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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在二战中的作用主要表现在直接派遣重兵参战，取得重大战果；为盟军提供反攻基地和大量后勤支援；加强盟国的团结和国际反侵略力量。促使澳大利亚参战的原因有来自国内各方面的压力和国际形势的急剧变化，更主要的是它在外交国防方面仍受到英国的影响和支配。同时，二战也对澳大利亚的国内事务和国际事务方面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浩瀚的海洋环绕澳洲大陆，为这块大陆上唯一的国家——澳大利亚提供了天然的防御屏障。而且，澳大利亚远离欧美诸强国，很少卷入棘手的国际争端，似乎应与战争无缘。但是，虽然直到今天仍未曾有敌军踏上澳大利亚的土地，但是这个国家却参加了本世纪历次主要战争。二战也不例外，在纳粹德国侵入波兰后的第三天（1939年9月3日），澳大利亚总理孟席斯向全国人民宣布：“英国业已宣战，因而澳大利亚也进入战争状态”。①
关于澳大利亚参加二战的原因、它在二战中所起的作用以及二战对它的影响等问题，国内学术界和其他方面似乎并未予以足够的关注，本文拟就以上三个问题作系统的探讨，澄清一些不够明了的看法。
一
当二战的战火在欧洲燃起时，澳大利亚并未作好充分的参战准备。澳军总兵力仅9万余人，其中8万名属非正规军编制的民兵。②所以，澳大利亚宣布参战后，并没有立刻向前线派出大量的参战部队。这种被动局面是由其在外交和国防方面的失误和混乱造成的。
首先，澳大利亚在外交上缺乏独立性，对外交事务不够重视，其外交政策的取向严重依赖英国。澳大利亚联邦于1901年成立后，其外交事务仍由英国掌管。与其他英国的自治领一样，澳大利亚亦无权与其他国家直接进行外交谈判。一战后，情况开始发生变化。澳大利亚以主权国家的身份派代表出席巴黎和会，并加入国际联盟。英国议会在1931年通过《威斯敏斯特法案》，宣布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各自治领拥有全部主权，与英国的地位平等。根据该法案，澳大利亚获得了决定其外交事务的全权。然而，澳大利亚并不急于从英国手中接管这些权力，澳议会迟迟不正式批准《威斯敏斯特法案》。直到1935年，由两名官员组成的外交部才从总理府中划分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部。而且，澳大利亚仍没有向其他国家派驻自己的外交使团。在整个30年代里，澳大利亚仍然听任英国代理其外交事务。因此，正如一些澳大利亚人当时所指出的那样：“澳大利亚的外交政策实际上是在伦敦，而不是在堪培拉决定的。”③
其次，澳大利亚削减军备，忽视国防建设。澳政府认为澳大利亚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得敌人几乎不可能入侵，同时它相信英国海军足以保护澳大利亚的安全。因此，斯卡林总理在1929年10月31日宣布废止强制军训制。接着，大萧条又给澳大利亚的国防建设造成很大的消极影响。三军军费被大幅度削减，军备工作停步不前。到1933年初时，澳大利亚的国防水平降到了20年以来的最低点。而且在1931年和1934年大选中，参加竞选的各方都忽略了国防问题。④这表明，政治家和选民的国防意识已相当淡薄。
再次，澳大利亚政府在对待30年代发生的历次侵略事件和危机的问题上态度暖昧，盲目追随英国的绥靖政策。1931年，日本发动侵略中国的九一八事变后，斯卡林政府保持沉默。执政的工党左翼采取孤立主义的态度，E·J·沃德在议会发言：在任何情况下，澳大利亚人都不应为争夺中国市场的战争献出生命。⑤政府中还有人希望日本陷入侵华战争，从而使它无暇南下。1932年冬，统一党政府中的一名新阁员R·G·凯西发表了一篇题为“国际形势”的讲演。他在讲演中对日本只字未提，同时称“由英法德组成的三角”是“世界的中心”。⑥1937年7月，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遭到澳大利亚各界的谴责，但澳政府却担心激怒日本，因而决定不采取任何使日本感到不决的行动。而且，政府还以强硬措施对付抵制日本的活动。1938年夏，坎布拉港码头工人拒绝将生铁装上开往日本的船只，政府就对此进行了干预。
对发生在亚太地区以外的侵略和危机，澳大利亚的反应也十分谨慎，担心世界大战再度爆发。1935年10月，意大利入侵阿比西尼亚，澳政府迟至次年9月才宣布对意实行名义上的“制裁”。1936年7月，西班牙内战爆发，澳大利亚虽然因此而逐渐关注国际事务，但决定不支持内战中的任何一方。为表明其不偏不倚的立场，澳政府在1938年拨款3000澳镑，用于救济内战中双方的受害者。1938年，希特勒要求捷克斯洛伐克将苏台德地区割让给德国。澳政府积极地敦促英国采取行动，说服捷方答应希特勒的无理要求，并支持同年9月30日达成的慕尼黑协定。⑦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澳大利亚决定参加二战的原因何在呢？
第一，澳国内反对侵略、要求加强国防的呼声给政府造成一定的压力和影响。从30年代中期起，朝野各界对政府国防和外交政策的批评越来越强烈。统一党政府内的卫生部长W·M·休斯在1935年出版了《澳大利亚与今日的战争——和平的代价》，严厉抨击政府的国防政策。他写道：“在一个武装到牙齿和疯狂扩充军备的世界里，澳大利亚的国防水平处于过去25年中的最低点。”因此，休斯“要使澳大利亚人民认识到这个国家因其极度薄弱的国防而面临的危险”。莱昂斯总理循例要求休斯辞去部长职务。但在4个月后，休斯重返政府，并于1937年10月出任外交部长，表明休斯的立场已逐渐为政府所接受。在野的工党领袖斯卡林反对孤立主义，抨击政府的“集体安全”政策，主张加强军备。工党尤其重视扩充空军，认为空军的防卫作用明显。知识界也指出战争的危险性越来越大。1937年，悉尼大学历史学教授S·H·罗伯茨在其撰著的《希氏宫殿》中告诫道：除非希特勒改变其信条，否则“战争不可避免”。⑨1935-1939年出版的论述国防问题的书籍和小册子比澳大利亚联邦成立后34年出版的同类出版物总和还要多。
第二，国际形势的变化使澳大利亚政府意识到备战工作的必要性。日本对中国的侵略逐步升级，对东南亚和澳大利亚形成威胁。因此，澳大利亚感到有必要加强自己对付侵略的实力。关于这一点，统一党和工党的意见相同，但在策略上各有侧重。统一党认为澳大利亚仅靠本国的力量击败侵略者是不可能的，必须得到英国的保护和支援才能确保本土的安全。统一党政府决心参与英国在远东的防御体系，将军队派往新加坡，这是当时澳大利亚在海外的唯一驻军。在军队的指挥方面，澳大利亚也严重依赖英军。二战爆发时，澳大利亚陆海空三军均由英国人指挥。工党则主张依靠自己的力量抵抗侵略，认为过分依靠英军会使澳大利亚受其左右，卷入欧洲战事，而且一旦欧洲发生战争，英国势必无法分出重兵保护澳大利亚。澳军方领导人也对英国在远东的防务能力表示怀疑。⑩因此，澳国防开支从1934年起逐步增加，1937年时恢复到了大萧条前的水平，此后几年的增幅进一步扩大。
第三，最重要的是澳大利亚的外交和国防政策仍受到英国的影响和支配，其本身的选择余地微乎其微。简言之，只要英国参战，澳大利亚也必定会随之参战。在30年代里，澳大利亚紧随英国行动，英国的外交和国防政策几乎等于就是澳大利亚的外交和国防政策。除上述所引事例之外，英国在德国侵占布拉格后放弃绥靖政策，澳大利亚政府立即作出相应的政策改变。莱昂斯总理在1939年3月底公开发表谈话：绥靖政策不会带来和平，只有制止侵略国家的行动才能得到安全。(11)1939年4月接任总理的孟席斯是绥靖政策的坚定支持者，但在英国对德宣战后，他也无可奈何地跟随英国参战。
二
二战爆发时，澳大利亚虽没有作好参战准备，国民对这场发生在欧洲的战争缺乏热情，但是大多数人仍支持政府的参战决定，认为英国是澳大利亚的母国，澳大利亚在战争中站在英国一边是天经地义的事。全国随即进入紧急动员，议会颁布《国家安全法》，授予政府有关处理战争事务的广泛权力。政府下令对16-65岁之间的公民进行人口调查，立即恢复强制军训制；对农牧产品、汇率、物价等实施政府管制；发布组建新的“澳大利亚帝国部队”(AIF)的计划，并在11月将建成的第一个师（第6师）派往中东。相隔21年之后，澳大利亚又一次投入了世界大战。在这次大战中，这个人口仅720余万的国家前后共动员了近100万人参战，伤亡人数达95567人，(12)为战胜德国日本及其他侵略者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其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直接派军参战，在军事上取得了许多重大战果。
陆军直接参加了中东北非战场、东南亚战场和太平洋战场的作战。在战争初期，澳陆军第6、7、9师前往中东，先接受军训，1941年1月起先后投入战斗。在西部沙漠战役中，澳军第6师与英军连续攻占意大利军队据守的巴尔迪亚、托卜鲁克、班加西等城，共歼灭意军10个师，相当于意陆军总兵力的1/6。同年3月，澳军转战希腊本土和克里特岛，协助希腊军队抗击意大利的入侵。4月，德军第12集团军绕过希军北部防线，发动迅猛的进攻。澳军被迫随英希军撤至克里特岛，抗击德军伞兵部队和登陆部队的进攻，与盟军一起歼灭了德军一个伞兵师。但因制空权、制海权尽被德军控制而撤回地中海南岸。澳军在这次行动中首遭重创，1595人陈亡，5174人被俘。(13)6月，盟军发动叙利亚—黎巴嫩战役，澳军第7师沿海岸北上，7月8日攻下达穆尔，直抵贝鲁特近郊，迫使法国维希政权的部队在5天后接受停火。在北非沙漠，德意军在3月底开始反攻。4月11日澳军第9师在托卜鲁克被包围。澳军官兵浴血奋战，击退德意军无数次进攻，坚持到12月10日盟军前来解围为止。托卜鲁克保卫战的胜利打破了德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也使澳军赢得了声誉。在第二年10月的阿拉曼战役中，澳军第9师打得更为出色。在另外两路进攻受阻的危急时刻，在右路担任主攻的澳9师拼命杀出一条血路，扭转了战局。遭到惨败的德军统帅隆美尔惊叹“（澳军）这一路就像一部粉碎机，碰上它的一切东西都会粉身碎骨”。(14)1942年起，澳军3个师先后撤回太平洋战场。
在东南亚战场，澳军第8师参加了保卫马来亚和新加坡的战斗。由于盟军内部存在矛盾，军心涣散，丧失海空保护，被日军第25军击败。1942年2月新加坡陷落时，澳8师15000余名官兵均沦为日军的战俘。澳军另有一个旅据守缅甸东南部，亦被日军击败，退入印度。
在太平洋战场，日本将战火燃到澳大利亚的北大门。1942年9月，澳军在巴布亚的科科达山道战役中击败了向南进犯的13000名日军，粉碎了他们攻占莫尔兹比港进而渡海入侵澳本土的企图。随后，澳军第6、7师和美军一个团在澳军总司令托马斯·布莱梅上将的指挥下向北进攻，至1943年1消灭了盘踞在巴布亚北部沿海地区的日军，拉开了盟军反攻的序幕。巴布亚战役的胜利比美军在瓜达尔卡纳尔岛击败日军还早半个月。1943年4月，美军和澳军发动新几内亚战役，消灭大批日军有生力量。澳军还参加了攻占布干维尔岛、新不列颠岛的战斗。1945年5月1日，澳军在文莱的东海岸登陆，解放了大片地区。日本宣布投降后，澳军负责在文莱、荷属东印度的东部地区和澳大利亚海外属土接受日军的投降。
澳大利亚海军和空军也全力以赴投入各战区的战斗。海军在地中海和太平洋的历次重大海战运送兵员给养、支援陆军登陆和护船中起了重要作用，并付出惨重的代价。“悉尼号”巡洋舰在地中海击沉了意大利驱逐舰“埃斯佩罗号”和巡洋舰“巴托罗谬—克莱奥尼号”，后在澳西部近海与德国炮舰“考莫兰号”同归于尽，“悉尼号”上645名官兵全部战死。在其他的海战中，巡洋舰“珀思号”、“堪培拉号”和多艘驱逐舰亦被击沉。空军的作战范围更大，包括欧洲战场。大批澳空军人员还加入英国空军作战。战争期间，共有10562名空军官兵阵亡，其中一半战死在欧洲。(15)
第二，作为盟军太平洋战场的大后方和反攻基地，为盟军调整战略部署和发动反攻提供了必要条件。
日军在发动太平洋战争后，迅速南下，盟国残部败退澳大利亚，并决定以此为基地调集兵力准备反攻。美军西南太平洋战区司令麦克阿瑟十分重视澳大利亚的战略价值，他说：“从全面的战略观点来看，我相信太平洋进攻行动的最有利的路线应该是从澳大利亚出发经过新几内亚到棉兰老岛。”(16)
美军于1941年12月22日开进澳东北部的布里斯班，到1943年9月，美军在布里斯班及以北的罗克汉普顿、敦斯维尔等地集结了12万重兵。1942年3月17日，麦克阿瑟来到澳大利亚，并把他的司令部设在墨尔本，7月迁至更靠近北方前线的布里斯班。不久，澳美军队发动巴布亚战役，拉开了盟军反攻的序幕。战争期间，约有100万美军在澳大利亚驻扎训练、休整或调防。在瓜达尔卡纳尔作战的美军官兵在战斗结束后全部转到墨尔本休整，澳大利亚人的热情慷慨使这些经历过战火洗礼的美国军人感动不已。
第三，生产大量军火和其他军需品，为盟军提供了重要的后勤支援。
二战开始后，尤其是日本南侵以来，澳大利亚动员全国的人力物力支持盟军抗击侵略者。早在1940年7月，政府就设立军火局，任命钢铁业巨头埃辛顿·刘易斯为军火总监，使军火生产在短时期内出现较大发展，全国约有1000家工厂制造军火。1943年时，有15.6万名工人在军火生产第一线工作，行政管理人员为6000人。所制造的产品包括炸药、弹药、枪炮、装甲车、无线电设备和各种其他车辆等。为军火工业相配套的其他工业也得到政府的大力扶持，机床制造业、电气和光学仪器制造业、飞机制造业得到建立和迅速发展。另外，为动员更多的人参加工作，调配人力资源，政府任命华莱士·沃思为人力调配总监。全国16岁以上男女公民均登记在册，随时听候调遣。1943年6月，澳大利亚参军或参加工作的14岁以上的男子达2529000人，妇女为840000人。(17)而且，政府还成立了战时工业组织局，负责管理民用生产，调查并监督资源使用。政府对一些重要的战争物资，如汽油等油料实行配给制供给，并限制电力和其他燃料的使用。对于澳大利亚在这方面作出的贡献，盟军西南太平洋战区司令麦克阿瑟在他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在整个战争中，澳大利亚的给养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在西南太平洋战区的陆、空部队比起其他战区来都是自给自足的。1942年下半年，他们需要的资源有百分之六十五至七十来自当地的产物。我给邻近的南太平洋战区运送了大量吨位的给养，超过美国运到我区来的补给。因而事实上西南太平洋并非美国负担，而是自给的。柯廷是这场光辉的澳大利亚战争胜利的主要动力。”(18)在整个二战期间，美国根据《租借法》向澳大利亚提供了价值3亿多澳镑的货物和服务，而澳大利亚提供给美国的货物和服务远多于这个数额。(19)
第四，在外交方面加强盟国的团结，积极参与创建联合国的工作。在日本军队大举南下的危急时刻，澳大利亚决定改变在外交、国防上依靠英国的传统，加强与美国和其他盟国的关系。柯廷总理在1941年底发表的新年咨文中说：“我毫无保留地明确指出，澳大利亚指望着美国，但这对我们与联合王国的传统血肉关系丝毫没有损害。我们知道联合王国所面临的问题。我们知道不断存在的侵略威胁。我们知道力量分散的危险。但我们也知道澳大利亚可能垮掉而英国可以依然存在下去。因此我们要下决心不让澳大利亚垮掉，我们要尽一切努力来拟定一个以美国为基石的计划，它将使我们有信心坚持下去，直至战争的形势转变到对敌人不利的时刻。”(20)澳美合作大大加强，澳政府主动要求美国将西南太平洋战区司令部设在澳大利亚，将澳军交给麦克阿瑟指挥，与美国组成“盟国供应委员会”，负责西南太平洋地区盟军的后勤补给。在与其他盟国的关系方面，澳大利亚政府1941年6月任命首任驻华公使，向中国运送军火。一些澳志愿人员来华参战。1942年10月，澳大利亚与苏联建交，还给苏联运去大量羊皮。1944年1月，澳大利亚又与新西兰签订《澳新协定》，加强两国的合作和对南太平洋事务的影响力。
在国际事务上，澳大利亚赞同创建一个新的国际组织，联合各盟国反对侵略，维护战后的和平和秩序。1942年1月，澳大利亚与其他25国在华盛顿签署了《联合国家宣言》。1945年4月25日，澳代表团出席旧金山会议，与各盟国商讨创建联合国问题。澳外长伊瓦特在会上为广大中小国家仗义直言，备受与会者注目。针对以美国为主拟定的联合国宪章草案，伊瓦特共提出了38项修正案，主张限制“五大国”在安理会的否决权，加强联合国大会的权力，从而提高中小国家的地位和发言权。经会议审议，伊瓦特提出的修正案中有26项得到采纳，其中较重要的是取消“五大国”否决联合国大会对任何问题进行讨论的权力，(21)奉行充分就业政策原则和不干涉成员国内政的原则。(22)在这次会议上，澳大利亚以其不同于美国、英国及其他英联邦国家的声音，首次在国际舞台上充分展示了其独立的外交政策立场，使澳大利亚的国际声望得到明显提高，也为联合国的创立作出了贡献。伊瓦特本人还在1948年当选为联合国大会主席，并曾出任联合国巴勒斯坦委员会主席。
此外，澳大利亚还为这场战争贡献出了一位杰出的领导人：年仅60岁的柯廷总理积劳成疾，于1945年7月5日逝世。与美国的罗斯福总统一样，柯廷没有能够看到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
三
二战期间，除了北方城市达尔文遭到日军轰炸和一些船只在沿海被击沉击伤外，澳大利亚本土并未受到战火的直接重创，但是澳大利亚作为二战的参战国，举国上下深受战争的影响。
在国内事务方面，战争的影响之一就是推动了工业化。战争中，澳大利亚各工业部门迅速建立和发展，大大加强了工业化进程。战后，具有相当生产能力的工业转产民品，生产技术和配套条件得到改善，工厂的就业人数从1939年的55万人增加到1944年的75万人。其次，联邦政府的权力得到加强。战时为协同对敌作战，议会授予联邦政府一系列新的权力，同时削弱州政府的权力。战后，联邦政府牢牢控制了全国的财政大权，保留征收所得税的权力，州政府只能从联邦政府得到定额津贴作为补偿。而且，联邦政府通过国有化，增强了对经济的控制，并在调解劳资纠纷方面也扩大了权限。第三，对国内政策进行重大调整，其中最主要的是实行新的移民政策。战时，澳大利亚深切感受到人口稀少的不利之处，而仅靠人口的自然增长远不能满足本国国防和生产上的需要，唯一的解决方法就是从国外引入移民。为此，联邦政府于1945年增设了移民部。移民部长卡尔韦尔表示：“如果我们要在世界事务中占据正当的地位，如果我们要使我们国家今后的安全有保障，就必须用自然增殖和计划移民的方法使我们的人口大量增加……我们孤立的日子已经过去了。”(23)他提出的移民计划所设定的目标，是每年吸收移民的数量为当年全国人口的1%，即7万余人。为吸引移民来澳，澳政府主动与欧洲各国政府和国际难民组织进行商谈，达成一系列资助移民来澳的协定。1945年3月，澳大利亚与英国达成的协定规定每位移民自付10英镑旅费，基余部分由两国政府分担。其后，澳政府又与荷兰、意大利、希腊、南斯拉夫等欧洲国家签署了类似协定。另根据与国际难民组织达成的协定，澳大利亚每年接纳12000名难民，旅费由澳方支付。在1947年至1952年间，共有70余万移民来到澳大利亚，其中英国移民占一半左右。(24)澳大利亚史学家博尔顿认为，这项新的移民政策也许是联邦政府在这时期对澳大利亚的未来所作出的最重大的贡献。(25)应当指出的是，由于澳大利亚坚持奉行“白澳政策”，这一时期进入该国的移民基本上都是欧洲白人。
在国际事务方面，二战的影响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在战争中形成的澳美友好关系成为澳对外政策的基石。澳政府认为“如果在东亚和太平洋一旦发生战争，美国的支援对保卫澳大利亚是不可缺少的。”(26)而战争中的经验表明，英国的保护是靠不住的。1951年9月，澳大利亚避开英国，与美国和新西兰签署了《澳新美安全条约》，建立起新的军事同盟。而且，澳大利亚追随美国参加了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澳中关系也受到美国的影响和制约，澳大利亚没有仿效英国迅速承认新中国，而是到了尼克松总统访华后才与中国建交。
其次，澳大利亚对外关系的重心开始转向亚太地区。作为一个亚太地区的国家，澳大利亚更加关注本地区的安全和发展问题。1954年，澳大利亚积极响应美国提出的筹建东南亚军事联盟的提议，与美、英、法、新、菲、巴基斯坦等国签订《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次年成立具有军事同盟性质的东南亚条约组织。在当时的冷战格局中，该组织是对付共产党国家的又一条“战线”。澳大利亚政府认为，亚洲共产主义是对它的最大威胁，因此，“澳大利亚看来有充分理由要帮助遏止共产主义在南越、泰国、马来半岛的蔓延。”(27)同时，澳在利来提议富国出资帮助东南亚国家，加强与它们的关系。1950年1月，澳大利亚外长斯彭德在科伦坡会议上提出一项计划，要求参加这项计划的富国向不发达国家提供财政、技术和教育方面的援助。这项计划被与会的英联邦国家外长采纳，经修改后公开发表。作为“科伦坡计划”的参加国，澳政府宣布在此后的6年中提供3125万澳镑，另提供350万澳镑奖学金和补助金，用于资助东南亚和南亚国家的留学生、学者来澳深造。另外，澳大利亚与亚太国家的经贸联系也大大加强。
再次，积极参与处理国际事务，提高本国的国际地位。二战后期，盟国领导人举行了一系列讨论结束战争和处理战后事务的重要会议，但澳大利亚均被排除在外，伊瓦特曾多次表示不满。因此澳大利亚在战后放弃了不关心国际事务的传统，伊瓦特在联合国和其他场合对各项重大国际问题表明澳大利亚的立场，维护其国家利益。在盟国管制日本的问题上，为防止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专权，伊瓦特力主建立了盟国管制委员会，并提名澳大利亚学者鲍尔任该委员会的英联邦代表。伊瓦特还成功地使澳大利亚法官韦伯出任东京国际法庭庭长，参与审判日本战犯。在巴勒斯坦问题上，作为联合国巴勒斯坦委员会主席，伊瓦特主张英国放弃托管权以停止武装冲突，并寻求建立一个犹太人国家。结果，以色列在1948年5月14日宣布成立。对于殖民地的民族独立运动，澳大利亚政府持同情和支持的立场。伊瓦特相信，白人统治其他种族的日子已经结束了，英属印度和荷属东印度人民有权建立自己的政府。(28)新独立的印度和巴基斯坦对澳大利亚的立场表示赞赏，他们都同意任命澳大利亚法官狄克逊为克什米尔问题仲裁人。在荷属东印度独立运动中，身为联合国大会主席的伊瓦特采取一切措施阻止流血冲突，促使双方谈判，最终使荷兰于1949年承认印度尼西亚的独立。通过这些努力，澳大利亚的国际地位得到进一步提高，伊瓦特也得到国人的称赞，《大陆之国》作者拉塞尔·沃德认为：“作为外交部长，伊瓦特对澳大利亚的声望和安全所作的贡献是空前绝后的。”(29)
注释：
①Paul Hasluck,The Government and the People 1939-1941,Canberra,1952,P.152.
②(13)(15)(17)A.J.Sweeting(ed.),The Australian Encyclopedia,Sydney,1979,vol.6,pp.390-409,pp.392-393,p.414,p.421.
③W.M.Ball,Possible Peace,Meltourne,1936,P.117.
④⑩(11)(22)(25)F.K.Crowley(ed.),A New History of Australia,Melbourne,1977,p.451,p.454,p.457,p.472,p.481.
⑤(23)Commonwealth Parliamentary Debates,14 October 1931,p.709,22 November 1946,p.511.
⑥R.G.Casey,"The International Situation",in Australian Quarterly,15 September 1932.
⑦See A.Watt,"Australia and the Munich Agreement",in Australian Outlook,17 April 1963.
⑧W.H.Hughes,Australia and the War Today:the Price of Peace,Sydney,1935,p.vi.
⑨S.H.Roberts,The House That Hitler Built,London,1937,p.363.
(12)Encyclopedia Americana,Grolier Incorported,1983,vol.2,p.772.
(14)B.Cohen&D.Black,Australia:a Topical History.Perth,1973,p.332.
(16)约翰·科斯特洛：《太平洋战争》，中译本，东方出版社，1985年，下册，第63页。
(18)道格拉耍·麦克阿瑟：《麦克阿瑟回忆录》，中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第48页。
(19)(21)(28)(29)Russell Ward,A Nation for a Continent:the History of Australia 1901-1975,Richmond,1981,p.253,p.285,p.287,pp.289-290.
(20)Sydney Morning Herald,29 December 1941.
(24)(26)戈登·格林伍德：《澳大利亚政治社会史》，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60年，第517、513页。
(27)曼宁·克拉克：《澳大利亚简史》，中译本，广东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4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