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宋琬诗歌的渊源流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渊源论文,诗歌论文,论宋琬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275(2006)04-0014-05
宋琬是明末清初的著名诗人，他成长在明末教育文化发达的山东沿海地区，其所属的宋氏家族是当地的书香仕宦之家。从小浸淫在这种环境中，交往之人多为吟诗作赋的读书人；成年之后宋琬或因战乱，或因做官，或被放废，辗转于南北，与各地的诗人学者也多有酬唱往来，广泛交游对其诗学渊源和诗歌创作的变化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
宋琬学诗从明前后七子入手，推崇盛唐，提倡复古。他在《周釜山诗序》中说：“明诗一盛于弘治，而李空同、何大复为之冠；再盛于嘉靖，而李于鳞、王元美为之冠。余尝以为‘前七子’，唐之陈、杜、沈、宋也； ‘后七子’，唐之高、岑、王、孟也。”宋琬认为前、后七子时期是明诗的两次兴盛繁荣，七子的成就足以与唐诗正宗陈子昂、王维、孟浩然等人相媲美。他对“取材也博，立格也严，自贞观、大历以后之诗落落然不屑以为”的诗歌持称赞的态度，认为“夫诗之有初、盛、中、晚也，犹《风》、《雅》之有正、变也”[1]（P43《安雅堂文集·赵雍客诗序》），并对反对人为划定诗歌分期、提倡宋元诗的钱谦益及其追随者表示不满，认为他们的诗歌不符合容与典要的审美标准，其做法只会导致天下无诗的局面。
晚明由复社、几社领导的第三次文学复古的目的是矫公安竟陵之弊，同时也与当时危机重重的社会状况有关。对竟陵派诗歌，钱谦益曾责其为“鬼趣”、“诗妖”，为亡国之音。在朱明王朝大厦即将倒塌的背景下，向往唐朝清明广大的气象格调的诗人们背负着责任心与使命感重新回到古代，以寻找解决现实与文学危机的途径。而公安竟陵在文学革新上的失败及明代空疏不学弊端的加深促进了复古主义的兴起。
宋琬早期学习七子、尊崇盛唐、提倡复古的诗学思想也包含着时代局势和文学规律影响的因素，而这种影响具体是通过其家族文化和交游结社体现出来的。
明清时期，山东是文学创作最繁荣的地区之一，不但名家辈出，如名列“前七子”的边贡、戏曲家李开先、“后七子”的领袖李攀龙，而且出现了很多延续几代的文化家族，如新城王氏、莱阳宋氏等。到清代初年，山东文学之繁盛跃居全国之冠，清初诗人六大家中的“三北”——王士禛、宋琬、赵执信均出自山东，而王士禛更是以其在诗界享有的无比崇高的威望，成为主盟诗坛几十年的一代宗师。商盘论诗云：“纵横齐粤各争雄，分道扬镳士论公。毕竟新城作盟主，岭南原不及山东。”正是说明了清初山东文学之盛。
文学的繁荣与经济、教育是分不开的，经济、教育的发达是文学兴盛的必需条件。在明代，随着海运的发展，山东沿海地区的经济逐渐繁盛起来。到了明末，登、莱地区成为教育、文化发达地区，莱阳成为文学创作最繁荣、诗人作家和名士显宦最集中的地区之一。明末莱阳有七大家族，宋氏家族为“邑中右族”①，不但世代官宦，而且书香传家，人文蔚起，宋琬及其兄璠、璜，族兄玫、琮等俱有文名，一时“莱阳文章为山东之冠”②。吴梅村形容当时的情况曰：“当万历之中叶，海内文气衰苶……而莱阳宋氏独以学古攻文辞鸣，鸿生畯儒，后先辈望，翕然金舂而玉应也。三齐科第，大都一姓为多，因而涉巍资、跻贵仕者，珪重组袭，何其盛哉！”[2]（P1152《宋玉叔诗文集序》）
宋氏家族为延续几代的文化家族，宋琬的六世祖宋黻为明代莱阳的第一个进士，曾祖、祖父俱为廪膳生，父亲宋应亨更为出类拔萃，他于宋琬出生的第二年考中举人，又于天启五年与族侄宋玫同中进士，宋琬仲兄宋璜亦是明朝进士。世代书香门第环境为宋琬的成长营造了良好的文化氛围，父兄科举求仕的道路为其人生提供了范例，宋琬自然继承名家余绪，走上了读书仕进的道路。
宋琬自幼聪慧过人，“负隽才，著声誉”③，“少能诗，有才名”④。王熙在《通议大夫四川按察使司按察使宋公琬墓志铭》中说“公名家子弟，生抱异质，与仲兄兵部主事璜自相师友，蜚声振藻，比美二难焉”，兄弟之间在文章学业和诗歌创作上的切磋与竞争成为提高诗歌技艺的动力。文化气息浓厚的家庭环境和优质的早年教育为宋琬成为一代名诗人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明末清初莱阳有两大宋氏家族，即宋琬一支和宋玫一支，这两个家族无血缘关系，却有着密切的联系。明末，宋玫一支的宋氏也涌现了许多诗人作家，成就突出的有宋继澄、宋玫、宋琮、宋琏等人，其中尤以宋玫最受推崇。
宋玫与琬父宋应亨为同年进士，后同在京师为官，以诗文名世。宋琬青少年时期曾随父在京师游学，宋玫其时在京为官给谏，琬与宋玫多有交接，在诗歌创作上受宋玫影响是可想而知的。吴梅村著《宋玉叔诗文集序》说：“玉叔天才俊上，接闻父兄典训，胚胎前光，甘嗜文学，自九青（宋玫）之存，骎骎乎欲连镳而竞爽。”由此可以想见宋琬与宋玫兄弟两人共同探讨诗艺，并驾齐驱地在诗歌创作道路上前进的情景。
宋玫诗歌在易代之际的战乱中散佚，流传下来的很少，从仅存的几首来看，玫诗具有唐诗风调。吴梅村认为，宋玫诗主要学杜甫，爱苍浑之气，他又忆及宋玫尝自云：“佥宪公（玫父宋继登）梦李北地（梦阳）生其家而得九青”[2]（P608《书宋九青逸事》）。李梦阳是前七子的代表人物，主张诗歌宗法盛唐。而为宋玫起名的王象春也以李梦阳为楷模，因而宋玫曾受到过李梦阳的影响是很自然的。宋琬早期学诗从前后七子入手，应与宋玫这种诗学倾向的影响有一定关系。宋继澄、宋琮和宋琏也都有诗存世，从总体而言，他们的诗歌大都有唐诗的痕迹。浸淫于整个莱阳的复古诗风中，宋琬的诗歌倾向就难免不随时风的方向而变化发展了。
除了两支宋家族，姜氏亦是明末莱阳的六大家族之一，他们与宋氏来往颇多。姜埰与其弟姜垓，子姜实节，侄子姜寓节均有诗名，宋琬之女即嫁给了姜实节，而且姜垓与宋琬同年出生，一起长大。宋姜两家关系密切，成员间常有诗歌赠答，宋琬作《长歌寄怀姜如须》：“甲寅之岁汝降初，我生汝后七月余。竹马春风事游戏，鸡犬暮归同一闾。君家黄门早射策，盛年谒帝承明庐。……是时两姓雁行敌，绛华朱萼相扶淑。”描述了与姜垓从小一起读书嬉戏、长大后姜家兄弟早年取得功名、宋姜两家作为莱阳的两大家族互相扶持的情形。
家族和地域文化对宋琬诗学渊源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而这种作用还要结合明末清初兴盛一时的结社运动才能更好地了解和把握。
明代文人社事兴盛，以晚明为最。晚明文人结社蔚然成风，其中最有名，影响最大的社团是复社。崇祯二年，张溥以天下为己任，于吴江召开“复社”成立大会——尹山大会，合南北各地文社为一社，标志着复社的成立。复社的宗旨为“期与四方多士共兴复古学，将使异日者务为有用”⑤，明确提出成立复社的目的是“兴复古学”。
在明末结社风气如此繁盛的情形下，赵士喆在莱阳成立山左大社，与复社相呼应。而莱阳的另一个社团组织“莱阳邑社”也被张溥收入旗下，合入复社。复社成立的初衷是鉴于八股取士的弊端造成学子的空疏不学风气，提倡兴复古学，使学风落实。在复社的倡议和领导下，复古主义思潮在明末又一次达到了高峰。复古风气表现在诗歌创作上就是主张学习明前后七子，推崇盛唐，要求作诗有格调。
莱阳邑社和山左大社作为复社的成员，既在组织上保持了相对的独立性，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根据复社的旗帜方向来指导行动。明代文人结社的目的之一是制举业和切磋诗文技巧，这种学术性能从文人结社出现便存在着。虽然邑社和大社在一定程度上也属于“主张”的结合，参与朝政清议，大社领袖宋继澄甚至被目为“汉之党锢”，但其结社的情况正如杜登春《社事始末》所述：“盖社之始，始于一乡，继而一国，继而暨于天下。各立一名，以自标榜，或数千人，或数百人，或课材艺于一堂，或征诗文于千里。齐年者砥节励行，后起者观型取法。一卷之书，家弦户诵；一师之学，灯续薪传。”社集的主要内容依然是或课才艺，研习八股；或征诗文，吟诗做赋，前辈传授，后学继承，做学问上的交流研讨。宋琬少负异才，“自十八九时，即以诗赋古文词屈其曹偶，每一篇出，学者视若虬珠拱璧，无异词者。”⑥其文学技艺的提高和增进也是与文社集会活动分不开的。大社的成员都是文人士子，有诗名者不在少数，宋继澄父子、宋玫、宋璜、姜埰、姜垓均为其成员，处于这种社集环境中，不同的文学观点和主张得到频繁的交流与融合，社集成员在耳濡目染中容易形成大方向一致的文学观念。
在“兴复古学”的口号下，诗歌领域重新掀起了学习明前后七子的趋势，这种思潮以几社为代表，影响了众多文社的诗歌创作倾向。宋继澄、宋玫等人的诗歌具有唐诗的痕迹，是与当时的文学思潮和诗学风尚相呼应的。宋琬诗歌学习前后七子，宗杜甫，追求盛唐格调的倾向应该形成于这一阶段，也说明了其早期诗学祈尚与家族地域大文化环境和社集成员浸染熏陶是密切相关的。
家族文化的发达和社集的繁盛为宋琬的诗歌创作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条件，而随父兄在外宦游的机会更是给了宋琬与其他诗人交往酬唱、拓宽视野以求诗艺精进的机会。崇祯四年，宋琬以省亲为名游学国子监，期间常随父宋应亨及族兄宋玫在京参加一些文人雅士的宴饮聚会。这对初出家乡的宋琬是新奇的，各种新鲜事务和思想既开阔了其视野，也对青少年时期宋琬的头脑产生冲撞和震撼。加之当年为全国会试之年，复社领袖张溥和吴伟业均在这次科考中试，亦有许多其他复社成员登科高中，经过这次科考，复社名声大振，盛况空前。而且这一年复社主将、荣登榜眼的吴伟业与宋琬父亲宋应亨有过交往，吴伟业《宋玉叔诗文集序》说自己：“洎通籍入都，交玉叔尊人吏部公于邸舍。”即使宋琬当时没有亲眼见到过吴梅村，从父亲那里肯定能聆听到这些盛事的实况。这些经历和见闻对他的思想和生活的影响都是深远的。
崇祯八年，宋琬举茂才于京师，贡于太学。期间，他曾与王崇简、卓珂月等人交往，卓珂月为复社中人，擅长戏曲和诗歌创作，王崇简亦有文名，他们做诗、填词、从事文学活动，酬唱赠答无虚日。在京师游学几年，是宋琬前期诗歌祈尚和创作风格形成并稳定的关键时期，视野的开阔、见识的增长都为诗歌创作成就取得伟大成就提供了有利条件。而此后随兄在浙江的生活则使其有机会了解江南文风，跨地域进行文化交流。
崇祯十三年宋琬仲兄宋璜被任命为杭州推官，时年农民起义此起彼伏，清兵多次入关，南下侵掠到了山东。在北方社会局势混乱的情况下，宋琬随兄到达杭州。明清时期的浙江为文化重镇，南方的人文风尚使宋琬进一步了解到南北文学的差异，有利于突破地域界限，取长补短，提高诗歌创作水平。宋琬在江南“日寻英儒，酌酒倡和，长歌短赋，舂容寂寥，他文皆厖蔚炳朗，濯濯其英，晔晔其光。”[2]（P1153《宋玉叔诗文集序》）既结交了大量诗友，又促进了诗艺的精进。
入清后，宋琬参加科举考试，中进士并出为清朝的官吏。在京为官期间，宋琬的诗文创作取得了相当的成就，他和施闰章与张文光、赵宾、严沆、丁澎、陈祚明结社，诗酒唱和，人称“燕台七子”。这个诗社的宗旨，和陈子龙“拟立燕台之社，以继七子之迹”（《壬申文选凡例》）是一样的，都在于效法明前后七子的做法，宗法盛唐，延续明代诗歌的复古风尚。而且“燕台七子”中的丁澎，本身就是西泠派的作家，西泠派与陈子龙领导的云间派一样都是提倡诗歌复古，规模盛唐的。此外，丁澎还编纂了一部《燕台七子诗刻》，以选本的形式把它固定成一个诗歌集团。
“燕台七子”社的成员有着基本相同的诗歌创作道路，他们希企追慕古人，振兴复古诗风的愿望是强烈的，而频繁的酬唱交往又进一步促进了诗歌创作水平的提高和诗学观的交流融合。诗人们在后来的作品中还经常提起当时的盛况，如宋琬的《施愚山至杭，严灏亭招集皋园，漫成一首》：“忆昔盛坛坫，吾徒满京邑。绝响嗣黄初，风雨笔端集。”施闰章《同宋荔裳集严灏亭皋园》：“畴昔在京洛，七子相追寻。惓惓古人意，慷慨扬清音。”追忆了清初“燕台七子”诗酒唱和的兴盛场面，表明了作诗宗旨与创作风格。
任京官期间，除了与施闰章等人结“燕台七子”社，提倡复古诗文外，宋琬还曾与李雯、宋征舆等人有过一段纵歌狂饮、酬唱赠答的往来，思想的交流和碰撞在所难免，与“云间三子”中两位的交往客观上促使宋琬的诗歌创作在复古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宋琬在《祭直方副宪文》中描述了在京师与宋征舆交往的情景：“望衡接宇，杯酒相于，晨趋君邸，夕造吾庐，抗言今昔，高论起予。文宗西汉，诗法黄初。灞桥雪霁，春郊鱼余，看花萧寺，并辔徐徐。分题命韵，酬倡无虚。”宋征舆为几社名流，“云间三子”之一，《国朝诗人征略》卷一：“征舆为诸生时与陈子龙、李雯等以古学相砥砺，所作以博瞻见长”，他热衷于文学复古，创作了大量的拟古之作，“文宗西汉，诗法黄初”的复古主义思想代表了宋征舆与宋琬共同的诗文创作渊源与倾向。顺治年间宋琬效仿前后七子的诗歌创作风格已基本成形，他的诗学思想与云间派是有一定渊源的。宋琬与宋征舆在文学风尚上的意气相投也是他们多年相得甚欢、酬唱赠答不断的文化心理因素。
李雯亦是名列“云间三子”的著名诗人，顺治三年宋琬曾与他有过短暂的相聚，这一年宋琬曾作《重晤李舒章二首》，说明他们此前就已经认识，顺治三年在京师的相见为重聚。《重晤》诗中有“竞传河朔陈琳檄，谁念江南庾信哀？”的句子，委婉指出仕清为李雯的真正悲哀所在，道出了李雯的悲苦心境，拉近了两人的心理距离，堪称知己。
宋琬为宋征璧诗所作《尚木兄诗序》则反映了云间派及宋征璧矫正公安竟陵，转变诗风方面的成就，对他们表示了充分肯定。他说：“三十年来海内言文章者必归云间，方是时陈、夏、李诸君子实主斋盟而皆以予兄尚木为质的，复有子建、直方为之羽翼，于是诗学大昌，一洗公安、竟陵之弊，而复见黄初、建安、开元、大历之风，所谓云间几社者，皆朋友倡和，鸡鸣风雨之作，何其盛也。”[1]（P18《安雅堂文集·尚木兄诗序》）对云间派的肯定与揄扬也在客观上体现了宋琬的诗歌祈尚是接近云间派的。
清初诗坛上与宋琬交往的还有王崇简、王熙父子和邓旭等文学名士，邓旭“多文艺，重气节，交游名士甚广”⑦，王熙在甲申国难之时就与宋琬师友往来，后来为参加科考两人又一起于报国寺读书。在京科考期间他们酬答互赠无虚日，“贤豪知名之士往来交错，耳濡目染”[1]（P32《安雅堂文集·纪行诗序》），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宋琬的文学创作。
顺治初年，宋琬充分施展才华，创作了大量诗歌，开始在诗坛上名声鹊起，所谓“标格意气，文采风流，并足推倒一世。如景星凤凰，争先睹之为快。”（同注6）宋琬的诗歌创作达到了第一个高峰。
这一阶段宋琬效仿七子，追慕盛唐的诗学宗旨业已形成，反映在文学创作中，其诗歌呈现出比较稳定的风格特征。宋琬的诗学渊源主要从明前后七子来，认同“诗必盛唐”的文学主张，其诗歌创作也呈现出拟古的痕迹和近似七子的风貌，如其《送傅介侯督饷宁夏二首》之一：“贺兰西望郁嵯峨，使者乘春揽辔过。三辅征轮何日尽？二陵风雨至今多。边城杨柳楼中笛，羌女葡萄塞下歌。君到坐传青海箭，不妨草檄倚琱戈。”就被沈德潜评为“七子遗响，尤近沧溟。”
这种复古风貌的形成与宋琬的交游与结社具有密不可分的联系，不管是诗坛前辈的传授指点还是同龄诗友的切磋都在客观上促使了宋琬诗学观的形成和巩固发展。
复古思潮经过晚明以陈子龙为代表的云间派的发展壮大后，达到了它的第三次兴盛。但随着社会风尚的变化，和复古派成员自身观念的改变，其声势逐渐小了。很多崇尚复古的诗人学者都摆脱了复古的圈子，开始了全新的创作。
宋琬的诗学观也发生了变化，他跳出效仿前后七子，诗必盛唐的复古主义藩篱，把师法的对象扩展到中唐甚至晚唐诗。如其《初秋即事》：“瘦骨秋来强自支，愁中喜读晚唐诗。孤灯寂寂阶虫寝，秋雨秋风总不知。”不但明确表达了作者对晚唐诗歌的喜爱，而且这首诗本身就极似晚唐诗。如果把这首诗歌与孟郊的“幽幽草根虫，生意与我微”，“孤骨夜难卧，吟虫相唧唧。老泣无涕演，秋露为滴沥”比较，就会发现他们运用的诗歌意象惊人的相似，不但有“秋虫”、“秋露”（秋雨）的凄冷意象，还用了“瘦骨”、“孤骨”这样冷峻的词语。“吟苦”是孟郊的诗歌的特色，“萤飞露湿吟草虫”是晚唐孟郊、贾岛诗歌的主要内容，宋琬的这首诗亦是借初秋的清冷景物抒发愁苦的心境，诗歌内容、风貌都与晚唐诗歌极其相似。
把诗歌宗法的范围扩展到整个唐代之后，宋琬的诗学宗尚推及到宋诗特别是南宋的陆游，其“高人最爱孔巢父，佳句惊看陆放翁”[1]（P580《安雅堂未刻稿·读剑南集》）表达了对陆游诗歌的喜爱和推崇之情。而其直接模范陆游诗歌的如其《舟中病齿，效陆放翁体三首》之三：“少年编贝慕东方，马齿谁知有短长。逝矣难留如脱兔，忽然相失似亡羊。命非蔡泽生何益？健比张苍老不妨。黄独青精真耐久，芋魁新软更须尝。”这组诗歌写诗人在旅途中牙齿病坏的感受，是对平凡生活中诗意的发掘、品味与表现。从形式来看，此诗整齐工巧，用典贴切，与陆游对诗歌“使事必切，属对必工”的要求相一致。诗歌清空一气，平易晓畅，明白如话。古人姓名也运用的“典切混成”⑧。难怪朱克敬《儒林琐记》说宋琬“诗才俊丽，佳者颇似陆游”。
宋琬在诗歌创作道路上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以至于叶矫然《龙性堂诗话初集》云：“莱阳荔裳初年心仪王、李，时论以七子目之，信然。中年所作诸体，大非曩制，澹远清新，揆之古人，无所不合，真豪杰也。”王士禛也说宋琬“浙江后诗颇拟放翁，五古、歌行时闯杜、韩之奥”。连清初“纯乎宋派”的诗人吴之振也极力赞赏宋琬的诗歌，其《黄叶村庄诗集》卷二《读宋荔裳观察安雅堂集题赠》云：“安雅堂中一卷诗，风流蕴藉是吾师。驱除王李聱牙句，摒当钟谭啽呓词。”而且宋琬的诗歌还被吴之振收入《八家诗选》，进一步肯定了它并非“世所谓唐诗也”。吴之振的这种态度更说明了宋琬的诗歌已经脱离了前后七子复古主义的藩篱，师法范围从盛唐到大半个唐诗再扩大到宋诗这样诗风的成功转变。
在诗论方面，宋琬开始认识到竟陵派和复古派均有流弊，“学公安、竟陵者，如厌粱肉而就藜藿，其病为儇佻轻易、呻吟羸瘵；学济南历下者，如恶絺络而袭狐貂，其病为支离臃肿，轮菌液满。”[1]（P32《纪行诗序》），这表明宋琬对于各种诗学习尚具有了较全面的认识，不再盲目追求盛唐格调。而且他还在《纪行诗序》中说“夫习尚之移人，虽中材或有不免，而以献乃能孤立行意，蹉踔于波靡之际，非士之卓然自立者乎？”极力称赞罗以献的“卓然自立”，表达了诗歌创作要自出性情的取向。
宋琬诗歌渊源为什么有这样的转变呢？这还要结合诗歌思潮的变化和宋琬的人生经历及其师友交往来看待。
叶燮曾经指出：“明之季，凡称诗者咸尊盛唐，及国初而一变：诎唐而尊宋。”⑨对于明末的诗派流弊和诗风演变纪昀说得更详细：“久而至于后七子，剿袭摹拟，渐成窠臼。其间横逸而出者，公安变以纤巧，竟陵变以冷峭，云间变以繁缛，如涂涂附，无以相胜也，国初变而学北宋。”⑩顺治四年之后，明末的复古主义主将“云间三子”只剩宋征舆一人，而宋征舆的兴趣主要在古文而不是诗歌方面。娄东诗派的吴梅村领导的“娄东十子”也是尊崇唐音的，但吴梅村的创作不墨守盛唐，而是出入于白、陆，特别是学习元、白的“长庆体”，创造了长篇歌行“梅村体”。虽然宗唐的诗论在整个清代都不绝如缕，但唐诗已经不复被尊为正宗，而是与宋诗各擅其美。清初的许多宗宋派诗人，如黄宗羲、钱谦益、吴之振等在诗歌理论和创作方面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其声势足以与宗唐派相抗衡。
再者，随着时代风尚变化和复古流弊的显现，许多宗唐的诗人也认识到七子之肤廓，扩大师法范围，把学习对象扩展到了宋代。以国朝六大家为例，王士禛、朱彝尊、宋琬都是走过了这条道路的，他们从专宗盛唐的圈子里跳出来，“踢破三唐，驾轶两宋”(11)，王士禛诗“兼取南、北宋，元、明诸家”，开浙派之先的朱彝尊诗歌“初学唐人，盖即承西泠十子之风而益光大之，晚岁悉力以趋山谷，开查、厉之先”。而且学力深厚者一般都能兼收并蓄，在诗歌创作上冶唐宋于一炉进而自成一体。杨际昌《国朝诗话》评价宋琬诗歌曰：“陶冶唐宋，自抒性情，成昭代雅音”，这种说法是切中肯綮的。
诗歌思潮和人文风尚的演变对宋琬的渗透和熏陶是他诗歌渊源变化的因素之一，但对其诗歌观念和创作影响更大的还是其丰富而坎坷的人生经历和诗友间的交往酬唱。
宋琬一生两次入狱，特别是后一次从浙江按察史任上满门逮系京师，在狱时间超过两年，狱中遭遇之惨，心灵创伤之痛都对宋琬的生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第一次入狱是因“文字余孽”为逆仆所陷，至于第二次入狱的原因，学术界一般认为是宋琬被族侄诬告与于七密谋反清，宋琬诗作及各种史料也都是这样记载的。但近年有某些学者考证，宋琬族侄宋一柄是得到了宋琬与于七来往的书信才上京告状的，宋琬实质上是间接参加了反清活动的。虽然考证并不充分，但其猜测还是具有一定道理的。如果这种说法可靠，那么宋琬的两次入狱都与文字有摆脱不了的干系。康熙二年出狱后，宋琬经历了放废八年的流寓生涯。在江南的几年里，宋琬在诗歌创作方面表现得更加谨慎，他怀着一种避祸的心理，尽量让诗歌内容远离社会现实。作为在野的士大夫，宋琬对于清明广大和容与典要诗歌格调的追求减弱，诗歌题材中表现个人情趣和心绪的成分增多了，这种变化趋势也促使诗学祈尚发生转变。康熙年间，宗宋派在诗坛上的声势和影响已经足以和宗唐派相抗衡。而宗宋派主将们大部分集中在江南地区，他们领导江南士风文风的方向并进而在全国范围产生影响。宋琬流寓江南八年，浸染在这种大环境中并与宗宋派诗人的密切接触都使其难免受习尚的影响而改变原有的诗学观念。
此外，师友间的诗文往来对宋琬的诗学渊源的变化更是起了重要作用的。明清之际文坛上的一代宗师钱谦益曾两次为宋琬的诗文集作序，在《宋玉叔安雅堂集序》中，钱谦益历叙自身创作道路和前后七子的复古流弊，启迪宋琬，并称赞宋琬之诗，期其“自信”以“单出独数，卓立于今古”。钱谦益是反对复古，倡导宋诗运动的关键人物。他为宋琬诗文集作序并以自身的经验教训对其启发指导，使宋琬得风气之先，脱离复古而转益多师，从而取得了更高的文学成就。
宋琬在江南期间还与宋荤、朱彝尊、王士禄等人诗酒唱和，以上提到朱彝尊等人作诗都能够熔铸唐宋，朱彝尊曾游浙江宋琬幕，与宋琬关系密切；宋荤作诗“初接王、李之余波，后守三唐之成法，于古人精意毫未窥见”，乃“阑入宋人畛域”，与宋琬走过的道路基本是相同的。诗友间的酌酒倡和是宋琬在诗歌上转变观念，追求更高艺术成就的催化剂。在主客观各种因素的作用下，宋琬的诗风更加倾向于宋诗，王士禛认为他“浙江后诗歌颇似放翁”也显示了宋琬诗歌由宗唐到祖宋的变化趋势。
宋琬诗学渊源的变化发展和诗歌创作的精进主要靠其勤于著述和对诗歌更高境界的自觉追求，但从客观意义上讲，明末清初这一时期诗学思潮的演变及师友的相互交往切磋也给予他以指导和前进的力量。研究宋琬的诗歌渊源流变决不能忽略当时的文化环境因素及其交游结社活动。
［收稿日期］2006-06-06
注释：
①语见王景曾《宋琬墓志铭》，转引自宋磊等《宋琬墓志考》，莱阳农学院学报社科版，2004年第3期。
②语见王熙《宋琬墓志铭》，《碑传集》（清）钱仪吉编，台北：明文书局影印，1985年。
③语见《莱阳县志·艺文》，民国二十年编印，卷三。
④语见《清史稿·宋琬本传》，赵尔巽主编，中华书局，1977年版，卷484。
⑤语见陆世仪《复社纪略》卷一，见《中国内乱外祸历史丛书》第十三辑，181页。
⑥语见郑方坤《国朝名家诗钞小传》，转引自钱仲联主编《清诗纪事·顺治朝卷》，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674页。
⑦语见吴修《昭代名人尺牍小传》卷三。
⑧语见张维屏《听松庐诗话》，转引自钱仲联主编《清诗纪事·顺治朝卷》第1674页。
⑨语见《三径草序》，《已畦文集》卷九。
⑩语见谢张铤《赌棋山庄笔记·稗贩杂录一·纪张论文语》。
(11)语见伍涵芬《说诗乐趣》，转引自《清诗纪事·顺治朝卷》第167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