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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K0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5332(2006)03-0015-06
问：廖先生，首先想请您谈谈早年的求学经历。
廖：好的。我小的时候，家里很穷。父亲摆小摊，做点小生意，没有什么文化。但父母对我念书非常重视。他们常说，不读书，没有文化是没有出路的，以后饭碗都可能成问题。父母的教育，对我的影响很大。我从小就有好好念书的思想。1942年，我上了小学。小学期间跳了一级，读完二年级，就上四年级。我的小学成绩，除了音乐、体育和美术外，其他课都算不错。当时念书的条件很差。1938年，武汉沦陷。我的家位于离武汉不远的咸宁地区。这是一个战略要地。新四军和日军在这一带争夺非常激烈，还有不少土匪在这一带活动。兵荒马乱的，很难静下心来读书。1947年，我上了初中。当时全县只有一所初级中学，约三、四百学生。学习条件很艰苦。每天吃两顿饭，菜就是一点酱萝卜之类的东西。饭也不像现在的大米饭，里面有沙子、稗子，所以又叫“三合米”。宿舍的墙是用木板钉的，屋顶是用苇席盖的。有一年下大雨，宿舍倒塌了，幸亏那时候正在上课，才未伤及人。不过，在当时的条件下，像我这样的穷孩子，能上学就很满足了。我也深知，家里供我读书是很不容易的。
1949年解放后，读书条件有了很大的改善。我于1950年考入武昌紫阳湖畔的武昌第二中学，上了初三。之后，我又考入当时武汉市最好的中学——武昌实验中学。在实验中学读了两年半高中，就提前毕业，考入武汉大学历史系。武昌实验中学的学习条件是很好的，有一个很大的图书馆，里面的书很多，除了教材和教辅书，还有哲学、科学方面的书，如《大众哲学》、《大众科学》等等。学生做完功课后，都喜欢去图书馆看书。老师也鼓励学生多读课外书，多学些知识。
我高中毕业后，考入武汉大学历史系。我当时报的志愿，可能现在有些人不会理解。我第一志愿是历史专业，第二、三志愿分别为数学和物理专业。我中学的成绩理科比文科还要好。那么，为什么报考历史专业昵？我想，这与我的经历有关。上面谈到，在童年和少年时代，我亲见了日本对中国的占领，当亡国奴的耻辱，在我心里留下了很深的烙印。我从小就有一种想法，了解中国的历史，特别是了解中国近代以来衰落的原因。
我在武汉大学仅读了一年，就被选拔赴苏联留学。50年代初，国家请苏联帮助培养人才，选拔大学生去苏联留学。1954年，武汉大学选拔了16名留学预备生。选拔是经过严格考核的，选上的学生应该说都是品学兼优的。历史系有三人，占的比例比较大。可见，国家对历史学科是重视的。我们这些被选上的学生，绝大部分集中在北京俄文专修学校学一年俄语。这所学校后来改名叫俄语学院，后又并入北京外国语学院，就是现在的北京外国语大学。国家给留学生的待遇相当好。一个留学生的费用，相当于20个农民一年的收入。大家都知道学习机会来得不易，所以都非常用功。
我在武汉大学虽然仅读了一年，但确实学到了不少东西，遇上了很好的老师，如吴于廑、唐长孺、李剑农等先生。唐先生学问很大，当时已是著名的历史学家。但他从不摆学术权威的架子，对学生非常关心。当时，历史系的课程不多，学生有较多的时间读课外书。唐先生不仅给我们推荐应读的书，而且讲读这些书的方法。他还把自己收藏的书借给我。我在学习上遇到问题，唐先生总是非常耐心地解释。唐先生还在我交的作业上面批写意见，或者写上几句鼓励的话。可惜，这些作业本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丢失了。李剑农先生是一位老革命，早年加入同盟会，担任过湖南省政府秘书长。在1953年历史系的入学典礼上，李先生给我们讲学习历史的意义，要我们好好学习，以后努力报效祖国。还有很多老师，如唐先生的助教鲁全梅先生等等，对我们都非常好。我初入大学就遇到这么多好老师，确实是非常幸运的。
问：您经常说，在苏联留学五年，为您一生的学术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您能谈谈在苏联学习的情况吗？
廖：我于1955年9月8日到苏联列宁格勒大学报到，1961年1月13日回到北京。在苏联学习的时间实际上是五年零四个月。我在苏联留学，最初是学俄国古代史。到了二年级，一位高我一级学古希腊史的中国留学生病逝，组织上就安排我改学古希腊史。说到这里，还有一些感人的事。那位同学病逝后，就葬在列宁格勒。直到现在，几十年过去了，他的苏联同学，几乎每年都为他扫墓，还与他的姐姐通信问候。可见，中苏人民之间的友谊是非常真诚的。
我刚到苏联时，学习压力非常大。这有语言方面的原因，还有就是苏联的教学内容比国内多得多。历史系的学生要学四年通史课，还有很多专业课和专业基础课，如古希腊语、拉丁语、考古学概论、原始社会史、古代东方史、古希腊史、罗马史等等。按苏联的教学大纲，苏联学生一周要学习60小时。我们中国学生，一般每周的学习时间则在80小时左右。大家除了吃饭、睡觉，几乎就是学习。我学外语的能力还是比较强的，也很有兴趣。学语言要有主动性。上外语课，我总是抢着回答老师的问题。说错了没关系，老师纠正后，印象就特别深了。再就是要多读、多写。除了老师作业之外，我还自定一些题目，用俄文写点东西，有时请老师批改，有时自己改。到了二年级下学期，我的俄语应付学习问题不大了，课堂笔记能记下来，参加讨论班也能听懂。列宁格勒大学学习语言的条件非常好。我们都是小班上课，三、四个人一个班。学语言，小班上课很重要，学生能有更多的机会与老师交流。学校对学生学语言也很支持。按教学大纲，我可以不学德语。我们几位中国留学生还是想学德语，给系里打了个报告。系里就派来老师，而且上课的时间还由我们来定。
从专业方面来看，我觉得苏联的历史教学有几个特点。一是重视拓宽学生的知识面，选修课很多。我选修的古希腊罗马艺术史课，是在冬宫博物馆上的。虽然这是一门选修课，但老师讲得非常认真，一个一个馆地讲解。学古代史，不能仅局限于了解古代史，对近现代史也应有一定的了解，与历史相关的考古学等学科的知识也要有一些，这样学术视野才能开阔。二是重视培养学生对史料的研治能力。对古希腊罗马史专业的学生来说，古希腊语和拉丁语是非常重要的。你不懂古典语言，仅看译著是不行的。有些译著质量不是太好，有的译著水平很高。但是，任何译著都有译者自己对文本的理解。我看过不少西方古典名著的译本，有的译得相当不错。但若将某部古典名著的不同译本对照来看，译文中会有不少不同之处，这就表现了译者对原文理解的差异。出现这种情况，你就应有自己的理解和判断。对第一手史料缺乏研治能力，怎么能做好研究工作？这点，我的苏联老师是反复强调的。我做研究，中文译著看得很少，有时看一点，也要对照原著看，或者参考好的外文译本。除了古典语言外，现代语言也要多学几种。古典学在西方很受重视，研究已达到相当深入的程度。你若仅懂英语，怎么能较全面地了解西方学者的研究情况？我自己就先后学了英语、俄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和意大利语等多种语言。我不敢说我的外语水平有多高，而且有的语言以后用得少，水平退步了，但看点专业书还是可以的。在苏联留学几年，我在语言学习上花了很多时间，这为我以后的研究工作打下了扎实的基础。还有一点就是重视目录学。我在列宁格勒大学时，历史系除了选修的目录学课程，有关目录学的知识是与每门课结合在一起的。老师讲课时首先要讲这门课程内容的研究史，与此有关的重要书籍及其特点等等，并且要求学生学会从目录学入手，了解前人的研究情况，并找出解决问题的途径。我觉得，做学问这点是非常重要的。现在有的人写文章，不提前人的有关研究成果，似乎此问题就他自己在做，文中的观点都是他自己的。这种写文章的态度是很不严谨的。在国外，学术研究论文这样写，是很难发表的。
列宁格勒大学的西方古典学，可以说是世界一流的，如科瓦略夫、卡利斯托夫、弗罗洛夫等教授，都是非常著名的历史学家。这里主要谈谈我的导师科洛鲍娃。科洛鲍娃教授主要研究古希腊史，也是一位很有名的历史学家，还是一位老布尔什维克。在学习方面，这位老太太对我要求很严格。我学古希腊文，要将古希腊文译成俄文，有时还要练习将俄文译成古希腊文。这样翻译，确实很难。有时意思懂了，但用词不准确，老太太是不会放过的。她要我从工具书中找出更恰当的词。实在找不出，她会很耐心地为我讲解。我的俄文学得还算是不错的，但在写作上要像俄国人那样表述，还是相当困难。有的句子、文法没有错误，但写得就是不地道，老太太都会认真地改，并提醒我注意。我的毕业论文，专家们给了较高的评价。答辩会后，老太太把我叫到一边，说：“教授们的夸奖，是鼓励你。你的论文并没有那么好。要知道，做学问你还刚入门，要不断努力啊！”她的话，我记了一辈子。我深深懂得：学问是没止境的。在做学问上，不能有半点的自满，要老老实实，切不可张扬。科洛鲍娃教授心地非常善良。我在苏联生病住院，得到她很多的照顾。平时有什么困难，她都尽力帮我解决。她希望我本科毕业后，能继续在列宁格勒大学学习，攻读副博士学位，曾三次向教育部写报告。当时，中苏关系已经恶化，她的报告是不可能得到批准的。跟随科洛鲍娃教授学习几年，我不仅学到了知识，而且学会了怎样做人。从她身上，我确实看到了一位正直的知识分子所具有的优良品德。我所在的古希腊罗马教研室的其他老师，对我也是相当关心的，这里就不一一说了。从列宁格勒大学毕业至今已有四十余年了，我常常会想起在苏联留学的事情，非常怀念科洛鲍娃教授和其他的苏联老师。
问：您1961年从苏联回国至今已有四十余年了，能谈谈您回国后的学术研究情况吗？
廖：好的。我这几十年的工作，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61年至1976年。我回国后，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世界史组。现在世界史所就是由世界史组发展而来的。我能分到世界史组工作，是很不容易的。当时，全国的行政事业单位都在精简干部，不少人下放到外地去了。世界史组进人问题当时是由中宣部管的。按规定，世界史组进一个人，历史研究所就得走一个人。在那个厚今薄古时代，要我这样一个搞古希腊史的人干什么？好在有一些朋友帮助，如张椿年先生为我的事出了很多力。张先生是我在列宁格勒大学时的同学，高我一级。他当时已是世界史组的副组长。1961年，周一良和吴于廑先生正在主编多卷本的《世界通史》。吴先生要我参加讨论。1962年，世界史组升格为世界史研究室，陈瀚笙先生主持研究室工作。陈先生当时在主编一套《世界历史小丛书》。他要我写一本。这套丛书的出版，对于普及世界历史知识，是很有意义的。我着手做这件事不久，却又被调去干其他的事。当时正在反对苏联修正主义，成立了一个“反修小组”，对外则称“近代史研究会”。“反修小组”的主要工作是收集国内外史学界的修正主义言论，出版了《外国史学动态》杂志，还编辑了3卷本的《苏联修正主义史学论文集》。到了1964年，我又被派去搞“四清运动”。两年后，“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从1964年到1976年，我基本上停止了学术研究，没写一篇论文。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大概都有过这种经历。不过，虽然这段时间没法做研究工作，但我还是尽可能多学点东西。我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努力多读一些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原著，再就是学习外语。法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和阿尔巴尼亚语，就是在这一时期学的。
1976年以后，我才真正开始了学术研究工作。1998以前，我研究的重点仍是古希腊罗马史。我做这方面研究时，得到了许多前辈和同行的支持。东北师范大学的林志纯教授就是其中的一位。 1979年，我与林先生合作撰写了《怎样理解马克思说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发表在《世界历史》杂志上。这篇文章，林先生写了初稿，要我再作加工。我加进了一些自己的观点，林先生非常赞同。我知道，这是林先生对我的厚爱，意在鼓励我多写文章，多投稿。回顾这段时间的研究工作，可以说，我最为关注的问题是历史唯物主义中的统一性与多样性的关系问题。我力图从世界古代史的角度，以宏观和微观研究相结合的方式来阐述原始社会瓦解和文明社会早期世界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各民族各地区在历史演进中的多样性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我是学古希腊罗马史的，所以更多的是做西方古代史方面的研究，但对中国、印度等国的早期历史，我也是非常重视的。如果说，这段时间发表的论文中还有点值得说出来的东西，我看主要有以下几方面：(1)我认为，奴隶制产生的重要原因，一是社会生产力和分工的发展，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使劳动者尤其是农业劳动者能够生产剩余产品，从而使奴役他人成为可能。二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氏族部落的成员与氏族部落外的成员有严格的区别，此两者互为影响。如果不看到后一点，我们就很难解释在原始社会瓦解时，奴隶制为什么会在世界各地普遍地出现。(2)在早期奴隶制国家，公民之间源于原始社会氏族部落的血缘关系比地域关系更为重要。在古希腊罗马，公民权与氏族部落血缘关系的联系，决定了公民权、土地占有权和服兵役三者的合一。(3)与奴隶制问题密切联系的东方专制主义问题。我认为，把旧大陆历史划分为“东方”和“西方”是不科学的。从旧石器时代起世界各地区历史的发展就不平衡，其原因是非常复杂的，不能简单地用“东方”和“西方”两分法来解释。东方社会不存在特殊的历史发展规律，也没有所谓的“东方专制主义”。在研究政体时，应注意政体与国体的联系。政体的演变是服从国体演变的，而国体的性质取决于社会经济形态中的阶级等级关系。离开社会经济形态演进和与之相联系的国体的变化来谈论“东方”和“西方”政体之异同，是没有意义的。近代以来欧美民主政体是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发生、演变而产生并且不断完善的。近现代西方的民主政体并非源自古代希腊。此外，对古代城邦的结构和历史地位、古代社会“奴隶”与“农奴“的区别、雅典民主制的形成及其特点等问题，我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从1998年至2005年，我的研究工作转到另一方面，即与齐世荣教授共同组织编写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0世纪的历史巨变》。这个课题是1997年立项的。张椿年先生是国家社科基金规划办世界历史组组长。他要我任该课题组组长，我只得从命。1998年，我卸任所长后，几乎把全部精力都放在这部书上。我认为，这个课题是有重要意义的。研究20世纪的人很多，但还未见一本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对20世纪历史作一个概括性的剖析的著作。如何理解20世纪的历史？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历史发展中占有什么地位？对这些问题，史学研究者是有义务也有责任作出回答的。作为课题组组长，我和共同担任全书主编的齐世荣先生认为有两件事要做好。一是，选好写作班子。二是，对课题内容有比较全面的了解，切实把握课题的中心思想。20世纪历史的问题很多，其中争议最大的就是如何看待苏联问题。对这个问题有不同看法，有的以骂为主，把苏联说得一无是处；有的则过分赞扬。我们认为持这两种看法的人，都不宜进写作班子。对苏联问题，应有一个客观的、实事求是的看法。参加撰写这部书的人，都是国内近现代史方面的知名专家，而且对历史问题大体上都能采取比较公允的态度。课题组分为四个小组。第一小组有张椿年、李其庆、吴必康等先生，撰写资本主义部分。第二小组撰写社会主义部分，由中央编译局的同志承担，我的老同学李兴耕负责。第三小组由陆庭恩等先生撰写，内容为殖民体系的瓦解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第四小组由齐世荣先生负责，由张宏毅、徐蓝等先生执笔，写二十世纪国际关系的演变。四个小组各有自己的研究内容，但都注意与其他部分内容的联系。课题组的经费，主要用于研讨问题。规模不等的讨论会开了几十次。
我除了负责课题的日常事务外，更重要的工作是撰写书的前言。这项工作，对我来说有很大的困难。我一直关心20世纪的历史，也读了不少书，但从宏观上对这段历史演变的特点及其形成原因作出论述，确实感到力不从心。怎么办？只能是多学习。首先，我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认真研读马列著作。我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理论，对于理解20世纪的历史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我的研究就是从社会经济入手的。其次，研读经济学方面的著作，虚心向经济学家请教，并且尽可能地多参加与课题内容有关的经济学方面的学术讨论会。有的会，就是旁听也努力争取参加。通过学习，我慢慢有了头绪，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看法。我认为，以前有关二战之后东方压倒西方、帝国主义四分五裂之类的说法是不恰当的。在20世纪，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长期并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主义阵营的经济实力比较强大，但资本主义的经济实力更为强大。这点，通过对一系列经济数据的分析，是很容易看出的。美国霸权兴起后，资本主义联合起来对付社会主义。但社会主义阵营对此并没有清醒的认识。苏联曾是最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然而其经济实力远不如美国，而且还把大量的经费投入到军备竞争之中。社会主义经济方面出现了问题，最终引起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剧烈变动。这是一个世界性的悲剧。当然，也有政策方面的问题。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是互动的，从经济方面入手来分析政治方面的问题，才能得到较好的解释。关于这部书的中心思想，在书的前言写了，这里就不多说了。这部书我写的字数并不多，主要是前言部分，但花费了很多的心血。整整七年时间，几乎都花在这部书上了。对我个人而言，可以说是做一个新领域的研究工作。作为课题组的负责人，我觉得这样做是应该的。这部书最后得以完成，是课题组成员共同努力的结果。即使前言部分，虽是我写的，也经过了大家反复的讨论。书稿修改了多次。全书各章甚至有的字句，都经过了反复推敲。在充分尊重个人见解的同时，书的内容大体上是比较统一的。这部书获得了比较高的评价，去年交国家社科规划办，免了评审。不久，此书又被收入《国家社科基金文库》。
《20世纪的历史巨变》一书交稿后，下一步做什么？我想，还是回到我的老本行，做古代史方面的研究。古代史是一个充满火药味的战场，反对奴隶制的人很多。我做了几十年古代史方面的研究，一直坚信奴隶制在古代社会是普遍存在的。当然，这里面有很多问题要研究。历史理论的提出，要建立在实证的基础之上。除了研究古希腊罗马，中国、印度等国的古代史也要深入研究。我现在就在读《尚书》、《诗经》、《左传》等书。能在这方面做一点工作，为马克思的奴隶制理论做一点论证，我就很满足了。
问：您从事史学研究工作近50年，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您能对青年学者谈谈您的治学经验吗？
廖：我不敢说有什么经验，不过，做了几十年的研究工作，多少还是有点想法。我想，有几点是很重要的。首先，要有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研究历史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要下工夫，不能一知半解。我们应知道，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建立在微观和宏观研究基础之上的。近百年来，随着文献史料和考古资料的不断发掘，研究工作的不断深入，马克思恩格斯所引用的某些史料可能有些问题，需要订正，甚至他们著作中有个别地方的表述也不是十分严谨，但是我们不能由此而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正确性以及对历史研究的指导意义，是经过长期实践检验的。现在有的人不在研读马恩原著上下功夫，就大谈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所谓新见解。举个例子，有人认为，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提到斯巴达的黑劳士是农奴，那就是说古代希腊就有农奴了。这点就成为他们否定奴隶制具有普遍性的重要依据之一。黑劳士一词，从古希腊文译为德文比较麻烦，恩格斯译作农奴，有些问题。可是，马克思恩格斯对奴隶制是有总体性论述的。恩格斯十分肯定地指出道：“奴隶制是古希腊罗马时代世界所固有的第一个剥削形式”。在《美国工人运动》一文中恩格斯明确地讲到：“在亚细亚古代和古典古代，阶级压迫的主要形式是奴隶制。也就是说，群众不仅被剥夺了土地，甚至连他们的人身也被占有。”这种不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作全面、深入的研究，就作出自己解释的做法是很不严肃的。其次，要有坐冷板凳的精神，要甘于寂寞。历史研究是一项非常艰苦的工作。每一个论点都是经过缜密思考，对大量史料作出分析后得出的。有时候你做了一番艰苦研究，可能还只是发现了问题，而不能加以解决。这已经很不容易了，能发现问题，表明你的认识在一定程度上比前人更深刻了。现在有的人做研究，不在史料上下功夫，甚至对前人的研究情况都不作深入的了解，从书中引来一两条理论，从文献中找出一些与之有关的材料，就能写成一篇学术论文。这样的文章是没有什么价值的。再次，知识面要宽广，学术视野要开阔。研究外国史的要熟悉中国史，研究中国史的也要了解外国史。最后一点，就是重视微观研究和宏观研究的结合。从宏观上考察历史问题，应有微观研究的基础。但研究历史不能仅局限于微观探讨，还要有宏观的思考，要上升到较高的理论层次。青年史学工作者应注意这两方面，既要具备较强的文献研治能力，能作深入的实证研究，又要有较高的理论思维能力。我在史学界工作了几十年，很高兴地看到，一大批中青年学者已经具备或初步具备了这两方面的能力。他们在史学领域辛勤地耕耘，取得了十分可喜的成就。我一直说，中国的世界史研究要靠年轻人，我相信，在中青年学者的努力下，中国的世界史研究在21世纪将会有更大的发展，一定会迎来一个辉煌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