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战冷战温战——国际大背景下的日本政治走向与中日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热战论文,中日关系论文,日本论文,冷战论文,走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日本与中国的关系从来就不仅仅是中日两个国家之间的事情，日本政治的基本走向，特别是对华政策的制定与执行，与国际政治形势的发展变化有着密切的联动关系。这一特点的形成，同日本与生俱来的自身条件是分不开的。生存条件的严酷，造就了日本民族极强的忧惠意识、危机感以及开放、进取的民族精神。它与外部世界的主动沟通是古今一贯的，同时，外部世界在其民族发展史上所占有的位置，以及国际政治经济的大环境对其国内经济社会发展所具有的举足轻重的影响，也是罕见的。因此，离开了整个国际关系的大背景，就不可能准确、深刻地把握中日关系的实质。
一
明治维新后，日本选择了一条以战争促发展的发展道路，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战败为止，可以说，武力扩张伴随着日本资本主义发展的全过程。每一次大的战争之后，都给日本经济社会的发展乃至国际影响的扩大带来巨大的刺激和推动作用。例如1894年甲午战争之后，日本获得了第一个海外殖民地台湾，国内出现了后期产业革命高潮，建立了金本位制，进入了国际货币金融体系。1905年日俄战争之后，日本获得了在中国东北的殖民据点——南满铁路公司（简称“满铁”），将中国东北纳入其势力范围。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更是在军事方面上升为世界五大海军强国之一，攫取了新的海外殖民地和军事据点，同时在经济发展水平上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债务国转变为债权国。
日本之所以选择了以战争促发展的发展模式，有着极为深刻的国际国内原因。在国内，日本资本主义并不是新的生产关系在封建社会的母体中发育成熟后产生的自然结果，而是历史跳跃式发展的产物。日本是利用内外矛盾交织形成的历史机遇，一举进入资本主义化进程的。它在进行资本的原始积累时，身上还背着与欧美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列强凭借着这些不平等条约，享有在日本的驻兵权，它们在重要的通商口岸建立军事基地，使日本的独立和主权受到严重损害。另一方面，日本当时的经济发展尚处于十分落后的水平，工业极端幼稚，交通尚无铁路，贸易只能靠出卖原料，财政上几乎一金无储。资本主义列强的“叩关”，激化了封建生产关系的危机，造成了社会的剧烈动荡和旧有经济秩序的严重混乱。为了解决经济发展与民族独立这两大历史课题，日本维新政府提出了以富国强兵为核心内容的国家发展目标。怎样才能富国强兵？环顾世界，日本把眼睛瞄准了它学习的样板——欧美强国。
19世纪末20世纪初，正是西方列强殖民掠夺的鼎盛时代。到19世纪末，荷兰几乎已夺取了整个东印度群岛。英国在19世纪中叶，已经把印度变为自己的殖民地，到20世纪初，其殖民地总面积已比本土大110倍，成为殖民地遍布全球的“日不落帝国”。法国自19世纪中叶起，开始大肆入侵东南亚，到19世纪末，已将印支三国置于自己的殖民统治之下。1884年，西方列强在柏林召开了瓜分非洲的国际会议，有英、法、美、俄、德、意、比、普、西班牙等14国参加。它们根据自己的意愿和需要，在非洲地图上按照经纬度任意划分边界，掠夺殖民地。这一国际大背景，成为日本加入强盗行列、走上武力扩张道路的外部因素。日本把跟在列强后面共同搞殖民掠夺，看作是富国强兵的捷径和必然选择。1900年，日本加入了八国联军，与列强一起镇压中国的义和团运动。当时，山县内阁陆军大臣桂太郎在阐明政府的对外方针时说：“要掌握霸权首先要找到线索，那就是加入列强的队伍，而要想加入其队伍，必须支付一定的保险费，外交上最佳方案莫过于尽可能派出少量兵力，附于列国之骥尾，占据不失为其伙伴的位置。”（注：林茂·辻清明编《日本内阁史录》第一卷、第一法规出版株式会社、1981年、339页。）这番话，可以看作是日本外交战略的一个缩影。
日本明治时期国家目标与对外战略的基本特点，决定了这一时期日本对华政策的性质和主要内容。那就是，以武力征服中国。日本作为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仅凭其有限的实力，不可能像英国那样成为全球性的殖民帝国，也不可能像美国那样以金钱开道，在世界范围内扩张势力和寻求利益，这个资源贫乏的东亚岛国，自然而然地把目光转向了资源丰富、国土辽阔、经济落后而地理位置又十分接近的邻国——中国。争夺中国成为日本明治以来对外政策的核心，以及日本处理与欧美各国关系的出发点。
武力侵华使中日关系长期处于战争状态之下。这种关系的实质，是民族矛盾和民族利益的尖锐对立，是发展水平上较为先进的民族对一个相对落后民族的掠夺，是以落后一方的牺牲、被害以及由此带来的民族仇恨为代价的。甲午战争以后，中国丧失了主权与领土完整。日俄战争以后，中国的半殖民地处境进一步加深。“九一八”事变以来的整个历史过程，对于中华民族来说，更是水深火热、亡国灭种的危机步步紧逼的过程。随着日本侵华战争的不断升级，中国受害程度的不断加深，中国对日本的民族感情日趋恶化。到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以后，日本军国主义成为中华民族最大的敌人，救亡图存、全面抗战成为超越党派、阶级的民族共识。
长期的战争状态，粉碎了中日两个民族自古以来形成的相互师从、相互仰慕的美好感情与和平氛围，民族情绪开始发生历史性逆转。这种逆转对后来中日关系造成的影响，其程度之深刻，时间之持久，范围之广泛，无论怎样估计也不为过分。战争虽然早已结束，但是这份沉重的历史遗产却一代又一代传了下来，以至在今天的中国，仍然可以看到这样的现象，即同样的事件，如果涉及的是其他国家，也许不会引起什么波澜，但如果涉及的是日本，则会在普通民众中引起强烈的反响，说明对日感情处于一种十分敏感、十分微妙的状态。这是一个民族的心灵遭到巨大的伤害后所激起的必然反应。
二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热战开始转化为冷战。冷战的实质是意识形态的对抗，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世界历史上第一次大范围、全方位并且以一种特殊形式进行的较量。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国家形态和政治制度，虽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已经出现，但它真正作为资本主义的对立面，对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进程产生复杂而深远的影响，则是始于20世纪30年代初，即资本主义世界空前的经济危机时期。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社会主义势力迅猛发展，开始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力度影响着、刺激着世界，甚至改变着资本主义的战略布局和内部结构。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历了几百年的发展后，进入了深刻、持久和全面的调整期。战后西方国家普遍实行的以医疗、住房、教育、社会保障等为主要内容的福利政策，以及男女平等、普选权、工人参与企业管理、市民自治、民主化程度的提高、生产社会化程度的加深等等，都与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
二战后，殖民体系瓦解，一批新兴社会主义国家诞生，社会主义制度由局部、个别国家发展到全球范围内的一批国家，在客观上对资本主义形成一种压力。为了巩固资本主义的阵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对社会主义试用了种种对策，从遏制到演变，从封锁到建交，这些反差极大的举措，使冷战时期的东西方关系出现了内容与形式的种种不一致。形式上已经建交了，但实质上却互不认同；形式上是和平交往，实质上是以交促变。
在这样一种国际大背景下，日本政治与外交的基本走向，也由热战时期的穷兵黩武，发展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作为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的一员，日本在冷战全局中，开始扮演它特定的角色。
1955年以后，日本政治舞台上出现了以自民党和革新政党两大阵营的对立为主要特征的政治局面。革新政党以和平宪法为武器，坚持非军事化与民主化的国家发展方向，与自民党为代表的保守势力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20世纪50年代，“和平宪法”刚刚实行不久，自民党就企图修改宪法。自民党在其建党时发表的政纲中已经明确表示，要对宪法进行“自主修改”，企图摆脱宪法第九条的束缚，为重新武装和海外派兵扫清道路。1956年2月，自民党以政府名义向国会提出设立宪法调查会法案，重申要修改宪法。以后，自民党始终没有放弃修改宪法的努力，不断变换策略，采取种种迂回曲折的方式，从各种角度提出过不同的修改方案，但是在革新政党和爱好和平力量的坚决反对下，修改宪法第九条的企图始终未能得逞。
围绕与修改宪法密切相关的强化日美安全条约问题，革新政党同样展开了长期的、针锋相对的斗争。这一斗争在60年代达到了高潮。1960年1月，新安全条约提交国会审议。5月19日，岸信介内阁派500名警察闯入议会，拉走社会党议员，强行通过条约。愤怒的群众包围了国会，连日举行游行示威、罢工、罢课、签名、请愿等声势浩大的联合行动，反对政府践踏民主、追随美国的做法。到1960年7月，共举行了23次全国统一行动，参加人数超过一亿人次。这也是战后社会党、共产党联合采取的规模最大的行动。斗争迫使美国总统取消访日，岸信介内阁倒台。
在地方政权的选举中，革新政党连连获胜。从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革新首长”辈出。1967年，在东京都诞生了“革新知事”，接着是1971年在大阪府，1973年在名古屋、神户、川崎市，1975年在神奈川县。截止到1975年，在“革新知事”治下的人口已占日本总人口的39%，加盟“革新市长会”的城市已达117个，占总数的18%。（注：日本政治学会编《55年体制の的形成と崩坏》、岩波书店、1977年、354页。）在这种以冷战为背景的保革对立形势下，日本与中国恢复了邦交正常化。日本政治舞台成为演绎整个国际斗争的一个窗口。也正因为如此，这一时期的中日关系不可避免地带有冷战时期独有的特征。一方面，从形式上看，两国之间的友好达到了高潮，“友好”之声不绝于耳，两国的国民情绪似乎从热战时期的极端对立一下子就跳到了另一个极端；但是另一方面，在这种友好的背后，掩藏着巨大而深刻的政治分歧，只不过这种分歧由于冷战形势下双方的政治需要而被暂时搁置起来。也就在这一时期，特别是复交前后，双方强调最多的是“求同存异”。而求同存异的真实含义是什么，彼此都心照不宣。例如在正式的外交场合，日本政府总是强调，日本愿意遵守《日中联合声明》。这看起来似乎与中国政府的立场十分一致，然而其中的奥妙在于，它不过是向外界表明，日本只是暂时“存”起来那个“异”，但是并不想真正放弃它。在联合声明中，对于“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一中国政府的立场，日本避免直接使用“同意”或“承认”这样的表达方式，而仅仅用“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并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的立场”这种含糊其辞、可以做多种解释的表述。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的立场是什么呢？第八条写道：“开罗宣言之条款必须实施。”开罗宣言的有关条款是：“台湾应归还中国。”恰恰是这“归还中国”一词，里面大有文章可做。所谓“归还中国”，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就是归还给“中华民国”。这虽然只是一个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不得不承认的事实，但是其中所隐含的意识形态倾向却在新中国成立后清楚地暴露出来。
新中国成立后，中日恢复邦交前，日本对两种意识形态的亲疏远近并不讳言。1955年日本外相重光葵在访美时对美国国务卿杜勒斯说：“我认为，迟早有必要承认大陆的共产党政权这一存在，不过我希望我们永远不会使共产党控制台湾。”（注：冯昭奎等：《战后日本外交：1945-199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126页。）1957年6月岸信介访台时，与台湾当局发表共同声明说：“面临不安定的国际形势，为了在亚洲确保自由，必须进一步加强自由世界的团结。”（注：田桓主编：《战后中日关系文献集1945-1970》，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311页。）
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后，由于政治形势发展的需要，这种露骨的表态大为减少。但是“异”并没有随之减少，更没有消失。一遇风吹草动，立即显露出来。例如迁延多年、时跨中日复交前后的所谓“光华寮”一案，日本地方法院和高等法院一而再、再而三地受理台湾当局以“中华民国”名义提出的对该房产所有权的上诉。大阪高等法院在1987年提出的法律鉴定书中说：“中华民国政府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至今，现实上排他地、长期持续地支配和统治着台湾及其周围诸岛和该地区的人民”，并且辩解说，日本从来没有“承认”过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只是“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的立场而已。字里行间，对“中华民国”的“偏爱”一览无余。日本政府对此，除了以司法独立为由，表示无能为力之外，并不想再多做什么。
当然，这种声音并不是这一时期中日关系的主流。在“和平”、“友好”、“非军事化”的呼声占据着日本政治和外交舞台中心的时期，在冷战格局的大背景下，中日双方共同的政治需要被摆在了首位，而分歧则被暂时搁置起来。
三
冷战结束后，世界进入了一种新的状态。由于社会主义的挫折和资本主义的发展，斗争形势出现了重大的变化，一种兼容了热战和冷战二者特点的新的斗争形势出现了，这就是“温战”。与热战的硝烟战火、正面冲突相比，“温战”以其温和、温良的一面，展开了握手与微笑、交流与接触的新天地，使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似乎出现了某种实质性的变化，似乎走上了一条温馨的“趋同”路。而另一方面，与冷战的迂回、隐蔽、暗中争斗相比，“温战”又以其加火升温的一面，摆出了武力显示、正面对抗的架势，使国际关系平添了剑拔弩张的趋势。“温战”是继热战和冷战之后的，国家与国家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之间更为复杂、更为激烈的较量；是伴随着国际经济相互依存度的不断加深而出现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短兵相接；是新的国际关系和国际战略格局确立之前的必然过程。
“温战”状态下，国际关系的典型特征是多极化趋向的发展。国家之间利益的不同，越来越多地以错综复杂的民族与宗教冲突、经济与贸易摩擦、恐怖与武力威胁等多种形式，更为直观地表现出来。冷战时期处于隐性状态的资本主义国家和国家集团之间的矛盾和分歧，开始显在化与表面化。意识形态的对立开始让位于国家利益的对抗。由于二次大战的结果而固定下来的大国实力对比和战略平衡，被战后几十年间新一轮发展结果所带来的新的实力对比和新的不平衡所代替。资本主义大国在冷战格局中的角色定位开始发生变化。
作为资本主义世界的首领，战后美国对日本的要求始终基于两个基本目标：一个是要把日本造就成为在远东抵御社会主义势力的重要堡垒，成为其在东亚的“战略防卫第一线”（注：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下册），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762页。）。另一个基本目标是，美国基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围绕着美国在远东地区的利益，日本始终是一个心腹之患，特别是军国主义势力的肆虐，严重地危害了美国的安全与国家利益，因此战后美国下决心要做的是，彻底铲除这一威胁，“使日本不得成为对美国及太平洋地区各国的威胁”（注：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下册），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711页。）。美国既要从战后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根本利益出发，让日本在冷战格局中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并为此多方扶持日本，以增强对抗社会主义的整体实力，减轻自身在远东地区的负担；另一方面，又要把握好其中的分寸和力度，不允许日本强大到反噬自己的程度。
对于美国这种以本国利益为出发点的对日政策，日本在冷战时期只有服从。然而这并不表明日本的国家利益与美国完全一致。事实上，无论是在地缘政治方面，还是在本国经济特点以及对世界市场的需求等方面，日本都有着与美国不同的特殊利益。只不过在战后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日本不可能过多地强调自身利益而已。冷战结束后，日美面临的共同威胁减弱，同时，几十年休养生息，使日本经济实力大为增强，二战刚结束时，日本的经济规模仅为美国的十二分之一，到20世纪80年代，发展为美国的二分之一。（注：细谷千博·有贺贞编《国际环境の变化と日米关系》、东京大学出版会。1987年、215页。）90年代以后，这种趋势又有进一步发展。这一切，使日本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有了更多的活动余地。
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日本政治走向也开始出现新的变化。保革对立的政治格局，由于革新势力的逐步衰退，最终演变为保守势力一统政治舞台的新局面。另一方面，围绕如何回答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所提出的新课题，保守势力内部开始出现越来越明显的分歧。几十年稳若磐石的自民党开始分裂，新的保守政党不断出现，又不断分化，使日本政治进入了多党政治的新阶段。这是一个在性质上既不同于战前以两大资产阶级政党为主线的多党政治，也不同于冷战时期以保守政党和革新政党对立为主线的多党政治。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它是日本政党政治在经历了半个世纪的发展后，开始出现的一种真正意义上的资产阶级多党政治。自民党的分裂和更多的新保守政党的出现，仅仅是这种资产阶级多党政治的一个开端。
这些新兴的保守政党代表着新的发展趋势，新的政策要求，新的理念和改革预期，新的内外形势分析与对策。毫无疑问，这样的政局变化与重组是需要过程和时间的。同时，它与温战在形成新的国际政治格局中的过渡性质是相一致的。在这一过渡时期，原有的保守政党不可能一下子衰落，它会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继续保持相对优势；新兴的保守政党也不可能一下子巩固和成熟，它还会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经历反复的分化重组和极不稳定的状态。但是这种变化的总趋势却是不可逆转的，因为它不但是国际国内政治经济形势发展的客观要求，而且是这一发展本身在日本政治舞台上的一个反映。
与日本政治的保守化、多元化趋势相对应，温战时期的中日关系也呈现出冷战时期无法相比的复杂局面。一方面，冷战时期特别是复交前后那种高涨的“友好”呼声减弱，国家利益的不同乃至对立表达得更为直白、外露，外交场合的不和谐音增加，历史认识问题、参拜靖国神社问题、大臣失言问题、海外派兵问题、台海局势问题、日美防卫合作新指针相关法案问题、中日贸易摩擦问题等等，老问题频频升温，新问题有增无减，相互间的信赖感、亲近感明显下降。但是另一方面，随着两国关系进入了一个以国家利益为出发点的新阶段，务实的态度开始逐渐取代形式化，成为处理两国关系的基础。中日两国都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不论世界怎么变化，不论对方怎么发展，不论彼此间愿意还是不愿意，两国相邻的地理位置是改变不了的；作为亚洲大国，两国对亚洲和平与安全的巨大影响是改变不了的；两国在地区经济中的相互依存关系是改变不了的。正是这些无法改变的客观存在，使两国之间不能不产生相互合作的必要与可能。这种合作是基于理性的而不是感情的，是现实的而不是理想主义的，是彼此需要的而不是一厢情愿的。也正因为如此，这种共同的利益要求总是能够一次又一次地战胜两国关系中出现的不和谐与不愉快，使几将恶化的两国关系一次次化险为夷。
温战时期的中日关系具有典型的双重性，即：严峻的一面与务实的一面并存。但无论是严峻的一面，还是务实的一面，都是双方立场的真实反映，是新的国际秩序与国际格局形成时期的客观现象。这种典型的双重性特点，决定了中日关系的基本走向是斗而不破，争而不打，在本国利益与共同利益这一矛盾的对立统一中曲折地向前发展。
综上所述，本文做出以下几点总结：
第一，在考察中日关系的时候，不能够脱离对日本国内政治的分析，而分析日本国内政治的时候，又不能离开对整个国际形势和国际大背景的分析。国际形势、日本政治、中日关系是三位一体、环环相扣的。
第二，在考察国际环境的变化时，笔者采取的是一种大跨度的定性分析，而非定量分析的方法。即抓住不同历史时期国际关系与国际格局的主要特征。比如“热战”，尽管两次大战之间也有过和平时期，或者说非战争状态，但笔者只把它看作是从一次战争走向另一次战争的一个间歇和过渡，是更大的战争到来之前的序幕。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为止，整个国际关系和国际形势的基本走向和基本特征是“战”而不是“和”。再如“冷战”时期的中日关系，虽然在复交之前和复交之后有所不同，比如复交之前意识形态对抗的色彩更浓一些，而复交之后则“友好”大于对抗，但这种区别只是外在的表现形式的不同，并不影响事物的根本性质。对“温战”基本特征的概括，与“热战”、“冷战”鲜明的倾向性相比，“温战”的最大特点是它的双重性，它既有热的因素，也有冷的因素，它是冷热交织而形成的一种充满矛盾的状态。
第三，中日关系说到底，可以概括为三大基本矛盾。第一个基本矛盾是，中日两国既是非常近的，又在某种意义上是比较远的。其地理位置的相近与国民感情因战争伤痕而导致的疏远形成了一种强烈的反差。第二个基本矛盾是，中日两国是最不应该起摩擦而又摩擦最多的国家。日方生事，中方抗议，日方辩解，中方缓和；再生事，再抗议，再辩解，再缓和，已成为中日关系走不出的怪圈。第三个基本矛盾是，中日关系的重要性既是最清楚的，又是最模糊的。中日两国间彼此交往已有两千多年，无论是从正面看还是从反面看，再也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像对方那样与自己的命运密切相关。即使在今天，从国际政治的角度看，地缘政治也仍然是整个国际战略格局的基础和前提，没有地区的安全与稳定，就没有世界的和平与安宁。然而这个本应十分清楚的事实却由于另一个事实的掩盖而变得模糊起来，那就是，美国的一极独大和它在国际关系中所占的地位，使得对美关系似乎成为最重要的双边关系，而相比之下，中日双方关系的重要性却显得不那么清楚了。这三大基本矛盾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构成中日关系的基本内容与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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