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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6；G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0)03-0003-06
伟大的社会变革贯穿在20世纪以来的中国历史进程中。领导这场伟大变革的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取得如此的成功？事实证明，在中国这样的落后国家，正确选择社会发展道路是极不容易的。如果考察一下波澜壮阔的中国近代史，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正是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对先进思想理论的掌握，才为中国社会变迁展开了崭新的篇章；正是先进思想理论的武装，中国共产党才能够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领导核心。一个重要的事实和逻辑体现在这里：先进文化的引领，对中国社会变革和中国现代化进程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这一事实和逻辑，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历史现象。如果深入地加以解读，一方面对正确理解唯物史观意义重大；另一方面，密切关系到正确认识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从中国所取得的现代化成就来看，这也是中国发展之谜的一个关键所在。这是西方人士出于其排斥马克思主义先进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本能，而难以解读乃至难以接受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谜底。
文化选择的关键性与中国近代社会的特性密切相关。理解中国近代以来社会发展的起点在于：中国社会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巨大差距和缩小这种差距的民族追求。理解文化选择对于中国的重要性，其关键则在于：一方面，中国所能够运用于发展的资源十分稀薄，迅速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受到种种客观条件制约；另一方面，建立在上层建筑具有相对独立性基础上的先进文化借鉴的可能性，以及在这种先进性基础上所能够创造的社会发展的先进性。
从变革中国社会所具有的物质文明条件来讲，中国没有什么可值得夸耀的，没有什么可以说是比较具有优势的。但由于中国共产党对先进文化的掌握，却为中国社会发展开拓了较大的空间，获得了较大的能动性；用经济学的话语来说，即形成了“比较优势”。因此，先进文化的选择实际上成为一个考验近代中华民族的历史性难题。在这一难题没有破解之前，中国社会发展是步履维艰的。而当我们完成了先进文化的选择后，科学理论的“比较优势”就展现出来了。五四运动的一个伟大价值恰恰在于它是这样一个成功选择的起点。
一
物质生产、经济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基础，但物质生产和经济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必须以现有的发展水平为基础。近代中国发展的困境首先在于：历史上积累起来的经济和物质生产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巨大差异。
马克思曾经谈到过：“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①因此，分析中国发展的困境首先要考虑现实生产力发展的前提：既往生产力的积累问题。
人类近代的飞速发展是在经历了漫长的缓慢发展以后，同时也越来越大地拉开了不同民族和地域之间的发展差距。首先是贸易的发展成为西方社会发展的最显著现象。英国的贸易从1698年到1775年，进口和出口商品都增长了500-600%。1715年至1787年间，法国从海外输入的商品增加了10倍，而出口商品增加了7至8倍②。
商业革命创造的市场伟力启动了工业革命。从16世纪开始，英国的工业迅速地发展起来，不但出现了许多新兴的工业部门，而且工业产量也大幅度增加。如煤的产量就从1550年的20万吨左右增加到1700年的300万吨，增加了15倍。工业革命从18世纪中期开始，席卷了英国、法国、德国、美国等西方国家。以科技革命为基础的机器的发明和使用，是工业革命的实质性内容，它引起了巨大的经济后果。随着资本主义生产从工场手工业阶段过渡到机器大工业阶段，生产效率再一次地出现了史无前例的增长。从1770年到1840年的70年中，英国工人的每个工作日的生产率平均提高了20倍，创造了过去难以想象的社会财富，这些财富大多数以资本的形式滚雪球般地膨胀。1750年英国的资本为50000万英镑，1800年达到150000万英镑，1833年跃到250000万英镑，1865年再翻到600000万英镑③。
经济发展带来了深刻的社会变革。马克思分析道：“从亨利七世以来，资本主义生产在世界任何地方都不曾这样无情地处置过传统的农业关系，都没有创造出如此适合自己的条件，并使这些条件如此服从自己支配。在这一方面，英国是世界上最革命的国家。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一切关系，……不仅农业人口的住所，而且农业人口本身，不仅原来的经济中心，而且这种经济本身，凡是同农业的资本主义生产条件相矛盾或不相适应的，都被毫不怜惜地一扫而光。”④
西方现代化的快速推进，迅速拉大了列强与仍处在传统社会阶段的国家之间的差距。中国此时已完全丧失了曾经拥有的发展优势，远远落在了西方列强后面。长期的小农经济越来越不能满足社会需要。从人均经济占有量来看，1500年到1820年，中国人均GDP已经是零增长，1820年以后甚至是负增长。这时，西欧的人均收入已达到中国的2倍⑤。科学技术的落后使中国还处在使用人力、畜力的生物能源的阶段，而西方国家已经进入使用非生命能源的阶段，大大增强了改造自然的能力。据估算，到1800年，中国大约只生产1300万单位能量来供3亿人口使用，即大体上每20人使用一单位能量，这个数字是只拥有2亿人口的西欧所生产的能量的一半⑥。
值得思考的是，中国国门打开以后，很快就已经明白要迅速推动工业化发展，而且也并不是没有致力于工业化进程。与西方“船坚炮利”的反差对中国人刺激很深。洋务运动表明，即使是封建统治者也下决心要学习西方的近代工业技术。然而，中国的工业发展和现代化进程依旧举步维艰。中国的民族工业，1895-1913年间，大大小小的机器制造、修理、零配件的工厂加起来，一共只有24家，而其中资本在万元以下，只称得上铁铺的就有17家。这24家的资本总共不过150万元⑦。一直到20世纪20年代，整个中国的工业化水平仍然相当低。1920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为159.28亿元，其中近代工业产值为9.88亿元，占工农业总产值的6.2%，只有手工业总产值44.45亿元的22.2%⑧。而且，工业的分布极不平衡，绝大部分集中在沿海地区，特别是少数大城市。根据一外国学者的统计，1914年有18.1%集中在上海，22.4%集中在东北⑨。以中国最发达的棉纺织业为例，1918年全国纺锭的83.3%集中在江苏（包括上海），而上海又占61.8%，广大的内地，如四川、云南、贵州、陕西、甘肃等省，连一枚锭子也没有⑩。
必须看到，对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追求并未有效改变经济落后的状况。有学者统计，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大多数年份的经济仍然呈负增长态势。1820-1870年的经济增长为-0.37%，1913-1950年为-0.02%，分别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0.93%和1.85%。1870-1913年摆脱了经济的负增长，年均增长为0.56%，而这段时间世界经济平均年增长达到2.11%(11)。
直到20世纪中期，中国的生产力水平和经济发展仍然十分落后。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作了一个基本的分析：“中国的工业和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就全国范围来说，在抗日战争以前，大约是现代性的工业占百分之十左右，农业和手工业占百分之九十左右。这是帝国主义制度和封建制度压迫中国的结果，这是旧中国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性质在经济上的表现，这也是在中国革命的时期内和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12)
毛泽东强调这个“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体现了人类在既定的、历史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发展生产力的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对中国来讲，不仅要明白不可能超越生产力和经济发展的现实基础和固有规律去促进其发展，而且还需要更进一步探索如何为生产力和经济发展创造更有利的社会条件。从更高的视角看，它不是单纯的生产力和经济发展问题，而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如何更好耦合，从而更好促进整个社会发展的问题。
二
与生产力和物质生产困境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先进思想文化的引入和确立。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了中国社会发展的道路问题，由此破解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困局，这是中国道路和模式的起点，也是中国发展之谜的本源。
用唯物史观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关系的原理来分析，中国生产力和物质生产的困境一方面与经济基础有自身积累过程和发展规律相关联，另一方面也与上层建筑是有效地促进其发展还是遏制其发展不可分割。打开国门前存在的巨大反差与打开国门后先进生产力仍然难以成长起来的困境还说明，中国的上层建筑阻碍着生产力和经济基础的发展，即如何变革中国的上层建筑成为推动中国发展的根本问题。
值得强调的是，在中国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上层建筑的变革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构成上层建筑的制度上层建筑和文化上层建筑在其变革的过程中有各自不同的特点。制度上层建筑必须通过全社会的整体改革或革命予以系统的改造和替代，而文化上层建筑则可由先进文化逐步占领一个个高地，最后由量变累积成质变，诞生出新的上层建筑，就如同欧洲文艺复兴引领的变革一样，从文艺复兴到宗教改革，再到启蒙运动而逐步推进。先在文学艺术中传播新思想，再由宗教改革孕育新理念，从封建文化的堡垒内部予以致命打击，继而明明白白地在世俗的政治理论阵地上阐释新的学说，终于完全取代了封建主义的文化上层建筑。
文化的变革说明，它不需要像制度变革那样，只能在积累了相当的社会力量以后才能够掀起革命。先进的思想理念哪怕开始很弱小，不为人所知，然而一旦被先进分子所掌握，被加以振臂高呼，用以唤醒大众，就能够逐步地产生效应，逐步地形成新文化的燎原之势。文化变革的这种长期性、渐进性，一方面体现在先进文化可以在新的经济基础和制度占统治地位以前就率先传播，引领社会；另一方面，落后文化又可能在其落后的经济基础和制度被抛弃以后，还继续地留存在社会生活中。这种领先和滞后都可能延展相当长的时段。被恩格斯称为标志“中世纪的终结和现代资本主义纪元的开端”(13)的大人物但丁高举起人权的思想旗帜，宣扬新的思想文化时，离典型的英国资产阶级政治革命还有三百多年的时间。很难想象，如果没有从文艺复兴就开始的新的思想文化的浸润和引导，资产阶级就能够在17世纪取得制度替代的成功。
对发展中国家来讲同样如此。中华民族之所以最终能够在落后中奋起，走在其它具有相同境遇国家的前面，首先是正确的文化选择基础上的先进文化引领的作用。
先进文化对中国社会发展具有的这种首要的、关键性的功能，在于它回答了困惑中国发展的道路选择的问题。这是一个推动中国社会发展的基本前提和基础。
先进文化对道路问题的回答又在于它核心的意识形态体系。先进文化涉及到反映社会存在的方方面面的内容，而作为先进文化核心的意识形态部分，它回答了社会发展和社会改造的根本问题。马克思主义认为，意识形态是“在阶级社会中，适合一定的经济基础以及竖立在这一基础之上的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而形成起来的，代表统治阶级根本利益的情感、表象和观念的总和”(14)。而从意识形态与社会发展的关系看，意识形态“实质上是一个改造社会的计划”(15)。正因为意识形态反映社会理想，勾画社会蓝图，设计社会制度，所以它能够回答社会发展的道路问题；而又正因为它回答了社会发展的道路问题，所以才显示出先进文化对社会发展的引领。
在社会变迁和社会转型中，先进意识形态由于正确把握社会发展方向而能够有效促进社会发展，所以“主义”问题大于其他任何问题。如果不谈“主义”，失去了意识形态的引领，先进文化对于社会发展的促进功能就被钝化了。事实证明，当以“主义”为核心的先进文化被选择和确立以后，中国社会的改造进入了崭新的里程，开始出现翻天覆地的变化。如果从五四运动算起的话，仅30年时间就推翻了三座大山，为中国创建了全新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制度。由此开始的快速、持久、大规模的现代化进程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伟大进程。
可以分析中国变革的关键点：输入先进文化——其传播可以先于制度的改造、先于较多的现代生产力的存在——以先进文化选择社会发展的道路和构建社会改造的蓝图——进而指导完成社会革命，奠定起坚实的现代化基础。
如果不是能动地选择和传播先进文化，随着生产力和经济的发展，中国的社会变革也会逐步地发生，但中华民族要较快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尽快实现现代化的梦想就更加困难了。发展中国家有无先进文化的引领，其发展的差距在不长的历史时段后就淋漓尽致地显现出来了。
三
完成对先进文化的选择是一个艰难的过程。不仅要努力逐步深入到核心文化层面的学习和认识，而且要善于在文化比较中鉴别真理，在社会变迁中认识真理，在国际和时代大势中把握真理。当中华民族逐一破解这些难题后，先进文化的强大功能就促成了伟大的历史性跨越。
中华民族在危难之际为什么能够正确地选择先进文化而奋起？这应该与中华民族有重视治国之道，重视理论思维的厚重传统有关。近代中国打开国门以后，对外来文化的认识，经历了一个由风俗文化到科学技术文化再到社会科学文化不断推进的过程。
中华民族有重视对外文化交流的传统。尽管明代中叶以后这一传统遭到破坏，但1840年后这一传统再次被激活。林则徐作为最早睁开眼睛看世界的中国人，是这一时期传播西方先进文化的代表。他组织编撰《四洲志》等书，介绍西方的国土人情，主持翻译《华事夷言》等，分析中西文化的长短异同。这一时期对外来文化的关注集中在对其他国家国情的介绍，起到一个推开一扇窗口，对异国他乡予以概览和瞭望的作用。所以这时对外来文化的了解是基于一般社会生活层面的，并没有深入到内在的层面，但这对消解夜郎自大的心态，启发更深入的对外来文化的学习和研究极具意义。
当构建起这样一个基本平台以后，对外来文化的观察和研究逐步突破了风俗文化层面。实际上，在一些先进知识分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后，就真正开始了文化学习和引入进程，也开始了完全不同以往的社会变革进程。不过这时的中国社会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从文化结构来观察，师夷长技所代表的文化主要是科技文化。魏源在论述夷之长技时谈到三点：“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16)，可以看到其关注的文化重心。19世纪60年代，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提出，“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17)，张之洞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著名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18)的观点，其实都反映了对文化加以分层和区别对待。
从文化结构来分析体用之别，“体”主要反映的是价值观、世界观等思想理论的东西，“用”则主要是技术层面的东西。近代早期最大的翻译机构，设在上海的江南制造局译书馆所译的著作中绝大部分属于自然科学类。据统计，自然科学占80%以上。由此可以看得很明白，中体西用之说一方面是要维持传统的意识形态，另一方面又要学习西方新的东西，主要是技术层面的东西。洋务运动是典型地反映这一观点的社会实践。
然而，中体西用并没有守住传统意识形态的阵地，中国人在总结一次次现实教训的基础上，进入了文化核心层面的借鉴。严复作为人文社会科学借鉴之第一人，他已明确认识到：西学的精华不仅仅在其格致之学，那些声光电化、“气机兵械之伦，皆其形下之粗迹”，“而非命脉之所在”(19)。严复把寻求命脉之所在的目光投向了社会科学，先后翻译了十多种西方资产阶级的哲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学和名学（逻辑学）著作。这些学说的引进，才真正从根基上震撼了思想界，特别是《天演论》，惊醒了整整一代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到此时，与19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同文馆和江南制造局译书馆所译西书80%以上是属于自然科学所截然不同的是，进入19世纪八九十年代后，上海广学会的译书80%为社会科学著作。众多社会科学著作的涌入，使中国先进知识分子能够在学习和实践中加以比较和选择，为找到马克思主义，找到社会主义创造了条件。
在纷繁复杂的学说中，中国知识分子并不是一开始就找到了科学的体系。19世纪较晚的时候，中国人才得知马克思其人。1898年的《泰西民法志》是第一部介绍各种社会主义学说的中译本，其中有马克思及其学说的介绍。中国人在自己的著作中最早介绍马克思及其社会主义学说的是梁启超，他在《新民丛报》上发表文章，称马克思是社会主义的泰斗。梁启超等人最初将社会主义译为“安民新学”、“人群之说”等。从1902年起，梁启超开始将日本人当时通用的“社会主义”一词移植过来，从此“社会主义”才逐步在中国流传开来。
在社会变迁和思想运动中寻求真理，这是近代中国先进知识分子进行文化选择的鲜明特点。每一次重大的社会变迁之后，思想认识总会有深一步的发展；不断的、深入的反思终于酿成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从新文化运动到五四运动就是近代中国打开国门以后酿成的思想解放运动。
处于当时历史氛围的中国要完成理论层面的先进文化选择，首先应该完成三项历史使命：一是对传统文化的反思和批判；二是对外来文化的检阅和鉴别；三是对中西文化的比较性认识。这一场思想解放运动在这三项历史使命上都有不俗的成就。对传统文化的反思和批判已经达到了较深刻的地步，对西方主要的学说和思想流派有了丰富的介绍和清醒的认识。在这一基础上，深入到了中西文化比较的层面。如陈独秀在1915年发表的《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的文章，以及这一时期展开的东西文化大论战等，均为随后确立的先进文化的选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在进行文化选择时还体现出一个重要的睿智和鲜明的特色，即把握世界大势和注重国外的新鲜经验，没有把眼光仅放在国内。毛泽东曾经总结说，中国人已经意识到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这种‘世界革命’，已不是旧的世界革命，旧的资产阶级世界革命早已完结了；而是新的世界革命，而是社会主义的世界革命”(20)。所以，当俄国十月革命发生以后，中国的文化选择完成了伟大的跨越。正如毛泽东所描述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21)
考察五四运动以后中国社会发生的惊人变革，可以生动地看到先进文化引领社会发展的现实逻辑：先进文化的选择使中国有了一个正确的发展方向和发展道路，从而避免了大的历史弯路和历史延误。先进文化的选择促进中国先进阶级的优秀代表构建起自己的组织——中国共产党，提供了动员民众和领导革命的组织条件保障，正如毛泽东所说：“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22)先进文化的选择使中国的革命阶级有了正确的思想武装，因而也才能制定正确的社会改造计划和正确的方针政策，引导革命和建设走向成功。如此等等。先进文化选择对中国社会发展的种种推动，在五四运动以后才卓有成效地体现出来，这不仅说明先进文化的选择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更说明：先进文化的选择只有在其核心的意识形态确立起来，并在社会实践中完成了对社会发展道路的正确选择后，才能够真正充分发挥其对社会发展积极能动的引领作用。
结语
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留下重要的历史启迪：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经济发展落后、制度文明滞后等这样一些极为不利于社会进步、不利于现代化推进的背景下，先进文化的引入，可以成为社会变革的先导因素；而五四运动以来的历史更进一步说明，马克思主义先进意识形态的确立和对发展道路的选择是文化引领的核心问题。因为它阐明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指引社会变革的正确道路，最充分和最集中地展现先进文化对社会发展的推动功能。
中国社会发展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道路，为人类的现代化进程增添了辉煌的范例。如果说，在影响社会变革和现代化进程的诸项主要因素中，中国与其他国家相比较，有些什么特别突出和鲜明的东西，那就是：中国学习了先进的文化，并且把握住了先进文化最核心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它既遵循了人类最先进文化的基本原理，也密切地契合于中国社会的现实，因此，对中国社会的变革产生了极为重大的影响。不懂得这一点，就不能够正确地解读当代中国的历史进程。这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特有逻辑，也是当代中国社会意识形态的价值所在！
收稿日期：2009-07-20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85页。
②③［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吴象婴、梁赤民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277、302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2册，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63页。
⑤［英］安格斯·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伍晓鹰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63、262页。
⑥［美］吉尔伯特·罗兹曼：《中国的现代化》，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比较现代化”课题组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47页。
⑦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经济学系《中国近代经济史》编写组：《中国近代经济史》，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238页。
⑧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051页。
⑨［美］雷麦：《外人在华投资》，蒋学楷等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53页。
⑩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8页。
(11)［英］安格斯·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伍晓鹰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60页。
(12)《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0页。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69页。
(14)俞吾金：《意识形态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9页。
(15)［美］迈克尔·罗斯金：《政治科学》，林震等译，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第104页。
(16)魏源：《海国图志》第2卷，《筹海第三·议战》。
(17)《校邠庐抗议·采西学议》。
(18)《劝学篇·外篇·设学第三》。
(19)《严复集》第1册（上），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2页。
(20)《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8-669页。
(21)(22)《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1、15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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