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冯玉祥及国民军在1925——1927年的政治态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民军论文,试论论文,态度论文,政治论文,冯玉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24年10月24日，冯玉祥及胡景翼、孙岳在北京政变后组成了国民军。国民军虽然仅存在二年多的时间，但在1925—1927年间对中国政局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必须指出，学术界对国民军的研究不够重视，而论及此时的冯玉祥只是从统战的角度说他在共产党及国民党人士帮助下的“进步”，直到“五原誓师”参加国民革命（注：刘曼容：《试论冯玉祥由北洋军阀参加国民革命的转变》，《武汉大学学报》1988 年2期；阎稚新：《李大钊与冯玉祥》，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55—60、155 页；郭绪印、 陈兴唐：《爱国将军冯玉祥》， 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 年，115页；阎稚新、李善雨、肖裕声：《李大钊与中国革命》，国防大学出版社，1989年，285、286页。），而对其特殊历史角色缺乏全面科学的认识。这不仅直接影响对冯玉祥及国民军的评价，而且也不能完整地反映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历史全貌。
长期以来，关于大革命时期战争的研究，一直存在着忽视北方有关史实的倾向。史学专著对北方国共两党领导下的声势浩大的群众斗争都非常吝惜笔墨，对冯玉祥及国民军的历史作用几乎不及一字。这是不公正的（注：“文革”前所出各种版本的中国现代史，均很少论及北方国共两党在此时期领导的革命斗争及国民军的作用。1984年后出版的有关著作稍有改变。这固然是国共两党领导的革命运动中心在南方所决定的，但与历史所遗留的某些偏见不无关系。）。冯玉祥及国民军代表了当时摇摆于革命阵线与反动营垒之间的军政力量，其向背对大革命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北伐战争之所以势如破竹，固然是国共两党的军民浴血奋战的结果，但与国民军在北方配合作战也有很大关系。北洋军阀集团的分化给北伐提供了一定的有利条件。本文试就上述问题进行探讨，为研究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及冯玉祥，提供某些思考。
一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其统治集团内部存在一批较为特殊的人物。他们有爱国热情及忧国忧民的心理，有追求时代进步的思想基础；但又身居反动营垒，在政治经济方面有既得利益，故在革命动荡年代往往左右摇摆。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年代，陈独秀就认为“大多数人民甚至一小部分军阀……已渐渐觉悟自己民族处于被压迫地位，并渐渐由觉悟而不平而发生国民运动。”（注：独秀：《帝国主义工具对付国民运动之总策略》，《向导》105期，《向导汇刊》（3），人民出版社影印本，1954年，874页。）冯玉祥、杨虎城、方振武、邓宝珊、 胡景翼等就是这类人物。他们早期与资产阶级革命运动有一定历史渊源，后来身居军阀集团，但长期受当政的大军阀压制排斥。其后，他们之中的某些人，如吉鸿昌、杨虎城等，能进而投身于人民革命事业；有人倒退了，但大都能追随时代进步潮流。冯玉祥就是上述人物的典型代表。其所部国民军的上层，大体上也由此类人物所组成，如张之江、鹿钟麟、宋哲元等。
冯玉祥（注：冯玉祥自称安徽巢县人，世人也多视其为皖籍。但实际上，从出生地及生长地论，他是地道的直隶人。）早年有一定的进步倾向，但其政治动机大多有维护个人利益的成分；在宦海沉浮中，沾染了某些使用纵横捭阖的政治手段及实用主义权术的习惯。故此，他参加直皖及第一次直奉战争，参与直系曹锟贿选中的“驱黎”活动。国民军成立后，冯玉祥在军政活动中，仍明显表现出上述特点与作风。
国民军虽然自成一系，但还没有脱离北洋集团。世人将冯部一军及二、三军称之为“国民军系”。他在张家口就任段祺瑞执政府的“西北边防督办”后，因所部驻扎在西北，故世人也称之为“西北系”。国民军只是个松散的军事联盟，其一、二、三军之间互不统属。冯玉祥的国民军一军在政治上的举措大体能代表国民军整体，所以，本文论及国民军以一军为主。
国民军的名称有某些新意。冯玉祥说这是为表明所部“拥护中山先生主义”，为国为民的意思（注：冯玉祥：《我的生活》（下），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404页。）。段祺瑞执政府成立后， 冯在政治上采取了与进步势力接近的政策，开始允许国民党组织在国民军中公开活动（注：于树德：《北方政治报告》，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编《党史研究资料》12期，19页。），减弱了基督教在所部的影响，并接受苏联的军事援助。从1925年3月至1926年7月，苏联以记帐的方式给国民军一军提供了大批军火（注：苏联国防部档案，转引自〔苏〕维·马·普里马科夫《冯玉祥与国民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10页。）。五卅运动爆发后，他数次宣言废除不平等条约，主张关税自主，并在一定程度上支持北京地区进步政治力量的活动。这一切让世人瞩目，进步政治力量均认为冯玉祥有较大的进步。中国共产党也认为国民军倾向革命，是一支区别于奉直军阀、“较为进步，较接近民众的军事势力”（注：独秀：《国民军与北方政局》，《向导》150期， 《向导汇刊》（3），1048页。），是“从旧军阀分化出来的左派， 在近数个月中的事实上，已颇表现其反帝国主义反对反动军阀之倾向，并能相当接近民众”（注：“中共中央特别会议文件”，转引自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第一次国共合作在北京》，北京出版社，1989年，299页。）。而反动势力则攻击冯玉祥及国民军“赤化”。在华的外国新闻记者都不再称冯“基督将军”，而改称“赤色将军”了（注：〔美〕薛立敦：《冯玉祥的一生》，浙江教育出版社，1988年，216页。）。
实际上，冯玉祥及国民军在此时的政治进步有较复杂的背景，并有很大局限性。
北京政变后，冯玉祥因“倒戈”行动为北洋人物所不容，在政治上非常孤立。国民军一军控制着北京，由此为奉系所嫉忌而承受巨大的军事压力。该部所占据的地盘大多土地贫瘠，故经济十分困难，且因直隶保大地区为李景林所占据而与国民军二军地盘相隔绝，在战略上处于不利地位。此外，国民军缺少一个对外的海口，无法从海外补充急需的军火。所以，冯玉祥为与张作霖逐鹿中原，只能向国民党及进步势力靠拢，以摆脱自己在政治上的被动地位。此前，冯玉祥与孙中山仅有些书信往来，但对其政治理论及事业根本不理解。此时，他希望通过国民党得到苏联的军事援助（注：“黄昌谷报告俄送水晶棺抵北京及冯玉祥等态度密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4 辑（上）， 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267页。）。国民军地处西北内陆，没有从海上补给武器的来源，从地缘政治考虑，只能从与之相邻的苏联想办法。而且，从苏联进口军火不用付现款，这对国民军更是求之不得。但国民军接受苏联军事援助不是冯玉祥进步的标志与结果。就此事而言，苏联和冯玉祥都有各自的政治目的。当时，冯玉祥对苏联有一定看法，对沙俄侵占中国领土及外蒙受其控制不满（注：《冯玉祥与国民军》，34—35页。）。所以，冯玉祥在此时接近苏联不是出于意识形态的原因，主要还是基于军事上的实际需要，与孙中山的“联俄”政策有一定区别。
苏联顾问团于1927年5月底到达张家口。7月13日，冯玉祥发表防止“赤化”的通令。该通令说：“……查近日以来，谣言甚多，诚恐致乱听闻，易起误会。所有各部军队，须十分注意……而对于赤化播传之说，尤须特别防范，切实禁止。西北地接蒙边，外邻俄境，习尚素不相同，往来时所恒有，交邻固以和睦为尚，而立国精神各有不同”；继而宣称“孔孟之道为我国数千年之国粹，较之外来新名词不啻高出万倍”。通令强调：“历来为政，第一要道，只要养民安民，不在炫奇立异。凡我军民，均当深体此意。”（注：李泰棻：《国民军史稿》（上）， 西北军内部铅印本，无出版年，180页；陈崇桂：《冯上将军传》，西北军内部铅印本，无出版年，89页；《字林西报》1927年7月18日。）
此通令不仅仅是为反动舆论攻击国民军“赤化”而做辩解，也是冯玉祥当时政治观点的真实表述。7月9日，他对鹿钟麟说：“……与各方表示态度，谓我方主张以中国之道治中国，实行孔仁、孟义、墨爱，并非赤化”（注：《冯玉祥日记》（2），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 95页。），认为共产主义学说不适合中国国情。所以，李大钊认为他成不了一个“革命家”（注：〔苏〕C.H.纳乌莫夫：《在中国的土地上》，莫斯科出版社，1974年，26页。）。他对国民党在国民军的活动十分注意，并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对其政治工作人员一直很警惕（注：《冯玉祥与国民军》，11页。）。这实际上表明，到南口大战前为止，冯玉祥的政治观点并没有多少实质性的转变。
从国民军名称的几度变化，可以清楚地看出冯玉祥政治态度的动摇。
国民军成立后，由于名称与国民党相似，故受到反动势力的攻击。在此情况下，冯玉祥于1924年12月14日通电取消了国民军的名义（注：“关于取消国民军名义电”，1924年12月，《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3辑，749页。），此后又屡次给国民军二军三军写信，让他们也赶快取消国民军的名号（注：徐永昌：《求己斋回忆录》，《传记文学》（台北）49卷4期，57页。）。1925年2月19日，他在日记中写道：“……前几日与孙禹行言几条应办之事，一取消国民军……均已实行矣。”（注：《冯玉祥日记》（2），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19页。）但是， 冯玉祥随后在李大钊及国民党左派人士徐谦劝说之下重新振作起来，又认为该名称便于接近国民党及得到苏联援助，故在军中没有真正禁用该名，他自己在讲话中仍称所部为国民军。1926年初，国民军所处环境再度逆转，冯玉祥在通电“下野”后，又于1月4日通电“不再延用国民军的名义”（注：《晨报》1926年1月5日。）。但是，这又是掩人耳目的手法。不久，他又分别授予魏益三及方振武以国民军四军和五军的名义（注：《晨报》1926年1月22日。）。这种真真假假的态度及手法， 既表现了冯本人的性格特征，又反映了他的政治态度的摇摆。直到五原誓师时，冯玉祥才又公开打出国民军联军的旗号。
尽管如此，冯玉祥与北洋其他军阀还是有区别的，这主要是其背后没有任何帝国主义背景。这是他能接近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治基础。所以，中国共产党及国民党左派人士重视对冯玉祥及国民军的改造工作，从而对国民革命起了重大作用。
二
从1924年11月到1926年4月， 国民军为控制北洋中央政权及扩充地盘，与段祺瑞执政府及奉、直、晋等系军阀明争暗斗，使北方政局扑朔迷离。1925年底，国民军与奉系军阀发生战争，虽然与全国人民反奉斗争的大趋势一致，但仍是军阀战争，很少有进步成分。
北京政变后，奉系军阀势力急剧膨胀。张作霖一心想完全控制中央政权，故极欲驻兵北京，并为此不惜与国民军一战（注：“美驻华公使舒尔曼给国务卿的电报”，39300／6290，1925年3月18日。电报称张作霖向外交官透露，他将与国民军一战。转引自〔美〕薛立敦《冯玉祥的一生》，231页。）。1925年5月，张作霖企图一举将国民军逐出北京，迫段祺瑞下野，然后自登大位（注：《乙丑军阀变乱记实》，荣孟源、章伯锋编《近代稗海》5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486页。），只是由于五卅运动的爆发及发生中东路事件，张作霖不得不暂时停止行动。对此，冯玉祥表面一再表示忍让，同时秘密联系直系力量反奉（注：《冯玉祥日记》（2），68页。）。他与孙传芳相约， 先由孙发难进攻苏、皖，国民军二军随即从豫东攻山东，国民军一军出兵热河断奉军后路（注：《国民军史稿》（上），201页。）。
但是，孙传芳如约发动反奉战争后，国民军却没有如约出兵配合。冯玉祥之所以失信，虽然与吴佩孚在此时的再起有一定关系，但主要还是由于他保存实力的投机思想所致。冯玉祥历来在军政行动中都以不蚀老本为前提，企图以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大的收益，故往往在关键时刻左顾右盼，脚踏两只船，从而坐失良机。冯玉祥想坐山观虎斗，准备在“两方激战至于气尽力竭时，执政府如果有命令，吾再出而以武装调停也。”（注：《冯玉祥日记》（2），127页。）但是，战局出乎冯氏的预料，奉系因其战线长恐首尾不能相顾，急速撤兵北上，将主力集中在京东，全力监视国民军。因此，国民军最佳的反奉战机转瞬即逝。其后，国民军二军出兵攻打山东，已是战略错误的马后炮，且系二军自行所为。结果，冯玉祥既失好于孙传芳，又促进了张作霖与吴佩孚加速秘密勾结。孙认为冯不讲信义，国民军在北方又失去一反奉盟友。
1925年秋，冯玉祥又与奉军的郭松龄秘密会商反奉。11月22日，双方签订了“冯郭密约”。郭松龄发动的反奉战争实质上也是一场军阀战争，密约除几条空洞政治条文，如“排除军阀专横，永远消灭战祸”，“实行民生政治，改善劳工生活待遇”，“实行强迫教育”，“开发边境，保存国土”等，核心是双方协议打败奉系之后各自的地盘分配，其中第一条就是有关李景林地盘的条款。密约规定：直隶、热河均归丙（李景林）治理。甲（指国民军）为贯彻和平主张对热河决不攻取；保大铁路线，甲军随意驻扎，但直隶全部收入（保大在内）均归丙军，甲军决不侵夺（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藏，转引自《爱国将军冯玉祥》，96—97页。）。所以，保证李景林地位与利益是“冯郭密约”最重要的内容之一。
郭松龄十分清楚，自己要想反奉成功，必须得到李景林的支持，而其关键就是保证他的既得利益。李在奉系中非嫡系，也对张作霖不满，是否倒戈，态度尚在犹豫之中。郭也明了国民军想将直隶据为己有。此时，直隶的保大地区已为国民军二、三军所攻占，并仍有继续进兵之势。所以，郭松龄才在密约中把维护李景林的地盘摆在突出的位置。密约签订后，郭松龄还不放心，一再对国民军一军的代表强调说：“他（李景林）就怕你们打他，如能暂时维持他的地盘，我想他没有别的希望”（注：吴锡祺：《冯玉祥、郭松龄联合反对张作霖的经过》，《文史资料选辑》（35），文史资料出版社，1963年，174页。）。
郭松龄反奉后，李景林于1925年11月25日通电“保境安民”，并要张作霖将权力交给张学良而下野，实际上已宣布支持郭松龄。与此同时，他还致电国民军表示希望与其合作，并愿将直隶作为国、奉双方之缓冲区域（注：《顺天时报》1925年11月26日。）。
但是，冯玉祥从一开始就不想履行密约。他急切地想得到天津及出海口，认为“直隶应归国民军二、三军，打倒张作霖之后，再商量别的问题”（注：《我的生活》（下），437页。）。本来， 李景林对国民军二、三军继续向天津推进就充满疑虑。11月30日，国民军二、三军又兵抵廊坊及沧州，这更使李景林不安。此时，冯玉祥派熊斌及王乃模赴津，要求李景林离开天津去热河，让国民军“借道”援郭。这实际上是表示国民军只允许李景林占据热河。因此，李景林急派韩玉辰偕黄郛赴张家口疏通。但是，冯玉祥仍明确向韩表示，要李让出直隶（注：韩玉辰：《关于李景林与国民军》，《文史资料选辑》（51），文史资料出版社，1963年，80页。），从而把其逼上了对立面。12月1日， 李景林决定对国民军进行武力抵御。12月4日，李发表讨伐冯玉祥的通电， 攻击冯“愚弄部下， 利用赤化邪说， 以破坏纲常名教之大防”（注：《时报》1925年12月5日。），次日， 又通电声明拒绝承认段祺瑞政府所发布的命令（注：《东方杂志》23卷2号，39页。）。与此同时， 李景林还释放了被郭松龄解津交其拘禁的不同意反奉的军官，查抄了郭部在天津的办事处并逮捕了工作人员，扣留了郭部在天津购置的军需品（注：《甲寅杂志》25卷，1页。）。李景林的反目， 对郭松龄反奉及国奉两系力量对比，都发生了重大影响。他扣留了郭部所急需的棉衣，使其士兵身着单衣作战，无法抵御关东的严寒，直接影响了士气和战斗力。郭部由此军心不稳，最终导致失败。国民军在郭松龄尚未得手之际，就违约抢占地盘，是导致郭败亡的重要原因之一。冯玉祥在《我的生活》中说：“……李景林一以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挑拨离间，一以不打破权利观念，定要劫持直隶地盘，竟在此一发千钧时候，引起了对国民军二、三军的冲突。”在此，他把与李景林反目的原因归罪对方；然后，他又自相矛盾地指责国民军二、三军要夺取天津：“此时我仍屡次致电陕豫，说我与郭松龄已有密约，若有动作，必须酌商而行”；“郭松龄倒奉之功败垂成，一面固然帝国主义的出兵干涉，但是国民二、三军之不顾大局……也是不可抹杀的原因。”（注：《我的生活》（下）， 441页。）冯玉祥把一切罪责都推给了他人，而避口不谈自己对郭拆台的行为。
国民军攻津之战进行了近二十天，以李景林部败退山东而告终。国民军虽然占领了华北第一大商埠，却不能说是一场胜仗。国民军先由于轻敌而投入兵力不足，继而由于连续攻城不克而急躁，调重兵强攻致使兵员伤亡惨重并损失大量宝贵武器弹药。当时外国人评论说，这是民国以来最激烈的战斗之一（注：“美驻天津领事高思致美国公使马克谟文电”，转引自〔美〕薛立敦《冯玉祥的一生》，235页。）。 国民军表面上取得了胜利，而就总体战略而言却是失败了。国民军把即将成为盟友的李景林变为敌人，且又没能够全歼其主力。李景林到山东后很快与张宗昌组成直鲁联军，卷土重来。此外，国民军占领天津后，不仅没有增强自身的实力，反而引起了内部的矛盾斗争。冯玉祥将直督一职让给国民军三军的孙岳，引起了国民军一军将领张之江等人的强烈不满与消极（注：《申报》1924年1月7日，《大公报》（长沙）1926年1月12 日。）。且国民军三军腐败不堪，根本不能承担津沽防御的重任（注：徐永昌：《求己斋回忆录》，《传记文学》（台北）49卷5期，87页。 ）。国民军对李景林的战争，是冯玉祥在这个时期实行军阀政治的集中体现，亦是导致其在华北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
五卅运动后，北方群众运动有很大发展。以李大钊为首的中共北方区委和国民党北方执行部，利用国民军控制北京的有利时机，组织民众掀起声势浩大的反对帝国主义及北洋军阀统治的群众斗争。从1925年10月起，北京民众连续举行游行示威，反对帝国主义策划的关税会议及段祺瑞政府；孙传芳及郭松龄发动反奉战争后，北京人民把反帝与反奉斗争结合起来，民众运动持续高涨。对此，冯玉祥及国民军持一定的同情与支持态度。这固然与冯在当时的政治倾向及一贯的反帝主张有一定的关系，但也包含了某种程度的实用主义政治目的。段祺瑞政府虽然由国奉两系扶植上台，但段本人及大多数皖系分子更接近奉系，虽然与奉系也勾心斗角，矛盾重重，但双方在与国民军对抗上大体还能一致。冯玉祥认为，群众的游行示威能给段政府以巨大的压力，使段不得不更多借重国民军以苟延残喘。事实也确是如此。郭松龄反奉战争爆发后，北京形成了“国民军独占中央政治发言权”（注：松涛：《郭松龄倒戈后的时局影响》，《东方杂志》22卷23号，2页。）的局面。但是， 国民军本身没有完全改造中央政府的实力，认为段政府仍有利用的价值，故对人民群众的反段斗争只容许在一定程度之内，即以不推翻其统治为限。
1925年11月下旬，中共北方区委做出了发动“首都革命”的决议，计划以群众起义的方式，推翻段祺瑞政府，组织国民委员会，建立革命政权（注：《向导》138期，《向导汇刊》（3）。）。11月27日，国民党北方执行部派共产党员于树德等为此与国民军领导人、北京警备司令鹿钟麟接洽，鹿当即对群众的反段斗争表示支持态度。但是，到了次日（28日），鹿态度骤变，不仅下令保护段政府，而且禁止群众再举行集会，并逮捕88名示威群众（注：《于树德同志的北方政治状况报告》，《党史研究资料》13期，219页。），从而使“首都革命”流产。 由于国民党右派告密，在冯处攻击共产党要夺权，冯玉祥怕进一步背上“赤化”的“罪名”，更不愿段祺瑞执政府在此时垮台而不能为己所用，故指示鹿钟麟改变初衷。当然，“首都革命”在某种程度上带有盲动的成分，不可能取得成功。而冯玉祥及国民军态度的变化是其当时政治态度的真实反映。
郭松龄反奉失败后，北方政治形势骤然逆转。反动势力立即猖獗，段祺瑞执政府对群众运动的态度也日趋强硬。奉直军阀公开结盟之后，国民军势单力孤。此时，它不仅不敢进一步靠近进步势力，反而在政治上明显右转，先后向直奉军阀进行妥协活动，并追随段祺瑞政府公开反对群众革命斗争。早在1925年8月2日，段祺瑞为镇压群众运动，曾发布“整顿学风”的通令，对群众的反帝爱国斗争大肆攻击。7个月以后，接替冯玉祥出任“西北边防督办”的张之江，于1926年3月6日分别致电段祺瑞及总理贾德耀，也大肆谈起“学风”。电文称当前“学风日下，士习日偷”，“恶化横流，邪说暴作”；要贾德耀“设法矫正，痛加针砭，务使嚣风异事，扫荡一空”，并表示“对此根本问题，万不能不竭尽才力，以图挽救”（注：《语丝》71期（1926年3月22日）。）。 当时的舆论界就认为，“最近国民军四处受敌，为将来恢复起见，自不能不与各方罢战言和，而罢战言和之条件，最要看在排斥共产党”（注：《孤军周报》65期，转引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青少年研究室主编《青运史资料与研究》4—5期，15页。）。正是鉴于国民军上述的态度，段祺瑞政府才敢举起久欲向群众下手的屠刀，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惨案发生后，国民军代理警卫总司令李鸣钟当即发出布告称：“凡我全城士庶， 各安居乐业， 不得再行集会”（注：《申报》1926年3月20日。），公然禁止人民的反抗斗争。随后， 李又出席了段政府国务院会议，赞同对徐谦、李大钊的“通缉令”。冯玉祥则表示“勿令各走极端，致重罹惨祸”（注：《惨案之真相——惨案发生前后经过之详情》，《世界日报》1926年3月20日， 转引自《青运史资料与研究》4—5期，191页。），并于3月20日，匆匆离开平地泉赴苏联。他出国访问早在计划之内，但此时急于就道显然是为了逃避舆论，否则就不会谎称到库伦“才知道北京闹出三一八惨案”（注：《我的生活》（下），453 页。）。国民党北京特别市执行委员会在报告书中认为，“国民军现在一反以前所为，为民众所唾弃，国民军实无一自解于民众”（注：《党声》（北京）3期（1926年5月1日）。）。
此时，国民军甚至不惜否定自己的历史，幻想倒退到北京政变前依附直系吴佩孚的地位，公然向吴乞降。冯玉祥在1926年1月1日再发的下野通电公开吹捧吴佩孚，称“子玉学深养粹，饱受挫折，当能不念前嫌，共谋国是”（注：《晨报》1926年1月5日。）。吴佩孚发表与奉系公开结盟的“世电”后，他又发“支电”表示支持（注：《大公报》（长沙）1926年1月10日。），并派人赴汉口向吴致意。 张之江在名义上主军后也向吴佩孚公开表示：“愿追随我帅之后，入京主政。”（注：《大公报》（长沙）1926年1月17日。）上述对吴乞降的表示遭拒绝后， 国民军又转而与奉系谋求妥协，拟以热河、榆关为缓冲地带，后又表示愿将热河无条件交给奉方（注：“刘锡廉致张作霖电”，“张作霖复张树声电稿”（奉天公署档），辽宁档案馆编《奉系军阀密电》（3）， 中华书局，1987年，58页。）。奉方对国民军也只是虚与委蛇。冯玉祥及国民军主要领导人过高地估计了敌人的力量。实际上，奉系军阀在郭松龄倒戈之后实力大损，内部矛盾亦日趋尖锐；吴佩孚此时仅有湖北一省兵力（注：吴佩孚的军事实力在1926年 3月攻占河南时才得到加强。），其14省联军仅为一张虎皮大旗，直鲁联军之实力也远不如以前。国民军对此视而不见，又想用实用主义权术谋出路。其结果助长了奉直军阀的气焰，远离了进步的政治势力。
1926年4月10日晨，国民军突然派兵包围段祺瑞执政府， 将其卫队缴械。段祺瑞已于午夜闻讯逃入东交民巷。鹿钟麟以北京警卫总司令的名义发布布告，历数段政府的种种“罪行”后声称，国民军“为国家计，为人民计，迫不得已采取严正办法，严行禁止。一面恢复曹公自由，并电请吴玉帅，即日移节入都，主持一切”（注：《顺天时报》1926 年4月11日。）。同日，鹿还直接给吴佩孚打电报，表示“惟吴玉帅马首是瞻，政治非所敢问”（注：《晨报》1926年4月11日。）。 这是国民军发动的第二次北京政变。此时冯玉祥虽然不在国内，但上述一切都是按冯的计划进行的。
冯玉祥在出国前，就制定了一个最后的应急方案，计划在必要时推翻段祺瑞政府并释放曹锟，借曹之力与吴佩孚讲和；如果讲和失败就迅速撤出北京，从而一时造成中央权力真空，以使奉直军阀为争夺中央政权而火并，自己充作二虎相斗之后渔利的“卞庄”（注：《冯玉祥与国民军》，162—163、182—183页。）。4月初， 段祺瑞企图策划国民军唐之道部叛变为内应并勾结奉军异动（注：高兴亚：《冯玉祥将军》，北京出版社，1982年，75页。），这为国民军发动政变提供了口实。三一八惨案之后，段祺瑞一伙已成为人曰可杀的国贼，国民军也深受进步舆论的谴责。国民军认为，此时实施冯之计划，既可为降直做资本，又可洗刷自己在三一八惨案中沾染的血污，故有是举。
但是，吴佩孚对国民军再次乞降仍无动于衷。此前，他对国民军一再表示“议和”采取了强硬的态度，要国民军无条件投降。经幕僚力劝，才于4月5日复张之江一电，提出将国民军交阎锡山接收，并要张亲赴汉口接洽等苛刻条件（注：《东方杂志》23卷2号，147页。）。此时，吴佩孚更坚持国民军必须“一律缴械”（注：陶季玉：《吴佩孚将军生平传》，16页。）。国民军无奈，于4月15日撤离北京， 指望奉直军阀为争夺中央政权而反目。但是，国民军的希望却落空了。
国民军推翻段祺瑞执政府的北京政变，是对有某些进步因素的第一次北京政变的否定，并严重损害了自身的形象及政治声誉。李景林通电攻击冯玉祥，说他“前日拥段（祺瑞），今日驱段；前日捉曹（锟），今日放曹”，“好恶无常，恩仇不定”（注：《晨报》1926年4月19 日。）。实际上，“恩仇不定”是当时军阀头目的共性。吴佩孚也在此时将敌友易位，与原不共戴天的奉张结盟。吴佩孚拒绝了国民军的降书及北京城，实际上是抛弃了再次问鼎北洋政权的机会。
至此，中国政局出现了颇具喜剧色彩的情节。冯玉祥及国民军在政治上一再倒退，仍想留在北洋军阀集团之中；奉直军阀也不谙世界与中国革命大势，把本来还不知国民革命为何物、且有十几万重兵的国民军逼到了除非投奔革命一方，几乎全无出路的境地。国民军退守南口后，还派韩复榘、门致中赴汉口向直吴乞降。吴佩孚仍坚持要国民军必须全体缴械（注：“张作霖复张之江电”（奉天公署档），《奉系军阀密电》（3），55页。），结果迫使国民军最终上了“梁山”。
四
1925年，国共合作领导的国民革命迅猛发展，广东革命政府日益巩固，全国反帝群众斗争持续高涨。这引起国内外反动派的震惊、恐慌。帝国主义一方面策划“关税会议”等以缓和中国人民的反帝情绪，一方面加紧促成直奉反动军阀的联合，来镇压中国方兴未艾的革命运动。国民军攻占天津后，中外反动派认为，“仿佛南方国民政府与北方国民军可以会合起来，支配全国政权，成功一比较赤色的政府之形势”（注：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2册， 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111页。）。1926年1月10日，直奉军阀抛弃前嫌，结成了“双方共同以冯玉祥为敌，合力消灭冯和国民党”的反革命联盟（注：孟星魁：《直系军阀大联合的酝酿和失败经过》，政协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会编《文史资料选集》（35），99—100页。）。与此同时， 各国在华的帝国主义分子加紧反共宣传，并操纵一些反动分子组成“中国反赤大同盟”。中外反动派围剿的对象就是中国共产党、国民党、国民军（注：华岗：《中国大革命史（1925—1927年）》， 文史出版社，1982年，152页。）。
1926年2月20日，上海《字林西报》发表伦敦通讯， 透露英国武装干涉中国革命的计划，扬言要派遣一支十万人的侵略军，“分南北两部，多数人将配置于天津、上海之间。第一部分军队将在天津上岸，将力求早与冯玉祥决战，且已获得张作霖之默许”（注：《字林西报》1926年2月20日，转引自华岗《中国大革命史（1925—1927）》，150页。）。直奉军阀公开结盟后，英国《泰晤士报》评论说：“使张作霖和吴佩孚达成协议，就能够把整个华北和华中紧紧地掌握在铁拳之中，在这之后对付革命的南方就不难了”（注：拉狄克：《对中国最近世态的评价》，《苏联〈真理报〉有关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辑，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165页。）。这充分说明， 帝国主义把镇压中国革命的战略重点放在北方。国民军控制着京畿并几乎独占中央政权，且有较强的军事实力，故一时成为中外反动派的心头之患。吴佩孚之所以将其主力倾巢北上，固然有与奉系争夺北洋中央政权及狂热的复仇心理有关，但主要还是出于和帝国主义对中国革命大势的共同认识。他根本没有把广东革命政府的力量放在眼中，仍视其为偏师就可对付的无足轻重的地方力量。吴佩孚要充当“反赤”的急先锋，攻击冯玉祥“秘结赤党，盘踞神京，号召乱徒，利用邪说”（注：“张宗昌转吴佩孚等通电”，（奉天公署档）《奉系军阀密电》3册，4—5页。）。张作霖、 张宗昌等在进攻国民军时也以“讨赤”相号召。国民军退出北京后，奉直军阀的联合扩展为与晋、陕、甘等地方军阀的联盟，并于1926年5月10 日在京成立讨赤联军办事处（注：《申报》1926年5月20日。）。 国民军领导在主观上虽然日益右倾，但在实际上国民军却充当了革命的盾牌，不自觉也不情愿地成为大革命的同盟军，并被迫完全投向广东革命政府一方，这就是历史赋予国民军在南口大战前的特殊政治角色。
1926年4月下旬起， 国民军在从察北多伦至直隶易县并延伸到晋北的千里战线上，抵抗直、奉、晋三系军阀的联合进攻，战争的中心点在京西的南口，故史称南口大战。与此同时，国民军二军残部李虎臣（云龙）及名义上隶属国民军三军的杨虎城，联合率部抵抗吴佩孚委任的“讨贼”联军陕甘总司令刘镇华“镇嵩军”对陕西的进攻， 开始了长达8个月之久的“西安守卫战”。该战虽然独立于南口战场之外，但也是国民军抵抗北洋军阀联合围剿的重要组成部分。南口大战对中国近代历史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
冯玉祥出国前，曾派马伯援赴广东请援（注：《大公报》（长沙）1926年4月17日。）。4月10日，广东国民政府在与马伯援洽谈后致函冯玉祥，表示要“期于相当时期会师中原，共赴国难，打倒帝国主义，完成国民革命”（注：郭廷以：《中华民国史事日志》2册， 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4年，33、37页。）。但是，此时双方仅互视为盟友。奉、直、晋的“联合讨赤军”的总兵力达50万人以上，而国民军各军总兵力共约20万人，能直接投入战斗的仅为16万人。所以，它十分迫切希望广东革命政府的支援和配合。广东革命政府也正准备出兵入湘援助唐生智，对国民军在北方的作用十分重视，故加紧对冯进行工作。4月5日至6日，鲍罗廷和于佑任在库伦连续与冯玉祥会谈， 商议国民军与广东革命政府合作，并劝冯加入国民党（注：〔美〕盛岳：《莫斯科和中国革命》，奚伯铨、丁则勤译，台北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150 页。）。尽管如此，直到5月上旬为止， 国民军抵抗奉直军阀进攻的南口大战，仍属军阀混战，性质没有发生任何变化。
冯玉祥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于5月10日， 即在到达莫斯科的第二天经徐谦介绍加入了国民党（注：《冯玉祥日记》（2），178页。）。不久，他又表示让国民军集体加入国民党。这是冯玉祥在政治上真正的进步。此前，冯玉祥长期标榜自己是“君子群而不党。”这既反映他对政党政治的无知，同时也说明他害怕政党的组织纪律会削弱个人权势而失去对军队的控制。现在，他改变了自己与国民党及广东革命政府的关系，由盟友变为属下，走出其人生道路重要的一步。
6月3日，蒋介石电邀冯玉祥来粤共商大计（注：《中华民国史事日志》2册，53页。）。6月中旬，冯玉祥致谭延闿和蒋介石一密函，报告派刘骥、李鸣钟由苏赴粤“全权”商定国民军与广东合作办法，并催促广东方面早日北伐。他在函中进一步表示：“毅然加入国民党，与诸同志联合战线共同奋斗”（注：《冯玉祥致蒋介石、谭延闿密函》，特字3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转引自《爱国将军冯玉祥》，111页。）。不久徐谦由苏联回到广东， 向国民政府报告冯已在莫斯科率全军加入国民党。刘骥到广东后，代表冯办理了加入国民党的手续，并与国民政府商定：1.冯玉祥率所部国民军接受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从北方协助国民革命军的北伐；2.国民政府对国民军按照国民革命军的标准，一律待遇。刘骥将此决定托苏联顾问电发莫斯科。几天后，冯玉祥复电表示完全同意（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转引自《爱国将军冯玉祥》，111页。）。
至此，冯玉祥及国民军与国民党及广东国民政府的关系已经明确。国民军已从北洋军阀集团分化出来，转化为有比较明确的政治纲领、接受孙中山三大政策、站在国共合作旗帜下的革命武装力量。国民军的上述转化，是在1926年5月至7月底完成的。9月17日， 冯玉祥回国后在内蒙古五原举行“誓师”，只不过是把上述的一切公布于世而已。
冯玉祥及国民军投身于第一次国内革命斗争，使南口大战的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即由北洋军阀集团内部的混战而演变成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冯玉祥在加入国民党后，就明确地认识到了这一点。5月下旬， 他在苏联发表讲话说：“国民军大致可以说为国民党的目的而战”（注：《国民日报》1926年5月28日。）。 冯玉祥虽然身在苏联，但仍然牢牢地控制着国民军，并通过苏联的外交途径，不断对南口战事下达指令。7月下旬，他致信张之江，说北伐军已进攻两湖， 要国民军坚守南口，以牵制吴佩孚。冯玉祥已认识到南口战役配合广东国民政府北伐的战略价值。
吴佩孚再起之后，拼凑的兵力号称有20万人。他率其嫡系精锐北上攻打国民军，计有6个师另12个旅，共10万余众。 所余在两湖的仅为地方杂牌军，这就给广东国民政府北伐造成了有利的战略时机。 6月初，广东国民革命军为援助唐生智而进入湖南，将叶开鑫击败。吴佩孚仅令湖北鄂军驰援，自己想在打败国民军后再南返，但因直军在南口连遭败绩而不能脱身（注：《晨报》1926年6月29日。）。6月15日，广东国民革命军第四军进逼长沙。吴佩孚在长辛店虽然焦急万分，但仍不肯动用在南口主力的一兵一卒，只是派才收编的原唐之道的两个旅自直隶大名南下救急。7月1日，广东国民政府公开发表北伐宣言，并于7月9日誓师出征。 7月12日，北伐军攻克长沙。国民军在南口苦战给广东国民政府造成最佳战机，使其由最初的援湘而转为公开的宣言北伐。孙传芳比吴佩孚清醒，认为直系战略南重于北（注：《晨报》1926年7月2日。）。但是，吴佩孚复仇心切，必欲将国民军全歼而后快；又怕南下失去抢夺与操纵北洋中央政权的机会，故仍在长辛店坐视不动。8月15日， 国民军从南口撤退。8月19日，北伐军攻克平江、汨罗，22日占岳阳。 此时，吴佩孚才匆匆只身南下，于25日赶到汉口。他虽然急令直军主力南下增援（留下5个旅）， 但大部因没有军车等原因迟迟没有开拔，行动较快的一部于9月15日才赶到郑州。但是，北伐军早已于8月27日攻占汀泗桥，29日克贺胜桥，直抵武昌城下了。吴佩孚败局已定。
广东革命政府北伐时，总兵力仅为10万人，且大部未经过改造。其对手直奉军阀（包括孙传芳）总兵力达75万人以上。因此，国民军在北方的举止对全国政局有举足轻重之作用。它首先吸引了直奉军阀的全部注意力，继而在南口牵制了直军的主力，使其顾此失彼。北伐军在两湖的胜利，也是国民军在南口一线数月苦战的直接成果，这是不能抹杀的。因此，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北伐实际上有南北两个战场，北方南口大战的历史地位不应忽视。
冯玉祥在是年9月说：“一失南口，一得武汉，其所失者少， 所得者多。在同志方面计，实已战胜敌人”（注：“致张之江共图大计电”，《冯玉祥政治要电汇编》卷1，北平东方学社，1933年，71 页。 ）。1928年7月9日，蒋介石在追悼南口阵亡将士大会上发表演讲，充分肯定了南口战役的功绩。他说：“当革命军自粤出发，未几下桂趋湘，彼时正值西北革命同志，与反革命者激战南口。赖诸烈士之牺牲，直军不能南下守鄂，北伐军才长驱北上，冲破长岳。后日西北同志，先退绥甘，而北伐大军已以破竹之势，消灭反动势力，建立政府于武汉。是北伐成功，多赖南口死难之烈士。革命同志，幸勿忘之也”（注：《国民军史稿》（下），491页。）
国民军从南口撤退后，实力大损。1926年9月16日， 冯玉祥从苏联回国，在五原公开宣布参加国民革命（注：“就国民军联军总司令通电”，《冯玉祥政治要电汇编》卷1，70—71页。 ）。他在中国共产党人帮助下整顿国民军，采纳李大钊“固甘援陕，联晋图豫”的战略方针（注：于志恭：《关于冯玉祥吊李大钊的诗》，《人物》1980年4辑，102页。），率部取道宁夏、甘肃，进军陕西，打败刘镇华的“镇嵩军”，一举解除长达8个月之久的长安城围。1927年5月，国民军联军出兵潼关，从侧翼牵制直奉军队，使其无力从河南反扑湖北。5月底， 国民军联军会合北伐军打败了直奉军队，在中原胜利会师，开创了国民革命的新局面。至此，国民军的历史也宣告结束，被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的番号所取代（注：《中华民国史事日志》2册，209页。）。
冯玉祥及国民军能与北洋军阀决裂，参加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主要是两方面原因促成的。首先，这是因为国共两党长期以来对冯玉祥所做艰苦细致的工作使他对国民革命有一定的认识。所以，冯玉祥的转变是大革命中错综复杂阶级力量重新组合的直接反映；此外，冯玉祥虽然与阎锡山等其他军阀的易帜投机有本质的不同，但在其政治态度转变中被逼迫的成分仍占有很大的比重，其政治思想的基础很不牢固。冯玉祥是在旧军阀意识没有得到根本改造下投入革命战线的，认识到这一点，就不难理解他为什么又迅速蜕化为国民党新军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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