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利率运动规律——对马克思利率理论的重新探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利率论文,马克思论文,规律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利率运动并非没有规律，认为平均利率低于一般利润率的传统观点应该予以摒弃。平均利率与一般利润率随着资本市场发展所具有的长期均等趋势，可以通过实证分析得到确认。马克思的利率理论中隐含着对这一趋势的预见。
关键词 马克思·弗里德曼 利率 利润率 资产选择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向纵深推进以及资本市场的初步形成，利率问题已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之一。目前，在利率决定机制，利率的数量界限如何适应经济系统和金融体制格局的变化以发挥其积极有效的调节功能等方面，面临着一系列理论和政策问题。本文试图从实证分析、经济史演讲过程、资本结构变化以及资本市场的发展等不同角度，研究利率相对于利润率的运动规律，并重新探讨、诠释马克思的利率理论。
一、对弗里德曼—施瓦茨检验的解释
熊彼特指出：利率“导致自古以来理论家所观察到的现象，那就是经济体系中所有的报酬从某个方面来看，都是趋于相等的”。①麦金农认为，有效资本市场会推动实质资产和金融资产的收益率趋于相等。②综合两人的思想，作为借贷资本收益率的平均利率， 应该与反映全社会总资本收益率的一般利润率在经济系统的动态发展中趋于相等。事实上，利率与利润率能否达到均等，各种投资的收益率是同时、不同时还是在不同地区、部门间取得均等，是西方经济学中关于资本理论长期存有争论的问题。这一问题涉及资本市场与商品市场的均衡过程机理、资产选择机制以及制定利率政策的依据等，所以意义重大。本文将论述的问题限制在长期趋势方面，即从长期观察，平均利率与一般利润率是否趋于相等。我们首先对弗里德曼与施瓦茨关于名义资产和实物资产的计量检验结果予以解释。
弗里德曼与施瓦茨使用了美国与英国100多年的资料， 结果表明：在这100年间名义资产和实物资产的收益率大致相等， 这意味着在两种资产之间存在有市场套利。对不同阶段的分析表明，在价格上升时期实物资产收益率趋向于超过名义资产收益率，而在价格下降时期存在相反的情况。对两人编制的数据稍作处理得到下表，可借以分析两国名义资产和实物资产收益率之间存在的不同程度的差异。
表1-1 美国1867～1975年 英国1874～1975年名义资产与实物资产平均收益率（%）
项目 美国 英国
名义收益率实际收益率名义收益率实际收益率
实物资产
4.53 3.00
4.20 1.62
名义资产
4.49 2.96
3.86 1.27
实物资产收益率1.0089
1.0135 1.0881
1.2756
名义资产收益率
平均通货膨胀率
1.532.59
注：①原始数据见米尔顿·弗里德曼与安娜·施瓦茨：《美国和英国的货币趋势》，中国金融出版社1991年，第592页表10.1。
②名义资产以商业票据、银行票据、公司债券、公债券代表，实物资产以公司股票代表，但以收入变化率作为替代指标。
两国实物资产的名义收益率和实际收益率均高出名义资产，原因在于长期平均的结果两国均有通货膨胀，美国是1.53%，英国是2.59%（均为年物价上涨率）。英国的名义资产与实物资产的收益率差距更大，是由于它有更高的通货膨胀率。分阶段中由于通货膨胀使实物资产收益率较高，长期的结果也必定一样。使名义资产贬值的机理在于无合适的、足够数量的不动产提供选择，不动产的不可分性。莫迪利亚尼对此也有论述。
实物资产的实际收益率相对于名义资产的实际收益率比实物资产的名义收益率相对于名义资产的名义收益率有更高的变化率。美国的这两个变化率分别为1.35%，0.89%，英国分别为27.56%，8.81%。 两种变化率的差异是由于两种资产名义收益率本身就有差距，消减同一水平的通货膨胀后，较小者受到更大比例的折扣。我们把两种资产收益率的差异归因于通货膨胀率。
为什么不把这种差异归因于人们偏好名义资产（因其有较好的流动性）？弗里德曼与施瓦茨的研究已经解决了这一问题：第一，英美两国的资产持有者一般倾向于持有实物资产而不是名义资产，即使实物资产比名义资产收益率低1.25个百分点也是如此；第二，二战以前名义资产的名义收益率未随通货膨胀作相应的调整，但二战以后主要是60年代以后，利率随通货膨胀平行变动，资产持有者对通货膨胀的预期加强。偏好虽然没有改变，由于货币幻觉的消失，当面临通货膨胀时，人们会纷纷调整资产结构。
对名义资产和实物资产各自的收益率在100 多年间的微小差异作了上述解释之后，可以得出结论：随着资产选择的一些限制性因素被消除，资本市场效率的提高以及对通货膨胀预期的加强，名义资产和实物资产收益率之间的缺口会最终被填平。
二、对有关指标、范畴的界说与进一步的逻辑推论
我们首先说明弗里德曼与施瓦茨使用的样本指标。两人在统计长期平均利率时选择的各种名义资产样本指标有：
美国短期利率：1923年以前是60～90天商业票据利率；1923年以后是4～6个月的商业票据利率。
美国长期利率：高级公司债券的实际收益率。
英国短期利率：3个月银行票据利率。
英国长期利率：英国政府公债收益率。③
他们经过反复地回归试验，所使用的利率指标与实物资产所得的相关性是很高的。
马克思曾设想过计算平均利率的方法：“1.算出利息率在大工业周期中发生变动的平均数；2.算出那些资本贷出时间较长的投资部门中的利息率。”④可见，马克思设想中引入了经济周期、 产业部门和期限结构等因素。弗里德曼与施瓦茨的统计期间中无疑已剔除了周期波动的随机性影响，就期限、货币资产类别来说，所选样本指标也具有代表性，与马克思的设想是吻合的。
对于实物资产，他们首先考虑的是股票收益率，以股票的红利与其名义价格变动之和作为实物资产的名义收益，但又因股票在全部实物资产中只占一小部分，为了避免统计误差，转而以名义收入的增长率替代实物资产的名义收益率。
根据上述因素，笔者认为他们统计的实物资产收益率实际上是自有资本收益率（当代会计分析中称为资本收益率），相当于股份公司财务报告中的净资产收益率。⑤这一推断的前提是：股票价格变动从长期来说是股票净值变化与通货膨胀率的函数。
为了逻辑推导上的方便，我们选择符号序列如下：
i：平均利息率，即总利息与总借贷资本之比；
r：一般利润率，即社会总利润与社会总预付资本之比；
R：自有资本收益率（等于实物资产收益率）， 即总利润减去总利息后与总自有资本之比；
L：总借贷资本占社会总预付资本的比例；
I：社会总预付资本，令I＝1；
I[,0]：总自有资本占社会总预付资本的比例。推导如下：
结果证明：平均利息率（i）等于一般利润率（r）。
这个结果与我国理论界的传统结论显然不同。传统理论认为：平均利息率低于一般利润率。似乎不如此企业就不愿意生产。这种关于平均利息率与一般利润率数量关系的观点源于对马克思《资本论》第3 卷第5篇中有关生息资本内容的片面理解。为了澄清这一基本理论问题， 我们需重新探讨马克思的利率理论。
三、对马克思关于利息与利息率理论的归纳与分析
在《资本论》第3卷第5篇“利润分为利息和企业主收入，生息资本”中，马克思集中阐述了自己的利息和利息率理论，有着极丰富的思想内容。遗憾的是马克思在撰写《资本论》第2，3卷期间遇到难以克服的身体方面的原因，使得这一篇“只不过是开了一个头”。恩格斯在整理这一篇时本来希望“至少可以接近于作者原来打算写成的哪个样子”，但至少试了三次，每一次都失败了，最后只好“尽可能整理现有的材料，只作一些必不可少的补充”。⑥尽管本篇的第21～24 章大体上已经完成，我们仍认为，由于上述情况，马克思的利率理论在他本人那里尚未划上句号，这就为我们重新认识和发展他的利率理论留下了更大的空间。
为了便于从总体上把握和分析马克思的利率思想，我们对马克思的利息与利率理论作以下归纳。并且，为了准确，尽可能引用原文。从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体系来说，这个归纳也可能不完全。
1.利息来源于利润，最终来源于剩余价值。
2.平均利息率由一般利润率决定并调节。马克思指出：“利息率对利润率的关系，同商品市场价格对商品价值的关系类似。就利息率由利润率决定来说，利息率总是由一般利润率决定，而不是由可能在某个特殊产业部门内占统治地位的特殊利润率决定，更不是由某个资本家可能在某个特殊营业部门内获得的额外利润决定。”⑦
3.平均利息率的最高界限是一般利润率。“不管怎样，必须把平均利润率看成是利息的有最后决定作用的最高界限”。⑧这里的利息实际上指利率，马克思不会将绝对量与相对量作直接比较。利息率的最低界限则完全无法确定，“因为总会出现起反作用的情况，使它提高到这个相对的最低限度之上”（最低限度指零利率——笔者）。⑨
4.利息率与经济周期相关，也呈现出周期变动的特点。“低的利息可能和停滞结合在一起，稳步提高的利息可能和逐渐活跃结合在一起”⑩，“达到高利贷极限程度的最高利息则与危机相适应”(11)。在危机期间利息率会高于利润率，因借款人不惜花费较高代价而维持已经萎缩的生产或应付债务，一部分企业家对经济繁荣仍抱有幻想。
5.短期的或任一时点的市场利率是由供求关系决定的，不通过任何媒介。“生息资本虽然是与商品不同的范畴，但却变成特种商品，因而利息就变成了它的价格，这种价格，就像普通商品的市场价格一样，任何时候都由供求关系决定。”(12)
6.平均利息率有长期稳定的趋势，因为一般利润率在较长时期才会变动。
但利息率也有不以利润率变动为转移而下降的趋势，原因在于储蓄货币在银行中介作用下形成的对生息资本的压力以及生息资本自身的增加。(13)
关于利息率具有长期下降的趋势这一命题，始自李嘉图的一般利润率趋于下降规律，马克思肯定了这一论断，它也实际上被几乎所有经济学流派所接受。但这一命题也曾被马歇尔、熊彼特、刘易斯等经济学家合理地否定。(14)
7.中等利息率作为现实的量而存在时，习惯、法律、传统等和竞争一样，影响它的决定。(15)
8.平均利息率的界限不能由任何规律来决定。“一个国家中占统治地位的利息率——不同于不断变动的市场利息率——不能由任何规律来决定。”(16)“如果有人进一步问，为什么中等利息率的界限不能从一般规律得出来，那么答复很简单，由于利息的性质。利息不过是平均利润的一部分。”马克思认为产业资本家的自有资本按平均利息率首先由利润中得到相等于借贷资本的利息之后，还会得到一个与资本所有权无关的企业主收入。
9.马克思觉察到了在借贷资本利息和有价证券价格以及借贷资本本身在放款和转化为直接投资之间的市场套利情况，即通过资产选择获取较高的收益率。“由于有价证券价格的降低和利息的提高相适应，这对那些拥有可供支配的货币资本的人来说，是一个极好的机会，可以按异常低廉的价格，把这种有息证券抢到手，而这种有息证券，在正常的情况下，只要利息率重新下降，就必然会至少回升到它们的平均价格。”(17)“假如大部分的资本家愿意把他们的资本转化为货币资本，那么，结果就会是货币资本大大贬值和利息率惊人下降；许多人马上就会不可能靠利息来生活，因而会被迫再变为产业资本家”。(18)
对最后一段引文，我们完全有理由拟写出另一种对称的情况：假如大部分的资本家愿意把他们的资本进行直接投资，那么，结果就会是货币资本大大升值和资本收益率惊人下降（利息则惊人地上升）；许多人马上就会不可能靠生产性利润来生活，因而会被迫再变为借贷资本家。
按马克思上述第3，第8两点结论，我们无法确定利率波动的中心在什么水平上。物质的电子运动虽然是随机性的，但它的运动始终围绕原子核而形成各具特色的原子轨道。对于利率运动而言，却缺乏一个合理解释其运动范围的“内核”。我们似乎仅知道平均利率在一般利润率以下、在零以上的某一范围内。
但从第2，第5和第9点思考，会得出不同的结论。 利润率决定利息率是通过对资本的供求竞争实现的。同一笔货币当作借贷资本还是直接以自有资本形式发挥作用，必然取决于对两种形式资本的收益率的比较，即比较利息率和资本收益率。如果产业资本家取得以利率计算的自有资本的利息之后，获得一笔企业主收入，资本收益率就高于利息率，就会出现市场上的套利情况，借贷资本向直接的自有资本转移。反之，利息率高于资本收益率，产业资本家的自有资本向借贷资本转移。套利行为会停止在平均利息率等于资本收益率（也等于一般利润率）之时，从而形成资本、商品市场的均衡。这种动态均衡的结果，与我们对弗里德曼和施瓦茨的实证资料的推理是一致的。
利息率与资本收益率可能此起彼伏，但全社会的一般利润率决定于生产技术等条件，相对比较稳定。所以，平均利率与资本收益率的均等是通过双向互动、此消彼长实现的，但平均利率与一般利润率的长期趋于均等，却主要地由利率变动而得以实现。这一均衡过程的机理，在于不同形式的资本，都要追求收益率的最大化，如有必要，就放弃或改变外在形式，保持资本的本性。
由上述思考，我们可以概括出利息率的运动规律：平均利率由一般利润率决定与调节，利率围绕利润率波动，在长期趋势中平均利率等于一般利润率。或者，均衡利率等于一般利润率。
关于利率与利润率均等的长期趋势，《资本论》第3 卷成书以前就由李嘉图和屠能论述过。但两人申述的调整机制不同。李嘉图认为对企业家来说利润率稳定不变，通过金融市场上贷款的供求变化实现均等化。屠能则认为利润率是可变的，从而可通过物质生产力或技术变化实现均等。“这样，要达到利润率和利率之间的长期相等，最终取决于资本的物质生产力变化程度以及金融市场的调整程度”。(19)
马克思在他的利率理论中已经非常切近规律，却又未明确导出规律。究竟是哪些因素使利息率决定问题变得若明若暗，要解释这一问题还必须从一定的社会历史以及不同历史阶段的若干特征出发。
四、干扰因素：独特的时代背景
马克思研究利率问题的时间范围是中世纪至19世纪中叶，他的利率理论的主要来源之一是约瑟夫·马西（Joseph Massie,？—1784年）的思想，后者关于利息率的著作《论自然利息率的原因》初版于1750年。而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不完整的初稿形成于1863～1867 年（弗里德曼的统计起点恰好也是1867年）。马克思所观察的时代有一些特殊的背景因素，这些因素会影响到他的利率理论，但以后发生的一些变化无疑改变了马克思研究利率问题的历史条件。
1.18世纪到19世纪60年代，产业资本家有和国家统治者联合起来，人为压低利率的倾向。
马克思指出：“整个十八世纪都有一种呼声（立法也照此办理），要以荷兰为例，强制压低利息率来使生息资本从属于商业资本和产业资本，而不是相反。”(20)职能资本家与生息资本家处于利益严重对立状态，生息资本已由高利贷资本的统治、垄断地位转变为处于从属、依附于职能资本的地位。贷款的目的也发生了变化，中世纪的高利贷借款人将借来的货币用于简单再生产和消费，现在的职能资本家将贷款用于扩大再生产，他们对利益的分享斤斤计较。进而，原来似乎是放款人养活借款人，现在变成了职能资本家同时为他和借贷资本家赚钱。
这一时期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职能资本虽然与借贷资本相比具有了明显的优势，但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尚未确立，社会正处于一个新旧交替的转折时期。“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期间，资产阶级只是在英国以统治阶级自居。在法国，资产阶级仍然不得不考虑同小资产阶级和农民结成累赘的联盟，只在短暂的有利时期内自由发展并得到国家的支持。在德国，资产阶级不得不既受土地贵族的容纳，又依靠国家的支持。在美国，只是在南北战争以后，资产阶级才找到它兴起的道路。”(21)这种特殊的背景，使得统治者与资产阶级因为共同的利益结成某种脆弱的联盟。高利贷曾剥夺小生产者，同时羽化出职能资本家，但这已经够了，一旦生息资本为职能资本家所用，后者就必然设法利用法律、传统甚至伦理观念的力量压低利率。索洛曾提出：19世纪有把利率作为一种伦理问题的传统。高利贷曾作为原始积累的方式之一，同样的积累现在需要低利率。当然，这种情况必须对国家有利，比如增加政府岁入。
2.民族资本开始出现结构性变化，金融资本已初步形成。
19世纪中叶到19世纪末这一特定时期，发生了一系列重要的变化。金融资本已初步形成，将社会闲置资本聚集为一种统一的力量，资本主义产业部门间的竞争也开始加剧，生产组织相应地发生了变化（随后即出现了泰勒制），货币与资本市场日渐发展。在资产阶级已经取得统治地位的英国，“民族资本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与资本主义发展有联系的这种资本的各种成分（国外证券、国内铁路、工业资本、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包括建筑业），与传统的不动遗产（房地产和农场）相比，占了优势”。(22)这种演变表明，前统治阶级，即贵族和乡绅，在经济上发生了衰退，而资产阶级正在兴起。英国民族资本中不动遗产的比例1798～1832年维持在63%，1885年减少到23.3%。(23)格申克龙将1896～1908年看作历史的“大突变”时期，并将突变的原因归结为19世纪90年代一些大银行的建立。(24)这种序列变化预示着将出现一些马克思无法亲历的资本市场的变动情况。
3.借贷资本和职能资本出现融合，资产选择的对象和空间不断扩大。
19世纪末及以后时期，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职能资本与借贷资本逐渐由对立走向融合，同一个资本家会同时兼有两种身份，或在不同时期扮演不同角色。在这种情况下，利润成为“自有资本的利息”，利润与利息的界限不再是泾渭分明了。银行体系所形成的金融资本起着关键的作用，这个“月下老人”已经表演到了极致，以至于分不清“新郎”和“新娘”了。健全的金融机构，发达的资本市场，多样化的金融工具，提供了投资者按照流动性、风险性和收益率的不同偏好进行广泛选择，从而形成所需资产组合的条件。只要有足够的货币，一瞬间就可成为一家公司的主要股东，就会握有实物资产，只要你认为这样做有利可图。你也可以随时因市场利率、税率等因素的变化抛售股票，转而成为存款人或债券、商业票据的持有者。马克思已经感觉到资本市场中的套利问题。但由于尚处于较原始阶段，它还不足以在利润和利息之间，或者在实物资产收益和名义资产收益之间挖出一条沟槽，它的作用没有被充分地看重。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马克思主要观察到两种情况：中世纪的高利贷和他所处的资本主义转变期借贷资本利息率和利润率的关系。发现两种场合中利息率与利润率的关系是背离的，高利贷占统治地位时期是利息率决定并限制着资本收益率，资本主义时代则是利润率决定利息率。
第二，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除了利润率作为决定因素之外，法律、传统和习俗等也成为重要的干扰因素，使人们难以作出肯定的、规律性的解释。
第三，经济规律在不同社会经济背景下的作用强度、作用方式和可观察、解析的程度存有差异。价值规律在封建社会的小商品经济中就不如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中表现得充分，它在社会主义计划体制与市场体制中的表现方式也不同。利润率决定利息率的规律也不例外。如果我们以历史上法律、传统或当代社会中的国家通过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实施影响利息率为据否定利润率决定利息率的规律，则无异于以市场经济中国家对商品价格的干预为由而否定价值规律。
第四，可以按利息率决定规律作用的强度或表现方式的不同将利率与利润率的数量关系区分为三个阶段：（1）资本主义以前阶段， 高利贷利率远远高于利润率（事实上，利润概念是马西1750年才提出来的），这是一种生息资本垄断和封建贵族统治结合在一起造成的超经济剥削；（2）资本主义诞生以后的上升时期，平均利息率低于一般利润率， 这是当时特殊社会背景下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和统治者寻找寄托的需要相结合的产物；（3）发达资本主义时代， 利息率以利润率为中心上下波动，从长期趋势观察，平均利息率等于一般利润率，利润率决定利息率规律充分表现出来。这是由于资产阶级已经占据了统治地位，金融机构的发展，不同资本的融合，资本市场的成熟，各种有价证券令人眼花缭乱，资产选择与转换机制已经高效运行，这一切给资本插上了翅膀。
五、重新认识和发展马克思利率理论的意义
对马克思的利率理论进行重新分析与诠释具有经济学方法论上的启示，它促使我们加强对历史方法的应用。经济理论源于历史，应该将理论放到历史中加以验证。历史的序列变化有可能改变结论，随着历史的发展，理论研究的手段和工具也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手段的落后和工具的不足均会直接影响到结论的准确性。马克思曾设想过对利率问题做计量验证，但囿于当时的条件，他并没有这样做，仅仅使用了描述性手段。借助于电子计算机进行大规模的数据处理，对各种经济问题做出计量验证，是本世纪中叶以后才发生的事情。
价值规律是市场经济中具有主导功能的基本经济规律，其他经济规律是价值规律作用于不同经济领域的反映。反之，认识不同经济领域中的规律必须坚持从价值规律出发。分析货币与资本市场中的利率决定机制，也必须以价值规律为基础，价值规律覆盖整个市场，对各种生产要素同时发生作用，而不是孤立地仅仅表现为对物质形态的商品起作用。商品因空间的变化会增加它的价值量，货币资本在时间上提前使用也包含价值量的增加。长期趋势中平均利率等于一般利润率的规律，与不同商品的生产过程中等量资本取得等量利润的规律是一致的，都是价值规律作用的结果。
在资本市场与商品市场的动态均衡过程中，利率是一种有效的调节工具，但要发挥利率的调节功能，必须认可在资产选择与转换过程中货币资本所有者的目标是谋求收益最大化，在平均利率围绕一般利润率波动规律制约下，适度把握利率调整的幅度与节奏。假如利率远远低于一般利润率，对资本的需求就会大于供给；由于低利率诱发的投资饥渴与囤积居奇，商品市场上将会出现相似的供求矛盾。结果是市场普遍失衡和通货膨胀。在固定利率体系中，均衡的恢复只有等待官方利率政策的变动，伴随这一等待过程的将是金融灰市、黑市猖獗，金融体系内外的寻租行为，分配不公正和社会资源的浪费等。
从我国的政策实践看，我们长期以平均利率低于一般利润率为依据，忽视了马克思对资产选择机制所做分析的理论价值，推行低利率政策，这一政策取向的目标是刺激经济发展。但不难分析，低利率的消极后果除诱发通货膨胀、恶化宏观经济环境外，还会导致投资项目的资本边际收益下降，牵动失业率上升（廉价资本会使企业相应减少对劳动力的使用）。我国80年代以来反复遭受通货膨胀的困挠，一直面临着巨大的就业压力，国有企业经济效益低和资本短缺等问题，要走出这一困境，必须废弃低利率政策，利用中央银行掌握的货币政策工具维持一个合理的利率水平。重新认识和发展马克思的利率理论，确认平均利率相对于一般利润率的运动规律，无疑是对货币与利率政策创新的一种理论上的支持，有利于我国国民经济宏观调控体系的完善。(作者简介)刘明，1954年生。陕西师范大学经贸系讲师。主要研究证券投资、货币理论与政策，发表论文数篇。
收稿日期：1995-05-25
注释：
①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229页。
②罗纳德·麦金农：《经济发展中的货币与资本》， 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11页。
③见《美国与英国的货币趋势》第350页，注(44)。
④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06 页。
⑤净资产收益率＝（税后利润－优先股股息）÷平均普通股权益。
⑥见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中恩格斯撰写的“序言”。
⑦⑧⑨⑩(11)(12)(13)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第409页，第403页，第401页，第404页，第404页，第411页， 第405页。
(14)W·阿瑟·刘易斯：《经济增长理论》， 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311～312页。
(15)(16)(17)(18)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第408页，第406页，第404～405页，第424页。
(19)L·帕西内蒂、罗伯托·斯卡齐里：《资本理论：悖论》。 载《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1卷，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95页。
(20)《资本论》第3卷，第681页。
(21)米歇尔·博德：《资本主义史：1500～1980》，东方出版社1986年版，第120页。
(22)(23)米歇尔·博德：《资本主义史：1500～1980》， 第115页，第116页。
(24)唐纳德·N·麦克罗斯基：《经济史的连续性》。 载《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1卷第6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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