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限期重复博弈下解读中国“第一村”——集体主义理念与低成本扩张困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集体主义论文,低成本论文,中国论文,困境论文,理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892(2004)06-0005-05
一、引言
历经二十几年的改革开放，中国整体的经济发展水平和质量都得到了显著的提高。但贫困依旧在农村中大范围存在。早在1981年，农村人口就有28%处于绝对贫困之中，而城市人口的这一比例仅为0.3%。因此，对减轻贫困来说，农村经济增长很可能比总的经济增长更为重要。但不可否认的是，在20多年经济改革过程中，与城市相比，农村经济长期处于被忽视、压制的状态。这一点从1978年到2003年中国城乡差距经历的阶段就可以看出来：1978-1983年是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阶段，由于经济改革的直接对象是农村，因此这一时期农村经济获得快速发展，城乡差距变化不大，基尼系数从1981年的28.8增至1984年的29.7；1984-1989年是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实施和双轨制运行的阶段，该时期整体经济水平虽有所提高，但个人收入水平提高不大，特别是城乡差距进一步拉大，基尼系数从1984年的29.7增至1989年的34.9；1990-1995年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启动，个人收入重新恢复增长，同时城乡不平等程度明显增加，基尼系数进一步扩大到1995年的38.8；1996年至今，市场经济体制逐步走向完善，但城乡差距仍然较大。尽管中国的经济改革走了一条非均衡的路径，甚至个别阶段出现了广大农村农民的“增长的贫困现象”，但中国农民以其坚强的毅力和首创的精神走出了一条独特的、有尊严的、甚至令世界称奇的生路：他们在自己村边开工厂，集体打入工业市场，催育出了一批批乡镇企业。可以说，乡镇企业的崛起构成了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凭借着这些“破烂不堪”的乡镇企业，中国农民有机会迈向了市场经济。但正如其他类型的企业一样，这些“非正规”的乡镇集体企业失败率极高，损失也往往十分惨重。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集体内部的团结程度不强，社区的凝聚力不高。从1984年起，中国的经济结构经历了重大调整，新的市场环境迫使农民们建立自己的社区集体企业，就地实现工业化，因而重塑农村社区纽带和强化社区凝聚力成为一些有远见的农民企业家关注的焦点问题。在这种背景下，其中一些后来成了市场改革的赢家。而在这些乡镇企业的带动下，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版图上诞生了一大批明星村、亿元村、第一村、明星乡。虽然称谓不同，但他们都走出了一条农村工业化、农村市场化、农村现代化的道路，也向世人昭示了他们今天的财富和文明。在本文中，笔者以中国“第一村”为对象，尝试运用演化博弈模型研究集体主义理念与低成本扩张之间的关系，揭示出“第一村”成功的原因在于集体主义理念作用下的低成本发展模式，同时也试图证明出集体主义理念对低成本发展战略具有潜在的局限性，不能成为“第一村”持续发展的动力。
二、中国“第一村”的现状素描
具有“第一村”称号的乡村在全国有许多，本文将针对华西村、南街村、袁家村的发展历程进行简单的回顾。
（一）华西村
华西村位于江苏省江阴市的华西乡，是江苏的“第一村”。总面积0.96平方公里，320户人家，1500多人。该村在党委书记、集团公司董事长吴仁宝的带领下，经过30多年的奋斗，发展成为富庶、文明的现代化农村社区。到2002年，华西村职工已达到1万人以上，销售收入60亿元，村民人均纯收入达6000美元。目前，华西村已经形成钢铁、纺织、旅游三大产业，八家集团公司，58个企业，集团固定资产近30亿元。他们不仅创造了全国首屈一指的村落物质文明，也建设了具有特色的精神文明，不仅有现代的理想追求，也有传统的文化沿承，连续十多年被评为“江苏省文明单位”，成为“中国农村的希望所在”。
华西人从实践中认识到小农意识和产业单一的局限性，较早举起了发展乡村工业的旗帜。他们从小作坊起步，经过工厂、企业、公司、集团等几个阶段；从简单的农机修造到铝型材、铜型材、钢材、纺织、化工、电子等六大生产系列；从1960年代的几个小厂到1999年的江苏华西集团公司下设的13个分公司和40多个工厂企业；从农业起家、工业发家到第三产业兴家。用华西人自己的话来说，华西家家都是富裕户。村民实现了“八有八不”（注：“八有”：小有教（从幼托到中学提供学费，考上大学给予鼓励），老有靠（男60、女55虚岁享有退休保养金，每月至少200元），房有包（民房由集体建筑），病有报（人人有定额医疗费，工伤全报），购有商（村中有商场），玩有场（各种娱乐场所），餐有供（有各类档次的餐厅），行有车（30%以上农民家庭有轿车）； “八不”指：吃粮不用挑（集体送粮到户），吃水不用吊（村里有自来水厂），做饭不用草（家家装有管道煤气），便桶不用倒（户户有抽水马桶），洗澡不用烧（热水管道通到户），通讯不用跑（家家有电话），冷热不用愁（夏天空调，冬天暖气），雨天不用伞（村内有长廊环通）。）。
（二）南街村
河南省临颍县南街村位于豫中平原，是河南省的“第一村”。面积1.78平方公里，全村805户，3130人，与华西村相比，自然基础较差。但南街人却仅用了很短的时间，就把一个穷困乡村发展成为一个“共产主义小社区”。到2002年，南街村集团总产值达到17.9亿元，销售收入达13亿元，实际入库税金达3712万元。
南街村从1980年代起，根据中原地区盛产小麦的优势，围绕农副产品深加工办企业，相继办起了方便面厂、食品厂、啤酒厂等。在此基础上，不断延伸产品和产业链条，配套发展相关项目，如面粉厂、彩印厂、胶印厂、养鸡场等等。对此，南街人把这种做法称为“一业带动多业上，多业辅助一业兴”。最终，村内各类企业形成了密切关联的特征，而南街村由最初的传统农业区发展成为一个产、供、销一条龙，农、工、贸一体化的经济实体，成为闻名遐尔的现代化农村社区。
（三）袁家村
陕西礼泉县的袁家村坐落于九峻山脚下，是陕西省的“第一村”。据1990年代中期统计数据显示，全村有320亩农田、60户人家和40个正式居民。袁家村过去曾是全县有名的穷村。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该村在全国劳动模范、村党支部书记郭裕禄的带领下，积极兴办工业，发展商品经济，成为远近文明的小康示范村。2002年底，该村的袁家集团已拥有12个企业，固定资产达到1.8亿元，村民人均纯收入达到11665元，村民家家住上了两层楼房，户户都有冰箱、彩电、炉气灶和摩托车。
需要指出的是，这些“第一村”的独特之处，并不在于村民们已经变得多么富裕，而是在于村民们越来越能干，整个村落一直保持着强大的集体凝聚力。通过对这些“第一村”的研究，笔者发现它们有着一些共同的特征。首先，村内强调密集的政治思想教育，比如南街村从1990年起，村党委开始组织普通村民“学毛著”，甚至让外来工人也学。而华西村发明了一套“思想体系”，被称为“六爱、三不忘”（注：“六爱”指“爱党、爱国、爱华西、爱亲、爱友、爱自己”； “三不忘”指“不忘国家、不忘集体、不忘左邻右舍”。）。 其次，村内都采取一种低工资加福利的分配制度。比如，南街村实行工资制（250元）与供给制相结合的发展模式；袁家村则依旧采用“工分制”的分配方式；而华西村则规定除了技术工人和管理层可以拿相对高的工资以外，其他一切人员（包括各级村领导）都只能获得低工资，奖金则被列入个人的“光荣帐”。由此不难看出，这些“第一村”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发芽，不仅在于他们有着坚强、执著、能干的核心领导人，更在于他们在开拓市场中采取了低成本的扩张战略。那么，这些村落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和独特的分配制度所建构出的集体主义理念对低成本发展战略究竟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呢？这种作用的时效性又如何呢？这是本文第三部分和第四部分要集中研究的问题。
三、集体主义理念与低成本扩张战略的实施
为了揭示集体主义理念对中国“第一村”企业低成本发展战略的作用，笔者将运用博弈模型加以探讨。任何理论性的研究都需要相应的假设给予支持，本文自然也不例外。
假设1：企业（注：如无特别说明，本文所指的企业是乡镇企业或村办企业或社区企业的总称。）中参与劳动的工人有两种策略：努力工作和不努力工作；如果工人努力的话，那么个人要承担相应的努力成本C。
假设2：企业采取货币工资分配的方式，在至少有一人努力的前提下，对每一个工人支付的工资报酬为W。但是，如果所有的工人都不努力，那么工人的报酬为0。
假设3：工人如果当期不努力的话，当期不能立即发现，工人依旧可以获得当期工资W。但下期一定会被发现并导致失业，失业后再就业的概率为
。根据动态规划原理，如果工人偷懒一次对自己不利的话，那么不管偷懒多少次，对自身都是不利的。因此，偷过懒的工人在重新就业之后就不再偷懒。
假设4：企业发展初期，工人在努力工作时没有失业的风险。该假设之所以成立，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中国的乡镇企业（包括第一村）蓬勃发展于1980年代中后期，当时我国尚处于短缺经济时代，市场对企业工人就业的负面影响很小；二是企业最初的规模较小，技术和资金都不足，企业内部的利益分化也比较小，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内部的诚信机制——奖优惩劣（注：此处所指的奖优惩劣特指企业对偷懒工人进行的失业惩罚，而不是工资惩罚。）就是决定其发展的关键，即工人只要不努力就必定要遭惩罚，只要努力工作就不会失业。
基于上述假设，我们可以列出工人一次博弈的支付矩阵，见表1。
表1
支付矩阵所显示的一次博弈纯战略均衡解有两个，即（A努力，B不努力）和（A不努力，B努力）。然而一次博弈并不适合我们研究的内容，工人在特定的组织结构——企业中参与共同劳动时，理论上讲，只要企业存在，他们彼此之间就构成了无限期条件下的重复博弈。我们只考察工人不愿偷懒一次的条件。令，
表示工人在一直努力工作时获得的预期收益的现值；
表示工人因偷懒而失去工作时预期收益的现值；δ为贴现因子。基于此，我们可以列出和的基本公式。
假如企业制定出某一固定货币工资（
），并有效地杜绝了工人不努力工作的现象，那么该工资就必须要保证工人进行偷懒所获取的预期收入现值小于一直努力工作的预期现值。该不等式可以表示为：
。根据式(1)和式(2)的结果，我们可以进一步求解：
根据公式(3)可以清晰地看出，如果企业以货币工资来驱动工人积极努力工作的话，那么工人的工资至少要等于，并且
。但是，在诸如中国“第一村”的发展模式下，即使在
的条件下，工人有不努力工作的动机。但在集体高福利的保证下也可以有效地杜绝偷懒行为的发生。假设ΔW为集体福利的预期现值总和，于是新的条件可以转化为
。这时，不努力工作依旧不会发生，同时又可以保证
。根据这些“第一村”企业利润核算的实际也可以清楚的发现，货币工资这一部分是计入企业成本之中的，而集体福利则作为利润中的一部分并不算成本。最终，“第一村”特殊的分配制度和成本核算制度保证了低成本发展的有效性。
进一步研究，我们还可以发现，在集体主义理念的熏陶下，高额的集体福利具有排他性和长期性的特征。这两种重要的特征是实现低成本发展的源泉。一方面，福利的长期性使得村民员工的贴现因子趋向于1，极大地规避了生产活动中的短期化行为；另一方面，福利的排他性保证了奖优惩劣机制的贯彻执行，从而趋向于0。将这两个数值代入式(3)，最终可以看到，在集体主义理念下，“第一村”要保证工人努力工作，其所付出的工资不仅较少，甚至也低于仅靠货币工作驱动努力的最低限值C。
四、集体主义理念对低成本扩张约束
上述结论已经证明，中国“第一村”之所以能够快速发展，主要依靠的是集体主义理念支配下的低成本扩张模式。但需要指出的是，一旦这些“第一村”的发展规模达到一定程度或者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快速跟上的话，那么依靠低成本扩张的发展模式就会遇到较大的冲击，甚至不复存在。此处，我们将其定义为集体主义理念对低成本扩张的约束。为了能够对这一问题给出一个直观的解释，承接上文的博弈模型，进一步考察在村落经济规模较大时的情况。
假设1、2、3依旧成立，但假设4就需要重新修改。随着时间的推移，进入1990年代以后，中国已经过渡到了买方市场阶段，企业之间竞争的激烈程度大大提高，加上这些企业规模已经发展比较大，因此企业内工人的就业受到市场的负面影响比过去大得多。此外，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企业内部的利益分化也开始出现（尤其是当主要核心领导人出现变故之后更是如此），致使企业内坚持努力工作的工人也不一定能够坚信一直保持就业状态。在这种情况下，一直努力工作的工人预期的失业率设定为
，而一直努力工作的工人在遭受失业时预期收益的现值为
，预期的再就业率为
，并且
。于是，我们有：
（注：式(5)与式(2)相同。）
同样，在这种背景下，企业想通过制定出一固定货币工资
有效杜绝工人不努力工作现象的话，那么该工资水平必须要保证工人偷懒所获取的预期收入现值。不等式可表示为：
。根据式(4)、式(5)和式(6)的结果，我们可得出以下结论：
正如上文所述的那样，在那些“第一村”中由于特殊的福利制度的存在，因此他们在发展初期可以将企业成本维持在低于C的水平之下，而所付出的福利并不大。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张，他们如果还想通过分配福利保证工人个体的高强度努力水平，就会面临双重的困境：要么提高货币工资，要么大幅度增加福利。前者直接削弱了低成本发展的竞争力，后者则严重影响到企业发展的规模和速度。对此，我们证明如下：
如果企业现在的工资水平使得工人努力激励的条件不成立，即出现的话，那么集体福利的分配仍可以使工人继续努力，从而条件转化为。这时，即使企业的成本仍然是低于C的水平，但ΔW均摊到每一时期的现值与现在的工资之和也至少要等于
。由此不难看出，随着企业规模扩张后临界工资水平的提高，“第一村”企业成本不变的前提是，集体福利大大提高；反之，为了不影响企业积累和发展的速度，保证集体福利不大幅度提高的话，那么现在的工资水平必定要大幅度上升。正是这种福利与工资的两难抉择构成了制约“第一村”进一步发展的最大矛盾。而这一矛盾产生的根源在于周边环境和自身条件变化后导致人们对集体主义信念的动摇。
五、结论
在中国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并没有持续健康地进行，部分国有企业经营者与政府公职人员勾结，侵吞国有资产、侵害普通职工的正当权益，不仅阻滞了劳动力市场的统一进程，也阻滞了整体经济的改革和发展，但却为乡村工业的发展创造了空间。另一方面，被改革边缘化的农村地区一直在追赶城市，但在市场经济环境中，如果没有农村社区或集体的整体力量作为支撑，是根本无法抗衡强大的城市竞争对手的。这就在客观上形成了以农村集体强力动员建设现代化农村发展的基础产业和工业的要求。因此，毛泽东时代由上而下的道德和纪律控制、集体主义信念的培育以及低收入加社会福利分配制度的贯彻执行，在经济转轨时期对乡镇企业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支持，也在客观上为中国“第一村”开辟了一条以低成本发展模式通向小康的道路。但不可否认的是，随着“第一村”的发展规模不断扩张、周边乡村经济的发展水平迅速跟上，以集体主义理念和特殊的分配制度维持的低成本发展模式就会遇到极大的约束。特别是，当村内核心领导人发生变故或市场的随机干扰过于强烈时，集体主义理念可能遭受毁灭性的打击，从而低成本扩张的道路也将走向死胡同。这就清楚的告戒“第一村”，在新的时期必须努力寻求新的发展空间，比如应该加强自身的技术实力、强化市场营销能力，等等。
收稿日期：2004-03-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