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俸禄制度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俸禄论文,两汉论文,制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两汉俸禄制度的基本内容
西汉俸禄制度，《汉书·百官公卿表》未载。据《汉书·文帝纪》臣瓒注曰：“汉本有禄秩令，今不传”。臣瓒生卒不详，唐颜师古考证为西晋初人。如师古说，则汉之《禄秩令》在魏晋已佚。颜师古为《汉书》作注时，曾引用《汉官名秩薄》的某些内容。不过，唐代是否还存在《汉官名秩薄》原书，也不得而知。今所见西汉俸禄制度的记载，是颜师古在《汉书·百官公卿表》题下所注，其曰：“汉制，三公号称万石，其俸月各三百五十斛谷，其称中二千石，月各百八十斛，二千石者百二十斛，比二千石者百斛，千石者九十斛，比千石者八十斛，六百石者七十斛，比六百石者六十斛，四百石者五十斛，比四百石者四十五斛，三百石者四十斛，比三百石者三十七斛，二百石者三十斛，比二百石者二十七斛，一百石者十六斛”。此注源自何书，师古未加说明。《后汉书·百官志》详载后汉受俸例：“大将军，三公俸，三百五十斛。中二千石奉，月百八十斛。二千石奉，月百二十斛。比二千石奉，月百斛。千石奉，月八十斛。六百石奉，月七十斛。比六百石奉，月五十斛。四百石奉，月四十五斛。比四百石奉，月四十斛。三百石奉，月四十斛。比三百石奉，月三十七斛。二百石奉，月三十斛。比二百石奉，月二十七斛。一百石奉，月十六斛。斗食奉，月十一斛。佐史奉，月八斛。凡诸受奉，皆半钱半谷”。
两相比较，除了比六百石，颜注为六十斛，《百官志》为五十斛；比四百石，颜注为四十五斛，《百官志》为四十斛不同外，其它一致。这就是说，两汉俸禄标准是基本相同的。但据《后汉书·光武纪》建武二十六年诏曰：“有司增百官俸，其千石以上减于西京旧制，六百石以下增于旧秩。”而从颜注与《百官志》的记载来看，东汉千石以上并未减，而六百石以下不仅未增，反而比六百石减了十斛，比四百石减了五斛。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互相矛盾的记载呢？清人王鸣盛在其《十七史商榷》卷三十四《官俸》条中推论曰：“此必师古失记建武增奉之事，直取《续汉志》以注百官表，以后汉制当前汉志也”。王鸣盛的推论是有道理的，颜师古在无法见到西汉俸禄记载的情况下，只好把《续汉志》内容补注于《百官公卿表》题下。这里还有一条材料可以补王鸣盛的推论。西汉本有真二千石秩，虽然《汉书·百官公卿表》未载此秩品，但《汉书·外戚传》载傛华秩视真二千石。师古注云：“真二千石，月得百五十斛，一岁凡得千八百石”。真二千石在中二千石之下，二千石之上。师古虽在《外戚传》里为真二千石作了注，但《百字公卿表》的题注里不载。《续汉志》有真二千石的品秩，但未载其禄秩，显然，颜师古是照录《续汉志》的记载于《百官公卿表》题下。
这是不是可以认为西汉与东汉的俸禄标准必定存在较大的差别呢？这也恐怕未必。据为《汉书》作注的汉末人如淳在《汲黯传》注里引《律》曰：“真二千石月得百五十斛，岁凡得千八石耳，二千石月得百二十斛，岁凡得一千四百四十石耳”〔1〕。如淳生于司马彪前， 他为《汉书》作注的材料应该是有依据的。根据如淳的注，西汉的俸禄标准与司马彪《续汉志》的记载并无不同，这是否可以认为，光武帝更改俸禄的诏书并没有真正实行，司马彪《续汉志》所记载的东汉俸禄制度还是可以作为了解西汉俸禄制度的依据呢？
此外，我们也可以从前后汉书的有关人物传和其他史籍里，爬梳出一些有关两汉俸禄制度的零散记载，从这些记载中， 也能窥见两汉俸禄制度的一些规定。
其一、关于八百石秩和五百石秩的存废
西汉有八百石、五百石秩。据《百官公卿表》载，武帝元狩五年初置谏大夫，秩比八百石，宣帝时，贡禹以谏大夫居八百石秩〔2〕； 黄霸为颖川太守，有罪而连遭贬秩，有诏归颍川太守官，以八百石居治于前〔3〕；八百石、五百石秩到成帝时废除。“成帝阳朔二年五月， 除吏八百石、五百石秩”。李奇注曰：“除八百就六百，除五百就四百”〔4〕；据《通典》卷三十六《秩品》记载，王莽时又恢复五百石秩， 东汉则不见有八百石、五百石秩的记载。
其二，两汉诸官有试守之法
两汉诸官初除时，都需试守，在试守期内不能享受全秩，只能拿比秩。据《东汉会要》卷二十一《职官三》记载，永平元年，初令郎官诏除者，得占丞尉，以比秩为真。李固对策曰：“长水司马武宣、开阳城门侯羊迪等，无它功德，初拜便真，虽小失而渐坏旧章。先圣法度，所宜坚守，政教一跌，百年不复”。该书又引袁梦语曰：“凡官吏有试守之法。《平纪》令吏二百石以上，一切满秩如真。如淳曰：‘诸官吏初除，皆试守一岁乃为真，食全俸，平帝初即位，故令如真’。按顺帝时李固言而推之，汉世官吏初除，必多试守者矣。又按赵广汉守京兆尹，满岁为真。尹翁归守右扶风，满岁为真。韩延寿守左冯翊，满岁称职为真。张敞守太原，满岁为真。此类甚众，诸云满岁者，与如淳试守一岁之说，大约相应。”
其三，除官俸外，两汉中高级官吏的衣食均由太官供应
据《汉书·贡禹传》载禹书曰：“臣拜谏议大夫，秩八百石，钱月九千二百，廪食太官，又蒙赏赐四时杂缯绵絮衣服酒肉诸果物，德厚甚深”。这里，贡禹明言饭食太官供给。《汉书·鲍宣传》亦曰：“臣虽愚憨，独不知多受禄赐。美食太官，广田宅，厚妻子……”。由太官供给饭食的制度，东汉亦然。永平十年，丁鸿以能名被征，“鸿至即召见，赐御食及绶，禀食公车，与博士同礼”。李贤注曰：“公车，署名。公车所在，因以名。诸待诏者皆居以待命，故令给食焉”〔5〕。 东汉每年花在官吏饮食上的费用达二万万，邓太后时诏降低用食标准，减少珍希肴料，自是才降至数千万〔6〕。
关于衣物，贡禹的上书虽然提到赏赐四时杂缯绵絮衣服之事，但这也可以理解为一种赏赐，而非经常性的制度。但据蔡质《汉官仪》载：“尚书郎人直台中，官供新青缣白绫被、或锦被。昼夜更宿，帷帐画，通中枕、卧旃蓐，冬夏随时改易。太官供食，五日一美食，下天子一等”〔7〕。衣物由政府提供，乃为制度而非临时性的赏赐。 又据《后汉书桓帝纪》载延熹五年八月“诏减虎贲、羽林住寺不任事者半俸，勿予冬衣，其公卿以下给冬衣之半。”这说明，在此之前，公卿以下的冬衣是全给的。
其四，汉代俸禄的发放以何色为主，并无定准
刘昭引荀绰《晋百家公卿表》注东汉延平中自中十千石下至百石钱米之数，甚为详尽〔8〕，但这只是一时之制。 两汉俸禄究竟以何色发放，并无定准，有时以谷，有时以钱，有时钱谷两色按比例发放。如汉武帝时，东方朔待诏公车，对武帝说他每月只有一囊粟，钱二百四十〔9〕。说明武帝时期的俸禄是以钱粟两色发放。汉宣帝时， 贡禹则说他为谏大夫，钱九千；为光禄大夫，钱一万二千。根据汉品秩，光禄大夫为比二千石，但贡禹则说他任光禄大夫，秩为二千石，这或许是宣帝对他的奖擢。汉代这种情况比较多见，如同为郡太守，最高的品秩为中二千石，低者可为千石，黄霸甚至曾以八百石秩居是职。二千石俸一百二十斛，汉昭宣之际的谷价甚低，昭帝时最低为五钱一斛，宣帝时为八钱一斛〔10〕。一万二千钱与年俸一千四百四十斛约略相当，故贡禹的俸禄全部是钱而无谷。宣帝以后，有关俸禄的论述，也基本上只涉及钱而未提及谷。在西汉粮价比较低的时期，政府发给百官以钱而不以谷，应是对百官的一种优待，因为百官拿到钱后，实际买到的谷物可能要超出政府的额定数。如贡禹所得的一万二千钱，若按八钱一斛的谷价，则可买到一千五百石谷，而二千石的额定数只有一千四百四十石，他可多得六十石。东汉时期，由于自然灾害频繁，钱轻谷贵，物价极不稳定，百官俸禄则以钱谷两色发放，这对维护百官的利益，确保百官正常生活是必要的。由于各个时期的谷价不一，发给的俸钱自然不可能划一，荀绰《晋百官志》关于延平中的俸钱，亦仅反映延平这一年的情况，不可能，也不应该推论为整个东汉时期的标准。王莽末，东汉初，黄金一斤谷一斛，若按这谷价，百官俸禄尚不够一斛谷，百官又怎么能生存呢？
二、关于两汉俸禄的厚薄问题
近人褚道庵先生在《食货》半月刊第一卷第十二期《两汉官俸蠡测》一文中说：“汉初的官俸，是承先秦的遗制而极其微薄的”。褚氏此说源自东汉末年崔寔《政论》和仲长统《昌言》的论述。崔是曰：“五代之赋也（应为禄），足以代其耕，故晏平仲，诸侯之大夫耳，禄足赡五百（人），斯非优衍之故耶。昔在暴秦，反道违圣，厚自封宠，而虏遇臣下，汉兴因循，未改其制〔11〕。仲长统《昌言》曰：“夫薄吏禄，以丰军用，缘于秦征诸候，续以四夷。汉承其业，遂不能改，危国乱家，此之由也”〔12〕。
崔寔、仲长统所言，是否符合汉代的实际情况，这需要作具体分析。
崔寔写作《政论》之前，东汉政府已多次降低俸禄标准。由于俸禄实际额的减少，加上外戚宦官的贪残，吏治日见腐败。桓灵时期，官吏不贪残受贿，就难免穷困之厄。崔寔本人，在其父卒后，因料理丧事，卖掉田宅，资产竭尽，生活穷困，靠酤酿贩鬻为业。后虽担任了五原太守，但五原地方十分贫穷，“民冬月无衣，积细草而卧其中，见吏则衣草而出。”在这种状况下，崔寔既使贪残，老百姓身上也榨不出油来，何况崔寔还是一个比较廉洁正直的地方官。但这也导致了他“及仕官，历位边郡，而愈贫薄。建宁中病卒，家徒四壁立，无以殡殓”的结局〔13〕。仲长统生活于汉献帝时期，对桓灵以来的弊政耳闻目睹，他一生不愿为官，“每论说古今及时谷行事，恒发愤叹息，因著论名曰《昌言》”〔14〕。从崔寔、仲长统所处的时代背景及本人的经历来看，他们是有感而发，是借秦之暴政影射东汉后期的黑暗现实。对两汉历史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东汉后期是两汉最为黑暗的时期，我们不能把这个时期的黑暗政治推论到两汉的整个时期。另外，崔寔和仲长统的议论，本身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秦之禄秩已不可考，汉承袭秦之二十等爵作为功劳之赏，而汉代之秩品则非承秦制，乃源于《礼记·王制》，《通典》卷三十五《禄秩》已详其论，崔寔、仲长统认为汉之禄秩源于秦之禄秩并无根据。且崔是所言“三代诸候之大夫禄足赡五百（人）”，但根据《礼记·王制》曰“诸候之大夫食七十二人”〔15〕，怎可赡五百人？
综上所言，崔是、仲长统之论汉禄微薄，是有感而发，而不能作为整个汉代禄秩的依据。褚道庵氏不加细考，亦得出汉禄微薄之结论，未免有浅陋之嫌。事实上，汉禄不但不薄，且十分优厚，其优厚的程度远甚于崔寔所向往的三代之禄。据《通典》禄秩条款，周禄为六等。君一等，卿一等，大夫一等，上、中、下士各一等。君禄十倍于卿，卿禄四倍于大夫，大夫之禄二倍于上士，上士两倍于中士，中士两倍于下士，而下士之禄等于上农夫的收入，所谓“士不得耕，禄足以代其耕也”。虽然周代上农夫之收入不得而知，但其比例，君禄是上农夫收入的三百二十倍，卿禄是上农夫的三十二位，大夫禄是农夫的八倍，我们可以把这一比例同汉代相比较。据晁错、贾谊言，汉代农夫一家耕田约百亩，贡禹上元帝书，说他为百姓时，家有耕田一百三十亩，说明晁错关于汉代农夫耕田百亩的话基本符合事实。百亩之收百石，除掉十一之税十石，（耕豪民之田，见税十五，但那不是上农夫，可不论），剩九十石。汉代赋税繁重，有算赋、口赋、更赋等名目，若把这些计算进去，农夫之家则所剩无已。汉代官吏的赋税则少得多，据孝惠帝元年诏：“今吏六百石以上，父母妻子与同居，……方唯给军赋，他无所与”〔16〕。现在撇开赋税负担不谈，按农夫收入九十石计算，那么汉三公（相当于三代之卿）之俸禄是农夫的四十七倍，而郡守侯相（相当于三代之大夫）是农夫收入的三十二倍，远远超过了周代俸禄与农夫之比例。
从汉代的文献记载里，也随处可见关于汉禄重厚的记载。《汉书·惠帝纪》载惠帝诏曰：“吏所以治民也，能尽其治而民赖之，故重其禄，所以为民也”。惠帝在这里很明确地表述了汉代重禄为民的事实。司马迁在报仲安书报里也谈到：“不能累日积劳，取尊官厚禄，以为宗族交游光宠”〔17〕。董仲舒针对当时官宦之家大量购买田宅奴婢的现实，在对策中指出：“身宠而载高位，家温而食厚禄，因乘富贵之资力，以与民争利如下，民安能如之哉”〔18〕！汉武帝时的儒生相公孙弘生活俭朴，汲黯认为：“弘位在三公，奉禄甚多，然为布被，此诈也”，上书要对公孙弘进行弹劾〔19〕。东汉明帝永平时，钟离意亦上书曰：“臣意以匹夫之才，无有才能，久食重禄，擢备近臣，比受厚赐，喜惧相并”〔20〕。元帝时贡禹上书，曾谈到俸禄给他本人暨家庭带来的决定性变化。他说：“臣禹年老贫穷，家资不满万钱，妻子糠豆不赡，裋褐不完。有田白三十亩，陛下过意微臣，臣卖田百亩以供车马。至，拜为谏议大夫，秩八百石，奉钱月九千二百，廪食太官，又蒙赏赐四时杂缯绵絮衣服酒肉诸果物，德厚甚深……，又拜为光禄大夫，秩二千石，奉钱月万二千，禄秩愈多，家日以益富，身日以益尊，诚非草茅愚臣所当蒙也”〔21〕。
贡禹出身农夫之家，家中虽有田百余亩，但连基本的温饱问题都不能解决。而他居官从八百石至光禄大夫（二千石）后，仅禄钱收入就是作农夫时的十余倍，何况还有各种赏赐，其总收入是农夫时的数十倍，我们有什么理由认为汉代官俸微薄呢？
除了规定的官俸外，各级官吏还可以获得各种名目的额外赏赐。两汉时期，政府每年花在赏赐方面的数额是巨大的。文帝即位，为赏周勃、陈平、灌婴等人的拥戴之功，赐周勃黄金五千斤，陈平、灌婴各二千斤。汉代黄金与钱的比价一斤黄金为一万钱，五千斤亦五千万，三公月俸钱为二千八百，年俸为三万三千六百，五千万即相当于三公年俸收入一千五百倍，数额巨大，令人咋舌。汉元帝时张禹为宰相，“天子数加赏赐，前后数千万”〔22〕。杜延年“居九卿位十余年，赏赐赂遗，赀数千万”〔23〕。以上是数字比较大的赏赐。两汉时期，官吏获得赏赐的机会是比较多的。为封皇后，立太子，加元服，官吏均能获得为数不等的赏赐。官吏上书言事，治理有绩，致仕亦均可获赏。通常，一个官吏的获得的赏赐要大大超过其正额的俸禄收入。东汉时期赏赐进一步普通化，明帝永平四年，赐公卿半俸，即所有领取俸禄之人均可享受这种赏赐。东汉还有腊赐，大概是接近年关时给予各级官吏的赏赐，规定，“大将军三公钱二十万，牛肉二百斤，粳米二百斛，特进、侯十五万，卿十万，校尉五万，尚书三万，侍中、将、大夫各二万，千石、六百石各七千，虎贲羽林郎二人共八千，以为祀门户值”〔24〕。从这些数字来看，都远远超过其年俸收入。
由于赏赐过多重，致使政府财政拮据。东汉和帝时，何敞上书指出：“赏赐过度，空竭帑藏，损耗国资，宜有节制”〔25〕。汉安帝时，瞿酺也上疏曰：“今自初政以来，日月未久，费用赏赐不可算，敛天下之财，积无功之家，帑藏单尽，民物凋伤，卒有不虞，复当重赋百姓，怨叛既生，危乱可待也”〔26〕。
对于汉代官吏来说，优厚的俸禄加上各种名目的赏赐，是不可能花销完的，许多官使用俸禄和赏赐买土地。汉武帝时，田蚡为相，“治宅甲诸第，田园极膏腴”〔27〕。张禹俸禄赏赐数千万，“及富贵，多买田至四百顷，皆泾渭溉灌，极尽膏腴上贾，它财物称是”〔28〕。汉哀帝时鲍宣上书曰：“臣虽愚憨，独不知多受禄赐，美食太官，广田宅，厚妻子……”？〔29〕。这说明用禄赐购买土地已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汉哀帝时，官宦之家“田宅无限，百姓重困”局面的出现，就是禄赐太厚太重的结果。
需要指出的是，两汉禄重只是对六百石以上的中高级官吏而言，而三百以下的低级官吏，其俸禄是比较微薄的。
汉代中低级官吏的划分以六百石为界，汉宣帝认为六百石吏的俸禄足以养廉。时选举部门把六百石吏举为廉吏上报，宣帝诏曰：“举廉吏，诚欲得其真也。吏六百石位大夫，有罪先请，秩禄上通，足以效其贤材，自今以来得举”。韦昭注曰：“吏六百石者，不得复举为廉吏也”〔30〕。
汉代三百石以下吏的俸禄标准为：三百石食俸四十斛，比三百石三十七斛，二百石三十斛，比二百石二十七斛，一百石十六斛，斗食俸十一斛，佐吏奉月八斛。一个三百石的郎官，其俸禄为三公的九分之一，为二千石的四分之一，而斗食、佐吏俸则只及三公的三十五分之一或四十五分之一，两极差距显然过大。
其次，低级官吏不能与中高级官吏享受同等的福利待遇。前面提到汉代官吏由太官供给食物以及衣物，但不包括郎官以下的低级官吏，这种情况直到东汉明帝时方才改变。时河内乐松“家贫为郎，（尚书郎）常独直台上，无被，枕杫（俎几），甚嘉之，自此诏太官赐尚书郎以下朝夕餐，给帷被皂袍，及待史二人”〔31〕。
其三，郎官以下获得赏赐的机会甚少，这一情况在西汉尤为突出，这是造成高中级官吏与低级官吏之间贫富分化的主要因素。
对于郎官以下俸禄微薄的情况，有的皇帝也曾注意到这一事实。宣帝曾专门发布诏令说：“今小吏勤事，而奉禄薄，欲其毋侵渔百姓，难矣，其益吏百石以下奉十五”〔32〕。成帝绥和二年亦下诏益吏三百石以下俸〔33〕。东汉光武帝进行俸禄改革，明确规定“六百石以下增于西京旧秩”，其出发点是要稍微拉近两极的差距，提高低级官吏的俸禄标准。
三、汉代俸禄与吏治的关系
“礼治”、“廉政”、“善政”等是古代统治者所追求的一种理想的治国境界。古人也深知，理想的政治并不是空头的说教可以作到的，而是要以一定的物质利益作基础。周代的“以禄代耕”就体现了一种物质利益与理想政治的关系。春秋时，管仲提出“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的思想〔34〕。这是对物质决定精神的更明确表述。战国时期，孟子对梁惠王说：“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也轻，今也制民产，仰不足以食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此惟救死而不赡，奚暇治礼义”〔35〕？老百姓没有衣食的保证，就难于从善，更不可能遵循礼义。对于官吏来说，要他行善政、廉政，那么首先就要保证他有足够的收入用于家庭人员的赡养，这就是以厚禄来养廉。养廉而后国治。通观汉代的俸禄制度，很明显地体现了这种以禄养廉的原则。
汉禄之厚，已于前述。对于厚禄以禄养廉，汉代君臣也表述得很明确。前面引孝惠帝的诏书，“吏所以治民业也，能尽其治则民赖之，故重其禄，所以为民也。”重禄的目的就是为了吏治，益于百姓。汉宣帝时，张敞、萧望之言曰：“夫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今小吏俸率不足，常有忧父母妻子之心，虽欲洁身为廉，其实不能，请以会率增天下吏俸。宣帝乃书言益天下吏俸什二”〔36〕。（《汉书·宣帝纪》言十五）东汉崔寔则对厚禄与吏治的关系作了更为具体的表述，他说：“古人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今所使分威权，御民人，理狱讼，干府库者，望群臣之所为。而其俸禄甚薄，仰不足以养父母，俯不足以活妻子，父母者，性所爱也，妻子者，性所亲也，所爱所亲，方将冻馁，虽冒刃求利，尚犹不避，况可令临财御众乎！是所谓渴马守水，饿犬护肉，欲其不侵，亦无几矣。夫事有不疑，势有不然，盖此之类，虽时有素富骨清者，未能百一，不可为天下通率，圣王知其如此，故重其禄以防其贪，欲使其取足于俸，不与百姓争利”〔37〕。
崔是认为群臣百官，统治百姓，受理狱讼，管理府库，掌握着政治、法律、经济大权，如果他们的俸禄微薄，父母妻子不免冻馁，而要求他们为官清正廉明，就如“渴马守水，饿犬护肉”势所不能。故防止他们贪残曲法的主要办法是厚其俸禄，使其无后顾之忧，尽忠职守。纵观汉代吏治，我们认为，厚禄养廉的政策达到了预期的效果，从整体上来说，汉代的吏治是成功的。
汉代是我国历史上循吏最多的时期，两汉书《循吏传》所载之循吏，如西汉的文翁、黄霸、赵广汉、韩延寿、尹翁归、严延年、张敞、王成、朱邑、龚遂、郑弘、召信臣、朱博，东汉的杜诗、任延、锡光、第五伦、宋均、鲁恭、吴佑、刘变、王堂、陈宠、边风、王涣、任峻等在历史上都是产生了重大影响的人物。这些循吏的共同特点是清廉刚正，治理有道，教化百姓，移风易俗。而循吏的大量存在与汉代的厚禄有着直接的并系，因为若没有厚禄作为郡国守相赡养父母妻子的物质基础，或者说这些守相的父母妻子经常处于冻馁之中，就很难保证守相的清廉。正如崔寔所言：“虽时有素富骨清者，未能百一，不可为天下通率”。汉宣帝在位时是汉代吏治的典型时期，“汉世良吏， 于斯为盛”〔38〕。良吏之多是宣帝本人特别重视吏治， 以及他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的结果。而这些措施中，最重要的还是增加俸禄，即通过物质利益的刺激来实现的。史载宣帝：“厉精为治，五日一听事，自丞相以下务奉职而进……，故二千石有治理效，辄以玺书勉励，增秩赐金，或爵至关内侯，公卿缺则选诸所表以次用之”〔39〕。用增秩、赐金、迁官的办法来奖励有治行、治绩的郡国守相，这是宣帝时期吏治出现良性循环的重要原因。
与汉以后历朝比较，汉代（尤其是西汉、东汉前期）贪吏也不如后代严重，这一方面是因为汉朝对贪吏惩治的法律很严密，汉律规定受赃十金，皆致重罪〔40〕。汉武帝时设立部刺史，以六条问罪，其中第二条就是针对二千石“侵渔百姓，聚敛为奸”而言的。汉代官吏不允许接受下属或百姓的饮食，更不允许接受财物。官吏接受下属和百姓的饮食，要计其所费，并偿还其值，否则就要受到惩罚；接下属和百姓的财物，或者贱买贵卖，投机取利，则按盗贼处理，所受财物没官，官吏免职，有爵位者，夺爵，无爵位者，罚金二斤。有人告发，则将赃物与捕告者〔41〕。由于惩罚严厉，故西汉和东汉前期的中高级官吏，因贪致罪者较少见，另一方成，与厚禄也有重要关系。因为俸禄微薄；父母妻子常于冻馁之中，那么，再严酷的法律对那些守水的渴马，护肉的饿犬来说，都是无济于事的。因此，汉代贪赃之吏不多，是厚禄与法律二者结合的结果，缺少了任何一方都不行。
东汉中后期，吏治日见败坏，官吏，特别是高级官吏赃污例大量增加，究其原因，一是东汉中后期外戚宦官轮流执政，其子、亲信宰州执郡，贪污贿赂之风曼延，致使西汉以来所制定的，并行之有效的监督机制逐渐丧失了它的功能。灵帝时，“开鸿门榜卖官爵，公卿州郡下至黄绶各有差。其富者先人钱，贫者到官后倍输”〔42〕。这实际上是鼓励百官贪赃受贿。二是与这个时期俸禄制度化也有密切关系。东汉安帝永初中，诸羌反叛，达四十余年，东汉政府用于平乱的费用达二百四十亿之巨。顺帝永和之末，羌人复反，历时七年，用费达八十余亿〔43〕。加上这个时期连续不断的各种自然灾害，东汉政府的财政陷入了竭蹶的程度。为了缓和财政困难，不得不减少百官的俸禄。安帝、顺帝、桓帝时都曾诏减百官禄秩，而且减少了的俸禄亦不能正常发放。如桓帝延熙五年，由于对武陵蛮的战争，下诏假公卿以下俸。名义上是借，实际是停发。由于俸禄数额的减少，加上发放的不正常状态，致使吏治发生严重问题，许多官吏为了生活不得不用各种方法，包括贪赃受贿等去捞取钱财，而那些洁身自律的官员，则免不了穷困之厄。如桓帝时的朱穆，“禄仕数十年，蔬食布衣，家无余财”〔44〕。前面所以引崔寔，历仕边郡，死后家徒四壁，无以殡殓。崔是著《政论》，力陈俸禄微薄之弊，当是切身感触而发，反映了东汉后期百官公卿实际收入大为下降后的现实状况。
注释：
〔1〕《汉书》卷五十《汲黯传》
〔2〕〔21〕《汉书》卷七十二《贡禹传》
〔3〕《汉书》卷八十九《黄霸传》
〔4〕《汉书》卷十《成帝纪》
〔5〕《后汉书》卷37《丁鸿传》
〔6〕《东汉会要》卷三十一《食货》
〔7〕《后汉书》卷四十一《钟离意传》注
〔8〕《后汉书·百官志》五
〔9〕《汉书》卷六十五《东方朔传》
〔10〕《汉书·赵充国传》载充国语曰：“金城、湟中谷斛八钱”，边郡为八钱一斛，内地尚不至超过此数。
〔11〕〔37〕《群书治要》卷四十五
〔12〕《后汉书》卷四十九《仲长统传》
〔13〕《后汉书》卷五十二《崔寔传》
〔14〕《后汉书》卷四十九《仲长统传》
〔15〕《通典》卷三十五《禄秩》
〔16〕《汉书》卷二《惠帝纪》
〔17〕《汉书》卷六十二《司马迁传》
〔18〕《汉书》卷五十六《董仲舒传》
〔19〕《汉书》卷五十八《汲黯传》
〔20〕〔31〕《后汉书》卷四十一《钟离意传》
〔22〕〔28〕《汉书》卷八十一《张禹传》
〔23〕《汉书》卷六十《杜延年传》
〔24〕〔25〕《后汉书》卷四十三《何敞传》引《汉官仪》
〔26〕《后汉书》卷四十八《瞿酺传》
〔27〕《汉书》卷五十二《田蚡传》
〔29〕《汉书》卷七十二《鲍宣传》
〔30〕〔32〕《汉书》卷八《宣帝纪》
〔33〕《汉书》卷八《宣帝纪》
〔28〕《汉书》卷十《成帝纪》
〔34〕《管子·牧民篇》
〔35〕《孟子·梁惠王上》
〔36〕《通典》卷三十五《禄秩》引应劭注
〔38〕〔39〕《汉书》卷八十九《循吏传》
〔40〕《汉书》卷八十一《薛宣传》引师古注
〔41〕《汉书》卷五《景帝纪》
〔42〕《后汉书》卷五十二《崔烈传》
〔43〕《后汉书》卷六十五《段颍传》
〔44〕《后汉书》卷四十三《朱穆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