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情报学理论基础中的知识论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情报学论文,理论基础论文,知识论文,图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分类号 G250
CLASS NUMBER G250
当前，图书情报学的基础理论研究转移到了知识问题研究这一全新领域，从而掀起了一场知识研究热。所谓知识问题的研究，实际上就是知识论的研究，即关于知识理论的认识与应用问题的研究。
1 图书情报学理论基础中的知识论研究现状
1.1 知识基础论
从学术研究的发展历程来看，图书情报学理论基础中的知识论研究开始于国外知识基础理论的研究，它为后来图书情报知识论的研究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并提供了广阔的思维空间。而知识基础论的产生则首先来自英国哲学家波普尔（Karl Popper）的“世界3”理论。该理论在哲学界引起了很大轰动，许多科学家都对此发生了浓厚兴趣［1］。 该理论对图书情报学的研究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尤其是他的“客观知识论”的思想为图书馆学、情报学的研究开拓了视野，许多学者甚至把它作为图书馆学情报学的理论基础。英国情报学家布鲁克斯（brookes B.S）就将波普尔的“世界3”理论作为情报学的哲学基础， 并提出情报学是关于客观知识的分析、组织、传播和利用的科学，情报学的任务是探索和组织客观知识［2］。
国内图书情报学界对“世界3”的研究始于刘迅先生。1982年， 他将波普尔的“世界3”理论首次引入图书情报学界， 指出“客观知识世界是图书馆学情报学研究的主要领域”，并提出把客观知识世界的理论作为图书馆学情报学理论的共同基础［3］。
1.2 知识交流论
知识交流论诞生于20世纪80年代，并很快被图书情报学研究工作者普遍接受，成为贯穿这一时期图书情报学研究的主流。
实际上，知识交流论是在“交流说”与“知识说”的基础上融合而成的。“交流说”的核心是把图书馆及情报机构看作社会文献交流链中的一个环节和社会交流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注重的只是文献交流的表层。而“知识说”的本质是透过这种表层直接深入到文献的内涵中去。同时受美国芝加哥学派的巴特勒·谢拉的“社会认识论”以及英国布鲁克斯的“知识基础论”的影响，国内学术界充分认识到了“交流说”和“知识说”的潜在价值。人们抛开两者的差异，不断综合两家之说，从而使“知识交流论”得以产生［4］。其诞生的标志是宓浩、 黄纯元于1984年发表的《知识交流与交流的科学》一文，而其成型代表作则是由宓浩、刘迅、黄纯元编著的《图书馆学原理》。
“知识交流论”主要研究交流中的知识、交流过程、知识交流与图书馆以及图书馆的知识交流机制。“知识交流论”是对“交流说”和“知识说”的吸收和综合，并将两者有机地组织到一个比较完善的理论框架中［5］，成为学术界一时讨论的热点。
1.3 知识组织论
人们普遍认为“知识组织”这一概念最早是由英国的H·E·布利斯于1929年提出的［6］。但对于什么是“知识组织”， 目前还没有统一的认识，人们对知识组织的研究大多集中在方法的改进上［7］。 其基本原理就是要用一定的方法把知识客体中的知识因子和知识关联（即若干个知识因子间建立起来的特定联系）揭示出来，以便人们认识、理解和接受［8］。
根据人类社会的知识运动过程，我们把知识组织分为主观知识客观化过程中的知识组织和客观知识主观化过程中的知识组织两种类型。目前学术界所探讨的知识组织大多都是指客观知识的组织。其中，图书情报工作中的知识组织是最古老的知识载体组织，是客观知识组织的典型代表。它主要通过文献的“组块化”来实现（当一个分类号或一主题词来贮存文献，用一个检索语句检索一组文献时，这些文献就构成一个组块）。因此，图书馆内部活动的实质是知识组织［9］。
从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知识组织理论一方面从微观上揭示了图书馆文献组织的实质是知识组织的原理，给图书馆内部活动以知识组织为目标的恰当说明；另一方面，知识组织理论又从宏观上对图书馆的产生、组织原理、基本职能、社会定位以及对图书馆学的研究范围、基本原理、学科定位等问题，也都能做出合乎实际、合乎逻辑的说明。从学科的发展体系及其覆盖范围来看，知识组织理论融合了许多与图书情报学相关的学科原理与方法，具有广泛的兼容性、伸缩性和理论的解释力与生长力。因此学术界有人认为它是迄今为止能够寻找到的比较理想的图书情报学的理论基础［10］。
1.4 知识集合论
集合论由德国数学家康托尔提出［11］。他把具有某种共同属性的事物的全体称为“集合”，组成集合的个体事物称为该集合的元素。集合论不仅对数学的影响是巨大的，而且对其他科学的影响也非常深刻。
2000年王子舟首次提出了把知识集合作为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这一命题，并阐述了知识集合对图书馆学的发展所产生的影响［12］。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明确了知识集合的定义：用科学方法把客观知识元素有序地组织起来，形成专门提供知识服务的人工集合。也就是说，知识集合是同客观知识元素组织汇集而成的。它是完整的实体，且在客观知识世界（即波普尔的“世界3”）中具有独立的存在形态； 知识集合元素的组织汇集依据了一定的科学方法；知识集合的存在意义是保存或传播知识，为人们提供知识服务；它对人们需求环境的变化具有良好的适应力。知识集合具有集合性、整体性、相关性、目的性、适合性等特征［13］。根据这个定义得出图书馆就是知识集合的结论。
1.5 知识管理论
关于知识管理与图书情报学学科关系的研究，学术界目前几乎都是述而不论。有人提出了“情报学是知识管理的基础，知识管理可以看作是情报学的一个分支领域”的观点［14］；有人则明确提出要“应用知识管理改造信息管理及其所属学科……重新定位情报学的核心研究内容”［15］；还有人重点阐述了情报学研究重心从竞争情报到知识管理转移的原因，并指出知识管理将成为未来情报学研究的热点和学科发展的增长点［16］。
国外普遍认为对知识进行有效的组织与管理将是21世纪人们面临的主要挑战，解决知识与控制的关系问题也将成为情报学的基本功能［17］。置身于知识管理环境下的图书情报人员是知识管理者，图书情报学也应属于知识管理的研究范畴［18］。国外还有专家详细研究了知识管理在经济领域的应用价值，并试图在图书情报界与商界之间建立某种联系，这为图书情报专业人员致力于发展知识管理系统和创建知识管理文化提供了有益的参考［19］。
2 由研究现状引出的思考及其述评
随着人们对知识活动的不断深入理解，图书情报学中的知识论研究也朝前跨越了一大步。现在来看，这些理论或多或少地贯穿着“知识管理”这根主线，并在实践过程中从不同层面展现知识管理的特征。
（1）波普尔的“世界3”理论不仅突破了哲学上的一元论、二元论，而且还首次提出了具有独立存在意义的“客观知识世界”这一理论概念，实际上也就隐含着为知识管理提供了一个管理的对象（客体）。同时更重要的还在于它一方面为图书情报工作实质认识上的突破开辟了一个全新领域，另一方面又为图书情报学划定了研究对象的从属领域。实际上，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都曾掀起过一阵“世界3”研究热， 但国内学者对此大多持“商榷”、“质疑”甚至是“批判”的态度。正是由于东西方文化及世界观上的差异，导致了“世界3 ”理论在图书情报学理论基础研究中最终未能立住脚，但却在人们心目中确立了“知识”的观念，并进一步明确了图书情报工作及其学科体系研究的范畴框架，从而为后来图书情报学理论基础的知识论研究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成为图书情报工作及其学科体系中知识管理研究的发源地。
（2）知识交流论的诞生，在国内图书情报界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一方面它有力地揭示了图书馆内部活动与外部交流与联系的关系，从而使得图书馆活动在更广泛的背景下得到了全面而深入的考察，同时也使得人们对图书馆的社会功能形成了本质的理解［20］；另一方面，知识的观点、交流的观点已经成为图书情报界共同的认识。同时受“知识基础论”的启发，人们不约而同地都把知识问题的研究当作是图书情报界的首要任务，掀起了图书情报学理论基础中的知识论研究的热潮。从另外的角度看，知识交流论虽然没有完全揭示图书馆内部活动的本质和全部机理，但是，图书馆内部知识与外部的交流与联系不是自发形成的，而是通过图书情报机构的一种有目的有组织的活动，作为图书馆活动的机理，社会的知识交流与文献的组织和传递实际上就是知识管理的活动过程。
（3 ）知识组织论是随着社会信息环境变化而提出来的关于知识流的整序理论。知识组织论是对知识交流论的一种补充，二者是连续的理论。一方面知识组织以知识交流为出发点，它是知识交流的必要前提；另一方面，知识交流又是知识组织的最终目的与归宿，它是知识组织结果的表达方式。二者相辅相成，互为补充。那种把知识组织论作为图书情报学的理论基础是不科学的。
（4）“知识集合论”是“知识组织论”之后提出的又一种观点。 虽然有人认为“知识集合”是一个模糊性概念，它在揭示图书馆本质时，无法将“原生态知识集合”与“再生态知识集合”严格区分开来，也无法将“知识集合”与“非知识集合”泾渭分明地划界，因而也就无法将图书馆从本质上与其他一些事物区别开来［21］。但这一概念的首次提出毕竟具有开拓性意义。从“知识集合”与“知识组织”的关系来看，“知识集合”是“知识组织”的一个层面，是一种知识组织的过程，同样也是知识管理的一部分。“知识集合”的“知识存贮”、“知识检索”与“知识优控”三大基本功能体现出了浓厚的知识管理色彩。
（5）知识管理论是图书情报学知识论中集大成者。 它广泛摄取了知识基础论、知识交流论、知识组织论及知识集合论的精髓，创造性地将其基本功能融于一身，从而达到知识创新的目的。从这个意义上讲，知识交流、知识组织与知识集合均属于知识管理活动过程中的环节与分支，知识管理是图书情报学知识论中的核心。在知识生产与知识消费的环节中，知识管理起着重要的纽带与桥梁作用。
（6）从目前图书情报界对知识论的研究现状来看， 只有“知识基础论”、“知识交流论”、“知识组织论”被明确提出来作为图书情报学的理论基础。而“知识集合论”、“知识管理论”均只是在图书情报学的基础理论研究中出现过。这一方面表明学术界对把知识论的某一方面问题作为图书情报学的理论基础还是比较慎重的，处于一种学术研究的个性化探讨阶段；另一方面也表明图书情报学理论基础中的知识论研究还很不成熟，人们并没有真正找到一种可以统领图书情报学科体系的理论基础，这无疑为我们今后的研究提供了广阔的思维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