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哲学与经济学的联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学论文,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371-1351(2001)03-0025-04
一
当代美国学者卡普拉曾出版过《物理学之道》，将东方文化与现代物理学联系起来思考，得出许多引人深思的观点。其实，早在两千多年前，孔子就明确提出“君子不器”，就是说君子并不是受学科专业局限的人，而是掌握“道”的跨学科通才；他们不受职业、学科局限，“不官于物，而旁通于道”，把各种学科知识融会贯通，达到天人合一、物我两忘的一种更高级状态，达到“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地步，这便是“自由发挥，不超规矩”的道的最高境界。而那些没有达到君子境界的人，“辩于一言、察于一治、攻于一事”，只“可以曲说，而不可以广举。”
纵观人类认识发展史，古代人类对世界的认识是浑沌不分的关于自然的整体图景。这种浑然一体的认识集中反映在古代朴素唯物主义的整体自然观中，包括经济学在内的各门具体科学都被统摄在作为“科学之科学”的哲学之中。一个时代的哲学家，同时又是经济学家，还是那个时代的自然科学家。即使到了神学统治一切的中世纪，学科发展的这种浑然一体的整体化趋势也未改变，所不同的只是各门具体学科不是统摄在哲学之下，而是包容在神学之中。
学科的分化是从15世纪开始的。1543年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的发表，使天文学、力学和数学等学科纷纷从神学中分化出来，从此步入了近代自然科学的辉煌时期。然而学科的分化也孕育着学科的综合。随着经验材料和实证知识的大量聚集，人们的认识也在天天的深化，特别是19世纪以来工业化大生产的推动和自然科学三大发现的相继面世，为人们从总体上把握社会经济运动的本质和规律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20世纪第三次科技革命浪潮的兴起，最终引发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交叉、渗透的汇流。这一切导致了以系统综合为标志的学科大发展时期的到来。随着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以耗散结构理论、协同学、超循环论、混沌学等一系列自组织理论或者说复杂性科学的问世，使整个科学世界的图景发生了极其深刻的变化，在各学科之间的交叉处，中介地带，冒出了许多新的知识生长点。这些边缘学科、交叉学科等学科群的形成，反映了科学发展的整体化和系统化趋势。
其实，19世纪乃至以前的历史，哲学与经济学以及其他一些社会科学并没有绝对的界限，如马克思既是经济学家又是社会学家，亚当·斯密也被认为是“社会科学家”；涂尔干研究的劳动分工问题也是经济学的一个问题；马克斯·韦伯既研究社会又研究经济等等。正如熊彼特所说，“无论经济学家或社会学家，他们走不多远就会互相踩着脚跟。”[1]（第1卷P48）然而，在现代科学发展中，学科分化越来越多，已呈混乱无序状态。每门学科的人都满足一科之见，相互之间常常无法进行必要的交流。如果有经济学者谈论社会问题，十有八九会被社会学者斥之为肤浅，而如果有社会学者指点经济问题，则会被经济学者认为是“外行”或“无知”。但是，不应忘记，我们所处的世界是一个由相互联系的各部分所组成的、不断发展变化的系统，由于每门学科的研究对象仅仅是这一系统中的一小部分，而科学是内在的整体，它被分解为单独的整体不是取决于事物的本身，而是取决于人类认识能力的局限性。因此，客观世界的系统性决定了必须进行科学的对话和实现科学的融合，只有将各门学科及其研究成果综合集成起来，才能取得对客观世界的全面认识。这种交流和融合的方式主要有：同一科学领域内不同学科专业知识互补；方法性学科知识与对象性学科知识互补；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互补；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互补。的确，现代社会中的许多复杂问题，都不是哪一个研究者、哪一门学科或哪二、三门学科独立进行研究所能奏效的，不同知识类型的研究者进行互补合作，可以克服因知识高度分化而带来的知识面过窄的局限。
当代人类社会所面临的、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的高度综合性和跨学科性，决定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相互结合与协作的必然性。当今人类所面临着各种全球性问题，如生态环境问题、人口问题、能源问题、粮食问题等。同时每一个全球问题都是一个因素众多、结构复杂的系统，它涉及到各种自然因素、社会因素和人的因素以及这些因素之间的各种复杂关系。全球问题的这种多重属性和复杂结构，决定了全球问题的解决必须采用多学科、跨学科的研究方式。只有“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各主要部门进行多方面的广泛合作，综合运用多学科的知识和方法，把自然科学、技术和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结合成一个创造性的综合体”才能收到预期效果。[2](P47)
二
现代经济哲学作为在哲学与经济学的结合部生长起来的交叉学科、边缘学科，它的产生正是当今学科发展综合化趋势的必然结果，也是推动哲学和经济学两大学科自身发展的迫切要求。当代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之所以取得那样大的理论成就恰是以他正确的哲学观为前提的，他意识到经济生活中宏观和微观之间是一种矛盾关系，即微观的合理性并不意味着宏观上的合理，宏观不是微观的简单叠加，这种思想蕴含着系统论的深刻哲理。正是在这种系统哲学观的指导下，他提出了闻名于世的“需求管理政策”，主张政府不应该对经济生活袖手旁观，而应积极利用政府政策的力量，改善经济的运行状态。二战后，西方国家持续多年的经济繁荣，便是凯恩斯理论最有力的证明。
纵观经济发展史可以看到：无论是经济学方法论，还是经济理论的具体内容，都得益于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直接或间接的作用；无论是古典经济学还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都有着严格的哲学基础。马克思的三部经济学手稿（即《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以及宏篇巨著《资本论》，都是在其哲学的催生下产生的，他说：“没有哲学，我便不能向前迈进”。他的经济理论“本质上是建立在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础上的。”[3]（第2卷P116）西方经济学家马歇尔也明确地将经济学表述为不仅是关于财富的学问，更是关于人的学说。因为任何经济思想都不会是“纯”规律性的描述，它必然体现着经济学家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而这一切最终都可以归结到对人的本性、人与人的关系以及人与世界的关系的基本理解。尽管经济学早已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当代已经发展为一个庞大的学科群，但是经济学同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哲学之间，仍存在着内在的联系。理论经济学的许多基本假设，仍然蕴含着哲学的前提。流派林立的经济学说之间不断发生的理论论争，不仅仅是经济理论的论争，而已往往涉及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论争，涉及社会哲学、伦理学以至宇宙论上的论争。我们如果不能从哲学和经济学的关系上去把握各种不同流派的经济学说的哲学前提，及其在理论上的是非曲直，就很难把握各种经济学说的真实意义。
由此看来，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哲学，其特殊的功能决定了它既要面对现实的经济世界，又要渗透到经济学思维中，实现对现实经济运动的本质及其内在规律的深刻揭示。即通过对经济现象、经济活动、经济理论的哲学反思，使经济学不要仅仅停留在对具体经济现象和解决问题的方案或手段的描述上，而应深入到经济运动的内部，抽象出社会经济发展的本质规定性和带有普遍性意义的客观规律性；在坚持思维的客观性和辩证性的同时，实现对经济活动现实性的超越和升华。与此同时，哲学作为世界观、历史观、价值论与方法论，它也只能在分析和解决时代的现实问题的思维和实践活动中实现自己，否则，它就会片面地流于逻辑思辨与空洞想象，失去生命的活水。以经济学与哲学的关系为切入点，对于推进哲学自身的研究也有积极的意义。例如，就哲学史的研究而言，以往我们研究往往拘泥于哲学本身的逻辑发展，或者直接地考察其社会历史背景，或者仅仅考察其自然科学的背景，对于哲学如何通过经济学的中介对社会生活发生作用则较少研究。这样对于各种不同的哲学流派和哲学思潮在实际生活和整个社会思潮中的意义，就缺乏深切全面的了解。
从学科的现状看，当代经济学与哲学都面临着危机。就经济学而言，传统的沿用前苏联政治经济学研究范式的经济理论已越来越不能解释当代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同时那种受西方经济学主流学派的影响而过分注重于经济生活现象层面的数量分析的经济学研究，由于忽视对复杂的社会问题、重大的经济问题哲学层面的思考，从而对我国经济状况及运行机制的规律性研究也就缺乏针对性和理论深度。因此，我国经济学的研究既需要消除前苏联政治经济学研究范式的影响，又需要摆脱西方主流经济学派的偏颇与危机，就必须要求借助哲学方法论的引导。无论是哲学还是经济学，只是在自身领域内兜圈子，做文章，是难于摆脱困境的。而实现二者的结合、联姻则不失为一种最佳的选择。
倘若能在中国经济学的革新上获得上述共识，那么，尽快建立和发展一门经济哲学便是当务之急。经济哲学是一门用哲学方法来研究经济行为和经济关系的学科，属于与经济学相交叉、相渗透的应用哲学。这种“经济的哲学”同“经济学——哲学”和“经济观+经济方法论”有差异，它不是一般地运用某些哲学观点去分析经济问题，或不分主次地同时运用经济学和哲学方法去研究经济问题，而是全面系统地运用哲学方法去揭示经济行为和经济关系的规律和机制，并创造出新的范畴和原理来丰富和推进经济学和哲学理论。这需要经济学家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西方哲学的运用，从一个个重要的经济问题着手，逐渐增大科学研究的哲学含量。
三
面对中国社会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哲学界已开始将自己的理论视域指向现代经济哲学，这既是时代对哲学理性的召唤，也是哲学摆脱困境、寻求新发展的一种努力，更是当代哲学关注当代社会发展实践的最佳结合点。我国改革中出现的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都越来越带有综合性和整体性，它客观上要求加强经济学和哲学的联盟。在这里，应当注意防止和克服两种主要弊端：一是用某种先验的哲学原则剪裁经济现实的做法；二是将经济学“技术理性”化、数学化，似乎用效率逻辑和数学计算就可以涵盖社会经济生活的全部。我国社会转型的目标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底应该怎样认识现代化，不能简单地把它看成一系列的经济指标，只进行实证的量化研究，而应当契合进价值判断的研究。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光是在证券、股市、股份制、房地产等层面进行操作是不够的，而应当以马克思的社会发展三形态（自然经济社会、商品经济社会和产品经济社会）的理论为指导，将对“物”的研究和对人的研究结合起来，进行深层次的社会本体论研究。只有将商品经济提高到社会发展形态的高度来认识，才能懂得我国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的历史必然性。
现代西方新制度经济学的崛起，是对经济学家“滥用数学”的反思，它复活了古典经济学的研究视角，但并未提供系统的科学理论和方法。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学在体系、观点和方法上要取得革命性的突破，只借鉴现代西方经济学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从现代西方哲学那里借鉴其方法论。要像当年马克思那样，一方面批判性地汲取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科学成分，另一方面批判性地借鉴当时哲学界的前沿理论；黑格尔辩证法和费尔巴哈唯物论。当然，我们现在所说的借鉴，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要立足于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
现代社会的迅猛发展，要求哲学理论的创新。近年来兴起的对复杂性问题、复杂的适应系统和复杂性科学的研究，反映了在学术领域开展跨学科、多学科研究，尤其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相结合的协作研究的突出增长。这种研究，涉及到跨学科研究的大量理论和方法论问题。它的发展，充实和丰富了跨学科基础研究，成为跨学科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引人注目的组成部分。针对复杂性进行的研究，覆盖的范围很广，从有机体的由来和动态变化的复杂性直至最大的社会的政治组织的复杂性，都被它包括在内。复杂性研究兴起重新激发了开展大规模综合研究的兴趣，并导致了数学、计算科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神经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新的综合、这是一个新的研究领域，新的计算工具的开发和利用，促进了它的成长。因为这些工具可以有效地对大量的、相互关联的数据库进行处理。当然，复杂性研究的历史还比较短，在复杂的适应系统和复杂性科学方面的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尽管这样，它的研究成果对跨学科研究来说，却具有特殊重要的理论和方法论上的意义。
在复杂系统中所涉及的一些基本特征，如非线性、非平衡、突变、分岔、混池、路径、依赖等等，有其非常强的普适性。即在某一特定研究对象上所获得的某些概念和规律，常常可以在一些其他的研究领域中再次实现。非线性现象的一些基本特征，可以在各种具体的复杂系统中以各自的方式展现出来，非洲白蚁作窝过程的非线性生态行为，竞与单模激光的基本模式是一致的。这种非线性现象的普适性，是学科交叉可以获得实质性进展的重要基础。不少科学工作者已经取得这样的认识：到21世纪，各门类科学、各层次的分类学科将不断地交叉，同时又加速综合，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进一步结合并定量化，而科学理论也将高度数学化。80年代末90年代初，几位诺贝尔奖得主和数学大师对经济的分析提出了一个崭新的思路，即经济可以看作一个演化的复杂系统。1985年，耗散结构理论的创始人，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普里高津提出了社会经济复杂系统中的自组织问题。198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安德森和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瑟组织了一个专题讨论会，主题就是经济可以看作一个演化着的复杂系统。他们设想经济系统可能存在内在的核心动力机制，并且这种机制可以由少维变量和参量的子系统表示并且支配整个经济的发展演化行为。1991年，在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工作的数学大师斯迈尔提出了动力系统的10个大问题。他认为前8个问题已多少有些看法，第9个问题就是经济，即如何把经济中的一般均衡理论发展成为一个动态的理论，并指出这个问题将是经济理论研究的主要问题。除了这几位学者的集中论述之外，其他的一些著名学者，如德国的哈肯学派等，也有过很多支持这种观点的论述。可以预见，经济作为一个演化着的复杂系统必将作为一个重大的命题进入21世纪。[4](P73-74)
收稿日期：2001-0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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