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苏联模式”关系析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苏联论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文,模式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苏联模式”两个概念的比较
最近一些报刊连续发表文章，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对以计划经济为基础的苏联模式的根本否定”；认为苏联模式“早已失败、早已被历史证明是一条死路”，指责不同意他们对苏联模式评价的人“是何居心”。
关于苏联模式的成败得失是争论多年的学术问题，一直存在不同观点。这是一个正常现象，用不着“打棍子、扣帽子”，这样处理学术问题违背我们党“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从时间上看，是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为开端的，形成于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进一步加以推进；从内涵来看，贯通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等领域，涵盖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等方面。①
所谓“苏联模式”，一般是指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方式，其基本内涵也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苏维埃政权成立的最初几部宪法和苏共纲领就提出和确认了这些主要原则：确立国家的无产阶级专政制度和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共产党在社会生活中的核心作用和领导地位、马克思主义在思想领域的指导地位、国家政权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宣布土地、森林、矿山等资源为全民财产、经济管理体制集中制的原则、国民经济计划化、即“以计划经济为基础”的管理原则，等。
这里要特别指出，戈尔巴乔夫执政后修改了苏联宪法，背弃了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取消了共产党在社会生活中的领导地位和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并宣布和传统的苏联模式决裂。他在苏共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上明确说道：“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正在为自由的人们的公民社会所取代”②；苏共二十八大决议在对苏联模式的评价上也正好与前述那些文章一致，提出改革的涵义就是对苏联旧的“社会形态实行根本性的转折”，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③ 所以“苏联模式”从历史跨度上看显然不包括戈尔巴乔夫时期。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对人类文明成果的继承与扬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结合中国实际，又充分吸取了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而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曾经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模式或曰苏联模式有十分密切的关系，但这是继承和扬弃。邓小平曾经说：“学习苏联好的东西对我们用处很大，借鉴苏联错误的东西，对我们也有很大的益处。我们要善于接受苏联的经验教训，这样就可以少受损失。”④ 这就十分清楚地阐明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对待苏联模式的辩证态度，“根本否定”这种提法不符合辩证法。
毛泽东在制定新中国第一部宪法时，曾经特别注意和研究1918年的《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宪法（根本法）》和1936年的苏联宪法，并指示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在京的中央委员研究这两部宪法。⑤ 这部宪法公布后，也包括了苏联宪法中的主要原则：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人民民主专政制度、共产党在社会生活中的领导地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思想、国家机构的民主集中制等。我们在历次宪法修改中均保留了这些原则，后来邓小平把它们概括成“四项基本原则”，胡锦涛总书记2007年6月25日在中央党校的重要讲话中再次重申了坚持包括四项基本原则在内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不仅如此，我党领导人在总结苏联解体教训时，曾经多次明确指出“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戈尔巴乔夫背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包括取消党的领导、抛弃无产阶级专政”。很明显，如果苏联模式中不存在这些原则，戈尔巴乔夫又何从抛弃？现在一些文章提出要“根本否定”和“全面突破”“以计划经济为基础的苏联模式”，而“苏联模式”还包含有上述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方向等基本原则，这样的提法妥当吗？
即便在经济领域，原苏联模式中一些主要的经济制度，如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原则，我们仍然需要加以借鉴，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原则。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党校的讲话中强调“要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从这个意义上讲，即使是对“以计划经济为主的苏联模式”提出“根本否定”也是不准确的。
这里需要指出，从20世纪50年代初到80年代初，最先对苏联模式发起冲击的恰恰是他们自己。当时苏联领导人已经注意到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打算加强地方权力，把“条条”管理改为“块块”管理、加强农业的发展等。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特别提到了这一点，他说：“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问题”，就是从苏联20世纪50年代中期经济改革揭示旧体制问题受到的启发。1962年苏联经济学界大规模讨论“利别尔曼建议”，使人们开始认识到社会主义和曾经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经济范畴”的商品经济、价值、利润的联系；1965年柯西金发起的改革，第一次把国有企业作为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的细胞，手段是减少中央计划指标，扩大企业生产经营的自主权；1979年苏联又一次发动改革，提出了社会经济协调发展，政治经济改革配套进行的思想萌芽。苏联这几次改革曾经对当时的社会主义阵营、特别是对东欧国家的经济改革产生了较大影响。尽管改革很不彻底，但从社会主义改革历史来看，不可能要求对旧体制弊端的认识一步到位，其作用在于预示了后来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改革的方向。
20世纪70年代末，在我们大规模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之初，苏联东欧（特别是波兰、匈牙利、南斯拉夫）等国家的经济改革经验教训，如“利别尔曼建议”、苏联的“新经济体制”、波兰经济学家布鲁斯的经济运行模式理论、匈牙利科尔奈的短缺经济与软预算约束理论等曾经很大程度上引起了中国学界的关注和借鉴。这说明：中国改革开放的宏伟蓝图，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充分汲取人类文明共同成果，特别是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经验教训基础上，结合中国实际绘制的。这样说并不贬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意义，恰恰显示了它的理论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断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对“苏联模式”的根本否定是不符合事实的。割断了历史的联系，就会削弱这种理论产生的基础。
毫无疑问，苏联模式在政治方面的高度集权、个人崇拜、以暴力手段压制党内和社会上的不同意见；在经济上排斥市场经济规律，强化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在意识形态领域对马克思主义僵化理解等方面存在严重弊端，因此从毛泽东开始我们党就不断探索突破苏联模式的路子。1985年，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⑥ 因此他说道：“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只能是死路一条。”⑦ 戈尔巴乔夫的错误就在于抛弃了原苏联模式中的社会主义政治和经济原则，最终酿成苏联解体的严重后果，这个教训必须汲取！
三、正确评价苏联社会主义建设70年历史的成败得失
苏联解体后，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70年成败得失的评价大体有两种态度：一是全盘否定苏联历史，如戈尔巴乔夫之流。早在1984年戈尔巴乔夫会见瑞士记者时，就说这个制度“一切都腐烂了，必须用民主化、公开性的手段促其变革”⑧；二是持辩证分析的态度，既承认它曾经取得的辉煌成就，也指出其自身存在的严重弊端。断定“苏联模式”“早已失败、早已被历史证明是一条死路”，这是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早”到什么时候？列宁时期吗？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所取得的十月革命的胜利，不仅奠定了苏维埃政权的政治经济基础，包括确定了国民经济计划化的原则，而且在沙俄帝国因专制制度的腐朽、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又不能解决俄国民众对“和平、土地、面包”的迫切要求而陷入绝境之时为俄国开辟了一条生路。更为重大的意义是为全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包括中国革命指引了一条出路。否定了十月革命，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而产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失去了基础，把这说成是“死路一条”怕是行不通的。
“以计划经济为基础的苏联模式”在斯大林时期遭到失败了吗？这是目前国内争论的一个焦点，近来有不少文章抨击、否定斯大林模式。斯大林时期的苏联面临两个生死抉择：旧俄国是一个落后的国家，必须尽快实现国家的工业化、现代化，否则“落后就要挨打”；同时在法西斯入侵的威胁面前，必须保卫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能否度过这两个生死关是检验“斯大林模式”的惟一标准。斯大林模式到底对苏联社会经济发展起了推动作用、抑或是“死路一条”，俄罗斯人的评价恐怕更值得注意，这毕竟是他们的经历，是他们的历史！
与戈尔巴乔夫时期对斯大林模式的全盘否定不同，近年来俄罗斯对斯大林时期持正面评价的人高达一半以上。2007年1月，由俄罗斯列瓦达研究中心及美国学者共同对全国44个地区最新调查资料显示：超过一半的人认为斯大林是“英明的领袖”⑨；2007年6月，在普京总统关注下通过的俄罗斯教科书中称“斯大林是苏联最成功的领导人”⑩。
我们再看看俄罗斯学者对斯大林模式的评价。俄罗斯科学院乌拉尔分院副院长阿列克谢耶夫院士写道：苏联现代化的特点乃是建筑在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下的动员型经济，经济任务必须服从于政治目的，并且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采取了非常的措施，崇高的思想与粗鲁的手段结合在一起。为了完成这些任务特别强调思想上的服从，这在苏联实现现代化过程中起到了独特的作用。因为在一个社会经济条件落后的国家要加速实现从农业国家向工业化国家的过渡需要动员一切资源，不仅仅是经济的，也包括社会的精神力量。（11） 2007年，俄罗斯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舒宾教授写道：“俄罗斯工业化现代化进程决定性的阶段是在30年代斯大林执政时期。斯大林体制确实具有严酷性，其严酷的程度甚至比资本原始积累阶段也毫不逊色。但只有这样才能集中掌握对于建设工业基础必须的资源，并奠定了苏联工业体制进一步发展的基础。”（12） 可以看出，他们特别强调苏联当时利用国家调控、国家计划的必然性。这的确是由那个时候的历史条件、历史环境、历史认识所决定的，决不能用我们今天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认识苛求前人。
2007年4月，俄共中央主席团《关于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90周年》的决议指出：“共产党人领导的苏联社会认识到斯大林关于必须在十年之内跨越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用了不少于一个世纪才走完的那条历史道路的思想极为重要。土西铁路、第聂伯列宁水电站、马格尼托戈尔斯克钢铁联合企业成为体现在劳动中的忘我精神的象征。由于苏联人民的群众性的英雄主义和忘我牺牲精神，苏联才变成了一个强大的工业化大国”；“牢固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基础，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确立，为苏联人民取得伟大的卫国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可靠的基础”。决议特别强调“国民经济有计划的发展”在实现工业化和卫国战争胜利中所起的巨大作用。
甚至《世界银行》在关于世界工业化分析的总报告中也指出：“相当清楚的是，苏联在工业化方面取得了巨大进展。根据西方经济学家的计算，苏联国内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率从1929年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即整个斯大林时期——笔者注）为6.7％，1953-1965年为6.1％，1966-1970年为5.3％……”这个报告还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20年间世界上其他国家与苏联工业化的发展作了对比，指出：在工业化国家中除了日本和德国，以及所有非市场经济国家外，增长速度都没有苏联快，增长持续时间也没有苏联长。（13）
事实证明：苏联在那个时候如果不是利用“社会主义计划管理”的优势，能在一个落后的国家短期内集中调动国家有限资源实现工业化、打败法西斯侵略、拯救自己的国家吗？如果不顾这个全世界公认的历史事实，非要把这说成是“死路一条”，岂不是颠倒黑白？
当然斯大林在实现工业化过程中，采取了一些强制性做法，它们作为苏联工业化、现代化发展中的弊端和教训是值得认真总结的。如全盘集体化时期强迫农民入社，对富农采取强制迁徙的做法；以及由于这些政策而造成的1932-1933年、1946-1948年两次大饥荒上百万人因饥饿、疾病而死亡（14）；对党内不同意见采取镇压、甚至大规模镇压的手段；排斥市场经济规律，长期把重工业、军事工业置于优先地位，以至影响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把工业化时期形成的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固定化，致使社会体制僵化、缺乏活力等。
斯大林之后的20世纪50-80年代的苏联社会在苏联解体前后往往被称为“停滞时期”。但现在多数俄罗斯人对此表示了不同看法，指出“停滞”的另一面应当理解为苏联社会“稳定”发展的时期。什·姆·蒙恰耶夫、弗·姆·乌斯季诺夫2002年在《苏维埃国家史》中写道：“过去往往把‘停滞’理解为在苏联历史上的某段时间一切陷入停顿状态。经历了戈尔巴乔夫改革的15年后才明白，实际情况恰恰相反。不能不看到和忘记了在这段时间，由于千百万苏联人诚实、忘我的劳动，建立了崭新的、完整的工业企业，创造了一系列伟大的科学发明。”（15）
他们认为勃列日涅夫时期经济发展的成就主要表现在：到20世纪70年代末城市化基本完成，城市人口从1960年占全国的49.9％，1978年达到62.4％；1966-1971年工业产值扩大50％，建立起当时世界最大水力发电厂等等；建立完整的社会保障体系：职工延长休假（实行每周5天工作日）、工资增长（从1968年月工资40-50卢布，到1980年的168.9卢布）、5年内5600万人免费获得住宅。（16） 大多数俄罗斯人因此认为勃列日涅夫时期是生活最好的时期，承认这一切也与“勃列日涅夫个人工作作风包括善于使用干部有关。”（17）
以上事实雄辩证明：把苏联模式说成是“早已失败、早已被历史证明是一条死路”完全有悖历史事实。近年来70％以上的俄罗斯民众表达了对建立了强大世界工业强国，打败了法西斯，具有有力的社会保障体系，实行免费医疗、免费教育、免费住宅的苏联时期的肯定。普京总统在其《千年之交的俄罗斯》一文中既指出苏联时期“付出了巨大代价”，又强调这一时期取得了“不容置疑的成就”。此后，普京总统多次指出：“苏联解体是全民族最大的悲剧”，“谁不为苏联解体感到惋惜，谁就是没有良心”，表达了对苏联时期成绩的肯定。
如果无视俄罗斯广大民众、国家领导人和俄罗斯共产党对苏联时期的评价，把苏联发展的道路或“模式”轻率地斥之为“死路一条”或“早已失败”，把苏联人民几十年忘我牺牲获得的成果和英雄主义的精神一笔勾销，这不仅完全有悖历史事实，也有点类似当今世界有人把一些国家称之为“流氓国家”、“失败国家”一样，容易刺伤别国民族自尊。
当然，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苏联社会也出现越来越明显的消极现象：经济增长速度的降低、政治上保守、干部队伍老化、思想上的封闭和教条主义盛行等问题日益尖锐。但是是如戈尔巴乔夫当年多次说到的只有“死路一条”吗？苏联社会在发展的同时，自身某些弊端的积累（如高度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教条主义、特权阶层、脱离群众）也日益严重，其中每一种弊端的发展都足以致命。但如果说此时的苏联社会只有“死路一条”、或者已经“无可救药”则嫌简单武断。因为同时其自身还存在“肯定”自己的一面，当时的苏联仍是世界上的超级大国。并不是说某个社会在某个时期存在弊端就一定灭亡。俄罗斯著名民意调查机构“罗米尔”在1999、2000、2001年曾作了几次调查，绝大多数俄罗斯人都认为：在那个时候并不是说苏联就没有出路，苏联解体是可以防止的，赞同“苏联解体是不可避免的”观点的人仅仅占20.3％、25.4％和30.0％。这里的关键在于当政者如何发扬成绩、克服弊端。而戈尔巴乔夫等人却恰恰缺乏这个能力，这才是导致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多次俄罗斯的民意调查表明，大多数俄罗斯人也是这样看的。
我们从来没有为苏联模式的这些弊端辩护，而且著文高度评价针对苏联模式的历次改革，更衷心拥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和帮助我们冲破苏联模式的束缚而取得辉煌成绩的改革开放路线！但我们与那些文章观点的根本区别在于：我们认为，必须对苏联70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历史和苏联模式持辩证分析的态度，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只有这样才能正确汲取苏联解体的教训！只有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才能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
注释：
①参见《学习时报》，2007年7月10日。
②《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文件汇编》，莫斯科，1990年版，第2页。
③《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文件汇编》，莫斯科，1990年版，第69页。
④《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63-264页。
⑤《毛泽东传》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318页。
⑥《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9页。
⑦《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0页。
⑧弗·索格里：《现代俄罗斯政治史》，莫斯科，1994年版，第13页。
⑨http://www.contr-tv.ru/common/2385/2007.8.1
⑩参见《环球时报》，2007年7月31日。
（11）В.В.Алексеев:Ключе
αя nроблемα Россuǔскαя uсморuu ХХ екα,Об
есменныǔ nомен
uαл uсчморuu,Екатеринбург 2004,с.827.
（12）Александр Шубин,10 мuфо соемскоǔ смрαны,М.2007с.348-349.
（13）《1987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7年版，第44页。
（14）对于“1932—1933年、1946—1948年的大饥荒”，有人认为仅仅在1932—1933年就死亡800—1000万人。但对这一数字目前俄罗斯学界有新的说法。认为1932—1933年死亡人数在100—200万人之间，1946—1948年死亡人数约200万人。参阅：Александр Шубин,10 мuфо соемскоǔ смрαны,М.2007с.193-179,; В.В.Алексеев:Ключеαя nроблемα Россuǔскαя uсморuu ХХ екα,Обесменныǔ nоменuαл uсчморuu,Екатеринбург 2004,с.286.
（15）什·姆·蒙恰耶夫、弗·姆·乌斯季诺夫：《苏维埃国家史》，莫斯科，2002年版，第571页。
（16）阿·舍斯塔科夫等：《20世纪祖国史》，莫斯科，2002年版，第292-294页。
（17）阿·舍斯塔科夫等：《20世纪祖国史》，莫斯科，2002年版，第3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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