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应当关注什么——关于知识经济与大学教育改革关系的几点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知识经济论文,教育改革论文,几点思考论文,关系论文,大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关于知识经济和大学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关系，近来探讨的人多了起来。这是因为大学在即将到来的知识经济时代里将扮演极为重要的角色。正因如此，包括大学在内的整个高等教育在社会中的地位日益提高，也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
综观这几年有关知识经济与大学关系的文章，可以看到，我们对大学的关注主要表现在这样三个方面：第一，大学在即将到来的知识经济时代中的地位；第二，未来大学在知识经济中的使命；第三，大学如何迎接知识经济时代的挑战。不可否认，这些都是我们应当关注的。没有对这些问题的深刻认识，我们就很难从宏观上对未来大学的发展和改革提出令人信服的思考和主张。但是作为高等教育理论工作者，我们不应仅仅停留在对这些宏观问题的认识上，而应当在关注上述问题的同时，更加关注这样一个具体问题：在迎接知识经济挑战和大学未来的发展与改革中，我们高等教育理论工作者应该和能够作些什么？笔者认为，目前高等教育理论界对这个问题仍然没有给予特别的关注。而实践却已经在我们面前提出了一系列紧迫的课题要我们回答和解决。这里，仅以“创新”这个与知识经济几乎形影不离的概念为中心，从高等学校教学、科研和管理三个角度，对我们应当特别关注的问题做一个阐述。
一、知识的创新与创新的知识
在谈论知识经济与大学关系的文章中，几乎都可以找到“知识创新”四个字。作为大学，面对知识经济时代挑战的最重要的应答就是要培养创新人才，以便能不断地创新知识，从而推动经济的发展。显然，这是未来大学甚至是整个教育系统教育教学活动的主要目标。
但是，目前人们对“知识的创新”谈得很多，却对“创新的知识”知之甚少。所谓“创新的知识”，即关于如何培养创新人才以及如何实现知识的创新方面的知识。若长期缺乏这方面的知识，会使得“知识的创新”变为一句空洞的口号。
对于“创新的知识”，在心理学中有很多研究，在教育学中，国外的研究还比较多。但在国内的教育学，特别是高等教育学的文献中却涉及很少，即使涉及，也很少有可操作性。试想，缺少“创新的知识”，如何实现“知识的创新”呢？因此可以说，研究如何创新、积累并推广创新的知识，是我们高等教育理论研究者在探讨知识经济与大学关系这个大课题时应当特别关注的问题。
我这里主要是从教学和科研的角度来谈这个问题的。在这两个领域，长期以来，由于缺少对创新的知识的了解和掌握，可以随处看到不利于创造性培养和知识创新的现象。以下举三个例子。
1.研究表明，没有综合就没有创新。学科之间的相互启发、研究方法的相互借鉴是创新的必要条件之一。但在很多高等学校中，还远未实现课程的综合化。高等学校中的各系、所之间进行跨学科的合作十分艰难，甚至在一个系的不同专业方向之间进行合作也不是轻而易举的事。这种状态既不利于创造性人才的培养，也不利于知识的创新。
2.研究表明，思维方式的单一，不利于创新。而我国高等学校的教材，特别是理工科教材，多数都主要是以演绎思维方式来编排的。这种单一的思维方式的训练，使很多大学生缺乏创造力。
3.研究表明，只注重具体事实的传授而缺少科学的探究训练，不利于创造性的培养。但在我国高等学校中，大量灌输有关具体事实的现象仍然相当普遍。在大学教师中，很少有人能科学地运用探究方法来训练学生的创造性。
创造力或创新能力的培养问题是一个谈了很多年的问题，但教育理论界在这方面积累的知识并不多且很零散，使得实践上几乎没有多大的起色。诚然，这个问题本身具有相当的复杂性，但高等教育理论界较少关注这方面的知识，特别是从教育的角度研究它们、整理它们、推广它们以至将它们落实到课程和教学中，恐怕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如果在这方面不能有较大的进展，我们教育理论工作者在知识创新和创新人才培养这两个迎接知识经济时代挑战的重要问题上，就很难说有什么贡献，而科教兴国的大业也会因此而大大放慢脚步。
二、知识的创新与知识的创新运用
上面是从高等学校教学和科研两个方面谈的。这里则主要从高等学校的科研和社会服务角度来谈谈我们应当关注什么的问题。很多文章在探讨知识经济时代对大学的要求时，特别指出大学应当在创造新的知识和把知识创造性地运用到生产生活中去等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这里，知识的创新和知识的创造性运用是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的两个方面。知识的创新，通常指的是增加新的知识，属于高等学校的科研职能；知识的创造性运用，通常指把已有知识创造性地运用到生产、生活中，使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产品）。这个过程兼有科研和社会服务两个职能的性质。这是从区别来说的。就二者的联系讲，没有知识的创新，就谈不上知识的创新应用；而知识的创新性运用本身也同时增加了知识本身。对我国来说，知识的创新和知识的创新应用都需要加强。但相比较而言，由于我国科技成果的转化率大大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所以从目前来看，特别应当关注知识的创新运用这个方面。
我国大学在知识的创新运用方面之所以比较落后，与很多因素有关。但就高等教育自身来看，与国家和大学内部的科研体制有密切关系。国家的科技体制问题通常要由科技方面的专家和管理部门的专家来解决；而大学内部的科研体制问题，与高等教育科学有密切关系，因而是高等教育理论工作者应当关心的问题。这种密切关系表现在：首先，高等学校的科研是与人才培养的教育活动交织在一起的；其次，科研成果的转化是今日大学必须关心的重要课题，关系到大学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再次，产学研结合是当前大学与社会生产生活之间建立联系的重要方式。而教育活动与科研活动的关系、大学的发展和产学研结合问题都是高等教育科学要研究的重要内容。
遗憾的是，从高等教育科学的角度看，在推动科研成果的转化方面，或者说在知识的创造性运用方面，我们的研究非常薄弱，甚至可以说几乎没有取得什么研究成果。尽管对这个问题的研究还要涉及许多其它学科（比如从这种运用的策略和过程看，与心理学等学科有关；从它的机制和激励手段看，与管理学、行为科学等学科有关），然而高等教育科学在这个方面是决不应袖手旁观的。
在高等学校内部管理上，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管理上的措施和规章要么不利于知识的创造性运用，要么就是把教师和学生向不利于知识的创造性运用的方向引导。这里仅举三例。
1.高等学校的职称评定中的条件大多偏重理论研究成果，对创造性运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鼓励明显欠缺。大学的职称评定条件中以数量为主来衡量的现象比比皆是。
2.在大学教师工作量的考核标准中，对创造性地运用知识或将科研成果转化为产品的成果的鼓励，所给予的空间十分狭小。即使有一些指标用来鼓励这种行为，其评价标准也十分单一。
3.在学科带头人的确定上，很少考虑带头人在知识的创造性运用方面的潜力和对整个学术队伍的导向，使学术研究不能顺利地朝着这个方向进展。
上述这些问题本来都是需要高等教育理论工作者特别加以关注并进行研究解决的，然而现实却难以令人满意。
知识的创造性运用和科研成果向产品转化，初看起来好象只与科研和社会服务有关，但根子却在于整个教育体系所存在的弊端：即我们的学校教育几乎没有给学生留下进行独立思考和创造的空间和时间，从而使我们的科学研究队伍一代一代相传下去，在创新上总是留下欠缺。人们都说，当前应当加强大学的素质教育。在我看来，我们的素质教育与西方国家大学中的普通教育在实质上应当是基本一致的，即都是要使学生学会独立思考，而不是多学一些事实方面的内容。这是因为，没有独立思考，就没有创新。可以认为，知识的创造性运用和科研成果向产品的转化问题，既是科研体制问题，也是教育教学问题，因而都是高等教育理论工作者必须关注的重要研究课题。
三、创新的保障与保障的创新
以上所谈，不管是知识的创新还是创新的知识，抑或知识的创新性运用，都是关于如何保障创新的问题。高等教育理论工作者除了应当关注这个重要问题外，还应当关注在知识创新保障体制上的创新问题，换句话说，对创新活动的保障和管理，其本身也必须有所创新，才能完成上述创新的历史使命。这里的保障，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政策和制度保障，另一个是环境保障。
在当前，这两个方面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不利于创新的情况。以下略做说明。
先说政策和制度方面。所谓制度，这里主要指用来规范大学中各种活动的规章、规定及其体系，也可以把有的规定理解为政策。在这方面，目前存在很多教育浪费现象（这里用“教育浪费”一词，主要是指在教育活动中因政策、规定不合理而减少了教师或学生进行创造的时间或降低了进行创造的愿望的浪费现象，以区别于通常所理解的直接的物质上的浪费）。比如，规定第二外语为博士生的必修课、把公开发表教学研究的论文作为职称评定的必备条件，同时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就都属于教育浪费。教育浪费是创新的最大抵消因素，因而必须加以消除。笔者曾建议把“消灭教育浪费”作为当前大学教育改革的主要目标，就是出于这种考虑。
再说环境方面。这里的“环境”主要是指一种对人的创造性具有影响的文化氛围，或称人文环境。在中国，创新活动对这种环境的需求更具有重要意义。这是因为，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有很多东西不利于人们的创造。比如“官本位”文化最讨厌属下搞什么独出心裁的东西。再如，东方的嫉妒，也使很多有创造性的人在社会上很难生存。中国有很多老话都告诫有创造性的后来者，如“出头的镩子先烂”、“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枪打出头鸟”等。这类奉劝，在西方语言中几乎见不到。过去有“文人相轻”现象，现在仍然没有减轻。这是高等学校中对创造活动造成障碍的又一个因素。有时候，比起教育浪费来，这一因素对创造性的抵消力量还要大。
所以，要消除这些不利于创造活动的因素，保障创造活动的顺利进行，就要创造一个和谐的环境，在制度和政策上也要来一个创新。此即所谓“保障的创新”。至于如何创新，笔者不敢妄言。这里仅提一点思路，作为例证来说明。
前面提到的制度和政策上的第二外语问题和教师职称评定中的教学研究论文问题，并不是说博士生不应该学，也不是说教师都不要写，而是说只做单一的规定，不考虑个体之间的差异和社会需要的多样是不对的。解决的办法，不外增加几条途径：比如让博士生在第二外语（课程）、科学研究方法论（课程）、课题研究（科研）等几个在学习量上基本相当的任务上任选一个；让教师在发表教学研究论文、获得某级别的教学类奖、处于学生评价的某一高分段等标准上任选一个作为职称评定中教学效果的依据。当然，这还算不上是创新，但毕竟比过去的“一刀切”进步得多。实际上，政策上的“一刀切”也是创新的抵消力量，性质上同属于教育浪费。
以上所谈的三个问题也可归并为一个问题，即大学如何落实科教兴国战略来迎接知识经济挑战的问题。在这里，关键是应当关注“落实”二字，对我们高等教育理论工作者来说就是要关注如何使大家的愿望变为实现它们的蓝图和具体步骤。关于这个问题，美国的“2061计划”很值得我们借鉴。这项计划的目的是在全美国普及科学教育。从1985年开始启动以来，从起草各学科的报告、制订蓝图、编制各种标准到设计各种课程方案，历经十几年，层层推进，步步为营，一丝不苟。相比之下，我国的大学教育改革则总是把眼光停留在“过河”（即目的）上，很少有人关注“桥和船”（即手段和方法）的问题。在人们热衷于思考和讨论知识经济与大学教育改革关系的今天，提出“应当关注什么”这样的问题，我想对我们的研究还是有好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