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进消费需求提高消费率是扩大内需的必由之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扩大内需论文,必由之路论文,消费需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坚持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根本出发点，不断改善城乡居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是我国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提出要突出贯彻的重要方针之一。这既是我们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也是目前扩大国内需求，促进经济增长的迫切要求。居民生活消费问题真正受到重视，是我国经过市场化改革，供求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短缺经济消除，经济生活中市场需求约束日益明显的结果。1998年国家提出了扩大内需的方针，起初从国债投资着手，但启动民间投资乏力，障碍在于消费需求上不去，投资收益前景不佳。因此，提高与鼓励消费需求的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我国经济工作中根深蒂固的重积累轻消费、重生产轻生活的倾向开始扭转，居民消费的地位开始变化，从经济工作的末梢转变为经济增长的动力和结构调整的先导。提出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第十个五年经济发展的根本出发点，可以说就是这一思路的反映。
一
我国目前消费问题的焦点是什么呢？首先是消费率过低，而且呈长期下降趋势。我国消费率在1952～2000年49年中，平均为65％，最近10年平均为59.5％。1998年采取增加居民收入措施以前，为58.1％，1999年以后略有上升，1999、2000年也只达到60.3％、60.8％，仍然很低。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估计，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平均消费率水平为80％左右。就具体国家来说，美国、英国的消费率都在80％以上，印度、巴西为80％，西班牙、意大利为78％。由此可见，我国消费率水平明显低于这些国家。发达国家长期经验表明，最终消费总额的增长大体上保持与国内生产总值相近的增长率。但我国最终消费总额年均增长速度长期低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1952～2000年，按1952年不变价格计算，最终消费总额增长了25.5倍，年均增长为7.1％；同期GDP增长了33.4倍，年均增长为7.7％。这个差距长期累积下来，使得我国原来很低的消费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的差距越来越大。
当然，建国初期，由于基础薄弱，为了集中较多的资金搞建设，消费率低一些是必要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经济的发展，消费率长期偏低对经济发展带来许多消极后果。长期过低的消费率难以形成合理的投资与消费的关系，使投资增长失去最终消费需求的支持，使大量的社会产品价值得不到实现，使投资形成的大量生产能力得不到充分利用，使大量人员失去就业岗位，并且影响企业经济效益。据第三次全国工业普查资料，900多种主要工业品生产能力利用率有半数不足50％，其中加工工业尤为突出。这只能制约投资规模的进一步扩大，障碍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快速发展。我国人口众多，居民消费水平本来较低，解决就业问题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任务非常迫切。消费率长期偏低，特别是在许多产品生产能力闲置浪费的情况下消费率持续偏低，这非常不利于提高城乡居民的生活水平，也非常不利于调动和发挥人民群众的生产建设积极性。
二
我国消费率持续偏低，主要有以下原因：
过去经济工作中长期存在重积累轻消费、重建设轻生活的影响。改革开放以前将近30年，
传统计划经济时期，实行的“勒紧裤带”搞建设的方针，在“生产资料优先发展”的理论影响下，
以各种政策手段最大限度地动员国内资源发展工业，特别是加快重工业建设，城乡居民的收入
和消费需求都受到限制。1958～1978年的21年间，我国国民收入使用中的投资率平均为
30.3％（最高达“大跃进”时的1959年为43.8％）。重工业的优先发展使农业、轻工业的发展受
到投资不足的限制，更不用说发展服务业。工业化进程中重工业自我循环的问题十分突出，大
量社会产品沉淀在中间环节不能进入最终消费，农业、轻工业发展不足，使消费品可供量与有
限的居民购买力不相适应，居民的很低收入中仍有一部分被通货膨胀所强迫蒸发，有一部分不
能实现。因此，投资率过高是导致改革开放前我国消费率偏低的直接原因，这对改革开放后的
消费率偏低也有一定的影响。
改革开放后的初期，经过对过去片面发展重工业与片面强调积累的方针进行批判性的反
思，采取加强农业、轻工业和改善人民生活的一些措施，1978～1984年间投资率逐步回落（由
38％下降到34.4％），消费率逐步上升（由62％上升为65.6％）。但上述反思很不彻底，1985年
以后，又发生消费率下降，投资率上升的趋势（投资率由1978～1984年平均为34.8％，上升到
1985～1992年平均为36.7％；再上升到1993～1999年平均为39.7％；消费率由1978～1984
年平均为65.2％，下降到1985～1992年平均为63.3％，再下降到1993～1999年平均为
60.3％）。1996年以后发生的供给能力大大超过市场有效需求的矛盾，除了国际经济形势的影
响，从根本上说还是由于10多年来投资率过高，消费率下降所引致的。虽然以后政府部门出台
了一系列刺激消费的措施，如减轻农民负担、增加职工收入、提高低收入人员收入、降低存款利
率、征收利息所得税等等，但由于消费率依然过低，城乡居民有效需求仍然难以提高，国内市场
有效需求不足的现象仍然存在。在消费需求不足的情况下为了保持经济的快速增长，不能不加
大投资规模，加剧供大于求的矛盾，形不成良性循环。总之，长时期内的过高投资已成为居民收
入和消费需求不足的根本症结所在。
消费需求作为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在既定时期里取决于：收入水平和消费倾向。所谓消费
倾向，即收入用于消费支出的比例，由多种不同因素共同决定，其中包括收入分配因素和非收
入分配因素。这里先分析收入水平和收入分配因素对消费率的影响。
长期以来，除个别年份外，居民收入水平较低，其增长速度也低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
度。现将改革开放以来GDP增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增
速，分三段时期比较如下：
┌─────────────┬─────┬───────┬──────┐
│ │1978—1984│1985—1992│1993—1999 │
├─────────────┼─────┼───────┼──────┤
│GDP平均增速(％)
│9.6
│9.6
│10 │
│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6.6
│4.9
│6.5 │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速(％)│16│3.7
│5
│
└─────────────┴─────┴───────┴──────┘
除第一段时期因农村制度急剧变迁（由公社制变为家庭承包）以及主要农产品大幅提价，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快于GDP增长外，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在各个时期都低于GDP的增长。农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长自1985年以后徘徊于4％左右，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在1999年7月提高工资前，10年间年均增长4.5％左右。再拿上世纪末最后几年逐年的数字来比较（见下表）。
┌────────────────┬──┬──┬──┬───┐
││1997│1998│1999│2000 │
├────────────────┼──┼──┼──┼───┤
│GDP增速(％) │8.6 │7.3 │7.3 │8 │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6.6 │5.1 │7.9 │ 7.3 │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速(％) │8.3 │3.4 │2.2 │ 1.9 │
└────────────────┴──┴──┴──┴───┘
除1999年大力提高工资补贴，使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增长高于GDP增长外，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在各个年份都低于GDP的增长。居民收入与消费支出和消费率密切相关，收入增长缓慢并低于GDP增长，是我国消费率偏低并呈下降趋势的最重要原因之一。
从以上资料可看出，在城乡居民收入增长速度都低于经济增长速度的同时，除个别时期外，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呈现比城镇居民收入增长缓慢的趋势，因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拉大。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在开头一段是缩小的，随后长时期增大。从1978～1984年，城镇居民收入为农村居民收入的倍数，由2.57倍，缩小到1.86倍，但1996年扩大到2.51倍，1999年扩大到2.63倍，2000年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6280元，农村人均纯收入2253元，差距扩大到2.80倍；如果考虑城市居民的隐性收入和社会福利，差距更大。2000年我国人口中，农村人口占64％，城镇人口占36％，而在消费市场中，农村居民只占38.9％，城镇居民占了60％多。农村居民在消费市场所占份额一路下降，从“六五”期间的64％，“七五”期间的58.7％，“八五”期间的50.6％，降到“九五”期间的47.8％。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占消费市场份额日益萎缩，与近几年农民收入增长幅度逐年下降有直接的关系。
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在扩大。1987年我国东中西部地区人均GDP分别为434元、313元和264元，三者之比为1.7∶1.2∶1。到2000年东中西部三地区人均GDP分别为18426元、5922元和4588元，三者之比扩大到2.3∶1.3∶1。省际农民收入高低倍数从1978年的2.88倍扩大到2000年的4.20倍。2000年东部收入最高城市和西部收入最低城市人均收入之比为4.88∶1。地区发展水平和收入水平的绝对差距，目前还是继续扩大的趋势。随着西部大开发，相对差距可能缩小，但绝对差距缩小还需时日。
再就不同群体之间收入差距来观察，据住户调查资料显示，占城镇居民10％的最高收入户年均收入与占城镇居民10％的最低收入户年均收入，其差距已由1992年的3.26倍扩大为2000年的5.02倍。不同收入阶层收入增长呈阶梯式递增格局，收入越高的组收入增长越快。如1997年调查，占10％的最高收入户实际收入增长8％，而占10％的最低收入户实际收入只增长3％。不同收入阶层居民家庭的消费倾向呈反比变化，最高收入组消费倾向0.659，最低收入组消费倾向0.957，由于收入差距扩大，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呈下降趋势。
总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居民收入相对于GDP增长缓慢以及不同社会阶层之间、城乡之间、地区之间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基尼系数已经超出了许多发达国家，这导致了全社会平均消费倾向的减弱，是造成当前消费需求不足和消费率偏低的重要原因。
除了收入水平与收入分配方面的原因外，还有非收入分配方面的原因。首先，收入预期的变化。企业改革强调效率引致减负增效，结构调整带来摩擦性失业，以及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就业压力，使城乡居民就业稳定性减弱，再就业困难加大。同时社会各阶层收入中工资性收入比重减少，其他收入比重增加。这些情况使居民不能形成可靠的收入预期，尽管收入总额增加，居民不能大胆消费，严重影响即期的消费支出。其次，支出预期的变化。目前社会保障体制新旧交替，消费者对养老、医疗等新的保障制度的保障程度心存疑虑。住房商品化、教育产业化的改革，也增加了个人支出的预期。同时住房支出、孩子上学费用的增加也因货币工资改革滞后而增加居民负担。减收增支的预期，加上我国人民习惯于收支有余而不习惯于“寅吃卯粮”即超前消费，使得居民储蓄倾向增强。据部分城市居民储蓄调查显示，未实现的购买力占居民收入的比重上世纪70年代为2％，80年代提高为15％，2000年提高到20.6％，居民储蓄存款2000年比1996年增长1.2倍，平均年增长16.7％，大大高于居民消费的增长和经济增长速度。目前储蓄率高达40％以上，远高于发达国家水平。相当一部分现期消费转化为储蓄，这不能不制约消费需求的扩大和消费率的提高。
在非收入因素中，消费政策和消费环境的是很重要的。我国在计划经济时期和物资匮乏时期的消费政策总体上是抑制性的，这包括对总收入及消费水平的抑制，也包括具体的消费政策。改革开放以来，这种政策取向有所调整，但没有实质性的突破。当前，城镇居民消费热点开始向住房、轿车、信息、旅游、教育、服务等方面集中，这些方面的消费环境和政策都欠完善。如汽车消费。一些地方限制汽车消费的政策不断出现，目前我国在汽车购置和使用方面，是世界上汽车税费水平最高的国家。再如住房。目前主要的制约因素仍然是商品住宅价格过高，税费在房价构成中比重甚高，房地产二级市场手续繁杂。在电信、信息领域，价格体制的限制因素，行业垄断对网络和信息服务的限制因素，都构成对消费需求的制约。在农村，农民消费需求的限制因素除了收入水平低以外，主要是消费环境，由于用水、供电、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薄弱，阻碍了农村市场的扩张，使潜在的需求难以得到实现。
此外，生产和销售商在提供商品和劳务时，利用“信息不对称”欺骗消费者现象严重，假冒伪劣商品亢斥市场，虚假广告、欺行霸市更呈俯拾皆是，市场秩序混乱，使有消费能力的消费者不敢消费，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消费需求的扩大和消费率的提高。
三
如前所述，我国消费率偏低并趋降势，是与投资率偏高并上升有关。因此提高消费率要从调整消费与投资关系着手。近几年，国家提出扩大内需方针，采取刺激消费增长的政策措施以来，情况虽有所好转，但消费率偏低的问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考虑到消费率偏低产生的种种消极后果和提高消费率对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发展的积极意义，有必要明确提出把适当提高消费率作为经济发展的一项重要任务。要处理好经济建设与人民生活的关系，在保持投资适当增长的同时，促使消费需求增长快于投资需求的增长，以此作为一定时期内的准绳，调控投资与消费的关系，逐步改变我国高投资、低消费的经济发展格局。要采取扩大居民消费的各项政策措施，促进居民消费的快速增长。
1.增加城乡居民收入，调整分配格局，是促进消费需求，提高消费率的重要手段。收入水平和消费倾向是决定消费需求的两个重要因素，而消费倾向又在很大程度上与收入分配的状况有关。在不断增加各类人员的收入水平的同时，要注意调节他们之间的收入差距。不仅要考虑公平与效率的问题，也要着眼于促进消费需求，提高消费倾向。首先，要增加城乡低收入者的收入。低收入群体收入的增加无论从平均消费倾向还是从边际消费倾向看，其对于消费需求所起作用远远超过全社会范围收入普遍增加。为此，要完善城镇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落实最低工资制度，切实保障城镇困难人员的基本生活。其次，要提高中等收入群体的收入，同时扩大中等收入层的人口群体。中等收入群体包括各种类型企事业单位科技人员、经济管理人员及技术工人等。机关单位在机构改革和精简人员基础上，也要提高工作人员的工资水平。努力增加新型农业、规模农业从业人员的收入水平。拓宽消费领域，挖掘中等收入群体的潜在消费需求，积极培育新的消费热点，释放他们的消费购买力。第三，对于高收入群体，要保护他们的合法收入，通过供给结构调整创造新的消费需求，增加高档商品、创新商品和投资品的供应，使这部分人的剩余购买力尽快地转化为消费需求或投资需求。同时，要整顿依靠垄断地位等手段获取的不合理收入，加大个人所得税等税收手段对过高收入的调节力度，取缔非法收入。第四，努力提高农民收入水平。农民是我国最大的消费群体。改变农民收入水平偏低，对促进消费需求，提高我国消费率关系重大。提高农民收入水平的途径，一是调整农业结构，发展优质、高效、高附加值农业。二是发展农业的产业化经营，通过“公司加农户”的方式，使农民分享产业环节的增值利益。三是减少农村税费负担，增加财政、信贷等对农业各项事业的支持。四是加速城镇化、农转非的进程。这也是最重要的。进入城市的人口，可以提高收入、消费水平，农村减少了剩余劳动力和人口，也可以提高留在农村人口的劳动生产率和收入、消费水平。为此必须加快城乡一体化户籍制度和相应的改革。
2.稳定收支预期，建立居民消费信心。这是促进消费需求和提高消费率的重要条件。首先，努力扩大就业。如果就业的前景不好，就业不稳定，即使是在业人员也要谨慎消费，何况待业、失业人员。因此要尽量广开就业门路。就我国国情来说，发展民间中小企业、发展第三产业、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加快城乡建设，加强农田水利建设，都是增加就业的重要门路。目前新增就业大部分是民营中小企业提供，因此国内民营企业享受“国民待遇”的问题，也是改善就业前景所必须采取的措施之一。其次，要加快养老、医疗、失业等社会保障制度，使之规范化，以降低人们对未来收入和支出预期的不确定性，增加即期消费。第三，对涉及居民利益的各项改革措施，如住房、教育、养老、医疗、保险等，要分轻重缓急，错开实施时间，尽快制定和适时公布改革方案，提高改革措施的透明度，加大宣传力度，使居民增强对未来的信心，做到心中有数，合理安排收支，增加当前商品服务的购买数额。
3.破除陈旧消费观念，积极发展消费信贷，促进消费结构升级。实现消费升级，一种做法是传统的先攒钱，攒够了钱再实现消费升级，一种做法是消费信贷。我国传统不习惯于预支未来的收入进行消费，直到实行扩大内需刺激消费政策时，才提出推广消费信贷。然而开始时推动较难，一是受传统消费观念的影响；二是缺乏完善的个人信用制度，消费信贷短期内风险大收益小，商业银行积极性不高；三是消费者对未来收入不稳定的预期，延缓了接受消费信贷的进程。实践证明，这些难题可以逐渐克服，现在信贷消费逐渐成为人们重视的一种消费方式。利用信贷拓展消费，目前是从购车、买房和教育消费起步，要进一步扩大消费信贷规模，拓宽消费信贷领域，确定合理的消费信贷利率，延长贷款年限，简化贷款手续，使更多的消费者利用信贷消费方式，实现消费升级。
4.加快调整具体的消费政策，建立良好的市场秩序，让消费者乐于消费。过去短缺经济时期制定的一系列政策法规，如居民购房、购车、用电、通讯等各方面抑制消费的税费政策，应尽快清理，消除政策性障碍，抓紧制定鼓励消费的政策，要严厉打击生产销售假冒伪劣商品、虚假广告、欺行霸市行为，改善服务质量，为购买商品和服务创造良好氛围，使消费者乐于消费。
5.投资改善消费环境，完善消费品供给。居民消费结构升级还涉及基础设施的投资问题。如为住、行消费升级，需要增加住宅建设和交通建设的投资；又如教育培训、旅游观光、文化娱乐、体育健身、卫生保健等服务消费，无不需要基础设施的条件。因此，解决当前消费率偏低的问题，并不意味要压缩投资，而是要促进投资与消费的协调配合。农村消费上不去，固然与收入水平有关，但也与农村电网、通讯线路、道路设施等整体落后有关。今后要继续加强农村水、电、路、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为扩大农村消费创造条件。此外，为了从供给方面创造促进消费需求的条件，要根据市场需求的现实结构及其变化方向，增加对经济效益好，市场前景广阔的行业和企业的技术改造投资，不断创新开发适合不同消费群体需要的不同档次适销对路的消费品，使供给结构适应需求结构升级换代的要求，解决供需结构不匹配引致的抑制居民消费需求增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