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德尔经济思想论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德尔论文,思想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社会主义国家在20世纪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给人类社会的进步带来不可估量的影响，但也走过一些弯路，犯过一些错误，这些曲折和失误与其理论认识上的重大偏差不无关系，其中脱离本国国情和生产力发展水平，片面理解和机械照搬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某些设想，超越历史阶段，急于追求最终目标，是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都曾经犯过的错误。与斯大林模式有很大区别的前南斯拉夫自治社会主义也未能超脱这一历史局限。这种理论认识上的重大失误在其经济体制中的体现，对南斯拉夫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造成很大消极影响。
前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自治经济体制是在卡德尔等南共联盟理论家创立的自治经济理论指导下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自治经济理论是卡德尔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核心内容是：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直接结合，由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管理生产与社会。国家经济职能首先消亡，实行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企业自治和联合劳动，其基本思路是国家全面向下放权。在“非国家化、非集中化、非官僚化、权力分散化”方针指导下，前南斯拉夫建立了一种权力下倾的经济体制。这种体制在一定历史时期内曾发挥过积极的作用，但是，它最终使国家丧失了宏观管理和调控的功能，形成共和国和自治省各自为政的局面，为南斯拉夫的解体埋下了隐患。为更好地总结前南斯拉夫经济建设中的经验教训，本文仅就卡德尔经济思想中的几个主要观点进行分析与评论。
一、国家经济职能首先消亡论
国家经济职能首先消亡是卡德尔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之一。这一思想是在南苏决裂后，南共联盟批判苏联的“国家所有制”和“国家集权制”弊病基础上提出来的。卡德尔认为，南斯拉夫革命政权刚刚建立后，实行国家所有制是十分必要的。国家在经济中起支配作用也是符合社会主义方向和工人阶级利益的。但是，随着对生产关系进行革命性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国家所有制和国家集权会朝着工人阶级同他们的劳动条件和成果相异化的方向发展。从而使国家成为凌驾于工人阶级之上的权利工具。因为，在国家集权制下，作为资本集体所有者的“职务行使者”的国家是在强制基础上进行占有的。国家管理了整个社会资本，国家机关、经济机关和其他管理机关获得了巨大的政治权力。党同国家机关和经济管理机关有机地融合在一起。这就在客观上“为国家和党的官僚主义化敞开大门，并带来一种危险，就是使革命的行动上的集中越来越蜕化为行政官僚的中央集权制，使对国有化生产资料的管理，亦即对社会资本的管理，变为某种国家所有制和专家治国论管理者的垄断权，而使共产党变为维护这种垄断权的工具。”（卡德尔：《公有制在当代社会主义实践中的矛盾》第10页）这样，就“把工人阶级及其劳动同对社会资本的劳动的其他客观条件的直接管理相分离，”（同上书，第8 页）“国家在行使这一职能时，可以起工人阶级的革命工具作用，但也可能成为使工人阶级与公有制生产资料发生新式异化的工具。”（同上书， 第6页）从而造成一部分人操纵国家生产资料和社会劳动的可能性。因此，建立在国家所有制基础上的国家集权制是产生官僚主义和特权阶层的温床，也是限制各民族自由发展，限制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自治民主的巨大障碍。要改变这种状况，就应立即实行马克思预见的社会主义阶段的“国家消亡”和社会自治。进行一场“自治革命”。
卡德尔认为，国家消亡应当从经济领域开始。建立分权化经济管理体制是实现国家经济职能消亡的最好途径。必须实行激进的权力下放，使劳动者和劳动集体逐步建立自治民主的经济关系和一体化组织形式，使其真正成为资本公有制的主体。因此，国家应当把投资积累、收入分配、产品定价、生产计划制定权下放给企业。使生产者独立地和直接地决定自己的劳动条件与劳动成果，独立地决定取得收入的条件及其分配等方面的一切问题。工人对生产资料进行直接地占有，摆脱了对资本所有者或国家的各种形式的雇佣关系。“这就使公有制不再是工人与国家这个社会资本垄断管理者之间的关系，而成为劳动人民本身之间的关系。换句话说，这是历史地产生马克思所指的那种公有制形式的道路。”（同上书，第6—7页）
卡德尔“国家经济职能首先消亡”思想在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得到了贯彻。1949—1950年，南斯拉夫进行了以“下放权力”为指针的机构精简和改组。联邦政府只管理石油、冶金、机器制造和交通运输业等部门，取消了电力经济部、矿业部、农业部、林业部、轻工业部、建筑部、商业和食品供应部，把这些部的业务移交给共和国管辖。联邦政府建立了管理经济的七个委员会，协调那些移交给各共和国的经济事务。（参见：[南]杜尚·比兰契奇：《南斯拉夫社会发展的思想和实践》第130—131页）1951年，联邦政府把自己直接管辖的最后108 个企业移交给共和国。取消了第一批改组时保留的四个管理总局。从这一年起，联邦政府基本上不再领导国内任何一个企业。由联邦一级进行业务领导的经济部门仅剩下铁路管理总局、邮政管理总局、内河航道管理总局和航空运输管理总局。但是这些组织不属于政府管理机构的组成部分，它们是拥有工人委员会和管理委员会的经济组织。（参见：同上书，第131—132页）机构改革的结果，使共和国成为领导和管理经济的最重要的部门。
与此同时，南斯拉夫联邦政府逐步把投资积累权、收入分配权、产品定价权、企业生产计划权下放给企业。1954年，企业得到了独立支配折旧基金的权利。1957年，企业获得独立决定个人收入基金分配的权利。1961年，南《经济组织资金法》规定，企业纯收入由企业自己掌握，不再由国家统一规定。企业收入不再按累进付费率付费，而按15%的统一税率付费。固定资产折旧基金不再上缴国家预算，而是留给企业自己支配。1964年，共盟八大决定取消国家投资基金，把国家投资基金交给联邦、共和国和区的银行，由银行代替国家贷款给企业，银行成了决定扩大再生产的重要因素。取消了经济部门收入上缴款项。（参见：[南]斯·斯托扬诺维奇主编：《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历史》第572页）
20世纪50年代，当“斯大林模式”盛行于社会主义各国之际，卡德尔较早地认识到国家所有制和高度中央集权制的弊端，提出向企业下放权力，改革政治经济体制的思想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南斯拉夫全面下放国家管理经济权力的改革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当国家还没有把经济管理权力完全放下去的时候，企业自治和国家管理相并存，加上西方国家的经济援助，促进了50—60年代南斯拉夫经济的高速发展。但是，随着国家管理经济权力的进一步全面下放，60年代以后，联邦政府逐渐丧失了对国民经济的强有力控制，国家逐步失去了凝聚力和向心力。共和国和自治省演变成为独立的小“经济王国”。60年代，南经济发展速度开始减慢。工业生产年增长率从1959年的17%和1960年的15%突然降到1961年的4.1%。60年代中期， 其负面影响日益加剧。70年代以后，南斯拉夫的经济开始出现停滞、滑坡。80年代末，陷入严重的经济危机之中。
南斯拉夫的实践表明，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要经过长期艰苦和曲折的过程。在这个历史过程中，国家的作用必不可少。在生产力很不发达，工业化还未完成，公有制关系十分脆弱的条件下，过早地消弱甚至放弃国家管理经济的职能，人为地宣布开始“国家消亡”，会给社会主义建设带来无法估量的损失。我国目前已进入市场经济轨道，应当吸取前苏联东欧和南斯拉夫的经验教训，既要注意克服高度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病，又要注意发挥国家在管理经济中的作用，把企业自主与国家调控结合起来，达到经济的协调发展。
二、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
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是马克思在论证共产主义社会形态时提出来的一种公有制形式。它是与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卡德尔等南共联盟理论家在全面批判苏联的“国家所有制”和“国家集权制”的同时，把马克思提出的共产主义时代的“社会所有制”搬到南斯拉夫现实社会中来，试图用这种所有制形式尽快消除劳动的异化，实现劳动者直接管理生产与社会的权力。在卡德尔看来，社会所有制就是生产资料“属于一切从事劳动的人所有，…任何人对这些生产资料都不能拥有任何私有权。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公有制既是属于所有人的，又不是属于哪一个人的。公有制资料同时又是工人在社会总劳动中从事个人劳动的手段，从而也是他取得个人收入的手段。这样，这种公有制既是全体工人的共同的阶级所有制，同时又是任何从事劳动的人的个体所有制的形式。”（卡德尔：《公有制在当代社会主义实践中的矛盾》第41页）因此，这种所有制形式既能消除国家所有制的弊病，又能激发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的生产积极性。
卡德尔极力倡导的这种社会所有制成为前南斯拉夫工业部门占主导地位的所有制形式。社会所有制和企业自治是同时并行的。为了实现企业自治，卡德尔主张借助于市场的作用，他认为，现代生产力的条件下，除市场形式外，别无选择。社会主义自治必须与市场和商品生产相并存。市场可以为企业自治提供广阔的空间。因此，社会所有制是在商品经济体系中运行的。然而，这种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商品经济不同，它是工人在联合劳动组织体系内部借助于货币、市场直接进行劳动交换，它没有剥削、雇佣劳动、资本和劳动力市场。可见，卡德尔倡导“市场经济”是一种不完整的市场经济。
“工人自治”是社会所有制企业管理的原则。它的具体组织形式是工人委员会和管理委员会。卡德尔认为，应让工人行使对企业的自主权，对生产管理施加决定性影响。在国家机关中，“没有任何专门的国家行政管理机构作为企业或工人委员会应该服从的上级机关。”（《卡德尔论文选》第102页）社会所有制企业自己掌握生产经营管理权， 由工人委员会的代表和各专业组织的代表及地方政府的代表组成“特设委员会”招聘厂长、经理。工人委员会决定企业的经济政策和经营方针，经理和企业专业人员则是这一政策和方针的技术上的执行者。管理委员会作为工人委员会休会期间的常设机构管理企业并监督经理的工作。工委会委员和管委会委员任职不得超过1—2年。工人委员会对经理的招聘、罢免、解职起着重要作用。如果工委会认为经理不称职，可以要求解除经理的职务，并提出对经理职务的重新招聘。然后由该企业所在的公社或地方的人民委员会作出最后的决定。
卡德尔倡导的社会所有制在南斯拉夫自治制度建立初期曾发挥过积极作用。这是因为，“企业自治”在产权结构上作了某些调整，把经营管理权从上级行政机关的手中分离出来，交给企业，政府只能以间接方式影响企业决策，不再以行政命令方式直接干预企业经营活动。这样做，使企业具有一定的自主权。工人通过工委会和管委会监督经理人员，管理工厂，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民主原则，激发了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这也是南斯拉夫在50—60年代保持经济高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但是，社会所有制的这种正面效应仅仅维持了一个很短的时期，便迅速暴露出弊病。60年代末—70年代末，南出现企业盲目扩大基本建设投资的现象。企业和银行都往盈利快、利润高、周期短的行业投资，而对那些建设周期长、收益慢、利润低的基础工业、原材料工业的投资相对减少。导致轻工业和加工工业超前，基础工业落后的局面，经济结构不合理，社会生产底气不足。投资效益差，工业结构的不合理，导致有效积累率降低，社会经济发展相对缓慢。全国有1/3 的企业经常处于亏损状态。1964—1967年，南社会产值年平均增长率只有2.9%。 与此同时，社会所有制企业出现“追求个人收入最大化”现象，职工收入增加超过劳动生产率增长，引起消费膨胀，消费资料生产急剧扩大，生产资料生产相对减少。消费基金长期失控。消费膨胀致使价格上涨，通胀加剧，加上企业乱涨价，国家不能有效地控制物价上涨，形成通货恶性膨胀局面，80年代末，南斯拉夫成为世界上通胀率最高的国家之一。由此可见，卡德尔尖锐批判了国家所有制的弊病，论证了社会所有制的优越性，试图用社会所有制消除国家所有制的弊病，建立一种自治民主经济制度。然而，社会所有制并没有象他想象得那样行之有效，反而影响了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
卡德尔所倡导的社会所有制为什么会在实践中碰壁？究其原因有二：
1，理想与现实的矛盾
社会所有制是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一种所有制形式。它是与共产主义高度发达的生产力水平和财富极大丰富相并存的，它是与阶级和阶级斗争消失、私有制消灭、国家消亡、劳动产品按需分配以及共产主义社会的产品经济相并存的。它是一种美好的理想和未来社会发展的趋向。而南斯拉夫解放前曾是欧洲最落后的国家之一，工业化和生产的社会化程度很低，农业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很大比重，小生产势力很大。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建立后，刚开始向工业化和生产的高度社会化迈进。这样一种生产力水平与共产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水平相距甚远。在这样的经济条件下机械地照搬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所有制形式，必然会产生一系列扭曲现象，在实践中遭到挫折。
2，社会所有制与商品经济的矛盾
卡德尔认为，发展社会主义自治不能离开市场，社会所有制必须在商品经济中运行。他把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所有制形式与现代生产力条件下的商品经济加以“对接”，不失为一大“创造”。但是，这种“创造”是建立在超越时代，忽视本国国情和生产力水平基础上的。它一开始就表现出了自身的矛盾性。
商品经济是以交换为目的而进行生产的经济形式。社会分工、明确的产权关系是商品经济存在的前提。而社会所有制企业的产权属于全社会，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企业产权的模糊和不明确。因为“社会”是人们在交互作用中彼此发生和形成的一定的关系，它本身需要一个共同体和共同关系来协调。这样一个不确定的概念怎么能做产权的主体？此外，“人人所有，人人无所有，人人皆不对财产负责”本身造成了产权主体“缺位”现象。社会所有制的财产既然属于全体劳动者所有，就不可能存在一个可分割、可转让的产权市场，就必然造成产权主体的不明确。
产权不明确，会给生产、流通、交换、分配、消费带来一系列消极影响。企业没有明确的财产责任承担者，会造成企业盈利，属于自己，企业亏损，无人问津，也不能宣布破产、拍卖、和转让。这样，势必出现不负责任的盲目投资、短期行为和“吃光、分光、大家拿”现象。一些企业想尽办法把纯收入转化为奖金和福利，而不去投资扩大再生产。尽管有工委会和管委会等工人监督机构，但这种“一年一换制”的机构对厂长经理的监督作用很有限。另外，社会所有制企业在流通领域里的交换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商品交换，它实际上是一种产品的互相调拨。而商品交换实质上是“所有权”的交换。要使价格机制运转起来，交易人必须对所要交换的物品具有明晰的、可以自由转让的产权。前南斯拉夫产权不明确的社会所有制企业之间的产品交换不是按照价值规律或价格规律（成本+利润）在市场供求条件下上下浮动的交换，而是一种主观性很强的产品交换，这是造成企业乱涨价的原因之一。
商品经济要求有自由流动的劳动力市场和货币资本市场，南斯拉夫社会所有制不承认劳动力是商品，否认资本的存在。没有自由流动的劳动力市场和资本市场，就无法进行有效合理的资源配置。所以，产权不明确造成的社会所有制与商品经济的不相容性，使企业难以保持长期的活力。
三、生产者同生产资料直接结合
卡德尔社会主义自治经济思想的核心是生产者和生产资料直接结合，生产者管理生产与社会，其外在表现形式是社会所有制和企业自治，国家经济职能消亡，实行分权化的管理。他认为，这种企业管理上的“直接民主形式”真正体现了马克思关于消除异化劳动的思想，从而能够使劳动者获得彻底解放。他把南斯拉夫的这种实验视为“正宗”马克思主义实践。然而，这种“直接结合”的自治经济制度在南斯拉夫社会实践中没有取得持久的积极效果。企业里的工委会和管委会形同虚设，没有充分体现工人的作用，企业被一小部分掌权人和特权者所把持。国家下放经济管理权并没有导致真正意义上的企业自治和社会自治，共和国和自治省把持了经济管理大权，形成一个个“独立王国”。社会所有制并没有消除异化劳动，反而加剧了一些“人和劳动”的异化现象。实践证明，卡德尔所倡导的“生产者同生产资料直接结合”的目标没有真正实现。主要原因在于南斯拉夫社会生产力水平和经济文化条件没有达到实现这个目标的水平。
在现代生产力和商品经济条件下，产权关系的界定，要求有多种所有制并存，同时也要求企业有较为明确的主体，这样，势必会出现一个所有者阶级或阶层。社会化生产和复杂的社会分工要求企业和整个社会有完整的经营管理系统。从事企业管理和行政管理的工作人员必须从生产第一线分离出来，形成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管理阶层。这些管理阶层的人员虽然不直接从事第一线生产劳动，但他们同样是劳动者。从世界范围来看，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取消这一中间系统。消除劳动的异化，使生产者同生产资料直接结合，生产者直接管理生产与社会事务是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一种预测，也是劳动人民久已有之的理想。但这种“直接结合”的民主形式在商品经济条件下是难以实现的。只要商品经济存在，私有制和公有制等多种经济形式存在，国家、专政机器、阶级差别和矛盾就不可能消失，所有者阶级和中间管理系统就不能取消。可见，卡德尔过早地把未来社会的民主形式移植到南斯拉夫现实社会中来，实在是拔苗助长，难以奏效。南斯拉夫自治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所表现出来的种种缺陷和弊病也证明了这一点。
总之，卡德尔很早就看出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制、中央高度集权和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病，认识到商品生产和市场在社会主义阶段的作用和必然性，强调给企业经营自主权，经济上的搞活开放，对南斯拉夫社会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卡德尔忽视本国生产力发展水平，教条地照搬马克思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一些设想，过早地强调削弱国家管理经济的职能，忽视商品经济本身内在的规律性，倡导在社会所有制基础上发展商品生产，导致经济管理中的一系列弊病，严重影响了南斯拉夫生产力的发展。因此，卡德尔的自治经济思想包含一定的片面性和空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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