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体视野下丝绸之路的思考——以明代南方丝绸之路为中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丝绸之路论文,明代论文,视野论文,中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139(2015)09-0005-13 在中国古代史籍中，我们找不到“丝绸之路”的名称。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Ferdinandvon Richthofen)在1877年-1912年出版的《中国亲历》5卷本中，首次将从中国通往中亚、南亚、西亚乃至欧洲、北非的西域商贸道路称为Seidenstraseno，也即“丝绸之路”，彰显了以丝绸为媒介的古代中西交往的通路。20世纪初海上丝绸之路的提出，源于法国汉学家沙畹(Edouard Emmannuel Chavannes)，他在《西突厥史料》中据唐朝贾耽著称有“陆、海两道”。此后法国学者让·菲利奥扎(JeanFilliozat)首次使用了“海上丝绸之路”这一名称。由此，陆路通往南亚、西亚以及欧洲的通道，被称为“陆上丝绸之路”。从海上交通连接东南亚、南亚、西亚、非洲，乃至欧洲的海上通道，被称为“海上丝绸之路”。 古代丝绸之路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丝绸之路，是指中国古代经中亚通往南亚、西亚以及欧洲、北非的陆上贸易通道。因大量中国丝和丝织品多经此路西运，故称丝绸之路。广义的丝绸之路，早已超出了字面含义，成为后世对中国与中亚、东南亚，南亚、西亚乃至西方所有来往通道的统称；不仅是东西方商业贸易之路，而且是中国和世界各国之间政治往来、文化交流的通道；不仅是一条交通道路之意，而且是四通八达、辐射广泛的中国与世界各国之间的交通网络；不仅是丝绸西传，西物东来，而且也沉淀了东西方文明相互交往几千年的历史；不仅是一个地理的概念，而且已扩展为一种历史文化的象征符号。 迄今中外学术界对丝绸之路的研究已经持续了100多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在中国，从中西交通史至中外关系史，形成了诸多专门研究领域，诸如“陆上丝绸之路”(也称西北丝绸之路)、“草原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南方丝绸之路”(也称西南丝绸之路)等。此外，还有不少是没有带“丝绸”二字的中外交往通道的研究，如“陶瓷之路”、“茶叶之路”、“茶马古道”、“瓷银之路”、“皮毛之路”、“玉石之路”等等，不断拓展了丝绸之路的内涵与外延，凸显了古代诸文明之交流对人类的巨大贡献。学界对南方丝绸之路的研究，已经产生了丰硕成果，从时间上看，南方丝绸之路研究大都集中在汉唐以前的历史阶段，颇有深度。但是明代发生了什么？研究尚属薄弱环节；从空间上看，南方丝绸之路考察还有拓展的必要。故在此试图从丝绸之路的整体视野出发，就明代“西南夷”的认识演化，和明代四川雅安为例的丝绸之路发展状况两方面略加探讨，以见教于方家。 一、明代对“西南夷”认识的演化 丝绸之路在明代的发展，首先是地域认识的发展。 (一)释“西南夷”：始自汉代的认识 追寻关于“西南夷”认识的源头，“西南夷”名称始见于西汉文献。有关的完整记载， 源自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 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魋结，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同师以东，北至楪榆，名为巂、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自巂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徙、筰都最大；自筰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冉駹最大，其俗或土著，或移徙，在蜀之西。自冉駹以东北，君长以什数，白马最大，皆氐类也。此皆巴蜀西南外蛮夷也[1]。 司马迁所云“此皆巴蜀西南外蛮夷也”，说明“西南夷”是指分布在巴蜀以西和以南的族群，即以当时已设置郡县的巴郡、蜀郡为中心，将巴郡、蜀郡以西、以南地区称为“西南”，分布在这些地区的少数民族称为“西南夷”。虽然这些族群在汉以前的典籍中已经出现，但是最早以“西南夷”名称来记载这一地区少数民族历史的是司马迁。由此，“西南夷”成为对分布在今日甘肃南部、四川西部和云南、贵州一带的少数民族的专称。童恩正先生指出：司马迁是以巴蜀为中心，叙述了其南方的贵州西部、西南方的云南滇池区域、洱海区域，四川西昌地区、凉山彝族自治州、西部的雅安地区、西北的阿坝藏族自治州以及北部的甘南武都地区的少数民族，而概括地称之为“西南夷”。以后的研究者一般沿袭了这一名词，未加分析；细读《史记》有关部分，发现司马迁虽然将篇名称为《西南夷列传》，但又将这些民族分成“南夷”和“西夷”两部分”[2]。 段渝先生认为，《史记·西南夷列传》总叙从文化属性、民族系统和经济类型等方面把西南夷分为四大类别，其中包括七个区域，每一个区域内都有“以什数”的众多“君长”，分别以一个“君长”代表一个族群，以区域中最大君长代表区域。他按照《西南夷列传》所叙顺序，对于西南夷七大区域十几个主要“君长”的族属及其分布地域等基本情况进行了综合考释[3]。并对于先秦汉晋西南夷内涵演变进行了研究，指出在中国古代文献中，西南地区的非华夏或非汉系的民族被称为“西南夷”，或“巴蜀西南外蛮夷”，或“蜀郡徼外蛮夷”[4]。 汉代“西南夷”的用法，一直传承沿用了下来，直至清代。查二十四史中“西南夷”一词之用：《史记》14处，《汉书》21处，《后汉书》8处，《晋书》18处，《宋书》2处，《南史》11处，《北史》3处，《隋书》4处，《旧唐书》8处，《新唐书》6处，《宋史》17处，《辽史》1处，《元史》21处，《明史》2处。在清修《明史》中，“西南夷”仅两见：一见于“元江”①，一见于“麓川”②，这两个地名均在西南地区。然而，存世明代史籍表明，《明史》中的“西南夷”认识不能代表明朝人的全面认识。 (二)明代“西南夷”认识的演化：海的出现 在明代史籍中，关于“西南夷”的认识，应该说仍以传承汉代之说为主。朱孟震《西南夷风土记》是一部专门论著。其中关于“西南夷”的概念，主要是历史的沿用。 《序》云： 西南夷，汉武帝时已通中国。蜀汉中复叛，武侯定之。晋、魏、唐间，或叛或复，宋则以玉斧画泸水，遂与之绝矣。元奄有西域，乃复属焉。国朝兵平六诏，诸夷纳土，乃各因其酋长，立为宣慰、安抚等官。俾自治其地，以时时贡赋。曰木里、曰老挝、曰木邦、曰八百、曰孟养、曰缅甸，所谓六宣慰，国初旧封也。曰南甸、曰干崖、曰陇川、曰孟密，三宣抚一安抚。 其中地理状况的记载如下： 东通中国，南滨海，邻暹罗界，西抵西洋、大小古喇、赤发野人、小西天，去天竺佛国一间耳。北接羌、戎、吐番，但山则悬崖峭壁，河则黑山弱流。山川原派皆起自昆仑。东山自腾冲分水岭，西山自迤西鬼窟而对峙南下，分枝衍派，遵(达)海滨而止。金沙江自迤西南流，索于两山之间，会槟榔、大盈、龙川、喇乃、木邦、虎人、温板诸江之水，达于南海。三宣、孟密、木邦、缅甸、八百、车里、摆古俱在江东，迤西、大小古剌、暹罗则居江之西也③。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地理上的“西抵西洋”，指出了“西南夷”的西向方位是“西洋”。但是这部明人对于“西南夷”的专著，也还不能代表明朝人对于“西南夷”全面认识。“西南夷”是一个历史的概念，所包括的实际内容，不是一成不变的。当我们关注明代南方丝绸之路的发展，首先遇到的问题是明朝人对于“西南夷”的认识与汉代有无差异？查阅明代大量史籍，其中“西南夷”的称谓没有发生变化，大量史籍在记载西汉至唐代的历史时，均延续了汉代地理概念，可见汉代对于“西南夷”的认识一直在沿用；但是同时，笔者在爬梳大量明代史籍的过程中发现，明人对于“西南夷”的认识与汉代有了差异，在沿用中发生了变化，出现了一种明显超越汉代地理范围的认识，也就是说“西南夷”内涵发生了演化，表现在地理范围拓展到了海外，可以说是有了“海的出现”。明代“海的出现”与汉代传统的“西南夷”概念已有很大不同。下面依据笔者所见明代史籍，不避繁复，列举数端如下： 1.金幼孜《瑞應麒麟赋有序》： 臣闻麒麟天下之大瑞也，帝王之德，上及太清，下及太宁，中及万灵，则麒麟见……而十有七年之间，诸福之物纷纭充牣，史不绝书。乃永乐甲午秋九月，西南夷有曰榜葛刺国，以麒麟贡。明年乙未秋九月，有曰麻林国以麒麟贡。今年秋复有曰阿丹国，以麒麟贡。五六年间麒麟凡三至京师，烜赫昭彰，震耀中外，诚千万世之嘉遇，而太平之上瑞也④。 此《赋》作于永乐十七年(1419年)阿丹国贡麒麟之年。《赋》中所见，永乐甲午，即永乐十二年(1414年)，有列于“西南夷”的榜葛刺国贡麒麟；乙未即永乐十三年(1415年)，有麻林国贡麒麟；永乐十七年(1419年)，又有阿丹国贡麒麟。榜葛刺国当时是五印度之一，《明实录》作邦哈剌，《西洋朝贡典录》作彭加剌，皆孟加拉语Bengala的对音，即今孟加拉国及印度西孟加拉一带，位于南亚次大陆东北部，恒河下流，是东西交通要冲之地。麻林国，位于东非，即今坦桑尼亚基尔瓦基西瓦尼；阿丹国，即今阿拉伯半岛也门首都亚丁，扼守红海通向印度洋的门户，素有欧、亚、非三洲海上交通要冲之称。这三个国家，一个位于印度，一个位于东非，还有一个在阿拉伯半岛，值得注意的是，三者均属印度洋国家。 2.金幼孜《狮子赞有序》： 圣天子莅阼之十有七年，德化大成，无有远迩，毕献方物。乃秋八月甲午，西南夷木骨都束国复遣使以狮子来贡。夫百兽之极莫过于狮子……乃今日自海外历数十万里随使者以进[5]。 在这篇《赞》中，记载了永乐十七年(1419年)木骨都束贡狮子，将位于东非的木骨都束列于“西南夷”。木骨都束国即今非洲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也是印度洋西岸的名城。 3.商辂《赠行人刘偕立使西南夷序使西南夷》： 我国家混一区宇，薄海内外，凡重译之地，靡不臣服。乃满刺加国僻处海隅，去京师不啻数万里，盖其地越占城、琉球诸国而益远，所谓重译之地是已。我太祖、太宗盛德覆冒海外，于时满剌加国王陪臣尝与朝会，受封册、禀正朔、承锡赉，用以夸示邻境及其国人者数矣。中更继代，其王不克自振，行李不通，自外于声教者已数十年，而其国以益弱。兹速鲁檀无答佛那沙既袭王位，辄选陪臣之才者，使奉表诣阙下请命。我皇上怜其诚意，特降玺书，遣使往谕，俾正王位，抚其国众，恩甚厚也。时吉水刘偕立以行人受命，欣然就道，同朝士夫咸往饯之。而属予赠言⑤。 从这篇《序》的名称，我们已可了解到作者是将明英宗时派遣刘偕立出使满剌加，称为出使“西南夷”的。满剌加国，即今马来西亚马六甲。 4.邓元锡《皇明书》卷三： 永乐七年己丑春正月，遣太监郑和航海，通道西南夷⑥。 这里的记载，已经直接将郑和航海称为“通道西南夷”。 5.邓元锡《皇明书》卷四： 罢通西南夷，停官买物料[6]。 此条与上条相同，罢通的“西南夷”，即郑和航海所通。 6.邓元锡《皇明书》卷十四： 永乐谟……遣内官造大舰，航海通西南夷，营北都宫殿，费皆以巨万亿计，咸仰给于户曹[7]。 此条与上两条一致，“内官造大舰，航海通西南夷”，应即指郑和下西洋。 7.费元禄《天妃庙碑》： 我明成祖文皇帝七年，中贵人郑和通西南夷，祷妃庙，征应如宋。归命，遂勅封护国庇民妙灵昭应弘仁普济天妃，赐祠京师，尸祝者遍天下焉⑦。 在这一碑记中，明确称“郑和通西南夷”。 8.张鼐《宝日堂初集》： 永乐壬辰，礼部檄航海往西洋葛榜剌等国。按《星槎胜览》载，太宗皇帝七年，命正使太监郑和、王景弘等，统官兵二万七千有奇，驾楼船四十八号，往海外西南夷诸国，开读赏赐⑧。 在这段记载中，以“西南夷”与“西洋”对应，“西南夷”完全等同于“西洋”。 9.雷礼《皇明大政记》： 己丑永乐七年正月朔，遣中官郑和领兵航海通西南夷。封海神宋灵惠夫人林氏为护 国佐民妙灵昭应弘仁普济天妃，建庙于京师之仪凰门祀之。 巨舰自福建之长乐五虎门航大海西南行，抵林邑，又自林邑正南行八昼夜，抵满刺加，由是而达西洋古里大国。分航遍往支国阿丹、榜葛刺、忽鲁漠斯等处⑨。 这里的记载更加详细，记述了郑和“航海通西南夷”的细节，涉及林邑、满刺加、古里、阿丹、榜葛刺、忽鲁漠斯多国。林邑，本汉时象郡象林县，在今越南中部；西洋古里国，是郑和七次下西洋必到之地，即今印度喀拉拉邦卡利卡特。忽鲁谟斯国即Hormuz，Ormuz的对音，今属伊朗，位于阿曼湾与波斯湾之间霍尔木兹(Hormuz)海峡中格仕姆岛(Qushm)东部的霍尔木兹岛。古里国与忽鲁谟斯国，均为著名的古代东西方贸易集散地。 10.凌迪知《万姓统谱》： 张骞，城固人。武帝时为郎，应募使月氐(氏)国西南夷，去十三年始还，后封博望侯⑩。 这里更进了一步，将汉代张骞出使的西域，也称之为“西南夷”。 以上史籍均为私人编撰，而在官方史籍中也出现了类似记述： 1.《明实录》记： 浡泥国王麻那惹加那乃以疾卒于会同馆，上辍朝三日，遣官之赙以缯帛，东宫暨亲王各遣祭。命工部具棺椁明器，葬于安德门外，树碑神道。求西南夷人之隶籍中国者守之，立祠于墓。命有司岁于春秋用少牢祭之，仍赐敕抚慰其子[8]。 永乐六年(1408年)浡泥国王麻那惹加那乃病逝于会同馆，帝赐葬安德门外，并命寻找“西南夷人之隶籍中国者”守墓。这里的“西南夷”，可见已经超出了中国西南地区的地理范围。浡泥国，是位于亚洲加里曼丹岛北部文莱一带的古国。 2.《明会典》载： 国居海中，本属阇婆，有地十四州……永乐三年，遣使往封麻那惹加那乃为王，给印诰、勑符、勘合。六年，王率其妃及家属陪臣来朝，至福建。遣中官往宴劳之，令所过诸郡设宴。至京，王奉金字表，献珍物；妃笺献中宫、东宫。上御奉天门赐王宴。是年，王卒于会同馆。辍朝三日，祭赙甚厚。诏谥恭顺，赐葬南京城外石子冈。以西南夷人隶籍中国者守之，树碑立祠，命有司春秋致祭。封其子遐旺嗣，遣中官及行人护送归国。复从其请，封其国后山为长宁镇国之山，御制碑文赐之[9]。 在这段记载中，“以西南夷人隶籍中国者守之”同《明实录》，而记述尤详。是对《明实录》记载的一个补充。 综上所述，明代官私史籍证明，自永乐年间开始，明人关于“西南夷”的认识有了极大扩展，反映了时空的新变化：在时间上，自明初永乐年间直至明末，明前期有，明后期也有，直至明末；在空间上，从中国西南地区达到了海外，特别是与郑和下西洋的“西洋”——印度洋重合在一起。就此而言，我们不难得出以下结论：明人的“西南夷”观念已经联通了西南与西洋，也联通了西域；郑和下西洋不仅仅是陆海丝绸之路在印度洋的联通，在明人的观念中，还是南方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西北丝绸之路的联通。 至此我们了解到，明朝人对于“西南夷”的观念发生了演化，然而任何变化都不是突如其来的，有必要追溯其渊源。下面让我们以正史为线索略加考察。 西南与西域，即西北丝绸之路的关系，最早从《史记》记载张骞通西域便可寻得渊源，公元前二世纪张骞在大夏看到了蜀布和邛杖： 骞曰：“臣在大夏时，见邛竹杖、蜀布。问曰：‘安得此？’大夏国人曰：‘吾贾人往市之身毒。身毒在大夏东南可数千里。其俗土著，大与大夏同，而卑湿暑热云。其人民乘象以战。其国临大水焉。’以骞度之，大夏去汉万二千里，居汉西南。今身毒国又居大夏东南数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远矣。今使大夏，从羌中，险，羌人恶之；少北，则为匈奴所得；从蜀宜径，又无寇。”天子既闻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属皆大国，多奇物，土著，颇与中国同业，而兵弱，贵汉财物；其北有大月氏、康居之属，兵强，可以赂遗设利朝也。且诚得而以义属之，则广地万里，重九译，致殊俗，威德偏于四海。天子欣然，以骞言为然，乃令骞因蜀犍为发问使，四道并出……终未得通……初，汉欲通西南夷，费多，道不通，罢之。及张骞言可以通大夏，乃复事西南夷[10]。 南朝梁沈约《宋书·夷蛮》云： 南夷、西南夷，大抵在交州之南及西南，居大海中洲上，相去或三五千里，远者二三万里，乘舶举帆，道里不可详知。外国诸夷虽言里数，非定实也[11]。 这段记载，说明南朝已有“西南夷”居于海中的记录，“西南夷”在大海之中，“相去或三五千里，远者二三万里”，虽然里程不可详知，但是乘船扬帆才能到达是确切的。 后晋刘昫《旧唐书·音乐》云： 太平乐，亦谓之五方狮子舞。师子鸷兽，出于西南夷天竺、师子等国(11)。 这里的记载已很明确。由此可见，唐五代已有了称印度和狮子国，即斯里兰卡为“西南夷”之例。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一般认为，南方丝绸之路在先秦即已开通。根据唐贾耽《边州入四夷路》和樊绰《蛮书》载，唐代川滇缅印交通已很发达。从蜀至西南再至外域的国际交通路线，是由四川西南经云南、缅甸而入印度阿萨姆邦(12)。关于南方丝绸之路的学界已有很多考察与研究，有一点是明确的，那就是以为上缅甸与东印度阿萨姆邦地区相连，是陆上的国际交通线。 笔者认为，观诸明代史籍中“西南夷”的认识，虽然明代以前已有“西南夷”在海上、指代印度之例，但是直至明代，“西南夷”观念的演化凸显了出来，即“海的出现”。观念内涵的演化从陆上到海上的彰显，归根到底，是与明代中国对外关系从陆向海发展的大背景，与明人对外交往道路从海上整体联通的实践——郑和下西洋密不可分。郑和下西洋不仅成为海上丝绸之路扩展的前提，而且带来了人们对于“西南夷”观念的演化，航海将南方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连接起来，出现了将南方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西域陆上丝绸之路联通的新观念。这种“西南夷”新观念，将陆上与海上融合在一起，强化了丝绸之路陆海相连的认知。 行文至此，我们涉及一个重要问题。作为中外交往的大通道，以往对于西北陆上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草原丝绸之路、南方丝绸之路的研究已经相当深入，在考察这些丝路的时候，学界分别深入考察了各条丝绸之路的功能和作用，却往往忽视了一个整体丝绸之路的视野，各条丝绸之路形成、发展等一系列过程的考察，包括与其他丝绸之路的关系。如果仅仅考察各条分支，了解结构和内容还不够，还应加强对各个组成部分互动关系及其相互作用的了解。发展到明代，明前期有郑和七下印度洋，是古代中国对外交往的一个高潮；明后期世界格局发生巨变，一个全球化趋势已经出现，这启示我们，不应以静止的、孤立的地区阻隔的格局来考察明代丝绸之路，需要拓展研究。无论从横向，还是从纵向，都涉及“特殊性和互联性”，需要叙事的转换。进一步说，以一种特定的整体联系的视野出发，我们需要关注特殊的历史时间节点：15世纪初与16世纪初。15世纪初，郑和七下西洋，西洋特指的是印度洋，下西洋贯通了陆海丝绸之路，为丝绸之路划了一个圆(13)。这一航海实践，也直接促发了明朝人“西南夷”与“西洋”认识的重合。16世纪初全球化开端，将一种全球理念纳入研究，关注西方人东来、明代国际格局变化与全球化趋势的形成，我们必须充分注意到在经济全球化开端之时明代中国经济结构的转变，应具有更为宏大的学术关怀，关注不同寻常的16世纪明代中国白银货币化及其引发的一系列国家与社会的嬗变 二、整体视野出发的初步考察：以四川雅安为例 与白银货币化紧密相联的，是市场极为活跃，商帮迅速兴起。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四川不能例外，从茶马互市到货币交易，商品化趋势明显出现，深刻影响了丝绸之路发展的历史。下面考察明代白银货币化与全球化趋势下的丝绸之路发展情形，让我们以雅安为例。[12] 雅安位于四川盆地西缘、邛崃山东麓，东靠成都、西连甘孜、南界凉山、北接阿坝，是青藏高原向成都平原的过渡地带，素有“川西咽喉”、“西藏门户”之称。明代的雅安，名雅州。《明一统志》载雅州建置沿革与形胜： 《禹贡》梁州之域，天文井鬼分野。周属雍州，秦为严道县地，属蜀郡。汉因之。晋属汉嘉郡，西魏于此置蒙山郡及雅州。隋初郡废州存。大业初，改州为临邛郡，治严道县。唐初复为雅州。天寳初，改卢山郡。干元初，复为雅州，属剑南道。五代时，孟知祥置永平军，宋复为雅州。仍治严道，属成都路。元至元中改属嘉定路，寻割属吐蕃宣慰司。本朝洪武四年，省严道县入州，直隶四川布政司，编户四里，领县三。 形胜：抵接沉黎，控带夷落；左据蔡山，右依蒙顶；西通碉门，东出蒲江。西蜀之襟带，南诏之咽喉。羌水环于前，濆江绕于后[13]。 明代的雅州，辖名山、荥经、芦山三县。四川雅安到西藏拉萨之间形成的古代商道，称川藏茶马古道，雅安位于南方丝绸之路要冲，是茶马古道的源头。如果说明代雅州联通了茶马古道、西北丝绸之路、南方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这样的说法没有夸大其辞。明代白银货币化，中国经济结构发生变化，连接起国内市场与世界市场，也使得丝绸之路发展格局产生变化，深刻影响了雅安的历史。这主要表现在，一方面白银货币化影响下的明朝盐法改革，促使陕西商帮兴起，南下江淮；另一方面白银货币化影响下的明朝茶法变革，也促使陕西商帮兴起，催生了雅州茶叶贸易的发展，茶道的日益繁荣。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雅州义兴茶号的诞生，就是最好的证明，下面还将述及。 作为南方丝绸之路的重镇，雅州是川藏茶马古道的起始地。根据学者对古代史籍的大量研究成果，茶马古道(雅安段)是古代四川联系西南诸民族的重要交通道路，史籍中记载有青衣道、灵关道、严道、旄牛道等，都在雅安辖区内，一般认为茶马古道(雅安段)起于汉，盛于唐。实际上先秦人的活动轨迹证明道路早已存在。那么至明代发生了什么？古道仍然在起着重要作用。《大明一统志》记载： 雅州西通畨之路有三：曰灵关，曰碉门，曰始阳。惟碉门最为要害，两山壁立，一水中贯，设禁门以限华夷[14]。 《明史》云： 三十六番者，皆西南诸部落，洪武初，先后至京，授职赐印。立都指挥使二：曰乌斯藏，曰朶甘。为宣慰司者三：曰朶甘，曰董卜韩胡，曰长河西鱼通宁远。为招讨司者六，为万户府者四，为千户所者十七，是为三十六种。或三年，或五年一朝贡，其道皆由雅州入[15]。 雅州之所以能成为川藏茶马古道的源头，不仅在于其重要的地理位置，而且与产茶紧密联系，因为那里出产著名的蒙顶山茶，是茶之故乡。据考证，中国茶业起源于史前巴蜀，自秦人取蜀以后，茶的饮用和栽培，才在全国逐步传播开来。雅州种植茶树，至今已有两千多年，是中国最早文字记载人工栽培茶树的地区之一。雅州边茶从唐代开始通过茶马古道输入藏区，是历朝历代茶马贸易的专用品。从最初的以物易物，到后来逐渐发展成为大规模的“以茶易马”市场交易，都少不了雅州的茶叶，唐代李肇《唐国史补》云：“剑南有蒙顶石花，或小方，或散芽，号为第一。”[16]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称：“唐茶品虽多，亦以蜀茶为重”。[17]李昉等《太平御览》载： 《云南记》曰：名山县出茶，有山曰蒙山，联延数十里，在县西南。按《拾道志》、《尚书》所谓蔡蒙旅平者，蒙山也，在雅州。凡蜀茶尽出此[18]。 宋王象之《舆地纪胜》云：“西汉时，有僧自岭表来，以茶实植蒙山。”在雅安名山蒙顶山甘露寺，据说曾有一块明代石碑，碑上记载了西汉僧人吴理真在蒙顶山上植茶之事，可以证明雅安是最早种植茶叶之地(14)。此碑已佚，现可见明人曹学佺《蜀中广记》载： 《雅安志》云：蒙顶茶，在名山县西北一十五里，蒙山之上。白乐天诗：“茶中故旧是蒙山”，是也。今按：此茶在上清峯甘露井侧，叶厚而圆，色紫赤，味畧苦，发于三月，成于四月间，苔藓庇之。汉时僧理真所植，岁久不枯[19]。 明人对于雅安蒙顶茶的极高评价，迄今传世。顾元庆《茶谱》云：“茶产则天下多矣，若剑南有蒙顶石花……之数者，其名皆著，品第之，则石花最上”[20]。 在明代，“茶马互市”主要连接了陕西、四川和乌斯藏。雅州出产黑茶又称乌茶，因为当时称西藏为乌斯藏，所以把销往西藏的茶也称乌茶。我们知道，从四川南方丝绸之路重镇雅安出发，经康定、昌都，到西藏拉萨，再到邻国不丹、尼泊尔、印度，有一条历史悠久的茶马古道。永乐十二年(1414年)，明太宗遣中官杨三保往谕乌思藏诸处大小头目，“令所辖地方驿站有未复旧者，悉如旧设置，以通使命”[21]。驿站贯通后，从川入藏，形成了完整的茶马古道，雅州正是这条茶马古道的起点，毋庸置疑地占有重要地位。 明朝“行以茶易马法”，制度相对唐宋更加严密。《明史》载： 茶馬司，大使一人，正九品，副使一人，从九品。掌市馬之事。洪武中，置洮州、秦州、河州三茶马司，设司令、司丞。十五年改设大使、副使各一人，寻罢洮州茶马司，以河州茶马司兼领之。三十年改秦州茶马司为西宁茶马司。又洪武中，置四川永宁荼马司，后革，复置雅州碉门茶马司[22]。 明初“设茶马司于秦、洮、河、雅诸州，自碉门、黎、雅抵朶甘、乌思藏，行茶之地五千余里”。《明实录》记载，洪武七年(1374年)设置雅州碉門阜民司[23]，专门负责以茶易马之事。洪武十九年(1386年)正月，设置雅州碉門茶馬司，秩正九品，設大使、副使各一人[24]。次年六月，四川雅州碉门茶马司以茶16360斤“易驰马骡驹百七十余匹”[25]。明朝所置茶马司，秦、洮、河三处均在今甘肃，明朝时属于陕西，只有雅州在四川，并于元朝曾经隶属吐蕃宣慰司，地位颇为特殊。明代茶法正如丘浚所言：“臣按产茶之地，江南最多，今日皆无榷法，独川陕禁法颇严，盖为市马故也。”[26]说明四川和陕西临近西北边陲，川陕茶法主要是易马和赏番。明朝以茶易马之茶，沿袭唐宋，取自川、陕两省，“惟川陕茶课最重”。陕西秦、洮、河州并不产茶，这几处茶马司的茶叶主要由汉中和四川供应，以川茶在整个西北茶马贸易中所占比例为多，这也凸显了雅州的地位。如果我们以丝绸之路作为中外交往大通道来整体认识，那么我们不难得出以下结论：以雅州为起点的茶马古道，也可以说是连接南方丝绸之路与西北丝绸之路的一条纽带。 根据《明史》记载： 洪武初，定令：凡卖茶之地，令宣课司三十取一。四年，户部言：“陕西汉中、金州、石泉、汉阴、平利、西乡诸县，茶园四十五顷，茶八十六万余株。四川巴茶三百十五户，茶二百三十八万余株，宜定令每十株官取其一。无主茶园，令军士薅采，十取其八，以易番马。”从之[27]。 这里表明，明朝茶马互市以四川茶为大宗，大致是陕西茶的3倍。又，明朝于“诸产茶地设茶课司”，负责专门征收茶叶税课，四川茶多，自然课税定额也高于陕西，按照规定的税额：“陕西二万六千斤有奇，四川一百万斤”[28]，四川茶竟达陕西茶的3.8倍。 一般而言，明初实行茶的专卖政策，设茶马司官运官销，雅州专门与乌斯藏交换马匹。最初规定凡易马之茶，一律官收官运，并在重要关津设置批藏茶引所，禁止私人贩茶。明朝以茶课控制茶的产销，设巡茶御史监察，设茶马司征课，设批验所检查；设茶仓储备，建立了一整套茶马互市制度。万历《四川总志》记载明初情形如下： 皇明洪武五年，令四川产茶地方照例每十株官取一分，征茶二两；其无主者令人媷种，以十分为率，官取八分。三十年令成都、重庆、保宁三府及播州宣慰司各置茶仓，岁征川中地亩课茶五十二万四千六百三十七斤有奇，贮仓召商中买，与西番易马。三月敕户部自三月至九月每月差行人一员，于陕西河州、临洮，四川碉门、黎雅等处，省谕把隘口头目，不许私茶出境。七月，附(驸)马都尉欧阳伦坐令家人贩私荼，事觉赐死。又命左都督徐增寿曰：碉门拒河西口道路狭隘，跋涉艰难，市马数少。闻自碉门出柘木场，径抵长河西口，通杂道长官司道路平坦，尔宜檄所司开拓，以便往来[29]。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明初已有商人“纳米中茶”、“纳粟中茶”之例，但均属于临时性，不是常态运行(15)。 《明实录》记载，洪武五年(1372年)四川茶盐都转运司言： 碉门、永宁、筠连诸处所产之茶，名剪刀粗叶，惟西番夷獠用之。自昔商贩未尝出境，既非茶马司巴茶之比，宜别立茶局，征其税，易红缨、毡衫、米布、椒腊，可资国用。其居民所收之茶，亦宜依江南茶法，于所在官司给引贩卖，公私便之。今拟设永宁茶局一，曰界首镇，岁收茶一十八万八千斤；雅州茶局一，曰碉门，岁收茶四十一万一千六百斤。成都茶局三，曰灌州，岁收茶七千四百三十斤；曰安州，岁收茶一万三千一百七十斤；曰筠连州，岁收茶二十九万六千二百八十斤。既收，则征其什一于官。诏从之[30]。 依据万历《明会典》所载，明初茶课管理与征收大致如下： 国初招商中茶。上引五千斤，中引四千斤，下引三千斤。每七斤蒸晒一篦，运至茶司，官商对分，官茶易马，商茶给卖。每上引，仍给附茶一百篦；中引，八十篦；下引，六十篦，名曰酬劳。经过地方，责令掌印官盘验，佐贰官催运。若陕之汉中、川之夔保，私茶之禁甚严。凡中茶有引由，出茶地方有税，贮放有茶仓，巡茶有御史，分理有茶马司、茶课司，验茶有批验所[31]。 笔者查阅正德《大明会典》，其中并无茶法记载。我们知道，正德《大明会典》是弘治时修成，对于弘治年间出现的茶法变革，没有提及；而万历《明会典》中的茶法记述，是从无到有，有失于概略。明初，在四川主要实行官买官销政策，严禁私贩。从严格意义上说，“招商中茶”始自弘治初年，令茶商到产区买茶，运至茶司，官茶用以易马，商茶按指定地点销售。下面所引史料可印证这点。 《明实录》记载了明朝于成化五年(1469年)对民间兴贩茶叶的解禁： 一西宁方番夷食茶，如中国人民之于五谷，不可一日无者。本朝旧有茶马之例，后暂停止，近有举行。然民间绝无兴贩，而官府又无督办之令，以致茶马司见茶不满千斤。乞勅笥通查出茶州县山场，定其则例，听民采取，俱运赴西宁官库收贮，换易番马，给军骑操，并与苑马寺作种孳牧。其民间所采茶，除税官外，余皆许给文凭，于陕西腹里货卖，有私越黄河，及河、洮、泯边境通番易马者，究问如律[32]。 这一政策变化，给陕西商人带来了发展的契机，使陕西商人率先参与了茶叶贸易，走上了经营茶叶交易的道路，也使茶叶生产走向商品化道路。 开中之法，明朝不仅在盐法中实行，同样也在茶法中运用，弘治初，盐法发生重大改革，纳粮中盐改为纳银中盐；与盐法一样，茶法的重要变化“开中边茶”，也发生在弘治初年： 弘治三年，令陕西巡抚并布政司出榜召商，报中给引，赴巡茶御史处挂号，于产茶地方收买茶斤，运赴原定茶马司。以十分为率。六分听其货卖。四分验收入官。七年，以陕西岁饥，开中茶二百万斤。召商派拨缺粮仓分上纳备赈。八年，令免易马。止中茶四百万斤，以资边储。十二年，停止粮茶事例。十四年，以榆林、环庆、固原粮饷缺乏，将洮河、西宁发卖茶斤量开四五百万斤，召商上纳价银，类解边仓，籴买粮料。十五年，令今后不许召商中茶。十七年、令召商收买茶五六十万斤，依原拟给银定限，听其自买、自运，至各该茶司取实收查验。仍委官于西宁、河州二卫，发卖价银，官库收候给商[33]。 开中主要是针对陕西边地，以上所见开中茶法的实施也颇经曲折。弘治三年(1490年)在西宁、河西、洮州三茶马司招商中茶，每引不过百斤，每商不过三十引，官收其十分之四，其余令货卖。但我们从中可以了解到一个重要信息，即由于边茶“开中”的变化，允许商人直接参与茶马互市，使得官收官销转为官督商销，陕西商人获得了得天独厚的发展契机，茶商突破了官方垄断，从此边茶部分进入商运商销的新阶段。朝廷易马茶叶亦赖商人营运，商人势力日益扩大。值得注意的是，陕西茶商由于开中法而在茶马贸易中日益发挥积极作用，扮演了重要角色。陕西商帮的兴起，不仅与盐法改革密切相关，而且与茶法改革也紧密相连。 在茶法改革同时，弘治年间，白银货币全面渗透到四川茶课之中： 弘治八年，令四川布政司将所属茶课俱自弘治二年为始，以后年分各拖欠该征之数俱减轻。每芽茶一斤，征银一分五厘；叶茶一斤，止征一分[34]。 弘治十五年(1502年)，明朝任命南京太常寺卿杨一清为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督理陕西马政、茶法。杨一清云： 合无自弘治十八年为始，听臣出榜诏谕山陕等处富实商人，收买官茶五六十万斤，其价依原定每一千斤给银五十两之数，每商所买不得过一万斤，给予批文，每一千斤给小票一纸，挂号定限，听其自出资本，收买真细茶斤，自行雇脚转运[35]。 显然，这里是招商买茶商运，以银计价，自出资本。后又奏准不愿领价者，以茶一半给商自卖，一半贮司易马。官商对分制政策无疑对于陕西商人在边茶贸易中占有主导地位，具有极大地促进作用。茶叶市场渐为商人开放，白银货币渗透到茶马互市交易之中，意味着市场机制的启动。 嘉靖初年，明朝统一印制引票，按引征税，商人越来越多地参与到茶马互市之中，冲击了茶马司的官方交易：“边吏不能禁顾，私委所属抽税焉。且贩者不由天全六番故道，私开小路径通嗒葛，而松、茂、黎、雅私商尤多。自是茶禁日弛，马政日坏。”[36]嘉靖四年(1525年)，“茶课与税初皆本色，一以易马，一备赏番，至是俱折收银两，备买茶赏番及买马之用”[37]。白银货币的行用，使得商业兴贩异常活跃，茶道日益繁荣，伴随官营茶马贸易的衰落，民间茶马贸易迅速发展，茶马贸易从官营向民营转变。 到隆庆初年，《明会典》载四川茶引岁额以税银计： 隆庆三年题准，四川岁额茶引，共该税银一万四千三百六十七两。每年布政司差官，径赴南京户部，请给引目，转发该道，召商报中。上纳税银。该司贮库，年终差官解部济边[38]。 《明实录》记载隆庆三年(1569年)御史李良臣提出四川征茶转运劳扰，还有被劫危险，不如改征折色，是官民两利的办法[39]。于是明朝采取全面征收折价银两，用银在陕西易马。官方停止运茶到陕西，而茶叶运销主要由陕西商人来运作。 《四川总志》载其事由来细节： 隆庆三年，巡抚都御史严清、巡按御史王廷瞻会题，将每年原额茶引五万道，减去一万二千道，止用三万八千道。内将三万道作黎雅边引，二百道给思经罗纯产茶地方，报中纳税，每引芽茶七钱六分，叶茶五钱二分。九千八百道给商，每引芽茶四钱八分，叶茶三钱五分；四千道作松潘边引，四千腹引，每引俱芽茶三钱，叶茶二钱。通共税银一万四千三百六十七两，递年召商报中，牒送布政司，上纳解京济边[40]。 实际上，此前明朝茶法的败坏情形惊人，与批验茶引所的设置也有关系，明朝规定茶商于应天府、常州府、杭州府三个批验茶引所买引，距离产茶地路途遥远，弊端丛生。因此，明朝才有“出榜召商中买”的提出： 批验所不置簿籍附写茶商姓名贯址，或不照茶商路引，听其冒名开报。或将引由成千成万卖与嗜利之徒，赍赴产茶地方转卖与人……况茶货出山经过官司既不从公盘诘，又不依例批验，緃有夹带斤重，多是受财卖放……雅州等处俱系产茶地方，相去前去三批验所远者数千里，近亦不下数百里，若照引内条例听茶商径赴产茶府州纳课买引照茶，于人为便，理必乐从。谁肯不买引由公犯茶禁？今却令茶商皆来此三所买引，路途窵远，往返不便，欲其一一遵依，不作前弊亦难矣[41]。 因此出现茶法改革，规定客商兴贩茶货，先赴产茶府、州具报所买斤重，依律纳课，买引照茶，出境发卖。 茶法的招商运销一直延续至明末，有茶臣奏议为证： 今茶臣议于招商时，令该管衙门着地方官从公选举，必取有身家行止者，方许互保举充。至于完销如期、茶货精好者，不妨加意赏劝，则招商不患不实也[42]。 清代《雅州府志》追述明朝雅州茶马互市情形： 古传茶马之司，其来久矣。由洪武中命蜀藏收巴茶，西番商人以马易之。茶四十斤易马一匹，中国颇获其利。后私茶出境，马价遂高，乃差行人禁约，又委官巡视，日久法弛人玩。朝廷虽禁而私主之，致令商旅满关，茶船遍河。每茶百斤，私税银二钱或金五分，流弊遂不堪言[43]。 “商旅满关，茶船遍河”之句，可见发展至晚明，雅州已是茶叶贸易的一片繁荣景象。查诸明代史籍，这两句记载源自万历《四川总志》，事关万历初年茶禁之争议： 近年以来，法弛人玩，朝廷虽禁之而权要私主之，致令商旅满关隘，茶船遍江河，每茶百斤私税白银二钱或金五分，一年所得不下五六万两，以是而归之官，不愈于填私藏哉。或曰此路不开，恐陕西之马益贵。殊不知陕西四川茶路各异，今四川名虽禁茶，实未禁也，而陕西之马未闻甚贵。若以为终非旧制，则旧制之所以禁茶者，正恐私茶多而马贵也。今四川既不易马，何故而禁茶哉？或又谓恐惹边衅，不过天全、黎州争路税茶，每每相杀耳。今若通茶，官征其税，则当禁彼勿得重征，何衅之有？自宋元至成化，皆资是以裕国用，然彼古之人独无所见哉？ 茶马互市是南方丝绸之路最具特色的贸易，自唐宋以来主要通过青藏、川藏、滇藏三条线路，在明代，以牦牛道为基础，雅州以边茶生产地和大规模的茶叶贸易中心闻名遐迩。随着贸易的兴盛，形成了道路的网络化。鉴于学界在丝绸之路道路研究方面已经积累甚多，故这里不多赘言。 值得注意的是，弘治以后，白银货币越来越多地成为明朝财政征课的主要内容，茶马互市中的茶叶在很大程度上投入市场交换之中，茶叶生产商业化程度不断提高。商运商销与茶叶商品市场和白银流通的活跃联系在一起，经营茶叶生意的茶商以商帮形式崛起，茶叶商品经济的发展，即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具有进步的社会意义。具体说来，期茶政制度的嬗变发生，明初茶马互市制度以实物为主的官收官运模式，转向以白银货币为主的商运商销模式，民间茶叶贸易繁荣发展，市场得以增强，商业职能迅速扩展，陕西商人形成了商帮，参与到西南茶马古道茶叶贸易之中，连接起了西北丝绸之路与南方丝绸之路，确保了相当时期内茶叶贸易的基本稳定和繁荣。 郭孟良《中国茶史》评价明代在茶史上的地位：“特别是有明一代，茶业和茶政空前发展，面貌一新，中华茶文化继往开来，跃上了一个新的境界。”[44]关于茶史的专门研究，已论证明代四川开始生产黑茶，并逐渐扩大到湖南产区。明前期，雅州供应朝廷贮边易马的茶叶主要是农村的茶农生产，明后期，雅安开始出现专业生产边茶的焙茶作坊，称为茶号。当时茶叶商人是茶叶流通领域的主角。从经营模式上，可分为行商和坐贾两种：行商从产地采购茶叶或从官府交纳茶税，领取茶引，收购大量茶叶，批发或零售经营，从事商品贩运业，转贩于各地；坐贾是在产茶地和营销各地开设店铺，进行批发或零售经营，即已经拥有营业店铺并往往以前店后厂(坊)形式参与生产的商人。商人从遥远的产茶地将茶货运销全国各地，在茶叶生产与市场之间起着重要的流通媒介作用，也从中获取了大量利润。茶叶商品经济的发展，不仅使一大批陕西“商贾以起家”，而且通过这些茶商沟通了生产者与消费者、茶山与各级市场之间的联系，繁荣了商业贸易，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在明代，雅州开始出现专门生产黑茶的“焙茶作坊”，从收购原料，焙制加工，到运输销售，是近代制茶业工厂的雏形。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陕西泾阳商帮创办的“义兴茶号”就是一个代表。据说义兴茶号的商标叫“狮子”牌，藏名叫“根郭沙颖”。今天在雅安市博物馆旁可见到一块石碑，上面写着：“四川省雅安茶厂”，下款日期：“公元一五四六年—二零零五年”。1546年，正是明朝嘉靖二十五年，是陕西商人兴办“义兴茶号”的时间，由此直到新中国成立后，“义兴茶号”合并到雅安茶厂，存在了400多年。明代雅州作为茶马古道起点，在16世纪全球化开端的大背景下，连接了南方丝绸之路、西北丝绸之路，更与海上丝绸之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于此显示了出来。 从更广阔的整体视角来看明代丝绸之路，应有更为宏大的学术关怀，我们不能忽视其历史背景，即明前期郑和下西洋——全面走向印度洋，明后期世界连成一个整体的全球化开端的历史大背景。从明代史籍中，我们已经看到了明初海上丝绸之路发展对于人们观念演化的深刻影响。虽然迄今我们在明代史籍中看不到任何直接反映明代丝绸之路与全球化之间具体关联的记述，甚至也看不到任何直接关于16世纪全球市场与中国赋役—财政改革之间关联的记述，尽管如此，明代中国出现的变革与世界发生的变革相互联系，白银货币化与全球市场，即经济全球化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认识白银货币化是中国与世界之间关键的连接点，研究全球市场初建时期中国国内与世界市场这种不容忽视的内在关联，作为探寻整体丝绸之路发展的全新切入点，这里以明代四川雅州为例的初步考察，只是管中窥豹，明代南方丝绸之路，显然可以在整体视角下获得更大的研究空间。 注释： ①张廷玉等：《明史》卷三一四《云南土司》二《元江》：“元江，古西南夷极边境，曰惠笼甸，又名因远部……洪武十五年改元江府”。中华书局，1974年，第8100页。 ②《明史》卷三一四《云南土司》二《麓川》：“宣德元年遣使谕西南夷，赐麓川锦绮有差，以其勤修职贡也。时麓川、木邦争界，各诉于朝就令使者谕解之，俾安分毋侵越”。第8115页。 ③朱孟震：《西南夷风土记》一卷，记述包括老挝、缅甸等西南地区的地理物产、风俗民情等内容。《丛书集成初编》本。朱孟震，字秉器，新淦人。生卒年均不详，隆庆二年(1568年)进士，官至副都御史。约明神宗万历十年(1582年)前后在世。 ④金幼孜：《金文靖集》卷六《赋赞颂》，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金幼孜(1367-1431)，永乐十二年为翰林学士，永乐十八年为文渊阁大学士，《明史》卷一四七有传。 ⑤商辂：《商文毅公文集》，陈子龙《明经世文编》卷三十八，中华书局，1976年影印本。商辂(1414-1486)，三元及第，为明代首辅。 ⑥邓元锡：《皇明书》卷三《成祖文皇帝帝纪》，万历刻本。邓元锡(1529-1593)，人称“潜谷先生”，明后期以理学著名。 ⑦费元禄：《甲秀园集》卷三十六《文部》，万历刻本。费元禄(1575-1640)，省试未中，乃绝仕意。 ⑧张鼐：《宝日堂初集》，崇祯二年刻本。永乐壬辰，即永乐十年(1412年)。张鼐(？-1629年)，万历三十二年(1604)进士，天启时为官南京礼部右侍郎，为阉党所劾，削籍归。崇祯初平反后任南京吏部右侍郎。 ⑨雷礼：《皇明大政纪》卷六，万历三十年刻本。雷礼(1505-1581年)，明嘉靖十一年(1532年)进士，官至工部尚书。 ⑩凌迪知：《万姓统谱》卷三十七，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凌迪知(1529-1600)，嘉靖三十五年(1556)进士，万历年间撰《万姓统谱》160卷，从古代至万历年间止，记述人物生平事迹，合谱牒传记共成一书，收罗广博。 (11)刘昫：《旧唐书》卷二十九《音乐》二，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69页。《旧唐书》是现存最早的系统记录唐代历史的一部史籍，原名《唐书》，宋代欧阳修、宋祁等《新唐书》问世后，才改称《旧唐书》。由于成书仓促，在《新唐书》行世后，《旧唐书》基本不流行，直到明嘉靖十七年(1538年)闻人诠等重新刊印后，才又广泛流传，在明代有影响。 (12)参见[法]伯希和著，冯承钧译：《交广印度两道考》，中华书局，1955年；陈茜《川滇缅印古道初考》，《中国社会科学》1981年第1期；伍加伧、江玉祥主编：《古代西南丝绸之路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1990年；段渝：《四川通史》第一册，四川大学出版社，1993年。具体来说，是以成都为起点，分为东西两路。西路沿牦牛道南下，经雅安，汉源，越西、西昌，会理、攀枝花，渡金沙江至云南大姚，西折抵大理，出云南礼社江、元江，利用红河航至越南。东路南下乐山、犍为、宜宾，沿五尺道经云南大关、昭通，曲靖，西折行至昆明，经楚雄达大理。两道在大理会合后，又继续向西经保山，出瑞丽而抵缅甸八莫，可抵达东印度阿萨姆地区；从缅甸越过亲敦江和那加山脉至阿萨姆，沿布拉马普特拉河谷，再到印度平原。或经保山、腾冲，出德宏至缅甸八莫，再至印度。从蜀出云南至西亚的交通线，由云南经缅甸，印度、巴基斯坦抵中亚，入西亚，是古代交通大动脉之一。 (13)有关观点，参见万明《郑和七下印度洋——马欢笔下的“那没黎洋”》，《南洋问题研究》2015年第1期。此文为2014年8月提交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郑和与印度洋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 (14)蒙山的甘露寺，在明熹宗天启二年(1622年)重修时，曾立碑记载西汉有吴氏法名理真，俗奉甘露大师者，自岭南来挂锡兹土，随携灵茗之种而植之五峰。史籍和碑文都明确地记述了名山县在西汉时期即已开始人工种茶。李家光《蒙山名茶的形成与历史演变》一文，否定了关于“西汉时有僧自岭表来，以茶实植蒙山”的记载，提出蒙山茶是本地茶，吴理真是本地人之说。 (15)《明史》卷八○《食货志》四《茶法》：“洪武末，置成都、重庆、保宁、播州茶仓四所，令商人纳米中茶。”成化时“又以岁饥待振，复令商且令茶百斤折银五钱。商课折色自此始。”第195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