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先驱者到孤独者——耶律楚材心态剖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先驱者论文,耶律论文,心态论文,孤独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来，随着研究的逐步深入，耶律楚材在元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愈来愈为论者所重视，人们公认他是继鲜卑诗人元好问之后另一位成就最高的少数民族诗人，而另一方面，耶律楚材还是人们公认的元代汉法和文治的先驱者，他最早倡导变革漠北陋俗，实行“汉法”，受到元太宗窝阔台的器重，颇见政绩，同时也受到保守势力的排挤和打击。正因为如此，在耶律楚材的身上，存在着前后递进的二重性，雄心勃勃的进取精神和心灰意冷的抑郁成了他心态历程的独有特色。研究这一点，对于正确把握他一生的诗文创作无疑有着极为重要的参考价值。
一、特殊身世和心理抉择
在历代文人士大夫中，耶律楚材应被视作具有特殊身份的人物。揆诸史实，他是辽朝皇族后裔，八世祖是辽太祖长子东丹王耶律图欲。图欲是中原文明的向往者，辽太祖死后，由于积极主张汉法，与力图保持契丹旧制的辽朝最高当局发生矛盾，被迫“载书浮海”逃到了中原，官至后唐怀化、义成节度使。楚材的伯祖是辽兴平军节度使德元，辽亡后归顺了金朝。从此，他们家庭又成了金朝的臣民。楚材的父亲耶律履官至金尚书右丞。
耶律楚材是耶律履六十岁时生下的少子。两年后，耶律履即亡故，由母亲“杨氏教之学”（注：《元史·耶律楚材传》。），学习汉文儒家经籍，长大后“博极群书，旁通天文、地理、律历、术数及释老、医卜之说，下笔为文，若宿构者。”（注：《元史·耶律楚材传》。）由此可见，耶律楚材自小即在有着浓厚中原文明传统的家庭中成长，接受汉族正统文化的熏陶，并在儒学经籍中汲取知识得以成人，与中原汉族儒士并无本质之区别。
公元1214年夏，耶律楚材二十六岁时，蒙古军队攻占了中都（今北京），在此前一年，金宣宗已南逃迁都汴梁（今河南开封），耶律楚材则一直作为金留守尚书省左右员外郎呆在中都，“京城不守，遂属国朝（蒙古）。”（注：元·苏天爵：《国朝名臣事略·中书耶律文正公》。）元太祖成吉思汗十三年(1218)春，他从中都应召来到漠北行宫，由此开始了他以后数十年新王朝仕进生涯。
总起来看，耶律楚材身为辽朝皇室之后，又做过金朝职官，这种特殊的身世经历为元代其他多数儒士所不具备，因而决定了他与众不同的复杂心态。
作为辽朝贵胄余孽，耶律楚材本人并不讳言，他曾公开宣称：“辽家遵汉制，孔教祖宣尼。焕若文章备，康哉政事熙。”（注：耶律楚材：《湛然居士文集·忆古一百韵寄张敏之》。）诗中对辽朝的汉法文治进行了毫无保留的赞颂，并称自己乃“文献（耶律履死后谥号）生三子，东丹（耶律图欲）第八支”。（注：耶律楚材：《湛然居士文集·忆古一百韵寄张敏之》。）可见其对自己作为辽皇帝后裔之自豪。然而，当攻灭辽朝之金源被成吉思汗打败时，他却全然没有幸灾乐祸。时人宋子贞为其撰神道碑中记载这样一件事：
太祖素有吞并天下之志，尝访辽宗室近族，至是征诣行在。入见，上谓公曰：“辽与金为世仇，吾与汝已报之矣。”公曰：“臣父祖以来，皆尝北面事之，即为臣子，岂敢复怀二心，仇君父耶！”（注：元·苏天爵：《国朝名臣事略·中书耶律文正公》。）
不难看出，耶律楚材虽源出辽皇室，但其家庭已世仕金王朝，自身又曾在金廷任职，本着食君之禄即当终生感恩图报之古训，他不能超出已形成的君臣名分，这里起作用的是儒家纲常名教。至于血缘世仇，则作为草原游牧遗俗而大大淡化了。然而，同样出于祖先崇拜等中原文化心理，耶律楚材对于不是由自己祖宗开国的女真王朝亦不怀有特别的依恋。他在诗歌中这样涉及金朝灭亡：
肘腋独夫难，丘墟七庙隳。北朝（蒙古）天辅佑，南国（金源）俗疮痍。（注：耶律楚材：《湛然居士文集·忆古一百韵寄张敏之》。）
将蒙古灭金归之于天意人心，“俗疮痍”是耶律楚材对金末政治混乱、民不聊生社会现实的客观评价。正因为如此，我们在《湛然居士集》中很难感知作者强烈的遗民意识。
然而，头脑中清楚存留辽朝祖先荣耀家世记忆，又亲身经历了金朝灭亡惨变，作为一个汉化很深的契丹儒者，耶律楚材是不可能不产生强烈的心理挫折感的。这一点甚至在他谨小慎微的诗歌中亦有所体现：“自怜西域十年客，谁识东丹八叶孙！”（注：《湛然居士文集·过云中和张伯坚韵》。）在跟蒙古统治者转战河西十年之后，他还没忘却自己的亡国王孙身份，兴亡沧桑之感溢于字里行间。当然，他更多的不是借哀挽旧王朝表现自己的心理挫折和失败意识，而是通过对汉法的宣传展示其内心深处对漠北文化冲击挑战的忧患。换言之，耶律楚材的心理挫折是与他的文化忧患意识密切相关的，二者是一个问题的两个不同方面。
这一点也与金亡后耶律楚材在成吉思汗宫廷中的处境有关。我们知道，成吉思汗征召耶律楚材，并不是因为他懂得孔孟之道，掌握以儒治国的本领，而是因为他有一套占卜的法术以及能够帮助起草文书，只是把他当作星相术士或高级书吏而已。耶律楚材自己后来在诗中追忆被征召情景时也说：“车盖知何处，衣冠问阿谁？自天明下诏，知我索通蓍。”（注：耶律楚材：《湛然居士文集·忆古一百韵寄张敏之》。）然而这决非耶律楚材所愿。成吉思汗周围一些对耶律楚材抱有猜忌之心的政治对手也伺机贬低他。《元史·耶律楚材传》记载：
夏人常八斤，以善造弓见知于帝，因每自矜曰：“国家方用武，耶律儒者何用？”楚材曰：“治弓尚须用弓匠，为天下者岂可不用治天下匠耶！”
由此可见，耶律楚材在蒙古朝廷不遗余力地变革陋俗、推行汉法，同时也是出于心理防御机制，是对自己在新王朝内部地位的一种进攻性保护措施。因为不管成吉思汗怎么看，耶律楚材周围的人是以儒者的代表看待和衡量他的，他的声誉隆替、地位沉浮与汉法文治不可分割地被联系在一起了。
当然，如前所述，耶律楚材毕竟是一位勤勤恳恳、忠于职事的蒙古王朝大臣，他的心理挫折不是基于朝代兴亡之遗民意识，而是更为厚重的文化忧患。他深切感受到自己长期信奉并身体力行之中原儒家文化受到来自漠北陋俗的挑战和冲击，有中断乃至倒退的危险。考虑到他的身份地位，他不可能对征服者传统存留的习俗正面挑战，而只能采用迂回曲折的方式，宣扬汉法及以儒治国之正确性，使之为征服者所自觉接受的同时亦即部分地达到了文化反征服之目的。作者曾在诗歌中这样的自我表白：
君子云亡真我恨，斯文将丧是吾忧。
尚期晚节回天意，隐忍龙庭且强留。（注：《湛然居士文集·过燕京和陈秀玉韵三首》。）
为了避免“斯文将丧”，期望自己一力“回天”，这也就是深谙儒家伦理文化的耶律楚材不作旧王朝殉葬者或消极反抗的遗民，而积极投入新王朝文化建设之重要心理依据，如此亦构成了他一生选择的心理基础。
二、推尊儒学，延揽人才
以孔孟之道为代表的儒学是中原传统文化之核心。耶律楚材深知，欲防止带有原始气息的漠北游牧习俗进入中原导致先进的汉地传统文明中断，必须推尊儒学，提高儒家代表人物的权威，这样才能同当时盛行内地并同样力图影响蒙古统治者的回教、佛教、全真道教、也里可温（天主教）等抗衡并取得支配地位。
太宗四年(1232)，蒙古军队尚未占领汴梁，耶律楚材即“请遣人入城，求孔子后，得五十一代孙元措，奏袭封衍圣公，付以林庙地，命收太堂礼乐生。”（注：《元史·耶律楚材传》。）次年又“敕修孔子庙。”（注：《元史·太宗纪》。）三年后丙申三月，“复修孔子庙。”（注：《元史·太宗纪》。）很清楚这是利用孔子这一尊偶像以达到抬高儒学地位之目的。此外，耶律楚材于太宗四年还“召名儒梁涉、王万庆、赵著等，使直译九经，进讲东宫。又率大臣子孙，执经解经，俾知圣人之道。”嗣后，“太宗六年癸已，以冯志常为国子学总教，命侍臣子弟十八人入学。”（注：《元史·选举一·学校》。）如此即由一般性宣传转向实实在在的普及教育工作。
儒学的普及教育离不开儒家经籍的收集和保护整理，以弘扬汉法、变革陋俗为己任的耶律楚材，深深知道这方面工作的重要性。《元史》本传曾记载元太祖成吉思汗二十一年(1226)，耶律楚材随同蒙古军队攻下灵武（今属宁夏），“诸将争取子女玉帛，楚材独收遗书及大黄药材。”次年，成吉思汗死，子拖雷监国，耶律楚材奉命前往燕京搜集经籍，他自己对此事有专门记载。（注：《湛然居士文集》卷八《燕京崇寿禅院故圆通大师朗公碑铭》中云：“丁亥(1127)之冬，予奉诏搜索经籍，驰传来京。”）最值得一提的是他对辽代文献资料保存所作的努力。元人苏天爵称：
辽人之书，有耶律俨《实录》，故中书耶律楚材所藏，天历间进入奎章阁。（注：元·苏天爵：《滋溪文稿》卷二五《三史质疑》。）
正因为有了《辽实录》，元人修《辽史》才得以保存大量有关辽朝历史的原始资料，当然这已经离开纯粹的儒家经典而扩展到历史文化领域了。
搜集和保存而外，耶律楚材还注意整理和印行，以扩大影响。太宗八年(1236)，他奏请窝阔台批准，在燕京、平阳（在今山西）两地设置编集经史的机构。《元史·太宗纪》记载：
八年丙申……六月……耶律楚材请立编修所于燕京，经籍所于平阳，编集经史，召儒士梁涉充长官，以王万庆、赵著副之。
历史上，燕京和平阳在金王朝统治下即为两大文化中心。金亡后，由于当时中原地区经济的初步恢复，社会秩序逐渐趋于安定，各地学风渐盛，编集经史的国立机构在两地的设置便进一步促进了当时文化的恢复和发展。耶律楚材的举措显然经过了深思熟虑，是他反陋俗、兴汉法的文化反征服心态的突出表现。
尊孔、兴学及保护和整理印行经籍作为耶律楚材推尊儒学以达到弘扬汉法目的之重要步骤，显示了这位契丹儒者面对中原文化大受漠北陋俗冲击时表现出来的文化反征服精神。当然，在耶律楚材的时代，要成功地变军事上被征服者为文化上的征服者，仅这些举措显然远远不及。这一点连他本人亦深知：
易道已变屯，世爻当应革。淮阴正虚襟，左车宜筹画。须要莲峰手，乾坤再开辟。（注：《湛然居士文集·和裴子法见寄》。）
他感到自己力量单薄，他需要遍布社会各阶层熟谙儒学、热心汉法的人才（“莲峰手”），共同完成文化乾坤“再开辟”的使命。正是出于这样的心理，耶律楚材在保护和任用中原儒士方面推行了不少措施。
据《元史》记载，成吉思汗西征，因花费大量财力物资，国库匮乏，为解决这个问题，蒙古近臣别迭竟奏称：“虽得汉人亦无所用，不若尽去之，使草木畅茂，以为牧地。”假如这一无知而残忍的建议被接受，那么毫无疑问将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空前浩劫。耶律楚材驳斥了这种主张，直陈“以天下之广，四海之富，何求而不得，但不为耳，何名无用哉！”因奏：“地税、商税、酒、醋、盐、铁、山泽之利，周岁用得银五十万两，绢八万匹，栗四十万石。”终于打动了只顾眼前利益的蒙古最高统治者：
上曰：“诚如卿言，则国用有余矣。卿试为之。”乃奏立十路课税所，设使副二员，皆以儒者为之，如燕京陈时可，宣德路刘中，皆天下之选。（注：元·苏天爵：《国朝名臣事略·中书耶律文正公》。）
这实际上是蒙古王朝大批任用汉人儒者的开始。耶律楚材的上述奏言，固然为驳斥别迭等人的无知而发，但其客观效果却使得中华民族避免了一场大劫难，同时以此为契机，扭转了蒙古帝国文化发展趋向，其意义远远超出了一般朝堂辩论和个别官员任命的范畴。公元1233年，蒙古军队攻占汴梁后，耶律楚材又奏请选取儒者“散居河北，官给为赡”，其后攻取淮、汉诸城时，也以此为定例，继续选取儒者加以优待。（注：元·苏天爵：《国朝名臣事略·中书耶律文正公》。）
大概由于耶律楚材的上述举措深得中原文人士大夫之心，故他们都把希望寄托在他身上。蒙古窝阔台汗五年，亡金遗民之首元好问即致书耶律楚材，向他提出系统的建议和具体的请求：
……夫天下之器，非一人之力可举。而国家所以成就人才者，亦非一日之事也……阁下主盟吾道，且乐得贤才而教育之。一言之利，一引手之劳，宜不为诸生惜也。（注：《元好问全集》卷第三十九《寄中书耶律公书》，山西人民出版社排印本，1900年版。）
“主盟吾道”一句真实地反映了耶律楚材在当时中原儒士心目中的地位。元好问的话说得很诚恳，亦很痛切，应当更坚定了耶律楚材保护儒士、延揽人才的决心。到了窝阔台汗八年(1237)，耶律楚材又向窝阔台进言说：“制器者必用良工，守成者必用儒臣。”再次向蒙古最高统治者强调任用儒臣的重要性：“儒臣之事业，非积数十年，殆未易成也。”终于说动了窝阔台，第一次大规模有计划地任用儒士。《元史·耶律楚材传》记载：
帝曰：“果尔，可官其人。”楚材曰：“请校试之。”乃命宣德州宣课使刘中随郡考试，以经义、词赋、论分为三科，儒人被俘为奴者，亦令就试，其主匿弗遣者死。得士凡四千三十人，免为奴者四之。
此即前面提到并论述过的戊戌年科举取士。虽然历来多有论者认为这次考试与甄别僧、道教徒的考试混在一起，显得不伦不类，并事实上没有让中选者“与各处长官同署公事”（注：《元史·选举志》。），仅仅列为儒户免其赋役而已，但其象征意义是不应低估的。而且在这次中选的儒士中间，的确产生了不少人才，如杨奂、张文谦、赵良弼、董文用等。他们中有些在窝阔台时代即作出卓越的贡献，更有的后来成为元世祖忽必烈时代的名臣或杰出人物。
当然，亦并非所有被任用的儒臣都很称职，他们中有的甚至给耶律楚材带来意想不到的麻烦。《元史》本传曾记载这么一件事：
太原路转运使吕振，副使刘子振，以赃抵罪。帝责楚材曰：“卿言孔子之教可行，儒者为好人，何故乃有此辈？”对曰：“君父教臣子，亦不欲令陷不义。三纲五常，圣人之名教，有国家者莫不由之，如天之有日月也。岂得缘一夫之失，使万世常行之道独见废于我朝乎！”帝意乃懈。
很显然，没有推尊儒学、以儒治国的明确目标，耶律楚材是不会如此坚忍不拔的。他在一首诗中以文治先驱者的身份豪迈自信地宣告：
我道将启兴，吾侪有激昂。厚颜佩相印，否德忝朝纲。佐主难及圣，为臣每愿良……多士咸登用，群生无败戕。（注：《湛然居士文集·和李世荣韵》。）
洋溢于字里行间的是文化反征服的勃勃雄心。
三、以佛治心——特殊的孤独者
相比较而言，耶律楚材重儒之外更接近的是佛教。史载他曾从当时著名的和尚行秀禅师那里接受“显诀”（大乘佛法），并取了个法号，叫做从源，后又称湛然居士。这使我们想起唐代著名高僧、天台宗九祖的法号。不管耶律楚材为自己取法号是否有意与前代佛教大师相傍，但作为自幼接受中原传统文化熏陶、汉化相当彻底的北国儒者，他是不可能连前代高僧都一无所知的，只是在后面加上“居士”二字以示不愿出家而已。在耶律楚材的诗文中，也透露出对佛家静修生活的向往：
尘缘划断已忘机，布鼓徒敲和者稀。中隐强陪人事过，禅心不与世事违。昔年勋业真堪笑，旧日家山懒欲归。我爱北天真境界，乾坤一色雪花霏。（注：《湛然居士文集·外道李浩和景贤霏宇韵予再和呈景贤》。）
对于他的象征禅理颖悟的自号，耶律楚材也是极其看重的，不仅将其作为自己诗文集题名，在作品中亦一再提及。如“湛然有琴癖，不好凡丝竹”（《冬夜弹琴颇有所得乱道拙语三十韵》），“湛然扈从狼山东”（《扈从羽猎》），“好放湛然云水去，庙堂英俊政如林”（《和抟霄韵代水陆疏文七首》），“湛然送客河中西”（《用前韵送王君玉西征》），“湛然挥墨试续貂，嗫嚅使人难出口”（《和黄华老人题献陵吴氏成趣园诗》）等等，可以说触目皆是。大胆一点说，他的佛理情结在一定意义上并不下于对儒家正统文化的依恋。
值得注意的是，耶律楚材对佛理的倾慕通常是与对世事纷争的厌倦联系在一起的。例如前面提及的“昔年勋业真堪笑”一句，无疑作于历经沧桑饱经忧患的晚年。又如他在写了“嗫嚅使人难出口”后又云：“知音谁听断弦琴，临风痛想纱巾酒。嗟呼世路声利人，不知曾忆渊明否？”竟想要学陶渊明挂冠归隐赋归去来辞，可见其对仕途官场之厌倦程度。
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首先在于传统文人心性的影响。我们已经知道，耶律楚材是一位汉化程度很高的少数民族文人，在他之前从宋代苏轼的东坡居士，唐代白居易的香山居士，王维的“诗佛”称谓到六朝谢灵运、颜延之等虔心问佛的诗文作家，其儒佛互补思想和生活态度无疑是他效法的楷模。熟悉元史的人们都知道耶律楚材为自己制定的人生选择是“以吾夫子之道治天下，以吾佛之教治一心。”（注：《湛然居士文集·和裴子法韵序》。简言之即“以儒治国，以佛治心，”（注：《湛然居士文集·寄万松老人书》。）这就简捷明了地表达了他对传统儒家“达则兼治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处世信念的理解。
然而，这样理解还不是问题的全部，最根本的还在于耶律楚材作为蒙古王朝内部汉法文治先驱者的另一面，是孤独者的悲哀。现实处境迫使他在进击之余必须找到一种心灵寄托，从另一个角度衡量，他的“以佛治心”不过是其平衡心态的一种手段。
翻开元代史籍可以发现，和元世祖忽必烈及后继者成宗、仁宗、文宗等朝不同，耶律楚材所处的太祖和太宗时代，蒙古朝廷内主张行汉法、用儒士的当道重臣并不多。虽然曾仕西夏之文臣李祯、高智耀在太宗朝均已在政坛上崭露头角，李祯且受重视，蒙太宗赐名“玉出干必阍赤”，史载其于窝阔台汗十年“奏寻访天下儒士，令所在优赡之。”（注：《元史·李祯传》。）高智耀亦曾受太宗召见，并进言皇子阔出，建议免除儒者赋役。但毕竟他们皆未进入决策阶层，还不能在朝堂上给耶律楚材以切实的支持。正因为如此，耶律楚材实际上是单枪匹马的独行者。这种孤独者的心声在他的作品中亦时常可以被感知：
春山寂寂春溪深，萧条庭户堪罗雀。
而今不得安疏懒，自笑倏龙困雕鹗。（注：《湛然居士文集·和移剌继先韵》。）
余生不得乐材丘，犹忆丁年选胜游。
几帙残编聊映眼，一张衲被且蒙头。（注：《湛然居士文集·过燕京和陈秀玉韵三首》。）
耶律楚材虽曾贵为辽皇室后裔，但进入蒙古统治后已跌入位于蒙古、色目人之后的北方汉人行列。尽管他在政治上以其才干屡受重用，以致成吉思汗亦“呼楚材曰语图撒合里（长髯人）而不名”，但一个受宠的弓匠都能当面斥责“耶律儒者何用”。太宗时尽管对耶律楚材言听计从，却始终未能摆脱荣辱任意、浮沉不常的阴影，有一次他竟以细故被缚：
有二道士争长，互立党与，其一诬其仇之党二人为逃军，结中贵及通事杨惟忠，执而虐杀之。楚材按收惟忠。中贵复诉楚材违制，帝怒，系楚材。（注：《元史·耶律楚材传》。）
堂堂案执大臣，竟因为执行职责而受制于“中贵”（显贵宦官），一下子沦为阶下囚。这不能不使耶律楚材心寒，所以虽然很快皇帝“自悔命释之”，但留下的心理伤痕却是抹不平的。他在《和张敏之诗七十韵》中这样写道：
避祸宜缄口，当言步括囊。
遭谗心欲剖，涉苦胆先尝。（注：《湛然居士文集·和张敏之诗》。）
显然是有感而发。其中的痛苦和悲哀是不难体味的。
非但如此，由于蒙古统治集团内部存在有反对耶律楚材所推行措施的保守派，到窝阔台在位后的最后一、二年时，窝阔台对耶律楚材已不如过去那样信任和重用了。公元1241年12月窝阔台去世后，耶律楚材更受到以乃马真皇后为首的蒙古最高统治集团的排斥，他所推行的一系列措施都受到阻碍，甚至中止下来。当时的科举取士在戊戌年举行了一次后，没能继续下去。对儒户的科差杂役优待政策亦一再受到干扰。尽管耶律楚材并没有因此放弃抗争，以致一次在朝堂上愤激地说：“老臣事太祖、太宗三十余年，无负于国，皇后亦岂能无罪杀臣也。”（注：《元史·耶律楚材传》。）但心中的痛苦抑郁是可以想见的。元人郝经后来总结说：“耶律楚材为相，定税赋，立造作，榷宣课，分郡县，籍户口，理狱讼，别军民，设科举，推恩肆赦，方有志于天下，而一二不逞之人，投隙抵罅，相与排摈，百计攻讦，乘宫闱违豫之际，恣为矫诬，卒使楚材愤悒以死。”（注：元·苏天爵：《国朝名臣事略·中书耶律文正公》。）很清楚，以文化反征服为己任的耶律楚材，至死亦未能彻底摆脱挫折感。其原因，时人宋子贞为他盖棺论定时说得好：
国家承大乱之后，天纲绝，人理灭，所谓更造夫妇、肇有父子者，信有之矣。加以南北之政，每每相戾，其出入用事者，又皆诸国之人，言语之不通，趣向之不同，当是之时，而公以一书生，孤立于庙堂之上，而欲行其所学，戛戛乎其难哉！（注：元·苏天爵：《国朝名臣事略·中书耶律文正公》。）
这是独行者的悲哀，是耶律楚材至死未能摆脱挫折感和失败意识的社会背景。当然，作为蒙古王朝文治的先驱者，耶律楚材的努力又并非完全白费，在他走过的路上，行进着络绎不绝的后来者，同时留下了一部为元诗“导夫先路”的《湛然居士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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