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女性主义与性别关系的重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重构论文,性别论文,和谐论文,关系论文,女性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荒林女士近照
［中图分类号］D4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712(2007)01-0041-05
人类的历史，是男人和女人共同牵手走过的历史。不论是禁忌森严的中世纪还是冲突剧烈的二十世纪，男人和女人的情爱、扶持、相濡以沫都是最令人心仪的美好神话，爱、性和生育将各自为政的男人和女人紧密联结为一个整体，他们或为姻亲、或为情侣共同承担延续人类的神圣使命。可是自从人类有了等级的区别，男人和女人就成了不同等级的类，恩格斯认为：“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阶级对抗，与一夫一妻制显示的男性与妻子间的对抗同时发生，第一次阶级压迫与男性对女性的压迫也同时发生”（《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由此发展而来的男权制文化将女性对象化、客体化，在通行的男性标准下，女性是等而次之的“第二性”。性别压迫伴随阶级的、种族的压迫像一股巨大的潜流深藏在历史的河流阻滞着历史的前行。
社会的进步是文明对野蛮的胜利，社会的发展总是在消除压迫、消除偏见中的发展，是朝向人的自由自在的全面的发展，朝向公平、公正和合理的发展，所有与此向悖的制度或观念都是应该被抛弃的，旧的文化也是应该被改造的。马克思说：“社会的进步可以用女性（丑的也包括在内）的社会地位来精确地衡量。”[1]19世纪，理性的太阳终于照见了不平等关系下的黑暗现实，人的觉醒的同时引发了沦为“第二性”的女人的觉醒。
当意识到女性也是人，也应该争取人的权利，女性主义便由思想的解放引发了行动的革命。从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末，世界经历了两次女性主义运动的高潮。运动中涌现了主张各异、流派繁多的女性主义理论和思潮，她们以理性和感情、公众领域和私人领域、自然和文化、主体和客体、心灵与肉体为契入点，对男权文化性别上的盲视进行了清算，对性别不平等的根源进行了清理。女性主义的理论千头万绪，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在全人类实现男女平等。[2]
综观女性主义一个多世纪以来的实践，我们认为她在拆除男权神话，重塑女性主体以及争取制度和法律上的平等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就，当然，这一成就的取得是女性和男性共同努力的结果。21世纪，随着全球经济和文化的大融合，人们意识到对立和冲突带给人类的灾难性的后果，因而和谐发展成为人类关系构建共同的价值选择和目标。为此，本文在对女性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的分析中，提出了和谐女性主义的观点，对其基本内涵作了初步阐述，并认为和谐女性主义将是女性主义未来发展的必然选择。
一 男性中心意识下的性别观
人类社会在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一个以男性为中心的漫长的历史阶段，今天世界上几乎所有文化都深深地打下了男权意识的烙印。女性的“第二性”地位是一个跨历史、跨文化的普遍存在，女性在政治、经济、文化、思想、认知、观念、伦理等各个领域都处于与男性不平等的地位。男权意识认为，男尊女卑的性别秩序不仅是应该普遍存在的，而且是不会改变的，因为它是自然形成的。
儒家文化对女性的轻视最早体现在孔子的言论中：“子曰：‘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论语》）。这句话广为流传，影响甚深。西汉董仲舒在他的《春秋繁露》一书中按照“贵阳而贱阴”的阳尊阴卑理论，提出了三纲原理和五常之道。董仲舒认为，在人伦关系中，君臣、父子、夫妻三种关系是最主要的，而这三种关系存在着天定的、永恒不变的主从关系：君为主、臣为从；父为主，子为从；夫为主，妻为从。亦即所谓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三纲皆取于阴阳之道。具体地说，君、父、夫体现了天的“阳”面，臣、子、妻体现了天的“阴”面；阳永远处于主宰、尊贵的地位，阴永远处于服从、卑贱的地位。儒家文化以此确立了君权、父权、夫权的统治地位，把封建等级制度、政治秩序神圣化为宇宙的根本法则。
在基督教文化中，女人是男人的肋骨所造。《圣经·创世纪》说“上帝用从男人身上取出的肋骨造了女人，把他领到男人面前。亚当说，这是我的骨中骨，肉中肉；要把她叫着女人，因为他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创世纪》：22-23）。“原罪说”是基督教的一个基本观念，而“原罪说”是与女性有关的。《圣经》上说，女人受蛇的诱惑偷吃了智慧果，触怒了上帝，耶和华神于是对女人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创世纪》3：6-17）。基督教视女人为不洁之物。“女人行经，必污秽七天；凡摸他的，必不洁净到晚上。女人在污秽之中，凡他所躺的对象都为不洁净，所坐的物件也都不洁净。凡摸他床的，必不洁净到晚上，并要洗衣服，用水洗澡。凡摸他所坐甚么物件的，必不洁净到晚上，并要洗衣服，用水洗澡。在女人的床上，或在他坐的物上，若有别的物件，人一摸了，必不洁净到晚上”（《利末记》15:19-23）。
伊斯兰教认为“男人掌管女人，因为真主把他们中的一个造得比另一个更好，因为男人用财产供养女人，所以好女人是驯服的”（《古兰经》第4章，7世纪）。
柏拉图认为：一个男人可能会因为胆怯或不正经，下辈子被罚做女人。卢梭攻击所有的社会不公正，独独认为男女不平等是天经地义的。他在《爱弥尔》一书中写道：“男人和女人是为对方而存在的，然而他们的相互依赖性是不平等的。没有女人，男人仍然存在，没有了男人，女人的存在便有问题。女人依靠男人的感觉而活，依靠男人对她们的奖赏而活，依靠男人对她们的吸引力、对她们的美德所设定的价值而活。女人一生的教育都应该依照和男人的相当关系而计划，女人要取悦于男人，要贡献给男人，要赢得男人的爱和尊重，要哺育男人，要照顾男人，要安慰、劝慰男人，并要使男人的生活甜蜜且愉悦”。
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理论并为性别歧视提供了所谓生理学上的依据。弗氏理论认为：性别形成源于儿童对女性和男性之间解剖差异的意识与他们强烈的天生的性欲望的结合。按照这种理论，儿童具有的性冲动随其发育从身体的一个区域向另一区域移动。在性心理发展的每个阶段，不同的身体部位产生快乐而儿童企图获得这种快乐，这可能对他们的人格发展有主要的影响。前两个性心理的发展期：口唇期和肛门期与性别相关特质的获得没有直接的关系。在3-6岁期间发生的第三个阶段：性器期有一明显的作用。一是儿童发现女性和男性之间有解剖差异，二是她／他对异性父母的爱。儿童为异性父母的性所吸引称为俄狄浦斯情节(Oedipus complex)，在女孩称恋父情结（厄勒克特拉情结Electra complex）。在男孩和女孩的发展中有着不同的过程并导致非常不同的结果。对男孩来说，母亲的性吸引力伴随着认为父亲是与他争夺母亲的情感对手，而他父亲同样将他知觉为竞争者。与此同时，男孩逐渐意识到女性和男性之间的解剖差异，正是这种意识有助于解决他的俄狄浦斯情结(Oedipus complex)。男孩对生殖器的解释是女孩被阉割了。那么他假定他也可能被阉割，可能做这件事的就是他强大的竞争手：父亲。由于男孩非常依赖他那骄傲的器官，害怕被他的父亲阉割，这称为阉割焦虑(castration anxiety)，这种焦虑强烈得足以使他放弃对母亲的俄狄浦斯情节(Oedipus complex)，并与父亲形成紧密的情感联系，一种被称为认同(identification)的依恋。正是通过这种认同过程，男孩采取父亲的男性化行为和特质，并将父亲的价值观结合进他自己的超我（superego，人格的道德成分）之中，于是发展出强烈的道德感。对于小女孩来说，性器期阶段发展之后是不同的事件序列。女孩意识到男孩具有“优越的器官”导致阳具羡慕(penis envy)的发展，一种对拥有男性生殖器的渴望，并因为自己的阉割状态而责怪母亲。然后她对阳具的渴望被要一个孩子的渴望所代替，她转向父亲以满足这一愿望。由于女孩缺乏阉割恐惧（已经被阉割了），解决厄勒克特拉情结的主要动机缺乏了，于是，她没有彻底解决其厄勒克特拉情结。然而，当她认识到她永远不能拥有父亲时，她逐渐放弃了她的厄勒克特拉情结转向对母亲的认同并开始获得其母亲的女性特质和行为。尽管她也开始了超我的发展，但这种发展是弱的，“不能获得力量和独立性”(Freud,1933/1965,129)。
显而易见，弗的理论是高度偏差的，他用男性术语性器标识性心理发展的第三阶段，强调男性器官的优越性，其次，心理分析理论不能被实验证实，其重要的概念，如阉割焦虑和阳具羡慕都被概化为无意识的而不能转移为明确界定的科学测量；再次，弗由于强调性别发展的解剖基础，实际上排除了社会影响。弗氏的理论建立在女性是弱者的虚假的前提下，建立在单性的生活经验上，其理论是单向性思维的结果，用它来解释人类的意识，无疑是片面的，缺乏说服力的。
二 女性主义视野下的性别观
女性主义认为，“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造就的”（波伏娃《第二性》），在理论上她们以社会建构论与本质主义的生理决定论针锋相对。社会建构论认为：性别是以生理性别为基础的社会建构，虽然生理性别是天生的，但是社会性别既非内在的，也非固定的，而是与社会交互影响的产物。社会性别是由社会建构的。而生理决定论不仅导致政治上的保守，还会导致种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20世纪的纳粹主义就试图从生理上证明女性、有色人种和犹太人的底下。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这场生理决定论与社会建构论的论争持续近半个世纪，生理决定论渐渐失去影响力，社会建构论占了上风。
女性主义是受启蒙主义召唤而出现在思想文化领域的一种流动的、不固定的学术视角，它似一条思维的溪流不断地流动、不断地变化，悄然漫过各个领域，为所到之处孕育新的生命，带来生机和活力。它用批评的凝视的眼睛关注两性不平等的根源，要求女性应得的权利和自由。
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强调女性与男性的相似性，并认为性别差异是由机会不平等导致的，主张在一个公平的社会里，每一个成员都应该得到发挥自己潜力的机会，女性应拥有和男性同等的政治、法律、经济和受教育的权利与机会[3]。
激进女性主义关注男权制的深层结构，认为只有消除男权制才能达到女性运动的目标。她们不仅关注社会机构中的男女不平等而且关注家庭和其他亲密关系中的权利分配。结果看到这些权利差异反映了在权利形式上的令人不快的失衡，Janice Yoder和Arnold Kahn(1992)称之为凌驾的权利（一个人或群体对另一个人或群体的控制）与之相反的是对等的权利（个体对自己行为和目标的控制）。前者是一种权利的负性形式，限制权利弱势群体成员的机会和选择，而后者容许所有人的个人发展。女权主义希望消除前者增进后者。
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认为，女性问题在工人运动，社会民主运动和马克思主义运动中将得到根本解决。女性解放的最主要的途径是进入社会主义劳动市场。她们强调公众和私人两大领域之间的不可分割性，要求：第一，工业的结构应当向生产和生殖的劳动者倾斜；第二，要满足大多数人的基本需求而不是满足少数人的奢侈欲望。
20世纪60年代开始，后现代主义、后马克思主义、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多元文化论以及生态主义等新思潮逐步进入西方学术界主流。法国女性主义者将后现代理论导向对男权制文化和生殖中心话语的女性主义批判。她们借用福柯的怀疑主义，向从启蒙时代开始形成的一整套现代思想提出挑战，其中包括知识、理性和科学这样的范畴；否定所有的宏大理论体系；从根本上反对西方知识结构中最为根深蒂固的两分主义，提出整合的思维模式。为了超越阴茎话语中心主义，后现代女性主义尝试发展一些方式，这就是将肉身化的女性的他者性视为抵抗和转变之基础。认为女性的性是女性写作的动力，倡导女性写作表现自我的文本，倡导将个人的经验与政治的问题联系在一起的写作，打破学院式的知识生产的传统形式。
文化女性主义主张重估女性的活动和伦理价值，认为女性的关怀伦理、母性思维、和平和关爱是最有价值的伦理。认为，由于自然（生理）和养育（社会化）的过程，或由于二者的结合，男女两性形成了不同的价值观。女性注重建立和保持深入的亲密的关爱的关系，男性更愿意表达其个性和对他们所属物及他人命运的控制。
心理分析女性主义与弗洛伊德主义针锋相对，认为：女性对异性对象的选择源自内在的女性气质，源于对阴道的自我意识而不是对缺少阴茎的失望。女孩的欲望指向阴茎，是出于性冲动，而不是出于自恋(Person,79)。斯托勒进一步指出，男女两性在第一阶段均为女性，这是因为儿童对母亲的认同，男性的发展和认同需要克服最初的女性认同才能获得。
女性主义是实践的和历史的，它的历史性表现在每个时代，每一社会的历史使命不同。从时间的发展看，西方女性主义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发生在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初。它的基本纲领是男女平等，认为在传统的男权社会中女性的权利受到损害，女性应从传统男性中心社会给她的角色派定中解放出来，必须争取获得教育权、工作权、参政权以及婚姻生育问题上的自主权。社会上男尊女卑的现象必须从根本上得到改变。第二阶段发生在20世纪60-70年代，它进一步认识到男女不平等与社会意识形态的关系，对哲学、法律和语言方面的性别偏见提出挑战。提出妇女解放的目的不再是争得如男人一样的地位和权利，而是通过社会意识形态的批判，发展起新的、体现女性特点的语言、法律和哲学理论。
三 和谐社会背景下性别关系的重构
女性主义和女性主义运动对消除性别歧视、确定女性的主体意识，建设公平、公正的制度环境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两个世纪来的女性主义实践其实是在女性内部进行的，两性之间缺乏真诚的对话和沟通，在学术圈子以外，人们对女性主义还很隔膜，甚至认为女性主义者都是长相丑陋的“男人婆”，女权运动就是跟男人争夺权利的运动。这种解读除了大众的偏见，与女性主义自身的偏激和不完善也有很大的关系。例如西方女性主义学者花大力气建立起来的社会性别(gender)与自然性别(sex)这两个概念，对于解构父权制的性别统治，使女人认识到自己“他者”的和“次性”的位置具有一种革命的洞穿力，但女人在意识到这一切的同时，也就要求改变自己，超越自己。而现有的概念体系里，“人”和“女人”是分离的，西方女性主义确立的“社会性别”和“自然性别”概念偏重于反抗、批判已然事实，我国学者常用的“女性意识”、“性别意识”“性别立场”则容易形成“只有女没有人”的误导。[4]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以“完全否定”的姿态“解构一切事物，拒绝建构任何事物”，克里斯多娃说女性主义“同已经存在的事物不相妥协，我们可以说‘这个不是’和‘那个也不是’”[5]这种主张将女性主义的革命性、反叛性推向了极端，当它面对男权统治和男性中心的非人道和偏执性时，其思想的锋芒是锋利的。但它过分夸大了男权制以来男性与女性压迫与被压迫的对立地位，夸大了话语中的男性偏见色彩，把女性改变自己的命运，争取人的权利和价值的天然合理的斗争导向怀疑主义和虚无主义，使女性主义成为没有自己坚实的理论立足点的实践。
事实上，女性面对男权制的压迫的同时，男人也被这种制度所伤害。性别的二元对立和性别特征的固定化限制了人的个性的自由发展。男权制在塑造女人柔弱顺从的品格的同时把坚强果敢视为男性本质而固定化。这种固定化的结果是使“男儿有泪不轻弹”“打掉牙往肚里吞”。现实的竞争已让男性苦不堪言，可他们还不能象女性那样哭诉，只能让不良情绪淤积于心，久而久之，导致男人的体质一代不如一代。社会对男性的期望和凝视一方面促成了男人的成功和辉煌，另一方面把男人逼到了绝境，使他们“无路可逃”，表面上，男人是男权制的既得利益者，实际上，他失去了对自己人生的选择权。当一种制度的设计不是基于整个人类的幸福和自由，那么它的缺陷和漏洞就是显而易见的。男权制在外部，把女性视为对立面，在内部又以明显的等级观念把男人分级而治，它使人类始终处于一种紧张的对峙状态，实在是有违人的天性的。
人类生而有两性，是人类的大幸，两性生来就是互相吸引、互相扶持、取长补短，而不是互相攻击，更不可以己之长攻对方所短。事实上，所谓长短、大小、高低、是事物存在的相对状态而已，不是截然对立的，正如两性关系的存在。男权社会的价值选择使他们成为有价值的存在，女性主义要反驳这一切，也使它们成为另一种有价值的存在，其结果是对立和冲突关系的此消彼长，无补于正常的两性关系的建立。
当今社会，和谐是重要的价值选择，和谐意味着共生共长，和谐意味者相互依存、相互尊重。中国现代儒学大师梁漱溟先生关于中国文化有一个很好的说明。他说古书《论语》所讲的孝悌是指幼辈对父母、长辈的尊重、顺从，同时要求父母、长辈对幼辈要慈爱，叫孝悌慈，一句话，就是“互以对方为重”。儒家一直叫人礼让，“礼”就是尊重旁人，“让”就是看重别人，亦即互相以对方为重。他认为这是中国文化与西方“个人本位，自我中心”的资本主义文化区别所在，也是中国文化的生命力所在，因为未来社会的主要问题是人与人的关系问题。西方文化的发达体现在对自然的征服和利用，它很好地解决了人类面临的第一个问题：“人对大自然界”的问题。接下来转入第二个问题：人对人的问题，人与人的彼此相安相处。人对自然的问题退居第二位[6]。基于此，我们认为女性主义应吸取人类文化的全部精华，在对话、沟通、交流的基础上建立一种旨在消除对立、相互包容、共同促进、共同发展的和谐的女性主义。
和谐女性主义的内涵包含这样三个层面：
第一，和谐女性主义是对传统女性主义的继承和发展。和谐女性主义将消除对立和冲突，构建和谐两性关系为目标，这一目标与传统女性主义要求实现男女平等的目标是一致的，因为不平等是和谐的对立面，和谐的基础就是平等，和谐是平等之后更高的价值追求。
第二，和谐女性主义是对传统女性主义的扬弃。和谐女性主义建立在对传统女性主义反思的基础上，对女性主义历史局限性中非和谐因素进行反思和剥离，完成女性主义所提出的根本目标：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平等。真正意义上的平等是建立在相互尊重、相互包容基础上的相互依存，男人不能离开女人而存在，女人也不能离开男人而独立。
第三，和谐女性主义提倡女性和男性在完成否定之否定的性别超越后实现性别的回归，从而造就新一代的女性和男性。
［收稿日期］2006-0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