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美国经济增长模式看国家总储蓄与内外部平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国论文,经济增长论文,模式论文,国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特定国家在不同经济条件下的经济增长模式，决定了对本国总储蓄(包括政府储蓄和居民储蓄、企业储蓄)不同的依赖程度和对经常账户影响的差异。总储蓄率作为影响经济增长和经常账户的关键变量，对实现一个国家宏观经济目标的内部平衡(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和外部平衡(国际收支平衡)影响重大。
学术界已经对美国过低储蓄率及其对外部平衡的负面影响和中国巨额储蓄对经济增长的利弊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本文进一步着重分析在资本账户开放或封闭的不同经济条件下，经济增长与经常账户平衡对国家储蓄率的不同依存度。本文指出美国过低的国内总储蓄，及其与经济增长和经常账户平衡之间存在的“非兼容性”，会引致经济发展模式的内在冲突，换言之，美国在资本账户开放条件下，近年来能够以本国低储蓄率、强健经济增长和巨额贸易赤字的经济增长模式，实现内部平衡，但是必然出现外部失衡；而中国在内需不足情况下形成的投资——贸易导向型发展模式会引起经济增长的“外在冲突”，并且，中国目前的高储蓄、高经济增长、高贸易顺差发展模式，将面临内外经济目标短期中期平衡、长期不平衡的问题。
美国经常账户失衡在国际范围内寻求解决和要求贸易伙伴国进行相应调整对中国宏观经济所产生的影响，已远远超出美国近期所主要关注的汇率问题，而且涉及中长期中国宏观经济调控和经济增长需要向以内需为主导的发展模式转换。同时，这种调整应该是双向的，也就是说，美国与中国的国家储蓄率都需要保持在一适度水平，才能使双方的经济增长和经常账户状况可持续发展，才能在长期有效地解决经常账户失衡对双方的影响。
一、美国经济增长模式的内在冲突：理论与案例分析
理论上一般来讲，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对本国储蓄率依赖的大小取决于其经济开放程度和金融市场完善程度的高低，而经常账户平衡与否在任何经济条件下都与国家储蓄率规模升降强相关。过低的国内总储蓄，与经济增长和经常账户平衡之间存在“非兼容性”，并会引致一个国家经济增长模式的内在冲突。
1.不同经济条件下国家储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从总储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看，通常情况下，总储蓄规模决定一个国家资本存量的多少和投资率的高低。经济增长的实现最终取决于一定量的储蓄转化为投资，以及由投资带来的技术进步和产出增长。[1]
传统经济增长理论认为，在封闭经济条件下，一个国家投资所需资金主要靠本国资本积累，本国储蓄率越高，意味着资本积累越高，投资率越高，从而经济增长越快。[2] 因此，总储蓄率是本国投资规模大小和经济增长快慢的决定性因素。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包括开放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新经济增长理论和当代一些经济学家指出，高储蓄率并不必然导致高速经济增长。能够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是技术创新和开放以及完善的资本市场。索洛(Solow)认为，以提高总储蓄来加速经济增长只具有短期效应，因为经济在长期最终会趋于稳定状态，并由此不会再继续增长。高储蓄率表示一个国家持有较高的资本存量和较高的产出水平，但是也意味着较高的经济稳定状况以及高储蓄开始出现对经济增长作用的弱化，能使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是技术进步。[3] 罗默(Romer)指出储蓄率与其他经济变量的变化只会产生水平效应，没有增长效应，只有技术进步的变化才有增长效应。而且，在资本跨国流动无障碍时，如果一个国家全部新增储蓄都转化为国内投资，其国内资本的边际产出将下降到比其他国家低的水平，因此，需要鼓励境外投资。[4] 卢卡斯(Lucas)、罗默、琼斯(Jones)进一步强调知识经济的溢出效应，由人力资本引致的生产收益递增和由研究开发带来的技术创新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5] 克鲁格曼(Krug man)、阿洪(Aghion)和赫威特(Howitt)指出，开放经济体对本国储蓄率(S)的依存度会随开放的广度、深度降低，因为国家既可以通过在国内投资(Id)、国外投资(If)和净出口(Ex—Im)来增加储蓄(S=(Id+If)+(Ex—Im))[6]，也可以利用开放的资本市场吸引外资来补充本国储蓄，而且金融市场越开放和发达，随着个人和家庭对预防性储蓄需要的减少，国内总储蓄会越少。[7] 因为美国私人和企业融资主要靠证券市场。美国发达的金融市场已经使民间储蓄方式发生变化——由主要以现金和银行储蓄转变为主要以投资股市、房地产等增值保值的方式储蓄。对美国这样的开放体，国家储蓄只是对资本市场融资的补充，而不是像在封闭经济条件下是对资本市场的替代。[8]
此外，由于开放经济体可以利用资本市场从国际金融市场借贷投资和消费，本国总储蓄减少不像封闭经济条件下必须通过抑制投资和消费以使储蓄(S)和投资(I)达到平衡(S=I)，投资和消费扩大相互挤占和此长彼消的关系转变为相互刺激增长的关系。
美国从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的经济增长，正是利用以高新科技为代表的技术创新和推行金融全球化，利用国际资本市场为本国投资、消费融资取得的。据统计，1981—2002年，用于技术创新的研究开发对美国GDP增长的贡献率平均为11％，对私人的回报率为20％～30％，社会回报率(包括技术创新溢出效应)为30％～80％。[8] 2000—2005年，美国的消费从占GDP的68.7％上升到70.1％，投资率占GDP18％左右，经济平均增长率保持在4％左右，但其总储蓄率平均仅为GDP的2.8％。[9] 美国的总储蓄低于其他发达国家，但是经济稳步增长和在世界GDP中占21％的份额，说明一个开放经济体在技术创新和资本账户开放条件下利用外资，以本国低储蓄促进经济增长是可能的。
2.在任何经济条件下，国家储蓄与经常账户都具有强相关度。从总储蓄与经常账户平衡关系看，经常账户平衡与否与国家储蓄率高低有强相关的关系。根据经常账户平衡条件，当政府预算赤字(G—T)没有消除时，只有当私人储蓄(Sp)超过投资的余额(Sp—I)，在抵消了政府财政赤字还有盈余时，才会取得经常账户顺差(CA=Sp—I—(G—T))。[6] 如果国家的投资高于总储蓄，投资与储蓄之间的差额需由引入外资来填补，资本账户的顺差就等于经常账户逆差。[6]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境内投资和经济增长已日益依赖吸引外资和对外借贷。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美国借入和吸引的外资占全球外资总额的71.5％，相对应的是经常账户赤字(见图1)。
图1 1980—2002年美国外部平衡
资料来源：U.S.Department of Commerce [Z].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2004。
在经济开放条件下，利用国外储蓄资源补充本国储蓄与投资缺口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但会产生经常账户赤字。要保持经常账户顺差，就需提高本国总储蓄，使之与投资率相平衡，从长期看，又无助于经济增长。用国外储蓄大量替代和补充本国储蓄并使本国储蓄减幅较大时，要同时保持经常账户顺差和经济增长是不可能的。理论上，这种现象可以解释为在资本账户开放条件下，过低的国内总储蓄与经济增长和经常账户平衡之间存在着“非兼容性”，正是这种特性构成了美国经济增长模式的内在冲突。
二、调整经常账户失衡的重要途径：保持国家总储蓄在适度规模
削减经常账户赤字，涉及美国和其贸易伙伴的宏观经济变量的调整。对美国来讲，解决本国低储蓄与经济增长和经常账户失衡之间内在冲突的途径，是将国家储蓄率提高到能保证经常账户持续的水平(占GDP4％以上)。因为一个国家的经常账户逆差标志该国的国际借贷规模。当贸易赤字为GDP的4％以上，意味着已达国际公认的不可持续的规模和使市场预期突然变坏的警戒线，投资者可能担心债务国的偿债能力而不愿再向其借贷资金。费尔德斯汀(Feldstein)指出，目前流入美国的外资已从20世纪90年代以私人投资证券市场和直接投资实体经济为主转移到90％左右由外国政府和公共机构购买美国公债。一旦债权国减少对美元公债的需求，私人投资者为避免美元贬值风险不愿再投资美国资本市场时，目前需每年吸引1万亿美元来填补境内投资消费与储蓄缺口的资金从何而来。[9]
美国利用国内外两种市场和储蓄资源发展经济遇到的这一问题，说明不能以过低的本国总储蓄维持经济的长期增长和经常账户赤字。如果美国“要保持外资无限期流入，以促进美国投资生产和经济增长”，[10] 就需要将国家储蓄率提高到使经常账户赤字能持续的水平，这就既可以利用国际资本市场融资保持经济增长，也可以减低经常账户赤字，使其不至于威胁经济安全。
对中国这一美国主要贸易伙伴来讲，要长期有效地解决和美国的贸易失衡问题，需要中国重新组合国内资源配置来协调本国内外部均衡目标和进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中国目前以投资—贸易拉动的经济增长是在资本账户基本没有开放条件下进行的，这意味着本国投资所需资金主要靠国内储蓄和贸易顺差支撑。中国面临的结构调整是本国高储蓄与经济高增长以及经常账户状况短中期平衡、长期不平衡问题。短中期均衡的达到是因为满足了资本账户未开放经济条件下，高储蓄率与高投资率和较快经济增长的正相关关系，也满足了经常账户平衡的基本条件：国家总储蓄(S)等于总投资(I)和贸易顺差(CA)，即：S=I+CA。
一方面，长期不均衡是由于高储蓄率对经济增长的水平效应正在显现，经济逐渐达到稳态，高储蓄与经济增长正在失去相关性。近年来，我国投资的边际效应已逐年下降，百元投资产生的经济拉动效益从1986—1990年的29元，下降到1993—1997年的14元，1998—2002年进一步下降到6元，一些行业产能严重过剩，并且挤占消费，我国投资率比发达国家平均水平高近20％，而消费率却低近20％。同时，我国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是以工业部门高耗能为代价的，2004年，仅工业部门耗能量就已占我国能耗总量的70.8％，[11] 如果不是投资中很大一部分由外国直接投资完成，[12] 国内高储蓄和以低投资效率带动的经济增长的滞缓效应将会日益突出。
另一方面，高储蓄在长期不能保证经常账户平衡。除了国内资源瓶颈难以长期支撑不断扩大的出口规模以外，中国由于投资强劲但内需乏力，国内过剩的产能及其产品已形成强大的出口压力，然而属于大国开放经济体的我国，在进出口产品结构和种类与其他国家相近或雷同的状况下，贸易进出口数量将直接冲击和影响世界市场商品价格和导致其他国家贸易条件的改变。近年来贸易争端的加剧，国际市场对我国产品较小的需求弹性和贸易伙伴为维持其市场份额采取的各种贸易保护措施，都可视为与中国投资——贸易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相联系的“外在冲突”。
鉴于我国现状，一方面，在资本账户还未开放，国内投资和消费主要靠本国储蓄和外贸顺差支撑的状况无较大改变时，不宜较大幅度地减少总储蓄或持有的巨额外汇储备。另一方面，我国可以通过合理配置和利用现有储蓄，进一步调整内外部均衡。
为调整外部平衡，一定时期内，可以通过人民币渐进升值，增加汇率制度弹性，减低与主要贸易伙伴的贸易顺差和贸易争端，促进进出口的协调发展，扩大对战略资源的进口，限制高耗能和敏感产品的出口。
1.需要从主要依靠投资和外贸拉动经济增长转变到以内需为主导的增长模式。美国内需自20世纪50年代初以来就占GNP的62％～69％左右，[13] 外贸在2003年以前平均只占GDP的11％左右。[6] 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贸易兴国阶段，贸易在GDP中占20％左右，1985年“广场协议”后至今，下降到占GDP的10％左右。我国外贸在2005年就已高达GDP的64.6％，[14] 经济增长受外需不确定因素冲击风险日益增加，以及大国开放经济体主要靠贸易拉动经济增长的不可持续性，已使调整对外贸的过度依赖成为必要。
2.需增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FDI)的国际竞争力，扩大FDI规模。在将来外贸规模不断缩小、经常账户顺差不断减少的情况下，我国FDI规模的扩大对平衡国际收支和增强一个国家的偿债能力有重要意义。以美国为例，美国企业1999年对外直接投资的收益按市场价值计算达6万多亿美元，[15] 2003年美国仅35家跨国公司的收益就达2.7万亿美元，相当于当年美国贸易逆差的5倍。[16] 2000—2005年，美国GDP年平均为10万亿美元。[17] 正是由于超过外债总额的境外收益和GDP的增长，使美国有足够的清偿能力和承受长期贸易逆差的能力。
3.逐步使人民币发展成为具有竞争力的国际关键货币，健全金融监管机制，以提高利用外资的有效性和安全性。否则，即使开放资本账户，一方面，金融风险的存在，难以使我国从内源性融资扩展到利用国际资本为本国投资进行外源性融资。因为只要本币不是国际关键货币或国际储备货币的国家，都无法以本币进行国际借贷，难免出现“双重错配”(债务和还债必须用外币，主要是以美元计值，收入以本币计值的货币错配；以国际短期资本填补本国长期债务的期限错配)，从而面临汇率变动风险，加重还债负担和潜在的国际短期游资投机冲击的金融风险。另一方面，在本币竞争力低下，国内以内需为主导的经济结构调整还未完成，金融体系不健全情况下，从国际资本市场引入外资，不会出现美国式的金融市场越发达，本国储蓄越少的现象，[18] 相反，只会使国内储蓄率更高。因为国内有限的消费能力和必要的金融监管，使国内消费者不能像国际储备货币国家那样可以大量吸纳流入的外资借贷消费，国内投资出于防范金融风险的考虑对外资的利用也有限。以上情况都导致不能安全有效利用国外储蓄资源为我国投资和消费注资，并使本国储蓄总量减少。
为调整内部平衡，一方面，可以通过大力加强对技术创新、研究开发的投资和对外直接投资力度，抵补高储蓄对经济增长的平行效应和资本边际效应下降趋势。政府在提高城乡总体收入的同时，加大对社会保障制度、医疗保险制度、教育体制、低收入住房补贴、最低生活保障等方面的投入和完善健全相关体制，不但能减少个人和家庭对上述大项开支的后顾之忧及其预防性储蓄，并且是我国实施以内需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战略必不可少的制度保证。另一方面，在健全金融监管体制的同时，适度加大汇率制度改革力度，发展和完善股市、债市，进一步优化和合理配置我国储蓄资源，对于我国有序地开放资本市场，缓解通货膨胀压力，合理利用和增加国民财富，都是必要的。
三、小结
美国在资本账户开放条件下，利用国际国内两种储蓄资源促进本国经济增长所面临的本国过低储蓄在实现内外部均衡时出现的内在冲突，和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在实现内外部均衡时面临的短中期平衡、长期不均衡问题，说明一个国家的总储蓄不宜太低或过高，要使本国和贸易伙伴的经济增长和经常账户状况可持续发展，国家总储蓄要控制在需要进一步量化的适度规模。
美国在世界范围内调整国际收支失衡，涉及中美双方对各自内外部经济目标的调整。美国削减经常账户逆差，与美国对国内外储蓄资源的重新配置有关。这需要通过将境内投资、消费和政府财政赤字调控到一适度比例来提高目前过低的本国总储蓄，贸易伙伴国本币对美元升值虽然能够在减少美国贸易赤字方面起一定作用，但不可能完全依靠贸易伙伴国本币在超出自身可承受幅度内的大幅升值，在短期内削减美国高达GDP7％的经常账户逆差。
中国目前较高的总储蓄，可以通过技术创新、FDI等经济要素进一步优化配置，并且将协调本国经济内外部均衡目标，与积极解决美国等国的外部均衡问题联系在一起。我国已是美国第二大贸易伙伴，解决美国的外部失衡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助于调整我国的经济平衡。
一个双赢互利的结局将有利于世界经济的稳定发展，也符合中美两国的经济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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