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大开发背景下民族教育发展的新举措，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大开发论文,新举措论文,民族论文,西部论文,背景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75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178(2001)03-0010-06
一、教育与经济的关系
教育的发展直接决定着一个国家劳动力知识存量的多少、国民素质的高低、人力资本的形成状况，从而决定着经济发展的水平和速度。战后欧洲的迅速复兴，以及原联邦德国、日本在战争废墟上创造出经济腾飞的奇迹无不强有力地表明，教育是立国之本，科技是腾飞之翼。离开了教育，就永远不能完成从人口向人手的转化，就永远不能用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去武装自己的国民，也就永远不能从根本上摆脱贫穷和愚昧，实现振兴经济、富民强国的宏伟构想。因此，教育是任何一个社会发展的最重要的潜在推动力。现代社会的每一点进步和生产的发展，都离不开科学，因而离不开教育。教育构成振兴一个民族的强大力量。
早在18世纪，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就已察觉教育具有经济价值。他指出：学习一种才能，须受教育，须进学校，须做学徒，所费不少。但这种费用，可以得到偿还，赚取利润。19世纪40年代，德国经济学家费里德里希·李斯特首次提出了“物质资本”与“精神资本”的概念，强调教育、科学对于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并通过两个家长、两种投资的模型将这一思想形象具体地表述出来。李斯特认为，通过教育投资可以使人掌握技艺，陶冶情操，丰富人生，最终提高劳动生产率，获得更多的产出。19世纪末，新古典学派经济学家柯布·道格拉斯提出了生产函数的概念，为后来人力资本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准备了条件。20世纪20年代，前苏联的斯特鲁米林率先提出教育投资收益率的计算公式，首开定量研究教育经济价值的先河。到了50～60年代，随着西方社会经济的不断增长，出现了许多用传统经济理论无法阐述清楚的现象。正是为了回答实践提出的挑战，推动经济理论的发展，西方形成了教育经济学的研究势头，最终舒尔茨把教育投资如何影响整个经济成长的分析系统化。
舒尔茨首先注意到，大量统计数字表明，美国国民收入的增长大大快于国民资源的增长。与用于产生收入的土地、实际劳动量和再生产性资本的数量三者结合起来的数量相比，美国国民收入持续增长的速度要高得多。而且最近几十年间，从一个商业周期到另一个商业周期，两个增长速度之差变得越来越大。舒尔茨对有人用“资源生产力的一个量度”来说明这一差额表示不以为然，他认为，只有人力资本的存在和迅速增长才能填充二者之间的缺口，离开了对于人力资本作用的认识，就难以从根本上对这一现象做出说明。
舒尔茨还从在二次大战期间工厂和设备遭到严重摧毁的国家在战后迅速得到恢复中受到启发，指出只是因为这些国家具有较高的国民素质和教育水准，充分发挥了人力资本的作用，才能在工厂被炸平了，铁路枢纽、桥梁、港口被破坏了，城市被毁灭了，建筑物、设备以及库存物资全部都被化为废墟的情况下，迅速医治好战争的创伤，在比人们预料短得多的时间里，又重新创造出繁荣的经济。
舒尔茨认为，上述情形已充分表明，经济发展主要取决于人的质量而不是自然资源的丰瘠或资本存量的多寡。处于现代经济生产活动中的人力资本，其作用远比物质资本重要得多。[1]
当舒尔茨运用这一思想去考察贫穷国家的经济时，得出贫穷国家的经济之所以落后，其根本原因不在于物质资本的短缺，而在于人力资本的匮乏。由于向这些国家提供的新的外国资本通常被用于建筑物、设备，有时也被用来购置存货，而一般不被用来增加人力投资，所以，人的能力没有与物质资本保持齐头并进，而变成经济增长的约束因素。
人口质量的改进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教育完成的。舒尔茨格外强调增加教育投资、发展教育事业对贫穷国家人力资本形成、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意义。教育投资是人力资本投资的主要形式，学校是造就现代经济人才的工厂。作为培养人才、发展经济的战略抉择，振兴教育事业是落后国家从根本上摆脱贫困的惟一出路。因此，改革教育体制，调整教育结构，更新教学内容，完善教材建设，充实师资队伍，不断提高教育投资的效益，就成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增加人力资本、推动经济发展的首要任务。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增加人力资本投资、提高人口质量，是振兴民族地区经济的关键。教育越普及，人们所期待的社会发展也就越迅速。为此，我们应该把发展教育作为西部地区谋求大发展的重要战略决策。
二、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教育发展的现状
建国以来，我国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教育事业发展很快，特别是改革开放20年来的开发建设，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基础设施条件已经有了明显改善，教育投入正稳步增长，使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教育事业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1)民族地区在校学生以高于全国平均速度大幅度增加。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和政府增加了对民族教育事业的投入，从民族地区的实际出发，大力发展基础教育，因地制宜地兴办了一大批寄宿、半寄宿制中小学，创办了一批以培养少数民族人才为主的大专院校，在一些重点大学开办民族预科班和民族班，尽可能多地招收少数民族学生入学，加快了少数民族地区所需的各类人才的培养。(2)民族地区教师队伍不断壮大。新中国成立以后，为了满足民族教育事业发展对各类师资的需要，全国各地陆续建立了一批民族师范学校，培养了一大批新型教师。与此同时，大批东部和中部地区教师和高校毕业生，响应党的号召，奔赴少数民族地区，与当地的人民群众和教师打成一片，齐心协力，为发展民族教育事业奉献了青春和智慧。(3)少数民族文字教材的编译出版工作取得了丰硕成果。西部少数民族聚居较多的省、自治区建立了民族文字教材编译机构。在我国，学习和使用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不仅受到尊重，而且得到了法律保障。(4)东中部与西部少数民族地区高等院校之间开展的对口支援协作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目前，在全国各高等院校，都有少数民族学生。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东、中部地区又有70多所高等院校，同西部省区的高等院校建立了对口协作关系。这些院校，通过招收少数民族学生、接收教师进修、派出教师讲学、支援教学仪器和图书资料、开展教学与教育管理的经验交流等形式，加速了民族地区人才的培养和教育水平的提高。
时代在进步，形势在发展，西部地区民族教育事业要进一步发展和提高，仍然面临着许多困难和问题，总体水平有待提高。主要表现在少数民族人口总体文化素质偏低；教育物质基础薄弱，经费短缺；师资的专业水平低、分布不平衡、队伍不稳定。按照联合国人文发展指标(HDI)的统计要求，1994年上海、北京的人文发展指标分别为0.865和0.861，相当于世界第31位，高于韩国、新加坡；而青海、西藏分别为0.55和0.44，接近世界第100位和第131位。另据统计，人口受教育年限，北京为7.87，上海为7.47，青海为4.42，西藏为1.81；1990年我国6岁以上人口中，受过大学教育的人口比重东部为1.85‰，西部为1.23‰。[2]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国民受教育程度和劳动力素质的总体水平都要低于东部地区。现在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教育资金普遍投入少，有些地区甚至不能维持正常的教学需要；中、小学校危房多，教室不能满足需要，不同班级在同一个教室上课是常见的现象；入学率、巩固率、合格率、普及率亟待提高；教师数量不足，素质偏低，且大量外流，教学质量下降。这些问题严重困扰着民族地区教育事业的发展。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很多，既有自然条件的限制，也有社会的、宗教的、世俗的影响，但关键的问题是在民族教育体制内部。我国的民族教育体制一直沿用普通教育体制，虽然各级教育比较齐全，但内部结构极不合理。我国的民族教育大致包括基础教育、高等教育和成人教育等组成部分。就目前来讲，基础教育的主要工作是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其追求的目标是入学率和升学率。成人教育目前的重点在许多民族地区仅限于识字扫盲，技术教育所占比例很少，有些名不副实，一些地区则未提上日程，基本上是空白。高等教育虽然直接为民族地区的发展提供各类专业技术人才，但是在专业设置等方面不尽合理，突出的表现是偏重于文科，培养的人才远不能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即便是这样，在学校数量上也远不及东部发达地区。高等院校、中等专业学校数量偏少，使大量低一级学校的毕业生不能升入高一级学校，未能掌握一技之长便又重新流入到社会。这是民族教育内部结构不合理的主要表现之一。另一个重要表现是专业学校及专业课程设置不合理，工业、农业、牧业、林业方面的人才不能满足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需要，更不能带动民族地区资源优势的开发和利用。
三、西部大开发背景下的民族地区教育发展策略
21世纪是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经济是一个全新的经济概念，简而言之，就是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以知识创新和高新技术产业化为核心的知识经济，作为更高级的经济形态，将以人为载体，替代工业经济成为世界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动力。知识经济的兴起，正在以革命性的方式，改变着人们关于经济发展的观念和对未来经济形势变化的判断；知识经济的兴起，对世界各国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同时也带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3]
我国西部少数民族地区也同样面对知识经济的挑战和机遇。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一旦和知识经济结合起来，起点就会更高，发展速度就会更快。因此，发展知识经济，必须从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实际出发，反对脱离民族地区区情，不切实际地一哄而上，要量力而行。
在以往的发展中，世界上经济相对落后地区或欠发达地区根据实际发展教育事业，以高新技术产业促进经济发展，进而缩小与发达地区的差距，甚至赶上或超过发达地区的不乏其例。犹他州是美国西部腹地一个内陆州，州内40%的土地为沙漠和干旱地带，同时还是美国山脉最多的州之一。20世纪中叶之前，这里曾是一个十分闭塞落后的地区。然而，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犹他州发生了巨大变化：从1990年起，当主导美国经济的加州处于近22年来的最低谷时，犹他州经济却以每年7%的速度增长，远高于全美1.5%的平均增长速度。犹他州依靠教育与科技发展经济，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完成了从落后向繁荣的转化。这说明，经济落后地区，只要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抓住机遇，选择正确的发展战略，是可以实现跨越式发展、从而迅速赶上并超过发达地区的。
我国西部少数民族地区要采取正确的政策和措施，及时把握住机遇，加大教育投入、加快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完全能够缩小与发达地区的差距，甚至赶上发达地区。抓住机遇的关键在于政策到位、资金到位。西部少数民族地区要实现经济社会的全面迅速发展，在指导思想上，一定要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位置上。
首先，要强化各级政府的教育意识和行为，把发展教育事业纳入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规划内。
其次，要增强广大农牧民的教育意识。广大人民群众是发展社会生产的主力军，只有他们真正认识到教育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促进作用，才能提高接受教育的积极性，把所学知识自觉不断地凝结到劳动工具、劳动对象和生产中去，使生产力得到发展。增强农牧民的教育意识，可通过大规模的群众性教育活动，使人们进一步认识到教育对经济发展的持续促进作用。
第三，教育工作者的观念必须转换。要树立教育与社会一体化的观念，教育要为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服务，也要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服务，教育应更多地参与社会，面向社会，改变教育与社会、教育与生产实际相脱离的现象；同时也要树立竞争观念、质量和效率观念。教育必须深化改革，引入激励机制，提高教育质量，提高办学效益，从而更加主动地适应经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
教育投资的结果不一定立竿见影，因为它是通过培养训练劳动力、提高劳动者的知识和技能来实现的，所以见效周期较长。提高各级领导、广大群众对教育重要性的认识，是发展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教育事业的关键。教育的发展状况直接决定于干部、群众的教育观念。近年来，西部有些民族县，经过几年的艰苦努力，一跃成为普及教育的先进县，其中最根本的一条经验，就是各级领导重视教育，充分调动了群众办学的积极性。只要思想重视，各种困难和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西部地区要建立完善的教育发展支撑体系，一是资金保障。各级政府对教育的资金投入应专项储存，专款专用，同时还应广泛募集社会资金和国外资金，鼓励兴办教育实体。二是组织保障。应建立稳定的教师队伍，切实提高教师的生活待遇和社会地位，真正形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崇尚教育的良好社会氛围。在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教师外流现象一直是困扰当地教育发展的瓶颈，而外地教师越来越难以派进去。为此，应一方面继续对教师在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实施各种政策优惠；另一方面，必须优先发展师范教育和进行多渠道的师资培训，以提高教师的业务水平。应该采取更加灵活多样的形式办学，既派出去，又请进来；更应鼓励有真才实学的人自愿组织起来到西部地区尤其是落后的少数民族地区办学、讲学、培训师资，可以短期培训，亦可定期培训。应实行较优惠的政策，以鼓励有志者为西部地区教育事业多做贡献。
要摆正基础教育的位置。基础教育是提高全民族素质的奠基工程，是“经济起飞的门槛”。大力加强基础教育，本身就是从根本上抓住了教育适应经济发展的实质。根据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的数据计算，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待入学的0岁～7岁的人口比重除四川省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外，其余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按由高到低的顺序，居全国前列或首位。再根据1988年小学在校人数估算，除四川外，其他省区现有的小学办学规模均需要适量扩大后方可满足待入学儿童的入学需要。如果西部地区对发展基础教育掉以轻心的话，那么，每年由此产生的新文盲，其数量是不可小视的。在目前文盲率还很高的情况下，必须加大扫盲工作的力度，重视发展中小学教育。
在大力发展基础教育的同时，还应根据西部地区自身的资源优势，努力形成与之相适应的专业人才培养机制，从而加快促使地区资源优势向经济优势的转化。第一，要改革师范教育，调整师范专业设置，使师范生在学校就受到某种职业技术培训，以满足职业技术教育发展的需要。第二，要彻底扭转中学单纯的普通教育的局面，在普通中学要增加就业技术培训，同时大力发展职业中学，使学生学有所长，以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对各种人才的需求。第三，大力发展成人职业技术教育。应该看到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由于受民族、经济、文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职业技术教育十分薄弱，需要拿出一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开展成人职业技术教育。另外，还要在西部大规模经济开发建设到来之际，加强对科技人员、在职职工以及农牧民的全方位培训和再教育，以满足经济发展的新需要。
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开发同样离不开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完善。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高等教育应以如何为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开发和经济建设服务为出发点，以培养符合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的人才为目标进行教育体制改革。高等教育的结构应同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的人才结构相适应。要实现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完善，就必须从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实际出发，尤其是从其未来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出发，从服务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战略西移的总体要求出发，进行卓有成效的专业设置和课程设计的改革，实现教育发展的适量超前。为此，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高等学校必须做好本地区近期、中期和长期人才的需求预测，制定出少数民族地区各个不同发展时期的人才需求规划。在此基础上，有计划有目的地调整高等学校的办学规模、专业结构，力求做到避免人才比例失调和人才浪费，使高等学校培养出来的各种专门人才既符合本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又有利于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加速开发。这样，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才能走上依靠教育振兴经济的发展之路。
另外，针对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地域辽阔的实际情况，应尽量结合国家信息基础工程的建设，利用卫星、光缆、微波等传输网络构建适合西部特点的，覆盖面广、效率高的电化教育网络系统，切实可行地、尽快地在较短时间内普及各种层次的教育，大幅度、大面积提高劳动者素质。
现代市场经济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抓好人才的培养、选拔和使用，是加速改革开放、加快经济发展的关键。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要得到快速发展，最重要的是提高人的素质。
发展教育事业不是“毕其功于一役”的事情，必须注重基础教育，通过深化教育体制改革，努力培养和造就一大批高素质人才；同时建立终身教育体系。要发展民族经济，就必须结合少数民族地区的实际，大力开发人才资源。就此而言，一方面，应面对知识经济形成的瞬息万变的多种动态性因素的日益增加，强调通过教育尤其是素质教育，通过产、学、研结合和多元化教育模式培育创新型、素质型人才。另一方面，现有的和今后培养出来的人才如何使用的问题，成为留住人才、发挥人才作用的关键之所在。有关资料显示，我国东部地区科技人才资源经济效益系数为1.29，即一个人发挥着1.29个人的作用，而西部地区科技人才资源经济效益系数则为0.68，即一个人实际上只发挥了0.68个人的作用。这种情况表明，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扭转落后局面的关键，是人才培养的问题。同时还必须留住人才、合理使用人才，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如果不能从发展战略的高度看待人才使用问题，不能从政策、待遇等方面采取有效措施，就有可能在与发达地区的竞争中处于更加不利的境地：由于西部少数民族地区财力有限，引进的数量也是有限的，因此，要获得较高的人才效益，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人才市场应把着眼点放在现有人才的优化配置上，放在对现有人才的培养上。合理使用本地人才，也将有助于促进人才的引进，两者是相辅相成的。
马克思指出：“要改变一般人的本性，使它获得一定劳动部门的技能和技巧，成为发达的和专门的劳动力，就要有一定的教育或训练，而这就得花费或多或少的商品等价物”。[4]智力投资一般虽属非生产性支出，但这种支出使用得好，可以转化为难以估量的经济效益；尤其在当今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每一项新的科学发明创造应用于生产过程，带来的经济效益是难以估量的。这实际上是一本万利的事情，决不应以小生产者的眼光来看待这一非生产性支出。当前，抓住机遇，发展经济，最具诱惑力的莫过于“引进”。可以引进资金、技术、人才、管理方式等，但是，惟有人的素质是无法引进的。不超前投资于教育，抓住机遇只能是一句空话，发展经济更如同空中楼阁。现代化建设的大厦就会失掉坚实的基础。
[收稿日期]2000-1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