣＬ产生了很大的兴趣。但也许是他们的兴趣过大了———全部要求对ＴＣＬ控股，让他们最终未能达成协议。
初次试探的不成功，并没有熄灭李东生的变革欲望。因为无论是从产业重组、国际市场开拓乃至资金需求，李东生都知道，必须要有外部的战略投资进入。
今天，为外界广泛关注的战略投资者随着ＴＣＬ改制的对外公布而浮出水面。除了先前已经披露的在加拿大注册的纳斯达克上市公司南太电子和香港上市公司金山外，日本东芝株式会社、日本住友银行、香港ｐｅｎｔｅｌｄ科技有限公司也进入ＴＣＬ外资股东之列。
这五家公司在ＴＣＬ集团总共占有１８．３８％的股份，而产权交易早在几个月以前就已经通过现金方式陆续完成。
２００２年１月２５日，南太在美国披露，以１２００万美元的价格收购ＴＣＬ集团６％的股份，让出股权的是ＴＣＬ集团大股东———惠州市投资控股公司。而此前１０天，新加坡上市公司ＧＰ电池披露，已和奇胜工业公司———二者均为香港金山工业公司子公司，共同出资９８５２万元，获得ＴＣＬ集团６％的股份。而日本东芝株式会社、日本住友银行、香港ｐｅｎｔｅｌｄ三家共同占有ＴＣＬ集团６．３８％的股份。据悉，日本东芝在改制后的ＴＣＬ集团占有２％的股份。
ＴＣＬ选择海外的战略投资者当然都有着明显的目的性。这也是李东生在希望通过他们来实现股份制改造“推动者”作用之外的另一个“伏笔”。
比如，东芝就是ＴＣＬ多方寻觅跨国家电巨头投资者的最后结果。因为近年来，ＴＣＬ与东芝一直保持紧密的合作关系，ＴＣＬ的彩电芯片就主要来源于东芝技术。这次股权介入无非是把合作关系深入交融，ＴＣＬ未来在彩电等领域的技术发展如果得到东芝的支持和提携，自然会比国内竞争对手强势得多，从逐渐形成核心技术角度来看，也会少走很多弯路。
而住友与ＴＣＬ的合作，可追溯到１９９６年１１月。当时ＴＣＬ收购香港陆氏公司在深圳蛇口的彩电基地时，住友商事株式会社曾入资１３００万港元，并为以后三方合资公司的采购、销售业务提供巨额的贸易信贷。
另外，南太电子在数码、信息产品方面的设计生产能力较强，它在加拿大和香港全资拥有两家公司，在深圳也有两家公司，主要产品是电子元配件，包括移动电话使用的ＬＣＤ模板、移动电话用电池以及掌上电脑、电子字典等电子产品。２００１年度，电子元配件已占南太整个产品份额的５０％。
值得关注的是，ＴＣＬ集团在南太的诸多客户———爱普生、佳能、东芝、爱立信等公司当中排在首位。实际上，早在２０００年１０月，南太就与ＴＣＬ有过股权交易，间接持有ＴＣＬ（惠州）移动通讯有限公司５％的股份，南太自己也说，对此次增资ＴＣＬ集团感到“非常满意”。
而金山在相关的电子产品、零部件方面能力比较强，并且本身就是ＴＣＬ移动电话的合作伙伴。如此看来，南太与金山持股ＴＣＬ集团也是顺理成章的事。前者如前所述，早与ＴＣＬ集团接触频繁，是ＴＣＬ集团目前正在着力打造的旗舰———ＴＣＬ移动通讯的重要供货商。后者，据ＧＰ工业的董事会主席说，“双方早在上个世纪８０年代就开始了频繁的业务往来。”
从南太和金山来看，持股ＴＣＬ集团是笔划算买卖，原因很简单，一是能够巩固二者的供应商地位，二是ＴＣＬ集团日益强势，收益可观。但是对ＴＣＬ集团来说，这笔交易的价值却大可质疑。ＴＣＬ移动通讯处于快速上升通道，需求量大，是各供应商紧盯不放的大客户，似乎没有必要拿出１２％的股权来巩固供应链。不过以李东生的精明，亏本买卖断然是不会做的，选择南太与金山很可能只是第一步棋。从目前形势来看，南太和金山所持股份还很低，增持无疑是早晚的事情；另外，有了这样的战略合作关系，未来ＴＣＬ利用南太和金山成熟的国际通路进入国外市场也就顺理成章。
在４月１６日的首届股东大会上，李东生首次使用了“战略投资者”一词。说他们是“战略投资者”，是因为事情并不仅仅停留在参股的层面，ＴＣＬ方面已经明确表示他们今后会在生产、销售、采购甚至渠道等方方面面展开密切合作。
当然，ＴＣＬ的战略投资者似乎并没有限定在这几家身上。４月９日，松下电器总裁中村邦夫与李东生在北京悄无声息地签订了意向性协议，双方将在家电领域的技术研发、生产制造、渠道分销、元器件采购等方面进行多元合作。这一消息在日本引起了轰动。
按照协议：ＴＣＬ将通过其在国内拥有的约２万家销售网点，面向中国农村销售松下的产品，包括松下在中国、海外以及ＯＥＭ生产的产品；松下将向ＴＣＬ提供ＰＤＰ、ＣＲＴ等关键零部件；两公司将在电视机等产品领域采用ＯＥＭ、ＯＤＭ（自行设计、以对方品牌销售）等形式进行生产合作；松下将向ＴＣＬ提供ＤＶＤ等尖端ＡＶ产品技术。
此后，松下电器产业公司常务董事少德敬雄于４月１５日表示，松下还将向中国大型电器制造商ＴＣＬ集团进行投资，把合作范围扩展到资本层面。如果双方能够就合作事宜成功达成协议，将是日中大型家电制造商在资本方面的首例合作。预计松下将以购买ＴＣＬ的最大股东广东省惠州市所持股票的形式向ＴＣＬ投资。另外，将来ＴＣＬ也有可能出资购买松下的股票，双方将以互持对方股份的形式展开合作。
很显然，松下看重的是ＴＣＬ在二三级城市完善的渠道，“ＴＣＬ在国内市场拥有良好的客户资源和众多的经销商。我们的分销能力在国内是数一数二的。”ＴＣＬ有关负责人对此毫不讳言。
外经贸部研究院高级研究员马宇对ＴＣＬ与松下的合作推崇倍至，他认为：在新的市场竞争态势下，国内企业的竞争要素优势将发生变化，原来构成主要竞争力的因素（如生产规模、国内市场占有率）所形成的市场竞争优势可能会弱化；原来并不突出的因素（如营销网络、本土化研发与管理）的价值将可能上升。通过与外商的合作把ＴＣＬ从产品推动转向营销带动，培育、挖掘营销网络的竞争力，将是具有战略意义的事情。
实际上通过与松下深层次的合作，ＴＣＬ还将大大加快其国际化步伐，并将在加速掌握核心技术及顺利实现从家电、通信制造商向网络通信商和服务商的转型中获益。同时，有了与松下的生产、流通与技术合作，下一步与松下乃至于其他国际巨头进行资本合作亦将更为顺理成章。
李东生对此显然寄予了厚望。这些战略投资者已经成为让ＴＣＬ通过“制变”来实现“质变”的关键力量。
上市重组
据了解，ＴＣＬ目前有２０多个新投资项目正待审批，包括高清晰彩电、高清晰显示器、ＰＤＡ手机、信息终端、宽带接入、网络接入，以及物流和远程教育等，粗略计算约需资金２０多亿元人民币。
事实上，这次战略重组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目的：李东生要把改制后的ＴＣＬ集团在国内Ａ股上市，借此获得更多的资金支持。据悉，ＴＣＬ已经委任中国国际金融公司为上市保荐人，并于短期内向中国证监会上报发行申报文件，年底ＴＣＬ集团将以整体资产在国内Ａ股市场上市，其中香港上市公司ＴＣＬ国际占ＴＣＬ集团７０％的资产。
ＴＣＬ通讯（０００５４２）和ＴＣＬ国际（１０７０）已分别在深圳和香港上市。其中ＴＣＬ通讯控股的移动通信公司已经成为“香饽饽”，ＴＣＬ通讯和拥有ＴＣＬ通讯股份的ＴＣＬ国际都有增持计划。据了解，ＴＣＬ集团打包在沪市上市的，主要是家电和通信两大块。在“ＴＣＬ集团股份公司”的招股说明书上，将明确说明未来募集资金的投向主要是ＨｉＤ彩电和ＴＣＬ手机。移动通信成了ＴＣＬ大盘子做文章的一道重要题目。
ＴＣＬ集团在完成股份制改革后，将有一次大的产业重组。李东生对此并不否认。他还透露说，新公司已有了产业重组的战略规划，将ＴＣＬ长达２０多种产品的阵线整合为多媒体电子、通信产品、家电产品、信息产品、电工和零部件等六大产业，并且已经明确了各自的发展战略。李东生认为，ＴＣＬ的多媒体产业具有较强竞争力，彩电去年在国内市场夺得销量第一的位置，彩电规模和竞争实力与国外大企业相比已差距不大，是能率先获得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通信产业去年以来上升很快，今年一季度已经在国产品牌中取得占有率第一的宝座，今后ＴＣＬ将以移动电话为龙头，对通信终端的业务进行整合，以期建立在中国领先的优势；ＩＴ产业虽然尚处初创阶段，但李东生对ＴＣＬ发展ＩＴ产业一贯有信心；而在白色家电方面，李东生认为，ＴＣＬ将发挥良好的公司管理效能进行产业扩张，以兼并与重组的方式争取更大的份额，不仅可以建立国内竞争优势，而且还可以把竞争优势扩展到海外；在电工领域，ＴＣＬ将扩大产品线，从现有的核心产品平面开关向其他的电工产品扩张；零部件是集团支持性的基础产业，今后也会有较好的机会，这个产业的扩张将以提高整个集团的核心竞争能力为目的。
产业整合必然带来人事的调整，比如：通信公司就由在２００１年将ＴＣＬ手机的利润做到３个亿的万明坚担纲；ＴＣＬ最具竞争力的ＴＶ板块与ＡＶ、显示器等将并为多媒体电子本部，由现任董事胡秋生分管；白色家电、空调并为家用电器，由以前分管销售网络的现任董事、常务副总裁袁信成分管。产业重组后，组织架构的调整、人员的变动、资源的倾斜、利益的平衡，对于ＴＣＬ这样的老企业来说无疑将会是一次大震荡。据推测，这也是李东生此次刻意低调的原因。
从“制变”与“质变”
李东生公布了其雄心勃勃的宏图，这也给投资者对其未来发展走向留下了丰富的想象空间：
首先，ＴＣＬ很可能在未来三五年在资本和产业市场掀起兼并重组潮。从ＴＣＬ去年几大产业的产能与世界前五名的差距看，彩电销量与索尼比还差３５０万台，手机与摩托罗拉比还差６５０万台，就目前国内厂家林立、产能过剩的现状看，ＴＣＬ没有必要自己投资新建生产线，最便利的办法是通过兼并来扩大产能。
其次，三年后，ＴＣＬ将由彩电为主业转型为多媒体与移动通信终端两业并举。日本的许多彩电巨子当年就是这样走过来的，李东生的发展设想也揭示了这一点，而从今年ＴＣＬ手机迅猛发展的现实看，也完全有这种可能性。值得注意的是，根据国家产业规划，三年后的２００５年，中国数字电视广播将全面启动。果真如此的话，目前ＴＣＬ乃至中国彩电业虽处于赢利的低谷，到时却可能是冬去春来，迎来新一轮的发展潮。因此，以彩电为主体的多媒体业仍将是ＴＣＬ两大主营业务之一。
另外，海外业务将成为ＴＣＬ越来越重要的组成部分。按部李东生所说的今年ＴＣＬ出口要冲１０亿美元大关的目标，即使是其今年销售额比去年增长５０％达到３１６亿元，其海外业务也将占公司销售额的１／４强，且这一趋势未来会大大强化，一个全球化企业的雏形将展现出来。ＴＣＬ的海外业务从出品到加大对外投资力度，也势在必然。
今天ＴＣＬ放开手脚的产业重组是建立在改制基础上的，而改制刚刚开始，是否能够按照李东生预期的想法顺利推行还需观后效。改制之后的人事变动、国际公司的介入、内部管理的调整等等都会对ＴＣＬ的战略实施成败产生重大影响。
另外，惠州市政府通过这次改制，股份虽然有所下降，但依旧是大股东。到过惠州的人都有这样的感受，在这个不大的城市里，几乎随处可见ＴＣＬ的影子，ＴＣＬ的广告、商店、巨大招牌充斥着这个南海之滨的小城市。而ＴＣＬ作为当地重要的财政收入来源，惠州市政府继续减持其股份的力度有多大，还是个谜。可以说，在未来一段时间里，改制依旧是ＴＣＬ的主旋律。纵观今天中国的大企业，有人做了这样的划分：“符号化标杆企业”和“地方政府主导型企业”。符号化标杆企业往往风险小，即便有所闪失，也多半有国家作为后盾。比如有着百年历史的青岛啤酒、同仁堂就是当之无愧的符号化企业。它们是一种历史象证，这决定了它们的必然存在。另外一类企业，虽然还不是某一个行业的至尊，但作为一个庞然大物和综合的资源整合体，也可以称得上“后符合化企业”，比如联想、海尔和华为。可眼下，虽然ＴＣＬ已经有着彩电和手机两项老大的殊荣，但是在大众的眼里依旧是地方政府主导型的企业。
实际上，与ＴＣＬ一样，李东生在很多人眼中还称不上国内一流的企业家。有人评价说，与海尔的张瑞敏相比，李东生似乎还缺乏些许企业家的魅力；与长虹的倪润峰相比，似乎又少了那么点咄咄逼人的霸气。
但是近年来，无论是进军１Ｔ，还是彩电争霸，李东生都是要使ＴＣＬ从“追赶者”变成“领跑者”。也许李东生也在进行把ＴＣＬ做成后符号化企业的努力，从本质上改变自己和企业的“性格”。
今天的改制是李东生为ＴＣＬ成为“领跑者”所进行的必须跨越。而“制变”的成功也将真正让李东生无愧于其“谋略家”的称号，同时ＴＣＬ也将真正成为中国企业的另外一面旗帜。
“如果这条船要沉的话，作为船长，我肯定是最后离开这艘船的人。”李东生似乎已经做好了义无反顾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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